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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门霍夫和世界语主义者一直认为这门语言的理想是有价值的，且在某种程度上这门宗教也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持续不断的希望。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接受世界语和Homaranismo的这些规划，但是它们确实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它们是一种尝试，就像蒙田的“随笔”（essays）一样。虽然它们没能改变这个世界很多，但人们应该庆幸世界上存在这种尝试。世界语主义还为那些愿意参与其中的人提供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国际联系网络。

图注 世界语纪念牌，纪念彼特拉克，位于沃克吕兹的泉水小镇

而且，世界语主义总是会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曾去参观过彼特拉克在沃克吕兹的住房遗址。当时，我沿着他最心爱的河流前行，然后惊讶又高兴地发现一堵墙上挂着用世界语书写的牌子。旁边还有一块牌子用法语对其进行了翻译，日期可以追溯到1937年。这些文字纪念了彼特拉克的诗歌和历史研究，以及他的决定——一个要追溯到六百年前的决定——他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为了跟这门语言相配合，柴门霍夫还试着创立过一个充满希望的宗教。康德就曾在1795年意识到宗教和语言是导致人类分裂和战争的两大根源。因为，它们在人群中造成了鲜明的差异。正如语言争端一样，柴门霍夫认为假如存在一个共同的第二宗教，人们可以将其加入自己的文化和实践之中，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容易跨越差异。这等于说，每个人其实都共享着一种基本的精神化人性，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某些基本价值。例如，我们可以在犹太神学家希勒尔等人提出的金规则中找到普遍伦理的关键所在：“不要对他人做你不愿意被对待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化里找到这一规则的变种。由于它很容易被记住，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由此出发创立一门符合该精神的世界语。最初，柴门霍夫用希勒尔的名字来命名该宗教，并在1901年出版了介绍性导论《希勒尔主义》（Hillelis m）。他还新起了一个笔名与之相配：“吾本是人”（Homo Sum），取自泰伦斯的典故。后来，这个宗教的名字也变了（当然是在世界语里），它变成了Homaranismo，意即“人文主义”。

图注：《第一书》，1887年

并不是每一个世界语运动的参与者都喜欢掺和到宗教中去，柴门霍夫吸取了他们的建议，刻意淡化了他理想中的这一想法，甚至在世界语聚会上发表演讲时也非常注意。不过，这其实是殊途同归的：Homaranismo只是为人们增加一层沟通和共通的人性，而不是要褫夺任何人的宗教。柴门霍夫本人在青年时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深深地扎根于其所工作的犹太社群，并十分骄傲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过，他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想法：人类之事没有什么与我漠不相关。
世界语主义者最先承认，自己的计划需要很强的乐观主义。《第一书》在开篇处说道：“当读者拿起这本小书，一定会带着不可思议的微笑，以为自己要阅读乌托邦里某些好公民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或者如一个早期英译本所言：“读者肯定会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把这本书捧在手里，认为自己要面对某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确实，很多人会感到好笑，把世界语看成某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因为它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可以在普遍的友谊中教会自己拥抱他人。

拉丁语只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之间使用。而且，即使是在这个群体，到了19世纪晚期，使用人数也在下降。它只在学校教育领域广泛存在，能够正确运用它进行沟通的人则一直在减少。柴门霍夫曾考虑过使用拉丁语或希腊语，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主要原因是它们像俄语和波兰语一样，有着复杂的动词变位和名词后缀，让学习者备受折磨。这些语言也缺乏指称现代事物的词汇——西塞罗主义者也曾面临这一难题。
于是，他开始收集笔记本和语言指南——由于父亲和祖父都是语言老师，所以他有很好的条件去收集这些材料——并以易于学习为原则创造一门属于自己的语言。他去除了词性、格后缀和动词变位，反过来从不同的语系里选取了大约九百个词根，为其加上连续一致的前缀和后缀，以此生成更多的意义。当完成这门语言的第一个版本时，他举行了一个派对。当时是1878年12月17日，刚好在他十九岁生日之后。所以，这个生日派对既是给他自己的，也是给这门语言的。柴门霍夫的朋友和家人聚在桌前，上面巧妙地摆放着蛋糕、笔记本和词汇表，他们放声高歌：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Kadó, kadó, jam temp’ está！
La tot’ homoze e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á.

各民族间的恩怨，
到了一笔勾销的时候了！
全部人类，
都应该团结为一家人。

在柴门霍夫为这门语言赋予更完整的形式之前，他必须克服一个令人沮丧的挫折。造出这门语言之后，他就前往莫斯科学习医学。（后来，他专攻眼科，余生一直在华沙的犹太人社群中工作。）他的父亲害怕这门语言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其不能安心学习，于是就像彼特拉克的父亲一样干涉了儿子的爱好：他拿走了儿子的笔记本。这些资料被放在一个包裹中，然后锁进了家里的橱柜。柴门霍夫接受了这一举措。几年后他回家度假时，又请求重新拿出这些笔记本，让自己至少可以在休息之余做一点儿工作。不过，他这时才得知，父亲并没有把这些材料保存好，而是早就拿出来烧掉了。这下，他的父亲确实把彼特拉克父亲的故事给演活了，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火焰没有放过任何东西。
柴门霍夫没有选择，只好依据记忆重新创制整门语言。他确实做到了。1887年，他写成了第一本入门书，即广为人知的《第一书》（Unua Libro），上面有他的笔名“Doktoro Esperanto”，意思是“希望博士”。由此，这门语言也被人称为Esperanto——充满希望的语言。

图注 巴别塔的建造者们开始发生争执，因为他们的语言变得不可沟通

对文学来说，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作家们创作了很多有深度的长篇社会小说。其中很多主题都是关于怀疑论和达尔文的，它们甚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文学流派。我们不妨来看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1888年玛丽·奥古斯塔·沃德（Mary Augusta Ward）的小说《罗伯特·埃尔斯梅雷》——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而且娴静内敛地选择以自己婚后的全名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进行创作。事实上，她也是一位“阿诺德”，因为阿诺德是她的叔叔。此外，她和赫胥黎家族也有联系，因为她的妹妹跟赫胥黎的儿子结婚了。

图注 玛丽·奥古斯塔·沃德

当我们看到她那巨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像时，恐怕很难联想到娴静内敛。至少，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她自己也是一个令人心生敬畏的人）看到她时，立刻在附近找地方躲了起来。她之所以要躲着沃德，部分原因在于后者跟她在女性投票权上的观点不一致：伍尔夫非常赞同这一点，但沃德表示反对。而且，她还是“反对妇女投票全国联盟”（Women’s National Anti-Suffrage League）的重要成员之一。然而，她却又为女性享有受教育权而不断奔走，跟其他人共建了“女性教育联盟”（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Women），为在牛津学习的女性提供帮助。本着阿诺德的精神，她也相信应该为穷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在伦敦找到为成人提供教育服务的“玛丽·沃德中心”。
沃德绝不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是，她着迷于怀疑论的发展及其在人类生活中产生的影响。《罗伯特·埃尔斯梅雷》——她二十六部小说中最经久不衰的一部——以一位牧师为主角，他的名字也是书名，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们的婚姻十分幸福，不过埃尔斯梅雷经历了一场悠长又缓慢的信仰转变。他不再关心布道，而是把时间花在给教区内的病人施医送药上，还竭力改善当地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凯瑟琳把他这项工作称为“跟尘土和下水道相关的肮脏活计”。他还用故事娱乐自己的信众，为了让他们开心，他经常为他们讲述莎士比亚和大仲马；他为信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验，让他们在半小时内“过一过别人的生活”。他还没有变成一名怀疑论者，就先成了一名人文主义者。这个过程不断发展，埃尔斯梅雷又相继读到达尔文的著作，并研究了历史。他十分苦恼，因为基督教引发的暴力和痛苦似乎远比它阻止的要多。他想知道，一个只作为人类出现的基督会是怎样的？通过想象，他可能是“纯粹人性化的，可以被诠释，同时总让人感觉很美好的基督教。这虽让他心碎，但这些描述好似将人引入梦幻国度，生命中所有的熟悉事物透过新的联系和视角得以再现”。

图2.5　董其昌跋米芾（1051—1107年）《蜀素帖》，明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跋：“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余先得摹本，刻之《鸿堂帖》中。甲辰（1604年）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后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董其昌题。”

1605年，在徽州籍藏家吴廷泛于西湖的“书画船”上，董其昌用自己收藏的一些名品交换了吴廷所藏米芾《蜀素帖》。他在《蜀素帖》尾部的跋文中提到了此事：“甲辰（1604年）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这幅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2.5）。

将此图与作于1557年的《真赏斋图》（图2.4）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上述的“雅”“俗”之别。《真赏斋图》是著名文人艺术家兼收藏鉴赏家文徵明为老友华夏（字中甫，约1494—约1567年）所作，华夏是真赏斋的主人，是当时杰出的古籍善本和艺术藏家。虽然图2.4上也描绘了价值不菲的观赏性太湖石，但其书斋是一座简朴的屋舍，房顶用茅草覆盖，紧临小溪，周围环绕着修竹苍松、高梧古桧，象征主人谦虚克让（竹）、仁厚宽忍（山），以及智慧超群（水）。主人和友人傍案对坐，似乎正在讨论几案上展开的手卷。男童倚立于旁，拿着一件卷起的手卷，另外两个男童则正在主厅右边的房间内准备食馔。画中无侍女，也未展示古器物或珊瑚树。只有位于主厅左侧一间主人的小储藏室内有少量书籍和卷轴，暗示主人藏有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和古籍善本。为了表明富有和精致的文人藏家华夏的“雅”趣味，图中的所有图像元素都是精心安排的。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仇英画作的买家或接受者，应该是一位与仇英画中的主人有相似的“俗”趣味的人。

图2.4　文徵明（1470—1559年），《真赏斋图》，明代。纸本设色，纵36厘米，横103厘米。陈道希捐赠，上海博物馆藏。
款识：嘉靖丁巳，徵明为中甫华君写《真赏斋图》，时年八十有八。

明清时期，论“雅”“俗”之分也扩展到一些与收藏有关的实践中，包括藏家获取和展示藏品的方式。例如，坚持一件艺术品足以装饰一间典雅的书斋或家庭的厅堂，视那些在两面相对的墙上悬挂相同数量艺术品的人为粗俗。为营造有品位的环境提供建议，高濂（1573—1620年）1591年作《燕闲清赏笺》，文震亨（1585—1645年）1634年作《长物志》，这种指南与18世纪英国或法国的类似出版物并无不同。《长物志》中对“雅”“俗”的讨论几乎涉及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人在研习时使用的许多物品，如砚台和水注。这与皮埃尔·布尔迪厄对象征性商品（symbolic goods）的市场分析毫无轩轾，他预言，在一个自治的群体中，将会发展出彼此对抗的小群体，每个小群体都试图建立起排斥异己的标准，将自身打造为最先进、最敏锐的那一个。
这些著作的涌现，表明文人周旋于一个高度流动、不断变化的象征性商品市场。为了使自己所在的群体与其竞争对手之间保持清晰的界限，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对“雅”的评定进行调整。其时其地，人们如果渴望欣赏艺术或实践高雅文人趣味，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区分“雅”与“俗”的文人标准。
我们可以想象，职业画家仇英（约1494—约1552年）《人物故事图》册中的《竹院品古》可能描绘了原本被一些人认为是“俗”的收藏陈设（图2.3）。在这件画作中，主人有意炫耀财富，包括大量的册页和卷轴、一扇绘制精美的立式屏风、许多古色古香的大型青铜器（其中一尊插有大型的珊瑚树）以及华丽的太湖石，还有男女侍从。这种对富贵奢靡和自我放纵的展示表明，主人以一种相当直白，即“俗”的方式，借此画增强自己的社会尊严。像他这般的藏家就是米芾所谓的“好事者”，即喜好插手他人事务的人，包括那些以“无知”冒充“有知”的举动。无论“好事者”如何模仿文人“雅”的言谈举止，他们仍无法避免沦为被嘲笑的对象。纯粹因为想拥有或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收藏艺术品时常常使用别人的“眼睛”。

图2.3　仇英（约1494—约1552年），《人物故事图》（竹院品古），明代。10开册页之一，绢本设色，纵41.1厘米，横33.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对藏家群体的统计

（一）传统文人藏家
唐宋之交，中国的政体发生了深刻变革。唐朝的衰落对世袭的政治权力系统造成了根本性冲击，贵族阶层逐渐失去财政和政治特权。到11世纪，大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中高收入家庭中选拔而来。这种抡才方式的推行，加之不断改进的法律制度，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更多在社会阶层和经济积累方面的上升机会。由于政府服务需要选拔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公立学校和私塾教师得以蓬勃发展，由此出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士人”或“文人”。这些人中很多并非为盈利而作画、习字，而是为了提高在高级文人社交圈中的声望。他们通常被称为“利家”——业余的文人艺术家，与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职业艺术家“行家”相颉颃。但正如我们将要分析的，二者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尤以明清为甚。从北宋开始，越来越多的文人艺术家成为公认的藏家，这在明末清初发展到巅峰。几乎所有知名的文人艺术家都是狂热的艺术藏家，他们笃好艺术，终身沉浸于创作艺术品和研究艺术史，这使他们能够识别艺术品质，并为其自身的艺术收藏带来独特优势。

（二）作为艺术藏家的女性、宦官和寺庙
私人藏家还包括宦官和女性。尽管相较传统男性藏家，关于宦官和女性收藏的记载有限，但从南宋初年迄于清代，表现闺房中女性及其艺术作品的画作愈发常见。在这些房间内部，画作被悬挂在墙上，或被卷起来放置在房间某处。有的作品表现了女性及其女伴观看和欣赏艺术作品（图2.2）。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女性是否是酷爱艺术的藏家，又或者闺房中的画作是否属于其丈夫或父辈，但这至少表明：除了男性拥有大量藏品这一普遍情况外，女性也一定拥有一小部分艺术藏品。例如，北宋章献皇后刘娥（969—1033年）、南宋皇后杨妹子（1162—1232年）以及明朝慈圣太后李彩凤（1545—1578年）都以赞助艺术活动而闻名。她们在一些作品上的题跋或押署，反映了其艺术收藏活动。
最声名遐迩的女性藏家可能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1084—1155年）和元代大长公主祥哥剌吉（1283—1331年）。然而，后者的收藏得益于其慷慨的兄弟——元武宗（1307—1311年在位）、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以及侄子元文宗（1328—1332年在位），前者则只是一位低阶官员的妻子。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1081—1129年）以收藏古代青铜器、碑刻拓片和画作闻名，但对艺术的强烈热爱往往令二人家境拮据不堪。宋金战争期间，这对夫妻遗失了大部分收藏。即使如此，在丈夫去世后，李清照仍设法保存并运送了两万多件碑刻拓片和2000件古代青铜器铭文拓片，然后迁居南方。

图2.2　铜镜背面图像的拓片，图像中的一位女性艺术家正在向周围的人解释她的作品。可追溯到南宋，13世纪。包华石所藏。
铭文：仕女梅妆
妙手丹青意莫量，一校造化套回（迥）阳。佳人看却怜还妒，只为功夫不艳妆。

图2.1　（a）赵孟頫（1254—1322年），《双松平远图》，手卷；纸本设墨；纵26.8厘米，横107.5厘米；整体装裱：纵27.8厘米，横781.5厘米。
款识：仆自幼小学书之余，时时戏弄小笔，然于山水独不能工。盖自唐以来，如王右丞（王维）、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郑广文诸公奇绝之迹，不能一二见。至五代荆关董范（荆浩、关仝、董源、范宽）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仆所作者，虽未敢与古人比，然视近世画手，则自谓少异耳。因野云（董野云）求画，故书其末。孟頫。
（b）局部细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1973.120.5。
款识：子昂戏作，双松平远

哈丽雅特主张女性有权去追求那个最高最大的“对全人类敞开的领域”，这个观点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同时，约翰还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他的女性主义思考和他跟哈丽雅特之间的讨论产生过巨大影响，他对洪堡的阅读也功不可没。1859年，他发表了自己那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短篇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引用了洪堡的一句话，而它正来自那本重新面世的讨论国家权限的书：
迄今为止，这本书里的所有观点都直接汇聚为一项宏大的指导原则，即人类发展绝对的和根本的重要性体现在人类的丰富差异之中。
密尔的主题是自由，而从其在开篇处引用的这句话可知，他将自由深植在更广泛的人文主义传统之中。差异和发展是这句话中的两个亮眼词，它们在密尔的思考中总是与自由同行。这三个词可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他来说，我们必须拥有自由才能变成全面发展的人类，同时还要大量接触差异化的人类生活方式——甚至包括那些最古怪的生活方式。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允许我们在与差异化的接触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可能性，而这一切必须发生在一个文化丰富的环境之中，不能有国家的干预——当然，如果我们伤害到他人则另当别论。对密尔和洪堡来说，国家的任务就是当我追求自由和生活的行为伤害到你时进行一定的干预。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它的工作不是去定义一种单一的完美生活方式或道德形式。国家的角色应该是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去扩展自己，而无须掠夺他人的空间。
对密尔来说，正确的教育路径也很重要，而且他再次在这个话题上强调了差异化。我们需要自身经历得以扩展，而这意味着“生活经历”的创造。洪堡也曾写到过我们应该如何通过“不同的场景”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而不是坚守一种单一的生活模式。除此之外，差异化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宽容，正如蒙田所说，旅行会给我们带来益处，“（旅途中）大量的情绪、教派、评判、观点、法律和习俗可以教会我们明智地评判自己的相关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