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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文1309 2026-03-23」​局诈（《聊斋志异》​） by 蒲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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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间，有一人衣冠华好，近与攀谈。渐问主人姓字、官阀，家人并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贵主家之内使也。”语渐款洽，因曰：“宦途险恶，显者皆附贵戚之门，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曰：“无之。”王曰：“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礼，能覆翼人。某侍郎系仆阶进。倘不惜千金贽，见公主当亦不难。”家人喜，问其居止。便指其门户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归告侍御。侍御喜，即张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来。筵间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琐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谊，即赐百金赏，不肯效牛马。”御史益佩戴之。临别订约，王曰：“公但备物，仆乘间言之，旦晚当有报命。”

#黑猫的每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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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onlivre：各种书摘，以文学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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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对的轴心国阵营，甜菜糖也有关于斗争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在甜菜糖出口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该国的食糖出口总量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古巴和爪哇。）随后它的糖产量骤降，政府对此进行了干预，以保证平民买得起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德国政府努力恢复糖产量，但境况不佳的德国工业在与倾销的外国糖和大萧条的破坏性影响的斗争中失败了。
纳粹党提供了帮助，他们使甜菜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意识形态（Blut und Boden，即血与土）的中心。纳粹党称赞甜菜将农业工人留在了农村（尽管它也让潜在的士兵留在了那里），为德国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食物，并战胜了低劣种族在温暖地区种植的甘蔗。纳粹党还将甜菜纳入了国家自给自足的愿景之中，尽管德国只有通过生存空间（Lebensraum），即扩大领土并获得更多资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希特勒一上台，就对甜菜表达了不那么浪漫的看法。例如，他意识到维持高糖价的高额税收带来了急需的收入。因而，纳粹党非但没有降低税收，反而鼓励德国人多吃含糖果酱。（他们之所以选择果酱，是因为法兰克福近来开始生产果胶，这是制作果酱所必需的，也是消耗劣质和受损水果的一种方式。）为了鼓励销售，他们要求甜菜行业补贴果酱行业，直到1938年才提供国家补贴。越来越多的果酱被生产出来，从1934年的6.72万吨增加到1937年的14.3万吨，大部分使用了补贴的糖。
除了果酱，纳粹党还鼓励生产饲用甜菜，以减少动物饲料的进口，同时促进肉类和动物脂肪的生产。人们期望甜菜产业能养活德国人及其牲畜。凭借生存空间，德国获得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甜菜种植区，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充足的甜味，提供了14.56千克糖、5.72千克果酱的基本人均年配给量。纳粹党对甜菜的痴迷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1942年期刊服务机构（Zeitschriften-Dienst）向杂志编辑发放第三帝国的机密指示：“不要报道那些能让甜菜叶子适合人类食用的计划。”
糖已成为饮食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奴隶制的消亡，都无法阻止糖的生产。在没有蔗糖的地方，甜菜糖会代替蔗糖，使那些地方也充满甜味。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也知道不能剥夺人民的糖。

图48 这幅场景让人想起奴隶制时期的甘蔗田，这些婴儿在甜菜田里由其他孩子照顾，1915年，摄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奥德韦。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DIG-nclc-00260. Public domain
图49 6岁的亨利和3岁的希尔达，他们都是甜菜工人。亨利抱怨道：“我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美国威斯康星州，摄于1915年。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DIG-nclc-00280. Public domain

一旦甜菜在北美成为一种可行的作物，劳动力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和甘蔗一样，甜菜也是一种劳动强度较高的作物，甜菜间苗过程只是稍微比挖掘甘蔗坑轻松一些。马尼托巴省的一名甜菜工人回忆道：“在间苗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很容易受伤。”“我们用绳子绑住饲料袋，将膝盖包起来，但是一旦膝盖疼痛，就很难治愈。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坐平，侧身躺着。这些似乎没有任何帮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持续找到工人去做如此繁重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要与蔗糖竞争，工资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对美国的种植园主来说，墨西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劳动力来源地，许多种植园主在那里发起招聘活动，用西班牙语在小册子、海报、日历和报纸上做宣传，并提供交通服务。1900—1930年，超过100万墨西哥人来到北美，许多人担任甜菜工人。日本也提供了数千名男性农业劳动者，其中许多人以前受雇于夏威夷的甘蔗田。

图50 这些日裔加拿大工人在艾伯塔省南部的甜菜地里摆出姿势，他们挤出的微笑像他们的劳作一样勉强。乔伊·小川的小说《伯母》（Obasan）中的叙述者哀叹道：“这很难……当我挥砍的时候，刀刃逐渐变钝了，沾满了泥巴……一直到长长的田垄尽头，然后是下一垄甜菜，似乎永远干不完，间苗、除草、除草、再除草。”
说明：Glenbow Museum-NA-3369 Page 306
图51 克里女性和儿童在加拿大艾伯塔省雷蒙德市的一家甜菜农场劳动，大约摄于1910年。
说明：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007819

许多种植园主积极抵制新秩序。他们背着工人密谋压低工资或扣留部分工资，直到蔗糖生产季结束，或者以自由民违反合同为由扣除或扣留工资。他们重新设立了巡逻队，阻止自由民未经书面许可在种植园之间游荡，有效地剥夺了他们自主选择雇主的合法权利。一些种植园主试图通过在劳动合同中加入个人行为承诺来维持对自由民的掌控，比如不赌博、不喝酒或不咒骂。种植园主纷纷哀叹“狂热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洪流正在席卷这片土地，使之荒芜”。他们特别讨厌看到自由民去登记投票，或者离开甘蔗地去参加政治会议，并解雇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会带来麻烦的工人。自由民局的一名官员报告说：“不断有这种情况引起我的注意，即种植园主仅仅因为工人参观政治俱乐部就解雇他们。”
自由民以罢工和拒绝与不友好、不诚实的种植园主签订合同作为报复。他们通过团结获得力量，这种团结来自在规模庞大的种植园里的共同生活和工作，来自为他们提供咨询、援助和保护的机构，来自意识到农村群众至关重要的黑人政治家。他们组建了非正式的民兵组织、互助协会和被称为联邦同盟的政治俱乐部，这些组织有助于约束和团结他们，并在重建时期的暴力政治斗争和选举中动员黑人民兵提供准军事保护。自由民取得了稳步进展，这迫使种植园主做出让步。自由女性组建了自己的共和党辅助组织，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屈服于种植园主的压力投票给民主党，就离开他们，从而加强男性的决心。至少发生了一次女性手持甘蔗田里的砍刀，破坏了一场民主党会议的事件。对于习惯于支配他们的白人男性来说，这种坚定的强悍态度出乎意料，也令人恼火。
种植园主和路易斯安那的白人并未做出姿态优雅的让步。1867年5月，他们中的一些人成立了白山茶花骑士团，这是一个秘密团体，誓言通过对抗重建和黑人改良主义政治来恢复和维持白人至上的地位。一家共和党报纸公布了它的秘密细节后，白山茶花骑士团解散了，一些人加入了其他致力于恐吓和迫害有抱负或有民主思想的黑人及其白人盟友的白人至上主义邪教组织。一名白人威胁打算投票的自由民：“我们会杀光你们。”“黑人的任务是到田里去工作。”1868年，60人在圣伯纳德教区的选举活动中被杀，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民，这个事件预示此后一个多世纪，选举暴力一直困扰着南方政治。
南北战争结束后15年，种植园主仍需担心能否继续经营下去。尽管在1860—1875年，美国的食糖消费量激增了62%，但路易斯安那的食糖消费量从27%骤降至8%。破产和强制出售的现象非常普遍，超过三分之二的种植园被迫关闭。为了支付吵闹的工人工资，修理或恢复设施，以及购买现代化设备，种植园主需要信贷，但由于失去了主要的资本投资，即奴隶，他们很难获得信贷。一个代理商抱怨道：“现在那些贫困和拖欠债务的种植园主的攻击足以让你失去所有耐心，他们就像一群黄蜂。”

联邦军队的指挥层出现了分歧。本杰明·F.巴特勒将军解释说，他的命令意味着南方邦联叛军的奴隶应该被解放，但那些所谓的联邦忠诚者或中立者（比如只会说法语的阿波琳·帕图）的奴隶则不应被解放。那些签署了忠诚誓言的人可以雇用即将获得解放的男性奴隶，每月支付10美元，租期260小时，外加食物和药品，妇女和儿童的工资则较低。不出所料，许多种植园主签署了忠诚誓言，巴特勒命令他的部队帮助他们找回逃跑的奴隶，并维持种植园的秩序。拒绝这样做的士兵将面临逮捕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威胁。
巴特勒的同事约翰·菲尔普斯将军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帮助所有逃到他控制的联邦阵地的奴隶，并对种植园发起了解放奴隶的突袭行动。他还将数百名黑人征召入军团，并训练他们。当巴特勒反对并指派这些即将成为士兵的黑人去伐木时，菲尔普斯辞职了。他写道：“我不愿意成为你所提议的那种纯粹的奴隶贩子，我没有这样的资格。”
巴特勒随后决定同意约翰的做法，因为黑人军队能解决他最紧迫的两个问题，即黑人难民数量惊人，如潮水般涌来，而士兵短缺。他组织了自己的黑人兵团，从自由黑人和逃跑的奴隶中抽调人员，并将他们送上战场。1864年，在战场上看到200具黑人尸体后，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们遭受了巨大痛苦……他们的黑色面孔在死后呈现出一种惨白的褐蓝色，并且都带着决绝的表情，这种表情永远都不会从勇敢的人脸上消失，他们在冲锋时瞬间就死去了。当我骑着马经过他们时，这幅悲伤的景象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记忆里。可怜的家伙们，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可为之奋斗的，他们承受着偏见的重压，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尚未给予他们公正的国家，更不用说给予关心了。”（另一方面，南部邦联仅将路易斯安那土著卫队，即自由黑人志愿民兵用于宣传，不允许他们参加战斗。）
在整个战争期间，寡妇、妻子、监工和那些既没有逃离也没有加入南方邦联军队的种植园主都在努力收割庄稼和生产蔗糖。美国联邦军队的观察者乔治·赫普沃思记录道：“这类种植园主都因这场战争而遭受个人损失。”“他们的甘蔗……直到2月都还在田里……现在3月了，田里还有甘蔗，足有成千上万英亩。因此，去年的作物一无所获，来年的作物也将如此。”甚至在那些还处于运营状态的种植园，联邦士兵带走了他们可以带走或消耗的任何物品，包括马、耕畜、家禽、食物、糖、葡萄酒、烈性酒、传家宝、锅碗瓢盆。为了生火，他们拆除了棚屋和谷仓，甚至连牧场的围栏柱子也拔掉了。

糖业历史学家理查德·福利特揭露了，种植园主如何通过这种安排欺骗奴隶配合他们的压制，“通过在属于奴隶自己的时间里从事种植业务来加强这种制度”。然而，奴隶们别无选择，他们通过工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严，这些工资表示他们的宝贵劳动受到认可，并使他们能够改善生活。
甘蔗种植园主控制着奴隶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他们的性别和身高。“他们懂得制糖业工作的野蛮本质和对新鲜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并且认为与矮小的男人和女人相比，强壮、高大的男人更适合这种工作。出于这个原因，福利特写道：“因此男性的占比很高，在卖给糖厂的奴隶中占比高达85%，这些个体可能比大多数非裔美国奴隶高出整整1英寸。”购买女奴的种植园主会选择那些看起来生育能力强的女性，但就像在其他蔗糖产区一样，这些妇女和女孩成为糟糕、不足的食物，过度劳累、疲惫，过热和潮湿，以及疟疾、黄热病、痢疾、癣和钩虫病、贫血、风湿病、哮喘、发热、胸膜炎、肠道疾病、痉挛和子宫脱垂等奴隶所患的常见病症的受害者。她们怀孕和生育的婴儿比美国其他奴隶少，一半以上的婴儿出生时体重不足，由于哺乳期母亲太过饥饿而营养不良，最终死亡。母亲也经常死去。拉富什教区的糖奴爱德华·德·比乌回忆道：“爸爸总是说，他们让我妈妈干这干那，她工作太辛苦了。工头让妈妈去锄地，她告诉工头自己生病了，工头叫她继续干活。很快，我出生了，我妈妈在他们把她带到家里几分钟后就去世了。”和其他地方一样，路易斯安那糖奴的出生率很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奴隶的数量。
奴隶们的生活围绕着蔗糖，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观察到，“制糖车间是黑人居住区的‘国会大厦’”。在路易斯安那各地，奴隶营舍大多是一排排单层木屋，正对着林荫大道，后面则是鸡舍。这些小屋内部空无一物，按照糖厂主的吩咐，必须保持清洁。通风设施很简陋，空气炎热、潮湿，蚊蝇滋生。外面，游荡的猪、家禽和狗弄脏了地面，奴隶们不得不使用周围的灌木丛作为厕所。
晚上奴隶们挤在平均只有20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他们睡在木板床上。他们没有隐私，即使是发生性关系，也不例外，除非他们躲到附近田野或森林中的隐蔽地点。这些棚屋提供了庇护和储物的空间，几乎没有其他设施。但是利用“星期日收入”和其他报酬，奴隶们至少可以为棚屋添置一些必需品，即刀、水壶、盘子和餐具。诺瑟普是“拜尤贝夫种植园里最富有的‘黑鬼’”，他存有10美元，“憧憬着能给小屋添置家具、水桶、小刀、新鞋、外套和帽子”。

糖成为王者，就像一个嫉妒的封建统治者一样，糖消灭了它的对手。它排挤了咖啡，以至于1833年古巴还有2067个咖啡种植园，产量是6400万磅咖啡，到1862年，只剩782个种植园，产量也下降到了500万磅。到19世纪末，古巴不得不进口咖啡，但是到1894年，古巴生产的蔗糖是牙买加出口量的50倍。1815—1894年，古巴的蔗糖产量从4万吨左右增加到100万吨。
在美国的干预下，糖料作物单一栽培决定了古巴的经济现状和未来，古巴糖业的发言人为美国在古巴的利益服务。19世纪后期，甘蔗碾磨和精炼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以至于它构成了一种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糖厂的生产效率。它也产生了对工程师、机械师、技术员和化学家的迫切需求，这些人员通常是美国人。1885年，估计有200名技术熟练的波士顿人为古巴糖业工作。美国驻哈瓦那领事拉蒙·威廉姆斯在一份急件中报告说：“事实上，古巴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商业联盟，古巴的整个商业机制都依赖于美国的蔗糖市场。”
在美国，古巴蔗糖看起来是一项不错的投资，美国资本大量流向古巴。到1896年，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估计达到了9.5亿美元，包括糖业、畜牧业、水果和烟草种植园。其中包括19家古巴精炼糖厂，这些工厂为美国糖业精炼公司或称糖业托拉斯所有，此垄断集团成立于1888年，由7个美国城市的21家精炼公司合并而成。
1888年后，通过美国糖业精炼公司（它的精炼糖厂精炼了美国70%到90%的糖），精炼糖商大力游说以保持低价，并且获取他们想要在美国精炼的（廉价）原糖。巨大的影响力使得该垄断集团能够控制（尽管不是设定）糖价，糖价从1877年每吨100多美元大幅下跌，并保持低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甜菜糖出口，造成食糖短缺。美国对古巴糖业，以及对古巴整体的控制如此强烈和公开，以至于在美西战争（在古巴被称为古巴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派兵占领古巴，并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古巴。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被写入《古巴宪法》，作为这些部队撤出的一个条件，该修正案赋予美国干涉古巴事务的权利，并象征古巴自身的无力。
1903年，美国和古巴签订了《互惠条约》，通过在美国市场给予古巴蔗糖优惠来回报古巴的妥协，同时通过保护美国产品在古巴市场的利益来剥削古巴。《普拉特修正案》成功实现了起草者的目标：古巴成为美国投资和商业的安全之地。直到1934年，该修正案才被废除，一项反映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拉丁美洲睦邻政策的条约取代了它。彼时，三分之二的古巴蔗糖是由北美利益集团生产的，这些利益集团由糖业巨头，以及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大通国家银行、担保信托公司和塞利格曼公司等金融机构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地退出蔗糖市场反而促使古巴转变为拥护糖业奴隶制的地区。海地革命前，在古巴的8.5万名奴隶中，大多数是家庭佣工或城市工人。到1827年，古巴的奴隶人数增加到286,942名，到1841年，增加到436,495名，其中大多数奴隶在糖料种植园里工作。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后，英国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它们也这样做。饱受战争蹂躏的西班牙同意在1820年前结束奴隶贸易。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古巴种植园主尽可能多地引进非洲人，包括条约签署那年的25,841名奴隶，以及1820年条约本应生效时的17,194名奴隶。种植园主拉莫德·帕尔马解释道：“我们的生存与维护奴隶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想要一下子摧毁奴隶制，无异于自杀。”
走私奴隶的活动至少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地官员收受贿赂，对于每一个登陆的非洲奴隶视而不见，而且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其奴隶制之前，通常由美国船只运送奴隶，即便这意味着美国船只必须逃过英国海军的巡逻。19世纪60年代，一名美国人曾在深夜目睹1000多名非洲奴隶从运奴船上岸。不到两个小时，种植园主就买下了所有这些走私过来的奴隶，他们被称为“封住嘴的家伙”，开始被迫前往甘蔗种植园。那艘运奴船“从头到尾……遍布污物和有毒气体”，之后它被拖到海里凿沉，没有留下任何非法行动的痕迹。古巴官员偶尔会拦截运奴船。他们会释放非洲人，然后让后者建设公共工程，比如温托运河。
一些种植园主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许多人认为挣取工薪的工人会更可靠，甚至更便宜。但是奴隶很容易获得，而自由劳动力却不易得到，海地革命给他们上了一课，促使他们意识到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起来反抗白人压迫者。他们尽管恐惧被海地式的起义消灭，但仍为奴隶制辩护，认为这种制度得到了政府和教会的认可，因而继续进口奴隶。
种植园主具有充分的理由恐惧奴隶起义。他们的奴隶受到海地革命和自身苦难的鼓舞，一次又一次奋起反抗。有些起义是自发的，由奴隶领导，另一些起义则是有计划的，由自由的黑白混血儿、黑人，以及奴隶组成的联盟策划和指挥。1844年的“梯子阴谋”可能是古巴当局为使极端的镇压行动合法化而编造出来的，这场极端的镇压行动导致成千上万的黑白混血儿、自由黑人和奴隶被绑在梯子上，遭受酷刑以逼供，甚至有时还被处决。
对于惊恐的白人来说，“梯子阴谋”证实了即使是受信赖的奴隶也讨厌奴隶制，而且“最先被杀的是那些最仁慈的主人及其家人”。白人对黑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恐惧，以至于西班牙官员利用这种恐惧情绪来控制持不同意见的古巴人，威胁说如果古巴人敢违抗宗主国，他们就释放奴隶。西班牙时任首相何塞·马里亚·卡拉特拉瓦写道：“古巴人对黑人的恐惧是西班牙确保自身在该岛能持续统治的最可靠手段。”

虽然战胜了奴隶生产的糖，但这样的胜利是十分短暂的，英国人仍然吃着奴隶种植的大米，穿着奴隶种植而生产出来的棉布，抽着奴隶种植的烟草。他们甚至进口外国奴隶生产的糖，提炼后再出口到欧洲大陆。在1845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中，废奴主义者扎卡里·麦考利的儿子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讽刺了这种蔗糖政策的虚伪：“我们进口这种被诅咒的糖，使它产生其他联系；运用我们的技术和机器，使它的外表更吸引人，口感更美味……将它们卖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咖啡馆；从这一切获利；然后摆出一副伪善的样子，感谢上帝，我们不像那些罪恶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毫无顾忌地吞食奴隶生产的蔗糖。”但是禁止这种进口将会削弱英国的精炼糖厂，因此奴隶生产的糖继续涌入英国。
解放后几年正处于政治和民众改革的时代，英国政府提倡自由贸易，认为这是向消费者提供更低廉、更公平价格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像糖这样的必需品。英国政府不再设立保护西印度群岛蔗糖的特惠关税，因而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会降低糖价。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游说团体（可预见地）预言会发生经济灾难，但是英国政府不再将糖料殖民地视为宗主国经济的基本要素，对此无动于衷。1846年，英国政府改革了糖税，由奴隶生产的蔗糖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入英国市场。
到1845年，古巴的蓄奴种植园主已经向英国出口了2200万磅蔗糖，占古巴糖产量的一半，这些种植园主听说此消息，纷纷庆祝。一名访客报告说，哈瓦那由于来自英国的高糖价消息而“被照亮”。新的糖料种植园正在开辟之中。糖料种植园主接管了咖啡庄园，“由老年人和儿童构成的弱小班组正在组建任务团队，并按月出租给新的糖料种植园”。拥有300多万奴隶的古巴已经成为加勒比地区最成功的蔗糖生产地。
古巴也供应了美国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这一市场是由雄心勃勃的糖果制造商推动的，他们利用新技术为工人阶级、儿童和富人制作诱人的糖果。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田已无法满足美国人日益增长的需求。直到19世纪末，古巴一直是美国主要的蔗糖供应地。
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甘蔗在古巴一直都是种植数量较少的作物，通常由养牛场主种植。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曾短暂占领古巴，并大力推动该地的蔗糖生产。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禁止自己的糖料殖民地向反叛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出口产品，这为古巴的甘蔗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历史学家安东·L.阿拉哈尔写道，随着古巴种植园主的介入，他们出口蔗糖、糖蜜和朗姆酒，以换取美国的食品、海军物资、工业制成品、铁和奴隶，“蔗糖热”席卷了整座古巴岛。

图42 1838年8月1日，亚历山大·里平吉尔绘制的《西印度群岛立即解放奴隶》充满了象征意义。画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前奴隶站在一根鞭子上，在一棵贴着解放消息的棕榈树下欢庆解放。他旁边有两个男人正埋葬脚镣，一个女人则将自己刚获得自由的孩子举起来。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17226. Public domain

在尼布任职的教堂里，黑人执事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对福音的感激之情，其中一个人说道：“福音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他们将关注糖业奴隶制留下的遗产。执事爱德华·巴雷特即使不是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的合法亲属的话，也是她的血亲，他提醒人们，奴隶制是如何通过买卖奴隶和强迫男人鞭打妻子来拆散家庭的。威廉·克尔对欢呼的人群说：“让我们记住，从日出到晚上8点，我们一直都在糖料种植园里劳作，无论是大雨倾盆还是太阳酷烈，我们都在田里……我们挨鞭子，我们的妻子当着我们的面像狗一样挨打，如果我们敢说话，也会挨打，他们给我们戴上镣铐，但感谢天父，我们不再是奴隶了。”

母亲们没有屈服。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保持自由，学习一门好手艺，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时，她们为保护自己的孩子而进行的斗争却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在圣文森特，一场流行的麻疹疫情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这些孩子的母亲担心种植园主可能会要求接受治疗的孩子用劳动来抵偿治疗费用，因此没有让他们接受治疗。在其他情况下，母亲们和另外几个父亲与种植园主协商，同意额外工作几天来支付孩子们的医疗费用，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就工作6天，如果有更多孩子，就工作9天。圣文森特的专门治安法官罗伯特·皮特曼报告说：“他们……极力维护不受约束的后代，顽强地坚持他们表达自由意愿的权利。”在那里，种植园主只成功使3个孩子成为学徒，他们都是酒鬼的孩子。
甘蔗地和营舍成为学徒和种植园主之间斗争的场所。女性了解新的法律，并要求雇主和监督的管理人遵守其规定。她们喊道“6点到6点”（早上6点到晚上6点），并拒绝延长工作时间。她们愿意为反对不公平待遇而罢工，并向距离最近的专门治安法官提出控诉，反对压迫者。明智的是，她们强调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知道这一点会引起英国废奴主义者的共鸣。韦奇伍德印章里的那名女奴隶十分温顺，她跪地乞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女人和姊妹，不同于那名女奴，这些女人愤怒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向有关法律部门寻求帮助。专门的治安法官一宗接一宗地列出涉及孕妇、哺乳期女性、照顾生病孩子的女性、有6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以及受到此时已被禁止的鞭笞惩罚的女性的案件。
废奴主义者原本认为，不习惯自由和努力工作的前奴隶需要接受一段训练期，这段时间可以实行学徒制，但面对赤裸裸的现实，这种设想很快就瓦解了，学徒制只是奴隶制的修订版本，并且在种植园主阶层生发了一种末日般轻率而不顾后果的情绪。在英国，废奴主义者发起了立即终止学徒制的运动。在西印度群岛，甚至比它预定结束的时间早两年，殖民地立法机构自愿废除了学徒制。1838年8月1日，奴隶制又名学徒制，被真正废除了。
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国，人们都为这一刻而欢欣鼓舞。在牙买加，自由和刚获得自由的人团团围绕一口刻有“殖民地奴隶制，1838年7月31日去世，276岁”字样的棺材。在午夜钟声敲响时，传教士威廉·尼布喊道：“怪物死了！黑人自由了！为女王欢呼三声！”接着，棺材、链条、手铐和铁项圈被埋到土里，人们在它们上方种了一棵自由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