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导演兼作曲家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一收到他的恐怖电影《万圣节》的初剪版，就立刻为电影公司的一位高管安排看片会。不过这个初剪版没加配乐，这位女士看了无动于衷。卡朋特明白，要让电影发挥潜力，他还得做些工作。他跟着谱写了配乐，以高超的手法震慑了观影者。其中他称为“牛刺”（cattle-prod）的突然音效自然是手法之一，但这份乐谱的天才之处还在于它那不规则的拍子，是令人不安的5/4拍。音乐在撕咬中迫近，急切地催促听众，接着调性陡变，又将听众一下子掀翻。钢琴弹出的小调阴森森的，伴随着和弦一路向下，预示剧情将滑入混沌的噩梦之中。这一版配乐效果奇佳，它营造出紧张感，将我们拖拽进恐怖的氛围。那个年代的另一部名片《大白鲨》也有相似的效应，不过它只用了两个主要音符。它的配乐起初安静缓慢，是一个不祥动机，而后，速度和音量随白鲨的逼近一齐增强，仿佛音乐上的多普勒效应，带给观众急迫感和畏死情绪。对于这类电影，配乐不是附属品，而是我们与片子产生情绪联结的核心。
声音有一种近乎独特的能力：能深入我们的情绪。如我们所见，它能激发恐惧，但它同样能唤起许多别的感受。雨水落在窗子上的啪嗒声使人放松，只要我们是待在舒适干燥的室内，也没有出门直面风雨的打算。类似地，轻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也使人平静安闲。声音的重要性没有被商家忽视。比如汽车厂家就很在意引擎的声响，他们调试引擎，使之发出顾客最满意的颤声，甚至要确保车门关闭时也会发出顾客认为悦耳的“砰”声。广受喜爱或厌恶的声音往往会勾起强烈而一致的联想。汽车喇叭的哔哔声令人想起郁闷的通勤之路和堵塞的车流。手机铃声同样使人心惊肉跳，它打断我们的思维，提醒我们现代通信会突如其来将我们捆绑。
响亮而意外的声音总会吓到我们。数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堪称最为戏剧性的例子，当时我和研究团队一起去考察一间新的实验室。其中一人名叫泰迪，他似乎心不在焉，另一名成员莉丝就悄悄从后面过去，把一只橡胶龙虾举到他耳边，轻轻一按，发出一声尖啸。效果相当夸张：泰迪仿佛被剪断了提线的木偶，径直倒下了。我想莉丝原本只想吓他一跳，并不是要让他瘫成一团。不过泰迪的反应虽然有点过激，却也是人人都有的倾向。任何突如其来的声响，尤其是八九十分贝以上，相当于大卡车呼啸而过的那些，都可能将人吓瘫。这是我们演化出来避免危险的招数：当危险来临，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还常常伏低身子，这两样都是本能反应，旨在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有些声音就是会折磨我们，这些声音往往有些共性。首先，它们会从背景中凸显出来。比如你在嘈杂的白天不会听见一只龙头滴水，可是到了万籁俱寂的夜间，那滴答声就非常明显。其次，这些声音会反复出现，速度一般较慢，往往还不太规则。糟糕的是，虽然原因并不清楚，可一旦把注意投射过去，人的心思就会被这些声音全部占据。我们基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此也做不了什么来改善处境。想要睡上一会儿的人，会去听点什么来隔开入侵的声音，比如音乐、自然中的声响，或者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听听迷人的经济学讲座。可你要是这么做，我就得提醒你：虽然有证据显示这些方法确实能令你更快入睡，但同样有证据显示，如果在你睡着后这些声音仍在播放，它们的听觉刺激就会破坏你的睡眠模式。还有一个办法是戴降噪耳机。它的原理是用一支外部话筒测量你周围的环境声。有了这个信息，它就能在耳机中发出正好与环境声相抵消的声波，实现降低声音振幅的效果。
对许多人而言，上述入侵性的声音只是小事。它们的存在虽然烦人，但不会占据全部心神。但根据几项估算，大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会对特定的噪声有更深切的反应，整个生活都被这些噪声摧残，这种反应叫“恐音症”（misophonia）。这些人听见噪声时，不仅仅是感到恼怒，还会肾上腺素飙升，心怦怦直跳，原始的生存本能会占据身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逃跑。恐音症的常见诱因包括咀嚼声、鼾声、敲击声等，患者听到这些便感觉自己仿佛正遭受攻击。恐音症的源头是脑中一个名为“岛叶”的区域，其功能是将感觉体验与感觉输入相融合。恐音症患者的岛叶一是过度活跃，二是与其他脑区的连接比较特殊，与正常人稍有不同。虽然在我们这些有幸未患上恐音症的人看来，这些症状无非是患者在大惊小怪，但这是一种真实的困境，有神经病学基础。除了戴上耳机，我们也没什么有效手段来应对它，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一见你吃东西就开始听播客，可别觉得是在针对你。

“蚊吶系统”（The Mosquito）则是采用更为广泛的声学震慑例证，这套装置利用人类感觉生理的一个特性来对付社会上的特定人群。随着年岁增长，我们的听觉范围会如退潮一般衰减。过了20岁，我们大约每天会丧失1赫兹听力；我们在20岁时，听力峰值可达2万赫兹左右，而到50多岁时，基本就听不见1万赫兹以上的声音了。蚊呐系统的厂家正利用了这一现象。青少年常会在一些地方闲晃，做些小年轻才爱做的事，在这些地方就可以部署蚊呐装置令他们难受。围绕这种声学武器产生了一些完全合理的争论，但拥护者很快为它辩解，说它不会造成长久伤害。

里基·约德尔科（Rikki Jodelko）是德文郡的一个男孩，近视没有妨碍他骑着自行车在狭窄的街道上飞驰。然而随着年龄增加，他的视力急剧下降，到20岁出头时，他已经只看得见闪烁的光斑了。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发生了这样根本的变化，里基只能被迫适应以求维系自理能力。和许多视觉受损或眼盲的人一样，他变得更加倚靠其他感官，尤其是听觉。到如今，里基已经学会了用声波被环境物体阻断或反弹所形成的“声影”辨认方位。虽然他坚称自己的听力并不出众，但他毕竟重新配置了对听觉的运用，他练出了对声景（soundscape）的敏感（大多视力正常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也具备这种能力），还在心里绘出了一幅环境地图。他在一次去爱尔兰访友途中展现了这方面技能。一次乡间散步时，朋友的儿子想领教一下他的超强听力。孩子一动不动地静立在一片田中，要里基找到自己。里基利用男孩身体投下的声影，轻易找到了他。虽然里基的听觉可能是在他失明后才加强的，但他坚称这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技能，只是视觉正常的人还未掌握它罢了。

在平常的密闭空间里，你不会注意到那些混响和轻微的回声，而在隔音室内，你却能明明白白感到它们不存在。不过我的耳朵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种微弱的嗡嗡声，起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说不出它的来源，后来读到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追求无声而不得的故事，我才恍然大悟。
1952年，凯奇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你可以认为它是一次任性的恶作剧，也可以认为那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概念。这首作品叫《4分33秒》，其特殊之处在于它要求演奏者什么都不做。有时人们说它只是4分半钟的静默，但其实“静默”和“无声”之间大有区别。凯奇自己是在一年前发现这一区别的，当时他去体验了一间没有回声的消音室。这种房间一般用来测试科技设备，代表了隔音技术的最高成就。一个格外安静的房间，比如一间图书馆，也可能有微弱的背景噪声，分贝数大约二三十。和它们相比，专业级的消音室还要安静10倍左右，甚至可能在分贝仪上测出负数。饶是如此，凯奇依然没有找到他所追求的无声境界，他意识到，人体竟会发出这么多响声，其中有些声音明显，像是心跳和呼吸，也有比较隐蔽的，像血液循环的缓缓细声，或是听神经自行低水平发放时的嗡嗡声。不过凯奇一点没有气馁，反而受到了启发。他要在这首《4分33秒》中灌注的不是彻底的无声，而是一段反省式的平静。他没有谱写一段音乐给观众听，而是鼓励他们聆听周围常被忽略的细微声响。虽然凯奇常因《4分33秒》受到抨击，但他还是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一如凯奇的发现，我们绝不可能将声音彻底从生活中排除。我们周围的空气不停地受压力波的扰动，单从这些简单的波动出发，就可以产生极为丰富的声学体验。“听”这个动作处于人类语言和音乐的核心，而声音和情绪的密切联系，意味着声音能调动我们最深的感受。能够在言谈中生产出近乎无限的声音组合，这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能够表达最深的想法和感受。有人将语言描述为人类所有性状中最根本的一种，说它比任何其他性状都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语言推动人类的演化，使我们适应新环境，也构成人类文化的根基，它最终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大路，创造了如今灿烂的文明。

即使听到的是陌生语言，我们的口头交流中也内置了容易提取的信息，告诉我们说话人在表达何种感受。一个营地老板就算用法语冲我们咆哮，我们也可以相当确定他正在因为某件事情发脾气，而他或许也能凭直觉感到我们对他这番愤怒的不解。有研究者检验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能否根据一段说话录音辨别某人的感受，结果显示，即便那人用了我们听不懂的陌生语言，我们仍可以准确辨别所谓的“基本情绪”：愤怒、恐惧、厌恶、高兴、悲伤和吃惊。人的听皮层对愤怒特别敏感。无论对方说了什么，只要是用愤怒的语调说出，都会引起我们脑活动的显著增加。这进而为我们预告了一个可能存在威胁的情境，使我们心跳加速、准备迎接冲突。而在听到其他口吻，比如快乐、成就和释然时，我们凭直觉体会情绪的能力会有所降低。不过总的来讲，我们仍很擅长不通过语义辨别声音中的感受。
同样，我们也很善于将面部表情与情绪相匹配。这一点看似理所当然，于是鲜有人花时间去思考。但如果得知黑猩猩在这方面与我们有相当的重合，也会用表情传达内心状态，你就有些惊讶了吧。这意味着我们和关系最近的灵长类亲属，都一样用嗓音和表情传达基本情绪，那么这种才能就是早已有之的。不仅如此，对于人声及其中流露的感受，我们在人生的很早阶段就有反应。婴儿在眼睛还无法看见时，就能从听见的人声中捕捉到潜藏的情绪。就连胎儿也会响应母亲的嗓音，到接近足月时，他们一听见母亲出声朗读，就会在短短几秒之内出现放松的迹象。我们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却也需要时间来发展成熟。不过在习得词语前很久，我们就有一种凭直觉从别人的嗓音里听出情绪的天赋了。

一切声音都是短暂的现象，像河流般淌过我们的意识。

2017年，莫妮卡·加利亚诺（Monica Gagliano）和西澳大学的同事在几只倒Y形的花盆里栽了几株豌豆苗。豌豆的茎叶从Y的那一竖里向天空生长，根系则向下延伸，由于管道分岔，豌豆只能向左或向右生根。正常情况下，面对选择，豌豆会以相同的力度向两侧生长根系，而当一侧有水时，它会径直向那侧生根。植物一般是根据土壤的干湿寻找水源的，但加利亚诺证明，湿度探测不是它们运用的唯一感觉。她在一侧下方的土壤中埋入聚氯乙烯（PVC）管，并向其中泵水。虽然PVC管里的水丝毫没有注入土壤，也没有改变土壤温度，但豌豆仍在水声的诱惑下，穿透土壤把根长了过去。
汩汩的流水不是植物看重的唯一声音。不同的昆虫也可能为它们送去福音或诅咒。须弥芥能感到毛虫咀嚼叶片的振动。对许多植物而言，附近出现这种蝴蝶幼徒都是噩耗，但在得到一点警示后，它们至少可以加强防御。须弥芥植株一旦觉察到危险，就会合成毛虫觉得难吃的化学物质并注满叶片。惊人的是，植物似乎能够分辨食叶虫的咀嚼声和其他声音，比如风吹叶片的窸窣声，虽然两者可能十分相似。也有一些昆虫会得到植物的全心接纳，比如依赖蜜蜂授粉的植物对待蜜蜂。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花朵引诱昆虫来授粉，是此类植物生存策略的关键一环。比如月见草，在觉察周围有蜜蜂嗡嗡飞舞时，就会让自己的花蜜变甜——和须弥芥一样，它也能分辨声音是来自蜜蜂还是其他飞虫。当然，这些植物没有一种长了耳朵，也没有类似人脑那样的感觉加工器官。它们有的只是对振动极为敏感的叶和花。有一件事说来有趣：植物拥有的一些基因，竟也参与了人类的听觉。这虽然不等于它们也有听觉，但至少说明，我们和植物的感觉装置包含了一些共同元素，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对于声音或者说振动的敏感。

蚯蚓没有耳朵，但有原始的听力。查尔斯·达尔文在凭《物种起源》成名之前很久就研究过它们，晚年又浪子回头似的重回它们身边。他发现这些低调的地下生物在改造环境方面作用非凡，于是下定决心要增进对它们的了解。他对蚯蚓的研究十分广泛，比如他发现蚯蚓不喜奶酪，却偏爱胡萝卜——如果你打算请一条蚯蚓来共度周末，这可说是有用的知识。他甚至算出，在他的宅子，即离伦敦不远的“唐屋”（Down House）周围，每平方米泥土中有约13条蚯蚓。不过他真正做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还是对蚯蚓感觉的研究。他将几千条蚯蚓抓进屋子，养在台球桌上的几个花盆里，好能凑近它们仔细观察。接着他的想象力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用提灯照它们，让女儿对它们大声喊叫，让儿子对它们吹巴松管；他还对它们喷吐香烟，甚至放了几个小焰火吸引它们注意。结果这些蚯蚓除了不喜欢光照之外，始终保持乐观。
然而当他将花盆放到钢琴上并开始弹钢琴时，蚯蚓的淡定消失了。这时的它们，用他的话说“就像兔子窜进地洞”。它们在钢琴和台球桌上的不同反应，关键在于振动。钢琴上的蚯蚓能够清楚感觉到钢琴的混响，并做出相应行动。在美国，就有一群人专门利用蚯蚓的这种敏感性，人称“吼虫师”（worm growler）。我来解释一下：这些吼虫师会在地里钉进一根木桩，再用一片叫“啸铁”（rooping iron）的金属摩擦它。木桩的振动在地底生成一片可怕的杂音，蚯蚓于是纷纷逃上地面，进而被抓住当鱼饵。世界其他地方的渔民也采取相似的手段，用各种声音将蚯蚓哄上地面。经常有人宣称蚯蚓这么做是因为那声音模拟了雨打地面的啪嗒声，它们是害怕淹死才逃上来。但其实，蚯蚓溺死的危险很小，即使头顶有积水也没事。它们有这种反应，还是因为那声音模拟了地下的猎食者，比如鼹鼠。当捕猎者在地下肆意挖掘，蚯蚓就会逃到地面，而鼹鼠不太可能跟着到地面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