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欧洲的农民来自安纳托利亚,时间约为公元前6500年,他们可能与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的加泰土丘的居民有一定联系。在今天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以及更东之处,人们住在泥砖建起的房屋中,后来的地层直接叠压在更早期的地层上,经年之后,便形成了所谓的台形土丘,它们矗立在平原上。在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大陆和各个岛屿上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近海之处更有海产品补充食物来源。从匈牙利平原开始,跨过黄土平原,直到西边的法国和荷兰,一种独特的文化产生了,人们居住在长屋中,这种屋子很可能一头住人,另一头住着动物。最早的农民约在公元前4200年抵达英国,他们带来了驯化的小麦、大麦、牛、绵羊和猪。在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人们创造出了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它可能与更早期的中石器时代游牧群体的生活方式之间有着某种连续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最后一批这样的群体也采纳了农耕的生活方式,而北方的人则发展出了不定居的生活方式,并常常使用驯鹿,这些生活方式中有一部分至今依然存在。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群体都发展出了作为他们文化生活中心的各种魔法实践。
表6.1 史前欧洲到罗马帝国的简略年表。农业和金属最初出现的时间在欧洲东南部最早,在西北部最晚
我们对魔法的探索将会回到铁器时代,它在约2000年前结束。中石器时代的群体可能主要是冰河时期猎人的后裔,我们可以从非定居的早期生活方式、较少的人口及群体内部总体较为平等这些方面看出这种延续性。中石器时代的群体同样也创造出了某些有利于后来的农民进入欧洲的生活条件。在20世纪的观点看来,中石器时代的群体人数很少,被动而原始,在黑暗而无止境的原始森林之中躲躲藏藏。但如今我们强调的是更广阔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类群体这二者的驱动力。这种强调部分来自偶然发掘出的保存极为完好的考古学遗址,以及对它们进行的当代最高标准的分析。
图6.2 欧洲地形及文中提到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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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的欧洲同时有三套魔法传统:首先是基于太阳、月亮及其他天体的占星学;其次是一系列将手工艺品和尸体精心埋藏在自然环境中的实践,人们以这种方式与土地之灵交易,也可能与人类死者交易;最后一种与转化和创造强大物品的兴趣有关,在人们长期利用物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它同样也体现在铁器时代晚期所谓的凯尔特艺术中。如上一章所述,在凯尔特艺术中我们能看到欧亚大草原的影响。欧洲的魔法呈现的是超越性、交易和转化的混合体,后两者可能格外重要。亚瑟王的传说中有两个元素根源深远,可以追溯到史前欧洲:其一是将最贵重的剑扔进水中,它原本就是从这水中浮出来的;其二则是物品像人一样具有力量和生命的观念。如今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欧洲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史,改变的动力来自技术的革新;但亚瑟王的传说让我们知道,不少古代欧洲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更偏向于魔法,而不是科学。
欧洲是考古学上研究得最透彻的大陆之一,我们因此知道,不同时代的人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植物、动物、生活空间、坟墓和手工艺品交融共存。地中海世界的影响显然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欧洲与欧亚大草原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公元前600年前后,整个欧亚大草原联结在一起,其中也包括欧洲的草原部分,新的力量也就此从中产生。在西欧,人类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建造了一系列纪念建筑,在复杂的建造过程中使用了石、木和土等材料,并将尸骨、植物、动物和手工艺品埋藏其中,埋藏的方式也高度模式化。在不少例子里,建筑与天体的对应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像巨石阵这样最为著名的遗址常常被仔细研究,让我们得到了大量的证据,虽然这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概括。从中石器时代(大约1.2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代,本章会从这一时代讲起),一直到中世纪,埋藏重要的手工艺品和尸骨的过程都具有一定的模式,这证明人类与这个世界诸力量的交易也有一定的模式。这些证据在分类上难以捉摸,有时会被归入“艺术”,它们说明人类常常将物品与模糊性、转化和奇迹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在铁器时代之后尤为如此。现在,我们将以西方人的视角来探索这些联系,同时关注欧亚大陆共有的万物有灵论,尽管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万物有灵论的物质表现形式是千变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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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史前欧洲的魔法传统 公元前1万—公元元年】

虚构的魔法故事是以魔法事实为基础的。亚瑟王的传说最早于中世纪早期形成书面文本,蒙茅斯的杰弗里于1136年前后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是其中最全面也是最早期的一部。在此书中,我们看到了亚瑟和魔法师梅林,以及另一个主要角色——亚瑟的王者之剑(Excalibur,它可能是各种威尔士传说中被称作Caledfwlch的武器的拉丁化版本)。湖中仙女这个角色要到后来才会出现,而且不仅出现在亚瑟王的系列故事里,更出现在西欧各地的传说中。正是她从湖里把剑交到亚瑟王手中,在某些版本的故事里,亚瑟死后,人们又将王者之剑还回湖中。(见图6.1)我们将从现今约克郡的一处湖泊边上开始我们的史前欧洲魔法故事,这个湖名叫弗利克斯顿湖,在约1万年前就有人类住在它附近,他们会小心地将一部分狩猎来的动物和手工艺品抛入湖边的浅水中。在这样远古的时代,并没有任何剑或金属存在,但水的诱惑却是存在的。我们将会看到,将重要的物品精心埋藏在土中或沉入水中的传统极为悠久,在欧洲,这种传统从史前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在人们看来,王者之剑这样的物品拥有超过其功能的力量,这些物品中有不少有着自己的名字,就像人一样,也有自身的生平传记。
蒙茅斯的杰弗里记叙的英国历史从特洛伊人开始,按他的说法,是特洛伊人建立了英国的皇室血统,这一点让我们无法将他的所谓历史当作史实看待。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时代里,从马洛礼到丁尼生的许多人反复重写亚瑟王的历史,它们常常会变成畅销书,再后来还成了好莱坞奇幻影视剧的主题。这些故事有强烈的感染力,错综复杂,有时还会自相矛盾。纠缠的史实和幻想之间交织着早已被人忘却的魔法,它们的深历史要通过考古学才能复原。

图6.1 亚瑟王的一名骑士将王者之剑归还到湖中,从湖里伸出一只手,接过了它。画的前景中是垂死的亚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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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暗,屋内的物件变得模糊不清。众所周知,贝克特不喜欢过多的交谈。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斥着对那些喋喋不休、叽叽喳喳之人的厌烦。最终,我鼓起勇气问他正在写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而且又有什么用呢?”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墓地。我向他讲述了我位于香农河一座岛上的坟墓,那里如此偏僻,有几座教堂,屋顶敞开,任由天空俯瞰,野鸟在墓地上空盘旋进出,墓碑上布满了青苔。他感到惊讶,并问我是否打算回去接受永久的“怨恨剂量”。他可能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所遭受的可怕对待,当局和爱尔兰的殡葬业者对他的遗体是如此反感,以至于它从未被运回祖国。这时,我想起1964年初次见到贝克特后不久,他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也许是他发给许多人的宣言——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在都柏林,并在埃尔弗里商店买了一顶黑色丧帽。然而,他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爱尔兰特质——他的声音、步态、手杖,以及他笔下“道路与沟渠间废墟遍布的土地、可爱的乡间小路、雏菊、绵羊、羔羊、胎盘”,这些都是他与父亲在山间漫步时观察到的景象,还有远处石匠银铃般的捶击声。就连辛格也未曾以如此深情捕捉过爱尔兰。我总将杰克·叶芝、辛格和贝克特视为同类,他们志趣相投,是高贵血统的流浪者,用双脚丈量过那些终将被他们以绘画或语言神圣化的土地。我最初读到他的文字,是在伦敦图书馆四楼那个昏暗的角落。我偶然邂逅一本印有叶芝画作复制品的书——一本让我极想窃走的书。贝克特在简短而闪耀的序言中写道:这位押上自我存在的艺术家来自虚无,亦无亲族。我提及此事时,他抬起头来,面露喜色,全然忘记那是自己的手笔,反而忆起与杰克·叶芝在北都柏林的长途漫步,总在某个静谧的酒馆休憩、沉思。谈论这样一位严谨之人时提及饮酒或许不妥,但爱尔兰的天才们——乔伊斯、贝克特、弗兰·奥布莱恩等众多人物——皆是酒馆常客,他们将那些驻足时光化作孜孜不倦的创作养分。
房间里寂然无声,唯有他椅子的滚轮蹭过踢脚板的吱呀响动,以及女仆们在楼梯平台上彼此呼唤的声音,那呼唤既专横又欢快。他坐着凝视前方,时而抬眼望向角落,那里早先有异象显现。
“根本没必要回去。”他说,带着某种听天由命的意味。而我明白,若非怀着那般美丽、哀伤且永恒不灭的孤寂去爱过那片沟渠、雏菊与废墟遍布的土地,他绝不可能写出那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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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杯子喝下迷幻药。我不记得它有任何味道。我记得自己坐在那里,必须叫他抱着我,或者至少拉着我的手,但当我结结巴巴说出口的时候,他突然在那张扶手椅上变成一只老鼠,一只西装革履、系着领带的精英鼠。那是我当天最后一个半清醒的念头。世界开始旋转,旋转,脚下的地板如海浪般起伏摇晃。我逃向厨房,却发现那里同样在晃动,墙壁摸起来竟化作血肉。我退回客厅,他正在起舞,但我拒绝了共舞的邀请——当时的我已然支离破碎。这场折磨持续了数小时。我不再坐着,而是瘫倒在地,喘着气,每一波侵袭都比前一次更狰狞。子宫。鲜血。地狱。烈焰。一颗无花果被剖开后,露出受伤的果肉。
一次,他从墙上取下那面巨大的镀金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紫涨的脸、疯狂转动的眼睛和扭曲的身体。我像分娩时那样破水了,水流如瀑布般从我体内涌出。然而,跪着的地板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潮湿。我失去了时间感,也察觉不到光线的变化。我忽而语无伦次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带着记忆与绝望降生到这个世界,然后两次说道:“边缘在不断裂开,而你必须死不止一次,我的母亲,我的谜团,我幼小的孩子们,我只能承受你们。”我依稀想起他们在彼得斯菲尔德的一所寄宿学校,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过了一段时间,他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像受伤的动物般在地上爬行。我多希望他能留下,渴望他能抱抱我。我多想吃块饼干,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块姜味软饼的模样,可厨房里存放饼干的铁罐远得让我够不着。我爬到小桌旁的电话机前,想给泰德·阿兰打电话。电话机正面是金属面板,凹陷的字母和数字键仿佛长在我自己的牙龈上,拨号动作变得难以完成。那一刻,我终于哭了出来,泪水决堤般流淌,对整个无法触及的世界生出不合时宜又徒劳的怜悯。
我得到了某种喘息的机会。天快黑的时候,我望着黄昏的阳光渐渐暗下来,恍惚间,瞥见绚烂的色彩——在天空中,在河面上,脑海中,迸发流光溢彩,浓烈如瀑。恍如昔日在维也纳所见,老彼得·勃鲁盖尔笔下的雪中猎人:皑皑雪原上,乌黑的树干与零星的乌鸦愈发幽暗,两只毛发柔软的赤褐猎犬乞求抚触。持矛猎人渐行渐远,身影消融在通往雪峰与乳青天穹间无形峡谷的平原上。继而浮现伦勃朗第二任妻子莎斯姬亚的衣袖,金色袖子低垂,为礼制而设。我突然渴望与鼠人共舞。归途还需多久?或许,与来时一样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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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懂得,这世上有太多事物能充盈生命,而我们必须成为自我生命的丰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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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我才得知他们在坎农山巷经历的最后一重磨难。他们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房间,面前放着一份宣誓书。钢笔和墨水递到手中,他们的父亲手持一根长长的红色封蜡棒,要求他们写一封信,次日他将呈递给法官。信中他们要表明希望留在父亲身边,而不愿受到病态母亲的不稳定影响。他们被单独留下完成此事。
卡罗写道:
亲爱的爸爸,毫无疑问,等我长大些,会想跟着您打猎、钓鱼、狩猎,等等,但现在我只想和妈妈在一起。
爱你的,卡罗
萨莎草草写下“帕特尼”和自己的签名。
他们的父亲永远不会原谅他眼中孩子们的背叛。
两周后的圣诞节,他们带着礼物去看望父亲,却遭到冷遇。至于礼物,他说自己认识其他更懂事、更忠诚的孩子,于是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毛衣和马克杯。
在那段剑拔弩张的日子里,他对我笔耕不辍,以及报纸上所谓的过分吹捧——主要因我被视作颇具魅力——感到愤懑。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作家约翰·布罗德里克受命去泼脏水,在当地刊物《希伯尼亚》上援引我丈夫的原话,称我的“才华全藏在裙底”。随着欧内斯特愈发察觉我的富裕,他写的小文章就愈发激烈。我从迪欧达路的小屋搬到同一条街上更大的宅邸,对此他更是暴跳如雷,用他的话说,我是为了“扮演女主人的角色”。新居前院栽着紫丁香和金链花树,宛如乡间别墅,后花园一直延伸至河畔。
泰晤士河的名字源于凯尔特语“Tamessa”,意为幽暗。它发源于格洛斯特郡,温顺地流过我们花园尽头,途经东区河口,汇入北海。多数时日里,河水是褐色的,懒洋洋的,如黑啤酒般沉郁,黑色驳船与运煤船突突缓行,河面是一派漫无目的的静物画般的慵懒。
但对卡罗和萨沙来说,那里承载着关于宝藏、舰队、商船和征服的梦想。哪怕它总是散发着气味也不影响。一次,一队刚从屠宰场漂来的猪头经过,苍白浮肿,耳朵耷拉得像空豆荚。还有一次是一只死去的斑点小狗,活像一件圣诞玩具的完美仿品。从水里爬上花园的老鼠则带来了恐惧与冒险。山姆·肖带我们去克拉里奇酒店参加自助餐会,我们遇到了约翰·休斯顿,他答应送孩子们几把气枪。萨沙看到铺开的盛宴时说:“我担心的是谁来为这场大摊子买单。”不久后,气枪从罗马寄来,休斯顿正在那里拍电影。建筑工帕特·洛比当时在忙各种活计,也教会他们装弹和射击。于是他们对着沿着后墙摆好的易拉罐练习,和我们住得最近的邻居突然从侧门进来,愤怒地质问我难道不知道子弹可能会反弹伤人,他们这才不再胡闹。气枪被收了起来,留待想象中的狩猎之旅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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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律师为人友善,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正低头盯着笔记。丈夫的辩护律师随即传唤他做证,他敏捷地登上证人席,手按《圣经》宣誓。他情绪激昂,宛如一位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重要角色的演员。他向法官陈述,已将证据归为三类:我的品行、我对男性的态度,以及我的写作。我突然想到,倘若摩尔·弗兰德斯坐在那个法庭上,她赢得监护权的胜算或许都比我大。
他说,我最近的书《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让克拉夫特—埃宾笔下那些对变态和疯子的描写都相形见绌。这本书在南非被禁,理由是“令人作呕、下流且淫秽”。当我看到他递给书记员一本,封面和封底还印着斯诺顿勋爵拍摄的两张迷人照片时,我不禁发起抖来。我对婚姻的态度确实可以从书中窥见,正如他此刻挥舞的那本杂志一样,标题极具煽动性——“奥布莱恩向婚姻的彩绘玻璃窗扔了一颗燃烧弹”。我在文章中提到,婚姻誓言应该重写,以偏向妻子;这在满屋子男性面前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然而,他论点的核心是,我其实根本不想要孩子,他们只是我生活中的“装饰品”。面对一周七天都要照顾他们的责任,我会退缩并消失数月,我以前就这样干过,抛弃他们后不久逃到美国。我的律师每听到一次证据披露,脸就越来越红。打这场监护权官司是我对男性复仇的又一例证,也是我精神分裂的一面——觉得必须与世上所有男性元素对抗。从性瘾者突然变成厌男者。他信誓旦旦地向法官保证,若孩子判给我,那他们将会被母爱窒息,成为情感病态的同性恋者——那恰是我最钟爱的人群。法官被要求阅读《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中的一个段落,他略显不耐烦地照做了;随后又翻了几页,合上书,环视四周道:“在我看来,九岁和十一岁的男孩对这种文学不会感兴趣。”
我的律师随即被询问是否希望传唤我做证,听闻他婉拒后,我发现自己已然起身,话语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我未走向证人席,直接说我如果不深爱他们,我如果不渴望他们,断不会如过去三年那般拼死抗争。律师问是否还有其他陈述,我只是摇头,无力反驳那些接踵而至的指控。我坐下的时候,不仅双耳灼烧,连垂挂花序的金耳坠也疯魔般发烫。
法官检阅双方律师大量的笔记时,法庭陷入沉默——他时而凝视纸页,时而陷入沉思,任由黑绳挂着的眼镜滑落鼻梁。我确信自己劫数难逃。这短暂的等待竟漫长得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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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请了保姆照看孩子后,朋友贝丝开车带我前往一个地方,我们认为那个女孩就住在那里。车程很长:商业街的酒吧已打烊,铁闸和百叶窗紧闭;随后驶入乡间,卡车停靠在路旁停车带,司机们酣然入睡;唯有一家餐馆亮着俗艳刺目的灯光,招牌上写着“全年无休”。沿途时而掠过栽着树木或树苗的田野,时而经过堆满垃圾的荒地,间或有一座孤零零的电话亭。许久之后,我们终于抵达那片低洼地,延伸至与海相接处,天地苍茫,泛着灰白,带着荒凉之感,无声诉说着这趟徒劳之旅。小镇已陷入沉睡,清一色的房屋,其间点缀着咖啡馆、书店、橱窗摆着巨型婚礼蛋糕的糕点铺,还有二手服装店。在街道尽头,我看见了欧内斯特那辆灰色的复古雷尔顿轿车。它停在那里,如此庄重,如此格格不入,车身上还覆着薄薄一层雾。这是我争取监护权所需的证据,它近在咫尺,可突然间我却不知所措。我变得非常焦躁不安。贝丝带了一小瓶杜松子酒,装在奎宁水瓶里,我们一边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一边各自灌了一口。她说她可以假扮成侦探冲进去,但随后又觉得这太危险也太愚蠢。整个事件是多么冲动和欠考虑。我走到街角的电话亭,查到了那个女人的号码。惊讶地找到后,我拨通了电话,几分钟后一个声音接起,她只说了一句:“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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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纱帘被敞开的窗吹得鼓荡,我们带着羞涩缠绵,如同甜腻情歌里醉醺醺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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