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扮演可怜的阿姆加德，我站在教室前，开始讲那段台词：“他不准走，他必须听我的。”突然间，我注意到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冰冷的床上躺着一个柔软的热水袋，当我讲到“总督，开恩！啊，对不起，对不起”时，我已经跪了下来，声泪俱下。我只能勉强说完“我可怜的孤儿哭着要面包”这一段。然而老师似乎更喜欢克制的表演，她刺耳的声音把我逼到了教室后面，说我的表演“歇斯底里”。简直是场噩梦。我差点羞愧而死，祈祷地震或空袭能把我从嘲笑和震惊中解救出来……除了那难以摆脱的声音外，其他人都一动不动地盯着我，静得好像他们无意中发现这里藏着一条蛇。剩下的时间对我和威斯来说都是折磨。我开始害怕别人和自己，因为我也不能确定我是否会再一次因为那些孤儿而流泪……（希尔德加德·克诺夫［Hildegarde Knef］，《吹毛求疵》［The Gift Horse］，1971年。）

有些测试涉及图形。你会得到很多带有符号的小方块，你必须给这些符号添加一些东西。“非创造型”的人可能只是添上一条曲线，或者画个“C”，组成一个圆圈。“创造型”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将平行线画成树的躯干，把“V”变为灯塔的光束，等等。用这样的测试来看人是否有创造力，可能是错误的。测试可能只是记录了不同活动。一个加上一条胆怯的曲线的人，也许只是想尽量不暴露自己。如果我们能让他玩得开心，不用担心被人评头论足，那么也许他就能像一个“创造型”的人一样进行测试，就像那些假装成嬉皮士的疲惫商人一样。

大多数学校鼓励孩子们“抑制想象力”。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并不被老师喜欢。托兰斯（Torrance）亲眼看到了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男孩”质疑教科书中的一条规则：“即使在校长在场的情况下，老师也发火了。她怒气冲冲：‘所以！你还真以为你知道的比这本书还多！’”接着，这个男孩在她出题的一瞬间就回答出来了，她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明白他是怎么得到正确答案的，要求他写下解答的每个步骤。”
后来，这个男孩转学到另一所学校，新校长在电话中询问他是不是那种“必须粗暴管教”的男孩。当电话那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健康、有前途，需要得到理解和鼓励的小伙子”时，新校长打断说：“嗯，他在我办公室里已经说得够多了！”（E. P. 托兰斯，《指导创造型人才》［Guiding Creative Talent］，1962年。）

托兰斯有一个理论，他认为“许多想象力匮乏的孩子都过早地受到消灭幻想式的严厉压制。他们害怕思考。”

没有一个土著会告诉人类学家：“对不起，老板，我不会画画。”我有两个学生说他们不会画画，我问：“为什么？”一个说她的老师因为她画了一个蓝色的雪人而嘲讽她（除了她的画，其他孩子的画都被钉在墙上）。另一个女孩在她的画上画了一棵树（像保罗·克利的那样），而老师在她的画上画了一棵“正确”的树。她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再也不会给你画画了！”

一位影评人告诉我，有一所电影学校，里面的每位新生都可以自己制作短片。他说，尽管在技术上有些粗糙，这些东西总是很有趣。在课程结束时，他们制作了一部更长、技术上更先进的电影，但几乎没有人想看。当我建议他们关闭学校时，他似乎很愤怒（他在那里讲课）。然而，直到近几年，我们的导演们也还是没有接受任何培训。有人问库布里克（Kubrick），导演是否经常在每个镜头的打光上花费很多精力，他说：“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其他导演是怎么打光的。”

你必须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才能做艺术家。

创造一些东西意味着要违背自己的教育。

艺术家被视作狂野而异常的人。也许我们的艺术家是那些天生无法满足老师要求的人。巴甫洛夫（Pavlov）发现，有一些狗在被阉割并饿了三个星期之后，才能够被“洗脑”。如果老师们这样对我们，那么也许他们就能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一个没有艺术家的共和国。

许多老师认为孩子是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但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看成是退化的儿童，就可能会带来更好、更“充满尊重”的教育。许多“适应良好”的成年人都是痛苦、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且充满敌意的人。与其假设他们生来如此，或认为这是成年的必要条件，我们还不如把他们视作是被教育和教养伤害的人。

假设一个8岁的孩子写了一个故事，说他被一只巨大的蜘蛛追到一个老鼠洞里。这会被认为“幼稚”，没有人会担心他的想法。如果他在14岁时写了同样的故事，这可能被认为是精神异常的表现。创造一个故事、画一幅画，或写一首诗，都会让青少年饱受批评。因此，他必须假装一切，根据他试图在别人眼中树立的形象，让自己看起来“敏感”“机智”“强硬”或“聪明”。如果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传播者，而不是创造者，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席勒（Schiller）写过一个“心灵之门的守望者”，他极其仔细地阐释了一些观点。他说，就创造性思维而言，“随着理智把它的守望者从大门拉了出去，各种想法纷至沓来，直到这时它才会反思和审视这些”。他说，没有创造力的人“为所有真正的创造者身上那短暂而稍纵即逝的疯狂感到羞愧……孤立地看，一个想法可能微不足道，并且极端冒险。但是某个重要的想法可能就是从中而来；也许在考虑其他似乎同样荒谬的想法时，它可以提供一种非常有力的联系。”

我现在觉得想象应该和感知一样容易。为了认出某人，我的大脑必须做出惊人的分析：“外形……黑色……臃肿……越来越近……是个人……鼻子X15型，眼睛E24B型……特有的走路方式……看着比较……”在将电磁信号转换为我父亲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的大脑创造了整个宇宙，且不费吹灰之力。当然，如果我说“嗨，爸爸”，而那个接近的身影无视我，我就会做一些我认为是“思考”的事情。“那不是他常穿的外套，”我想，“这个人比较矮。”只有当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是错的时，我才会“做”些事情。想象力也是如此。想象力本和感知力一样容易，除非我们认为它可能是“错的”，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鼓励我们去相信的。然后我们让自己“想象”，让自己“想出一个想法”，但我们真正在做的是假装出那种我们认为应该拥有的想象力。

人们很容易保持偏见。例如，在这段对话中：
X先生：犹太人的问题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群体。
Y先生：但是社区基金会的记录显示，他们比非犹太人更慷慨。
X先生：这表明他们总是试图用恩惠收买、干涉基督教事务。他们只想着钱；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犹太银行家。
Y先生：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银行业工作的犹太人比例远低于非犹太人。
X先生：就是这样。他们不去做体面的生意。他们宁愿经营夜总会。
选自R. B. 扎洪克（R. B. Zajonc），《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第24卷第2期，第280—296页，普林斯顿出版社，1960年。
某种程度上，这个偏执狂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事实是，“最好”的创意往往是精神错乱的、下流的、非原创的。

我的感觉是，理智实际上是一种伪装，是一种我们要去学习的行为方式。我们保持这种伪装，是因为我们不想被别人拒绝——要是被归为疯子一类就完完全全被排除在群体之外了。
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暗自相信自己比一般人更疯狂。人们能意识到维护自己的“盾牌”所需要的能量，却无法意识到被其他人消耗的能量。他们明白自己的精神正常是一种表演，但当面对其他人时，他们会把这个人与其扮演的角色混淆。

加拿大的一项关于对精神疾病态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时，社群便会拒绝他们。

我曾经读到有个人相信自己的下巴里有一条鱼。（该病例报道在《新社会》［New Society］杂志上。）这条鱼动来动去，使他很不舒服。当他试图跟别人谈论这条鱼时，人们认为他“疯了”，于是他们吵了起来。他已经住院好几次了——对这条鱼没有任何影响——有人建议他也许不应该告诉其他人。毕竟让他离群的是争吵，而不是幻觉。一旦他同意将自己的问题保密，他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他的精神正常得同我们的一模一样。我们的下巴里可能没有鱼，但我们都拥有鱼的对等物。

在令人厌恶或震惊的意义上，我发现许多事情都是下流的。我发现在电视片尾中使用真实的大屠杀片段是相当让人不悦的。我发现人们常常用药物和烟草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太可怕了。父母和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也让我厌恶。大多数人认为下流的东西是关乎性的，比如阴部、秽语，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代城市里空气和食物中的致癌物，环境中不断增加的放射性物质。1975年的头7个月，美国的癌症发病率似乎上升了5.2%，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信息——它们没有“新闻价值”。
大多数人对下流的种类看法各异。在某些文化的特定时间里，正常的价值观会被颠覆——比如“失序之王”、祖尼人的小丑表演、嘉年华——甚至在本文化中，平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我听说过的办公室派对。人们对下流内容的容忍度因其所在群体或特定环境而异（“不当着孩子面儿”）。人们可以在聚会上因笑话而发笑，但平时更正式的场合里听到这些笑话并不会觉得好笑。在这种意义上，教室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正式”的场合，这对我而言真是不幸。

最近，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烧死了，因为她羞于光着身子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某种程度上，她的老师应该受到责备。

以下是塞拉·吉茨格（Sheila Kitzinger）对中产阶级们的故作正经做出的评论。
在牙买加，我发现西印度群岛农妇很少感到会阴不适，也很少会担心生产时婴儿头部的承压问题。但从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案例研究来看，她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会担心弄脏床单，并且经常有人在分娩时会对直肠和阴道的感觉感到震惊，她们可能会觉得这很痛苦。事实上，她们所苦恼的，农妇们却坦然处之。
一些女性觉得放松腹部很困难，尤其是疼的时候。她们被教导“收腹”，然而有时放松这些肌肉是违反常理的。（塞拉·吉茨格，《分娩的历程》［The Experience of Childbirth］，格兰兹出版公司，1962年。）
她补充说，长期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受到压抑，因身体发生变化而尴尬，她们极其淑女，会尽其所能忍受所经历的一切，也不会表现出焦虑。给她们带来困难的不是身体，而是对自己的束缚。她们分娩无能”。

我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最压抑、遭受过最深的伤害、最“不可教”的学生，却是那些在糟糕的高中里表现出色的学生。他们不再学习如何表达热情、听从本能和投入自我，而是变得充满防御、肤浅、精于算计和自恋。

我们的创意都是基于已有事物的。有人告诉我，日本的先锋派剧团跟西方的那些很像——废话，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经营先锋派剧团；你只要让演员们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要么盯着观众看，要么以极慢的动作移动，要么搞些其他新潮的玩法。但是真正的先锋派并不是模仿其他人在做什么，或者重复别人40年前的创作；他们在试图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让一个受欢迎的剧院产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看起来并不前卫！

即兴演员必须意识到，他表现得越直白（obvious），就越有独创性。我经常指出，观众非常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他们总是对一个真正“直白”的想法笑得很开心。很多进行即兴创作的人会努力寻找一些“原创”的想法，因为他们想被当作聪明人。他们会搞出各种不恰当的事情。如果有人问：“晚饭吃什么？”一个糟糕的即兴演员会拼命地想要想出一些原创的东西。不管说什么，他都会太慢。他最终会憋出一个像“油炸美人鱼”这样的想法。如果他只是说“鱼”，观众会很高兴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即兴演员越直白，他就越像他自己。如果他想用独创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他就会找到那些其实很普通、很无趣的想法。我已经放弃向伦敦的观众要关于场景发生地点的建议了。有些傻瓜总是大喊“莱斯特广场的公共厕所”或“白金汉宫外”（从来没人说“白金汉宫内”）。人们总是试图给出原创的回答，我们却总是得到同样乏味的老答案。去让人们给出一个原创的想法吧，看看这会让他们陷入怎样的混乱。如果他们能把第一个想到的答案说出来，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据路易斯·施洛塞尔（Louis Schlosser）说，贝多芬（Beethoven）说过：“你问我的想法从哪儿来的？我说不好。它们不期而至，我可以用手抓住它们。”

莫扎特（Mozart）在谈到他的想法时说：“我不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我也不能强迫它们。我把令我愉悦的那些旋律留在记忆里，我通常会直接将它们哼出来，仿佛是别人告诉我的一样。”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从我手里出来的作品很莫扎特，因为那些特定的形式和风格，把它们莫扎特化了；它们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的鹰钩鼻太大了。简而言之，这就是莫扎特的，跟别人的不一样。我真的没有专门研究过或以原创作为目标。”
要是莫扎特还想要原创，这就像一个站在北极的人试图向北走，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追求原创会让你远离真实的自我，让你的作品平庸无奇。

“‘海星’的反义词是什么？”
他瞪大了眼睛。
“回答，说出来。”我喊道，因为我看得出他确实想到了什么。
“向日葵。”他惊讶地说。他没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是这个词。

有喜欢说“是”的人，也有喜欢说“不”的人。那些说“是”的人从他们的冒险中得到回报，而那些说“不”的人从他们获得的安全感中得到回报。周围说“不”的人比说“是”的人多得多，但你可以训练这类人表现得像说“是”的那类人。

即兴演员必须明白，他的首要技能就是释放搭档的想象力。在我的课上，如果演员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足够长，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正常”行为是如何毁掉别人的天赋的。然后，有一天，他们“顿悟”了——他们突然明白，所有用来对付别人的武器，他们也会在内心深处用其来对付自己。

一旦你学会接受别人的提议，意外就不会再打断你的行动了。当有人的椅子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会斥责他没有继续下去，没有向他的角色所在房子的主人道歉。这种态度能惊艳整个剧院。愿意接受任何事情的演员似乎是超自然的；这是即兴创作中最奇妙的事情：你突然接触到无界之人，他们的想象力似乎无边无际。

生活无趣的人常常认为自己的生活只是偶尔无趣。

“隐蔽提议”

一个没有经验的即兴演员会因为搭档误解了他而生气。他伸出手去看是否在下雨，同伴握了握他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真是个白痴。”第一个演员如是想，还会开始生闷气。当你给出一个隐蔽提议（blind offer）时，你根本没有交流的意图。规则是，你的搭档接受你的提议，你说“谢谢”；然后他摆了一个无意义的姿势，你接受，他说“谢谢”；依此循环。
A摆姿势。
B给他拍照。
A说“谢谢”。
B一条腿独立，另一腿弯曲。
A搂着弯曲的腿，并“在上面钉一个马蹄铁”。
B谢谢他，然后躺在地上。
A无实物地往他身上铲土。
B谢谢他……诸如此类。
不要低估这个游戏的价值。这是一种观众喜欢看的互动方式。他们会看得入迷，每次有人说“谢谢”，他们就会大笑！
最好给出一个身体大开大合的姿势。你摆好姿势，定住，直到搭档做出反应。
一旦掌握了基本的技巧，下一步就是让演员们一边玩游戏，一边讨论一些完全不同的话题。
“今天空气中有一点秋天的气息，詹姆斯。”A说着伸出手来。“是的，有点干冷。”B说着，从A的手上摘下一只手套。然后B躺在地板上。“女主人在家吗？”A边说边用B擦了擦脚……效果惊人，每个演员似乎都对搭档的意图产生了心灵感应。

“今天星期二”

这个游戏基于“过度接受”。我们叫它“今天星期二”，因为我们是用这句话开始游戏的。A对B说一些事实，比如“今天是星期二”，然后B可能会扯着他的头发说：“天哪！主教要来了。被他看到这里很乱怎么办？”或者，A没有苦恼，而是充满了爱意，因为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所有那些无关紧要的言辞都应该对对方产生最大可能的影响。
A：今天星期二。
B：不……不可能……这是老吉卜赛人算命算到我会死的那一天！
（不管这个想法有多烂，重要的是反应的强度。）
现在B脸色变白，扼住喉咙，趔趄地冲向观众席，踉跄摇晃，用头撞墙，翻筋斗，发出可怕的声音“死去”，奄奄一息地说：
B：喂金鱼。
A现在在金鱼的基础上演“今天星期二”。也许他在表达极度的嫉妒：
A：那就是他想的，那条金鱼。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些年来我没有忠心地服侍过他吗？（在观众膝上哭。）与我相比，他总是更喜欢那条金鱼。请原谅我，夫人。有人……有人有面巾纸吗？50年的付出打了水漂，他给我留下了什么？一分钱也没有。（大发脾气。）我要给妈妈写信。
最后这句话引入了新的内容，所以B现在在此基础上演“今天星期二”。
B：（恢复）你妈妈！你是说米莉还活着？
然后，他表现出强烈的渴望，直到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会说出另一句“平常”的话。任何话都可以。“原谅我，詹金斯，我有点忘乎所以了。”也许詹金斯可以来一个5分钟的“仇恨”长篇大论：“原谅你？你那样纠缠她，那个圣诞夜，你把她赶到雪里……”
三到四句话很容易就能持续10分钟，每展开一点点，观众们就满是惊讶和喜悦。他们本不指望即兴演员（或其他演员）能把事情推向如此极端。
我会把“今天星期二”归类为“给出无聊的提议，然后过度接受”的游戏。

“是的，但是……”
这是一个著名的“接受—拒绝”游戏（在维奥拉·斯波林的《即兴戏剧》中有描述。其孪生游戏“是的，而且”［yes，and］是一个“接受—提议”游戏）。我会详述此游戏，因为它有两种玩法，不同玩法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这也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自发性的本质。
A问一些B可以说“是”的问题。接着B无论想到了什么都说“但是……”当然，若要把游戏导向更糟糕的方向，B在开始前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他要说什么。
“对不起，那是你的狗吗？”
“是的，但我正在考虑卖掉它。”
“你会把它卖给我吗？”
“可以，但它很贵。”
“它健康吗？”
“是的，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带它去看兽医。”（诸如此类。）
也许观众不会笑，甚至演员也不喜欢这种体验。这是因为大脑中更有逻辑、更理性的那部分在控制。
如果你满怀热情地回答“是的，但是……”，并在听到问题的一瞬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场景就完全不同了。我现在来跟自己玩，尽可能快地打字。
“我是不是认识你？”
“是的，但是我要走了。”
“你拿了我的钱！”
“是的，但是我已经花完了。”
“你是个猪。”
“是的，但每个人都知道。”
这次观众可能会笑。两种玩法都值得教。它可以向紧张的人展示他们平时是有多谨慎。当然，强行以“是的，但是……”开头，然后必须把脑中最棒的句子说出来，这也很有趣。

阅读关于自发性的文章不会让你变得更具自发性，但至少可以让你不背道而驰；如果你和朋友们一起玩这些游戏，你的思维很快就会完全改变。卢梭（Rousseau）在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开头写道，如果我们做了与老师相反的事情，我们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这话仍然受用。

我想要带领学生经历的阶段，包括认识到：

（1）我们在与自己的想象力做斗争，尤其是当我们努力充满想象力的时候；
（2）我们不对想象力的内容负责；
（3）我们并非像被教导的那样我思即“我人格”，想象力才是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