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刘易斯·卡罗尔到斯多亚学派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具有一切可让当前读者喜爱的要点:儿童读物,毋宁说是小女孩读物;壮丽奇特的秘传词;填字谜格子、编码和解码;图画和照片;深度精神分析的内容,典范的、合乎逻辑的和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当前快乐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即意义(sens)与无意义(non-sens)的游戏、混沌-宇宙。但语言与无意识的婚礼已经以如此多的方式被结成、被庆祝,以至于有必要探索下列问题:在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中,这些婚礼确切地说是什么?它们与什么重新建立起联系?由于他,它们在他的作品中庆祝了什么?
我阐述那些形成意义理论的悖论系列。意义理论与悖论不可分,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意义是非实存的实体,意义甚至与无意义具有极其特殊的关系。刘易斯·卡罗尔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第一次对意义的各种悖论进行了重要解释、重要演示——时而汇集它们,时而更新它们,时而发明它们,时而调制它们。斯多亚学派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他们是哲学家新形象的倡导者,他们与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和柏拉图主义决裂;而且这种新形象已经与意义理论的悖论性建构息息相关。因此,与每个系列相对应的是那些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拓扑的和合乎逻辑的图形。像在纯粹的表面上一样,某个图形上的某些点在系列中诉诸其他图形上的其他一些点:整个问题星丛,伴有相应的掷骰子、故事和场所,复杂的场所,“错综复杂的故事”。这本书尝试着阐释一部合乎逻辑的、精神分析式的小说。
在附录部分,我附上了已经发表的五篇文章。我收录时虽对它们进行了修订,但它们的主题保持不变,而且还阐发了前述系列中只是简要被指出的某些要点(我每次都通过脚注来指明这种联系)。这些文章是:1.《颠倒柏拉图主义》(Renverser le platonisme),载《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de morale),1967年;2.《卢克莱修与自然主义》(Lucrèce et le naturalisme),载《哲学研究》(Études philosophiques),1961年;3.《克罗索夫斯基与身体-语言》(Klossowski et les corps-langage),载《批评》(Critique),1965年;4.《他人理论》(米歇尔·图尼埃)(Une théorie d'autrui[Michel Tournier]),载《批评》(Critique),1967年;5.《左拉著作<人兽>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Bête humainede Zola),Cercle du livre Précieux出版社,1967年。我感谢这次欣然同意再版这些文章的编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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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拟像与古代哲学
▷幻想与现代文学

在《政治家篇》中,第一个定义被谈到:政治家是人民的牧者。然而,各种竞争者出现了,医生、商人、农夫争着说:“人民的牧者就是我。”在《斐德若篇》中,问题在于界定迷狂(délire),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区分理由充分的迷狂或真正的爱。即便如此,很多追求者还一再涌现,他们抢着说:“受启者、爱恋者是我”。因此,划分的目的根本不是把一个属划分为不同的种,而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遴选不同的派系:区分不同的追求者,区分纯粹与不纯粹、本真与非本真。由此就有了把划分比作试金石的固定隐喻。柏拉图主义是哲学上的《奥德赛》:柏拉图的辩证法既不是矛盾的辩证法也不是对立的辩证法,而是竞争的辩证法、竞争者或追求者的辩证法。划分的本质不是在广度上出现在一个属的不同种的规定之中,而是在深度上出现在派系的选择之中。要挑选种种要求,把真追求者与假追求者区分出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柏拉图再次以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展开论述。因为,当划分最终触及这一真正的挑选任务时,所发生的一切就好似划分放弃去实现这一任务,而且划分被神话所接替。由此,在《斐德若篇》中,灵魂转世的神话似乎中断了划分的努力;同样,在《政治家篇》中,古代神话亦是如此。对回避或放弃的这一显像是划分的第二个陷阱,是它的第二个反讽。因为,实际上,神话没有中断任何东西;它反而是划分本身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划分的本义是超越神话与辩证法的二元性,是把辩证法的力量与神话的力量聚于己身。因其始终是循环的结构,所以神话的确是关于基础的叙述。正是神话使一种原型得以建立起来,据此能够评判不同的追求者。应该被赋予根据的,的确始终是一种要求。正是追求者求助于一种根据,而且追求者的要求被评判为根据充分或根据不足、没有根据。由此,转世神话在《斐德若篇》中呈现了灵魂在投胎之前能够看到的理念:因此,转世神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遴选标准,据此充分的迷狂或真正的爱属于那些见多识广的灵魂,后者具有很多昏睡的但可唤醒的回忆——肉欲的、健忘的与短视的灵魂反而像假追求者一样被揭露。这在《政治家篇》中亦是如此:转世神话显示出政治家是“人民的牧者”这一定义从字面上讲只适合古代神;然而,一个遴选标准从中被抽离出来,根据这一标准,城邦里有差异的人不均等地分有神话的原型。总之,选择性的分有与遴选方法的问题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说拟像是摹本的摹本、被无限贬黜的图像、无限松弛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就转到本质性的方面:拟像与摹本之间的本性差异,它们形成划分的两半所经由的方面。摹本是一种具有相似性的影像,拟像是一种不具有相似性的影像。教理书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启发,使我们熟悉这一观念:上帝根据自身的影像与相似性来造人,但因为原罪,人在保留影像的同时却失去相似性。我们变成了拟像,我们为了进入审美生存而失去伦理生存。教理书的评注大大强调拟像的魔性特征。这无疑还产生了相似性的效应;然而这是一种整体的、完全外部的效应,并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产生这种效应,而这些方式完全不同于那些在原型中起作用的方式。拟像基于歧异性、差异被建立,它使非类似性内在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不再能相关于那成为摹本的必要条件的原型来界定拟像,即摹本的相似性所源自的相同(Même)的原型。如若拟像还有原型,那是另一种原型,是相异(Autre)的原型,由之产生内在化的非相似性。

美学遭受着一种撕裂的二元性的痛苦。一方面,它是指作为可能经验之形式的感性理论;另一方面,它是指作为实在经验之反思的艺术理论。为了两种意义相互连接,应该是经验的诸条件本身一般会变成实在经验的诸条件;从艺术作品方面来看,它因此确实显现为实验。例如,众所周知,某些文学方法(其他艺术也一样)可以同时讲述几个故事。这无疑是现代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问题决不在于一个被假定是相同的故事的不同视角;因为视角依然屈从于收敛法则。问题反而在于不同的和发散的故事,好像一道绝对清楚的风景对应着每个视角。当然,发散系列在其是发散的范围内存在着统一性,但正是一直离心的混沌与伟大作品合二为一。这一不具有形式的混沌,好比《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大写字母,并不是任何混沌:它是肯定的力量,也就是肯定所有异质系列的力量,它使得所有系列在它自身之中“变得复杂”(由此产生了乔伊斯像复杂[complicatio]的理论家一样针对布鲁诺的兴趣)。在这些根本系列之间产生了一种内部共振;这些共振促使一种超出系列本身的被迫运动。当拟像中断链条并上升到表面时,所有这些特征都是拟像的特征:拟像因此肯定了它的幻象力量、被抑制的力量。人们回想起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幻象如何从至少两个系列引起,一个系列是幼儿期的,一个系列是后青春期的。与幻象相联系的情感负荷通过拟像所承载的内部共振得到解释,有关死亡、生命的中断或解体的印象则通过那导致它们的被迫运动的振幅得到解释。这样就把实在经验的诸条件与艺术作品的诸结构联系起来:系列的发散、圆的去中心、包含它们的混沌的建构、内部共振与振幅运动、拟像的侵犯。

永恒回归的秘密是它从不表达一种与混沌相对的、使它服从的秩序。相反,永恒回归仅仅是混沌,是肯定混沌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乔伊斯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当他指出循环的罪恶不能影响“混沌界”并使之旋转的时候。永恒回归以任何其他东西(它自己的混沌-漂泊)来取代再现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永恒回归与拟像之间存在着如此深刻的联系,以至一方只有通过另一方来理解。回归的,是作为发散的发散系列,就是说,每个系列都在其改变与所有其他系列之间的差异的范围内,且所有系列都在它们在无始无终的混沌中使它们的差异复杂化的范围内。对于始终是去中心的中心而言,永恒回归的圆是一种始终是离心的圆。克罗索夫斯基正确地谈及到永恒回归,认为永恒回归是“学说的拟像”(un simulacre de doc trine):它就是“存在”,但只有当“存在者”(étant)就其本身而言是拟像的时候。拟像运作,以致相似性必然被后投在它的基本系列上,而且同一性必然被投射在被迫运动上。因此,永恒回归的确是相同与类似,不过只要被拟仿,它们就被拟仿、拟像的运行(强力意志)所产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永恒回归才颠倒再现,它才摧毁图像:它没有预设相同与类似,不过反而建构了有差异的东西的唯一的相同、不成对的东西的唯一的相似性。对于所有拟像而言,它是独特的幻象(对于所有存在者而言就是存在)。它是肯定发散与去中心的力量。它使之成为最高肯定的对象。正是在假追求者的力量下,它才使所是的东西通过、再通过。因此,它不会使整体回归。它还是遴选性的,它制造差异,但完全不是以柏拉图的方式进行。它所遴选的是与遴选相对立的所有方法。它所排除的,它没有使之回归的,是预设相同与类似的东西,是想纠正发散、把圆拉回中心或赋序混沌、提供原型与制造摹本的东西。尽管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如此漫长,但柏拉图主义只此一次就到来了,苏格拉底也无可奈何。因为相同与类似只要不再被拟仿就变成单纯的错觉。

自然应该被视作多样物与多样产生的原理。但多样物产生的原理只有在它没有把它自己的元素聚集成一个整体时才有意义。人们将不会将这一要求看作一种禁锢(cercle),好像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多样物的原理本身应该是多样的。伊壁鸠鲁的主题与之完全不同:作为多样物产生的自然只能是一个无限和,就是说,是一种没有将它自己的诸要素加总的和。没有能够同时包含自然的所有元素的组合,也没有独一的世界或总体的宇宙。自然不是对一、存在或整体的规定。自然不是集合的,而是分配的;自然法则(自然契约[foedera naturai],与所谓的命运契约[foedera fati]相对立)分配着未被加总的诸部分。自然不是归属的,而是连接的:自然不是用“是”(est)而是用“与”(et)表达自身。这个(ceci)与那个(cela):相继与交错、相似与差异、吸引与干扰、微差与唐突。自然是完全由充实与虚空构成的舞台檐幕;它由充实与虚空、存在与非存在构成,其中这两者中的每一个都在限制另一个时将自身设定为不受限制的。不可分之物的添加时而类似,时而有差异,自然的确是总和,但不是整体。与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一起开始的是哲学上的多元论的真正的高贵行为。我们将不会认识到在对某种维纳斯-自然的赞美与这种自然哲学所必需的多元论之间的矛盾。自然的确是力量,不过是事物借其名义逐个地(une àune)实存的力量,没有可能在一种组合中同时(toutes àlafois)将事物重新聚集起来和统一起来,这一组合完全符合自然,而且一度(en unfois)表达了自然的全部。卢克莱修之所以批评伊壁鸠鲁的前辈们,乃因为他们相信存在、一与整体。这些概念是精神的怪癖、对命运相信的思辨形式、虚假哲学的神学形式。

伊壁鸠鲁的前辈们把原理混同于一或整体。但是,如果一不是某个易变质的和易腐化的对象——人们任意地将其视作与所有其他对象相隔离的,那么一是什么?如果不是某个有限的组合,它充满着漏洞,人们任意地相信它汇集了总和的所有元素,那么什么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并不理解多样物及其产生。只有假定任何东西都能产生于任何东西,因此某种东西能够产生于虚无,多样物才被从一开始孕育。多样物被孕育从整体开始孕育,只有假定形成这一整体的诸元素是能够在彼此之中相互转化的对立物:另外的说法是一个事物随着改变性质而产生另一事物,而且某种事物产生于虚无。因为反自然哲学的哲学家们不想考虑虚空,即包含一切的虚空。他们所谈论的存在、一、整体始终是人为的和不自然的,始终是易变质的、易挥发的、多孔隙的、易破碎的或易断的。他们更喜欢说“存在即虚无”,而不是承认:有存在物与有虚空,虚空之中有单纯存在物与复合存在物中有虚空。哲学家们用同一物或矛盾物(经常是两者同时)取代多样物的多样性。既不是同一性也不是矛盾,而是相似性与差异、合成与分解,“不同的联结、重量、撞击、冲突、运动,事物永远借以生存的这些东西”。协调与析取,这就是事物的自然。

时间本身据称与运动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关于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来谈论思维的时间,相关于我们能感知到的运动影像来谈论可感的时间,或者这种运动影像使我们感知原子复合物的质性。而且我们相关于作为原子运动之规定的偏斜来谈论一种比可思时间的最小值更短的时间;我们相关于作为影像的构成成分的拟像来谈论一种比可感时间的最小值更短的时间(对于这些构成成分而言,甚至有速捷的微分秩序,因为深层的挥发物并不比表面的拟像更快,而且表面的拟像也不比第三种幻象更快)。也许运动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由与属性或特性(合取[conjuncta])相对立的诸“事件”(eventa,伊壁鸠鲁称之为症状[symptômes])构成,以至于时间必须被说成是诸事件的事件、“诸症状的症状”,后者尾随运动而来。因为属性是不能从物体中被抽离或分离的属性:例如原子的形式、维度或重量;或者表达原子布局的复合物的质性,如若没有这种原子布局,那么复合物就不再是其所是(火的温度、水的流动)。但是,事件毋宁说未摧毁事物的本性就表达正在发生或就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有一种与其秩序兼容的运动阶段:例如复合物与其拟像的运动,或者每个原子的运动与碰撞;而且,如果生与死、合成与分解是事件,那么是根据那些比复合物之秩序低的秩序的诸元素,且复合物的实存在一种向相应时间的界限的过渡中与运动变化相兼容。
因此,我们能够回应对无限虚假的质疑。拟像本身不被感知,不过只是它们在可感时间的最小值中的总和(影像)。然而,正如原子在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小值中的运动显示出偏斜,然而偏斜发生在一种比这一最小值更短的时间之中,影像也显示出拟像的相继与总和,拟像发生在一种比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小值更短的时间之中。而且,正如原子偏斜唤起对自由的虚假构想的思考,拟像也唤起对意志与欲望的虚假感觉的感受性。根据拟像使其在可感的最小值之下存在与起作用的速捷性,拟像在它们所形成的影像中产生虚假的无限的幻景,而且使快乐的无限能力与痛苦的无限可能性的双重幻觉得以产生——贪欲与焦虑、贪财与罪责的这种混合是信教者的特有标记。尤其在第三种最速捷的影像中,即在幻象中,人们才见证了错觉和那些与之相伴的神话的展开。在神学、色情与梦的混合中,爱的欲望只拥有那些使它认识辛酸与痛苦的拟像,甚至达到它希望是无限的快乐;我们对诸神的信仰立基于拟像,后者在我们看来是舞蹈,是调整姿态,并对我们大声许诺永恒的痛苦——总之是再现无限。

如果视觉的功能就在于复象、去复象、增多,那么听觉的功能就在于引起回响、使回响产生。克罗索夫斯基的所有作品趋向于一个独特的目标:确保人称同一性的丧失、分解自我,这是克罗索夫斯基的人物从一场濒临疯癫的旅行中带回来的辉煌战利品。但恰好自我解体不再是一种病理学上的规定,以便变成最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富有积极的和有益的前景。而且自我之所以是“放荡的”,只因为自我首先是解体的:不仅是被注视的、在注视下丧失自我同一性的自我,而且是注视的、也置身于自身之外的、在其注视下被增多的自我。奥克塔夫针对洛贝特陈述他的反常计划:“让她预感到她是被看见的……促使她让她的姿态摆脱这种自我感觉,但从未失去视觉……使它们归于她的映像,直至以某种方式摹仿她自己。”不过,他也的确知道他本人由于观看而失去他自己的同一性,他置身于自我之外,他在注视中被增多,同样其他人也在注视下被增多——而且这正是恶的观念的最深刻内容。由此本质关系出现了,即视觉与言语的共谋。因为,除了说之外就复象、拟像或映像可以做什么?只能被看见的或只能被听见的东西,从未被其他器官所证实的东西,记忆中遗忘的对象、想象中不可想象物的对象、思维中不可思之物的对象——除了说它还能做什么呢?语言本身是表达所有复象的终极复象,即最高级的拟像。

身体是语言,因为身体本质上是“弯曲”(flex ion)。在这种反映中,身体的弯曲似乎被去复象、被分开,与自身相对,在自身中被反映;它最终自为地显身,从通常隐藏它的一切中被释放。

正是在《人兽》(La Bête humaine)中出现了这一著名段落:“家族的神经不大正常,很多人都有某种内在的缺陷。他有些时刻对这遗传的缺陷曾有清楚的感觉,这并不是他身体不健康,因为从前只有他不时发觉的恐怖和羞耻,才使他变得很瘦,但是,他的身体内却时常发生平衡的丧失,这仿佛是他的自我逃避他要经过的裂缝或洞孔,他的自我沉入一种要使一切都变形的大烟雾里……”左拉提出了一个重要主题,它将被现代文学以其他形式并借助其他方法重新开启,而且总是在一种与酗酒的特殊关系中被重新开启:精神崩溃的主题(菲茨杰拉德、马尔克姆·劳瑞)。
极为重要的是《人兽》的主人公雅克·朗蒂埃精力充沛,身体强壮,健康状况良好。因为精神崩溃不是指一条标志着身体的、祖传的疾病元素所经由的路径。的确,左拉有时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不过是出于方便。而且对于某些人物而言的确如此——体质虚弱的人、神经过敏的人,但恰恰不是他们承受着精神崩溃,或不是仅仅由此他们就承受着精神崩溃。遗传性不是经过精神崩溃发生的事情,而是精神崩溃本身:难以察觉的裂缝或洞。精神崩溃在其真实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向病态遗传性的过渡;只有就其自身,它才是整个遗传性和整个病态。精神崩溃不会从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n-Macquart)的一个健康身体到另一个健康身体传递任何除它自身之外的东西。一切都立基于这种遗传性与其工具或方法混淆在一起的悖论、这种被传递的东西与其传递混淆起来的悖论,或者这种除了自身之外不会传递其他东西的传递的悖论:精力充沛的身体中的大脑崩溃,即思维的罅隙。除了我们将看到的偶然之事,体质(soma)是精力充沛的、健康的。但种质(germen)是精神崩溃,除了精神崩溃,别无其他。在这些条件下,精神崩溃呈现出史诗般的命运的层面,由此从一个故事或一个身体转向另一个故事或另一个身体,形成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红线。

左拉的作品中有两组不平等的、共存的、相互干扰的循环:微弱的遗传性与强大的遗传性,即微弱的历史遗传性与强大的史诗般的遗传性,体质的遗传性与种质的遗传性,本能的遗传性与精神崩溃的遗传性。无论这两者之间的接合是多么地牢固和稳定,它们之间也不会相互混淆。微弱的遗传性是本能的遗传性,这是在祖辈或父母的生命条件或类型可能扎根于子孙后代(偶尔是隔代)并作为本性对之起作用的意义上:例如,健康的底子重新恢复正常状态,或者酒精的损坏在不同身体之间转移,对象-本能之间的综合被传递,同时生命的样式被建构。无论它会引起怎么样的跳跃,本能的这种遗传性传递着某种被充分规定的东西;而且它重现了它所传递的东西,它是相同的遗传性。至于另一种遗传性——精神崩溃的遗传性,情况完全不是如此;因为如前所述,精神崩溃除了自身之外不会传递任何东西。它与这样或那样的本能、内部器官的规定性没有关系,而且不再与某种可能固定对象的外部事件有关。精神崩溃超越了生命类型,因此它以持续的、不可感知的和沉默的方式进行,由此形成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整个统一性。精神崩溃只传递精神崩溃。精神崩溃所传递的东西不会使自身被这样或那样地规定,但必然是含糊的和扩散的。因为精神崩溃仅仅传递自身,所以精神崩溃不会重现它所传递的东西,它不会重现“相同”,它不会重现任何东西,它满足于走向沉默、满足于遵循阻力最小的各种线,它始终是偏斜的,准备着改变方向,使布景发生变化,它永远是他者的遗传性。

人们经常强调左拉的科学灵感。但这种来自他所处时代的医学研究的灵感针对着什么?它的确针对着这两种遗传性的差别,即在当代医学思维中被构思出来的差别:一种所谓同源的和被充分规定的遗传性与一种所谓“不同类的或转化的”遗传性,后者具有扩散性,界定着“神经病理学的家族”。这一区别的意义就在于它完全取代了遗传与习得的二元性,甚至使这种二元性不可能发生。实际上,各种本能的这种微弱的同源遗传性能够充分地传递各种习得的特征:在本能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范围内,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精神崩溃的强大的、不同类的遗传性,它与习得性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但仍然是本质性的关系:这次涉及的是未被现实化的、扩散的潜力,条件是一种可传递的、具有内在特点与外在特点的习得能够给它提供这样或那样的规定性。换言之,如果各种本能真就只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形成和发现它们的对象,那么精神崩溃反过来只有与向它敞开路径的各种本能有关时才会继续它的道路,才会铺开它的布景,才会改变方向,才会在每个身体中实现,时而这些本能有点儿与精神崩溃重新黏合,时而延长或挖掘精神崩溃,直到那在此还被各种本能的运行所确保的最后爆裂。因此,当本能变成酗酒且精神崩溃变成决定性的裂痕时,相关性在两种秩序之间是不变的,并达到了最高点。两种秩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同一个更大的环中嵌套着的环一样,但这两种秩序从不相互混淆。

精神崩溃所指称的,或者毋宁说它所是的,这种虚空所是的,就是死亡,即死亡本能。各种本能徒劳地进行言说,徒劳地制造噪音,徒劳地乱窜乱动,它们不能掩饰这种更深层的沉默,也不能隐藏它们由之所出的和它们所进入的东西:死亡的本能,它不仅是众多本能中的一种本能,而且是精神崩溃本身,所有本能绕着精神崩溃攒动。在塞林纳(Céline)向左拉既深刻又有所保留的致敬中,他找到了弗洛伊德式的语调,以便在各种喧嚣的本能下突出沉默的死亡本能的这一普遍性在场:“当前一致的施虐癖首先来自一种对于虚无的欲望,这种欲望深深被安置在人身上,而且尤其被安置在人民大众身上,一种爱欲的、几乎难以抵制的、全体一致的、对于死亡的焦躁……我们的语词要抵达各种本能,并有时触及它们,但我们同时得知那里永远停留的是我们的权力……在人类的游戏中,死亡本能,即沉默本能,显然被充分地安置,也许被安置在利己主义一边”。但不管塞林纳如何思考,这已经是左拉的发现:好胃口如何绕着死亡本能运转,它们如何通过一种实为死亡本能的精神崩溃蠢蠢欲动,死亡如何在所有固定观念的下面涌现,死亡本能如何在所有本能之下被认知,它如何单独建构强大的遗传性,即精神崩溃。我们的语词只是抵达各种本能,但正是从另一种层级中,也就是从死亡本能中,这些语词获得了它们的意义与它们的无意义以及这两者的组合。在各种本能的所有故事下是关于死亡的史诗。首先似乎是本能掩饰着死亡,并使死亡后移;但这是暂时的,甚至它们的噪音被死亡滋养着。正如《人兽》中就卢波(Roubaud)所写的那样,“从他肉体的混沌昏暗里,从他被玷污和出血的情欲深处,突然矗立着死的必要。”。而且米索尔(Misard)有的固定观念便是发现他妻子的节俭,但只有通过谋杀妻子和拆除房屋才能在一场面对面的、沉默的斗争中继续他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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