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泰勒写给他叔叔的一封信里知道了烟囱中发现洋葱的事，信中还提到撒母耳·波特尔在本地有些可疑的名声。波特尔是家中的第7子，人们通常认为这个排行具有不同寻常的力量（这里利用的是传说中幸运数字7的重要性，第7个儿子常常会遇到灵异现象，或是具备魔法能力），因此所有人毫不怀疑地认为，正是他将这些物品放进了烟囱（巴里摩尔酒馆的洋葱不过是烟囱里的一大类物品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在此引用泰勒信中的话：从烟囱中发现的东西，“在村子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因为村民们都知道，把针插进写有某人名字的物品，然后将它们挂在烟囱里晾干，是一种造成伤害的方式，这样可以通过魔法的交感作用，将伤害传导给模拟像中被刺穿和悬挂的那个人”。撒母耳·波特尔作为“巫师”的名声，或许能让他在竞争中取得小小的胜利，击败那些他认为妨碍他卖酒谋生的人。在这件事里，泰勒的妻兄约瑟夫·福克斯显然很活跃，正如泰勒在信中指出的：“这是座粗鄙的屋子，约瑟夫原本想把它买下来，或是阻止它继续获得许可，而这一点……解释了此人对他的愤怒，这种愤怒发泄在了这一过程中，而此人的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也是极为丑恶的。”约瑟夫·福克斯遵循贵格会的信仰，继续主持他父亲成立的威灵顿禁酒协会，同时于1869年在罗克韦尔格林开了一家戒酒会堂，会堂内有一间咖啡厅，每天晚上都会有二三十个客人。这些人是否会在不去咖啡厅时前往巴里摩尔酒馆，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心存怀疑。不过，波特尔的生意最终还是保住了，约瑟夫·福克斯似乎到最后也没有因为针对他的魔法而受伤害，我们在泰勒的信中知道了这一点：“表面看来，我的朋友似乎没有遇上什么坏事，不过，第二年他的妻子发了一次高烧，当时有智之人纷纷摇头。”

在这其中最为迷人的是15—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如今被我们截然分开的魔法与科学，在当时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甚至在最伟大的头脑中也极具创造性地共存。我将对比通常被描述为魔法师的约翰·迪伊与通常被描述为科学家的艾萨克·牛顿。迪伊发展出了一系列魔法实践，其中有些借鉴了中世纪的世界观，但他也接触过一些我们或许会视作科学的东西，举例来说，他对炼金术很有兴趣。牛顿也是一个坚定的炼金术师和占星师，同时是个非正统的基督徒；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发展出后来成为现代物理学基石的思想，即使对牛顿而言，宇宙应当是有感觉的，而不是一系列无感觉的物体通过力、质量和动量表现出的运动。占星学和炼金术在整个早期近代世界中无处不在，正如攻击性和保护性的魔法一样。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魔法、宗教和科学的三重螺旋已开始有了现代的雏形，尽管这三种分类中的任何一种，在当时都没有彻底与其他两种分开。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科学确实将魔法驱逐出了上流知识分子的圈子，这是因为魔法并不符合新兴的机械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宇宙被纯粹的物理力所推动，这些力作用于赤裸裸的物质之上。魔法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科学寻求的却是因果关系，后者强调的是全新的概念。除此之外，与新出现的科学相比，魔法不会假装自己完全客观。科学自认为可以不介入这个世界而客观地理解它，因此任何受过相应训练的科学家都可以对同一个实验或同一组定理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是有史以来魔法第一次被放逐到边缘地带，它还常常被推到阶级结构的下层。泰勒是19世纪为科学代言的新文化角色的继承人之一。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否认魔法，却无法摆脱对当时魔法的迷恋。我们现在已经把这种态度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很难理解魔法在所有其他时间、地点充当人类生活核心的事实。
大量文献只关注科学逐渐发展而魔法日渐衰落的一面，却忽视了大众魔法不断增加且极为狂热的事实记录，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烟囱里的洋葱、教堂或家庭中的保护性几何图案、墙里的猫和瓶子里的女巫，它们从中世纪早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写下这些大众魔法记录的人常常认同古老的魔法，因此倾向于赞美这些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偶尔有些考察学术性魔法的人也会设法将其与大众信仰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二者以我们如今尚不清楚的方式彼此影响。我同意这一点，并认为人类的行为中有一大片领域具有连续性，在其中，一方面普通人竭力追赶，要接受科学的新发明；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体验灵的存在，与死者或天使交谈，而其方法则以秘传的魔法作为基础。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都在思考并体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与宇宙的联系带来的道德和实际上的意蕴。这类思考结合了对人类在世界中的主观位置的强调，以及更为客观的尝试。我们都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两面互补，而非互斥。

欧洲在物质和社会意识上彻底与罗马世界割裂，是在公元850年之后（尽管有些人认为应该在更晚的公元1000年前后），此时在欧洲西部出现了中世纪的村落，其中大部分一直留存到今天。这些村落围绕教堂而建，由领主的宅邸提供世俗权威的保障，坐落在大片开阔的农田之间。负责耕种这些长条形农田的则是一户户家庭。我们对这些村落社区习以为常，这是因为在欧洲它们至今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它们刚刚建立之时，仍有些于当时而言新奇而独有的特征。当时的村落呈现为生者与死者共存的社区，聚集在教堂的神圣力量周围；而在更早的史前时期和罗马时期，村落还不那么常见，将死者埋葬在生者中间的情况也比较少见。有不少村民开始依附于教会或世俗的领主，他们缴纳金钱或产物来尽纳税的义务，不过也有部分人更自由一些。这样的基本社会现实为中世纪魔法创造了基础条件：一个在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不平等还有着逐渐加深的倾向；生者与死者在同一空间内的复杂共存关系；生活不易，食物可能短缺，孩童早夭，人们在物质、心理乃至灵性方面都痛苦不堪，无法解脱。人们竭尽全力发展出各种能改善状况的方法。有需求就会有发明，大众魔法便是对生活的匮乏的创造性反应。
不少人认为中世纪魔法是早期异教习俗的延续。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如此——比如说，人们在某些特定地方发现了持续而刻意的物件和动植物遗存。但正如我们会见到的，中世纪的村落生活与任何欧洲更早时期的生活都截然不同，其魔法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教会扮演的角色，这点说来或许有些可笑，不过，教会的权威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魔法的有效。圣徒的神迹是耶稣本人所行魔法的回响；由此，神性的实质是通过行神迹来实现的；神迹定义了圣徒，在不少情况下，圣徒通过圣所来持续显现神迹。确实，教会试图区分神迹和魔法，视前者为上帝通过特别正直的人所做的工，而魔法则通过灵、天体、恶魔、天使等发挥作用，但这种区分恐怕在很多人那里并不存在。天主教十分重视弥撒时的圣餐变体，即面包变成肉，葡萄酒变成血。对信徒而言，这两种看起来和尝起来依然是面包和酒的物质本身，便是这场神迹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弥撒给地方魔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有可能，正是这种实践之中的魔法气息鼓励了教堂以外的尝试。

哲学的模式逐渐成形，它们同时具备学术的和更大众的表征。体液理论将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人体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整体的世界由土、气、火和水组成，它们同时互补又互斥。土的坚固性与其他元素的流动性形成对比，水能消灭火，如此等等。四大元素也构成了人体。火是热而干的，造成了黄胆汁和人类的胆汁质性格；水是冷而湿的，造成了黏液和人类的黏液质性格；土是冷而干的，激发黑胆汁，让人倾向于抑郁；气是热而湿的，能造血，给人带来乐观的态度。肉体和精神健康围绕着保持体液平衡展开，要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放血、饮食调理和各类活动，年龄和性别也会自然地改变体液组成。男性更热更干，女性则更冷更湿。男性的胚胎在子宫中成长得更快，他们的身体消化食物更快，同时将营养传输到头发和指甲里的速度也更快。女性相对缺乏热量，这让她们的身体和意志更为薄弱，她们似水的天性则解释了其性情多变的原因。另外，女性行动迟缓，所以她们更长寿。正如考古学家罗伯塔·吉尔克里斯特讨论的，无论男女，人类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更干更冷，而且生命都由6个阶段组成——婴儿期（出生至7岁）、纯洁期或儿童期（7—14岁）、青春期（14—21岁）、青年期（21—49岁）、壮年期（49—72岁）和老年期（72岁以上）——每一个阶段都由一颗行星掌控。人类可以通过地球上的物理手段来改变自身或其他人的生活，但也需要注意行星的活动和干预。
当时的人认为整个宇宙由一系列同心天球组成，地球位于其中的球心，地球上层是绕转的月亮。四大元素和体液理论起支配作用的范围只在月下领域，在此之上的则是无法动摇的天体领域，它包括7个行星的天球，由固定的恒星组成的第8天球，再之外是透明的第9层，第10层则是宗动天，它让其他9层天球得以运动。最外层的天球是不动的，形成了至高天，上帝、天使和有福之人居住其中。我们这变动不居的不完美世界受到所有这些外层天球的复杂影响，只有上帝和天使才能理解宇宙的全部复杂性。人们尝试与天使沟通，但总体而言，人类太不纯洁，因此除非天使被捕捉到某些物质形式之中，例如水晶，否则沟通便难以成功。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约1168—1253）这样的思想家认为，宇宙是由上帝流溢出的神圣之光而创造的，天使（有时也说是理智）则是这种光的基本元素；有些人认为，这种光可以被捕捉到水晶、镜子等发光或反光物之中，而后它们便能实现与超自然沟通的目的。魔鬼的狡猾程度远超人类，因此与魔鬼沟通更危险，因为人类无法确定自己是否遭到了愚弄或误导。但绝望仍会让人转向魔鬼，有些人甚至与恶魔做交易，用灵魂交换尘世的知识和力量。

那些将人体、基本物质和行星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广泛的体现，甚至在更学术的讨论中也是如此。当然，柏拉图的影响也很深远。柏拉图主张存在着一个由本质与完美的理型构成的世界，超越于我们生活的影子般的现象世界之上。他的观点在后世哲学家阐发下产生了新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例如普罗提诺（203—270）便发展出了新柏拉图主义，它使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之间有了沟通的可能。普罗提诺对中世纪早期乃至后来的文艺复兴世界的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普罗提诺也认为存在着一个完美和谐的世界，它超越于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之上；我们世界中的相似性，比如核桃的形状和人脑之间的相似性，都是这个超越经验的结构更完美的世界的反映。通过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追求这样的相似性，我们也许能够在事物和过程之间找到意想不到的有效联系，这也许是有帮助的——吃核桃可能有益于治疗大脑疾病。大量相似的个例最终可能被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获得对超越的完美世界的理解，而真正的智慧或许也就在这种理解之中。事物之间的某一系列联系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纯属偶然，但在古典时代的人及他们的中世纪后裔眼中，却有可能是理解上帝创世及其过程的基础。这种对应理论向人们承诺的东西不亚于万有理论，就像现代物理学寻求一个理论框架来同时解释宇宙中最小粒子的活动与最宏观的引力及其他力的作用。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魔法的重要支流便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对中世纪魔法进行过于死板的分类是危险的，因为当时理解并影响世界及其周围环境的尝试极为多样。但从中区分出所谓的自然魔法仍很有用，它跟依赖于与天使和魔鬼沟通的魔法形式很不相同，它试图理解并利用世界的各种力量和对应关系。自然魔法的实践在中世纪后期变得更为普遍，当时它们在人们的眼中日渐合法合理。人们将希腊语、阿拉伯语和犹太语的文本翻译成拉丁语或各地的方言，这又促进了学术性魔法的实践。搜集和翻译魔法文本的重要中心之一是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国的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的缮写室，在那里，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学者将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文本翻译成拉丁语和卡斯蒂利亚语。他们翻译了相当数量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宝石学》（探讨各种石头的魔力）、《贤者的目标》（11世纪在西班牙编纂的阿拉伯语魔法大全）、《形式与图像之书》（介绍了使用形象和图形来达到魔法目的的方法），以及《天文学之书》。《贤者的目标》的作者称颂魔法施行者为完美的哲学家，因为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源于书本，源于研究宇宙，但也源于他们与灵，以及行星在他们出生时的交会授予他们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从那些在村庄里兜售符咒或从事诅咒的狡诈男女，到常常觉得宗教的惯常仪式不足以应付所有生与死的紧急事件的地方司铎，再到《贤者的目标》中称颂的学识渊博的魔法师，当时实践魔法的人各式各样。魔法实践常常寄生于教会和司铎们所行的惯常仪式，但他们在讲道时不会提及魔法。举例来说，司铎们会提供一种庇佑产妇的常见物品，这种东西为卷轴状，可以包裹在孕妇身上。15世纪所谓的哈雷卷（Harley Roll）是一种用途多样的卷轴，据说它可以避免孕妇生产时感到疼痛、治疗失眠症，还可以避免水里或战场上的死亡；卷轴上画了十字架上的三枚钉子、耶稣身上受的伤和4个环形的保护符号。人们会随身携带这样的卷轴，或是将其作为带有灵性的绷带绑在身上。他们在需要时向司铎借用卷轴，不需要时再还回去，就像光顾魔法租书店那样。也有许多具有护身作用的手稿，它们常常由神圣或有魔力的词语或符号组成。这些手稿大部分用于提供保护，但也有少量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比如说，画有“亚伯拉罕之眼”（Abraham’s eye）的手抄本可用于抓贼；这种方法是从古代世界传入中世纪的，最早来自一份公元4世纪的希腊莎草纸手稿。手稿上有“亚伯拉罕之眼”和天使的名字、钥匙、锤子或小刀等其他图案及词语，它们由圆圈围住。人们会将手稿带到他们怀疑有贼出没的公共场所，向手稿祈祷，念诵灵的名字；然后将小刀（或钥匙）扎入“亚伯拉罕之眼”，理论上，在这时候，小偷会因为疼痛而叫喊出声，由此人们便能逮捕他。
教会也参与了魔法活动，但他们又担忧神圣之物遭到滥用，被人拿来施行魔法。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各地的教堂都会将圣水池盖住锁上，这样一来，人们便无法盗用圣水来行不敬之举；婴儿受洗时，人们会将他们的头部用白色亚麻布制成的婴儿受洗服裹住，但也要在短期内迅速将它还给教会，以防滥用。圣水池本身并不神圣，但长时间盛放受洗的水，让它们有了圣洁的元素，当它们不再被使用时，也不能被随意处置。英格兰目前已知约有40个这样的例子，用过的旧圣水池被新圣水池取代，但依然被埋在该处教堂中殿下面或附近。做弥撒时分发的祭饼也会被人含在舌下带出教堂，然后拿来另作他用。“中世纪的不少故事提到过祭饼的世俗用途，灭火、治疗猪瘟、丰饶农田，以及让蜜蜂产出更多的蜜。”更严重也更具恶名的情况则是将整个弥撒颠倒过来：为死者所做的弥撒被用在生者身上，以便加速生者的死亡。通常的白色圣坛布被换成黑色的，祭坛上或十字架周围会摆上荆棘，禁绝一切光亮。有清楚的线索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神职人员也会参与这样的活动。

就像弥撒这类宗教实践变得越来越多一样，这时期的人也使用了更多的魔法手段。他们会将护身符放入坟墓中，以帮助死者进入死后的世界。各种朝圣者的通行券（pilgrims’ token）和刻了咒语或神圣经文的铅板，常常被放在棺材里，或摆在坟墓中。更广泛地说，人们觉得自己与死者之间有着互惠关系，这可能是一种互助和受益的关系。炼狱说——死者将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囚禁在炼狱，等待世界终结之时的最终审判——在1215年正式确立。人们最终会进入天堂还是地狱，主要看他们生前的行为是否端正，但生者的祈祷和为死者举行的弥撒同样也会有助益。反过来，死者也能设法帮助生者。这种互惠的概念可能与欧洲史前时期的思路类似（见第六章），只是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了重铸。
对中世纪行魔法之人来说，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便是与天使交谈。考虑到天使十分纯洁，想与之交谈的人类都必须经历净化的仪式，仪式的过程可能需要好几个月。在交谈时，某些情况下，魔法师的灵魂会升到天堂，而他们的身体还留在尘世；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天使降临到魔法师面前，发布命令。天使学最重要的入门作品之一是所谓的《圣导之书》（Ars notoria），它于12世纪时在意大利北部编纂完成，此书向遵循它指导的读者承诺，能通过天使的启示让他们理解所有人类知识中意义重大的领域。《圣导之书》中包括基督教的祈祷文，同时也列举了一些“注意点”（notae）——图像加上词语、图形和看起来像图表的魔法文字。事实上，人们用类似的图表来列举仪式的地点或构筑魔法物品；睡觉时如果将它们放在脑袋底下，人或许就能做出启示之梦。一种精心设计的物质文化由此发展出来，帮助人类与天使和天体沟通。人们认为水晶是纯净的，因此能吸引纯净的灵，事实上还能捕获它们。在欧洲前基督教时期的坟墓中就出土过水晶球，它们在中世纪被广泛使用，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这一点。魔法师和灵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中介性的调停者，年轻男孩常常受到青睐。

我可以断言，在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饱学之士大部分都相信魔法……
——布赖恩·科彭哈弗《西方文化中的魔法》（2015年）

无论是学术性魔法还是更大众的魔法，此时都走出了中世纪世界，进入了我们如今所说的近代。对这两种形式，我们可资利用的不仅有相当丰富但艰涩的文本资料，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实物和考古学发现。
学术性魔法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著作，另一方面则是密切相关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此时的世界图景与中世纪时期之间有着高度的延续性，尤其是天上世界的永恒层级与月下世界的流变性。对人体的贬抑也延续了下来——我们确实被囚禁在肉身之中，渴望并需要与天上世界产生联系。渐渐地，地心说被日心说所取代；但在这过程中，焦尔达诺·布鲁诺于1600年在罗马被送上了火刑架，这不仅是因为他与哥白尼一样，认为地球围绕太阳运动，也是因为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后一种说法至少和前一种说法同样激进，如此一来人们便无法维持同心球式的宇宙结构，也无法维持从堕落的地球一直到永恒的天堂这样宏大的存在等级序列。
魔法在此时没有消亡，而是转变成了某种新事物。很多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基础是寻找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潜藏的隐喻性联系；“神秘学”（occult）这个词带有一种积极因素，这是因为不少魔法师觉得自己是在揭露真实被隐藏的面貌。像更早很多年的普罗提诺一样，他们想从宇宙的真正力量中获得神秘的统一，从这种尝试到占星学，再到让低级物质变得更贵重的炼金术，最后到将化学用于治疗疾病的化学疗法，魔法沿着不同的脉络各自发展。在这里，学术性魔法与整个欧洲大陆上更广泛的大众魔法实践联系在一起，或是用于防护，或是用于治疗，抑或是用于造成伤害。从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美洲，以及1497—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环绕非洲的航行开始，欧洲与其他大陆上的人群之间的多重联系可能也对欧洲的魔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一点尚没有人深入探索。

学术性魔法的思想大部分来自《赫尔墨斯文集》。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只是虚构的人物，但这一点不妨碍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尝试产生重大影响。赫尔墨斯的相关文献可能是在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编写的，作者利用了各个更早期的传统充分混合后的原始资料（见第七章）。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影响，主要是因为其翻译及注释者马尔西利奥·斐奇诺（1433—1499）。斐奇诺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工作，在1456年学习了希腊语，并从1462年开始将希腊语的文本翻译成拉丁语，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作品，此外还有普罗提诺、扬布里柯和波菲利等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大量影响广泛的著作，当然，他也翻译了神秘的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让斐奇诺及其他人兴奋的一点在于，据说赫尔墨斯很古老，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传说，其中持续最久的说法认为他是与摩西同时代的人。据说在摩西被流放到埃及时，二人曾经见过面；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摩西这位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传统中的起源人物便与赫尔墨斯产生了联系，而后者据说曾对柏拉图的思想有很多启发。赫尔墨斯的著作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回到了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这两大主要精神影响的起源之处。不过，归在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名下的作品事实上同时包含这两股思潮的痕迹，这是因为它们可能是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编纂而成的。斐奇诺时代的人对此一无所知，要等到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后，人们才在分析《赫尔墨斯文集》的希腊语风格时发现了这一点。
除了如何让雕像产生生命以便创造新的神明之外，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中包含的直接涉及魔法的内容不多。他的作品真正包含的是从更广义的层面思考宇宙间联系与连接的方式，而这一点与新柏拉图主义密不可分。按照赫尔墨斯所写，魔法、哲学和医药是诸神提供给人类的，它们都基于交感的原理运作，尤其是天上永恒的存在与它们在地上的世俗映像之间的交感。这个宇宙由无数彼此相连的链条组成。举例来说，有些大地上的事物与太阳相关：其中包括一些花卉，例如睡莲，它们的花朵会在日升时开放，日落时闭合；还包括公鸡，它们会在清晨打鸣。像温暖和光明这样来自太阳的有益特性，在睡莲或公鸡上也能找到；由此前者可以作为黑暗和抑郁状态的解药，后者则可以在人们需要太阳的力量时作为祭品。公鸡在某种意义上优于花卉，这是因为鸡可以飞到更高的空中，不必被束缚在大地上；据说狮子害怕公鸡，考虑到二者之间相对力量的差异，这一点颇为令人困惑，但也可以用公鸡与太阳之间的联系来解释。斐奇诺及其他人同样认为，从据说较基础的触摸、品尝、嗅闻、听觉，向上到更为高级的视觉、想象和推理，人类的感觉也有层级之分，它们能让人类逐级接近各种层次的现实。

在梳理事物之间不明显的物理联系方面，魔法和哲学这两种途径采取的都是经验主义。有不少链条将地面上的特定事物与太阳及其之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前者就等于融合进了“一”。要理解这些人类感官无法感觉到，却又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的领域的超凡特性，人们就必须进入神秘学的维度。正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所写：“元素之火燃烧，诸天赋予生命，那超越诸天的，则给予爱。”事物因为彼此交感乃至受到爱的吸引而聚集在这些链条上，并带上了人格特征：比如说，木星与丰沛、宽容、扩张及更高级的知识相关，它快活的天性与它旁边土星的冰冷而阴郁的特性截然相反。

当我们说炼金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东文明时，我们指的是悠久的书面历史。炼金术几乎肯定有着更为悠久的史前史，能被追溯到人类刚开始使用金属之时，甚至可能更早以前；但只有在过去的几千年间，炼金术相关的思想才被留诸纸面。“炼金术”（alchemy）这个词本身可能源于阿拉伯语，在炼金术的发展中，阿拉伯世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源于更早之前的古希腊时期的思想便是从13世纪开始经由阿拉伯手稿的翻译传播到欧洲的。炼金术混合了一系列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的跨文化联系，这其中也包含印度和中国，不过东西方的联系尚有待继续探索。
对于更西方的传统而言，有一份文献至关重要，它的作者再次被人们认为是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此文即《翠玉录》。不管它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总之《翠玉录》是公元2世纪前后在埃及以希腊语写就的。该文最为关注的是金属，它将金属置于物质层级的顶端，同时又在金属中划分出等级，最底部是铅，最顶部是黄金，其他各类金属则分别分布在二者之间。此文同样将大地上的物质与诸天中的存在联系在一起：铅与土星成对，金与太阳对应，汞（mercury，又称水银）则有与之同名的行星。铜与锡融合在一起便能形成青铜，像这样把各种金属混合成合金，主要考虑的不是混合这些金属的物理性质，而是混合各个行星的影响。各种类型的混合物都因此而被认为具有力量。这其中蕴含着一种观念，即这个世界正在缓慢地从更基础的形态逐渐向更完美的状态演变：铅最终会变成金，而炼金术从更接近宇宙观的层面上看，便成了让世界加速变得更完美的手段，而不只是获得财富的方法。炼金术提供了一个舞台，街头小贩和哲学家们在此同台竞技。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点造就了炼金术的晦涩难解与强大力量。

阿拉伯世界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物，例如贾比尔·伊本·哈扬，在欧洲人这儿，他以拉丁化的名字吉贝鲁斯或吉贝尔广为人知。贾比尔发展出了一套有约束的实验规则，它对后世的化学十分重要。他还认为，物质的阿拉伯语名字的字母词根与数字有联系，数字命理学则提供了解开各种元素物理性质的钥匙。1144年，切斯特的罗伯特将贾比尔的作品《炼金术的构成之书》从阿拉伯语翻译成了拉丁语，正是此书给欧洲早期各种针对物质的实验提供了更系统的框架。在12世纪，托莱多是阿拉伯语原作的翻译中心之一，它给英语带来了不少新的词语，例如长生不老药（elixir）和酒精（alcohol）；而从13世纪开始，科隆的大阿尔伯特和牛津的罗杰·培根等重要人物综合了这些新材料，并将它们置入一个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中。罗杰·培根热衷于大学的构想，在他看来，炼金术和占星学都是学术的重要分支，任何大学都应该设立这两门学科；在更实际的层面上，培根和其他许多人在新式的实验室里做了实验；炼金术也不只是纯理论的事务。对实验的某些领域来说很重要的是蒸馏，通过一系列沸腾和冷凝的过程，这种方法能提取液态成分；早在公元前12世纪，阿卡德人便已知道蒸馏的方法，他们用它来制造香水；古希腊和阿拉伯世界则将它用于酒的提纯，并制造出了各种药物酊剂。人们普遍将蒸馏视作提纯物质的方法，或是让物质还原为精华的方式，它是炼金术实践中重要的一面。
这类实验的背后是更具宇宙观意义的纯净观念。有不少人认为，在这个世界多种多样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更纯净更单一的本质之物，个别事物的特性都由它分化而来。人们由此开始寻找这种终极物质。不断有传言说某个人拥有一小片这种本质之物，而它最终也以“贤者之石”的名字广为人知。将一小片贤者之石添加到某种较低级的金属，比如铅之中，便能将它转变为更高级的金属，其中最珍贵的自然是黄金。人类的身体也可以用类似方式来完善，完美的人体当然是不会衰老和死亡的；将精心打磨过的贤者之石的碎屑加入水中，或加入通过熟练的蒸馏手段彻底提纯的液体中，这些过程制造的产物便可用作长生不老药。中世纪与近代世界中都有不少江湖骗子，打起贤者之石和长生不老药的主意，向有权有势又容易受骗上当之人演示自己的惊人发现，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某些人确实成功了。

从莎士比亚发表他最伟大的几部戏剧的那段时间，亦即将近16世纪末期到1660年英国的君主制复辟，我们如今掌握了其间一份拥有超过8万条占星咨询的记录，它们主要来源于西蒙·福曼（1552—1611）和理查德·内皮尔（1559—1634）这两名从业者（第一章中已有讨论）。福曼于1597年将占星学的基本原理教授给内皮尔，而后福曼在伦敦执业，内皮尔则回到了白金汉郡的大林福德，并在此地成为教区长。内皮尔将他的文件（其中包括福曼的记录）留给了他的侄子，即后来的理查德·内皮尔爵士（1607—1676），后者同样成为占星师，并将自己接受咨询的记录加入这批文件，使其历史记录延续到17世纪60年代。所有这些文件都传到伊莱亚斯·阿什莫尔的手中（阿什莫尔博物馆便是他于1683年创立，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在1677年将它们交给了牛津大学，如今它们被存放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中。这些记录中的大部分近来得以数字化，供研究者们按照21世纪流行的网络资料的形式查阅。可供查阅的还有一些关于占星学、福曼与内皮尔的背景资料和辅助信息，其中包括一款以福曼为原型的电子游戏，在本书写作的这段时间里有待发售。所有这些材料构成了欧洲近代早期最庞大的一份占星记录，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人对待占星学的严肃态度。
这份档案中的8万份记录来源于6万多名咨询者，他们拜访福曼和内皮尔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去找各领域专家，并为自己得到的建议而付费。约有九成主顾的问题与疾病有关（剩下的则关于婚姻、职业、失踪人口、巫术和法律诉讼等）。从仆人到贵族，从孩童到老人，这些咨询者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福曼的大部分主顾都来自伦敦，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女房东曾让福曼帮她看过星盘，而拜访内皮尔的主顾，则主要来自英格兰中南部。福曼发展出了一套记录系统，他忠实地记录下了问题、分析和答案，内皮尔继承了同一套系统，但他的记录更多样化一些。记录包括病人的姓名、年龄，他们状态的一些细节，他们的问题和一张星盘，星盘会显示提问时行星的位置和星座的符号（见图9.2）。有不少例子还附上了补救措施或答案，在一些求医的例子里，会出现药草、放血疗法和泻药。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案例描写了咨询者尿液的情况（内皮尔比福曼更倾向于用尿液状态来进行诊断），偶尔还有采集血样的情况。有时在星盘之外，他们还会使用其他的手段，例如掷骰子占卜等；超过1000件案例咨询了天使长（虽然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健康相关的问题中，他们不会刻意区分出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疾病。

图9.2 西蒙·福曼的案例汇编中的一页，1598年10月16日。针对每一个咨询者，文件中都留下了一张菱形星盘，加上一些图示，同时还有问题及其分析

迪伊于1548年8月抵达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在此他与制图师杰拉杜斯·麦卡托（此人创造了最常用的地图投影法）等人一起，以他在剑桥取得的算术、几何、透视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研究占星学。他的兴趣是研究“天上的影响和世界这个由元素构成的部分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测量群星发散光芒中所包含的“天体的美德光线”。计算群星在天空的角度、它们的运动轨迹和距离，以便解释它们不断变化的影响：垂直的光线是最强大的。到了1555年，他已用在鲁汶开发出的仪器进行了几千次测量，他觉得自己正在给占星学提供一种全新而又可靠的经验基础。迪伊最著名的占星术实践是给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典礼挑选良辰吉日，经过大量计算之后，他选定了1559年1月15日。伊丽莎白是个地位不稳固的君主，是新教徒，还是名女性，因此她的加冕典礼的性质和场地便极为重要。加冕典礼的日期由占星术选定，这标志着该技术与迪伊本人备受尊敬（尽管迪伊很快就失去了它）。大英博物馆收藏了5件与迪伊有关的藏品，包括一只水晶球，一些刻有数学和魔法符号的火漆印章，一面出自阿兹特克人之手的黑曜石镜子，一只金护身符（它与迪伊之间的联系多少有些值得怀疑），以及一块蜡版，上面刻有天使展示给他的伙伴爱德华·凯利看的幻象场景。（见图9.3）

图9.3 约翰·迪伊的蜡版、水晶球、黑曜石镜子和金盘

迪伊毕生都在寻求启示，这一点也导致他做出了他所有活动中最有争议的那一部分——与天使对话。他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座位于泰晤士河畔莫特莱克的大屋，他想在这里建起一所研究机构，为此他试图从贵族和皇室那儿获得资金，但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莫特莱克的屋子里有他的藏书室，在后来，他的书房和其他进行各种实验的房间在整个欧洲都赫赫有名。

虽然牛顿实践过的占星术极少，炼金术却是他极为热爱的事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牛顿与迪伊及其之后的不少人一样，也在寻求着这个世界多样的表象下潜藏的物质和因果规律的统一。另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牛顿也将贤者之石（见图9.5）视作揭示宇宙统一性的钥匙，并不断寻求着它。如上所述，近年来人们对牛顿的炼金术研究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将它视作某种偏离正常的行为，或是伟人身上羞耻的缺点，转而认为炼金术才是牛顿的研究和思想的中心。牛顿将大量时间花在实验室里，他先是在三一学院的房间里安装了两个冶炼炉（想想如今的学校健康与安全官员对此会有何反应是很有趣的），而后又设法移居到学院入口附近的一座小屋里，扩展了他的活动范围。他用了多年时间来进行实践研究，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作品，它们的内容跨度极大，从赫尔墨斯主义到笛卡尔的著作。

图9.5 牛顿针对贤者之石的特性所画的草图

对牛顿来说，物理学和炼金术的思想都是得出关于宇宙的基本真理的工具，而且牛顿有可能是在寻找一种基本理论，以便理解整个宇宙的运作方式；在人类最早期的历史上，或许在人类堕落之前，他们曾经知道这样的理论，牛顿觉得自己是在恢复远古的智慧，而非发展出某种新的。在追寻这些兴趣时，牛顿关注的重点部分地集中在转化上。他区分出了机械的过程和植物的过程，后者的目标更直接，能调动植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令其生长、成熟并死亡；而牛顿和其他炼金术师在寻找的，正是发生在微观结构层面上的物质转化方式，它类似于植物生长并调动起各个组成部分以变成全新形态的方式。炼金术一直承诺，能让人以同一种方式同时理解生命和逐渐显现的机械论宇宙——就像植物从种子的形态逐渐长大，或许在物质中也同样根植着微小的“胚芽”，能让化学物质直接生长，变成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其他事物。

有一种流传很广但来源未知的看法，认为各种恶灵都会被线催眠，会无法自控地跟着线走。一条线如果没有头尾，就能困住恶魔、灵或女巫，让它们永不停歇地追随这根线。在整个欧洲，各地均有发现中世纪时期及之后的一系列圆形图案。一开始它们出现在教堂里，过去人们认为这些是石匠做的标记，作用是辅助规划建筑结构。但近来人们对英国教堂内的涂刻痕迹进行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后，按照一位专家的说法，发现它们其实“堪称中世纪素材的全新资料库”。其中一些涂刻痕迹的形式是祈祷文或咒语，它们有时有特殊用途，例如保护冒险出海的人。但更常见的是一些仪式上用来辟邪的标记，它们被称为“女巫标记”，这个名字有些误导性。尽管整个欧洲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但圆形、菊轮和类似的图案却出现得一样频繁，在西班牙北部的石质教堂或挪威的木板教堂以及东欧各地均有发现。鉴于这些符号无处不在，历史记录中没有提及这些符号的创造，这点令人奇怪，说明还有些迄今不为人知却广泛流传的民俗活动。
这类标记中最简单的就只是一个圆圈，但也有不少是菊轮（又称六瓣形），即部分的圆弧线条交叠呈现出六片花瓣的形状。（见图9.6）更多的标记是由两个重叠的V形成的，有时候则是一个M形的图案。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棋格”图案——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对角线在中间交叉。较为少见的还有万字符、复杂的绳结图案（所谓的“所罗门之结”）以及五角星形图案。六瓣形符号可能源于罗马世界，它们在不列颠岛的罗马堡垒中也有出现，只是其作用可能完全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从11世纪到15世纪，它们在教堂中十分常见。但很难确定它们是否集中出现在教堂的某些特定区域。保护性的标记可能会被画在石头、木头和灰泥上，但早期的灰泥要么已经不存在，要么后来被重新涂抹或画上新图案。另一个能经常看到图案的位置则是圣水池附近。诺福克郡的斯旺宁顿教堂就留有各种形式的涂刻痕迹，包括题字和几何图案；后者有不少都集中在圣水池原来的位置，东英格兰的其他教堂中也可见类似的分布方式。几何图案常常被说成圆规所绘，但考虑到它们无处不在，也有可能是用某些类似剪刀的常见工具绘制的，它有两片由金属环连接的刀刃；人们可以将其中一片刀刃抵在一个点上，用另一片刀刃画出部分或整个圆形。剪刀是家庭中常见的物品，在绘画或墓葬中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图9.6 各种六瓣形图案及其他辟邪标记

保护性魔法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将物品藏匿或埋藏在房屋的各个位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灵堆”。这样的灵堆一般由定期存放的物品组成，有时候要经过许多年，地点是房间内烟囱旁的空间，或是墙壁内部。灵堆的运作方式尚不清楚：或许它们关注的是其中藏匿的物品与脆弱的人类之间的联系，后者由此获得一定的保护。在纽约州蒙哥马利县的一堵灰泥墙内，人们发现了5只不成双的鞋子、两只不成对的袜子、一只女士手套、一把小刀、若干破损的壶和从《圣经》上撕下的书页等物品。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中部一座19世纪的房屋里发现了藏有38只鞋靴的灵堆，这些东西属于完全不同的主人。这样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人习惯在砖砌烟囱周围建造一圈抹灰泥的板条隔板，人们会定期把各种生活用品和其他物品放入隔板之内的空隙。在萨福克郡的大麦屋农场，人们在烟囱旁的空隙里发现了20只穿得极为破旧的鞋，藏匿的时间则是在1650年至1730年之间。此外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动物遗骸，包括若干猪蹄、一根脊椎骨、一只鹅翅、两只小猫和一只老鼠，以及一些有裂口的木棍，它们或许被用作年历棒（clog almanac），以标示圣徒纪念日。
也有些物品是单独放置的，其中尤其流行是所谓的贝拉明（Bellarmine或Bartmann，后者在德语中的意思是“胡子男人”）酒瓶，瓶子上绘有怒气冲冲的大胡子脸和圆形装饰物。这些酒瓶在德国制造，从17世纪晚期开始经常被进口到英国等地。贝拉明酒瓶以各种方式起到防护作用。伯克郡的医生约瑟夫·布莱格拉夫（1610—1682）写过一本书，名为《医疗中的占星术实践》（1671年），他在书中建议所有认为自己被施了巫术的人，将尿液、头发和指甲放入一个酒瓶里，再往里面放入钉子、刺和大头针；后放入的这三样物品能扎伤女巫，让她们露出马脚，打断她们的巫术。这样的瓶子可以被埋在花园里，或是藏在房屋内，作为长期的保护手段 。它似乎也能抓住女巫，将她们困在瓶子里，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个瓶子就是这种情况。博物馆给这件藏品写的条目如下：“玻璃长颈小瓶，内壁涂银，据说装有一个女巫。”这只瓶子来自布莱顿附近的霍夫，在1915年前后有人将它赠予玛格丽特·默里，她是位极为知名的埃及学家和异教主义相关内容的作家。默里发表观点认为，近代早期的女巫活动处于漫长的巫术传统的最后阶段，这种传统历史悠久，从史前一直持续到现代。尽管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过阿道司·赫胥黎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等作家，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它毫无根据，因为它的前提在于假设现代魔法是古老传统的遗存，而这个假设只有部分是正确的。默里可能也尝试过一些怪异的咒语，例如在受到某些不乐意接受的学术任命时，她会试图用咒语来扭转局面，但她的行为可能更多地出于幽默，而非期待咒语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