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了电话，进了检票口，下了回旋梯，又走一长段才到达月台。我一上车，就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吸烟区坐下来，那儿已是烟雾缭绕，让你的喉咙颇感舒适，最后还能给你留下一片健康的肺叶。我装满烟斗点燃，加入到吞云吐雾的行列中。
火车开动了，在东洛杉矶的田野间蜿蜒前行，慢慢加速，然后到达第一站圣安娜。我的目标没有下车。在欧申塞德和德尔玛尔也没下。到达圣地亚哥，我迅速跳下车，先拦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在这座古老哥特式风格的车站外等了八分钟，等贝雷帽帮我拿行李出来。然后，那个女孩也出来了。

我开了门走到隔壁，轻轻按了下门铃。里面没有动静，也没有脚步声。然后铁链突然哗啦一下，门打开了一条缝，里面透出光线，但看不到人影。有个声音从门后传来：“谁？”
“有糖吗？”
“没有。”
“那么在我收到支票前先给我点零用钱？”
里面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门缝开得更大了些，但铁链并没有摘掉，一张脸从门缝处露出来，一双阴郁的眼睛盯着我，在暗夜中像两汪潭水，高高的树丛中筛过来的光线映入这潭水中，幽幽地闪烁着。

“等一下，”她砰的把门关上。不一会儿，铁链从门闩中抽出来，门开了。
我小心地走进去，她往后退了几步离我远一些，“你听到了什么？请关上门。”
我用肩膀顶上门然后靠在上面。
“你们那些令人不快的谈话我都听见了，这儿的墙壁像一名舞者的钱包，薄薄的藏不住秘密。”

大概我的神情有些不正经，她突然伸出手指抓向我。
“我可不是饥渴的荡妇，”她咬着牙说，“把你的爪子拿开。”
我抓起她的另一只手，把她拉得更近些。她试图用膝盖顶住我的裆部。但是我们离得太近了，根本施展不开拳脚。然后她瘫软下来，头往后仰去，闭上双眼。她双唇微启，带着一丝冷笑。这是个寒冷的夜晚，冷雨使气温下降得厉害，但是我却浑身着火一般滚烫。

醒来后第一个感觉是如果这时有人对我大声说话，我会马上大哭。接着我感觉到脑袋胀得很大，似乎整个房间都容不下，前额到后脑勺之间似乎相距几千里，脑袋左右两边也遥遥相隔。除此之外，一阵阵沉闷的敲击声也令人心烦意乱。变得无限大的脑腔中萦绕着这种声响。
第三个感觉是不远处的什么地方一直发出嗡嗡的声音。第四个感觉是冰凉的水正顺着我的脊背向下流淌。床单紧贴着我的脸，这表明我是趴在床上——如果我的脸还存在的话。我慢慢翻过身坐起来，一阵哗啦的响声过后，一块打结的毛巾包着正在融化的冰块落了下来。某个十分疼爱我的家伙把它压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某个不太疼爱我的家伙则在这块冰上重击了一下。当然两件事也可能是一个人做的，人的情绪总是捉摸不定的嘛。

在距离峡谷三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块被照亮的小小的广告牌，上面有一个箭头指向海边，用斜体字写着“玻璃屋”。山路盘旋蜿蜒，两侧是建筑在峡谷崖壁上的房子，这些房子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屋外是修剪整齐的花园，还不时出现一两堵墨西哥风格的卵石墙或砖墙，墙砖每隔一两块就嵌上一些瓦片。
我驶下最后一段山路，海草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玻璃屋内透出的琥珀色灯光仿佛一层轻纱笼罩着周围，舞曲悠扬的曲调回荡在砖砌的停车场上空。我把车远远地停在海边，咆哮的大海仿佛就在脚下。停车场门口没人，你只管锁好车自己进去。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对方只是轻轻敲着，但是一直没停。我猜可能敲了好久，直到这声音穿透到我的梦中。我翻过身来仔细听着，有人试图拧开门把手，发现行不通又继续敲。我看了下手表，微弱的荧光显示刚过三点。我起身走到我的行李箱旁，从中取出手枪，走到门边，拉开一条缝。

我锁上门，钻入租来的车中，驱车离开寂静的车道，中途经过旅馆服务台，看到服务铃上的灯仍然亮着。整个地区还在沉睡中，但是山谷间运送建筑材料、石油和大宗货物的卡车轰隆驶过，有的挂着拖车，有的没有，它们装满了货物，而这些东西正是一座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路开着雾灯，卡车缓慢而沉重地爬上山坡。
大门五十米外篱笆尽头，她从阴影里闪身出来，爬进车里。我打开手电筒。海边雾号声响起，海面上出现了一架北爱尔兰直升机，它伴随着海浪的呼啸声飞行。我还没来得及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着烟，它已经划过天际飞远了。
这个女孩坐在我身旁，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一言不发。她没有看浓雾，也没有看前面卡车的车尾。她什么都没看，只是像座冰雕那样坐在那儿，神情僵硬而绝望，像要上绞架的犯人。
我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演员了。

“我并不爱你。”她说。
“为什么要爱我？咱们不要这么世俗。总有一些美好的时光值得怀念——即使只有片刻。”
我能感觉她温暖的躯体紧贴着我，起伏有致，充满生气，美丽的双臂紧紧环绕着我。
但是紧接着，黑暗中却响起了轻声抽泣，然后又是一阵平静。
“我恨你，”她的双唇轻触我的嘴唇，“不是因为做爱，因为完美的做爱从来不会有第二次，但是我们却做到得太快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你了，而我不想这样。这种事要么长长久久，要么一次也没有。”

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服务员说你找我，马洛先生——”她说，“你是马洛先生？”
她看起来像早晨刚刚绽放的玫瑰一般明艳，身穿一件墨绿色的宽松长裤，白色衬衫，外面罩一件绿色风衣，松松地搭着一条派斯里围巾，头戴一条发带，微风吹动发丝十分动人。

我停下来，借着朦胧的夜色看着她。下面不远处，大海正在变得像宝石一般湛蓝，但是不知怎么却无法让我想起弗米利耶小姐的双眸。一队海鸥向南飞去，它们紧紧聚成一群，却远不如北岛飞来的鸟儿那样整齐。洛杉矶机场的晚班飞机从海岸那边飞来，左右舷的灯光明灭可见，机身下面的警示灯闪闪发亮，然后它突然向海上转个大弯，准备飞往林珀菲尔德。

“我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四分之一夏威夷，四分之一菲律宾，四分之一黑人。你要是我，也会痛恨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瞒过别人的？我指的是大麻。”
他四处看看，“我只有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才抽。这关你什么事？关别人什么事？就算我被抓住，丢了这个垃圾工作，被扔进监狱，那又怎么样？我这一生本来就像坐监，一辈子出不来，满意了？”他喋喋不休，就像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样，刚刚还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现在话多得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但仍是那种低沉、疲惫、一成不变的语调。
“我没惹过任何人。活着，吃饭，睡觉。有空你可以来看看我住的地方。我住在波顿巷的一处老旧房子里，那实际是一条小胡同，房间简直是跳蚤窝，就在艾斯梅拉达五金公司的后面。厕所就是个搭的棚子，我洗澡就在厨房，用个锡盆。睡觉就在一个绽开了皮的破沙发上。那屋子里每样东西都得有二十多年历史了。这儿是富人的天堂，但是看看我，我也生活在富人的土地上！”

“……你相信上帝吗，年轻人？”这会儿他扯得更远了，但是看来我还得继续附和。“如果你说上帝是万能的，而这个万能的上帝让万事万物各有其规律，那我可不认同。”
“但是你应该相信，马洛。这是个巨大的安慰，我们最终都会回归自然，因为人终须一死，然后化为尘土。或许对于有些人而言，就是这么回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是这样。谈到来生，我有许多严肃的问题。让我在天堂跟刚果黑人、中国苦力、中东地毯贩子甚至好莱坞制片人住在一起，我实在不见得喜欢。我大概是个势利眼，尽管这种品味不高。我也无法想象天堂是由一位长着白胡子、受人尊敬的人物——我们这儿叫上帝——掌管的。这些都是心智不成熟的人的愚蠢想法。但是一个人的信仰再愚蠢也不该对他指手画脚。当然我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将会上天堂。事实上，那还真有点无聊。反过来，那些没受洗就夭折的婴儿和职业杀手、纳粹或苏共政治局成员同处十八层地狱，也让人不敢想象。一个人的良善行为，他伟大无私的英雄主义，他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中坚持下来的勇气——多么奇怪，尽管他有这些美好的品质，命运却比一般人曲折得多。这多么不合情理。别告诉我荣誉感只是人体的化学反应，舍己救人只是遵照现行的行为准则。难道上帝会乐意看到一只孤零零的野猫被毒死在告示板后头？难道上帝乐意让世间如此冷酷，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吗？适者又是适应的什么呢？哦，不，才不是。如果上帝真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创造出这么一个世界。没有失败，就不可能有成功，没有坚持，就没有艺术。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渎神，当世间一切都不对头的时候，上帝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上帝的日子还很长，很长。”
“您是个哲人，克拉伦登先生。不过您的话可是离题太远了。”

我为他关上门，没有再回到房间。等我沿路走向波顿巷时，经过那栋豪宅，惊动了那只鹦鹉，它尖着嗓子用西班牙语大叫：“是谁？是谁？谁？”
是谁？没有人，朋友，只是暗夜里从身边经过的脚步声罢了。
我轻轻走着，离开这个地方。

我缓步而行，漫无目的，但是我知道总会到达一个地方。一直都是这样。

我进退两难，但是情况还不算坏。我走到悬崖边，听着波浪拍打峭壁的声音。小海湾外波浪撞碎后闪烁着粼粼波光，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海湾内十分平静，波浪像巡视员一般缓缓而行。一会儿会有一轮明月升起，但是现在还是一片黑暗。
有人站在不远处，和我一样俯瞰着这片海湾。是一个女人。我等她走过来，她只要一动我就知道是不是认识她。没有任何两个人的举止会一模一样，就像没有任何两副指纹完全一样。
我点燃一支烟，把玩着打火机，让火焰在自己脸前摇曳，她已经来到我近旁。
“你能不能不要老跟着我？”
“你是我的客户，我得保护你。可能到我七十岁生日，会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没让你保护我，我也不是你的客户。你为什么不回家——如果你有家的话——不再惹人生厌。”
“你是我的客户——五千美元的佣金。我总得做点什么，就算只是等胡子长长这样的小事。”
“你真是无可救药。我给你钱就是想买点清静。你太不可理喻了，我也遇到过一些老顽固，但是没有比你更难缠的了。”

事实只能是这样。有些“事实”，是根据统计、报纸或录音机等形成。而有些“事实”，它们就是事实，因为它们不证自明，否则没有其他解释说得通。

这一切仿佛黑夜里突然暴发出的一声尖叫，但这是无声的呐喊。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黑夜里，因为黑暗的时刻总是充满了危险。不过我也常常在大白天就遇到这种情况——那种奇怪的恍然大悟的时刻，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这种案子一般情况下要熬许多年才能水落石出，但是此时此刻，我却突然“醍醐灌顶”一般明白了一切。

回洛杉矶的路上，我的车速不超过九十英里，不过偶尔也会有几秒超过一百英里。回到尤卡大道，我把车停在停车场，检查信箱，里面和往常一样没有信件。我爬上长长的红木阶梯，打开房门。一切如常，房间炎热沉闷，毫无生气。我打开两扇窗，到厨房给自己调了杯酒，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墙壁。不管去了哪儿，不管做了什么，最后还是要回到这里，回到这栋无意义的房子，这间无意义的房间，面对这堵无意义的墙。
我一口也没喝，把酒杯放在桌上，酒精治愈不了，什么也救不了这一切，只剩一颗冰冷的内心，一颗别无所求的心，冰冷地长在身体里。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话筒，不带一丝情感地说道：“我是马洛。”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
“是的。”

我不想占有你，没有人能占有你，我只想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