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们典型的基督教精神文化中，精神（Geist）和对精神的爱一直是纯粹正面和最值得追求的。只是在中世纪行将结束时，也就是在19世纪，精神开始退化为理智（Intellekt），那种难以忍受的理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的统治才得到反抗。这种理智主义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那就是把理智与精神混为一谈，并把理智的过失归咎于精神。当理智试图把精神的遗产据为己有时，它便有害于灵魂（Seele）了。理智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精神高于理智，它不仅包含理智，还包含情感（Gemüt）。精神是生命的方向和本原，追求那超人的光明高峰。与之对立的则是阴性的、黑暗的、属土的本原（“阴”）及其来自时间深处、与身体根源相联系的情感性（Emotionalität）和本能性（Instinktivität）。这些概念无疑是纯直觉的洞察，但如果想把握人类心灵的本质，这些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概念，因为正如中国哲学史所表明的，中国从未远离过核心的灵魂事实（seelischen Gegebenheiten），因此从未迷失于对单一心理机能的片面夸大或过高评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悖谬性和两极性一直都有清醒的认识。对立双方总能保持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标志；而片面性虽然总能提供动力，却是野蛮的标志。如今西方开始反抗理智，推崇爱欲（Eros）或直觉，我只能认为这是文化进步的标志，是意识突破了专横的理智所设定的过分狭窄的界限。

必须提到，正如人的身体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共同解剖结构，人的心灵也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底（Substrat），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kollektive Unbewusste）。这种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无意识心灵不仅包含那些能够变成意识的内容，还包含能够让人做出相同反应的潜在倾向。因此，集体无意识就是对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相同大脑结构的心灵表达，这样便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神话主题和象征，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能够相互理解。各种不同的心灵发展线索都出自一个共同的基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所有过往。甚至人与动物在心灵上的类似也源于此。
从纯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与人类共同的想象本能和行动本能有关。一切有意识的想象和行动都是在这些无意识原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并一直与之相联系，在意识的清醒度还不够高时尤其如此，也就是说，此时心灵的各种功能更多依赖于本能而不是依赖于有意识的意志，更受情感而不是理性判断的控制。这种状态保证了一种原始的心灵健康。然而，一旦环境变化要求更高的道德努力，心灵就立刻变得不适应了。仅仅对一个总体上一直保持不变的自然来说，本能才是足够的。因此，更多地依赖于无意识而不是依赖于有意识选择的个体，会倾向于明显的心理保守主义。原始人数千年都不发生变化，而且害怕一切陌生和异乎寻常的事物，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倘若他不够保守，这可能会使他不够适应，并且导致巨大的心灵危机，也就是导致某种神经官能症。只有通过吸收同化陌生的事物，才能使意识变得更高更广。这种意识倾向于自治，倾向于反抗旧的神祇，而这些神祇不过是迄今一直压制意识的那些强大的无意识原型罢了。
意识和有意识的意志越是强大和明显，无意识就被压抑得越深，意识结构就越有可能从无意识原型中解放出来。如此获得自由之后，意识结构便可挣脱单纯本能的锁链，最终达到一种丧失本能或与本能相对立的状态。这种拔除了根的意识再也不能求助于原型意象的权威，它固然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但也具有了一种无神的傲慢。它虽然翱翔于尘世之上，甚至翱翔于人类之上，但倾覆的危险也在于此。当然，面临这种危险的并非每一个个体，而是这样一种集体的弱者，他们会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无意识绑在高加索山上。智慧的中国人也许会借用《易经》的观点说：阳极阴生，阴生于午，由阳转阴。

如上所述，我之所以要走一条新路，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对人性的某一面采取强制措施，病人的根本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我在工作中一直坚信，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经验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些人轻易便超越了别人无法超越的问题。更进一步的经验表明，我以前所谓的这种“超越”乃是意识层次的一种提升。某种更高更广的兴趣在视域中出现了，随着视域变得开阔，尚未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再紧迫。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以逻辑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靠着一种新的、更强的生命指向而逐渐消解了。它并没有遭到压制而成为无意识，而仅仅是呈现在另一种光亮中，因此也变得有所不同。在较低层次导致最激烈冲突和充满恐慌的情感爆发的那些东西，现在从人格的更高层次来看，宛如从高山山顶上俯瞰山谷中的一场雷雨。这并不是说这场雷雨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说人已不在其中，反倒位于它之上。但从心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既是山谷又是山峰，因此感觉自己超越于人似乎是一种徒劳的幻觉。我们当然会感受到情感，并为之所动、受其折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觉知到一种更高的意识，它阻止我们把自己等同于情感，使我们能够客观待之，并可以宣称：“我知道我在受苦。”我们这部经典在谈到昏沉时说：“昏沉而不知，与昏沉而知，相去奚啻千里。”这也完全适用于情感。

在我的工作实践中，时常会遇到病人凭借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而超越自己，对我来说，这乃是最宝贵的经验。在此期间我终于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最大、最重要的人生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们表达了内在于一切自我调节系统的那种必然的两极性。它们不可能解决，而只能超越。因此我问自己，这种超越的可能性，也就是心灵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不是不正常的？仍然陷在冲突之中是不是病态的？每个人都必定至少潜在地具有这种更高的层次，在合适的环境中就能使这种可能性发展起来。当我认真考察那些悄无声息、仿佛无意识地超越了自我的人的发展道路时，我发现他们的命运有某种共同之处：无论产生于外部还是内部，新事物从那个晦暗不明的潜在可能性领域进入了他们，他们接受了新事物，并由此进一步成长。典型的情况是，有的人从外部接受新事物，有的人从内部接受新事物，或者毋宁说，新事物有时从外部落到人身上，有时从内部落到人身上，但绝不是全然来自外部或全然来自内部。如果来自外部，它将成为最内在的体验；如果来自内部，它将成为最外在的事件。但无论如何，它绝不会是凭借目的和有意识的意愿而产生的，而更像是溢出了时间之流。

我们总是急于尝试把一切都变成目的和方法，所以我故意表达得非常抽象，以免造成偏见。不能给新事物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否则它就成了可以“机械”复制的方法，于是又成了“邪人”行“正道”。命运安排的新事物很少甚至从未符合过有意识的期待，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神奇的是，虽然新事物往往与我们所知道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相抵触，但它是对整体人格极为恰当的表达，我们无法设想还有什么表达比它更完整。
为了取得进步，解放自己，这些人做了什么呢？据我所知，他们什么都没做（无为），只是让事情如其本然地发生，正如吕祖所教导的，如果一个人不放弃他的日课，神光就会按照自己的法则运转。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无为而为，“放开自己”，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所传授的这些技艺成为我成功打开通向道的大门的钥匙：在心灵上必须听任事情发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鲜为人理解的真正技艺。一般人的意识总是在干预、帮助、纠正和否定，从来不让心灵过程宁静地简单发展。这项任务本来是足够简单的。（如果简单不是一切事情中最难的话！）它所要做的仅仅在于，首先客观地觉察心灵发展中的某个幻念（Phantasiefragment）。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了，但困难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人似乎没有什么幻念——或者有——但这太愚蠢了——我们可以举出上千条好理由去反驳：“我无法全神贯注于它”“它太无聊了”“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不过是……而已”，等等。事实上，意识提出大量异议，往往就是要清除这些自发的幻想活动，即使我们决意要让心灵过程不受干扰地进行。在许多情况下都存在一种生硬的意识痉挛（förmlich Bewusstseinskrampf）。
即使成功地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意识随后仍然会进行评判，试图对幻念进行解释、分类、美化或贬低。这样做的诱惑简直无法抗拒。全面而忠实地觉察一段时间之后，意识的急躁就可以得到遏制，这是必须的，否则就会产生阻碍性的力量。但在每次觉察幻念时，都必须把意识活动重新搁置一旁。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的结果起初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这些幻念原本就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此外，获得幻念的途径也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写出来最容易，对另一些人来说想象出来最容易，还有人则愿意将它们有形或无形地描绘出来。在意识高度痉挛的情况下，往往只有手可以表达幻念，他们会画出一些对意识来说往往完全陌生的图案。
这样的修炼必须坚持到意识痉挛完全释放，或者说直到能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是修炼的下一个目标。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能接受非理性和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彻底吸引住了，那么这种态度不啻一种毒药；但对那些通过完全自觉的判断力，只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选择那些适合他们意识的事情，从而逐渐步出生命之流而陷入一潭死水的人来说，这种态度则具有极高的价值。

向欧洲人解释这类著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在于，中国作者永远从中心出发，即他想要达到的目的、目标或最深的终极境界。也就是说，其出发点对人的要求相当高。即使是一个具有理智批判性的人，倘若他胆敢对伟大的东方人极为微妙的心灵体验进行理智讨论，也会感觉自己是带着可笑的自命不凡在说话，甚至是满口胡言。例如，我们这部《太乙金华宗旨》的开篇说：“自然曰道。”《慧命经》的开篇说：“盖道之精微，莫如性命。”
西方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根本没有“道”的概念。“道”这个字由“首”和“走”这两个字组成。卫礼贤把“道”译成“Sinn”（意义），还有人将其译为“Weg”（道路）、“Providence”（神意），耶稣会士甚至将其译为“Gott”（神）。由此可见翻译的困难。“首”可以理解为意识，“走”可以理解为“走路”，于是“道”这个概念就是“有意识地行走”或“自觉的道路”。与此相一致，“天光”，即“居于两目之间”的“天心”，被认为与“道”同义。“性”与“命”就包含在“天光”中，根据柳华阳的说法，“性”与“命”是“道”最重要的秘密。这里“光”是“慧”的象征，而“慧”的本质又通过光的类比得以表达。《慧命经》的开篇是这样一首诗：
欲成漏尽金刚体，
勤造烹蒸慧命根。
定照莫离欢喜地，
时将真我隐藏居。
这首诗包含了某种炼丹术指导，一种产生“金刚体”的方法或途径，这在《太乙金华宗旨》中也有提及。为此，“烹蒸”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必须对“慧”进行提升，神的居所才能被“照亮”。需要提升的不仅是“慧”，还有“命”本身。两者结合便产生了“慧命”。由《慧命经》可知，古代圣贤通过“慧”“命”兼修，已经知道如何弥合“慧”与“命”之间的鸿沟。“舍利由此而炼，大道由此而成。”
如果把“道”理解成将分离的东西统一起来的方法或自觉的道路，我们可能就接近了“道”这个概念的心理学内容。无论如何，大概只能把“慧”与“命”的分离理解成前面所描述的意识的偏差（Abweichung）或根基的脱离（Entwurzelung）。毫无疑问，使人意识到对立面，也就是“回光”，意味着与无意识的生命法则重新统一，目的在于获得自觉的生命（“慧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成道”。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更高的意识层次上，对立面的统一并不是理性的事情，也不是意志的事情，而是用象征表达的心灵发展过程。在历史上，此过程一直是以象征来表达的，到了今天，个体人格的发展仍然是通过象征来阐明的。对我来说，这一事实来自以下经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自发产生的幻念逐渐深化和集中到某些抽象结构周围，这些结构似乎表达了“本原”（Prinzipien）、真正的灵知本原（gnostische archai）。如果这些幻念主要以思想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出现的就是对隐约感觉到的法则或本原的直觉表述，这些法则或本原往往会被戏剧化或人格化。（我们稍后还会讨论这一点。）如果这些幻念被画出来，那么出现的就是象征图案，其主要类型是所谓的“曼荼罗”（Mandala）。曼荼罗意指圆圈，尤其是魔圈。曼荼罗不仅见于整个东方，在西方也不鲜见，中世纪绘制的大量曼荼罗便是明证。基督教曼荼罗尤其见于中世纪早期，多是基督位于中心，四位福音书作者或他们的标志位于四个方位基点。这种观念必定非常古老，因为埃及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描绘荷鲁斯（Horus）和他的四个儿子。（据说荷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与基督和四位福音书作者密切相关。）后来，在雅各布·波墨（Jacob Böhme）讨论灵魂的书里有一幅清晰的、极为有趣的曼荼罗。很容易看到，这幅曼荼罗与一个具有强烈基督教特征的心灵宇宙体系有关。波墨把它称为“哲眼”或者“智慧之镜”，这显然意指一些秘密知识。曼荼罗的形状多为花朵、十字或轮子，而且明显倾向于以“四”作为结构基础（这让人想起了毕达哥拉斯主义体系中的基本数“圣四”[Tetraktys]）。这样的曼荼罗亦可见于普韦布洛（Pueblos）印第安人仪式中使用的沙画。不过，最美的曼荼罗当然出自东方，尤其是藏传佛教。《太乙金华宗旨》里的象征图案也是用这些曼荼罗描绘出来的。我还在精神病人那里发现了曼荼罗图案，这些病人对我们讨论的联系当然一无所知。
我的病人中有一些妇女，她们不是把曼荼罗画出来，而是用舞蹈将其表现出来。在印度，这被称为“曼荼罗舞”（Mandala nritya），舞姿表达了与绘画相同的意思。病人们很少能够说出曼荼罗图案的含义，而只是为之着迷，觉得它们完全能够表达并作用于其主观的心灵状态。

我们这部经典承诺“揭示太乙金华的秘密”，“金华”即“光”，“天光”即道。“金华”是一个曼荼罗图案，我常常会在我的病人那里碰到。“金华”要么在俯视图中被画成一种规则的几何装饰，要么在正视图中被画成从一株植物里长出的花朵。这株植物往往具有火焰一般的明亮色彩，从黑暗的背景中生长出来，顶部绽放着光之花（与圣诞树的形象相似）。这样的画同时也表达了金花的产生，因为根据《慧命经》的说法，“原窍”（Keimblase）就是“黄庭”“天心”“灵台”“寸田尺宅”“玉城之帝室”“玄关”“先天窍”“海底龙宫”，它也被称为“雪山界地”“元关”“极乐国”“无极之乡”“修慧命之坛”。《慧命经》说：“修士不明此窍，千身万劫，慧命则无所觅也。”
天地之初，万物未分，因此即将作为最高目标出现的东西仍然位于幽暗的无意识海底。在原窍之中，意识和生命（性—命）仍然“合而为一”，“融融郁郁，似炉中火种”。“夫窍内有君火”，“漏尽之窍，凡圣由此而起”。请注意火这个比喻。我知道一系列欧洲曼荼罗图案，显示有一个被层层包裹的植物种子似的东西在水中漂流，火焰从下面很深的地方穿透种子使其成长，从原窍中生出一朵硕大的金花。
此象征与一种修炼时的炼丹过程有关，阴中生阳，“水乡铅”中生出“尊贵”的金。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无意识变成了意识。（印度的昆达里尼瑜伽[Kundaliniyoga]与此非常相似）这样一来，性与命便统一起来。
我的病人们当然不是通过暗示才画出这些曼荼罗图案的，因为早在我知道它们的含义及其与东方修炼（当时我对此还非常陌生）的关联之前很久，类似的图案就已经有了。这些图案是非常自发地产生的，它们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无意识，由它自发产生了这些幻象；其二是生命，全身心地投入生命就能带来对自性的直觉。对自性的觉知表现在曼荼罗中，无意识迫使人投入生命。与东方人的观念完全一致，曼荼罗图案不仅是表达，而且会产生作用，它会反过来作用于其创作者。曼荼罗图案中隐藏着非常古老的魔力，因为它最初源于“围圈”（hegenden Kreis）或“魔圈”（Bannkreis），其魔力保存在许多民间习俗中。这种图案显然是为了画出一种“原始沟迹”（sulcus primigenius）、一种围绕着中心的有魔力的沟纹、一种最深层人格的“圣域”（templum或temenos），以防止“外泄”，或者说要以辟邪的手段防止因外界影响而造成偏离。这种魔法习俗其实只是心灵事件的投射，而它们又反过来作用于心灵，就像施魔法于自身的人格，即通过直观操作使人的注意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人的关切）回到内在的神圣领域。这里是灵魂的起源和目的，包含了性与命的统一。我们曾经拥有这种统一，但后来失去了，现在要把它重新找回来。

安娜·金斯福德的合作者爱德华·梅特兰（Edward Maitland）对自己核心体验的描述与此非常相似。接下来我将尽可能按照他的原话叙述。他发现，在反思一个念头时会有一长串相关的念头出现，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念头的真正来源，对他来说那就是神圣的精神（der göttliche Geist）。通过集中于这一系列念头，他试图追溯它们的起源。他说：
我开始尝试时绝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任何期待。我只是在对这种官能进行实验……我坐在写字台前，想把结果按顺序记下来。我决心把我外在和周围的意识都记录下来，无论我能走进我内在的核心意识多远。因为我不知道一旦放开前者，我是否还能重新获得它，或者是否还能回想起刚才体验到的东西。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最终如愿以偿。由于要竭力同时关注意识的两个极端，我的精神十分紧张。开始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爬一架长长的梯子，从一个系统的周围爬向它的中心，该系统同时也是我的系统、太阳的系统和宇宙的系统。这三个系统既不同又相同……最终，通过最后一次努力……我成功地把我的意识光线都集中在所盼望的焦点上。就在这时，那些光线仿佛突然被点燃，融为一体，我面前是一片难以形容的耀眼白光，其强大的力量几乎把我击退。……虽然我感到进一步探究这种光对我来说已不再必要，但是为了更有信心，我还是决定尽力穿透那几乎使我失明的光芒，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成功了。……它是圣子的二性……未显现的显现出来，未界定的得到界定，未成为个体的成为个体，作为主的上帝以其二性证明了上帝既是本体又是力，既是爱又是意志，亦阴亦阳，亦父亦母。
他发现上帝像人一样是合二为一的。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了我们这部经典中也强调的东西，即“止息”。他说普通的呼吸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呼吸，仿佛有另一个异于其身体器官的人正在他内部呼吸着。他认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隐德莱希”（Entelechie），使徒保罗所说的“内在基督”，“在肉体和现象意义上的人的内部所产生的精神的和实质的个体，从而代表着人在超越层次上的再生”。

人凭借有意识的意志无法达到这种象征的统一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意识是偏执的。其对手是集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理解不了意识的语言，因此需要让那些包含着原始比喻的有魔力的象征与无意识进行对话。无意识只有通过象征才能企及和得到表达，因此个体化（Individuation）离开了象征是不可能实现的。象征一方面是无意识的原始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与意识产生的最高洞见相对应的观念。
我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曼荼罗图案是最近在津巴布韦发现的一幅旧石器时代的所谓“太阳轮”。它也建立在“四”的原则基础上。人类历史上如此久远的东西自然会触及无意识的最深层，并能在意识语言显得相当无力的地方来把握无意识。这些东西不可能是构想出来的，而只能从遗忘的黑暗深渊中再次生长出来，这样才能表达意识的最大洞见和精神的最高直觉，从而把当下意识的独特性与生命的久远过去融合在一起。

只要受到严格限制但极为清晰的个体意识遭遇到集体无意识的巨大扩张，就会发生危险，因为集体无意识对个体意识有一种明显的瓦解作用。根据《慧命经》的说法，这种作用属于中国瑜伽修炼的独特现象。经上说：“分念成形窥色相，共灵显迹[化虚无]。”书中附有一图，图中一位修行者正在静坐，其头部被火焰环绕，从火焰中产生了五个人形，而这五个人形又分裂成二十五个更小的人形。倘若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将是一个精神分裂症过程。因此图解中说：“神火化形空色相，性光反照复元真。”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此书又重新回到了“围圈”这种保护图。此圆圈旨在防止“外泄”，保护意识的统一性不被无意识所驱散。此外，中国思想还试图以下面的方式减弱无意识的瓦解作用：它把“分念”称为“空色相”，这样便尽可能地减弱了它们的力量。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中阴闻教得度》（《西藏度亡经》）对死者的教导中，它甚至认为无论善神还是恶神都是需要破除的幻相。当然，心理学家没有能力判定这种思想在形而上学上是对是错，而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地确定什么东西对心灵有作用。在此过程中，他不必操心相关的形相（Figur）是不是一种超验的幻觉，决定这一点的是信仰，而不是科学。长期以来，我们现在的活动似乎一直处于科学领域之外，因此完全被看成虚幻的。但这种看法毫无根据，因为这些事件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科学问题，无论如何，它们超越了人类的知觉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不可能得到证明。心理学家并不关心这些情结的实质，而只关心心灵体验。它们无疑是可以体验的心灵内容，且具有毋庸置疑的自主性。它们是一些心灵的子系统（Teilsysteme），要么在出神的状态下自发出现，在一定环境下产生强烈的印象和效果，要么则以错觉和幻觉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成为精神错乱，摧毁人格的统一性。

倘若分裂倾向并非人类心灵的固有特性，那么这些心灵子系统根本就不会分开，换句话说就不会有各种灵体或神祇。也正因如此，我们这个时代才如此无神和世俗：因为我们不了解无意识的心灵，因为我们只崇拜意识。我们真正的宗教是意识的一神教（Monotheismus des Bewusstseins），我们被意识所控制，狂热地否认有自主的子系统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念与佛教的瑜伽学说大相径庭，因为我们甚至否认这些子系统是可以经验的。这里有一种巨大的心灵危险，因为那样一来，这些子系统的表现将会类似于其他被压抑的内容：它们不可避免会引发错误观念，因为被压抑的内容会以非本真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意识中。这个在所有神经官能症案例中都很显著的事实也适用于集体的心灵现象。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我们相信可以用理智来评判宗教事实。比如拉普拉斯（Laplace）就认为上帝是一个假说，可以用理智加以肯定或否定。我们完全忘记了，人类之所以相信“魔鬼”，其理由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而是完全基于对自主子系统的强大内在作用的朴素认识。用理智来批判这种作用，或者称之为错误，并不会消除这种作用。这种作用总是以集体的方式存在着，自主的系统也一直在起作用，因为短暂的意识波动不会触及无意识的基本结构。
如果我们否认子系统的存在，并指望通过批判名称来消除它们，那么它们的持续作用就不可能被理解，也就不再会被意识所吸收。这样一来，它们就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干扰因素，我们最终会认为它存在于外部的某个地方。由此便产生了子系统的一次投射，同时也导致了一种危险情形，因为这些干扰作用现在被归于外在于我们的一种恶念，我们当然找不到它，除非是在我们邻居那里，即“河的另一边”。这导致了集体幻觉和战争起因，简而言之就是导致了毁灭性的大众精神病。

精神错乱就是被一种无意识内容所控制，这种内容本身未被意识吸收，也不可能被吸收，因为意识已经否认了这种内容的存在。用宗教语言来说：人已不再恐惧神，一切都以人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傲慢，亦即意识的褊狭，始终是通往精神病院的捷径。
《慧命经》中所说的“神火化形空色相”可能会让理性的欧洲人产生共鸣。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欧洲化，似乎很适合我们的理性。事实上，我们自诩意识已经达到了如此清晰的程度，是因为这些神祇的幻影似乎早已被我们抛在身后。但我们抛掉的仅仅是语词的幽灵，而不是那些导致神祇产生的心灵事实。我们仍然受制于我们自主的心灵内容，就好像它们是神祇一样。今天，这种控制被称为恐惧症、强迫症等，或者简而言之，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今，众神已成为疾病，宙斯统治的不再是奥林匹斯山，而是腹腔神经丛（Plexus solaris），他导致了需要医生诊断的怪病，或者扰乱了政客和记者的大脑，从而无意中引起了精神传染病。
因此，西方人最好一开始不要对东方智者的秘密洞见了解太多，否则就会“邪人行正道”。西方人不应再次理所当然地认为鬼神是一种幻觉，而应重新体验这种幻觉的实在性。他应该学会重新认识这些心灵力量，而不是等到他的情绪、神经质和妄想以极为痛苦的方式向他表明，他并非自己的唯一主宰。分裂倾向是具有相对实在性的起作用的心灵人格。当它们没有被认作实在从而被投射出去时，它们是实在的；当它们与意识发生联系（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存在一种崇拜）时，它们也是相对实在的；但是就意识已经开始脱离其内容而言，它们是不实在的。但是要想让后一种情况出现，我们必须彻底穷尽生命，以至于生命中已经不再有任何未尽之义务，因此不再有任何不能随意抛开的欲望，也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内心超越世界。在这一点上，自欺是没有用的。只要我们还有所牵挂，就做不了自己的主，而只要做不了自己的主，就意味着还有某种比自我更强大的东西。（“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把某种东西称为“瘾”（Sucht）还是“神”并非无关紧要。服务于瘾是应受谴责的和不值得的，而服务于神则要有意义和有前途得多，因为这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更高的不可见的精神存在。人格化引起了自主子系统的相对实在性，从而使吸收成为可能，也使生活的力量变得不再实在。如果神得不到认可，就会产生自私的瘾，从而导致疾病。

根据这部经典的说法，属于无意识形相的不仅有神，还有魂和魄。卫礼贤把“魂”译成了“阿尼姆斯”（Animus）。事实上，用“阿尼姆斯”这个概念来指称“魂”是非常合适的。“魂”这个字由“云”和“鬼”组成，因此魂的意思是“云鬼”，是一种更高的“气灵”（Hauchseele），属于阳性本原，因此是男性的。人死后，魂上升为“神”，即“不断伸展和自我显示的”灵或神。卫礼贤把“魄”译成了“阿尼玛”（Anima），“魄”字由“白”和“鬼”组成，亦即“白鬼”，是一种较低的阴间“体灵”（Körperseele），属于阴性本原，因此是女性的。人死后，魄下降为“鬼”，往往被解释为“再来者”、幽灵、鬼魂。人死后魂与魄分道扬镳，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人看来，魂与魄是可区分的心灵因素，显然有不同的作用，尽管它们本来统一地存在于“一灵真性”，但“既落乾宫，便分魂魄”。“魂在天心，昼寓于目（在意识中），夜舍于肝”，“此自太虚得来，与元始同形”。而魄则是“沉浊之气也，附于有形之凡心”，“一切好色动气皆魄之所为”，“觉则冥冥焉，渊渊焉，[拘于形也，]即拘于魄也”。
多年以前，在卫礼贤让我知道这部经典之前，我对“阿尼玛”这个概念的使用就与中国人对“魄”的定义非常相似，当然，这要撇开其形而上学前提不谈。对心理学家来说，阿尼玛并不是什么超验的东西，而是完全可经验的。中国人对魄的定义也清晰地表明，情感状态是直接的经验。那我们为什么要说“阿尼玛”而不直接说“情感”呢？原因在于：情感有自主性，因此大多数人都受制于它。但情感是可划定界限的意识内容，是人格的一部分。作为人格的一部分，情感具有人格特征，因此很容易被人格化，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正如前面引述的例子所表明的。人格化并非无用的发明，因为受情感影响的个体不会无动于衷，而是会显示出与平日大不相同的非常确定的特征。细致的研究表明，男性的情感特征具有女性特点。从这一心理事实产生了关于“魄”的中国学说以及我的“阿尼玛”概念。更深的内省和出神体验揭示出，无意识中存在着一个女性形象，因此会有“Anima”[阿尼玛]、“Psyche”[心灵]、“Seele”[灵魂]等阴性名词。我们也可以把阿尼玛定义为男性在女性方面的一切经验的意象（Imago）、原型或反映。因此，阿尼玛的形象一般会被投射为女性。我们知道，诗歌往往会描写和歌颂阿尼玛。超心理学家（Parapsychologen）会对“鬼”这个中国概念与阿尼玛的关系感兴趣，因为“制”往往是异性的。

虽然我非常赞成卫礼贤把“魂”译为“阿尼姆斯”，但有一些重要的理由促使我用“逻各斯”（Logos），而不是用在其他情况下都很合适的“阿尼姆斯”来表示男性的精神，表示其清晰的意识和理性。西方心理学家必须面对中国哲学家所没有的一些困难，因为和所有古代精神活动一样，中国哲学也是男性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从未从心理学上去理解中国哲学的概念，因此从未检验过它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女性心灵。但心理学家不可能无视女性及其特殊心理的存在，因此我愿意把男性那里的“魂”译成“逻各斯”。卫礼贤在其翻译中用“逻各斯”来表示“性”这个中国概念，“性”也可以译成“Wesen”[本质]或“schöpferisches Bewusstsein”[创造性的意识]。人死后魂成了“神”，在哲学上“神”与“性”很接近。中国概念从来不具有我们这种意义上的逻辑性，而是一些直觉的观念，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其用法、汉字结构或某些关系（比如魂与神的关系）来推断其含义。于是，魂是男性那里的意识之光和理性之光，它源于“性”的“种子理性”（logos spermatikos），人死之后经由“神”而回归道。在这种用法中，“逻各斯”一词特别合适，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普遍本质的观念，而且也包含了这样一种意思，即男性清晰的意识和理性是普遍的而不是专属于个体的。它也不是某种人格的东西，在最深的意义上乃是非人格的，从而与以完全人格的情绪来表达自己（因此会有憎恶！）的阿尼玛截然相反。

鉴于这些心理学事实，我决定把“阿尼姆斯”一词专门留给女性，因为“女性没有阿尼玛，但有阿尼姆斯”（mulier non habet animam, sed animum）。女性心理学显示了一个与男性的阿尼玛相对应的要素，它首先不是情感性的，而是准理智的（quasi-intellektull），用“偏见”一词来刻画是最合适的。与女性的意识性（bewusste Wesen）相对应的是男性的情感性，而不是“心智”。心智其实是“灵魂”，或者毋宁说是女性的阿尼姆斯。正如男性的阿尼玛首先是由低阶的情感关联（affektive Bezogenheit）组成的，女性的阿尼姆斯则是由较低的判断或者毋宁说是意见组成的。（若想有更深入的了解，读者可参见前引我的那篇文章，这里我只能一般地提及。）女性的阿尼姆斯是由许多偏见组成的，因此不能化身为一个形相，而往往要化身为一组或一群形相。（超心理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派珀夫人（Mrs. Piper）所谓的一组“天将”[Imperator]。）阿尼姆斯在较低层次上是一种低阶的逻各斯，是对分化的男性心智的模仿，就像阿尼玛在较低层次上是对女性厄洛斯（Eros）的模仿（Karikatur）。正如“魂”对应着被卫礼贤译成“逻各斯”的“性”，女性的厄洛斯也对应着被卫礼贤解释成“厄洛斯”的“命”。厄洛斯把事物交织在一起，而逻各斯则是使认识分化的澄清之光。厄洛斯是关联，而逻各斯则是辨别和去除关联。因此，女性的阿尼姆斯中低阶的逻各斯会表现为不着边际从而让人无法理解的偏见，或者与事物的本质毫不相干的意见。

“心理主义”的骂名只适用于那些自认为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心灵或灵魂的愚人，这样的愚人实在太多了；对心灵事物进行贬低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偏见，尽管我们知道怎样对“心灵”夸夸其谈。如果我使用“自主心灵情结”这一概念，大家会立即产生一个偏见：“只不过是个心灵情结罢了。”我们为何能够如此确定心灵“只不过是”呢？我们仿佛根本不知道，要么就是一再忘记，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都是相（Bild），而相就是心灵。那些认为把上帝看成心灵的推动者或被推动者（自主情结）就是贬低了上帝的人会受到无法控制的情感和神经官能症状态的折磨，他的意志和整个生活智慧将会一败涂地，这是否证明了心灵的无能呢？当埃克哈特大师说“必须让上帝在心灵中一次次再生”时，他也该被指责为“心理主义”吗？我认为，应当拿“心理主义”去指责这样一种理智，该理智否认自主情结的真正本质，并想按照理性的方式把它解释为已知事实的结果，亦即解释为非真实的。这一判断与“玄学”断言同样傲慢，玄学断言试图超越人类的界限，将我们的心灵状态归因于一个我们无法经验的神。心理主义只不过是玄学冒犯性态度的反面，恰恰和后者同样幼稚。但是在我看来，赋予心灵和经验世界以同样的有效性，承认它们具有相同的“实在性”要合理得多。对我来说，心灵是一个世界，自我就包含在这个世界之中。也许还有些鱼相信它们包含着大海。若想从心理学去考察玄学，就必须摆脱这种常见的幻觉。
“金刚体”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玄学论断。“金刚体”是在“金华”或“寸田”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毁灭的气息身体（Hauchkörper）。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个身体象征着一个显著的心理事实，由于是客观的，此心理事实首先投射为生命经验所提供的形式，即果实、胚胎、婴儿、生命体等。这一事实可以最简洁地表达为：并非我活着，是它使我活（nicht ich lebe, es lebt mich）。对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幻觉使我相信：我活着。如果通过承认无意识而打破这种幻觉，无意识就会显现为某种包含着自我的客观的东西。这种对待无意识的态度类似于原始人的感觉，对原始人来说，儿子保证了生命的延续。这种非常典型的感觉甚至可能以一些古怪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古老的非洲人在责骂他不听话的儿子时会大喊：“他的身体是我的，却不听我的话。”

▷▷欧洲曼荼罗的例子

下面这些图画都是我的病人按照前文中提到的方式所作的，最早的一幅作于1916年。所有这些图画都是在没有受到任何东方影响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四幅画中出现了《易经》卦象，是因为作者读过理雅各翻译的东方圣典系列，之所以要将其绘制成图，是因为这位（受过学院教育的）病人觉得这些内容对她的人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据我所知，还没有一幅欧洲的曼荼罗（我有相当丰富的藏品）能够达到东方曼荼罗从习惯和传统中建立起的和谐与完美。因此，我从不计其数的各种欧洲曼荼罗中挑选了十幅，它们至少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清晰地表明东方哲学与无意识的欧洲观念形成（Ideenbildung）之间的平行性。

1. ♀金花是所有花中最绚烂的花。
2. ♀从中央的金花向外辐射出象征丰饶的鱼（对应密宗曼荼罗的雷电）。
3. ♂中央是发光的花，周围是八扇门的墙。星星围绕中心旋转。整体被构想为一扇透明的窗户。
4. ♀气界与土界（鸟与蛇）的分离。中央是有金星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