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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之口》（约1150年），《温彻斯特诗篇》插图。图中描绘了最后审判，被诅咒的人被地狱之口吞噬，一位天使用钥匙锁住地狱大门的场景
中世纪炼金术抄本《初生的曙光》插图（约15世纪）。这幅插图描绘了炼金术师坩埚内的衔尾蛇，衔尾蛇是宗教及神话中的常见形象，在炼金术中更是重要的徽记
《卢塞恩编年史》插图，迪堡·席林创作（1513年）。插图反映了女巫审判的历史，1447年，在瑞士维利绍，有一名妇女被烧死
《水晶球》，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创作（1902年）。沃特豪斯是英国新古典主义与拉斐尔前派画家，擅长使用鲜明色彩和神秘的画风描绘神话与传说中的女性人物

《根特祭坛画》下层中部的《神秘羔羊之爱》，扬·凡·艾克创作（1415—1432年）。这幅画的题材取自《圣经·启示录》中所述的“神秘的羔羊”
《神曲·天堂篇》插图，古斯塔夫·多雷创作（19世纪）。但丁和贝雅特丽齐凝视着最高的天堂——至高天
《天启挂毯》局部（约1377—1382年）。《天启挂毯》是一套大型的中世纪法国挂毯，由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委托订制。这幅局部图属于第III.40板块，描绘了撒旦（龙）将权杖交给海怪的故事
《天体图》，葡萄牙宇宙学家和制图师巴尔托洛梅乌·维利乌绘制（1568年）。这幅天体图表现了中世纪流行的托勒密宇宙模型，图上写有“天上的帝国，是上帝和所有选民的居所”

保护性魔法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将物品藏匿或埋藏在房屋的各个位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灵堆”。这样的灵堆一般由定期存放的物品组成，有时候要经过许多年，地点是房间内烟囱旁的空间，或是墙壁内部。灵堆的运作方式尚不清楚：或许它们关注的是其中藏匿的物品与脆弱的人类之间的联系，后者由此获得一定的保护。在纽约州蒙哥马利县的一堵灰泥墙内，人们发现了5只不成双的鞋子、两只不成对的袜子、一只女士手套、一把小刀、若干破损的壶和从《圣经》上撕下的书页等物品。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中部一座19世纪的房屋里发现了藏有38只鞋靴的灵堆，这些东西属于完全不同的主人。这样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人习惯在砖砌烟囱周围建造一圈抹灰泥的板条隔板，人们会定期把各种生活用品和其他物品放入隔板之内的空隙。在萨福克郡的大麦屋农场，人们在烟囱旁的空隙里发现了20只穿得极为破旧的鞋，藏匿的时间则是在1650年至1730年之间。此外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动物遗骸，包括若干猪蹄、一根脊椎骨、一只鹅翅、两只小猫和一只老鼠，以及一些有裂口的木棍，它们或许被用作年历棒（clog almanac），以标示圣徒纪念日。
也有些物品是单独放置的，其中尤其流行是所谓的贝拉明（Bellarmine或Bartmann，后者在德语中的意思是“胡子男人”）酒瓶，瓶子上绘有怒气冲冲的大胡子脸和圆形装饰物。这些酒瓶在德国制造，从17世纪晚期开始经常被进口到英国等地。贝拉明酒瓶以各种方式起到防护作用。伯克郡的医生约瑟夫·布莱格拉夫（1610—1682）写过一本书，名为《医疗中的占星术实践》（1671年），他在书中建议所有认为自己被施了巫术的人，将尿液、头发和指甲放入一个酒瓶里，再往里面放入钉子、刺和大头针；后放入的这三样物品能扎伤女巫，让她们露出马脚，打断她们的巫术。这样的瓶子可以被埋在花园里，或是藏在房屋内，作为长期的保护手段 。它似乎也能抓住女巫，将她们困在瓶子里，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个瓶子就是这种情况。博物馆给这件藏品写的条目如下：“玻璃长颈小瓶，内壁涂银，据说装有一个女巫。”这只瓶子来自布莱顿附近的霍夫，在1915年前后有人将它赠予玛格丽特·默里，她是位极为知名的埃及学家和异教主义相关内容的作家。默里发表观点认为，近代早期的女巫活动处于漫长的巫术传统的最后阶段，这种传统历史悠久，从史前一直持续到现代。尽管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过阿道司·赫胥黎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等作家，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它毫无根据，因为它的前提在于假设现代魔法是古老传统的遗存，而这个假设只有部分是正确的。默里可能也尝试过一些怪异的咒语，例如在受到某些不乐意接受的学术任命时，她会试图用咒语来扭转局面，但她的行为可能更多地出于幽默，而非期待咒语成真。

有一种流传很广但来源未知的看法，认为各种恶灵都会被线催眠，会无法自控地跟着线走。一条线如果没有头尾，就能困住恶魔、灵或女巫，让它们永不停歇地追随这根线。在整个欧洲，各地均有发现中世纪时期及之后的一系列圆形图案。一开始它们出现在教堂里，过去人们认为这些是石匠做的标记，作用是辅助规划建筑结构。但近来人们对英国教堂内的涂刻痕迹进行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后，按照一位专家的说法，发现它们其实“堪称中世纪素材的全新资料库”。其中一些涂刻痕迹的形式是祈祷文或咒语，它们有时有特殊用途，例如保护冒险出海的人。但更常见的是一些仪式上用来辟邪的标记，它们被称为“女巫标记”，这个名字有些误导性。尽管整个欧洲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但圆形、菊轮和类似的图案却出现得一样频繁，在西班牙北部的石质教堂或挪威的木板教堂以及东欧各地均有发现。鉴于这些符号无处不在，历史记录中没有提及这些符号的创造，这点令人奇怪，说明还有些迄今不为人知却广泛流传的民俗活动。
这类标记中最简单的就只是一个圆圈，但也有不少是菊轮（又称六瓣形），即部分的圆弧线条交叠呈现出六片花瓣的形状。（见图9.6）更多的标记是由两个重叠的V形成的，有时候则是一个M形的图案。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棋格”图案——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对角线在中间交叉。较为少见的还有万字符、复杂的绳结图案（所谓的“所罗门之结”）以及五角星形图案。六瓣形符号可能源于罗马世界，它们在不列颠岛的罗马堡垒中也有出现，只是其作用可能完全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从11世纪到15世纪，它们在教堂中十分常见。但很难确定它们是否集中出现在教堂的某些特定区域。保护性的标记可能会被画在石头、木头和灰泥上，但早期的灰泥要么已经不存在，要么后来被重新涂抹或画上新图案。另一个能经常看到图案的位置则是圣水池附近。诺福克郡的斯旺宁顿教堂就留有各种形式的涂刻痕迹，包括题字和几何图案；后者有不少都集中在圣水池原来的位置，东英格兰的其他教堂中也可见类似的分布方式。几何图案常常被说成圆规所绘，但考虑到它们无处不在，也有可能是用某些类似剪刀的常见工具绘制的，它有两片由金属环连接的刀刃；人们可以将其中一片刀刃抵在一个点上，用另一片刀刃画出部分或整个圆形。剪刀是家庭中常见的物品，在绘画或墓葬中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

图9.6 各种六瓣形图案及其他辟邪标记

正如研究牛顿的学术泰斗威廉·纽曼所说：“事实上，牛顿甚至发展出了一种‘万有理论’，通过一套涉及金属蒸汽、大气和各种形式的以太的交互作用循环系统，来解释有机生命体、热量和火焰的起源、引力的机械性成因、内聚力、金属和矿物的生成等万事万物。”如果我们以近年来整理搜集的文本或档案为基础，进一步地检视牛顿的炼金术研究，那么我们“会立刻看到一名意图梳理繁杂炼金术密文的文本学者，一位想要复制这门技艺的最深层奥秘的实验科学家，以及一个决心将化学［亦即炼金术］的解释纳入他自己的总体自然理论的理论家”。牛顿对魔法的追求，展现出的与其说是他思想的歧路分支，不如说是一个中心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牛顿的所有探索都相遇并混合在一起。新旧观点乍看似乎彼此矛盾，却可能启发了牛顿得出与引力、运动和光有关的理论，而它们成了爱因斯坦之前的科学的基石。无论在牛顿身后，人们让他的作品派上了什么用场，很明显的是，他的目标并非创造出一个机械论宇宙模型。在他的脑海里，宇宙的运作方式被牢牢地嵌入了一个更大的目的之中，而人类及神明的行动，都是这更大的目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未能成功，但牛顿尝试着用来整体理解这个宇宙的框架体系，是由魔法和炼金术的思想共同构筑的。迪伊和牛顿的思想或许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相去甚远。

虽然牛顿实践过的占星术极少，炼金术却是他极为热爱的事物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牛顿与迪伊及其之后的不少人一样，也在寻求着这个世界多样的表象下潜藏的物质和因果规律的统一。另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牛顿也将贤者之石（见图9.5）视作揭示宇宙统一性的钥匙，并不断寻求着它。如上所述，近年来人们对牛顿的炼金术研究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将它视作某种偏离正常的行为，或是伟人身上羞耻的缺点，转而认为炼金术才是牛顿的研究和思想的中心。牛顿将大量时间花在实验室里，他先是在三一学院的房间里安装了两个冶炼炉（想想如今的学校健康与安全官员对此会有何反应是很有趣的），而后又设法移居到学院入口附近的一座小屋里，扩展了他的活动范围。他用了多年时间来进行实践研究，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作品，它们的内容跨度极大，从赫尔墨斯主义到笛卡尔的著作。

图9.5 牛顿针对贤者之石的特性所画的草图

对牛顿来说，物理学和炼金术的思想都是得出关于宇宙的基本真理的工具，而且牛顿有可能是在寻找一种基本理论，以便理解整个宇宙的运作方式；在人类最早期的历史上，或许在人类堕落之前，他们曾经知道这样的理论，牛顿觉得自己是在恢复远古的智慧，而非发展出某种新的。在追寻这些兴趣时，牛顿关注的重点部分地集中在转化上。他区分出了机械的过程和植物的过程，后者的目标更直接，能调动植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令其生长、成熟并死亡；而牛顿和其他炼金术师在寻找的，正是发生在微观结构层面上的物质转化方式，它类似于植物生长并调动起各个组成部分以变成全新形态的方式。炼金术一直承诺，能让人以同一种方式同时理解生命和逐渐显现的机械论宇宙——就像植物从种子的形态逐渐长大，或许在物质中也同样根植着微小的“胚芽”，能让化学物质直接生长，变成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其他事物。

在图9.4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约翰·迪伊的形象，他的个子很高，留着胡子，穿一身黑，身处他在莫特莱克的屋子里。迪伊正在做实验——他称之为“行动”——将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要么引起燃烧，要么熄灭火焰，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种。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的人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她宫廷中有权有势的成员。

图9.4 约翰 · 迪伊在莫特莱克的屋子里向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演示实验

坐在迪伊身后的是他备受争议的助手爱德华·凯利，此人头戴长无边便帽，这是为了遮掩他因为造假而被罚割去双耳的事实。从16世纪80年代起，迪伊就一直尝试着与各种灵和天使交谈，居中作为媒介的便是他的首席占卜师凯利，他与这些存在之间的交谈内容则记录在迪伊所谓的《神秘五书》之中。迪伊和凯利试图再现的是传说中的《以诺书》，据说此书以上帝的语言写就，书中有着这个世界的无穷力量。凯利通过水晶球和那面阿兹特克镜子与大量灵体接触，其中包括天使长米迦勒，以及乌列尔和亚钠尔等次等灵体，它们在不同时间显现，显现的不仅有言词，更有一系列图形和符号，迪伊想要复制的正是这些符号。迪伊最终的兴趣是潜藏在可见世界背后的神圣形式和物质，他将它们称为“纯粹的真实”；欧几里得几何学、赫尔墨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炼金术都被迪伊用来探寻表象之下的永恒。迪伊和凯利两人一起周游欧洲，先后在布拉格城堡被皇帝鲁道夫二世，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涅波沃米采城堡被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接见。在布拉格，凯利得到了比迪伊更高的职位，因为他将从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取得的土炼成了金子。

迪伊于1548年8月抵达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在此他与制图师杰拉杜斯·麦卡托（此人创造了最常用的地图投影法）等人一起，以他在剑桥取得的算术、几何、透视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研究占星学。他的兴趣是研究“天上的影响和世界这个由元素构成的部分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测量群星发散光芒中所包含的“天体的美德光线”。计算群星在天空的角度、它们的运动轨迹和距离，以便解释它们不断变化的影响：垂直的光线是最强大的。到了1555年，他已用在鲁汶开发出的仪器进行了几千次测量，他觉得自己正在给占星学提供一种全新而又可靠的经验基础。迪伊最著名的占星术实践是给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典礼挑选良辰吉日，经过大量计算之后，他选定了1559年1月15日。伊丽莎白是个地位不稳固的君主，是新教徒，还是名女性，因此她的加冕典礼的性质和场地便极为重要。加冕典礼的日期由占星术选定，这标志着该技术与迪伊本人备受尊敬（尽管迪伊很快就失去了它）。大英博物馆收藏了5件与迪伊有关的藏品，包括一只水晶球，一些刻有数学和魔法符号的火漆印章，一面出自阿兹特克人之手的黑曜石镜子，一只金护身符（它与迪伊之间的联系多少有些值得怀疑），以及一块蜡版，上面刻有天使展示给他的伙伴爱德华·凯利看的幻象场景。（见图9.3）

图9.3 约翰·迪伊的蜡版、水晶球、黑曜石镜子和金盘

迪伊毕生都在寻求启示，这一点也导致他做出了他所有活动中最有争议的那一部分——与天使对话。他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座位于泰晤士河畔莫特莱克的大屋，他想在这里建起一所研究机构，为此他试图从贵族和皇室那儿获得资金，但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莫特莱克的屋子里有他的藏书室，在后来，他的书房和其他进行各种实验的房间在整个欧洲都赫赫有名。

从莎士比亚发表他最伟大的几部戏剧的那段时间，亦即将近16世纪末期到1660年英国的君主制复辟，我们如今掌握了其间一份拥有超过8万条占星咨询的记录，它们主要来源于西蒙·福曼（1552—1611）和理查德·内皮尔（1559—1634）这两名从业者（第一章中已有讨论）。福曼于1597年将占星学的基本原理教授给内皮尔，而后福曼在伦敦执业，内皮尔则回到了白金汉郡的大林福德，并在此地成为教区长。内皮尔将他的文件（其中包括福曼的记录）留给了他的侄子，即后来的理查德·内皮尔爵士（1607—1676），后者同样成为占星师，并将自己接受咨询的记录加入这批文件，使其历史记录延续到17世纪60年代。所有这些文件都传到伊莱亚斯·阿什莫尔的手中（阿什莫尔博物馆便是他于1683年创立，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在1677年将它们交给了牛津大学，如今它们被存放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中。这些记录中的大部分近来得以数字化，供研究者们按照21世纪流行的网络资料的形式查阅。可供查阅的还有一些关于占星学、福曼与内皮尔的背景资料和辅助信息，其中包括一款以福曼为原型的电子游戏，在本书写作的这段时间里有待发售。所有这些材料构成了欧洲近代早期最庞大的一份占星记录，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人对待占星学的严肃态度。
这份档案中的8万份记录来源于6万多名咨询者，他们拜访福曼和内皮尔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去找各领域专家，并为自己得到的建议而付费。约有九成主顾的问题与疾病有关（剩下的则关于婚姻、职业、失踪人口、巫术和法律诉讼等）。从仆人到贵族，从孩童到老人，这些咨询者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福曼的大部分主顾都来自伦敦，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女房东曾让福曼帮她看过星盘，而拜访内皮尔的主顾，则主要来自英格兰中南部。福曼发展出了一套记录系统，他忠实地记录下了问题、分析和答案，内皮尔继承了同一套系统，但他的记录更多样化一些。记录包括病人的姓名、年龄，他们状态的一些细节，他们的问题和一张星盘，星盘会显示提问时行星的位置和星座的符号（见图9.2）。有不少例子还附上了补救措施或答案，在一些求医的例子里，会出现药草、放血疗法和泻药。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案例描写了咨询者尿液的情况（内皮尔比福曼更倾向于用尿液状态来进行诊断），偶尔还有采集血样的情况。有时在星盘之外，他们还会使用其他的手段，例如掷骰子占卜等；超过1000件案例咨询了天使长（虽然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健康相关的问题中，他们不会刻意区分出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疾病。

图9.2 西蒙·福曼的案例汇编中的一页，1598年10月16日。针对每一个咨询者，文件中都留下了一张菱形星盘，加上一些图示，同时还有问题及其分析

阿拉伯世界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物，例如贾比尔·伊本·哈扬，在欧洲人这儿，他以拉丁化的名字吉贝鲁斯或吉贝尔广为人知。贾比尔发展出了一套有约束的实验规则，它对后世的化学十分重要。他还认为，物质的阿拉伯语名字的字母词根与数字有联系，数字命理学则提供了解开各种元素物理性质的钥匙。1144年，切斯特的罗伯特将贾比尔的作品《炼金术的构成之书》从阿拉伯语翻译成了拉丁语，正是此书给欧洲早期各种针对物质的实验提供了更系统的框架。在12世纪，托莱多是阿拉伯语原作的翻译中心之一，它给英语带来了不少新的词语，例如长生不老药（elixir）和酒精（alcohol）；而从13世纪开始，科隆的大阿尔伯特和牛津的罗杰·培根等重要人物综合了这些新材料，并将它们置入一个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中。罗杰·培根热衷于大学的构想，在他看来，炼金术和占星学都是学术的重要分支，任何大学都应该设立这两门学科；在更实际的层面上，培根和其他许多人在新式的实验室里做了实验；炼金术也不只是纯理论的事务。对实验的某些领域来说很重要的是蒸馏，通过一系列沸腾和冷凝的过程，这种方法能提取液态成分；早在公元前12世纪，阿卡德人便已知道蒸馏的方法，他们用它来制造香水；古希腊和阿拉伯世界则将它用于酒的提纯，并制造出了各种药物酊剂。人们普遍将蒸馏视作提纯物质的方法，或是让物质还原为精华的方式，它是炼金术实践中重要的一面。
这类实验的背后是更具宇宙观意义的纯净观念。有不少人认为，在这个世界多种多样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更纯净更单一的本质之物，个别事物的特性都由它分化而来。人们由此开始寻找这种终极物质。不断有传言说某个人拥有一小片这种本质之物，而它最终也以“贤者之石”的名字广为人知。将一小片贤者之石添加到某种较低级的金属，比如铅之中，便能将它转变为更高级的金属，其中最珍贵的自然是黄金。人类的身体也可以用类似方式来完善，完美的人体当然是不会衰老和死亡的；将精心打磨过的贤者之石的碎屑加入水中，或加入通过熟练的蒸馏手段彻底提纯的液体中，这些过程制造的产物便可用作长生不老药。中世纪与近代世界中都有不少江湖骗子，打起贤者之石和长生不老药的主意，向有权有势又容易受骗上当之人演示自己的惊人发现，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某些人确实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