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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言语乃至行为来报复实在很容易，要加以原谅则真难。可是，反之，当你克服了那种报复心情的时候，就很可以感到大大的喜悦。应该获得这种喜悦。
（三）世人的信仰，除开迷信乃至妄信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世间的大部分人，信仰都优于认识。那是因为信仰来得坚固而容易。信仰之所以来得坚固而容易，乃是由于习惯的结果。信仰容易变成习惯。可是，信仰并非时常都是坚固的，它很容易动摇，且不能督促精神生活的进展。信仰时常是固定的、欢快的，会唤起他人皈依的心情。信仰是以社会的意见为基础的，因此，皈依的人越多，也就不得不越发变得坚固。信仰是世俗的事情，适合于肉体生活的条件。上帝的认识，乃是精神的事情，为理性的善良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信仰时常是Stationnaire（固定的），认识时常是流动的。对于“信徒”们，生命的活动是进行在肉体的领域里面的，而对于有所认识的人们，则进行于精神的领域里面。
（四）心里不能够原谅维拉的堕落。但如今我已经了然地了解：这是残酷而错误的。这只要想起自己过去的作为男性的性生活就够了。是的，社会的意见并非由女性，而是由男性所树立起来的。这种事实，在男女关系上面，最是露骨地可以知道。可是，女性业已作为其罪过的结果而负担了巨大的重荷（生产、耻辱），而男性却什么也不负担，所以女性不该比男性受到更多的责难。俗谚说“没有被人捉到就不算贼”，而犯了罪的女人或是生了孩子的姑娘，却为全人类所侮辱，或是一直堕落下去。可是，男性方面，只要没有害花柳病，你就是纯洁而正经的。我觉得把这点弄明白是很好的。

7-20

我们过着疯狂的生活。虽然在心之深处知道那是疯狂的生活，但由于习惯，由于惰性，还是继续着。或是由于不想改变那种生活，或是由于想改而不可能，或是由于两方面合并起来的原因，就依旧紧抱住那种疯狂的生活不放。

7-16

给我们以生命，让我们由被限制的因而也就变得不完全的肉体去认识自己内心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作灵魂。不受任何限制，因而是完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作上帝。
生活从本体分离出来，生活就是企图跟它合一的志向，也就是企图跟旁人的灵魂、跟上帝，即完全的东西合一的志向。

7-5

【七月 Июль】

对于比什么都熟悉得多的东西，
我们却比什么都理解得少。

我们具有超越任何超验的自由，我们总是可以向一个“别处”逃避，但是这个别处还是某个地方，仍然处在我们人的状况之中；我们永远逃避不了人的状况的限制，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从外部来考察它，评判它。只有人的状况才使话语成为可能。只有在人的状况中才能确定善与恶；像用处、进步、害怕等词，只有在计划展现了观点和目标时才有其意义。这些词语假定了这个计划，但又不能应用于它。除了人自身，人不了解其他任何东西，除了梦想人类的事情，人甚至不会梦想任何东西：那么能将他和什么作比较呢？什么人可以评判人呢？他以谁的名义说话呢？

人们只有在实现另一个计划时才能超越某个计划。超越一个超验，这并不是实行一种进步，因为这些不同的计划是分开的；超越性超验的自身也会被超越。任何瞬间都不能与永恒会合，迷醉和焦虑在时间中还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它们自己就是一些计划：任何思想，任何情感都是计划。于是，人的生命并不表现为一种进步，而是一种轮回。“有什么用？”他说；然后又继续自己的任务：这个怀疑或迷醉的时刻，我觉得其中一切都是徒劳的，我现在看着这个时刻，就像遇到一种极坏的情绪或像孩子般的心花怒放。在这两个时刻之间，谁来评判？它们要一起存在，就得有一个第三时刻，由第三时刻来评判。因此毫无疑问，人们特别重视垂死者的最后心愿：它并不是随意什么意愿，只有在这个意愿中，垂死者才能抓住他的整个一生；面对死亡，一个亲密的朋友，会通过保持朋友的特权来延长朋友的最后时刻。只有当我与死者分离后，只有当我从外部看待他时，最后的瞬间才变成与其他瞬间一样；这时死者是真正地死了，我同样超越了死者的所有意志。

“那然后呢？”齐纳斯问。
我要求各种自由转向我，对我的行为产生需求：但是反思能否超越这个试图证明我的行为本身呢？许多人赞赏我的作品：他们的赞许再次固定为物品；他们的赞许与我的作品一样无济于事。难道不该做出结论，说一切都是虚空吗？
反思向我揭示的是，一切计划都会让位于一个新的问题；对于我的计划，对于我自己，在我身上有一种否定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我会以突然出现者的形象出现在虚无中；反思会让我从虚假客观性的幻觉中解脱出来；我从反思中得知，世界上只有我的目标，没有其他目标，只有我开拓的位置，没有其他位置。而其他人也并不掌握那些我希望给予的价值：如果我超越他们，他们就不能为我做任何事。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我首先就应该承认他们。我们的自由互相支持，就像拱顶的石块一样，而这个拱顶没有任何柱子支撑它。人类整个地悬挂在他自己创建的虚空之上，这是人类通过反思在充实之上建立的虚空。
但是，既然这个虚空仅仅是个反面物，既然反思只有在自发的运动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为什么要给它一个主导地位，为什么要否定人类的计划，与虚无的安静相提并论？反思能让虚无在我周围凸显出来，但它不能把自己移往自己内部，他不能被允许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以自己的观点去评判人的状况。在有观点的地方，就不会有虚无。事实上，我能采纳的，也只能是自己的观点。
惟一而同样的有限计划将我投向这个世界，投向这些人；如果我以绝对的爱去喜欢一个人，对我来说，他的赞同就足够了；如果我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而行动，我会依赖于我的同胞，我的同乡；如果我要在自己和未来的世纪之间创建真正的联系，我的声音就要穿越若干世纪。诚然，无论如何会有一个点，我的超验将在那里搁浅，而我的反思也不能超越这个点。我就存在于今天，今天将我抛向由我现有计划所确定的未来中：在计划停止的地方，我的未来也将停止，如果我声称从时间的深处凝视我自己，而我又不存在于这个时间中，那一刻就只有假动作，我所说的仅仅是些空洞的词语。从永恒的角度看，一分钟与一个世纪同样长久，正如从无限的角度看那样，一个原子与一团星云同样庞大；但我既不滑翔在无限中，也不神游在永恒中，我就处在那个由我的在场确定的世界中。人们只是朝着一个目标超越；如果我恰恰将我的目标放在我的面前，那么我将往哪里超越它呢？在我还爱着的时候，我将专注的爱情朝什么东西超越呢？当其他人开始为我而存在时，那时我就能超越这个爱情了。但是，我的计划为了我而让他们存在的所有那些人，我不知道要将他们朝着什么超越。

人们完全有权把这种态度看成一种懦弱行为，即有些人只喜欢喜欢他们的人，而不加区别地蔑视所有蔑视他们的人：人们完全可以怀疑，他们的喜好和蔑视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表象。只有通过我面向我存在的自由运动，我才能在他们的存在中肯定他们，并从他们那里期待一种我存在所需要的依靠。为了让众人给我在这个世界上安排一个位置，我首先应该让一个世界出现在我的周围，在这个世界中，众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必须喜欢，想要，做事。应该由我的行动本身去确定大众，我也要向大众建议我的行动：建筑师喜欢建造，他建造一个能矗立数个世纪的建筑，他将依赖于一个长久的后代；一位演员，一位舞蹈家只能依赖于他们的同代人。如果我改进了一台飞机发动机，我的发明将引起千百万人的兴趣；如果只是让日常的行为、瞬间的言语得到认可，我说话做事的对象仅仅是我的亲朋好友。我只能具体地依靠那些为我而存在的人们；只有当我与他们建立了关系，只有当我将他们变成了自己的邻舍，他们才能为我而存在；至于他们是以盟友或是敌人的身份存在，要看我的计划是与他们的计划相符还是相矛盾。然而，既然是我让自己成为我要成为的那样，既然是我让这个矛盾存在着，那我怎会不承担这个矛盾呢？

能够把蔑视当作武器使用，这也太方便了：人们常常努力这样做。一个儿童，一个小伙子，在被周围的人重视时，他会选择不去对抗外部的评价：他会封闭在自己的圈子内，为了不冒任何风险，他会事先消除世界其余的意见；他在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谁抨击他就是抨击自己。但是像这样，他就否定了自由；要自由，就是要投身于世界，不作算计，不计得失，就是要自己确定一切得失，一切尺度；而那个过分谨慎的人则小心翼翼，只创建一种物品，而不创建其他物品，这物品在提高人们价值的同时，也让人们提高它自身的价值：这种羞羞答答的虚荣是一个真正的骄傲的反面物。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他在自己周围首先遇到的都是失败和轻视，他会通过否定来保护自己：他想成为一个田径运动员，但失败了，于是他就开始蔑视运动员和体育运动，他只尊重银行家或军人；但是在放弃他的计划的同时，他也背叛了自己。此外，人们也不能随意地使自己身上产生蔑视或尊重。只有通过同一个计划，在确定我所创建的物品时，我才能自我确定；我确定大众，我向大众发出我的召唤。喜欢书籍，欣赏作家，想写书，这对我来说，在儿童时代是惟一的也是同一个计划；因为总体的选择已经做出，我们就只能通过盲目或恶意去部分地反对这个计划；而恶意将带来迟疑和不适感；因此，有那么多虚荣的人自我感觉很不好。一个傻子总能找到一个更傻的人欣赏他；但他不能随意地掩盖这个傻子是傻子的事实，也不能把这种傻劲当作一种美德。自由会命令人，而不听从人；人们要否定它或是强迫它都是徒劳的。如果体育运动确实是我的计划，我还情愿做一个不成功的田径运动员，而不愿做一个荣耀的大胖子；因此，人们并不能轻松的战胜一个讨厌的竞争者，哪怕是在内心也好：如果我想让自己勇敢起来，灵活起来，聪明起来，我就不能轻视别人的勇气、灵巧或才智。

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简单的口头赞同；只有虚荣的人才能自我满足，因为他只寻求存在的空洞外表；但是一个要求更高的人会知道，词语并不足以让人对所创建的客体产生需要：他要求在大地上为他划出一块实际的位置。仅仅听我说的故事还不够的：听众应该贪婪地等待我的话语；一个女人很快会对一种漠然的欣赏感到厌倦：她希望被人爱，因为只有爱情才能将她创造为一个主要需求；作家不仅希望有人读他的书：他还想施展影响，他期待被人模仿，被人思考；发明家要求别人使用他发明的工具。但是人类的计划是互相分离的，甚至互相对抗的。我的存在在我看来注定永远要处于分裂状态。这位盟友也是一个叛徒，这位可敬的智者也是一个腐败分子。在伟人的奴才眼中没有伟人：我也可以和奴才一起取笑伟人，但伟人和他的朋友会取笑我；如果我取笑奴才，奴才会同时取笑我和伟人。不过，倘若我取笑所有的人，那我在世上就成了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会取笑我。
最方便的解决办法就是拒绝令我难堪的评判，将持有这种评判的人当作普通客体，否定他们的自由。“这都是些野蛮人，是奴隶，”没落中的罗马人看到那些为他们干活、吃苦并咒骂他们的人时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个黑鬼，”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也是这么想的。这些寄生性社会通过严格的禁忌想竭力维护主人的利益，以对抗受他们剥削的造物的觉醒；这些造物不应该被看做人类；据说有的白人女子竟然在印度支那的男孩面前漠然地脱衣服：因为这些黄种人不是人。
然而寄生虫并不知道它所使用的物品的人类特征，它生活在一种外来的自然中，处于静止不动的事物中，被事物的巨大重量压迫着，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天命。在工具中，在机器中，在房屋中，在吃的面包中，他并没有辨认出任何自由的印记；剩下的只有物质，但由于他还依赖于这个物质，存在的也只有这个物质和被动性了。在取消了人类对事物的统治之后，他把自己变成了事物之中的一个事物。而他在这次变形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如果我们假设，为了更加有把握，人们给仆人灌进一种神奇的饮料，将他们变成牲口，这样就更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在这个新的动物种群面前，主人们还将形成一个分裂的人类。只有当寄生虫转向它的同僚们时，它才能重新变成人：它将在同僚们的各种自由面前重新处于危险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