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尔·贡培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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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节选

熟悉并不滋生轻视,而是导致一种盲目,使我们不再关注周围的环境。20世纪的德国电影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深知这一点。他在1960年的著作《电影的本性》(Theory of Film)中写道:“亲切的面孔,日复一日走过的街道,我们居住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如同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对其了然于心,便不再识之以眼。”
我们对树木、建筑、道路的颜色都视而不见,不在意识中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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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康定斯基:凝视音乐】

瓦西里·康定斯基《构成七号》,1913年

色彩是琴键,眼睛是琴锤,而心灵是一架有着许多弦的钢琴。艺术家则是那弹琴的手,通过敲击不同的琴键,使人类的心灵发生震荡。

——瓦西里·康定斯基

当你看一幅画时,能听到什么?什么也听不到?我也是。让我们试试另一种艺术形式。当你听音乐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有?是的,我也一样。那么,你有可能像我一样,没有产生“通感”(心理学上称为联觉)。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异常现象,即人的一种感官(触觉、嗅觉、视觉、听觉、味觉)会触发另一种。例如,你闻到了玫瑰花,被咖啡的味道所淹没——一条被激活的感官通道会引起另一条通道的反应。“通感”(synaesthesi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是连接/添加(syn)和感知/感觉(aisthesis)的合体。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情况,但据说在各类艺术家中非常普遍。在已知具有多通道感知能力的众多艺术家中,就有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和洛德(Lorde)这三位音乐人。美国歌手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也曾谈到自己能产生通感,并将这种神经现象称为他“了解世界的唯一参照”,奠定了自己天赋的基础。
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都有通感能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幸事,而非诅咒。显然,它也影响了20世纪一些著名的现代画家,包括那两位善用不和谐色彩的大师: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年)。坦率地说,我不太清楚凡·高的情况——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但这位俄国画家拥有通感则确凿无疑。1911年,在听到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年)的一首先锋的新曲子时,康定斯基立即伸手拿起画笔,创作了一幅名为《印象三号(音乐会)》[Impression Ⅲ (Concert)]的画,这是他在聆听音乐时所“看到”的由色彩和形状构成的图像。这幅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宣言,囊括了康定斯基的观点——只有把视觉和听觉这两种感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所看到的,看到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对色彩的听觉是如此精确,以至于几乎不会有人用钢琴的低音区来表达对亮黄色的印象,或把暗茜草色(红色)与女高音相提并论。

康定斯基喜欢亮黄色,《印象三号(音乐会)》中就有大量的黄色。在这幅大体抽象的画中,你勉强可以辨认出前景中有一群热切的音乐会观众,他们正靠向一架三角钢琴的黑色琴盖。场景周围是一大片黄色,暗示这场音乐会是在沙滩上举行的,而不是在其真正举办的地点——慕尼黑那冰冷的建筑里。这是一场艺术想象的放飞,而非实事求是的绘画记录。这幅画表现了康定斯基聆听勋伯格无调性音乐时内在的情绪和感觉,它不是对“画音乐”的一种尝试,更像是一幅受音乐启发而创作的绘画作品。他在聆听音乐时看到图像,在观看图像时听到音乐。
此时此刻,如果你问我透过打开的窗户能向外看到什么,我会说一道平缓蜿蜒的海岸线(我在度假)。如果你问我更多的细节,我会告诉你有一座古老的石墙,上面有一扇门,通向一片起伏的草坪,然后变成金色的沙滩,通往银色的大海,那里凸起的石堆正招待着一群海鸥和一只苍鹭。再往远看,我会注意到点缀着白云的蓝天,明亮的午后阳光,以及远处的小岛,那是一处布满岩石的边缘地带,是一大群塘鹅的家。全程,我没有提起听到的任何声音,这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静音模式下观看。的确如此,直到现在。这是我阅读康定斯基关于视听的著作后,所得到的启示。
红褐色的石墙有如温暖的男低音,在它上面可以听到微风吹过尖尖的绿草时发出的短笛声。海滩上的金色沙子有一种洪亮的嗡嗡声,随着海水冲上沙滩,声音便呈现出军鼓的旋律节奏。我不会再继续说下去,但如我所说,我正在“听”。我唤醒了一种被压抑的感官,以便同时在视觉和听觉上进行观察。我可能没有康定斯基那样的通感,但他体验视觉世界的感官意识告诉我们,观看不止于眼前所见。

这位俄国艺术家相信音乐、视觉和绘画之间存在关系,并在著作《艺术中的精神》(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中进行了详细论述,这本书1912年出版,如今已相当有名。在书中,康定斯基用他独特的华丽辞藻,总结了音乐和艺术如何在我们的心灵中相互关联:“色彩是琴键,眼睛是琴锤,而心灵是一架有着许多弦的钢琴。艺术家则是那弹琴的手,通过敲击不同的琴键,使人类的心灵发生震荡。”在他看来,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音乐有着相同的目的,那就是捕捉艺术家的个性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以此来表达人类的精神。如果成功的话,那么结果将是一件至高无上的艺术作品,能使体验它的人心灵发生“震荡”,最后走向精神的觉醒。

他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抽象之路。康定斯基起初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俄国律师,1896年他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时,“有所领悟”,便投身艺术创作。此后不久,他去看了莫奈的画展。这位法国印象派画家在画干草堆时,优先考虑色彩而非描绘对象,这一做法让他深受触动。莫奈的这些画作和瓦格纳的音乐,给这位早熟的辩护律师带来了双重顿悟,他立即把自己的法律书籍换成了画布和画笔。
很快,他就能在色彩中看到声音,在音乐中听到色彩。他说,橙色就像“一座中等大小的教堂钟的声音,让人联想到强有力的中音声部,或是中音小提琴的演奏”。另一方面,紫罗兰色“是英国管之声,是牧羊人的长笛,或木制乐器(例如巴松管)的低沉音调”。他对自己调色板上的所有颜色都进行了音乐化的转译,包括朱红色,它“发出巨大号角一样的声响,堪比鼓声轰鸣”。
1913年,一幅名为《构成七号》(Composition Ⅶ)的画作,宣告了他艺术和音乐交叉的冒险达到了巅峰。这幅画有一面墙那么大(2米×3米),激烈、狂乱,其中有很多他在勋伯格的无调性作品中首次发现的不和谐因素。在三十年间,他以“构成”为题创作了十幅画(其中前三幅已在战争中遗失),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画均有相似的心理出发点,他用诗意的语言对此进行了描述:
感觉慢慢形成,在我内心酝酿了很长时间,经过学究似的检验,凭直觉构思出来,之后逐渐发展成型。这类绘画我称之为“构成”。理性、意识、目的和适当的法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不能认为这是单纯的计算,因为感觉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曾站在《构成七号》前,对其尺幅和野心深感敬畏。我能感受到艺术家迸发的情感,如同寒夜中篝火发出的热量。康定斯基会说,你正在体验这幅画内在的精神性,它正在向你介绍它自己。也许是这样的。它确实有一种可燃的能量,其色彩和形状重叠交错,在画布上四处跳跃,如同叶子堆里的青蛙。
红、黑、黄、蓝主导了一场色彩秀,其中有康定斯基喜欢的许多图案和纹饰。例如,他认为加入蓝色的圆圈,事物的内在本质(我们的感觉和无意识的心智)与外在世界和宇宙就结合在了一起。还有暗示艺术中精神性的三角形,以及深色的山形元素——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民间传说和图像。再进一步观看,你会发现从一艘满载游客的船上伸出的船桨,船正在高高的海面上翻腾,这个意象贯穿康定斯基的整个艺术生涯。除此之外,你很难对《构成七号》产生连贯的视觉感受,只能顺着康定斯基的思路走,让作品喧嚣的能量把你带走,像他希望的那样,把它当作一场编排华丽的乐曲。

近二十五年之后的1936年,康定斯基正在创作他的倒数第二件“构成”作品——《构成九号》(Composition Ⅸ)。与此同时,他的老朋友和灵感来源阿诺德·勋伯格,收了一位名叫约翰·凯奇(John Cage)的美国学生——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来找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学习复调。凯奇和康定斯基一样,从勋伯格那里学会了如何分解和重构作品,像关注音符一样关注延长记号(对康定斯基来说是黑色,对凯奇来说是寂静)。康定斯基和凯奇来自迥然不同的地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但两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勋伯格的影响,成为抽象主义的先驱。康定斯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具象元素,让我们得以“听到”色彩,感受它们在心中的震荡。凯奇通过去除所有声音,使我们能够“听到”寂静,并感受它在体内的震荡,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创作方式。
那是在1952年,如今被视为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的凯奇创作了他的代表作《4分33秒》。这是一首为多种乐器创作的曲子,时长4分33秒。汇聚一堂演奏这首曲子的乐手收到的指示是放下手里的乐器,安静地坐着,直到“演奏完”持续4分33秒的三个乐章。许多“听过”这首曲子的人的最初反应是,这是一种讽刺、颠覆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初的顽皮鬼——达达主义运动。但那并不是凯奇的意图。这是一个关于时间节奏、音乐节拍和延长记号的“声音”的作品。在这4分33秒里,乐手们安静地坐在未使用的乐器旁边,你实际上听到的不是寂静,而是日常生活的配音。你可以听到人们在座位上的晃动声,以及偶尔的咳嗽声。有雨水打在屋顶上的声响,或是汽车驶过的嘈杂声。木地板吱嘎作响,关门声,灯发出嗡嗡声。你的听觉变得高度敏感,甚至触摸自己的脸都会产生噪声,而那声音大到妨碍坐在旁边的人。
康定斯基、勋伯格和凯奇都在探索声音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两位音乐家通过形式的探究来深入结构和时间,而画家则是探索如何让声音变得有形可见。他可以本能地将音乐和图像结合起来,这归功于他的通感;他的艺术促使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听到声音,而这离不开他的天赋与精神性。他看见声音的观察方式,通过激活我们观察时习惯休眠的感官,为我们感知周围的环境增加了一个维度。他帮助我们重新观看,重新思考:用耳朵和眼睛同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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