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4月23日，纳博科夫出生于位于俄国圣彼得堡莫尔斯卡亚大街47号的一个贵族之家，家庭背景相当显赫。莫尔斯卡亚大街位于海军部大楼地区，只有上流社会才能居住在该地区，由此可见纳博科夫家族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地位和家世渊源。纳博科夫的生日非常具有戏剧性，这一天既是俄国大文豪普希金的百年寿诞，也是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诞辰的335周年纪念日。纳博科夫是家中第一个没有夭折的孩子，由于他自幼体弱多病，父母一直对他倍加关心和爱护。
根据史料记载，纳博科夫家族的姓氏源自来到俄国的鞑靼王子，因此纳博科夫的姓氏中包含阿拉伯语同根词“nabo”。纳博科夫曾在自传体小说《说吧，记忆》中提到，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都是俄国皇室中的军政要员，曾担任不同类型的政治职位。太祖父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纳博科夫将军在保罗一世王朝中任诺夫哥罗德卫戍军团团长；曾祖父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纳博科夫曾任海军军官，为了纪念他在勘探远征中的重大贡献，其中一条新发现的小河被命名为“纳博科夫河”；曾伯祖父伊凡·亚历山德洛维奇·纳博科夫是反拿破仑战争中博罗季诺战役的大英雄，曾担任关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司令官，娶普希金同学兼密友的妹妹为妻；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在两位沙皇手下担任八年左右的司法部长，祖母是德国男爵的女儿；叔叔谢尔盖为沙皇指挥猎狐犬，任米滔的总督；二叔康斯坦丁在外交部门工作；大姑姑纳塔里亚是俄国驻海牙领事的妻子；二姑姑薇拉是运动家和地主的妻子；三姑姑尼娜是海军大将军的妻子。纳博科夫的家境非常富裕，他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大约有50多名佣人为其家人服务，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来自国外，各种食物和生活用品从英国商店如期送到家里，从不间断。

当时的俄国贵族家庭非常流行在家中收藏大量书籍，纳博科夫家也不例外。利用家中藏书的优势，纳博科夫在五年时间里饱览家里的万卷藏书，阅读了威尔斯、爱伦·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勃洛克的文学巨著，最崇拜的小说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尔、菲利斯·福格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记者对晚年纳博科夫的采访中，纳博科夫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人生中的这五年，他认为自己在这五年内所读的书籍数量要远远胜过人生中任何一个五年所读的书籍数量。文学阅读和知识积累不仅拓展幼年纳博科夫的眼界，引领他走入文学殿堂，而且为其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3年，纳博科夫小试牛刀，出版《钉子》和《山路》两本诗集，诗集的风格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年家中藏书的影响，吸收当年所阅读书籍的精华，受到大师级作品的启发。纳博科夫在家中的图书馆中读到英国心理学家艾利斯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对其理论十分推崇，此后纳博科夫对心理学理论的热衷在多部小说中均有体现，如《眼睛》中的斯穆洛夫、《绝望》中的赫尔曼、《洛丽塔》中的亨伯特等创作原型均来自艾利斯的书籍。此外，家中的图书馆中关于苏联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中亚之旅的书籍为《天赋》的创作奠定基础，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纳博科夫亚洲之行没有实现的遗憾。

受到父亲的影响，纳博科夫怀有深刻的蝴蝶情结，尤其是对鳞翅目昆虫的兴趣特别浓厚。从六岁开始，纳博科夫在夏季每天都要利用几个小时捕捉蝴蝶。到七岁时，纳博科夫已经能够标识和辨别二十种普通型蝴蝶。随着纳博科夫对蝴蝶日益熟悉，他对蝴蝶的求知欲完全被唤起。纳博科夫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蝴蝶的知识，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蝴蝶的世界之中。八岁那年，纳博科夫在别墅的储藏室里无意中发现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包括苏里南昆虫图片、蝴蝶的木刻画、《鳞翅目》《新或罕见鳞翅目的历史画像》《英国蝴蝶飞蛾自然史》《欧洲鳞翅目大全》《亚洲鳞翅目回忆录》《新英格兰蝴蝶》等科学著作，这些书籍是当年纳博科夫的外祖父为纳博科夫的母亲准备的自然科学书籍，而这些书籍再次为纳博科夫提供汲取知识的源泉。通过阅读这些书籍，纳博科夫对蝴蝶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深入。九岁那年的夏天，纳博科夫在去比亚里茨旅行时捕捉到全新的蝴蝶品种，并把自己的稀有发现寄给“世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鳞翅目学家之一”。十岁时，纳博科夫已经完全掌握《欧洲鳞翅目大全》中所提及的所有昆虫。到十二岁时，纳博科夫已经广泛阅读昆虫学刊物，并且能够独立购买稀有品种的蝴蝶。
在纳博科夫的少年时代，对蝴蝶的爱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精通的学问，他已经能够准确说出鳞翅目昆虫具体分为蛾和蝶，已经发现且命名的鳞翅目昆虫大约共计二十万种，并且能够准确描述鳞翅目昆虫在斑纹、线条和毛序方面分别具有哪些各自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背后蕴藏着哪些美妙的玄机。少年时代的纳博科夫不仅已经熟知鳞翅目昆虫的理论知识，而且已经着手捕捉各种类型的蝴蝶，并将其制成标本，以便收藏。在迁往克里米亚的那段日子里，纳博科夫全家寄住在父亲朋友的别墅中。尽管如此，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的颠沛流离丝毫没有减损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热爱。在克里米亚居住的几个月中，纳博科夫从未因为寄住在他人家中而感到愁苦，反而将所有精力和时间都集中于收集蝴蝶以及制作标本，甚至因为捕蝶而被误当成刺探情报的间谍。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纳博科夫共采集蝴蝶标本七十七种，采集飞蛾标本一百多种。在采集蝴蝶的过程中，纳博科夫深刻地体会到大自然的玄妙与美丽，也体会到昆虫学的博大精深和变化无穷。收集蝴蝶使纳博科夫的观察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进而对他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在精准的洞察力的作用下，纳博科夫意识到细节的变化所带来的差异，认为只有抓住细节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他也认识到科学与艺术可以完美结合。在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将对蝴蝶的热爱贯穿于文学创作始终，也时常将鳞翅目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现象的阐释。因此，纳博科夫认为艺术不应该桎梏于民族或国家之中，真正的艺术是无国界的，每只蝴蝶身上独特的斑纹和色彩如同每位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个性，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俄国社会的政治环境来看，俄国政局的动荡与混乱突然打破纳博科夫一家平静的生活，完全改变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境遇。纳博科夫的父亲曾经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担任职务，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后，纳博科夫的父亲别无选择，只能举家匆匆离开俄国，以免遭到政治迫害。为了保证全家的安全，纳博科夫的父母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逃离俄国，于是他们将庄园等大量无法带走的财产永久性地留在俄国，其中还包括纳博科夫从最疼爱自己的舅舅那里继承而来的大笔财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推翻使纳博科夫一家失去显赫的政治地位，仓皇出逃又使纳博科夫一家遭受惨痛的经济损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完全改变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境遇，他一夜之间从生活优越的贵族少年变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往日奢华的生活已经永远变成回忆，眼前的现实是流离失所的流亡生活和化不开的乡愁。怀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流亡生活的苦闷以及无尽的思乡之情，纳博科夫开始充满孤独、不安的流亡生活。流亡生活不仅完全改变了纳博科夫一家的生活状态，而且彻底打碎了纳博科夫一家的精神家园，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毁灭使纳博科夫一家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纳博科夫认为，人们无法突破时间的限制，无法走出时间的环形怪圈。时间犹如一座环形的监狱，人们被困在“时间之狱”中无法逃脱。纳博科夫认识到，客观世界决定精神世界，面对时间，任何思想都无法找到出口。由于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主义意识，其文学作品自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具有浪漫的诗意，以及大胆的创造性和探索性，时常被当时崇尚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所排斥，因此纳博科夫这样写道：“我曾在思想中返回——我返回时思想毫无希望地越来越窄——到遥远的地带，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最终仅仅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这段话表明纳博科夫并没有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生活，而是将虚拟的心灵“彼岸世界”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纳博科夫小说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为文学的发展指引新的方向。根据德裔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森的观点，童年时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因此纳博科夫在俄国的生活经历才是他人生的精神寄托。虽然物质世界的完全改变造成精神世界的崩溃，但是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在俄国生活的记忆使纳博科夫高度认可并接受象征派的艺术理念，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理念。象征派理念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曾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使其小说具有高雅而又神秘的风格，尤其对细节的处理十分细腻到位。在俄罗斯文学新旧交替的时代，俄国现实主义的力量依然坚不可摧，象征派在当时只是无法与现实主义相媲美的文学流派。许多文学大师并不认可象征派的理念及其作品，他们认为象征主义是贫乏的一种证明，将象征派称为“资产阶级的浪子”，认为其结局注定是无疾而终。在一片否定与批判的浪潮中，象征派自然成为边缘化的文学理念。

传记作家博伊德曾经这样评论年轻的纳博科夫，如果没有战争和政局的变化，纳博科夫仍然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享受甜蜜的爱情，创作浪漫的诗歌，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沉醉于诗歌创作。青少年时代的纳博科夫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享受着优越的物质条件，无忧无虑。在纳博科夫看来，生活就像俄罗斯诗歌一样宁静而美好。绵绵的亲情，海量的藏书，渊博的知识，朦胧的爱情以及俄罗斯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这一切都在促使纳博科夫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对生活的评论见诸笔端。在当时的创作中，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是轻松的、愉悦的，他运用清新的文字抒发美好的情感，宛如田园诗一般恬静。青少年时期舒适安逸而又浪漫的生活不仅为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提供抒情的原动力，同时也为纳博科夫的文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奠定了基础。显然，家庭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的文化环境共同在纳博科夫心中深深地打上贵族式文化的烙印，同时俄罗斯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成为促进纳博科夫创作风格形成的美学力量。
纳博科夫浪漫而自由的创作风格并没有持续太久，生活境遇的改变不仅使他遭受身心的双重打击，而且使他的创作风格发生根本性转变。1919年，俄国政局的变化迫使纳博科夫一家逃离俄国，开始流亡生活，生活境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纳博科夫生平第一次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上流社会的社会地位，第一次体会到颠沛流离生活的滋味，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往昔的美好生活和俄国的庄园与财产只能永远成为美好的回忆，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各种艰辛和无奈。为了生计，纳博科夫一家只能无奈地放弃所有爱好，努力在战争和种族排斥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竭力将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转换为谋生的手段，以便艰难度日。尽管生活中的巨大改变使纳博科夫在现实生活中艰难生存，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充满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在流亡生活的初期，纳博科夫仍然没有完全脱离俄罗斯文化氛围，他与大批俄国侨民居住在一起，日常运用的语言仍然是俄语，他的写作也基本以俄语完成，以方便广大侨民阅读。此时的纳博科夫依然非常眷恋自己的故土，对俄罗斯文化依然非常痴迷，时常在作品中向故国表达由衷的敬意。纳博科夫对俄语十分珍视，甚至将俄语视为从故国保留下来的唯一珍贵的财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索菲亚”学说对白银时代的诗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它引领白银时代的诗人追求“彼岸世界”。象征派的思想点燃白银时代诗人的内心灵感，勃洛克、别雷等白银时代的诗人纷纷追随象征派的思想。在象征派思想的指引下，象征派诗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现实世界犹如一座监狱，将人们的肉体和心灵层层束缚于其中。现实生活无法解救人们，只有艺术能够解开人们心灵的束缚，引领人们通往永恒自由，与人神合一的“索菲亚”相会。艺术不仅可以通灵，而且可以摆脱时间的束缚，使象征派作家通过“象征”将永恒与其时空的体现方式相融合，指向已经逝去的过去和仍待开启的未来，通向“索菲亚”的永恒世界。因此，“索菲亚”学说主张现代艺术家应该努力将自己的作品升华为开启现实世界中人们心灵的监狱之门的钥匙，帮助人们走向通往永恒之路的大门。
象征派理念不仅对纳博科夫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与他的唯美理念十分契合。受到象征派观点的影响，纳博科夫认为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是二元对立的，极力排斥俄国现实主义，将自己完全沉浸在象征派与俄罗斯新古典风情构建的亦幻亦真的神性世界里。纳博科夫吸收象征派的理念，并且在象征派理念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文学理念，在文学创作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意境和氛围，即“超结构的特性”。由于当时俄国文坛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因此象征派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纳博科夫因对象征派理念的推崇自然也被现实主义边缘化。

在文学创作中，纳博科夫一直承袭勃洛克的艺术理念，追求象征派的“彼岸世界”，让真理开启人们心灵的大门，在诗歌中探索通过理性的文字构想非理性的神秘；同时纳博科夫开创性地将文学创作的灵性和神秘与“宇宙同步”的玄学观点相融合，形成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白银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也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纳博科夫一直非常崇敬古米廖夫的诗歌中所描绘的戏剧性的死亡及其散发的英雄气质。古米廖夫的许多诗歌都反映死亡主题，在古米廖夫看来，死亡是英雄的壮举，它能够充分展现一个人的本性，因此纳博科夫称古米廖夫为“崇高的彼岸性”诗人，是一位能够微笑面对死亡的真正的艺术家。纳博科夫不仅多次在自己的诗歌中赞颂古米廖夫，而且还在自己的小说中加入死亡的情节以表达对古米廖夫的敬意，比如在《斩首之邀》和《洛丽塔》中，纳博科夫将象征派的诗意和写实派的英雄主义相融合，展现一种悲壮的死亡。

1940年5月，在德国的坦克即将占领巴黎之前，纳博科夫一家成功登上逃离法国的船只，带着仅有的一百美元，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纳博科夫一家无家可归，只能暂时寄住在纳博科夫的表妹娜塔莉的家中。由于当时俄国移民圈中兴起反对犹太人的趋势，而且日益盛行，纳博科夫因此逐渐减少与俄国侨民的联系。来到美国后，纳博科夫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找到了工作。他一边在《纽约客》杂志工作，一边从事鳞翅目昆虫的研究工作。不久，纳博科夫开始一边在几所大学授课，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他还利用暑假时间在美国各地收集蝴蝶标本。1942年，纳博科夫因蝴蝶研究的突出成就被聘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员，研究员的工作为纳博科夫带来稳定的收入，使他能够进一步从事鳞翅目昆虫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中，纳博科夫先后发现蝴蝶和蛾子的新品种，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快乐。随着纳博科夫的成就逐渐为世人所关注，荣誉纷至沓来。1943年，纳博科夫接受古根汉姆奖学金。两年后，纳博科夫夫妇顺利获得美国国籍，成为正式的美国公民。此后，纳博科夫的事业一帆风顺，先后获得在多所大学任教的机会，主讲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等相关文学课程。
纳博科夫对俄罗斯文学的高深造诣以及对英语的熟练掌握使他受到美国大学的青睐，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纳博科夫将自己对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热爱和敬仰融入课堂教学，他的授课深受学生喜爱。尽管纳博科夫在上述三所大学开设课程，但是由于自身学历和专业设置等因素的限制，他始终没有被聘为全职教师。纳博科夫通过运用联想发音、对比记忆等方法使学生更好地记忆俄语的发音和用法，他的授课颇受学生欢迎。纳博科夫的俄语课程寓教于乐，生动形象，每周授课的次数一再增加，由最初的一周两次增加到一周三次，从此纳博科夫的收入得到切实的保障。随着纳博科夫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纳博科夫开始为美国的文学界所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涌现多种哲学思潮，均对当时美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其中尤以萨特和加缪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即自我”的哲学理念最为突出。萨特十分推崇不受干扰的自我意识，认为人生而自由，只有人们获得自由生活的权利，可以自由选择，才能塑造人的本质。萨特的观点解构传统意义上的人生观，激励作家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人生，这与象征派的理念十分契合。纳博科夫认为作家要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生活，这种生活脱俗于尘世的生活，不仅能够向人们昭示生活的真谛，而且能够帮助人们由“此岸世界”到达“彼岸世界”，开创全新的生活。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整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荒诞的，甚至包括人类所生存的现实环境。基于上述观点，存在主义认为文学的目的在于赋予荒诞以价值并以文学的形式将现实中的荒诞呈现出来。后结构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虚无和变幻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无论是历史还是真理都不会永恒不变，因此后结构主义指出，文学的目的在于以高深复杂的结构呈现客观世界的虚无和变幻，文学应该专注于文学世界内部，不受文学世界之外的因素干扰，消解主题和动机，颠覆秩序和真理。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学作品中无法协调的矛盾是造成文本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所有模式都能够深度消解。
存在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结合为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奠定基础，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均来源于存在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是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世界崩塌的一种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恰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相契合。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其作品往往在原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开辟全新的创作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吸收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运用创新性的语言和富于变化的叙事技巧描绘空虚、荒诞的现实生活，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人们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的无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积极打破固有的框架、模式和定律，着重强调作品内在的不确定性和迷宫式的结构，使叙述手法和叙事风格难以把握和琢磨。虽然现代主义作品和后现代主义作品都在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不经，但是二者在表现手法上大相径庭，现代主义作品往往以凄苦的方式展现现实世界的荒诞，而后现代主义作品则以荒诞的方式去体现现实世界的荒诞。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家而言，展现荒诞不必大肆渲染荒诞本身，以无意义的方式表现无意义的事物往往最具有说服力。

在纳博科夫流亡到美国后，他一直无法融入异质文化，一直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文化身份的缺失导致纳博科夫在心理上备受折磨，此时的他深刻体会到“心理现实”与“客观现实”的二元对立，于是他运用“有机时间”重新界定“物理时间”或“应用时间”。纳博科夫的思想非常开明，在流亡到美国后，纳博科夫并没有固守俄罗斯文化传统，而是很快地接受美国文化，并且十分推崇美国的多元文化。纳博科夫将俄国传统的哲学观与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相结合，形成观点鲜明的后现代时间观。纳博科夫将时间比作抽象的河，这条河不断流逝，所有事物都将随着河流的流逝而流逝，人们根本无法阻止，只能控制“那由感觉、知觉向情感方向的衍变，那如潮水般在心中涌来、退去的往事，那由渴望、嫉妒和富有诗意的欣喜之情等等的绵延起伏所构成的情感波澜”，在纳博科夫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为“有机时间”所取代，过去与现在被“时间之墙”所隔绝，人们无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飞向“未来”，只能困在当下的“时间之狱”中，无法掌控。在对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纳博科夫开始探寻人类的生存之道与逃离“时间之狱”的方法。在上述时间观的基础上，纳博科夫形成自己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创作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生活，必须带有虚构的成分，风格与结构才是一部小说的真正精髓。
纳博科夫将“心理时间”和“应用时间”的概念与俄国白银时代神秘主义的理念相结合，顺利跻身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行列。在后现代理念的指引下，纳博科夫在探索中努力向“彼岸世界”靠近，随心所欲地将真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相交织，将二者在虚幻中同质化，使文学作品如魔方般不断变幻色彩和样式。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里，艺术世界的虚幻性与真实世界的真实性没有明显的界线，二者的真实与虚幻完全混淆，甚至具有同质性，二者兼具真实性和虚幻性。小说人物在真实的艺术世界与虚幻的现实世界之间随意行走，在小说中构筑自己独特的天地。纳博科夫视艺术创造为生命创造，试图用艺术打破时间的必然性，从而使生命实现永恒。

来到美国后，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得以实现本质上的飞跃，他的写作风格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历史与未来、时间与空间、此在与彼在之间不断跳跃与转换。文学转向和文学越界现象的出现与作家的思想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纳博科夫所秉承的是自由主义思想，该思想恰好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风格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在于颠覆和解构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种反传统的创作风格。由于后现代主义作家秉承自由主义思想，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创作风格均反常规、反传统，充分体现文学创作的自由以及作家对这种自由的执着追求。反之，纳博科夫对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追求也恰好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表达，这也是纳博科夫能够在文学内部和外部自由转换的原因。鉴于纳博科夫的自由主义思想，许多评论家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分析纳博科夫及其作品，将其称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纳博科夫总是试图从世俗的语境中突围，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海洋里遨游，与其他作家相比显得更加独树一帜。
纳博科夫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与俄国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其中俄国文学大师普希金对纳博科夫的思想影响程度最高。普希金是近现代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不畏强权专制，对纳博科夫的思想产生诸多影响。在普希金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震撼下，纳博科夫将《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成英语，并为作品加评注，以此表达对普希金的敬意。普希金的文学精神为纳博科夫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写作原则提供原动力，纳博科夫承袭普希金的写作原则，模仿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写作风格，将自由主义的文学传统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除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自由主义精神对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之外，纳博科夫本人的人生经历也对其写作风格产生巨大影响。纳博科夫人生中的几十年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在流亡过程中他深切体验到各种苦难和心酸，现实的残酷使纳博科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随着人生经历逐步发生转变。虽然纳博科夫一家因逃避政治迫害而逃亡到国外，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并没有卷入政治纷争之中，因此对他而言，他的流亡生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流亡，而不是政治上的流亡。多年的流亡生活使纳博科夫始终保持质疑和警惕的姿态，他有意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使自己的精神边缘化，以保证自己的精神保持独立和自主，避免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控制。纳博科夫十分认同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民主和自由，认为政治专制与民主自由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都是遏制个体自由的障碍和鸿沟，因此纳博科夫最终前往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努力在美国追逐理想，实现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选择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政治专断的批判和否定。

纳博科夫认为：“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不过，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一往无前永无止境。”在认知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不断深入和扩大对事物的认知，但是人们永远无法完全认知一个事物，换言之，人们永远生活在自己无法认知的事物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纳博科夫并不认同主客观对立的观点，也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客观世界，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可以供我们研究。纳博科夫认为，真实的世界与主观世界相关联，即使存在一个不受主观世界干扰的客观世界，人们也无法探寻这个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万物都具有主观色彩，而且人们无法去除这种主观色彩，真实的世界中的万物都是心灵的投射。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曾经表达与纳博科夫相似的体验：“我们纵然尽可能把注意转移到我们的身外，把我们的想象推移到天际，或是一直到宇宙的尽处，我们实际上一步也超越不出自我之外，而且我们除了出现在那个狭窄范围以内的那些知觉以外，也不能想象任何一种存在。”一旦人们的生命缺乏坚实的对象化的世界做基础，将会变得空灵而轻盈，因此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们的生活必定充满梦幻色彩。纳博科夫小说总是呈现出强烈的虚幻感，小说人物的身份和形象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既不拘泥于固定模式，也不拘泥于单一的文本层面，小说的情节是开放性的，小说讲述的故事也不具有完整性。在阅读纳博科夫小说的过程中，读者犹如坠入梦境，人物只是模糊的形象，让人难以看清，情节断断续续，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情节连贯性。通常在梦醒后，人们对梦的感觉并不是很真切，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影子。一旦读者进入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就会进入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梦境，无法感知梦与醒之间的界限。

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封闭的，每个人感知的万物只是心灵的表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每个人的生命都由于孤独而变得更加沉重。

在多年的流亡生活中，纳博科夫一直居无定所，即使在生活富裕的晚年，也仍然租住在瑞士的一家酒店中。纳博科夫在一生中无奈地不断进行迁移，从一间公寓到另一间公寓，从一家汽车旅馆再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需要不断面对陌生的空间，适应变化的环境。在不断漂泊的生活中，纳博科夫没有个人历史，心里充满孤独和凄凉，每一种现实体验对他而言都是不真实的。纳博科夫一直对流亡者的生存环境非常不满，这种情绪在多部小说中均有所表达。比如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描写鱼龙混杂的汽车旅馆，不仅居住环境十分肮脏，而且居住在汽车旅馆中的人也污秽不堪。流亡生活中的居住环境使纳博科夫感到非常失望，尽管如此，他必须忍受汽车旅馆中嘈杂、混乱的环境，因为那里毕竟为他提供安身之所，使他能够度过漫漫长夜。由于流亡生活中纳博科夫的居住环境一直处于脏、乱、差的状态，他一直非常怀念童年在故国舒适的居住环境，这种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加怀念故国的童年生活。
在不断漂泊的生活中，纳博科夫的内心充满孤独和漂泊，同时深刻体会到现实的虚幻。在流亡生活中，人与环境相互对立，现在与过去相互分裂，只能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找到寄托。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能够喻指现实生活。通过不同手法的描写，文学作品能够更加凸显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文学作品又具有十分强大的融合力，能够模糊现实与理想、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弥合束缚与自由、掩饰与显现的冲突，促进沟通，帮助人们摆脱生活框架的束缚，以全新的视角认识生活和对待生活。纳博科夫将自己的流亡体验转换成文字从笔尖流出，在小说中描绘流亡生活给他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和折磨，以及流亡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束缚和无奈。现实世界的纳博科夫在文学创作中找到叙事虚构真实的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纳博科夫自由穿梭于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暂时逃避现实世界的残酷，在虚构的世界中找到一种乌托邦式的满足。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现实”，只有用语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才是真实的，而作家的叙事目标恰恰在于追求“符号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