《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艺术与科学的20次碰撞》
【英】伊恩·布拉奇福德；【英】蒂莉·布莱思
▷序言：https://shimo.im/docs/913JMgQb7xiZeaAE/
纵观历史，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被好奇心和探索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渴望所驱动。他们一直想要理解他们的周遭所见和内心所感，为此，他们会观察、记录和改造。有时他们会密切合作，从彼此的实践中汲取灵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带着不同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象世界、与世界互动——这些视角或许是互补的，但由于彼此受到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又充满了冲突甚至是分歧。
本书思考了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这种关系是如何演化和自我表达的。本书探究了科学和技术的独创性如何被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以及创造性的实践如何反过来又刺激了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当艺术家借鉴科学时，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是局限于隐喻和类比，和科学仅有着松散的联系，还是也能为科学家提供可研究的想法和主题？科学家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艺术手法来帮助自己理解世界？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合作可能有时略显隐晦，但也可能是强有力的。
——「序言」
#IMAGINAIRE
【浪漫代时 1750-1850】
艺术家和自然哲学家关注自然世界，研究风景、植物和天空。他们的观察共同创造了世界的理想化版本，这些颇具说服力的概念带来了关于理性、秩序和进步的新思想。这是一个科学讨论、辩论和表演高度活跃的时代。
「第六章 纸上植物｜植物学的艺术」
蓝，幽暗、深邃、美丽的蓝。
——罗伯特·骚塞，1805年
对植物的研究，也就是后来的植物学，一直是一项视觉活动。这涉及的不仅仅是收集标本：要区分两种植物，你需要仔细观察——看玫瑰茎上刺的形状和大小、五片或更多花瓣的颜色、叶子的纹理。要分清一种玫瑰和另一种玫瑰，你需要找出这些特征的细微差别。在19世纪中叶摄影术出现之前，要想传达这样的信息，你必须能够将所见转化为视觉形式。这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你需要准确地测量和描绘，也需要进行解读，呈现出符合视觉规范和期望的图像。你既需要捕捉相似性，也需要捕捉差异性，绘制的图像要既实用又美观。这种探索让更广泛的人群可以以一种社会认可的方式研究自然——包括女性，她们此前大多被排除在了科学活动之外。
博物学包含多方面的活动，从收集贝壳、昆虫标本、植物标本，到研究岩石的历史、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等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些活动才成为独立的学科，包括动物学、昆虫学、植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在此之前，你不需要专注于任何一个领域，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且相互渗透。在早期，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之间的区别较小，称谓不同并不意味着专业度和知识上的差异。许多人对博物学各个领域都感兴趣，不管是蜜蜂还是岩石。查尔斯·达尔文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以专业人士的敬业精神投入到研究中，同时他又完全是一位业余人士，因为没有人为他的研究支付报酬。
因此，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成了英国社会广大阶层的追求：贵族和磨坊工人、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到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逐渐变得专业化，需要特定的工具才能展开研究，人们不确定业余爱好者能做出什么贡献，或者这些贡献能否被科学界所接受。
腊叶标本的问题在于它们太易碎，不便于出行携带，而且无法复制出版。此外，植物样本在干燥后很快就会褪色。因此，要想向广大观众展示鲜活植物的真实面貌，除了绘制素描或油画，别无他法。植物图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多个世纪以前——9世纪到13世纪的许多伊斯兰植物标本集都借鉴了迪纳瓦里（Al-Dinawari）和伊本·朱勒朱勒（Ibn Juljul）等学者的作品，其中包含精美细致的彩色图像。随后，从19世纪中叶开始，摄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是早期的摄影先驱之一，他发现自己这个新的艺术形式可以用于描述植物。他早期的一些摄影实验主题就包括蕨类植物和其他植物样本。塔尔博特最早的再现方式并没有用到照相机或镜头，而只是将压制好的标本直接放在感光纸上——他将这一过程称为“感光制图”（photogenic drawing）。
约瑟夫·李斯特的一份腊叶标本，这是由他和妻子阿格尼丝在1883年游览东欧时收集的植物制成的。
第一个注意到这种方法在系统记录植物方面颇具潜力的人是博物学家和艺术家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安娜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父亲约翰·乔治·奇尔德伦（John George Children）与安娜关系亲密，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也是汉弗莱·戴维的朋友。在父亲的培养下，安娜从小就热爱艺术和科学。1825年，安娜与西印度商人约翰·佩利·阿特金斯（John Pelly Atkins）结婚，阿特金斯与奇尔德伦都是塔尔博特的好友。1839年，塔尔博特首次向奇尔德伦介绍了他新发明的“感光制图”，奇尔德伦热切地和女儿一起尝试制作了图像。遗憾的是，这些实验的结果已经失传。
1858年左右，先锋摄影师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将他的照相蚀刻工艺——照相凹版制版法——应用于蕨类植物。（如图）
不过几年后，天文学家与感光化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利用普鲁士蓝颜料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快速摄影技术，阿特金斯和奇尔德伦很快就对此进行了实验。赫歇尔的发明被称为蓝晒法。这种方法需要将两种化合物（柠檬酸铁铵和铁氰化钾）混合在水中，然后将溶液刷在一张纸上。这种混合物具有感光性，在光线的照射下，表面会变成普鲁士蓝。如果在上面放置一个物体挡住部分表面，就会在浓郁的蓝色背景中留下遮挡物的白色轮廓。这就是“蓝图”一词的由来——这一术语现在通常用来描述技术方案和线条图，而蓝晒法正是广泛应用在这些方面。
1843年，也就是塔尔博特自己的第一本摄影集《自然之笔》（The Pencil of Nature）开始连载的前一年，安娜·阿特金斯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本包含物影照片（指不用相机制作的照片）的书。事实上，整本书包括序言和说明文字，以及样本图像本身，都是用蓝晒法制成的。阿特金斯为这本书制作了五千多幅图片，全部由手工完成。她出于热爱而制作的《英国藻类影集：蓝晒印象》（Photographs of British Algae: Cyanotype Impressions）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是为了给她植物学界的朋友们带来乐趣和启迪。十年后，她与一生的挚友和合作伙伴安娜·迪克森（Anna Dixon，她是简·奥斯汀的远房亲戚）一起制作了另一本蓝晒法摄影集，书名为《英国和外国蕨类植物的蓝晒影集》（Cyanotypes of British and Foreign Ferns）。这些都是有史以来最早印刷、图像也最精美的摄影集。
阿特金斯第一本书的主题——藻类，是植物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在1841年威廉·亨利·哈维（William Henry Harvey）出版了《英国海洋藻类手册》（Manual of British Marine Algae）之后尤其如此。但是，这些微小生物的精准图像很难通过手工绘制。阿特金斯在书的开篇写道：“要准确绘制许多像藻类那样微小的物体非常困难。”她解释说，赫歇尔“美丽的蓝晒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她能够直接用植物本身获得印痕。这些图像在阿特金斯的朋友圈子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喜爱。约翰·赫歇尔的同事、科学家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写道，这些图像“极其简单，结果非常确定，图案非常完美，总体来说非常有趣”——但他又以高人一等的口吻弱化了这番赞美之词，称“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女士们和其他旅行者，虽然他们不能在这个学科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但他们希望获得一个地区的植物的准确图像”。
然而，总体来说，蓝晒图像没有享受到其他摄影类型拥有的地位。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吸引了600万参观者，他们来到海德公园的巨大玻璃屋“水晶宫”，观赏英国的新发明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制成品。现场仅有一个标本来呈现蓝晒法的效果——尽管有许多其他标本表明人们对摄影艺术和摄影科学越来越有兴趣。
安娜·阿特金斯的藻类图像是通过将海藻直接放在相纸上制作的。（如图）
阿特金斯的图像大胆而美丽，再现了各种藻类的复杂细节，还原了体现样本透明度的微妙色调，捕捉了难以绘制的半透明纹理和精细的纤维。这些精准的图像是对植物学的贡献，同时本身就是一件件艺术品。
博物学的各个分支都涉及标本的收集、交换和命名。识别一种新植物需要获取样本，为其命名，并将发现传达给其他研究人员。一切从样本开始。要将植物干燥处理并压在纸片之间，制成所谓的腊叶标本（herbarium sheet）。这些实物记录已经成为植物学的核心——尤其是那些被赋予“模式标本”地位的记录，即用于定义一个植物物种的单独标本。如今，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和邱园（Kew Gardens）、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和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隶属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都收藏了大量腊叶标本，涵盖了目前世界上已确认的许多植物物种。
样本之后就是命名。到19世纪初，许多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采用了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提出的分类体系，也就是用两个拉丁词为一个物种命名。其中第一个词定义了标本所在的属（genus），第二个词定义了亚属或种。例如，欧洲赤松名为Pinus sylvestris（Pinus指“松属”），草甸毛茛是Ranunculus acris。每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都会写在相应的腊叶标本下方。
任何对植物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制作腊叶标本。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是一名推广使用消毒方法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狂热的博物学家。他不仅对植物的药用潜力感兴趣，还热衷于植物本身及其文化和美学意义。李斯特在1883年的东欧之旅中收集了许多样本，然后制成腊叶标本册，并手写标注了每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制作这些腊叶标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李斯特的妻子阿格尼丝（Agnes）完成的，她与李斯特一起收集样本、处理样本并书写标签。阿格尼丝还协助丈夫的医疗工作，为他的出版物绘制解剖图，并在他进行消毒剂实验时担任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