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叶打着圈下落一一片灿烂的黄、橘和红一被一阵狂风从树上剥落。一不注意就会迷失其中。我站在前院的正中间，望着这个长肢巨人和落叶翻滚的天空。各种颜色尽收眼底，耳边响着风刮过树枝的声音。臭氧的味道预示着远处的闪电。周遭一切都不存在了，很久之后，我才想起来自己是谁，我站在秋雨来临的边缘干什么。我是艾略特・尚斯，我九岁了，我和哥哥正在抓落叶。
行动才能取得荣耀，但是大部分伟大成就起源于静止。抓落叶也不例外。打开纱门、冲到草坪上之后，第一步就是不要轻举妄动。站在原地不要动，估算风速和方向，凭直觉感受树木弯曲、摇摆的节奏。收集了所有的数据，暴风雨刮过，你置身其中，与之界限变得模糊一一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没有忘我一就可以像优秀的冒险家一样开启精彩的冒险旅程。跟着直觉行动。比如现在，你找到院子里最有可能掉落树叶的地方，蹲下来，双手朝上等着。
当然了，树叶不是直线平缓坠落。落叶不可预测，充满活力，
不循规蹈矩。不时悬空，暂停下降的过程，很难抓，但同时也是抓住它的最好机会。因为急转弯、变速和其他运动意味着犹豫不决——一小片颜色放缓了下落，但是还没有其他动作可以取代。一瞬间，树叶停滞在空中一如果你离得够近——一瞬间就够了。当树叶停在正中间，奇迹般悬在风暴边缘，这就是你出击的时刻。你伸展膝盖，猛地甩出手(每次只伸一只手，不要两只一起)。手指像撒开的网，能撑多大就撑多大，然后——
“嗨!”哥哥大喊一声，近乎野蛮地把我的手臂拍了下去。树叶掉在了地上，没被抓到。哥哥大笑着从我身边跑过。“掉地上了，”他喊，“那片不算。”

游戏持续到云层上方出现一道闪电，照亮了树冠边缘。我们停下来计算时间。五秒之后传来了打雷的声音，也就是说风暴中心距离我们有五公里远。天色变暗，天光变得柔和、集中。我们周围的世界镀上了一层铜色，并且有了生命和呼吸。这样很不正常，我突然意识到。云集中得如此迅速，仿佛有了自己的意识。树木剧烈地摆动着，发出急促的耳语，我确定它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迪恩，快看!”我笑着说，“树活了，它们想要抓住我们。”
“你这个怪胎,”他说，看都不看，“它们才不是活的。”
我刚想和他争辩，一滴雨砸在了脸上。天空像是开了个口子，饱满的水滴越来越多。几秒钟之内我们全身都湿透了。迪恩已经跑去躲雨了。
“游戏结束。”他喊，“我赢了，不许再抓了，抓了也不算。”
现在我已经不想抓落叶了。我躺在草地上，脸朝上，嘴能张多大就张多大，不由自主地收集着雨水。
“迪恩，快来,”我说，“用你的嘴接雨水。”
“我已经接到无数滴了。”

“检查完了?”你说。
他点点头。
“但是表格上你什么也没写。”
“是的，”乔利斯说，有点不太舒服，“这种情况很不寻常，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不是来给你打分的。”
“那是什么?”你问，“你在核对什么?”
“伤疤。”他说。
“你是说受伤之后的疤痕吗?比如我不小心把手放进搅拌机之类的?”
“是，但不仅如此，这份清单包括所有使用容器有可能产生的任何痕迹。当然包含割伤和擦伤，以及皮肤松弛和头发花白，不过还有自尊受打击、梦想破灭、名声损坏、内疚等，从破碎的骨头到破碎的心。”
“你能看到心脏的伤疤?”
“当然,”乔利斯说，“我还见过心脏完全被掏出来的案例呢。”

“你不能浪费生命做梦。”妈妈说。
“我还有其他做梦的时机吗？”我问。

班诺尔说未来我们能够跟死者对话。
当人脑和计算机能够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必然的结果。他说生物芯片植入在将来会变成常态，并且逐渐从植入手腕方便日常付款这样琐碎的功能升级为植入头骨防御老年失智这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用途。
第一个能够从坟墓中与活人世界对话的就是失智病人。她叫萝丝，生前脑袋里植入了一个普通的生物芯片，无线连接着一台电脑，以便监控和维持大脑功能。萝丝九十四岁时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她女儿第二天早晨才发现她死了，可没想到电脑突然开口问她早饭是什么，差点儿吓得她跳窗。萝丝虽然医学死亡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能够通过电脑说话，意识到这个事实，萝丝和女儿一时间不知所措。她们的对话持续了三分钟，紧接着萝丝的神经传导路径就被程序烧毁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惊人成就，公众称之为“萝丝的复活”。

现在该领域最大的争论是:我们真的在和死去的人对话吗?据说，萝丝和她女儿之间的谈话条理清晰，内容也是她们母女之间的私人话题。但情况不总是这么顺利。有时候，去世的人不认识他们的爱人，有时候胡言乱语，重复唱一首歌，或者根本什么也不说。这些不太成功的对话虽然是个例，但是反对派认为这恰好证明人类无法真正与死者的意识对话，“复活”只是神经突触受电击后随机放电。不过对于那些意识清醒的对话，反对者也无法解释，他们只是赌气地说如果把一千个复活的大脑放在一起，时间够长的话总会得到一个莎士比亚。这究竟是真的还是纯粹的奇迹，其实很难说，不过大部分人不在乎，大家都想跟死人说话。

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死者最常被问到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挑起最大争端的话题，对峙的双方甚至都有了(取了)各自的称号。精神永生主义者一方认为“萝丝的复活”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灵魂不灭以及存在死后的世界。另一方的肉体现实主义者认为意识仅存在于实体中，因为只有完整、没有损坏的大脑才能实现“萝丝的复活”,一旦大脑失去了功能，这个人也就彻底不存在了。肉体现实主义者常说:只要过了三分钟，死亡如约而至，绝不缺席。
对此，精神永生主义者则反驳:有时候，死者会说一些活人世界不会发生的奇怪故事。有的死者形容自己和其他“同胞”排着长队等待，或是看着自己生前的身体。肉体现实主义者不屑一顾，说这些故事跟几百年来传说中的濒死经验一样，从未被证实过;死亡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事，死而复生，即便是短短的三分钟，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发疯也很正常。
引发精神永生主义者与肉体现实主义者争论不休的终极问题也不难猜一“你去哪儿了?”或者，“你待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班诺尔说，死者总是感到很困惑地回答:“你是什么意思，我就在这里啊?”
“不是,”生者追问,“你已经进入了下一段旅程，之后是什么样?”
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隐瞒，死者坚称:“我和你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无论妈妈要把这本书扔掉还是藏起来，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它了。钥匙丢了，门被关上了。我变得异常焦虑，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当我发现了永恒之境之后，身边的世界仿佛慢慢失去了颜色和气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整整两天，我置身于这种真空当中，只有不断回忆永恒之境，才将我带回到哈丁先生和艾瑟尔家屋后的森林，石头围起的圆圈还在那里，当我靠近中心的树桩时，愣在原地。
树桩上有一块之前不存在的石头，半个拳头那么大，表面像切割过的宝石平面，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白色的亮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则是漆黑的空洞。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来自永恒之境。这本书不是通向永恒之境的大门，只是一张地图。石头围成的圆圈是门廊，这块石头是钥匙。我拿起石块，比想象中要轻。我双手捧着石块，盘腿坐在树桩上，闭上了眼睛。在永恒之境，石头和树木都有生命，拥有巨大心脏的巨人可以召唤那些生命和力量。我决心要做同样的事，用全身心的意志力乞求黑色的石头打开永恒之境的大门让我通过。

“好了，仔细听着，”我低声说，“首先，你们必须把杯子里装满雨水，怪物跟人一样，大部分是由液体组成的；然后用土或者石头弄个形状和结构；还需要加入你们的头发，这样怪物就受你们支配了。最后还要找到有生命的东西，这样怪物就能活过来了。”
双胞胎什么都没多问，立即各自去寻找材料。他们从一块大石头的低洼处收集到了雨水，加了土、自己的头发和两只迷路的蚂蚁混合在一次性的杯子里。
“然后呢？”他们问我。
我从树桩上站起来，看着一截伸出面前石圈的树枝。
“爬到这棵树上去。”
我带领双胞胎爬山毛榉树，慢慢挪到了树枝尽头，他们小心翼翼地拿着杯子以免里面的东西洒出来。粗壮的树枝非常结实，承受三个男孩的重量完全不成问题。但毕竟离地面有近十米的高度，大家都有点儿紧张。我走到石圈范围内正对着树桩的中心停下来。
“现在，你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倒在树桩上。”
迪尔特和凯沃深呼吸一口，同时把杯子里的混合液体倒了下去。黄昏时分，树木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长长的，水究竟有没有倒上去很难说，但是我安慰他们做得很好。我们在树枝上等待着，谁都不着急从上面下去。
“没有怪物，”迪尔特说，“不管用，你这个骗子。”
“还没完成，”我马上打断他，“我们下去吧。”
回到地面上，我领着双胞胎走进石圈里，让他们把空杯子放在树桩上。
“必须把杯子烧了。”
双胞胎动作一致点点头，像小孩一样对此毫无疑问，坚信不疑。他们严肃地用火柴点着了杯子，火光点亮了头顶的树叶穹顶，充满魔力。我们沉默地看着杯子燃烧殆尽，火光熄灭。迪尔特动来动去，我感觉到他的不耐烦，在他开始抗议之前我已经在思考下一步计划。突然，一阵沙哑的呻吟传来，我感到心脏一揪。
“你听见了吗？”凯沃小声说。
“什么动静？”迪尔特说，“怪物吗？”
呻吟声再次从石圈后的灌木丛中隐隐传来，越来越大，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什么活的东西。我动不了了。我头脑中咆哮着赶快逃跑，但是双脚像扎根在土里一样根本动不了。

“不用作堡垒？为什么？”我最后问了一句。我想继续完成，但是又不想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是在建一个堡垒啊！我们不是搭档吗？
“不知道，”爸爸回答，“有时候人们想象的是一回事，但很快会意识到现实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反驳。我想告诉他堡垒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不对，堡垒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但爸爸显然不是这样想的，他说的“人们”指的是小孩，确切说指的是我，这里面可不包括他。他建造的是一个储藏室，不是我们在一起玩的堡垒。我的想法似乎很可笑，这让我十分难堪。我臆想的合伙人关系瞬间蒸发了，就像一朵刚刚成形的云，还没来得及说出它像什么就不见了，无法触碰，连一丁点儿希望的重量都无法承受。
“听着，”爸爸说，“如果你想要一个堡垒那没问题，如果你想要一个窗户，我们就放一个窗户。”
“不，算了吧。”我看看屋子里，爸爸举着报纸，妈妈在水池旁边干活，迪恩低头吃着麦片。一切如常，但我突然间觉得这些人如此陌生、遥远、冷酷，没有生命力。我把头埋进大腿，双眼一热流下了眼泪。
“我会开个窗户的。”爸爸明确表态，并且借此结束这段对话，好像这是应该由他来决定的事一样。
“不。”我哭了，但是我没有流眼泪，身体也没有颤动，只是僵硬的躯壳里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不想要了。”
“好吧，”爸爸说，“但是别哭哭啼啼的，艾略特，你没什么可抱怨的，感激还来不及。我们没时间看你闹情绪。”

我想活在一个清醒的世界，那里生机勃勃，充满了爱，人们必须拥有一颗巨大的心脏才能承受一切。

“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了一个让你感到清醒、充满生机的地方，你应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如果那个地方只是一场梦呢？”
“所有的一切多多少少都是一场梦。”

“你有没有过自己正在消失的感觉？”他问我，“不存在了？”
我觉得如果回答“没有”会让这个问题显得很奇怪。不仅如此，我记起了在暴风雨中、在投球的节奏中忘我的感觉；我想起了翻开关于永恒之境的那本书时身边的世界顿时黯然失色的感觉。
“有。”我回答。
“有没有什么时刻你希望自己离开，在别的地方？”
“我想有的。”
“你想去永恒之境吗？”他不经意随便发问，知道这是我渴望接受的邀请。我没有理由拒绝。
“想去。”
医生又点点头。他没有马上做出反应，我的回答在安静的空气中徘徊。“艾略特，”他说，“永恒之境不是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沉重的声音没有感情，他的话不再是邀请，而是公告，是一个法律声明，只允许听众接受。医生的立场彻底变了，我胸口的紧绷感又出现了。刚刚轻松安逸的谈话似乎是一种微妙的欺骗和审讯手段。我感觉自己被引入了一个圈套。如果我服从，我就要摧毁永恒之境和怪物，驱逐雷雨中的鬼神，杀死有着巨大心脏的巨人。但是，如果我不同意医生的看法，被排挤的人就成了我，被父母、哥哥甚至是艾瑟尔抛弃。这个世界要求我垒起一堵根本不需要存在的墙。
可能是不愿意回答，或是无法回答，我沉默了。

雾渐渐变浓、下沉，好像要把曼哈顿沉进海里。大厦里孤独的灯光似乎在闪烁，我害怕里面一旦有任何动静它会瞬间熄灭。人群来回走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摆好，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小心翼翼地相互问候。大部分人都闷闷不乐，但不是所有人。有个人甚至在大笑，不是礼貌的嬉笑，而是开怀大笑。我很好奇，因为这是一个自杀干预互助小组。

其实爱情让所有事都变得更多了。更强壮、勇敢。从自我的牢笼中解脱，成为彼此的人质——你为了她，她为了你。你觉得自己无所畏惧，一身轻松，准备好应对外面的一切。世界仿佛变大了，你不仅多了一个观察视角，而且开始注意到过去视而不见的细节：她弹吉他时灵动的手指，坚定有力的心跳（甚至当她在身边入睡之后仍然可以感觉到）。宇宙不再是画布上模糊的一堆色块，而是点画派的杰作，揭示出清晰完整的事实，让存在变得可能，变得有意义。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另一个人和你一起经历着你所经历的一切，感受你所感受的一切。
直到她决定抽身离开。

“你懂我的意思。”她说，可是我不懂。还有什么能够比我们之间拥有的更加真实？我这一生中已经很久没有活得这么真实了。
艾米拉着我的袖子说：“还有，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她是认真的吗？“你在说什么？”
“不是说你没有爱过我，”她解释，“但是我认为你真正想要的是感受到活着，你对我的爱只是活着的比喻。”

我们拥抱、亲吻，然后又拥抱了一下，告别。她走之后，虽然我无法证明宇宙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分解成了模糊的色块，色块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

一滴。又一滴。雨越下越急，砸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肃穆的声音，曼哈顿渐渐褪去了水雾面具，露出了跳动的心脏。

我开始逃课，不眠不休地跑到兰布拉大道加入他们，其实已经不是我加入他们或者他们加入我，因为“我”很快就变成了“我们”。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巴塞罗那的咖啡馆里谈天说地，开怀大笑，偶尔还会去其他的城市探险。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室外活动，就偷偷溜进奥林匹克运动场，在巨大的赛道上比赛。赫伯塔最喜欢的项目是螃蟹走十米之后选择：1.干杯，2.说一个秘密，3.脱一件衣服。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探讨自己的人生哲学：存在主义的合理性，有没有不同大小的无极限，吃了哪道凉菜放的屁最臭，等等。我们事无巨细，都怀着极大的热情认真思考。我们观察、舞蹈、大笑和歌唱，文森特说我们像惠特曼一样，用自己的肉身作诗。“四角诗人”是我们的队名，不过我们谁都没写过诗，世界也没有四个角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四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

“为什么？”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留下呢？”
这个提议引起大家的共鸣。“难道我们不快乐吗？”我们说，“这对我们来说不就是家吗？我们会找到工作，租一间公寓，移民到西班牙，一起住在这里。这不就行了吗？我们为什么不留下？”
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说是因为钱，有人说签证、机票还有家人的期待。可是这些原因不是明确答复，也不是绝对理由，不能解释为什么生活必须是这个样子。即便如此不舍，我们还是没有留下。大家整理好行装，各自登上飞机，向现实屈服，回到了来时的角落。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我们再次变成了我。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选择离开？”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也是你最害怕被问到的。你拼命想要给出一个答案。也许梅里亚姆和乔利斯看到你生命的每一刻就能明白你的选择？但是，不，即使他们知道了也无法解释。
“请诚实地告诉我们。”梅里亚姆说。
“没错，”乔利斯说，“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都请告诉我们，停车位不够？医疗保险不够……或许是因为其他旅行者，太多混球了？”
“不，”你说，“不是这些原因，听着，我不是不知感恩的人，世界真的是个很美的地方。我只是……感到伤心。”
乔利斯和梅里亚姆皱着眉头感到困惑不解。“好的，”梅里亚姆说，“那么……”
“就是这个原因，”你不知道还能怎么表达，“我不幸福。”

在他注意到我之前，那位年长的女士举起了手，她的眼镜擦得锃亮，架在鼻梁上。厚镜片和宽大的圆镜框使她的眼睛显得异常大，像猫头鹰一样。她身形娇小，脖子上围的彩色围巾像羽毛一样搭在肩上，看上去更像一只鸟。

“我有一个梦，”珀尔说，“不是梦想，是我晚上睡觉时做过一个梦。现在常常梦到，我在河边散步，遇见了自己人生中不同的时刻，有的闪着光挂在树上，有的散落在草丛中。数不清的记忆，有结婚的重要时刻，也有无聊的小事，比如我们在第一间公寓里听着广播跳舞时地板总是咯吱乱响。我一边走一边捡起这些记忆装进外衣口袋里。河水涨潮了，我被水包围。那些记忆突然变成了石头，沉甸甸地装在口袋里……”
她的眼神突然从远处的窗户转移回来，看着我们眨眨眼，好像忘记了我们也在这里。她摘下眼镜，拿起手绢开始擦镜片。“天，我总是喋喋不休，”她说，“对不起，请其他人继续。”

我做了自我介绍。大家的反应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一起回答：“你好，艾略特！”几个人点头，班诺尔眯着眼睛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骗子。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怎么能够说服别人我有理由出现在这里？我没有疯，我不是班诺尔。我也不是珀尔，失去了一生的挚爱。我没有生病，没有挨饿，也（还）没有身无分文。我的生活正常，不是吗？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胸口的疼痛，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流眼泪？为什么我周末开车去运动商品店盯着橱窗里的猎枪看？

东河像一条黑色的护城河横亘在我们和灯火通明的长岛之间。左边曼哈顿大桥和右边布鲁克林大桥上的灯光照在河面上，水中模糊不清的倒影是缩短的大楼和灯塔，沉默地沿着河流进入大海。
“快看，”萨莎说，“我想让你看那里。”
“那是什么？游船吗？”
“你看到是游船吗？”她说，“真没想到，我总是想象它们是载满了鬼魂幽灵的船，驶向没有归途的远方。就像你说的永恒之境一样。”

“你在哪里长大？”
“康涅狄格州。”
“那里夏天的时候有蟋蟀吗？”
“特别多。”
“南达科他州也有很多，”她说，“我习惯开着窗户睡觉，晚上可以听见蟋蟀的叫声。夏天很美。人们似乎也更加快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跟蟋蟀有关系。它们的叫声让人感到平静，你明白那种声音吗？冬天就很糟糕。爸爸找不到工作就会很生气，妈妈也不高兴，之后他们就会大吵大闹。家里也冷得要命，因为没有钱开暖气。他们只有在最冷的时候才打开，我房间里的散热片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听上去跟蟋蟀的叫声一样。那些夜晚，我选择不去听爸爸妈妈冲着彼此尖叫，而是听散热片的声音。对我来说，那声音是蟋蟀的叫声，时间是夏天，一切都安好。”

班诺尔说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杀按钮。
硅谷一发布这项技术，立即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谴责，人们说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拿着锤子找钉子。风险投资人并没有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批判当回事，甚至非常欢迎它的免费曝光效果和营销效应，但是非常在意第二项指控，因为那是在质疑这项发明的作用，这触犯了他们的底线。于是，他们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解释按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它解决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问题——现在的自杀方式太过原始。风险投资人说几千年来自杀的方式总是野蛮、痛苦、不可靠，有时候身后事非常难打理，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进步。
先不说浮夸的宣传，原始的发明只不过是电流和现成生物识别技术的结合。每个按钮都与主人的指纹和心脑电生理匹配，个性化定制完成之后，只要长按按钮，就会根据你事先设定好的时间开始“倒计时”。如果倒计时结束时你还没松手，按钮会释放精确计算好的电伏，刚好让你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失去知觉。
风险投资人的营销动作催发了起名热潮。杀戮开关。灭灯按钮。最后一按。显然没有小组测试能证实哪个名字更加贴切，班诺尔也不知道最终的命名是什么，总之大家都称之为“按钮”。投机商人肯定很失望，但他们的营销努力没有白费。在按钮普及之前，人们都在想办法弄一个。

班诺尔说，尽管有了按钮，未来自杀事件并没有增多。有意思的是，按钮让自杀变得非常容易，人类反而没那么想死了。世界各地的自杀率猛降。
但没有完全消失。

“你越来越厉害了，”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着烟，“我试着写个比以往都难的。”
“是很难啊，”我说，“而且有点虚伪。”
她冲着我吐了一口烟。“难道不是很有启发性吗？”
“意思是你要戒烟，还是要得癌症？”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转过头看着河面，两座大桥在暮色中熠熠发光。“要是谜语被发现了，你会丢掉工作的，你不害怕吗？”
“除了现在的公司，没有人会看这些广告的。意图和目的在写出来那一瞬间就消失了。”
“跟扔进河里的磁盘一样。”
萨莎皱着眉头，一时感到困惑，接着想了起来。“没错，就是那样。”

“珀尔自杀了。”她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我感觉像是猛地被人掐住了喉咙，说服萨莎继续写小说的想法瞬间蒸发了。脑海里取而代之的是珀尔搓着手绢的画面，想起来她说把石头放进口袋里直到溺水的事。我不想问她是怎么死的。
“对不起，太可惜了。”
“是吗？”萨莎说，“这是珀尔自己的决定，别人有什么权利谴责她。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可没有从拍卖会上为这种生活竞价。如果珀尔想离开，那是她的决定。”
“我的意思是，她的生活似乎挺不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很可惜。”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悲伤，”她说，“我们太迷恋结尾了。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伟大的生命和美好的爱可以见证和体验，但是只要结局不尽如人意，我们立刻觉得这是悲剧。或者正好相反，只要结局有一刻的救赎，一生的不公和痛苦都可以忽略不计。只看结果其他都不重要吗？狗屁！”
“我不知道。只是开始和结束似乎更加重要。”
“为什么？”萨莎质问，“为什么要给某一刻更多的意义，就因为是最后一刻？”
“约定俗成？”
“太武断了，”她回答说，“而且太痛苦了，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人们痴迷于一个举足轻重的结尾。那大家肯定会非常失望的——每个人都会死。”
我和萨莎坐得很近，肩膀轻蹭，我能感到她在微微颤抖，可今晚不是很冷。两座大桥之间的天空升起了星星。
“这是个美妙的结尾。”我说。
萨莎松开手，烟从她指间掉落，穿过层层消防梯，落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面上。她望着下落的香烟，最后叹了一口气，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没错，”她说，“我们就这样决定。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此时此刻，是我们的结尾，是我们故事的最后一页。”她直起身子，向我伸出手。“同意吗？”
我握了握她的手。“同意。”
“很好，”她严肃地点点头说，“既然如此，艾略特，我很感激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很开心最终能和你走到这里。”她伸出胳膊拥抱我，脸颊贴着我的胸口。“我心里在乎你。”
“我也是，”我说，“我心里也在乎你。”
“再见了，艾略特。”她说，没有松手。
“再见，萨莎。”

如果你在训练无私精神的同时正好注意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你应该主动跟他们交流。
“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你问。
“人生的骰子已经抛出去了，”他们会说，“人有各自的历程，你无法改变什么，一切已成定局。”
“是的，但是不想做好准备吗？”你问。
“你永远都无法准备好，”他们说，“唯一的训练方法只有活一次。”
“那是不理性的。”你不同意这种说法。
“是吗？人生也是不理性的。”

窗外的建筑变成了黑白色块，把舞台让给五彩斑斓的秋叶，我都忘了秋天的颜色有多美。
我迷失在模糊不清的景色中。列车停靠，我的目光落在远处一栋比树冠要高的房顶上，我看到的不是按揭贷款的伪豪宅，而是座被火焰吞噬的隐秘城堡。房顶两根柱子不是烟囱而是塔楼。房屋周围徘徊旋转的阴影是一条舞动的火龙。
“你怎么了？”萨莎问，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
“没事，”我回答，“我在想我是个怪物。”

倾斜的阳光透过树冠照下来，树叶仿佛在燃烧，树荫下的矮树丛仿佛提前进入了黄昏。我被萨莎身后灌木丛中的黑暗空洞吸引。阴影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不是松鼠，也不是一阵风，而是比灰色更深一度的黑。我胸口怦怦直跳，因为我认出那是跳舞的阴影。它好像在原地跳动、下落，跟当年它模仿我和迪恩抓落叶时的动作一样滑稽和夸张。

如果你真想淹死，就不要在浅水里折磨自己。

—— 保加利亚谚语

班诺尔说，在未来你可以把生命送给别人。或者确切说是把剩下的生命送人，每个人余留的生命被称作“库存”，库存是可以赠送的。班诺尔对其中涉及的科学问题并不是很清楚，但它与染色体的端粒有关。每条DNA末端的帽随着岁月的流逝会缩短，最终导致细胞退化，与生物衰老是同步的。简单说，如果没有疾病或损伤，长的端粒意味着长寿。
这使得生物学家们不顾一切地寻找方法来延长端粒，或者再生端粒，或者用仿生的代替端粒，以此来延长人类的寿命。然而，端粒十分顽固，很难被操控。尽管早期的研究结果很有希望，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接踵而至，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和无数的资源投入，生物学家们既无法在培养皿中生长出端粒，也无法阻止端粒不可避免的衰变。不过，他们可以移植。只要数量足够多、位置正确，就能把一个人的库存转移给另一个人。生物学家们甚至可以非常准确地估算出移植后的剩余时间，无论是四个月还是四十年。
这个过程有一些天然的限制（捐赠者死亡先不考虑）。一个完整库存不能分开，只能整个移植，不过同一个受体可以接受多个库存。虽然捐献的库存可以中止接受者的大部分基础疾病，但无法消除它们。移植了库存的癌症患者使用完库存之后，癌细胞的发展会从中断的地方重新继续开始。
尽管如此，库存移植仍被认为是科学的奇迹，即便还不够完美，缺乏突破创新。世界各国政府急忙制定了基本的法规，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合理的。库存的买卖或其他交易被禁止了，捐赠者不能得到补偿或任何形式的报酬。法律规定，如果生命是一种礼物，那么它的剩余部分也必须是一种礼物。未成年人禁止捐赠。而且，为了使规则得到适当的监督和执行，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拥有移植手续必需的技术。

最早采用这项勇敢的新技术的人是自杀者，或者说是原本被认定为自杀的人，但是现在他们严格来说不再是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曾经被广泛谴责为可耻、懦弱，甚至是罪恶的行为，现在却成了最终极的无私行为。曾经的一种剥夺变成了一份礼物。曾经的耻辱变成了恩典的徽章。然而，尽管有这样的热情，但最初对这种做法的采用还是有些停滞不前。虽然有不少人排队送礼，但最理想的接受者却不愿意接受。朋友和家人发现很难接受这样的礼物，先不说这算不算共犯，这意味着要接受亲人的死亡。几乎没有人愿意冒险接受幸存者的内疚。
其结果是捐赠者的需求急剧上升，慈善组织应运而生。这些“库存银行”接受捐赠的库存，然后分发给世界各地的受捐者。当捐赠者和受捐人之间没有了关系，幸存者的愧疚也荡然无存，原本接受捐赠是一种耻辱，现在也变成了高尚的行为。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受赠人，从患有罕见病的七岁小孩，到再需要十二个月就能完成她的遗愿清单的八旬老人。
自杀的死亡率，或者说，因为赠送生命库存而产生的死亡率大幅上升，最终导致了社会风气微妙而又不失严谨的转变。其一，随着库存的广泛分享和再分享，人们开始把生命本身看作一种共有的现实，而不是个体的。一个大的整体生命，宣示着充分地活过比谁活更重要的时代精神。虽然意外死亡（或“库存损失”）是一种悲剧，但个人在库存自然结束时的死亡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悲哀。至于库存本身，“死亡”这个词就变得不合适了。成为库存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只是在一个新的容器中继续存在，就像蜡烛的火焰从一根蜡烛传递到下一根蜡烛。
这种心态导致了时代精神的第二个同样深刻的变化。冒险精神激增，人们开始大胆追求遥不可及的梦想。突然间，每一个渴望成为宇航员的观星者都会放下一切去尝试。人们不再只是谈论自己想象中的生活，而是去实现它，或者在努力中失败。多亏有了库存奇迹，失败的幽灵不再可怕，也不再令人遗憾，因为最坏的情况不再是穷困潦倒和耻辱的终结。如果你的人生完全失败了，你仍然可以用它做一些令人钦佩的事情——把它送给别人。不再有死路一条，所有的路都是活的。

班诺尔说，少数人强烈反对这种“大生命”的想法。他们强调，个体生命重要正是因为个体生命是独立的。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性使其具有特殊性，而不应该被轻率地抛弃。自杀仍然是自杀，死亡仍然是死亡。讽刺的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中的许多人都在以变成库存的方式反抗库存的存在。为了捍卫个人生命的价值，他们集体将自己的余生赠送给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异见者集团内部的分裂，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赠送给了两个人。一个叫希尔顿的北美人，另一个是叫阿斯托里亚的南欧人。
在获取了不断增长的库存之后，这两个“老时人”（他们的昵称）既是支持库存的活生生的例证，又是其对立面的偶像。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获得了财富，走遍了全球，掌握了一个又一个职业。他们完成了所有的梦想，享受了所有他们能想象到的快乐，直到人生中所有能够经历的事都经历过了，美好的未来变成了虚无缥缈的过去。由于亲人早已去世（或成为库存了），“老时人”与当代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被迫（由于他们仍是人类的天性）一起相处，这似乎是解决寂寞问题的可行办法，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无法忍受对方，早已无话可说。总而言之，他们很痛苦。班诺尔甚至听说过，希尔顿——也可能是阿斯托里亚——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库存捐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库存还有好几百年。
不幸的是，似乎没有人想要。

早晨八点，我走到街上，和其他上班族一起在列克星敦大街上疾行。我们不是老鼠，也没有在赛跑。老鼠是主动的，机智的。我们更像是仓鼠，被动的，顺从的，沿着为我们铺设的道路来回窜动，就像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轨道管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子，尽管我们的物理距离很近，却完全隔绝了彼此。
地铁是更显眼的一种隧道。我们挤在一起，在人造的灯光下，尽量不碰对方，碰了就道歉。周围的人脸色阴沉，仿佛被送去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也不会再回来了。大多数人都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眼里已经透出了预期的工作压力。另一些人则在报纸上翻来覆去地翻看，试图分散注意力，但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总之，难得遇到同行的旅行者的目光。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旅行者。如果哪里都不去，就不能算是个旅行者。

我背冲着门，一只手肘靠在桌面上，头枕在手里，闭上眼睛。这种小睡方式没有名字，其实是一连串的小睡，每次持续几分钟，直到当我的手肘滑落、点头或者走廊上的声音让我以为自己被抓住了。尽管如此，这种无名的小睡也许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这是在梦的边缘蹑手蹑脚的感觉，是平静的不在意，是仿佛要溜走的感觉。

“艾略特，”珍妮弗说，“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如果它让你难过，就别看了。”
她在被子里蜷缩得更深，瞬间就沉沉地睡着了，她说的话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就像一代人的宣誓。如果它让你难过，就不要去做。如果它不真实，就不要相信它。诸如此类。他们是出于好意，这些人。他们是出于好意吧？你无法反驳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对吧？
物理学家们发现，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存在取决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联程度。这不是比喻，这是科学。他们说，即使是最基本的粒子，本质上也是延展中的关系集合。如果一个电子与它所处的原子中的质子、中子和其他电子分离开来，不受任何外力的观察或作用，那么，从科学事实上来说，这个电子就不仅仅是孤立或独立的。这个电子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没有电子。
我的脸颊上终于流下了一滴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人们、对生活和对这种生命感到厌倦，但我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不管是科学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理由。正如萨莎曾经说过的，“理智与此无关”。我只是不想再在这里了，就跟我存在过的意愿一样强烈。我把电视关掉了。电影还没结束，但我知道它的结局。

“非洲有孩子们在挨饿，”我母亲常说，“你应该心存感激。”每当我感到不快或者她认为我没有权利感到不快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当然，她的意思不是说我应该感谢非洲有孩子在挨饿。她的意思是，我应该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因为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太少了。我的理论是，如果你感恩眼前拥有的一切，就不会感到难过，而你总是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东西，因为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他们的苦难无疑比你的更惨。
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发现这个论点至少有两个基本的错误。首先，感恩不是快乐。如果是的话，字典里只会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两个词。第二，如果你按照这个思路走到终点，一切都会瓦解。事情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才可以感到悲伤、失落或者绝望？按照我母亲的幸福理论，每一个还有所失的人，都应该有着无边无际的快乐。唯一有权利感到悲惨的人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即使是他也很难和我母亲争论他的悲惨，因为对他来说，事情还是会变得更糟。
不管怎么说，母亲出于好意的理论，从来没有让我好过，反而让我感觉更糟糕。我知道我应该感恩戴德。而我也的确如此。现在，除了悲伤本身之外，我还为自己感到悲伤而内疚，好像我做错了什么。想象孩子的痛苦是令人心痛的，更别说要求一个孩子去想象其他孩子的痛苦，这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事。在悲伤、内疚、同情和恐惧的同时，还增加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都很难确定，但今天已经很清楚了——愤怒。一种深深的、强烈的愤怒，因为意识到生活可以如此毫不掩饰地残酷。

我跌坐在椅子上，把手肘搁在膝盖上。实际上，我的手很稳定。我正常地握着枪，把它对着地板。它像个锚一样挂在我的手臂末端，我又告诉自己好在它这么重。“你要一颗大子弹，”我的嘴不停解释，“而且你要让它直接进入你的大脑，最好是靠近底部、脊髓顶端的位置。你可以像电影里那样把它对准太阳穴，但这不是最保险的方式。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枪管放进嘴里，直接对准后面。也可以稍微往上一点，没有自杀手动。”我想说的是“自杀手册”。
其实很简单，真的。只要把枪在你手里转一圈，像这样，让你的拇指放在扳机上，盯着枪口看。用另一只手握住枪管，稳住枪口。
“你是个孤独的电子。”我嘴里说着。
左轮手枪是如此沉重，如此沉重，如此真实，木质握把沾满了汗水，金属质感的枪身冰冷而黑暗。仅仅是看到它就会唤起不安的情绪，动摇到你的意图。恐惧。厌恶。但作为一个电子是很累的。所有的旋转、在原子的巨大空旷的空间中穿梭。这一切都太累了。结束就好了，结束是一种解脱，而且到最后真的很轻松。
我举起了枪。

独裁统治被推翻，寡头统治被瓦解。随着政治独立性的增强，人类将注意力转向了更隐秘的压迫形式，最终得出结论，人类要想真正、彻底的自由，必须摆脱最后的枷锁——由基因所决定的呼吸指令。事实上，“生存意志”这个词本身就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名词。科学家们说，生存基因是一个暴君，我们是它的奴隶，这根本不是意志的问题。
关掉这个基因并没有让人突然想死，只是不再本能地想活下去。人们变得中立，但不意味着无动于衷。事实上，人们对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都是强制性的。人生值得吗？大多数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不知道该多久问一次。是否应该把这个问题作为日常仪式的一部分？你是否应该每天早上起来，在选择吃一碗麦片还是一盘鸡蛋之后，决定自己是生是死？也许这只是一个重要但不常见的询问，就像一个高中生决定是准备一次考试还是偷一辆车？还是说这是一种一生中只需要面对一次的问题，也许在你十八岁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在你投下第一张政治选票或喝第一口啤酒的时候？

最终，出现了两个占主导地位的阵营。第一个阵营宣布，对于生死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目的。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取决于你的生命是否有目的，而是取决于生和死，哪一种达到的目标更重要。可喜的是，这个阵营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支持生命。然而，有少数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些支持者甚至为了被普遍认同的崇高原因而死——常说的以身试险——但这些情况很少，因为更多的时候，人们活着为崇高事业做出的贡献更多。大部分选择自杀的人的问题是愤怒和无助感，这两种不稳定的情绪在生存基因关闭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从希望铲除整个文明的宗教恐怖分子，到谨小慎微地寻求暴力正义，到愤怒的自行车骑手被迫无数次躲开行路人（例如在旧金山的臭名昭著的“自拍杆事件”），结果不用说，非常不愉快。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事件逐渐消退，交战双方逐渐牵制了彼此。
第二种阵营比第一种阵营更大，有一种更细微的方法，叫作快乐—痛苦争论。基本上，你测量你生命中的快乐（广义上包括幸福等）和痛苦（包括绝望、悲伤等）的总和。支持者们一致称赞这种方法的优雅，但很快就陷入了如何实施的分歧。争论的核心是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快乐与痛苦的比例？

纽约市。十二月末。这个季节的第一场大雪落下了，宽大而柔软的雪花，每一片都是错综复杂而对称的。就像你在书本上看到的雪花图片一样。就像你想象的雪花一样。
我走出公寓大楼前门，在无风的冷空气中停顿了片刻。密密麻麻的云层和冬季斜射的阳光，将清晨笼罩在持续一整天昏黄的暮色中，直到时间本身变得无法确定。大雪从容不迫地飘落下来，无声无息地覆盖了整个城市。随着雪的积聚，普通的景物和声音都消失了——停放的汽车变成了小山丘，行人退到了有电灯照明的通道里，甚至连建筑物也在冰冷的雾气中消失了。这种白色仿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该不该称它为白色。他们说北方的因纽特人有五十个词来形容雪。我想，如果他们要体验曼哈顿的冬天，还得再发明一个词。
通常情况下，我会趁着这个冰封的世界还没结束，趁着纽约还没感觉到暴风雪的减弱、强行结束冬眠之前就大胆地进入这个冰封的世界。一旦铲雪车、出租车和行人的脚步苏醒，灿烂的白色就会变成一片灰蒙蒙的泥泞，煤烟和汽车尾气斑斑点点，你的鞋子很可能会淹没在每一个水坑遍布的路口。你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转瞬即逝的仙境中徜徉，漫步在第六大道裸露的脊梁上，仿佛你是地球上最后的流浪者，惊叹于这个城市的寂静，而这个城市终于，怜悯地沉睡了。或是张着嘴往上看，努力分辨出从云层的背景中飘落的花瓣，希望能在舌尖上捕捉到一朵。我总在感叹空虚，感悟到没有人选择沉浸在这种奇观中。（有一次，我以为自己在西线公路上看到了一个越野滑雪者的身影。那远处的身影被飘落的雪模糊了，似乎是在我离开之前停下来向我招手。当我走到滑雪者站立的地方时，已经没有了踪迹，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我做的一个梦。）

“你也应该上几节课，”他说，“你肯定会打得很好。”
我收敛自己没有说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也许是迪恩不够好。“我不知道，”我说，“要学的似乎还有很多，我还是偶尔玩玩就可以了。”
迪恩皱起了眉头。“记得爸爸常说‘要不好好做，要不就别做’。”
“我记得。”我说，回忆起父亲的话，但不记得他说这些话的背景。“这句话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义。”
迪恩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好像我亵渎了什么神圣的福音，或者玷污了神圣的圣像。我们沉浸在沉默中，我突然想到，我从来没有简单地和哥哥单独坐在一起，单独坐很久。

当一个人就在你身边，但你们之间仿佛隔着一个宇宙那么远，这是一种特殊的痛感，这种孤独感是不伦不类的，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当别人在前行的时候，我在旁边打滚，这大概是我的错。

“那好吧，”他说，“我们开始吧。”他面对着门，拉开了门中心的铜环。
在另一边，一个开阔的广场向四面八方无边无际地延伸。抬头看不到另一边的界限在哪里，发光的物体规律地在上方盘旋着。你想，那是星星。直到你眯起眼睛看清它们最初的光辉。每一颗都不比面包盒大，没有两颗是一样的，它们的颜色、形状、光泽和运动都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的旋转和脉动，闪烁和流动，大多数都是抽象的，但也有一些是隐隐约约的熟悉的形式——一盏闪烁的灯，一条小溪中的气泡，一道夏日云里的闪电。
在每一盏灯的下方，都有一大群旅行者。他们蜂拥而上，争先恐后，跃跃欲试。他们呼喊着挑战，发泄着哀求。虽然他们的呼喊声很热烈，但并不凶恶，只有一种集体的、快乐的渴望。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竞价，”梅里亚姆说，“这是拍卖会。他们是在竞拍生命。”她解释说，每一件熠熠生辉的宝物，都是一个有待于发生的生命，一个有待于冒险的旅程，在拍卖会上，只有最想得到它的旅行者才能拥有它。
你走近一看，更仔细地观察每一件珍宝的舞姿，精确地看清楚生命的尺度。有的短些，有的长些；有的以欢乐为前奏，以悲伤为结尾；有的经历了多年的不公平之后以苦乐参半的救赎为高潮。这些变化无穷无尽，然而，没有一个生命缺乏竞价者。离你最近的地方——形状像一个马蜂窝，闪烁着金红的光芒——绝对是一个生存的车祸现场，充满了错误的决定、糟糕的破绽和没有预料到的悲剧。然而，在它下面的旅行者们却一样充满活力，因为它的不幸遭遇让人不由自主地渴望。
“他们为什么要竞拍那个？”你问道。
“为什么不呢？”乔利斯问道。
“看起来太……难了，”你说，“难道他们不喜欢最简单、最成功的吗？”

“那么生命是已经存在的，还是我创造出来的？”
“是的。”
“这话说不通。”
“有时候，你必须为了真理而放弃理智。”梅里亚姆说。

我很容易把我的冬眠归咎于冬天，把它归咎于某种古老的、进化的本能，让我在灰暗的季节里沉睡下来，低调地躺下，保存能量，但即使是我清醒的时候，也是毫无生机的。作为社会惯性的俘虏，我任由自己在现代生活中被推着走，去上班（虽然比平时晚了点），然后再回来（虽然早了点），看邮件，算数字，发邮件，付房租，把橱柜塞满。维持有机体存活。一个有生物需求的自动化机器。

“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微笑着，尽管她的眼睛依然警惕地看着我。她的手松松地垂在身旁，似乎准备把我从边缘上扳走。
“很好，谢谢。”我笑着回道。这又是一个老谎言——其实是两个谎言——微笑和回答。我不是很好。我一点也不好。但“很好”是我们最喜欢的谎言。我们都会说这个谎话，一直都在说。“你好吗？”这句话已经被阉割了。“不错”，你会说“很好”“好极了”，或者说，“很忙”。人们并不希望得到一个实际的答案。

“那就这样了？”我傻傻地问道，“你要跳下去？”
“飞跃，”他说，“我要飞跃。”
我感觉到自己开始哭了。“我真的希望你别这么做。”我的话听起来很可悲，拘谨、老套、肤浅，完全不足以表达我的绝望。我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说话了？我是被训练得这么好吗？
“有时候，过去就是不让你走，”班诺尔说，“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会放过你。”
“这就是你看到的？”我问他，“这就是未来吗？”
他点了点头。“你觉得我疯了吗？”
“不。”我坚定、坚决地说，希望我的信念能说服他留下来。
他上前一步，给了我一个拥抱，稳稳地拍了一下我的背，似乎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他松开我，坐到栏杆上，双腿一扫而过，站在桥边，在那里停顿了一下，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看到你了，班诺尔。”我的声音是木头的碎裂声，金属棒的撞击声。
他摘下绅士帽，按在心口。“谢谢你，我的朋友，”他说，“我也看到你了。”抬手告别，他向后退了一步，走进了黑夜。然后，他就走了。
没有人喊叫。没有人跑过去帮忙。班诺尔仿佛故意安排好了时间，让他的离开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仿佛他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当然，除了我之外。他走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因为我只知道，宇宙之轮完成了最后的转折，重新开始，又循环回到了这一刻，这样一来，桥的尽头之外的世界与班诺尔留下的世界完全不同了。但是，不，那只是多了一个幼稚的梦想。没有什么魔法轮子可以让我转动，改变这个世界。毫无疑问，事情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毕生的积蓄还是没有了，连带着我的职业前景也没有了。我的恋情还是结束了，迪恩还在等着我的投降，而我的朋友还是死了。我再也不会和他走在一起了。

一个人过草地时，遇到了一只老虎。他逃走了，老虎在后面追着他。他来到一个悬崖边上，抓住一根藤蔓，晃动着身子从悬崖边上跳了下去。老虎在上面嗅着他的气味。那人吓坏了，他往下看了看，下面另一只老虎已经来了，等着吃他。两只老虎，一白一黑，开始啃着藤蔓。那人看到近在咫尺的藤蔓上有一颗硕大的草莓。他用一只手抓着藤蔓，另一只手摘下了草莓。多么香甜的味道啊！

——禅宗寓言

你的认知是你的一部分，你不能抱怨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责任。

最终迫使我从桥上走下去的，既不是聚集的黑暗，也不是越来越深的寒意。这些失败的刺激只能到达认识层面。我知道当太阳不再照耀地球表面时就是普遍承认的黑夜，当我周围的空气分子摆动得比较慢的时候，叫作寒冷。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我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已经陷入了一种麻木，空旷的静止。我的胃里不再有铅质的重量，我的双腿也不再颤抖，我向南朝着曼哈顿中心地带走去。已经过了午夜。街道上除了散落的灵魂——不安宁的、不安分的、失落的、迷茫的人，其他的人都在沉睡。他们的喧嚣使人们对这个城市以不眠不休著称这一点深信不疑。这是个谎言。纽约是会睡觉的，它只是在做噩梦——当时间太过短暂，噩梦醒来后，只是一个看上去像是活的世界。

我走到办公桌后面，盯着电脑灰暗、毫无生气的屏幕。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它。从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了商业手册。笔记本拿在手里异常轻盈，与我曾经在上面花费的重重的心思不成正比。斑驳的黑白封面，让人想起了旧的作文本，不谙世事的心写下幼稚的话语，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得到一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