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科比尔打定了主意，准备服从内心的一股力量。况且，此时此刻他已经不能往前走或往后退。他的小推车的轮子不幸被一辆牛奶车的轮子给绊住了。
他扯着鸭舌帽下的头发，大喊大叫起来：
“我已经跟您说过我在等我的菜钱！真是糟糕！真是倒霉透顶！真他妈的该死！”
这些话里流露出来的绝望远远超过反抗，64号警察却认定自己遭到了侮辱。在他看来，所有的辱骂必须具有“母牛去死”这一传统的、固定的、约定俗成的、典礼仪式甚至可以说是礼拜仪式般的格式。在这个格式下面，他出于本能把这名轻罪犯人的话收进耳朵里，使它们在耳朵里凝固。
“啊！你骂我‘母牛去死’，很好。跟我来。”
陷入极度惊愕和困惑中的克兰科比尔，用他那双被阳光晒黑的大眼睛望着64号警察，双臂交叉地放在蓝布罩衫上，颤抖、微弱的声音一会儿从他的头顶钻出来，一会儿又从他的脚后跟冒出来：
“我说过‘母牛去死’？我吗？……噢！”

勒梅尔律师原来确实担任过预备役中尉。他也是老奥德里耶特街区的民主主义党派的候选人。
他继续往下说：
“我当然不会否认治安警察日复一日为勇敢的巴黎人民所做的微不足道但难能可贵的贡献。如果我从克兰科比尔身上发现他是一个辱骂过老兵的人，先生们，我是不会答应在你们面前为他辩护的。有人指控我的委托人说过‘母牛去死’！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你们翻阅《俚语词典》，你们会看到：‘母牛般的人：不怀好意、懒惰成性、游手好闲，像母牛一样懒懒地躺着不干活’；‘母牛：警察局的眼线密探’。‘母牛去死’这句话在某些群体中的确说得通。但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克兰科比尔是怎么说这句话的？甚至他说过这句话没有？先生们，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克兰科比尔被押着经过法院那些长长的、阴森的廊道，感到自己无比渴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他朝押送他的巴黎治安警察转过身去，连叫了三声：
“长官！……长官！嗯？长官！……”
他嗟叹道：
“要是在半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会发生眼下这码子事，我绝对不敢相信！……”
然后，他转念一想：
“他们讲得也太快了，这些先生。他们说得真好，但说得太快了，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长官，您不认为他们讲得太快了吗？”
但这名警察只顾往前走，既不回答他，也不回头。
克兰科比尔问他：
“您为什么不回答我？”
警察依旧缄默不语。克兰科比尔无限悲伤地对他说道：
“别人跟狗还好好说话呢。您为何不跟我说话？您总不开口，您难道不担心嘴巴变臭吗？”

不应相信一个人的证词：只有一个证人，等于一个证人也没有。但一个号码是值得信任的。从钦托山来的巴斯蒂安·马特拉是有可能犯错误的，但64号警察，撇开他的人的本性不谈，那他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一个实体。这种实体身上绝不存在人所具有的使人困惑、堕落、遭受愚弄的东西。它是纯粹的、不会变质的、没有杂质的。因此法庭毫不犹豫地摈弃了大卫·马蒂厄医生的证词而接受了64号警察的证词，因为马蒂厄医生只是一个人，而64号警察则是一个纯粹的概念，仿佛照耀法庭的一道天主的灵光。

当作证的人身佩军刀，应该听军刀说话，而不是人。人是可以忽略的，而且人是有可能出错的。军刀却绝非如此，它总是对的。布利希庭长深入地领悟了法的精神。社会建立在权力之上，权力应该受到尊敬，因为它是社会赖以存在的、令人敬畏的基础。司法机关是行使权力的部门。布利希庭长知道64号警察是王权的一小部分。王权就体现在它的每一位官员身上。损毁64号警察的权威，等于削弱国家的权力。吃掉朝鲜蓟的一片叶子，就等于吃掉整株朝鲜蓟，波舒哀用他那崇高的语言就是这么说的。

“一个国家所有的剑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当它们刀锋相对时，就会颠覆共和国。这就是依据64号警察的证词将被告克兰科比尔公正地判处了十五天监禁和五十法郎罚金的原因。我仿佛听见布利希庭长亲口解释激发他做出判决的、那些崇高而美妙的理由。我仿佛听见他说：
“‘我依照64号警察的证词来判决这个人，因为64号警察是警察力量的一分子。为了证明我的明智，你们只要想象一下我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你们就会看见那是多么的荒唐。因为，假如我做出反对权力的判决，我的判决就不会被执行。先生们，请注意，法官们只有在权力的支持下才能得到人们的服从。没有警察，法官只能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幻想家。如果我判一名警察有错，那我就会殃及自身。而且法的精神也反对这么做。解除强者的武器、武装弱者，就是改变社会秩序，而我的使命是维护它。司法是对既定的不公的认可。谁见过它与征服者作对，与篡位者唱反调？当一个不合法政权建立时，司法只需承认这一政权，使它变得合法。一切都只是做做样子，在犯罪与无辜之间只有一张印花公文纸的厚度。

一个人循规蹈矩，他就会被看成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总是把那些与别人行为一致的人称为正派人。

克兰科比尔被重新带回监狱，坐在那条被固定住的凳子上，心里充满惊奇和赞叹。他自己并不清楚那些法官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法庭用庄严的外表向他掩饰了其内在的缺点。他不可能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反对法官的判决，他连自己被判刑的理由都没能听懂，所以他无法想象在这种漂亮的仪式里会有什么事情不妥当。因为，他既没有去做过弥撒，也没去过爱丽舍宫，他这一辈子还从没见过能跟轻罪法庭的审判同样壮观的场面。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喊过“母牛去死”，而他因喊过这句话而被判处十五天监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庄严的奥秘，是一个宗教信徒们虔信但并不理解的信条，是一个晦涩难懂、璀璨夺目、令人赞叹却又会让人恐惧的神启。
这位可怜的老人招认自己因为神秘地冒犯了64号警察而犯有罪行，正如一个小男孩上教理课时承认自己犯有夏娃的原罪一样。法庭的判决告诉他，他喊过“母牛去死”，所以，他喊“母牛去死”的方式很神秘，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他被带到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里。他的判决书即是他的《启示录》。

克兰科比尔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推着车子在蒙马特大街上叫卖：“卷心菜！萝卜！胡萝卜！”他对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既不觉得光荣，也不感到丢脸。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沉痛的记忆。在他的心中，那就像是看戏、旅行和做梦一样。他觉得特别满足的是，他又能行走在城里满是泥泞的石板路上，能看见头顶上湿漉漉的、像阴沟水一样肮脏的天空，他所在的这座城市的美妙的天空。他每到一个路口都要停下来喝上一杯；而后，他感到自由，感到心情舒畅，朝手心里啐口唾沫，润一润满是老茧的手掌，抓起车把，推着车子上路。在他的前面，那些像他一样早早就起来、在人行道上觅食的可怜的麻雀在他那熟悉的“卷心菜、萝卜、胡萝卜”的叫卖声中纷纷飞走。一位年老的家庭主妇走过来，边挑芹菜边问他：
“克兰科比尔老爹，你到底出什么事了？有三个星期没见到你了。你病了吗？你的脸色有些苍白。”
“告诉你吧，马约希太太，我放了几天假。”

最糟糕的是，她并不是唯一视他为败类的人。再也没有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了，面包店老板娘、库安特罗夫人、“守护天使”鞋店的巴亚尔太太，全都像洛尔太太一样，鄙视他，排斥他。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能怎么样呢！
唉！就因为一个人在牢里蹲过十五天，他连卖韭葱都不配了吗！这公正吗？一个诚实的人，因为他同警察有过一些过节，就要让他活活地饿死，这天理何在？如果他再也不能卖菜，那他只有等死了。
就像酿坏了的葡萄酒一样，他变得尖酸、乖戾起来。在跟洛尔太太发生“口角”之后，他开始同所有的人吵。为了一点点小事，他就毫不留情地揭她们的短，请你们相信我说的，他真的是毫不留情。如果她们买菜时挑拣时间稍长一点，他就当着她们的面，骂她们是小气鬼、穷光蛋。他在小酒店里也是这样，辱骂那些酒友。那个卖栗子的商贩本是他的朋友，现在却认不出他了，声称这个该死的克兰科比尔老爹已经变成一只真正的刺猬。

他摇着头，嗟叹道：
“是的！我已经没有了从前的勇气。我是完了。瓦罐不离井边碎，瓦罐从井里打水，总会碎在井边。况且，自从吃了那场官司，我的性格也变了。我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不是了！”
最后，他彻底垮了。一个人到了这种境况，可以说是一个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的人。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会在他身上踩上一脚。

大街上冷冷清清的。一名治安警察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堂边的人行道上的一盏煤气灯下，可以看见灯火周围跳跃着棕红色的细雨。警察穿着连风帽斗篷，任凭雨水打在身上，好像是冻僵了，不过，也可能因为他喜欢黑暗中的灯光，也许他走累了，他定定地站在灯杆下面，说不准把它当作伙伴和朋友了呢。这颤动的火光是他在夜晚里唯一的倾诉对象。他一动不动，完全不像一个人；他那双靴子倒映在湖水一般的湿漉漉的人行道上，使他的下半身拉长了，远远看去，他犹如从水里露出半截身子的两栖巨兽。走近一看，他头戴风帽，全副武装，看上去既像修道士又像军人。他那胖胖的脸部轮廓在斗篷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宽大，脸部表情显得平静而忧郁。他的大胡子很浓密，很短，呈灰色。这是个老警察，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克兰科比尔悄悄地走到他身边，用犹豫的、微弱的声音对他说：
“母牛去死！”
说完，他等待警察对这句惯用语的反应。但这句话没有引起反应。警察依然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两手交叉着放在短大衣里面。他的双目圆睁，在黑暗中闪着光，他用忧郁、警觉和鄙夷的眼光看着克兰科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