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批评家试图用符号学的工具分析乔伊斯，并且取得了有趣的结果（Bosinelli &al，1986）。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够看到过去二十年里关于乔伊斯的所有参考书目，就会发现那些批评家尽管人数众多，但是占比并不大。对理论符号学、叙事学和文本语用学的完整书目所进行的同步调查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有着很多有趣的例外，只有一小部分理论符号学家引用了乔伊斯作品中的例证。在符号学的“前辈”中，巴特细致地分析了巴尔扎克；格雷马斯仔细地研究了莫泊桑；雅各布森对波德莱尔和莎士比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还有其他人分析了福克纳、贝克特和博尔赫斯。文学符号学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未被涉足过的领地，但是乔伊斯所据守的领域只有一些勇敢的开拓者才敢冒险前往。
当然，这种沉默也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传统的乔伊斯批评在研究一位质疑语言结构和一切叙事规则的作家时，即使对符号学理论并不感兴趣，也早已对诸多符号学方面的澄清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只举一个例子，伊瑟尔关于隐含读者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乔伊斯批评的研究之上的。
第二个原因是，符号学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通常分析的是孤立的句子、对话、新闻报道和通俗文学。即使在抱着美学目的去探究文本时，它也喜欢研究更加传统的叙事作品。之所以这样，原因是文学符号学首先感兴趣的是确认规则、符码和规约系统。为了分析像乔伊斯这样质疑规则、符码和规约系统的作品，首先就需要对被质疑的对象有着清楚的认识。换句话说，似乎要想建立先锋派的符号学，必须先建立传统的符号学。

既然语言学是对合乎语法的句子和不合语法的句子进行抽离和分析，乔伊斯能够提供背离语音、词法、句法和叙事规则的无数例子。
比如，文本符号学就是对一个给定文本的连贯性和内聚力规则感兴趣。很难说出约翰回家很晚，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这则表达中有什么错误。这类文本常常被看作是语法上正确，而从文本整体上看却没有连贯性。当然，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知道，如果类似的文本被看作一个更大的文本环境中的一部分，而这一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约翰的迟到和拿破仑的死有关联的话，那么它就变得连贯了。但是，文本符号学的难题在于确定一个语境是通过什么策略表达其主题或相关性的。这样一来，《尤利西斯》中的每一则意识流例子都是进行这类分析的最佳场所。
在文本语用学中，学者们对隐喻和象征的不同真值感到困惑。隐喻很容易被这样来看待，原因是如果从字面义理解它的话，它说的就不是真的（因为阿喀琉斯是头狮子不是真的）。与此相反的是，当一个文本描述从字面上可以理解的行为、物体和事件时，由于语境没能合理说明它们的出现而使读者从语用的角度感到它们难以解释，就是象征模式的具体表现。对象征模式的具体表现所作的标准反应是读者感到的一种不安，因为他看到了某种语义上的浪费，一种——就会话或叙事的简练原则而言——不应该出现在此的东西所表达的可能但依然含糊的意指冗余。于是，在乔伊斯的早期作品以及整部《尤利西斯》中每个顿悟（epiphany）的实例都是研究这种文本策略的源泉（Eco，1962b &1984）。
关于乔伊斯的双关语有大量的文献论述，关于修辞学的符号学再审视也有大量的文献论述。在《普通修辞学》一书中，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符号学研究团队（Groupe μ）通过区分四种类型的操作扩展了修辞格的领域。这四种操作常常出现并作用于符号系统的表达（能指）层面和内容（所指）层面，也作用于词汇单位和句法链之上。因此，像头韵、词尾音脱落和音位转换这些修辞格都是词形变异（metaplasm）的例子。作用于内容的隐喻则属于义素变异（metasememes）：像换置或逆序法这些在表达的句法结构上作文章的修辞格属于横组合段变异（metasyntagm），而像反讽这样的思维上的修辞格则属于理念变异（metalogism）。（见图9.1）

让我们对Neanderthal这个词项（它没有在文本中出现过）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是什么机制促使作者把它改成meandertale。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逆向思考：在文本中选出一个双关语，寻找它的原始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能够构想出两条可能路线的事实表明，在这种情形中，两个时刻相互重合；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双关语是因为它能够被读懂；语言作为文化基础应该允许这两种操作存在。还要注意的是，由于一种简单的操作规约，我们将要先从这个双关语的一个构成单词着手以便推断出另一个，反之亦然。
我们的试验因此有着双重意义：首先，站在乔伊斯的语言世界之外的某一点看看我们是否能进入那个世界；然后，从那个世界之内的某一点出发，看看我们是否能像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那样通过许多绵延不断的路线连接起所有其他的点。接着就是要确定这个入口和这一可通行性是否基于简单的邻近性。然而就目前来讲，我们将设法用“联想”（语音的或是语义的）的词语进行推理——尽管对这些词语的解释不尽完美。
让我们看看Neanderthal这个词。在这图示（见图9.2）中我们会注意到这个词项是如何通过语音联想生成了其他的词项——meander（蜿蜒曲折）、tal（德语中的意思是“山谷”）和tale（故事）。
但是，在这个联想过程中，中间模式从出现在FW文本中的所有的词语中自我生成了出来。这里的联想既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语义的。可以发现，这里提到的所有的词项只是那些能在FW文本中找到的。同样的心理语言学试验可以在另一个主体中产生其他同样合理的反应。在这里我们只局限于这类反应，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涉及乔伊斯的（在这种情况下，试验只是为了理解双关语如何产生，而不是它如何被解读），而且还是为了节省篇幅；另外还因为FW的读者由于受到文本的控制而被引领入一个联想的游戏之中，而这些联想已经被上下文预先暗示（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不管它有多么的“开放”，都不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场所，而是作为定向的可能性的场所被构建的）。

这些相互关联表明了每一个词项都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联想系列的原型，而这个联想系列迟早又会与另一个词项的联想终点合并。整个图表有着纯粹的定向价值，也就是说它不论在数量还是维度上都限制着联想：当词项与相关的义素接触时，二维图表就无法再现由此产生的相互关联的游戏。我们不仅要把在整个真实语言的语义系统中所产生的相互关联的游戏看成多维度的，还要把人造领域产生的游戏也看成多维度的。这个人造领域就是文学作品和文本（在FW的情形中，文本对互相交织关联比其他文本更加包容，因此也就更适合作为试验的对象）。
如果我们从图表转到乔伊斯的文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联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们实际上产生了定义这本书的双关语。这本书是一位slipping beauty（因此也是睡美人，在睡梦中由于语义失误或记忆缺陷等种种状况而胡言乱语），是jungfraud's messongebook，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谎言，是一个少女的恶作剧，是一则年轻的信息、一个梦和一场混乱，如此等等。它是一个迷宫，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个巧妙地藏在错综复杂的帷幕组成的八卦阵中的词语，就像躲在填满彩带的窝中的田鼠，因此它也是一个meandertale。
meanderthaltale这个双关语-词项在最后成了一种隐喻性的替代物，用来替代有关这本书的一切，以及通过图表中的联想链所表述的一切。

今天，有两种语义模型争相解释人类是如何生成和理解文本的：词典模型和百科全书模型。根据词典模型，一门语言是一系列由精确的定义所解释的条目，通常是由一套有限的语义规则组成，不能够再进一步分析。从这个角度讲，man的意思是“成年人类雄性”。这些条目可以根据一套有限的句法规则加以组合。于是诸如“这个人是头猪”的句子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词典模型无疑具有相当人造的特性。但是很多语言学家和分析哲学家长久以来都相信，既然它描绘了一般智力的人的能力，那么至少能够为智能机器提供语义指令。但不幸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证明，即使具有词典般能力的机器也赶不上一个蠢笨的人。要想理解文本，一台机器就必须配备百科全书格式的信息。
百科全书模型的建立基础是假定语言中的每个条目都必须由其他可能的语言条目来诠释——后者根据一些先在的文化规约能够与前者相关联。每一个符号都能被另一个符号所诠释，后者充当前者的解释项。语言条目man的解释项可以是它的同义词、一句简单的定义或是一段长长的解释——涉及人的生物本性，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关的每一条信息，以及从对人的观念中推出来的所有推论。由人工智能提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的模型就是罗斯·奎利恩模型（Q模型）。我在《符号学理论》中广泛地使用过这个模型，目的是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力应该如何被假定。奎利恩的模型建立在由各类联想关系交织联结而成的节点之上。对于每一个词项的意义来说，在其内存中必须有一个把待定义的词语作为其“鼻祖”的节点，在这里被称为类型。类型A的定义预见着一系列作为个别符被囊括其中的其他词项，用来作为它的解释项。这个词项的意义结构是通过与各种个别符之间的联系的多重性构成的，而这些个别符中的每一个又接着成为类型B，也就是囊括很多作为个别符的其他词项的新结构的“鼻祖”，其中一些词项也是类型A的个别符，并且可以把类型A作为个别符囊括进去。像生长这样的个别符可以成为新的分支（或平面）的类型，在其个别符中包括很多与植物相关的个别符（比如，空气或水，当然也包括植物本身）。于是，一个完整内存的理想结构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平面集合，其中每一个平面完全由除“主节点”之外的个别符节点构成。
这个模型是建立在无限衍义过程之上的。从一个被当成类型的符号出发，可能从中心到外围渗入整个文化单位的宇宙，每一个文化单位又继而成为中心，创造出无限的外围区域。

衍义百科全书的最初灵感是通过颓废派的遗产降临在青年乔伊斯身上的，就好像这部百科全书是只有这位诗人才能从先前的混乱中重新复活的东西。百科性大致是指关于一系列事件的观念，顿悟会把这些事件以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从闻所未闻的关联中发现新的意义。沃尔特·佩特教导乔伊斯说，现实是一连串一旦出现就即刻消失的力和元素，是一个由不连贯的、稍纵即逝的和不稳定的印象组成的世界。将顿悟事件分离出来意味着把最规约性的实体分解成一个新的关系网络。诗人本人“能够把他周围的生活纳入其中，再在飘忽不定的音乐中把它抛出去”（《斯蒂芬英雄》）。艺术活动在于在经验的“根茎”元素之间设定新关系：“艺术家如果能够从典型的环境网络中把一个意象的微妙声音最为精确地梳理出来，为它在新的位置中选择一个最为恰当的艺术环境，在其中把它‘重新体现出来’，那么他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斯蒂芬英雄》）。意识流手法的发明可能源自乔伊斯的以下观点：现实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经验永远不是有限的也永远不是完整的，而是像一个悬挂在意识房间里、用最细的丝线编成的巨大蜘蛛网，捕捉着落在它表面的每一个颗粒。
但是，从早期的小说到《尤利西斯》，这种百科全书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在早期的作品中这张蜘蛛网只是一种介乎我们的心理活动和形而上结构之间的不精确之物（某种介于无法触及的“现实”结构和同样无法触及的创造性想象网络之间的东西），那么在《尤利西斯》中，它则更加明白清楚地指涉一个如现代科学所描述的实在世界的假定结构。
《芬尼根守灵夜》明确完成了这个衍义过程，事件的组织已经变成了语言实体的组织。潜藏在《芬尼根守灵夜》之下的百科全书是纯粹的语言或符号的百科全书，是一个无限衍义的世界，在那里词语（连同它们的意义）“通过自相矛盾的巧合重新聚合成无法分辨的身份”（《芬尼根守灵夜》）。

《芬尼根守灵夜》之所以成为无限衍义世界令人满意的意象，正是因为它是具有自身价值的文本。一个开放的文本总归是一个文本，可以引发无限的解读，但也会不允许某个特定的可能解读。说出对文本的最好的诠释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说出哪些诠释是错误的则是可能的。在无限衍义的过程中，当然能够从任何一个节点到任何其他节点，但是路线受到被我们的文化史合法化的连接规则的控制。
每一条短回路都隐含着一个文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一个关联、换喻、推论关系都可以被展示出来并得到证明。无限衍义的过程通过让说话者自由地建立大量的连接从而创建他们的文本。然而文本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内在关系系统，能够实现某些可能的关联而阻断其他的关联。在一个文本产生之前，每一种文本都可能被创建。在一个文本产生之后，有可能让这个文本说很多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潜在地说无数的东西——但是不可能，或至少从批评角度是不合法的，让它说它没有说的东西。比起作者想要它说的东西，文本常常能说更多的东西，但是要比许多无节制的读者想要它说的东西少。
独立于作者所声称的意图的是文本的意图。但是一个文本只是作为一个实在的对象而存在，作为一个线形文本表意而存在。可以说文本的意图只是一部分读者猜测的结果。读者的主动性基本上在于对文本的意图进行猜测。一个文本是为了造就其标准读者而构建的工具。这一标准读者并不是那个得出唯一正确猜测的读者。文本可以预设一位有权尝试无限猜测的标准读者。但是无限的猜测并不意味着任何可能的猜测。
如何证明一个给定的诠释猜测即使不是唯一正确的猜测也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猜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看它是否同文本协调一致：对文本的某一部分进行的任何诠释如果被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认可了，那么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则必须摈弃。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控制着读者难以控制的漂移。

为了进入理想的失眠，乔伊斯的理想读者必须总是保持符号学上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