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ON NOIR @[email protected]

有时候在夜里，我躺在那活着的时间里，躺在我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光秃秃的墙和华丽的枝形烛台；这样可以给予我周遭的一切一个解释，却无济于事。
有时候我在夜里躺下，躺在那活着的时间里，我听见：在我衰老的身体里，我年轻的灵魂在尖叫。四面是墙。我在哪里？
我周围的时间只有一个特性：流逝。它借走的一切全都流逝……
有时候，我试图躲进日常的小小欢愉来忘却那种厌倦。我曾经以为，现在依旧认为，欢乐是宇宙间最最古老的东西。它是生命的象征。不外乎：一餐饭，一张温暖的床，一个女人，不太多的孩子，那些男人几乎注意不到的孩子。继而，并非因而，你热爱的工作，步行（拜我的狗所赐有时是跑步），旅行，豪宅，音乐，图画……简言之，一切带来欢乐的东西。欢乐的生活。
但接下来，我会想到硬币的第三面。除了时间及其带来的我内心的厌倦，另一方面，欢乐与工作在那枚硬币的边缘卷成了一个圈，就像蛇出现了一样，出现了永恒的概念。没有比想象永恒更为恐怖的事情了。想象一下（尽管很难）永恒必定带来的那种庞大无比、不可估量的厌倦吧。永恒自食其尾。佛祖也许教诲过如何在永恒中逃离厌倦……
通过观察我的狗，我意识到它对永恒一无所知。或者说永恒对它同样一无所知。我认识到对于永恒而言，它是微不足道的，就好像我裤腿上的一颗扣子，假如有这么一颗的话。继而我认识到，对于永恒而言，我也不过是裤腿上的一颗扣子，假如有这么一颗的话。

“好戏要开始了！”
“在哪？”我问道，随即有人从我们身后的长凳上伸出一只手，递给我们两支蜡烛和一盒火柴。
“你问在哪是什么意思？”她拿着蜡烛接着我的问题，“你看见了，我们这排长凳只有女的，而那一排，也就是过道右边，只有男的。这就像在教堂里一样。男女分坐的教堂。”
“那又怎么样？”我问。我只是看到有些女人的脸要比她们的下半身老，而另一些人的下半身则比她们的脸老。但是我什么都没说，这样就不会挨耳光了。
接着，舞台上冷不丁走出一个好像是真正主角的人，或者差不多那么一个人。是个女孩，二十岁左右，一条非常漂亮的蓝裙子，腰带，白衬衫，玫瑰色几近红色的胳膊还有乳沟。这些东西上头，是轮廓粗粝的脸颊，一头茂密的黄色鬈发。她长得和我的娃娃克拉拉有几分像。她让站在湿漉漉的舞台上的每个人都感到高兴，尤其是那个从镇上来的黑衣年轻人。她问了他些什么，我们周围坐在长椅上的人就开始点燃蜡烛。先是女宾，接着是男宾席。我们也点燃了我们的蜡烛。
整个教堂，或者说戏院，就这样被照亮了。台上的人继续他们的故事，我们静静地坐着，这当儿一位牧师走上了舞台。他一袭黑衣，只有袍子里翻出的领子是白的。他抬起一只手，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对着长凳上我们的方向做了个十字形手势，开始布道，他说上教堂的人，好比这会儿的我们，将会升入天国……
他在说教，而他身边台上的那些演员依然在表演他们精心排练过的故事（我阿姨如是说），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个牧师，就像他假装这个教堂里没有戏院一样。就在这时，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女人（她手里也有一支点燃的蜡烛）对我阿姨说：
“你听见有人在吹口哨吗？”
“上帝惩罚他，在戏院里！”
“不是戏院，是教堂！革命者把教堂变成了戏院！”女人厉声道，又加了一句：
“是你的孩子在吹口哨！”
阿姨亲自确认的确是我在吹口哨后，便摸出一块糖塞进我嘴里，不管喜不喜欢，我不吹口哨了，开始吮着糖，看向舞台。玫瑰色的女孩递给镇上来的年轻人一朵纸花，牧师在布道，村民们和镇上的人吃香肠、喝伏特加……
我不明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睡着了。教堂里的人也好，戏院里的人也罢，都顾不上去想，我得和平时一样睡觉了。我阿姨说，她把我抱出了戏院。她踏着雪把我抱回家，我是含着那块糖睡的。它就像是美好未来的一种保证。化得很快。

第二天晚上，当所有的合法手续交割完毕，卡拉和布鲁斯搬进了他们新买的房间。他们并没有什么行李，除了他带来的一大一小两只盒子。大的那只木制，栗色，那种人们用来放手枪的。另一只是个珠宝盒，黑色皮质。
“你买的吗？”卡拉问道，有点不耐烦。
“买的。”说着，他打开那只黑色的小盒。
小盒子内衬红丝绒，分成两格。里面是两粒左轮手枪子弹，就像两枚闪光的订婚戒指。弹壳是银质的，弹头类似某种玻璃的东西。
“里面装的什么？”她问。
“雨果博斯香水。我用的。”
“还有一个呢？”
“给你的香奈尔5号。香水密封在6.35口径的子弹里。子弹是纯钻制成。每个四克拉，切割成左轮手枪的子弹形状。相当管用……”
“能怎么用？”卡拉惊奇地问道。
“弹药发射时会清出一条细细的通道，弹头便浸满了香水。”
*　　*　　*
当警察发现两人尸体的时候，闻上去，她是香奈儿5号，他是男士用的雨果博斯。

在巴塞罗那高迪设计的桂尔宫里，有一个塔状的入口大厅通向各个房间，此处给人的印象日夜迥异，白昼的概念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消弭了。日间，穹顶上的阳光变为星空满月，熠熠生辉；夜间，此景不在，星空消失源于室外夜幕降临，顶上的孔洞没有被照亮。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白昼可变为黑夜，而黑夜却变不了白昼，因为黑夜来自宇宙，而白昼来自世俗人间。穹顶上的一个圆形孔洞及其周围的小孔让阳光投射进来，造成一种室外是黑夜的感觉（蓝色的天顶），圆月高挂（顶上的大孔洞）、群星环绕（穹顶散布的一系列小孔）。所有这一切均来自世俗人间的太阳。高迪仿照创世记，在他的城堡里创造了一个小宇宙，与我们身处的这个大宇宙紧密交融，恰似人内心的小宇宙同外部的大宇宙相交相融。
这是艺术存活的唯一方式：与造物主的杰作、与宇宙交融，并建造于其上，通过它们来承载，如同高迪设计的小小的人造夜晚是借助真正的太阳和真正的宇宙来承载实现的。高迪的穹顶蕴含着艺术与自然交融的真谛：于世俗人间而言是白昼，于艺术而言是黑夜。黑夜借自宇宙，在世俗感官里，宇宙既无白昼也无黑夜。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如此这般观察事物，就如高迪驱使我们的，宇宙与世俗人间之差别也就显而易见了。人作为一个小宇宙，比起他身处的日夜交替的世俗人间，更接近于那个没有白昼的大天体宇宙。
在高迪的卧室里，宇宙之夜支配着永恒。而现实只要通过高迪穹顶上的那些孔洞——在我们看来仿佛月夜星空，尽管实际上就是太阳——就可渗透进宇宙。如果我们能像高迪一样具有非凡洞察力的话，只需要通过将白昼假想为黑夜，现实就能渗透进宇宙，天人合一，而且，要足够地大无畏。

#纸剧院 #米洛拉德·帕维奇

▷作家的话

女读者手里拿着什么书？吸引她的并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是谁写的。她只是看到最爱的作家出了新书，就买了下来，并不关心这是长篇小说或者是其他什么。现在她正在读这本书。其他的女读者们，她们最喜欢的作家并非这位，手里捧着的则是其他的什么书。在我看来，两者都不错……
男读者手里拿着什么书？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谁写的，而是书里的内容，这是长篇小说还是选集。当他看到这部小说选集时，会有些困惑，却欣欣然上钩，因为它是一本选集。
作家仍在思考：一部长篇小说，需要两个要素——共同的主题和作家的个性，在二十一世纪，这对长篇小说来说已然足够。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世界故事成为共同的主题；作家的个性，请阅读以下内容。
在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当代世界故事集——也就是小说选中，读者会发现三十八部短篇小说，以及每部文本的作者的包含著作目录的传记，因此也就是有三十八位作家，分别代表某一种文学。所有这些作家及信息都是虚构出来的，所有的三十八部短篇小说也都由米洛拉德·帕维奇创作。
这个数字并非偶然。这些想象出来的“代表”作家来自翻译了我的作品的、现实中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出于我对这些国家的读者的感激之情（我的确如此），还因为我使自己更努力地了解这些文学，超过了解其他国家的。这一点对瑞士来说也适用，虽然它还没有翻译我的作品，但那里的读者可以读到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的版本。直至今日，我的一位文学代理人还在苏黎世。
那些被我透露了这部小说选集的秘密的朋友经常问，在写作时我是否努力地模仿了这些国家真实存在的女性或男性作家的风格。事实恰恰相反。当我构思这三十八部短篇小说时，我试图给这些短篇小说假设所属的文学增添一些它们实际上并不具备、但我却期望其能获得的色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短篇小说，是我为这些文学献上的配菜——如果你愿意，可以像菜单上搭配一道鱼的配菜那样称呼它们。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诗人扎萨·利瓦达表示谢意，是他几年前给了我这个想法，以各种作家的名义撰写一系列短篇小说，我特别享受编造这部长篇小说的作家们、整个当代世界文学，以及他们未曾写过的书、未曾存在过的生平。然而，这些不存在的作家们的出版社是真实的，它们出版了我作品的翻译本。我很高兴能在这种情况下提及这些出版社，感谢它们。

米洛拉德·帕维奇

#CHATONLIVRE

▷附录二 莫尔小传

1533年，亨利八世胁迫议院通过法令，宣称他是英国教会的最高统领。除此之外，他和安·普琳的重婚也被认定为有效婚姻，而普琳生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被钦定为英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同时还要求全英国所有的杰出人物，包括莫尔，都必须宣誓效忠于教会的最高首领——英王亨利八世。莫尔因为拒绝进行宣誓而被关在伦敦塔中一年多，在这期间，他坚决不肯说拒绝宣誓的原因。1535年，莫尔接受了法庭特别委员会的审讯，有人派了一个名为里奇的人到监狱中折磨莫尔，并且出面做伪证来指控他，尽管莫尔泰然自若地为自己辩护，但依然被判有罪。判决中写道：“将他押送回伦敦塔，然后将他游行示众，游行从伦敦塔开始，一直到泰柏恩行刑场。到达刑场之后，把他吊起来，在他半死不活之后，再解开绳索，趁他尚有知觉时，割掉他的生殖器官，挖出他的五脏六腑，将他的心肺器官用火烧，肢解他。最后，把他的头颅挂在伦敦桥上，并分别将他的四肢钉在城门之上。”但是，英王下令直接处死莫尔，以替代极刑。
1535年7月7日，托马斯·莫尔被执行死刑。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甚至在行刑前还在说笑话。他被禁止向人民进行最后的告别，因此他仅仅和家人进行了告别，之后自己用头巾遮住了眼睛，然后对刽子手说道：“我的脖子很短，所以你要瞄准之后再下手，不要让我出丑。”终于，莫尔的头颅，挂上了伦敦桥。
亨利八世仍在进行他的报复，把莫尔的妻子驱出家门，剥夺她的生活来源，将莫尔的儿子囚困在伦敦塔里很长时间。
1886年，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的威严，想要把这位人文主义者以及拥有杰出思想的人物列入“殉道者”名单，便将莫尔追封为圣徒，尽管莫尔并不具有正统的天主教思想。

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孤独的境况中愉快地生活。

▷附录一 莫尔与伊拉斯谟书信来往摘录

这种防范之所以如此必要，是因为乌托邦是唯一一个不允许一夫多妻制以及离婚的国家，除非出现了通奸或者家暴这种极为恶劣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议事会允许解除婚姻以及被伤害的一方再婚，但是实施恶行的一方将会臭名昭著，并不允许再婚。如果妻子没有任何过错，却不幸罹患重病，男人则不被允许违背她们的意志而抛弃她们，因为乌托邦人将这视为非常残忍以及背叛的行为。在一个人最需要他们的配偶耐心照顾自己时，却遭到了背信弃义的对待，这本身是暴戾残忍的。
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对夫妻性格不合，经双方同意而分道扬镳，去寻找别的人以期望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这必须经过议事会的准许才可以离婚，他们需要经过深入的调查，但也不是十分容易就可以获得批准，因为议事会逐渐意识到，如果这种批准过于随意，将不利于维护已婚人士的婚姻稳定。
对那些婚后出轨或者破坏别人婚姻的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如果通奸双方都已婚，他们将被判处离婚，并且受伤害的一方被允许再婚，而奸夫淫妇将被责令充当奴隶。如果受伤害的一方无法忘记已婚的爱人，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一起生活，但是他们必须一同执行奴隶的劳动。有时如果犯错的一方认真悔改，而受伤害的一方劳作卖力，二人可能获得总督的怜悯而重获自由。再次犯罪者，就要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对其他罪行的惩罚，但这是留给议事会决定的，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丈夫有权纠正妻子、父母有权惩罚自己的孩子，除非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必须要公开惩处，以儆效尤。大多数时候，责令充当奴隶是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对于罪犯来说，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把他们置于奴隶的地位，而且这对社会也是更有益的，责令他们进行劳动、把他们作为反面教材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其他人犯罪。被责令充当奴隶的人，如果违抗命令、不服从安排、不愿意承担辛苦的劳务，就像野兽一样不想被拴住，不想被束缚，就会被杀死。而那些耐心地完成了繁重的劳务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如果他们努力完成劳务，并且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那么他们有可能因判处刑罚的总督运用特权而减轻苦役或者获得赦免。
强奸未遂和强奸既遂受到同样的处分，在所有罪行中，蓄意谋划和真正实施被同等对待，因为乌托邦人认为，积极谋求恶行的人不能因为未遂而获得宽恕。

他们早就否定了一种观点，即安逸的健康生活（他们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只有通过外部事物，才可能感受到这种快乐。如今他们却一致认同健康最能带来快乐。他们不解，既然疾病带来了苦头，痛苦是快乐最大的敌人，这如同疾病是健康的敌人一样浅显易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安逸的健康中得到快乐呢？乌托邦人认为，到底是疾病即痛苦还是疾病带来了痛苦这一问题完全不重要，因为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当然，如果你觉得健康就是快乐，或者健康是快乐必不可少的原因，如同火是热的原因一样，那么，这两者得出的结论都是：拥有健康的人一定是快乐的。
乌托邦人还说道，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就是健康开始不足，从而与食物结成联盟和饥饿作战吗？等到健康恢复时，我们通常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我们从恢复健康中获得了快乐。健康既然信心满满地和饥饿作战，难道会不为胜利而喜悦？当健康终于达到了目的，即恢复元气后，难道它会马上麻木、对自己获得的成就熟视无睹？至于健康完全无法被感受到的说法，乌托邦人认为那完全不符合事实。他们认为一个人在醒着的时候（除非他是不健康的），怎么会感受不到自己的健康呢？谁会如此麻木而了无生气，以至于不承认拥有健康对他而言是值得开心的呢？所谓值得开心不就是快乐吗？
总之，乌托邦人绝不肯放弃精神上的快乐，他们把它放在所有快乐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快乐主要来源于践行美德和对于高尚生活的自觉意识。至于身体上的快乐，他们最在意的是健康。而对于满足口腹之欲以及诸如此类的快乐，他们也喜欢，但更多是为了追求健康而进行。这种事物本身并没有令人心驰神往，仅仅是因为它可以抵御疾病的侵袭。一个明智之人总是力求事前远离病痛，而不是病后寻医；他们总是避免产生痛苦，而不是去找寻缓解痛苦的方法。同样地，与其纵情享受却招致了不利后果，还不如不要这种享受所得到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