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人说,原巨人队总教练长岛茂雄曾经叫“肉分离”是“Meat Goodbye”,心里总不太相信:真的吗?再怎么说也不至于这样吧……但没准还真是这样呢。就算不是事实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明朗积极的神话,当作生存下去的凭据。
除此以外,长岛茂雄还有好几句名言。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巨人队的球迷,对长岛并没有特别的感情,可是对认定他在人品上有出众之处的主张,我却不会有异议。
比如说他在当总教练期间,回应采访时曾说过:“我信赖球员,但是不信任他们。”当时我只是觉得“又在说莫名其妙的话啦”。然而时过境迁,我处在类似的角度,才实实在在地理解了这两个词的微妙差别。如果不信赖周围的人,事情就不可能有所进展;但若是信任过度,有时反而于人于己都不利。这话很有道理。“信赖却不信任”,至理名言哦。
信赖却不能完全信任别人,这样的人生有时也是孤独的。那种细微的缝隙、那种类似背离的东西带来痛楚,不让我们入睡。有时也会有这样的黑夜吧。不过,假如我们这样想——“没关系,这玩意儿无非就是Meat Goodbye罢了”,说不定就能开开心心地忍耐下去呢。
——《所谓“Meat Goodbye”》
就我自己而言,年过三十后有所改变的,就是成了小说家,生活面貌为之一新。戒了烟,早睡早起,每天跑步。此前我可是杆老烟枪,经常熬夜,转变之快很有些疾如雷电的意味。自那以来一直坚持至今。
而且在内心一隅,我还觉得“千万不能信任自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在坚守从前提出的“别相信年过三十的家伙们”的命题。要问不能信任自己什么地方,便是从前那个坚定地认为“世界会渐渐变好”的自己,到底去了何方?现在倒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自行其是、健康淡然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说的就是自己——似乎总有点难以信任之处。
萌生出写这种话题的念头,是因为日前连续观赏了关于约翰·列侬和切·格瓦拉的电影,便回想起“啊啊,是啦,当真有过那样的时代”,不禁久久沉吟。倘若我能掷地有声地断言“尽管如此,你需要的,也只是爱”,那该有多好。
——《年过三十的家伙们》
英语里有个表达叫“在魔鬼与蔚蓝深海之间”,意思是指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的境况。眼前只能二选一,可无论选择哪一个,最终都无法得救。
英国有个叫泰伦斯·拉提根的剧作家,写过一个剧本《蔚蓝深海》。一位试图开煤气自杀未遂的年轻女子被公寓管理员质问:“干吗要干那种事?”她便回答:“眼前是魔鬼,背后是蔚蓝的深海,处于这种走投无路的状态时,蔚蓝的深海有时会显得充满魅惑。昨夜我就是这样。”
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读到了这个剧本,由衷地感到:“是啊,人有时会受到魔鬼和蔚蓝深海的双重夹击啊。”或者说,浮想起了自己被步步逼近的魔鬼和断崖绝壁前后夹击的情景,很有现实感。假如要我二选一的话,没准我也会选择跳海。谁都不情愿被魔鬼逮住吃掉,对吧?
——《在魔鬼与蔚蓝深海之间》
阅读美国报纸时,看到这么一幅漫画。一位母亲摊开报纸,告诉两个儿子:“报上说啦,邮局周六不送信了。”一个男孩问:“嗯?邮局?那是啥玩意儿?”另一个则问:“嗯?报纸?那是啥玩意儿?”两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在看YouTube,查阅电子邮件。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想,这绝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小事呀。“邮局?那是啥玩意儿?”“报纸?那是啥玩意儿?”这样的时代好像已经迫在眉睫,就如同曾经的公用电话从街头悄然消失一般。
日本有“报纸休刊日”,每个月大概有那么一天,隶属日本新闻协会的各家报社停止发行报纸。既不送报上门,车站报亭也无报可卖。就是说除了特例以外,报纸在日本全国悉数消失。我曾经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订阅过那里的报纸。可是报纸也要休假这种事,却是闻所未闻。正因为每天都出报纸,所以才叫日报,哪怕一天不出,便失去了意义。你的心脏会说“每天都拼命工作,我累坏啦,抱歉,今天我要休息一天”吗?报纸难道不是传达社会心脏搏动的公器吗?
——《报纸?那是啥玩意儿?》
假如说“大家时不时地轮流休息一下吧”,那么为它让个一百步也无妨。然而全国所有报社在同一天,相互攀比似的都不出报纸,再怎么说都太过分。报社宣称“这是为了让送报员有时间休息”,可这种问题只要稍微改善一下工作条件就解决了。所以说,不出报纸的做法把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了。为什么美国能做到全年无休、天天送报,而日本就做不到,我很想知道理由。
写这种内容的文章,会受到报社没完没了的打压,这在文人的世界里是常识。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以前我写过类似的内容,某报社的大人物立马闯上门来,冲着我就是一番教训。总之,就是软性威胁。因此许多人都缄口不言。相互攀比似的恃强凌弱,只怕就是日本社会的本质。高声批判暗箱操作、恃强凌弱的媒体,自己其实也干着一模一样的勾当,实在是可悲可叹。这么做,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报应。我刚这么一想,该说是不出所料吧,人们果然渐渐不再看报了。
归根结底,说不定就因为有报纸休刊日,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渐渐发现“就算没有报纸,也没什么不便嘛”。果真如此的话,这就是动手掐自己的脖子嘛。
《别人的性事笑不得》
在雷克雅未克的宾馆里因为无法入眠打开了电视,找到了一个性频道。也许你会问,什么叫性频道?就是无休无止地播放男人跟女人做爱场面的频道。倒也没什么新奇之处,无非就是各色男女轮流上阵,大大方方地运用各种体位进行性交。隐私部位自然暴露无遗,从前戏到插入再到射精,都十分详细地一一展示。
一开头我也非常震惊,但心情渐渐发生变化,到后来就变得像观赏竞技体操表演一样了。其间甚至还有种庄重之感,我不由得在椅子上正襟危坐,郑重其事地看起来。这话说来未免有点那个,不过这世上还真有各种颜色、形状和尺寸的性器官呢。我不禁“唔”地哼出声来,十分佩服。长寿可真好。
不过看上三十来分钟,毕竟就有些厌倦了。要知道既没有台词也没有情节,只有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满脸凝重的表情,孜孜不倦地在那里做爱(不知为何没有人边笑边做),最终变成了单调的循环。尽管也搞点新花样,但模式到底有限。用一个奇怪的比喻,感觉简直像在看背景录像一般,比如“海洋生物”之类。
我想,假如日本也有这样的频道,性犯罪说不定反而会减少。看着别人做爱,渐渐生出这样的心情来:一碰到这种事就神色大变,把它当真的人生,想一想还真够虚幻的。
高中时代,我看过一部由保罗·纽曼主演的电影《地狱先锋》。纽曼饰演的家住洛杉矶的私家侦探卢·哈伯,开的就是一辆破旧的保时捷敞篷车。老婆跟人跑了,工作也极不稳定,眼见着就要步入中年,连早晨第一杯咖啡的咖啡粉都用光了。他总是醉态酩酊,上午睁开眼时,电视准是开了个通宵。
不过每当开着那辆油漆剥落的敞篷车,沐浴着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听任海风吹拂着头发,他便觉得自己仿佛起死回生了,于是摘下太阳镜,脸上浮出潇洒的微笑。至少我是自由的,他心想。开篇这个场景给人深刻的印象。这部影片我看了好多遍。
不消说,从前也好现在也好,我始终生活在距离保罗·纽曼十分遥远的地方,但连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自由”这东西,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间的幻想,也是无可替代的美妙事物。
我驾驶敞篷车时经常听埃里克·伯顿与动物乐队演唱的《飞行员》,还屡屡跟着一起纵声高唱。这歌,真好。
——《自由、孤独、不实用》
学语言就像修习乐器。努力固然很重要,但与生俱来的才华和资质更能说明问题。我周围也有几个人得天独厚,具备这样的才能,稍加学习,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看到有人能把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粤语、日语、韩语样样都说得流利通畅,便觉得自己窝囊透顶。
我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和德语,还曾请老师单独授课,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然而学会的只有一门英语,其余的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法语现在张口就能说出来的,只有“请给我生啤”和“那不怪我”这两句了。(这到底是怎样的搭配啊?)
不过在阅读奥本海默的传记时,我痛感“自己不是天才,简直太好啦”。他不得不背负着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到人世间的心灵重负度过余生。他努力试着弥补,却反而深深卷进了原本就格格不入、冷酷无比的政治世界,受伤更深。
我自然离所谓“非凡的头脑”很遥远,忘掉的东西远比记住的东西多。但兴许该说是拜其所赐,也不必体味如此残酷的痛苦境遇。每天喝喝生啤,随便找点借口过日子。尽管有时候心里也会琢磨这种状态是否对头,算了,姑且由它去吧。
——《非凡的头脑》
说实话,我也拥有一张多拉蒂的《塞西亚组曲》唱片。音槽末端也刻有一个拉丁字母“I”。我以收集爵士乐唱片为主,不过跑进二手唱片行却没有像样的收获时,因为时间有余,便顺便瞅瞅古典音乐货箱。心里嘀咕着“这么干还不得陷入泥沼吗”,但看到有意思又价格适中的,便买下来。《塞西亚组曲》就是其中一张,价钱也便宜(三美元)。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还不知道它是如此贵重的东西。
演奏非常精彩,音质也美,很难想象竟然是五十多年前录制的。坐在大型音箱前聆听,简直会立刻被那率直的狂野之风吹走。那粗粝豪放的重量感,正是讲究的现代录音中不知何故丧失的东西。
“音乐一度像骗人似的平静下来,然后铜锣加入,雷声再度响起。‘就是它!这才是重金属!’杰夫·康诺利大声说道,它如同原曲的歌唱声部一样,与乐曲十分和谐。‘听好了,齐柏林飞艇!你们就是蠢猪!’”
无非就是一张唱片罢了,竟然能兴奋到这种程度,难道你不觉得这非常幸福吗?你不觉得?哦哦,那也无所谓喽。
—— 知道《塞西亚组曲》吗?
走到书店里的小说书架前,只见“男作家”与“女作家”往往分架排列。我写的书自然放在男作家架上。按照“偁偄偆偊偍”顺序排列,大抵夹在宫本辉与村上龙之间。
“这种事情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也许有人会这么说。不过据我所知,外国的书店基本不会根据著者的男女之别把书区分开来上架排列。我不至于连非洲和伊斯兰国家的书店情况都一一知晓,但至少在欧美没见过这样的分类。都是不分男女,依照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在同一个书架上。告诉他们在日本其实是那样排的,人人都十分诧异。
“在日本好像有种明显的倾向,就是男读者大多读男作家的书,女读者大多读女作家的书。”听我这么解释,他们便问:“假如那样的话,把男女作家分开上架究竟又有什么意义?”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嗯,没准确实没什么意义。
不如说,将女作家和男作家的书分开,或许更助长了女性喜欢读女作家的书、男性喜欢读男作家的书的倾向,这肯定不是健全的状态。又不是公共浴场,我倒觉得男女作家掺在一起,各种小说摆放在同一个地方似乎更自然。因为生理构造尽管不同,但毕竟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描写同一个世界里的世态炎凉呀。
——《男作家与女作家》
几年前入住西雅图某家酒店,刚在房间里安顿下来,服务员就端着一只圆圆的玻璃缸走进来,搁在窗边的桌子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管满面春风地出去了。玻璃缸里,一条金鱼游来游去。就是那种到处都是、普通至极的小金鱼。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这家酒店好怪啊,还给弄了条金鱼到房间里来。可不久后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无所事事,半是神志恍惚地正盯着金鱼看呢。金鱼这东西,观察起来并没有特别好玩的地方,可坐在那里,不知不觉就会认真观赏。
不过待在陌生的异国酒店里百无聊赖地盯着金鱼看,倒还真不赖呢。仿佛房间的一角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日常与非日常在那里像马赛克般交错混杂。外边静静地飘洒着异国的雨,白色的海鸥在雨中飞去。而我什么也不想,目光茫然地追逐着游弋的金鱼。
——《大酒店里的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