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同样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在隋朝开通的通济渠、广通渠及江南运河等以洛阳为中心的人工水利管道的基础上，唐朝在垂拱年间又开通了新漕渠，用以贯通淮水流域的河流。天然河道与人工运河构成的水路网络，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武后时期，崔融上疏时曾描绘当时舟楫便利的情况：“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在陆路方面，唐代同样在前人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当时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十分密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也颇为密集，除了国都长安，洛阳、扬州、泉州等城市也都成了当时国际都市之一。据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中搜集的史料可以看出，唐代的陆路交通网亦是基本覆盖全国，即使是远离京城的滇黔地区也是道路畅通。《通典》中提到唐代交通及其配套设施的便利程度：“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的交通便利与社会安定程度。《资治通鉴》中亦记载：“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连之前甚为荒凉的陇外之地凉州也是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其他的大城市就更不必多说了。唐代的水陆交通及相关配套设施都十分完备，再加上唐王朝对馆驿关津的重视，当时人们单人匹马就可以走遍各地，不用担心饮食住宿的问题。这为唐代诗人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
除经济基础与社会设施之外，时间是出游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唐代有大量的法定节假日，政府沿用了南北朝的“旬休”——每十天休息一天。这样算来，官员们每年便有了约36天的假期。除此以外，唐代官员们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传统的春节、端午、元宵等普天同庆的日子就不必说了，皇帝、皇子等的诞辰在当时也是全国性放假的依据。如此算来，唐人的法定假期有将近90天，占了一年的四分之一。此外，当遇到帝王下敕之时，百官不但无须入朝处理公事，甚至可以恣意宴游寻欢，好不惬意。而下敕之时，政府又会因应官员的官阶发放物资，任各追胜为乐。有了那么多的假期，还需要担心没有时间漫游吗？这也是唐代文人虽有很多人在朝为官，但仍有闲情逸致周游全国的原因之一。
有了经济、交通及时间方面的支持，唐人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出门游历了。“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中说道：“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可见唐代人认为游历山川有助于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纵观唐代历史，几乎所有诗人在年少时都曾漫游祖国山河，在欣赏壮丽山河的同时了解历史典故，这不但有助于诗人积累诗歌创作经验，而且有利于激发诗人的豪迈之情。

唐代人漫游的过程也是结交朋友、拜谒权贵的阶段。本身行事风格便颇具侠气的李白在《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一诗中向友人回忆了自己过去漫游襄阳的岁月，诗人用“高冠佩雄剑”寥寥数字刻画了自己年少时的英姿，这段游历是诗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诗人在白发先秋的时候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回忆往昔漫游美好的同时，诗人心中仍有些遗憾，游历时的豪情换不来雄心的实现，最终只落得个“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的落寞下场，一腔激情无处寄托，也难怪他会“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李白借追忆古人的方式，抒发自己建功无门的抑郁之情。

唐人本身的任侠气质与漫游山川的广博见识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产生豪迈的情感。这种豪迈之情再加上空前繁盛的时代赋予了诗人们蓬勃向上的气息，体现在生活之中便是建功立业之心。即便是多为伤感基调的送别诗，唐人亦能写得波澜壮阔。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便是一首送别兼怀古之作。诗歌利用易水这一地点，展开跨越时空的联想，由自己此时的送别，想到当年荆轲、燕丹等人在易水边上悲歌离别的场景。再借由“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暗喻壮士的慷慨之情犹如长流不绝的江水一般，至今仍然存在。历史赋予山川河流的厚重感与今日送别的伤感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今日离别的慷慨悲凉。元稹在《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里提到了自己年少时热爱猎骑与壮游的行为。这种“二十走猎骑，三十游海门”的漫游经历与元稹产生“名冠壮士籍，功酬明主恩。不然合身弃，何况身上痕”的豪迈志向亦有一定的关联性。
唐人对侠的看法与传统儒家的判断截然不同，在唐人的眼中，侠客的不羁是浪漫的表现，并非乱禁的象征，甚至班固、荀悦眼中暴力、违法的不轨行为，到了唐人的眼里却成了值得歌颂的特征。例如，马戴在《赠别北客》中写道：“君生游侠地，感激气何高。”唐人常常用这类“感激之气”褒扬友人，借此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欣赏。
游侠最能满足诗人们的想象。因为游侠的生活方式与漫游最为接近，游侠对成事的执着也与唐人对成功的向往相似。在咏侠诗中，诗人能够完美地借助游侠形象抒发自己豪情满溢的雄心壮志或者无明君赏识的愤懑之情。
在普遍追求济世的唐代，即使是闲适的佛系代表王维，早年的诗作中也体现了自己济世的雄心，除《从军行》《陇西行》等边塞代表作及《少年行》等咏侠诗之外，在《送从弟蕃游淮南》这首著名的送别诗中，用“淮阴少年辈”指代从弟王蕃，赞扬了从弟各方面都十分优秀，亦具备“高义”的品格。诗中王蕃的行径更像是游走江湖的侠客，虽说是读书人，但王维对他的期望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希望他能够以“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的方式游行千里，为国家开拓边疆，并借此获得君王的赏识。只是崇尚佛老之道的王维对侠义的理解与旁人或有不同：侠义不单要能兼济天下，更要能修身养性。

诗人的笔下不单边塞游侠崇拜血腥暴力，都市游侠也不例外。“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以剑身湿血的暗淡光泽营造侠客杀人后的肃杀冷峻；“悍睛忽星堕，飞血溅林梢。彪炳为我席，膻腥充我庖”以杀虎斩蛟的血色与腥气场景反衬侠客的果敢狠厉。暴力与血腥在唐人的诗歌中成了侠客阳刚气质的外在体现。这一诗歌特征是唐代咏侠诗的时代特色。之后各朝各代亦时有咏侠诗的出现，但是诗中更多的是文人气息的流露，虽然依旧会对侠客的勇武表示欣赏，但相关欣赏只是停留在能力层面，不再有血腥暴力的渲染。
侠的行为方式向来与武离不开关系，有了对武的执着追求后，咏侠诗的大量涌现也成了可能。只是受到体裁的限制，咏侠诗无法像武侠小说或者武侠戏剧一样，将侠客的武功通过文字或者具体的动作设计展现给大家，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诗歌中侠客形象主要是一种精神寄托，而不追求精细刻画，故其仗剑行侠的举止未免大同小异。”咏侠诗只能是以抒情的方式凸显诗人对侠义的崇拜，因此咏侠诗甚少涉及具体的动作描写，多是抒发个人的兴致与想象。“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只是用敌军的慌乱衬托关西侠少的英勇，“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只是截取了胜利回师的场面，“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只是以白描手法刻画出少年游侠弯弓杀敌的潇洒姿态，这类诗歌都避免了直接具体的战场搏杀的场景描写。“少年胆气粗，好勇万人敌。仗剑出门去，三边正艰厄。怒目时一呼，万骑皆辟易。杀人蓬麻轻，走马汗血滴。”虽有“杀人”二字，但也仅限于“杀人”二字。具体用什么招式、什么武器杀人、在什么时候杀人、杀了什么人等信息完全隐藏在诗歌背后。《全唐诗》中其他同类咏侠诗也是如此：“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杀人如翦草，剧孟同游遨。”在这些诗句中，杀人的过程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借用这一暴力途径显示侠客胆大、轻生的勇武一面。对武力的崇拜被抽象成了一种精神象征，成为唐人抒展豪气的文学意象。而诗歌中不着点墨的杀人过程成了读者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空间，让读者有了参与其中与诗中人物交流对话的机会。而这也是咏侠诗与其他武侠文学不同的特征和魅力所在。

古时流传下来的习俗到了唐代又因应唐人任侠气质有所演变。友人知己之间的赠剑习俗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剑作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常作为国家之间互相馈赠的信物。后来这一习俗逐渐蔓延到各个阶层，特别是荆楚之地，一直有“服文彩，佩利剑”的风气。剑在当时可算是贴身对象了，因而人们在剑身上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常常以剑比德、以剑喻才。故赠剑也寄托了对友人的祝福。而先秦史料中与剑有关的故事，如伍子胥与渔父、季札与徐君，结合当年动荡诡谲的政治背景，更是显得壮阔感人。其中的渔父与季札，虽非广义上的侠客，然而行为举止也具备了侠客轻死生、重然诺的风骨，因而备受后人推崇。唐人在向友人赠剑，寄托自古流传下来的寓意的同时，又增添了当时尚武的特色，将尚武与风骨结合起来：“行行复何赠，长剑报恩字”是对独请万里行的羽林郎的谆谆教诲，“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是西陵少侠对知己的重视方式。这让唐代与器物有关的诗句摆脱了齐梁时期的宫廷纤弱柔巧的婉约风格，带上了雄浑壮阔的阳刚之美。
社会的尚武风气加上文人对风骨的追求，唐诗中“豪士”“壮士”“义士”“侠”等词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朝代。“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是诗人看遍世间不平，本着侠义之心发出的感慨，“……功成走马朝天子，伏槛论边若流水。……空令豪士仰威名，无复贫交恃颜色”是借助豪士等形象衬托张郎中的不羁与豪情。正因为诗人本身已是侠义心肠，因而文人们对游侠行为及心理方面的把握也显得更加准确到位，甚至可以将自身的经历、感想与诗歌中的游侠形象结合起来，加上“不平则鸣”的因素，唐诗中的游侠形象显得十分丰满感人。即便是吟咏古代游侠，诗人也能结合个人心境加以揣摩想象，使得这批古游侠成为独立于史书存在的全新个体形象。鲍溶笔下的荆轲，是壮士崇拜的模本；贾岛在刻画荆轲时，虽然同样也选取了易水送别一幕入手，不过却另立角度，从英雄亦有情的视角出发，写下了“壮士不曾悲，悲即无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泪垂”，突出了荆轲慷慨赴死的一面。李白诗中呈现了“耻作易水别，临岐泪滂沱”的一面，借易水送别的惨淡之境，烘托与友人离别时的伤感情怀。侠与唐代生活融合到了一起。

与西域诸城同载史册的首推西域名马。中原人士对胡马的喜爱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汉武帝时便有汗血宝马等名贵品种引入中国。汉武帝甚至写下诗篇《西极天马之歌》赞扬这些从西域远道而来的宝马。胡马在此展示出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澎湃气象。陈寅恪先生曾对此发表过见解：“中国马种不如胡马优良。……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杂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自无待言。”有了良马之后，骑兵队伍就能迅速发展壮大，而在冷兵器时代有了强大的骑兵队伍便能纵横天下，所向披靡。因此与汉朝同样尚武的唐代，自然也将名马奉为圣物。由天子到寒士，无不歌颂马的俊逸身姿，因此唐代同样有不少歌颂西域名马的诗赋流传至今。譬如唐代宰相张说便曾以“不因兹白人间有，定是飞黄天上来”的诗句赞扬海西送来的名马身姿非凡。
唐诗中提到“马”的诗歌不胜枚举，和前朝相比，“胡马”一词出现的频率尤为高，纵观《全唐诗》，直接提到“胡马”或“天马”二字的诗歌就有一百多首，可见西域名马在唐人心中的地位了。
游侠对宝马也情有独钟。游侠之所以称为游侠，正是因为他们的浪迹天涯、漂泊不定。若要游历天下，必须倚仗交通工具。在古代，人们用于出行的动物通常为马、驴和牛。驴的体形小，速度慢，较适合短途轻便的旅程。牛虽然能负重，耐力强，但速度方面有所欠缺，也不适合侠客们恣意飞扬的形象。潇洒不羁的游侠与奔驰如电的骏马可谓相得益彰，边塞游侠更需要骏马帮助自己建功立业。值得留意的是，边塞咏侠诗中出现的马匹常有特定的血统，以此提醒读者诗歌的内在环境与人物的特殊性。
首先，胡马作为西域的象征意象频频出现在唐代咏侠诗中。在袁瓘的《鸿门行》中，胡马是意气少年遥度朔野之后见到的事物；李白的《行行游且猎篇》也提到“胡马秋肥宜白草”。在这些诗歌当中，“胡马”是西域的代名词，是与中原迥然不同的风景，见到了胡马，等于来到了西域边塞。
其次，胡马在咏侠诗中，同样可以作为边塞游侠击败胡人之后的战利品。唐代边关战争的主要对象还是以西域地区等游牧民族为主。与他们作战的战利品自然同畜牧有关，其中唐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西域的胡马了。胡马的品种优良，引进后不但可以直接用于战场，还能改良国内马匹的血统。杜甫的《后出塞》中，胡马是拔剑击大荒后的战利品；王维的《老将行》中，胡马是少年儿郎击败胡人时获得的坐骑。在这些诗歌中，胡马不仅是战利品，更是衬托边塞游侠骁勇善战的参照物。

长安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唐代在继承了大兴城原本的雄伟风格和分坊管理制度的同时，又做了一系列的扩建和改良，使得长安城变得更为气势恢宏、井然有序。据史料记载，整个长安城共有二十五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东西向十四条。其中最宽阔的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这些街道将长安城划分成东西二市和一百零九坊。加上太极宫、大明宫等壮丽气派的宫廷建筑，整个城市气势恢宏，“盛唐气象”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王勃对长安的繁华更是极力赞叹：“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殿相玲珑。”孟郊眼中的长安也是“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的一派歌舞喧天景象。即便到了风雨飘摇的晚唐，长安也常以“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的姿态出现在诗歌中，长安昔日的繁荣依旧是诗人不愿醒的一场梦。这足以看出长安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洛河南北共计二十条街道，城内共有一百零三坊和三个市集。可见城市面积不小。
城市的繁华与交通的便捷息息相关。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为城市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还将城市划分得齐整无比。登高望城的白居易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苏氏演义》中提到：“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也就是说坊就是居民区。而市就是所谓的集市，市内分门别类地设置“行”，据宋人记载，长安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虽说坊市制度较为封闭，但唐代坊市制度规划完善，这对人口、经济仍处于恢复期的初唐、盛唐而言，能较好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在中唐之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且封闭的市坊制度能较好地维护城市治安，让居民安居乐业。此外，唐人对商贸的态度有所改变，人们开始重视金钱利益，甚至在教育小辈时让他们求利就好，因为“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民间风气的转变以及政府方面不再抑商，让当时一些禁商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相对宽松许多，经常会有小贩推车在原本禁止交易的坊间售卖物品，而市集方面也常常有饭馆酒肆通宵营业。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当时商贸的发达。这为城市的繁荣巩固了内在经络。

唐诗中的游侠形象与少年形象经常是重叠的，可能因为少年初生牛犊的姿态与游侠勇往无前的精神无比契合。皎然诗中的少年就是放浪不羁的都市游侠。《长安少年行》里，半醉的少年骑着花骢马在长安的绿槐道上恣意畅游。马匹品种优良、装饰华美，酒楼倡家装修华丽、重彩绿漆。再看看当时的城市建设，街道两旁皆有绿树迎风飘摇，郁郁葱葱。诗中的“翠楼春酒”与王勃诗中的“紫阁丹楼”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从建筑与色彩的角度对大唐长安的繁华进行刻画。
除建筑方面大气壮观之外，唐代在商贸方面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临高台》有云：“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古代的市楼，因上边悬挂旗帜，又被称为旗亭。由于商贸的发展，自汉代开始就有了集市。政府为了管理集市会建立市楼方便市官监察市集情况。高耸的市楼上边挂满了店家的招牌旗帜，足以证明当时店铺数量之多。这也说明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与百姓的消费能力状况如何。韦应物在《酒肆行》中描写了唐代酒楼的奢华外观：“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高耸的酒楼不但装修华丽，甚至可以看到皇宫别院内的景象。这样的酒楼消费肯定不便宜，但即使费用高昂，仍是座无虚席，常有远方的客人慕名前来。可见在当时的城市地区，能够进行高消费行为的人并不少。正如高适所说：“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唐代的城市居民经济状况甚佳，负担得起相关的消费。李廓的《长安少年行》则是刻画了贵族豪侠在长安奢靡的生活，从侧面说明了长安的城市经济面貌。诗中的长安少年“刬戴扬州帽，重薰异国香”，说明当时长安城的商业十分繁荣，不仅远在江南的物品，甚至异国的香料在长安城内都可以买到。除此之外，诗中的少年“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乐奏曾无歇，杯巡不暂休。”可见当时娱乐行业的兴盛程度，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从早到晚从无间歇地游乐嬉戏、踏青打球、赏花醉酒等。青楼中的生活更是多姿多彩：“歌人踏日起，语燕卷帘飞。好妇唯相妒，倡楼不醉稀。”娱乐行业的兴盛不但说明当时社会足够安定，而且证明了城市的繁荣程度与政府对商业娱乐的放松管理。再来看看城市住宅的内部装饰。贵族游侠饮伴至倡家后，青楼的内部是“犬娇眠玉簟，鹰掣撼金铃”。青楼中的宠物也都有玉簟、金铃等华丽用品，可见其间的奢靡程度。倡楼已是如此奢靡，何况其他的大户人家？唐代的咏侠诗利用侠客四处游荡的特质，从游侠的视角出发，多角度地描绘出当时都市繁华的景象。

长安城市如此繁华，与它齐名的洛阳当然也毫不逊色。由隋入唐的陈子良在《游侠篇》中描绘了隋唐贵族游侠们在春意盎然的洛阳城中纵马赏春的场景：“水逐车轮转，尘随马足飞。云影遥临盖，花气近薰衣。”动态与光影气味结合在一起，向后人展示了当年洛阳的闲适与气度。《畴昔篇》中的少年侠客虽“弱岁贱衣冠”，但在洛阳城中依旧是遨游灞水曲，风月洛城端；争驰千里马，竞骛七香车。因为骑马驾车地在城内遨游，因而见到“掩映飞轩乘落照，参差步障引朝霞。池中旧水如悬镜，屋里新妆不让花”等洛阳城内景象。
这些咏侠诗都以明丽色彩书写当时的繁荣都市，穿梭在城市间的游侠打马醉酒、赏花踏青等活动，又让诗歌充满了动感。都市咏侠诗也因此显得明快活泼，富有激情。这些都市咏侠诗中，游侠可以是诗作的叙述视角，也可以是诗作的观察对象。“京华游侠盛轻肥”之类的场景也进一步强化了都市繁华的形象。生性放浪的游侠与繁华都市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繁华都市吸引了游侠前来聚集，而游侠又反过来为都市增添声色与风情。

“五陵”一词出自汉代，汉代几位皇帝在长安附近修建了几座陵邑，并大量迁入人口，使得五陵逐渐变成贵族的聚居地，“五陵少年”一词也成了纨绔子弟的代称。唐诗中常有以汉代唐的手法，因此“五陵少年”一词常出现在都市咏侠诗当中，借指唐代的贵族子弟。这批贵族游侠家世不凡，出手阔绰，从诗中对他们的形象描写便可看出这一点。
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势力稳固地集中在贵族大家的手中，只有到改朝换代之时才会有大的变迁。直到宋代，这种势力集中在豪门士族的情况才逐渐被依靠科举上位的士绅阶层掌握朝政大权的情形取代。所以，唐及唐之前的史料对人物的描述都极为重视这个人的宗族关系。在介绍人物的背景时，史书格外热衷强调他们的宗族发源地。即便不是汉人出身，史书同样会以汉人的方式记录相关人物的家族背景。如有鲜卑背景，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屈突通，《新唐书》中对他的记载是“其先盖昌黎徒何人，后家长安”。这些胡人贵族，除了会把胡人地区的风俗习惯带入中原地区，自身掌握的权力更能自上而下地将少数民族的行为风俗推广至民间，进一步强化民间好武的社会风气。
唐代好武重侠的风气让不少贵族少年沾染上侠的色彩，同时也让本身具备侠气的人聚集在这批贵族的身边。《新唐书》中有段关于皇室贵族的描写：“隐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门。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阴说秦王共大计的唐俭，祖上由北齐开始便是高官，自身“爽迈少绳检”，他的弟弟唐宪，“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这些关于李建成与唐宪的负面评价，与游侠的负面行径相关。唐代高级官员也有“曾游游侠场”、“摇情游侠窟”之类的诗句传世，可见游侠气息对当时王公贵族的渗透。由于贵族阶层对政局的掌握，加上这批人本身好武，手下又有一班游侠能为自己出力，初盛唐的这类五陵少年，虽也有豪奢行为的表现，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较为积极向上，也能为朝廷贡献自身力量，巩固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是对自己宗族势力的一种维护。唐宪虽说“不治细行”，但参加义军打拼天下，一路加官晋爵，“终金紫光禄大夫”。贵族少年与博徒大侠之间相互影响，贵族少年加强了自身好武放纵的一面，而博徒大侠们也放大了自身轻财狂欢的性格。这一共存关系不仅使游侠集中于繁华都市之中，还为晚唐时期大批家养刺客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