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别人正在争辩。我本来有意思要到阿布鲁息去的。我并没有到路面冻得像铁那么坚硬的寒地去，那儿天气晴朗，又冷又干燥，下的雪干燥像粉，雪地上有野兔走过的脚迹，庄稼人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烟雾弥漫呛人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间醉了酒躺在床上，体会到人生的一切都是这样，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不晓得究竟是跟谁在睡觉，在黑暗中，世界显得都是不实在的，而且这样令人兴奋，所以你不得不又装得假痴假呆、糊里糊涂，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天不管，地不管。有时候，你会突然间又非常警惕起来，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早晨一到，一切消逝，触目都是尖锐的、苛刻的、清楚的现实，有时甚至还争吵价钱过于昂贵。有时早上醒来愉快、甜蜜、温暖，还一同吃了早饭和中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急于早点走开上街去，但是有另一天的开始，接下来的就有另一天的夜晚。我想把夜里的情况，以及日夜的区别告诉那教士，说明为什么白天倘若不是很清爽很寒冷的话，还是黑夜好。但是我这番意思说不出来，就像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但是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你就明白了。他没有这种经验，但是他也明白我本来想到他故乡去的意思，虽然我没去成，我们俩还是朋友，有好些共同的兴趣，也有些分歧。我所不明白的事往往他都明白，有时我也懂了，只是后来总是忘掉。关于这一点，我当时不晓得，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饭堂里，晚饭已吃完，旁人还在争辩。我们俩一停止谈话，上尉便嚷道：“教士不开心。教士没有姐儿不开心。”
“我开心的，”教士说。
“教士不开心。教士希望奥地利打胜仗，”上尉说。旁的人在听。教士摇摇头。
“不对，”他说。
“教士要我们永远不进攻。你不是要我们永远不进攻吗？”
“不是。既然有战争，我们总得进攻吧。”
“总得进攻。要进攻！”
教士点点头。

“照你想，这战争永远打不完吗？”
“不会的。”
“有什么可以叫它停止呢？”
“总有个地方会撑不住的。”
“我们撑不住。我们在法国就撑不住。像索姆这样搞几次，就非垮不可。”
“这里不会垮的。”
“你这样想吗？”
“是的。他们今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垮的，”她说。“什么人都可能垮的。”

我一边看着她的眼睛，一边伸出胳臂像方才那样搂她，吻着她。我狠狠地吻她，紧紧地搂着她，逼着她张开嘴唇；她的嘴唇紧闭着。当时我还在生气，而当我这么搂她的时候，想不到她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我搂住她，让她紧紧靠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她的心在跳动，于是她的嘴唇张开了，她的头往后贴在我手上，接着竟扑在我肩上哭泣起来。
“噢，亲爱的，”她说。“你要好好地待我，答应吗？”
该死，我心里在想。我抚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头。她还在哭。
“你答应不答应？”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将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

赶过驴子的行列后，路上就空荡荡了。我们爬过一些小山，沿着一长道山冈的山肩，开进一个河谷。路的两边都有树木，从右边一排树木间，我望得见河，河水又清又急又浅。河面很低，河里有一片片沙滩和圆石滩，中间窄窄的一泓清水，有时河水泛流在圆石子的河床上，晶莹发光。挨近了河岸，我看见有几个很深的水潭，水蓝如天。河上有几座拱形的石桥，那儿也就是大路接连一些小径的起点；我们经过农家的石屋，几棵梨树的杈桠贴在屋子朝南的墙上，田野上砌有低矮的石墙。大路在河谷里盘旋了好久，随后我们转了弯，又开始爬山而上。山路峻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穿过栗树林，进入平地，终于沿着一个山脊而行。穿过树木间，我低头望见远处山下阳光照耀着的那条河流，它隔开了敌我二军。我们在崎岖的新军路上走，沿着山脊的巅峰，我朝北眺望，望见两道山脉，又青又黑，直到雪线，雪线上则一片雪白，阳光下皎然可爱。接着，路沿着山脊上升蜿蜒，我看见第三道山脉，那是更高的雪山，看起来呈粉白色，上有皱褶，构成各种奇异的平面，随后看到在这些高山后面还有不少山峰，望上去不知是真是假。这些高山峻岭都是奥地利人的，我们这边可没有。前面路上有个朝右的转弯，从那儿下望，我看见路在树木间向下倾斜地延伸。这条路上有部队、卡车和驮着山炮的骡子，而当我们挨着路边往下开去时，我望见在下面很远地方的那条河、沿河的铁轨和枕木、铁道渡到对岸去的古桥，还有对岸山脚下那一片断墙残壁的小镇——那就是要抢夺的地点。
我们的车子驶上平原，拐上河边那条大路时，天已快黑了。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晓得你是让我们谈的。那么请听。世界上再没有像战争这么坏的事了。我们待在救护车队里，甚至连体会到战争的坏处都不可能。人家一觉悟到它的恶劣，也没法停止战争，因为觉悟的人发疯了。有些人从来不会发觉战争的坏处。有些人怕军官。战争就是由这种人造成的。”
“我也知道战争的坏处，不过总是要使它打完的。”
“打不完的。战争没有打完的。”
“有打完的。”
帕西尼摇摇头。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取胜的。就算我们占领了圣迦伯烈山，那又怎么样？我们就是打下了卡索高原、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德，又怎么样？你今天没看见那些遥远的山峰吗？你想我们能够把那些山都抢过来吗？这得奥军停战才行。有一方面必须先停战。我们为什么不先停呢？敌军倘若开进意大利来，他们一呆腻就会走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土地。现在彼此都不让步，于是战争就发生了。”
“你倒是位演说家。”
“我们思想。我们看书读报。我们不是庄稼人。我们是机械师。但是即使是庄稼人，也不见得会相信战争的。人人都憎恨这战争。”
“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他们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哩。”
“他们中的大部分也不见得如此，”帕西尼说。“他们太愚蠢了。他们打仗是没有目的性的。只是出于愚蠢。”

我吃完我那份干酪，灌了一口酒。在旁的声响中间我听见了一声咳嗽，接着是一阵乞—乞—乞—乞的响声——随后是一条闪光，好像熔炉门突然扭开似的，接着是轰隆一声，先是白后是红，跟着一股疾风扑进来。我努力呼吸，可是没法子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体，往外飘，往外飘，一直在风中飘。我的灵魂一下子全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就错了。随后我就飘浮起来，不是往前飘，反而是溜回来。我一呼吸，就溜回来了。地面已被炸裂，有一块炸裂的木椽就在我头前。我头一颤动，听见有人在哭。我以为有人在哀叫。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听见对岸和沿河河岸上的机枪声和步枪声。有一声响亮的溅水声，我看见一些照明弹在往上升，接着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飘浮着，火箭也射上去了，还听见炸弹声，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随后我听见附近有人在说：“我的妈啊！噢，我的妈啊！”我拼命拔，拼命扭，终于抽出了双腿，转过身去摸摸他。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便死命叫痛。他的两腿朝着我，我在暗中和光中看出他两条腿的膝盖以上全给炸烂了。有一条腿全没了，另一条腿还由腱和裤子的一部分勉强连着，炸剩的残肢在抖着扭着，仿佛已经脱节似的。他咬咬胳臂，哼叫道：“噢，我的妈，我的妈啊，”接着是“天主保佑您，马利亚。保佑您，马利亚。噢耶稣开枪打死我吧基督打死我吧我的妈我的妈噢最纯洁可爱的马利亚打死我吧。停住痛。停住痛。停住痛。噢耶稣可爱的马利亚停住痛。噢噢噢噢”，接着是一阵窒息声，“妈啊我的妈啊。”过后他静了下来，咬着胳臂，腿的残端在颤抖着。
“担架兵！”我两手合拢在嘴边做成一个杯形，大声喊道。“担架兵！”我想贴近帕西尼，给他腿上缚上一条带子来止血，但是我无法动弹。我又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挪动了一点。我能用双臂和双肘支着身体往后拖。帕西尼现在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制服，想把我的衬衫的后摆撕下来。衬衫撕不下来，我只好用嘴巴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才想起了他的绑腿布。我穿的是羊毛袜子，帕西尼却裹着绑腿布。司机们都用绑腿布，但是帕西尼现在可只剩一条腿了。我动手解下绑腿布，在解的时候，发觉已不必再绑什么止血带，因为他已经死了。我摸了他一下，可真是死了。还有那三名司机得找一找。我坐直了身子，这一来才觉得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会转动的眼睛后面附着铁块，它在我眼珠后面冲撞了一下。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边也是又湿又暖。我知道我受了伤，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没了。我的手伸进去，才发觉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当时又有一道照明弹的光很慢很慢地往下落，我看看我的腿，心里着实害怕。噢，上帝啊，我说，救我离开这里吧。不过我晓得还有三个司机。本来一共是四个。帕西尼死了。剩下了三个。有人从胁下抱起我来，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救护车在路上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最后才开始迅速爬山。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滴下来。起初滴得又慢又匀称，随即潺潺流个不停。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住车，从车座后那个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那张担架上的人在流血。”
“我们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抬出那张担架。”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的帆布上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竭力把身体往旁边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些血已经流进我衬衫里面，我觉得又暖又粘。我身子冷，腿又疼得那么厉害，难过得想呕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的流血缓和下来，又开始一滴一滴地掉了，我听到并感觉到上边的帆布在动，原来那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
“他怎么啦？”英国人回过头来问。“我们快到山顶啦。”
“他大概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很慢，仿佛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山路往上爬，车子里很寒冷，夜气森森。到了峰巅的救护站，有人抬出那张担架，另外抬了一张放进来，于是我们又赶路了。

“谢谢你开导我。”
“别拌嘴吧，乖乖。我太爱你了。但是你可别当傻瓜。”
“好吧。我一定学你的鬼聪明。”
“别上火，乖乖。笑一笑。喝一杯。我果真得走了。”
“你是个知心的老朋友。”
“现在你明白了。你我骨子里岂不就是一式一样的。我们是战友。接吻作别吧。”
“你感情太脆弱了。”
“不。我不过是比你感情丰富一点罢了。”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在逼近来。“再会。回头我再来看你。”他的气息远去了。“你不喜欢，我就不吻你。我把那英国姑娘给你弄来。再会，乖乖。科涅克白兰地就在床底下。希望你早点复原。”
他走了。

“你完全不爱天主吗？”他问。
“夜里我有时怕他。”
“你应当爱他。”
“我本来没有多大爱心。”
“有的，”他说。“你是有爱心的。你告诉过我关于夜晚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情欲罢了。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人家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
“我不爱。”
“你会爱的。我知道你会的。到那时候你就快活了。”
“我是快活的。我一向是快快活活的。”
“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经历，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我是个孩子，”他说。“但是你叫我神父。”
“那是出于礼貌。”
他微笑了。
“我当真得走了，”他说。“你不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吧？”他怀着希望地问。
“不要了。只要你来谈谈。”
“我把你的问候转达给饭堂里诸位朋友。”
“谢谢你带来这么许多好东西。”
“那不算什么。”
“再来看我吧。”
“好的。再会，”他拍拍我的手。
“再见，”我用土语说。
“再见，”他跟着我说了一遍。
病房里已很黑暗，本来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领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回阿布鲁息去。他在饭堂里的生活太苦，虽则他本人的态度很好，我倒很想知道他回乡后的生活将是怎么样。他告诉过我，在卡勃拉柯达镇，在镇下边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许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许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据说少女夜间听见笛声是不好的。那儿的庄稼人都尊称你为“堂”，一见面便摘下帽子。他父亲天天打猎，并且常常在庄稼人家里歇脚吃饭。他们到处受人尊重。外国人倘若要打猎，必须先有证明书，证明他从来没给人家逮捕过。在大撒索山上有熊，可惜太远了。阿奎拉是个好城市。那儿夏天夜里阴凉，而阿布鲁息的春天则是全意大利最美丽的。但是最可爱的事还得数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是很好的鸟，因为平日吃的是葡萄，你出去的时候也不必带饭，因为当地的庄稼人以请得到客人为有光彩的事。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那天夜里，有只蝙蝠从阳台上那道敞开的门飞进来。我们就从那道门眺望着米兰屋顶上的夜空。我们的房间很暗，只映着外边城市上空的那一点微微的夜光，因此蝙蝠一点也不害怕，在房间里照旧猎食，仿佛就在屋外边似的。我们躺着看它，它大概没看见我们，因为我们静悄悄地躺着。它飞出去后，我们看见一道探照灯光，我们看着光柱在天空中移动，随后灭了，于是又是一片黑暗。夜里起了一阵微风，我们听见隔壁屋顶上高射炮队人员的谈话声。

“我们举行婚礼你来不来，弗基？”我有一次问她。
“你们永远不会结婚的。”
“我们会的。”
“不，你们不会的。”
“为什么呢？”
“结婚前就会闹翻。”
“我们从来不吵架。”
“来日方长。”
“我们不吵架。”
“结了婚你就要死了。不是吵架便是死。人们总是这样子的。他们不结婚。”

我喜欢解开她的头发，她坐在床上，动都不动，除了偶尔突然低下头来吻我；我把她的发针一根根取下来，放在被单上，她的头发就散开来，我定睛看着她，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等到最后两根发针取了下来，头发就全都垂下来，她的头一低，于是我们俩都在头发中，那时的感觉就好比是在帐幕里或者在一道瀑布的后边。
她的头发非常美丽，我有时躺着看她，借着敞开的门外透进来的光线，看她卷起头发。她的头发在夜里也发亮，就像水在天快亮前有时闪闪发亮一样。她有张可爱的脸和身体，皮肤又光滑又可爱。我们时常躺在一起，我用指尖抚摩她的脸颊、前额、眼睛下边、下巴和喉咙说：“光滑得像琴键。”而她也用手指摸摸我的下巴说：“光滑得像砂纸，摩擦琴键可很不好受。”
“很粗糙吧？”
“不是，亲爱的。我不过是说说笑话。”
夜间真可爱，我们只要互相接触一下，便觉得快活幸福。除了一切欢乐的时刻外，我们还有许多种谈情说爱的小玩意儿，有时我们不在同一房间，想靠心灵传达意念。有时竟也能成功，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所转的念头毕竟是相同的吧。

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

我们俩正在阳台上轻声谈话。月亮本来应该上升了，可惜城市上空罩了一层雾，月亮没有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下起纷纷细雨来，我们只得回房间去。外边的雾转成雨，一会儿雨大起来，我们听着雨打在屋顶上，仿佛擂鼓似的。我起身走到阳台门口站一站，看看雨打进来没有，原来并没有打进来，于是我让门仍旧开着。

“雨下得很大。”
“还有你是不是永远爱我？”
“是的。”
“就是下了雨也没有差别吗？”
“没有。”
“这很好。因为我怕雨。”
“为什么呢，”我昏昏欲睡。外边雨潺潺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一向是怕雨的。”
“我喜欢雨。”
“我喜欢在雨中散步。但是雨对于恋爱总是很不利的。”
“我永远爱你。”
“我爱你，不管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冰雹也好——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我不知道。我看我想睡了。”
“睡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总爱你。”
“你并不当真怕雨吧？”
“同你在一起就不怕了。”
“你为什么怕雨呢？”
“我不知道。”
“告诉我。”
“别叫我说。”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哪有这种事。”
“还有，有时我看见你也在雨中死去。”
“那倒是比较可能的。”
“不，不可能，亲爱的。因为我能够叫你安全。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够救自己。”
“请你别说吧。今天夜里我可不要你发苏格兰人的怪脾气，疯疯癫癫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长久了。”
“不，可我本是苏格兰人，本是疯疯癫癫的。不过我不发作就是啦。这一切都是胡闹。”
“对啦，都是胡闹。”
“都是胡闹。只是胡闹。我并不怕雨。我并不怕雨。哦，哦，上帝啊，但愿我真的不害怕。”她哭了。我安慰她，她停止了哭泣。但是外边的雨还是下个不停。

我们都垮了。不过是装做不知道罢了。

只要你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想法子克服的。

“哦，亲爱的！”她从她远去的地方回来了。“你可别太认真。”我们又在一起了，方才那种不自然的感觉消失了。“我们俩本是一个人，可别故意产生误会。”
“我们不会的。”
“但是人家可是这样子的。他们先是相爱，故意产生误会，争吵，到末了两人的感情忽然变了。”
“我们不争吵。”
“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我产生隔膜，我们就完蛋了，人家就能征服我们。”
“人家征服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一定没事。”
“死总是要死的。”
“不过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
“当然就是这句话。谁说的？”
“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大概还是个懦夫，”她说。“他对懦夫很熟悉，对勇者可全不知道。勇者倘若是聪明人的话，也许要死上两千次。他只是不说出来就是啦。”
“这倒难说。要了解勇者的内心可不容易。”
“对啦。勇者就是这么不吐露内心的。”
“你倒像个权威。”
“你讲得对，亲爱的。该是个权威。”
“你是勇敢的。”
“不，”她说。“不过我很想做个勇者。”
“我不是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在外边混了这么久，也认识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的成绩只能达到两百三十，再努力也不行。”

午后五点钟左右，我向医院人员告别，走了出去。我的行李放在门房的屋子里，我告诉他说，我快到半夜时到车站去。他的妻子叫我“少爷”，这时哭了。她揩揩眼睛，跟我握握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以往给我补东西，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笑嘻嘻的脸，一头白发。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好像碎了一般。我走到拐弯上一家酒店里去等，望着店窗外。外面黑暗，寒冷，又有雾。我付了我那杯咖啡和格拉巴酒的钱，借着窗口的光，张望着外面走过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张望了一下，看见是我，便笑一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沿着人行道一同走过那些酒店，穿过市场，转上大街，穿过一道拱门，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里，教堂显得又白又湿。我们跨过了电车轨道。我们的左边是店窗明亮的铺子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罩着一层雾，当我们走到大教堂跟前时，教堂显得非常宏伟，石头的墙壁湿漉漉的。

“我希望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这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吧。”
“这也难说。人人总得有个地方可以去才好。”

我们跨过街，开始在街的那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凯瑟琳说。“方才出发时我怪不好受。”
“我们在一起总觉得好受。”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不过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它，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走去。雾使得街灯发黄。

“你们有什么野味？”
“有野鸡和山鹬。”
“还是来只山鹬吧，”我说。我们在走廊上走着。地毯已经破烂了。走廊上有许多门。经理停下来，拿钥匙开了一道门，把它推开。
“就在这儿。一间可爱的房间。”
有许多纽子的小郎把包裹放在房中央的桌子上。经理拉开窗幔。
“外面有雾，”他说。房间里有红色长毛绒帷幕。有许多镜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大床，床上有条缎子床罩。有一道门通向浴室。
“我把菜单送上来，”经理说。他鞠了一躬，走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往外望望，随后拉拉绳子，那些长毛绒的厚窗幔合拢来了。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车花玻璃的枝形吊灯。她已经脱下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灿然发亮。她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便伸出双手理头发。我在其他三面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她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
“怎么啦，亲爱的？”
“我过去没有过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向外望。想不到会这样。
“你并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到自己像是妓女，并不是愉快的事。”她的声音又冷淡又单调。
“我们能进的旅馆这家算是最好的了，”我说。我望着窗外。隔着广场，看得见车站的灯光。街上有马车走过，我还看得见公园里的树木。旅馆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哼，真见鬼，我想，难道我们现在还要争吵拌嘴？
“请上这儿来，”凯瑟琳说。她单调的声气已全消失了。“请你过来吧。我又是个好姑娘了。”我回头望望床上。她在笑着。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
“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当然是你的，”她说。

侍者进来把食具端走。过了一会儿，我们静了下来，听得见外面的雨声。楼下街上有部汽车的喇叭声。我说：
“但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
时间之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
“我知道这首诗，”凯瑟琳说。“是马韦尔写的。但它是讲一个姑娘不情愿同个男人住在一起。”

我们沿街赶车，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到了火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站在雨刚刚打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下，雨丝清晰透明。有名搬行李的工人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他拱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他又回到拱廊下去躲雨。我转向凯瑟琳。她的脸在车盖的暗影中。
“我们不如就在这里告别吧。”
“我不能进去吗？”
“不行。”
“再会，凯特。”
“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
“好的。”
我把地址告诉了赶车的。他点点头。
“再会，”我说。“保重自己和小凯瑟琳。”
“再会，亲爱的。”
“再会，”我说。我踏进雨中，车子走了。凯瑟琳探出头来，我看见她在灯光下的脸。她笑一笑，挥挥手。马车顺着街道驶去，凯瑟琳指指拱廊。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只望见那两名宪兵和那拱廊。原来她要我走到里边去躲雨。我走了进去，站着观望马车转弯。随后我穿过车站，走下跑道去找火车。

“你这样不行呀，”他说。“你不可以叫个士兵替你占座位。”
“我已经这么做了。”
他咽了一口口水，我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机枪手站在座位前。通廊上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单间里的人都没有说什么。
“你没有这种权利。我比你早两个钟头就来了。”
“那你要的是什么呢？”
“座位。”
“我也要。”
我注视着他的脸，感觉到单间里的人都反对我。我也不怪他们。他有理。但是我要座位。还是没人作声。
哼，真见鬼，我想道。
“坐下吧，上尉先生，”我说。机枪手一让开身，高个子上尉便坐了下去。他望望我。他的脸好像挨了一下似的。不过他座位总算有了。“把我的东西拿下来。”我对机枪手说。我们走到通廊上。列车满了，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座位了。我给医院门房和机枪手每人十里拉。他们沿着通廊走去，到了外边月台上，还朝各车窗内张望，但是找不到座位。
“到了布里西亚或许有人下车，”门房说。
“到了布里西亚上来的人更多，”机枪手说。我和他们告别，我们握握手，于是他们走了。他们俩都觉得怪不好意思。在车上，大家都站在通廊上，车子开了。列车开出站去，我看着车站的灯光和车场。外边还在下雨，不一会，玻璃窗湿了，外面的景物看不见了。后来我睡在通廊的地板上；睡前先把藏着金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内，使它搁在马裤的裤腿内。我整夜睡觉，到了布里西亚和维罗那，都有更多的人上车，我醒一醒又睡着了。我的头枕着一只野战背包，双手抱着另一只，同时又摸得着我的背包，所以尽管让人家跨过我的身体，只要不踩着我。通廊地板上到处躺着人。有些人站着，扳住了窗上的铁杆子，或者靠在门上。这班车子总是拥挤的。

“你明白吗，雷宁？”
“哦，明白了。我一辈子碰到许多神圣禁忌的事。你身上倒是很少有的。现在大概连你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了。”他望着地板。
“你自己一个禁忌都没有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
“我可以随便乱说你母亲或你的姐妹吗？”
“还可以乱说你那位‘姐妹’啊，”雷那蒂抢着说。我们两人都笑起来。
“还是那老超人的本色，”我说。
“或许是我妒忌吧，”他说。
“不，你不会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讲别的。你有没有结了婚的朋友？”
“有，”我说。
“我可没有，”雷那蒂说。“除非是人家夫妇彼此不相爱的。”
“为什么？”
“他们不喜欢我。”
“为什么？”
“我是那条蛇。我是那条理智的蛇。”
“你搞错了。苹果才是理智。”
“不，是那条蛇。”他愉快一点了。

我一声不响。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人们贴在层层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我现在再也听不进去，到末了，只有地名还保持着尊严。还有某些数字和某些日期也是如此，只有这一些和地名你讲起来才有意义。抽象的名词，像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倘若跟具体的名称——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放在一起，就简直令人厌恶。吉诺是个爱国者，所以有时他讲的话叫我们彼此之间产生隔阂，但是他人很不错，我也了解他是个爱国者。他生下来就是爱国的。后来他同柏图齐赶着原车回哥里察去了。

于是我走出去，穿过饭厅和门廊，走上大理石的楼梯，到了我以前和雷那蒂合住的房间。外边在下雨。我走到窗边，望出去。天在黑下来，我看见那三部车子成一排停在树底下。树木在雨中滴着水。因为天冷，树枝上挂着水珠。我回到雷那蒂的床边，躺下去，睡着了。
我们出发前在厨房里吃东西。艾莫搞了一大盆实心面，拌着洋葱和切碎的罐头肉。我们围桌而坐，喝了两瓶人家留在地窖里的葡萄酒。外边天黑了，还在下雨。皮安尼坐在桌旁，还是昏昏欲睡。
“我觉得撤退比进兵好，”博内罗说。“撤退时我们有巴勃拉酒喝。”
“我们现在喝它。明天也许得喝雨水啦，”艾莫说。

雨稀疏下来，我们又走动了。天亮前我们又停顿了一次。天亮时我们的车子正在一个小岗上，我望见前面撤退的道路伸得老远老远，一切景物都是静止的，只有步兵在慢慢移动前进。我们又走动了，但是在白天的亮光中看去，车子可走得太慢，倘若想开到乌迪内的话，我们只好放弃大道，改抄小路，越过乡野而走。
夜间，许多从附近乡间小径上来的农民加入了这撤退大行列，于是行列间有了满载着家具杂物的马车；有些镜子从床垫间撅出着，车子上绑着鸡啊鸭啊。我们前边，有一部车上装着一架缝纫机，在雨中走着。他们抢救下了最宝贵的东西。车子上有的坐有女人，挤做一团避雨，有的跟在车边走着，尽量挨近车子。我们的这个行列中现在也有了狗，它们躲在马车底下行走。道路泥泞，路边的水沟满涨着水，路旁树木后边的田野，望去似乎太潮湿，没法开车穿过。我下了车沿着大路往前走，找一个望得见前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侧路旁道，以便越过田野前进。我原知道小道很多，不过总要找一条可以通到目的地的。这些小道我记不得了，因为过去赶这里过，总是坐着车，顺着公路疾驰而过，看到的小道仿佛条条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我知道，倘若要越过这阻塞的行列，非找一条小道不可。没人知道奥军到了什么地方，战况怎么样，但是我看得准只要雨一停，飞机就会前来扫射这个行列，大家就要完蛋。到了那时，只要几个司机丢下卡车跑了，或是几匹马给炸死了，公路上的交通便会完全阻塞。
现在雨不像刚才那么大了，我想，说不定天就要放晴。我沿着大路的边沿往前走，找到一条通北面的小路，正在两块农田之间，路的两边栽有树篱，作为界线。我想这条小路可以走，便赶紧跑回去。我叫皮安尼转弯走那条小路，然后又跑去通知博内罗和艾莫。

“他们不见得有骑兵队吧。”
“求求基督，但愿没有，”博内罗说。“千万别让天杀的骑兵把我一枪刺死。”
“你倒是向那上士开了枪，中尉，”皮安尼说。我们走得很快。
“是我打死他的，”博内罗说。“这次战争里我还没杀过人，我一辈子就想杀个上士。”
“你是趁人家不动弹时打死他的，”皮安尼说。“你杀他的时候，人家可并不是在飞快地跑。”
“没关系。这是件我终生不会忘记的快事。我杀了一个狗上士。”
“将来忏悔时怎么说呢？”艾莫问。
“我会说，祝福我，神父，我杀了一个上士。”他们都笑起来。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安尼说。“他不上教堂的。”
“皮安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罗说。
“你们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伊摩拉人。”
“你没到过那地方吗？”
“没有。”
“基督可以证明，那才是个好地方哪，中尉。战后你来好了，我给你看一些好东西。”
“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人人都是。”
“那座城不错吧？”
“好极了。你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座城市。”
“你们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向就是社会主义者。”
“你来吧，中尉。我们也使你成为社会主义者。”

“瓶口上用蜡封着，”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笑。
“博内罗呢？”
皮安尼望着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去。”
我一声不响。
“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
我抓住那酒瓶，一句话也不说。
“你看，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
“那么你为什么不也走呢？”我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好不好？”
皮安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我们谈话时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藏起预备举行婚礼用的。年代这么长久，有点褪色了。
“你守着这个窗子望出去，路易吉，”我说。“我过去守那道窗口。”
我们每人各自喝一瓶酒，我就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窄窄的小窗口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我只看到一片片农田、赤裸的桑树和落着的雨。我喝喝酒，但是酒并不叫我愉快。因为年代太久了，变了质，失去了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天夜里一定是个漆黑的雨夜。天一黑就不必守望了，我于是就到皮安尼那边去。他睡着了，我没叫醒他，只在他旁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一睡着就不容易醒。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就上路了。
那是个奇异的夜晚。我不知道我期望碰到什么，或许是死亡，或许是在黑暗中打枪并奔跑，但是想不到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先是趴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走过后，我们才越过公路，一直朝北走。

我爬到“平底船”和后边一节高高的货车的车檐间。大概没有人看见我吧。我抓着把手，蹲着身子，双脚踏在两节车厢间的联轴节上。火车快到桥上了。我想起桥上那个守卫。火车过去时，他望望我。他还是个孩子，他的帽盔太大了。我轻藐地瞪了他一眼，他赶快掉开头去。他以为我是列车上的什么人员哩。
我们过去了。我看见他还是怪不舒服地瞅着后面的那几节车厢，这时我俯下身去看看帆布是怎么绑牢的。帆布边沿上有扣眼，用绳子穿过绑着。我拿出刀子来，割断了绳子，伸出一条胳臂探进去。帆布下有些硬的东西突出着，那帆布因为给雨打湿了，绷得紧紧的。我抬头望望前面。前头货车上有一名守卫，幸亏他是在往前看。我放开把手，往帆布底下一钻。我的前额碰上一件东西，狠狠地一撞，我觉得脸上出血了，但是我还是爬进去，笔直地躺着。我随后转过身把帆布绑好。
帆布底下原来是大炮。大炮涂抹过润滑油和油脂，闻起来觉得很清新。我躺着倾听帆布上的雨声和列车在路轨上开的轧轧声。有些光线漏了进来，我躺着看看那些炮。炮身还罩着帆布套。我想一定是第三军送来的。我额上那一撞，肿起来了，我躺着不动弹，让伤口止血凝结，随后把伤口四周的干血块一一剥掉。这算不了什么。我没有手帕，只能用手指摸摸，然后蘸着帆布上滴下来的雨水，用袖子揩干净那些血迹。我不想让自己的样子惹人注意。我知道在列车到美斯特列以前，我非下车不可，因为到了那地方，一定有人来接收这些大炮。他们现在正需要大炮，损失不起，准不会忘记。我感到非常饿。

我躺在无顶平板货车的车板上，旁边是大炮，上边是帆布，人又湿又冷又饿。我终于翻转身，头枕着我的臂膀，趴在车板上。我的膝盖虽然僵硬，倒也蛮好。瓦伦蒂尼的手术的确不错。撤退时我有一半时间是步行的，后来还在塔利亚门托河上游了一段，多亏他这膝盖。这膝盖确实是他的。另一只膝盖才是我自己的。你的身体经过医生的手术后，就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了。头是我的，肚皮里的东西也是我的。肚皮里现在饿坏了。我感觉到饥肠辘辘，正在乱绞乱转。头是我自己的，但是不是供使用的，不是用它来思想的；只用它来记忆，但是也不能记忆得太多。
我可以回忆凯瑟琳，但是我也知道，我这样想她会想得发疯的，因为我还没有再见到她的把握，所以我不敢想她，只是略为想想，只是当列车慢慢地咔答咔答地行驶时，稍微想想她。帆布上漏进一点光来，我仿佛是和凯瑟琳一同躺在火车的车板上。躺在硬板上，不去思想，只是感觉，那太难了，因为离别时间太长久了，现在我衣服既湿，车板又是每次只稍微往前移动一下，内心寂寞，孑然一身湿衣服，权将硬板当夫人。
你说不上喜爱一节平板车的车板，或是罩上帆布套的大炮，或是涂抹过凡士林的大炮的气味，或是漏雨的帆布，不过人在帆布底下，还是蛮好的，和大炮在一起，还是愉快的；但是你所爱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人你明知道没有在车里，甚至要假想在车里也不行；你现在很清楚，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吧。你趴在车板上，亲身经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另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空虚。你失掉了几辆救护车和人员，好比一个百货店的铺面巡视员，在火灾中损失了他那一部门的货色。不过没有保火险。你现在离开它了。你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了。倘若百货店在火灾后枪毙巡视员，因为他讲话口音向来不纯正，那么百货店再开店复业时，就不能指望巡视员会回来，这是一定的。他们也许会另找职业；只要还有其他职业可找，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
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义务责任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停止了。我是不拘外表形式的，但我倒很想把这军装脱掉。我已把袖管上的星章割掉，那只是为了便利起见。那与荣誉无关。我并不反对他们。我只是洗手不干了。我祝他们万事如意。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和明智的人，他们是应该得到荣誉的。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我只盼望这该死的车早点开到美斯特列，可以吃吃东西，停止思想。我非停止不可。

那天夜晚在旅馆里，房间外边是一条又长又空的走廊，门外边放着我们的鞋子，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窗外下着雨，房间里则灯光明亮，快乐愉快，后来灯灭了，床单平滑，床铺舒服，一片兴奋，那时的心情，好比我们回了家，不再感觉孤独，夜间醒来，爱人仍在，并没有发觉梦醒人去；除了这以外，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我们疲乏的时候就睡觉，一个醒来，另一个也就醒来，所以不会感觉孤独寂寞。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郎，虽然相爱，却时常想要单独安静一下，而一分开，必然招惹对方妒忌，但是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孤独的感觉，那是与世人格格不相入的孤独。这种经验我一生中只有过一次。我和好些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感觉孤独寂寞，而且你最寂寞就是在这种时候。但是我和凯瑟琳在一起，从来不寂寞，从来不害怕。我知道夜里和白天是不同的：一切事物都不相同，夜里的事在白天没法子说明，因为那些事在白天根本就不存在，而对于寂寞的人来说，黑夜是极可怕的时间，只要他们的寂寞一开始。但是我和凯瑟琳的生活在夜间和白天几乎没有分别，而夜间只有更美妙些。倘若有人带着这么多的勇气到世界上来，世界为要打垮他们，必然加以杀害，到末了也自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于是有许多人事后在被打垮之余显得很坚强。但是世界对打垮不了的人就加以杀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倘若你不是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并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

“怎么啦，亲爱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闷得慌。你所有的只是我，而我又出去了。”
“这话不错。”
“对不起，亲爱的。一个人忽然失掉了他的一切，我知道那一定是很痛苦的。”
“我的生活本来是非常充实的，”我说。“现在你一不和我在一起，我在世界上就一无所有了。”
“但是我是要和你在一起的。我只出去了两小时啊。你真的完全没事可做吗？”
“我跟酒保钓鱼去了。”
“好玩吗？”
“好玩。”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想我。”
“我在前线时就是这么办的。不过当时正有事情做。”

“你要去好久吗？”凯瑟琳问。她躺在床上很可爱。“请你把发刷递给我好吗？”
我看着她刷头发，她的头半斜着，头发尽落在一边。外面天已暗了，床头的灯光照在她的头发、脖子和肩膀上。我走过去亲她，握住了她那拿发刷的手，她的头倒在枕头上。我亲着她的脖子和肩膀。我是那么爱她，感到有点昏晕。
“我不想走了。”
“我不想让你走。”
“那么我就不去了。”
“不。去。只是去一会儿，过后就回来。”
“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
“快去快来。”

“我可不知道什么是灵魂。”
“可怜的孩子。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你信教吗？”
“只在夜里。”
葛雷非伯爵笑笑，用手指把酒杯转动一下。“我本以为年纪越大，一定更热心信教，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这真太可惜了。”
“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话出了口立即觉得自己太糊涂了，竟提起死字。但是他全不介意。
“那要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这一生过得很愉快。我希望能永远活下去，”他笑笑说。“我也差不多算长寿的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香槟放在冰桶里，我们的酒杯放在我们中间的小几上。
“要是你活到我这样老的年龄，一定会发觉许多事情是奇怪的。”
“你一点也不见老。”
“衰老的是身体。有时我害怕，怕我的一个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断掉。至于精神，倒没有老，也没变得更聪明。”
“你倒是聪明的。”
“不，这是个大谬论；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并不增加智慧。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这也许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很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重的是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并不是智慧。你珍重生命吗？”
“珍重的。”
“我也是。因为我所有的只有这个。因此给自己做寿开宴会，”他大笑起来。“你也许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两人都喝一口酒。

“也许太迟了。我大概已经超过了热心信教的年龄。”
“我只在夜里才有宗教情绪。”
“那时你也是处在恋爱中啊。别忘记恋爱也是一种宗教情绪。”
“你真的这样相信吗？”

“我现在付一点船钱给你吧。”
“不，我还是冒个险吧。倘若你平安到了那边，你就照你的能力付给我好了。”
“好的。”
“依我看，你们不至于淹死的。”
“这倒是个安慰。”
“顺着风从湖上朝北走。”
“好的。”我跨进船去。
“旅馆的房钱你留下没有？”
“留下了。放在房中的一只信封里。”
“好吧。祝你运气好，中尉。”
“祝你运气好。我们俩多多感谢你。”
“如果淹死就不会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说运气好。”
“好运气，”凯瑟琳说。“非常感谢你。”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他弯下身把船推离岸边。我把双桨往水里一划，随即抬起一只手来招招。酒保摇摇手表示不赞许。我看见旅馆的灯光，赶快把船直划出去，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湖上波涛汹涌，不过我们正是顺风。

我整夜划船。到后来我的手疼极了，几乎在桨柄上合不拢来。我们好几次差一点在岸边把船撞破。我让船相当挨近岸走，因为害怕在湖中迷失方向，耽误时间。有时我们那么挨近岸，竟看得见一溜树木、湖滨的公路和后边的高山。雨停了，风赶开云儿，月亮溜了出来；我回头一望，望得见那黑黑的长岬卡斯达诺拉、那白浪翻腾的湖面和湖后边雪峰上的月色。后来云又把月亮遮住，山峰和湖又消失了，不过现在天已比从前亮得多，我们看得见湖岸。岸上的景物看得太清楚了，我连忙又往外扳桨，因为巴兰萨公路上可能有税警，免得他们看到。月亮再出来时，我们看得见湖滨山坡上白色的别墅和一排排树木间所透露出来的白色公路。我时时都在划船。
湖面越来越宽了，对湖山脚下有些灯光，那地方该是卢易诺。我望得见湖对岸高山间有个楔形的峡谷，我想那地方准是卢易诺无疑了。倘若猜想得对，那我们的船算划得快的了。我收起桨来，在座位上往后一靠。我划得非常非常疲乏了。我的胳膊、肩膀和背部都发痛，我的手也疼痛。
“我可以打着伞，”凯瑟琳说。“我们拿它当帆使吧。”
“你会把舵吗？”
“大概行的。”
“你拿这根桨放在胁下，紧挨着船边把舵，我来撑伞。”我走到船尾，教她怎样拿着桨。我提起门房给我的那把大伞，面对船头坐下，把伞撑开。雨伞拍拉一声张开了。伞柄勾住了座位，我双手拉住伞的两边，横跨伞柄坐下。满伞是风，我感觉到船猛然挺进了，便尽力地抓紧伞的两边。风把伞扯得很紧。船冲得好快。
“我们驶得太好了，”凯瑟琳说。我只看得见雨伞的伞骨。雨伞被风绷得紧紧的，直往前拖，我只觉得我们正跟着雨伞在前进。我用两脚死命撑住，拖住了它，猛不防伞被吹弯了；我觉得一条伞骨折断了，打在我的前额上，当我伸手去抓那被风刮歪的伞顶时，它一捩，整个儿翻转过去，本来我是满帆而行的，现在弄得骑着一把完全翻转的破伞的柄了。我把勾在座位下的伞柄解下来，把伞撂在船头上，回到船尾凯瑟琳那儿去拿桨。她正在大笑。她抓住我的手，笑个不停。

“你累了就说一声，”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当心桨，别撞在肚子上。”
“倘若撞上了，”——凯瑟琳在划桨的间歇间说——“人生就可能简单多了。”

那年秋天的雪下得很晚。我们住在山坡上松树环绕的一幢褐色木屋里，夜间降霜，梳妆台上那两只水罐在早上便结有一层薄冰。戈丁根太太一大早就进房来，把窗子关好，在那高高的瓷炉中生起火来。松木啪啪地爆裂，喷射火花，不久炉子里便火光熊熊，而戈丁根太太第二次进来时，就带来一罐热水和一些供炉火用的大块木头。等房间里暖和了，她把早餐端进来。我们坐在床上吃早点时，望得见湖和湖对面法国境内的山峰。山峰顶上有雪，湖则是灰蒙蒙的钢青色。
在外边，我们这农舍式别墅前，有一条上山的路。车辙和两边隆起的地方被冰霜冻结得铁一样坚硬，山道不断地一路上坡，穿过森林，上了高山，盘来绕去，到了有草地的地方；草地那儿的树林边有些仓房和木屋，俯瞰着山谷。山谷很深，谷底有一条溪水流进湖中，有时风从山谷那边吹来，我们能听见岩石间的琤琮水声。
我们有时离开山道，转上穿过松林的小径。森林里边的地走起来软绵绵的；冰霜还没把它凝结得像山路那么坚硬。但是我们不大在乎山道的坚硬，因为我们靴子的前后跟都钉有铁钉，而后跟的铁钉扎进冰冻的车辙，所以穿着钉靴在山道上走，很是惬意，而且还能激发精神。而在森林里走也美得很。

“我不让你剪短。”
“这一定有趣。长头发我已经厌烦了。夜里在床上时非常讨厌。”
“我喜欢你的长头发。”
“短的你就不喜欢吗？”
“也许也喜欢。你现在这样子正好。”
“剪短也许很好。这样你我就一式一样了。哦，亲爱的，我这样的需要你，希望自己也就是你。”
“你就是我。我们是一个人。”
“我知道。夜里我们是的。”
“夜里真好。”
“我要我们的一切都混合为一体。我不要你走。我只是说说罢了。你要去，就去好了。不过要赶快回来。嘿，亲爱的，我一不和你在一起，就活得没有劲。”
“我永远不会走开的，”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就不行啦。我再也没有任何生活了。”
“我要你有生活。我要你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要一同过这生活，不是吗？”
“现在你要我不留胡子还是留胡子？”
“留。留起来。一定会叫人高兴的。也许新年时就留好了。”

“你醒了吗？亲爱的？”
“是的。你睡不着吗？”
“我刚刚醒来，想到我第一次见你时，人差不多疯了。你还记得吗？”
“当初你是稍微有一点疯。”
“我现在再也不是那样子了。我现在挺好。你说挺好说得真好听啊。说挺好。”
“挺好。”
“哦，你真可爱。而我现在已经不疯了。我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乐幸福。”
“睡去吧，”我说。
“好的。我们同时同刻睡去。”
“好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时同刻睡去。我还醒了好久，东想西想，看着凯瑟琳，月光照在她脸上。后来我也睡着了。

“我爱你的胡子，”凯瑟琳说。“这是个大成功。看起来又硬又凶狠，其实很软，非常好玩。”
“你更喜欢留胡子的我？”
“大概是吧。你知道，亲爱的，我要等到小凯瑟琳出生后再去剪发。我现在肚子太大，太像太太奶奶了。等她出生后，我人又瘦下来，我就去剪发，那时我会成为你的一个新奇而不同的女郎。我剪发时我们一起去，不，还是我独自个儿去，回来让你惊奇一下。”
我没说什么。
“你不会说我不可以剪发的吧？”
“不会的。一定很叫人兴奋。”
“哦，你太可爱了。到了那时，也许我又长得好看，亲爱的，又纤瘦又讨人欢喜，弄得你重新爱上了我。”
“该死，”我说。“我现在爱你已很够了，你要把我怎么样？毁坏我？”
“是的。我是要毁坏你。”
“好，”我说，“我要的正是这个。”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名护士。医生双手捧着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只刚刚剥了皮的兔子，跨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走到他刚走进去的门前，发现他们正在房间里对付一个新生的婴孩。医生提起孩子来给我看。他一手提着孩子的脚后跟，一手拍他。
“他没事吧？”
“他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没有当父亲的感觉。
“这儿子你不觉得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洗他，用什么东西包着他。我看见那张小黑脸和一只小黑手，但是没见到他动或听到他哭。医生又在给孩子做些什么。看医生样子有点不安。
“不，”我回答。“他差一点儿要了他妈的命。”
“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你不是要个男孩吗？”
“不要，”我说。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他倒提起他的双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局。我走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通看台的门，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叫我下去。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
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她那样子像个死人。她的脸孔，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是灰色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被钳子扩张的、边沿厚厚的切口。另有一位医生，罩着面罩，在上麻药。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这简直像张“宗教裁判”的图画。我现在看着，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不过还是没看的好。人家起初怎么动刀，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手法迅速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看得我心里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她人怎么样？”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神情疲惫。

“婴孩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
“原来他死啦。”
“是的。说来太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我本以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
我找张椅子坐下，椅前有张桌子，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我望望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孩子死了。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但是在那房间里，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他没有呼吸过。他根本没有活过。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可能早闷死了。可怜的小孩子。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不过，早闷死了倒也爽快，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造成的。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告诉你一些规则，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即刻杀死你。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就像艾莫死去那样。或者使你患上梅毒，像雷那蒂那样。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
“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出了什么事？”
“亨利夫人刚出过血。”
“我可以进去吗？”
“不，还不可以。医生在里边。”
“有危险吗？”
“很危险。”护士走进房去，把门关上。我坐在外边走廊上。我心里万念俱灰。我不思想。我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要她别死。别让她死。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求你叫她别死。只要你别让她死，你说什么我都做。婴孩你已经拿走了，但是别让她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开了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她进入房间，我进去时，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一下。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悄悄地说。她脸色灰白。
“你没事吧，凯特，”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就要死了，”她说；等了一会儿，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笑。“可怜的宝贝。你要碰就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以防万一，可是没有写。”
“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
“有你在就够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害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话别讲得太多，”医生说。
“好的，”凯瑟琳说。

“我就在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勇敢而可爱的人儿。”
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我等了好久。护士出门来，向我走来。“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她说。“我替她害怕。”
“她死了？”
“没有，不过失去了知觉。”
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他们没法子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