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贵族任侠风气炽盛，当时皇室成员笔下也常有游侠的潇洒身影：“宝剑杂轻裘，经过狭斜里。”“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这类写作风气直接影响了初唐的咏侠诗。
官至宰相的“文章宿老”李峤，诗歌题材也如宫廷诗人般局限在应制诗、唱和诗和咏物诗等范畴。诗风典丽的他，吟咏器物时，也会用游侠形象营造诗歌意境。“侠客持苏合，佳游满帝乡。”诗中的侠客并非先秦时振人危急的形象，也不是汉代史书中常批评的力折公侯、睚眦必报的形象，而是承继了六朝咏侠诗中纵情声色、拥有生活品位的贵族游侠形象。所以这位游侠除爱游历外，也和文人雅士一样喜好熏香。开元年间任职起居郎的蔡孚，其笔下的贵族少年“意气平生事侠游”的同时，也爱好贵族阶层的运动——打马球。这类因家庭出身影响在享乐方面有极高要求的贵族游侠形象，与六朝时期并无差别。
和史书中的严肃悲慨游侠形象相比，六朝的游侠形象显然更具有生活的气息。诗歌不再去强调游侠的武艺与能力，而是更多地将视角聚焦在侠客的外在形象及生活态度上。若说《史记》中的游侠群像强调了游侠的道德属性，那么六朝的游侠群像则强调了游侠俗世的一面。这样的游侠更符合世俗的审美。
游侠具有了世俗属性后，行为不再是利他式的自我牺牲，而是成了欲望的宣泄。酒与美色向来是男性容易沉耽的对象，南北朝的游侠们也是如此。“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游侠们用朝饮解宿醉，途中遇到美女也会驻马欣赏，甚至调戏一番。初唐乃至整个唐代的咏侠诗中，游侠们也继承了这类彻夜狂欢的轻薄行为：“轩盖终朝集，笙竽此夜吹。”“城中轻薄子，知妾解秦筝。”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文明的本质总结成“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咏侠诗中带有轻薄属性的游侠行为正体现了代表狂热与冲动、重视个体内心情绪表达的“酒神精神”。这种迷离狂欢式的审美特质又为诗歌增添了浪漫属性。
在意象的使用层面，初唐的咏侠诗更是与南北朝高度重合。骏马美酒同样用来证明游侠潇洒放浪的性格，宝剑名鞭则用来暗示游侠的高超武艺。游侠在诗作中呈现出来的蓬勃生命力正与南北朝咏侠诗一脉相承。因为宣扬澎湃激情，初唐咏侠诗中的游侠也多以“美少年”的形象出现。
南北朝时，贵族咏侠诗与边塞咏侠诗已初具模型，虽说也有，不过整体而言这类诗作并不多。这与两类咏侠诗作者群的身份地位差异较大有关。而初唐诗人则将贵族咏侠诗与边塞咏侠诗融合在一起，在保留咏侠诗中都市少年蓬勃激情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了边塞，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用。

唐人虽说尚侠好武，行事颇具侠风，但当时史料中对“侠”字的判断并未有本质的改变。“侠”在当时仍具有骄恣放纵甚至欺凌弱小的负面意涵。新旧《唐书》中记载，好任侠的皇室成员们“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夜潜出淫民家”，“骄纵逸游，动作失度”。然初唐咏侠诗在涉及贵族游侠时，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一游侠类别进行美化改造。
有参军经验的骆宾王，也曾用“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的诗句描绘从戎的侠客。这些描写看上去似乎与南朝的纨绔游侠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诗末却突然拔高诗歌立意：“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借对易水送别的否定，表达了侠客渴望成功的远大抱负，使诗歌一扫之前的纨绔气息。其他初唐诗人的咏侠诗作品亦有相似特色。“风霜但自保，穷达任皇天”是杨炯在仕途浮沉中的经验总结；“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是将纨绔子弟转变成与游侠相通相知、愿为国为知己征战沙场的边塞游侠形象；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中的少年们“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不仅保留了古游侠的“轻死生、重然诺”的特质、有魏晋边塞游侠的甘为国献身的情怀，更在六朝贵族咏侠诗的基础上将失度的暴行隐去，转化成喷薄而出的无尽生命力。
初唐各类游侠的优点被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唐代咏侠诗的独特风格。从初唐的游侠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们对游侠的审美：在强调激情的同时，也不忘道德的评价。游侠作为文人的审美寄托，外在行为的奔放美与豪奢装饰的物质美，进一步内聚成道德层面的精神美。这种放纵与理性的结合式游侠书写在盛唐更为常见。

与初唐相比，盛唐游侠在社会责任意识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更深。盛唐的游侠同样是功利的，他们也急切希望通过自身才艺换取功名，实现自己“穷达任皇天”的个人抱负。同时，他们又是无私、利他的，在积极投边、追求个人成就的过程中，盛唐游侠怀抱着等同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信念参与到拓扩边疆的事业中，盛唐游侠的英雄主义是在积极展示自身活力时，又将儒家对社会的关注融进了个人意志之中。
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李希仲，仅存的三首诗作中就有两首与边塞游侠相关：“汉家爱征战，宿将今已老。辛苦羽林儿，从戎榆关道。”当老去的将士无法承担起守卫边疆的职责时，新的少年儿郎便不顾辛苦地奔赴前线。唐代的羽林郎常来自幽并六郡等侠风炽盛的地区，本身行事已自带游侠属性。宿将与羽林儿之间就是新老游侠爱国意识的传承关系。《蓟北行》其二承接其一，将新赴沙场的羽林儿塑造得无比英勇。“一身救边速，烽火通蓟门。”直通边关的烽火说明战情的紧急，“一身”二字把这位少年营造成孤胆英雄的形象，“速”字又进一步突出羽林儿的决断果敢、反应迅速。“前军飞鸟断，格斗尘沙昏。”急速赴边之后，两军对阵的杀气浓烈到飞鸟都无法从上空飞过，扬起的沙土使天地顿时失色。这说明在边塞之地，全身心投入战争厮杀的并不只是这位少年游侠，而是所有将士。两联相承，由个人到集体，将边塞将士英勇无畏的气质表露无遗。“寒日鼓声急，单于夜将奔。”急促的鼓声从听觉方面烘托出战争的紧张，幸而，将士英勇，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敌军将领只能连夜逃命。两句诗通过正反对比，以敌军落败的窘态进一步突出以少年游侠为首的大唐军队的飒爽英姿。为何这些将士可以如此英勇？诗歌的最后两句聚焦到游侠的内心：“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这时游侠的忠义又回归到自南北朝边塞咏侠诗便开始的“忠君报国”这类儒家思想改造过的层面。与前朝诗作不同，李诗反映了游侠集体对这种认知的接受。游侠忠君爱国的社会意识不再是个体的表达，而是集体的高歌。

游侠的意识转变与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息息相关。《旧唐书》有云：“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在此期间，社会有识之士责任感的体现亦是初唐的积极向上和中唐的保守之间的过渡融合。但本质上依然保留了自汉代开始的忠君忧民的儒家观念。史官在《旧唐书》提及安史之乱时感慨道：“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因而对崔光远、房琯等人赞叹有加，即便认为高适“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亦本着他能在多难之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用“儒风”二字评价了高适的一生。《旧唐书》成书于后晋，思想观念与唐王朝相差不远。可见在唐代，儒家为君分忧、为君解难的忠君方式才是普世认可的真理。文人在属文吟诗时，常常表达自己对国家、对政治的关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思想在盛唐游侠身上的体现便是以自身武力为君主、苍生平尽不平之事。这也是游侠“忠义”观念在社会层面上的表现方式。

盛唐游侠之所以人生理想中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与当时文人的心态息息相关。“高岑诗派”的岑参曾两度出塞，常以“忠义”为主题书写边塞战况或是自己的内心感触。曾到过安西、武威、北庭、轮台等边塞之地的他将“匡吾君”视为己任，诗作中常抒发“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等心情，自然对天宝年间“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这一事件悲愤不已，当时哀叹国难当头的又岂止岑参一人？因此才会出现“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的场面。大家义愤填膺地恳求赴边为国征战的本质仍是“忠义”二字，正因如此，大家不敢私微躯，即便“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这些惨烈的战争败局的描写除说明唐代国力开始走下坡路之外，更是说明了在国家与民众的安危之前，将士的个人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牺牲放弃的。再参照天宝诗人皇甫冉的“由来征戍客，各负轻生义”，可以看出对君主（当时人心目中君主就是国家的等同意象）、百姓的保全便是当时人们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方式之一。
在崇尚武功的唐代，游侠的轻死生为知己的侠义观念与传统的忠义观念结合得更为紧密。“喜言王霸大略”的高适认为“单车入燕赵”的戎马生活才是展平生怀的最佳方式，这也是当时边塞游侠认可的做法。所以好勇知机的少年喜欢的装束是金光闪闪的金锁战甲，仗剑出门的目的是走马杀人于辽水、渔阳等边塞城市。“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的游侠同样也是利用武力，替政权排除忧患。在这批有胆气的游侠心目中，边塞征杀便是为企图垂衣御八荒的君主解决烦恼的最佳方式，也是自己武艺的价值体现。唐代君王对游侠的这种为国杀敌肃边的社会责任感抱着赞赏的态度，这更进一步强化了盛唐游侠以武力报国的观念。

初盛唐时全民尚武的环境，也让大量文人进入任侠的状态。因此，唐代的“侠”与“儒”常常结合在一起。在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下，盛唐诗中的游侠们和文士一样自由强调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社会责任意识，与此同时，“侠”自身的浪漫气质也让游侠们格外注重表达自己的个人意志。
初唐的游侠也有相关的个人意志或社会意识的表达，但是二者多是分裂开来的独立呈现。游侠在诗作中展示出来的轻薄行为，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社会里，就是解放自我的个性体现。即便投身边塞，游侠的从军追求是“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辉”，“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的目的更多是追求自身的功名；刘生的“抱剑欲专征”也是“但令一顾重”的报私恩程序化的表达。对于初唐的游侠而言，个人意志的表达远高于对社会责任的追求。即便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孔绍安，笔下的游侠平定三边也是为了封万户侯。这是游侠思想明显异于儒学传统的反映。文人学士也追求功名，但他们希望自己的治世才能被人欣赏，功名是相关的嘉奖。而游侠们对功名则是热烈直接地追求，功名便是他们追求的本质。这与儒家思想似乎有些本末倒置。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游侠不羁的个性让他们拥有不受社会规则约束的更广阔空间。

唐代游侠诗在继承忠义报恩的游侠精神的同时，也保留了游侠轻纵逍遥的气质，尤其是盛唐，经济、军事力量均达至巅峰状态，这时游侠诗中的放纵程度及数量也是唐代的最高峰。芮挺章笔下“衔恩”“任气”的少年游侠便是通过“轩骑青云际，笙歌绿水边。建章明月好，留醉伴风烟”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任侠气质。
到了盛唐，轻薄与报国才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机地在同一首或同一系列的咏侠诗中融合起来。譬如王维的《少年行》四首、王昌龄的《少年行》二首、崔颢的《游侠篇》等，游侠们在“相逢意气为君饮”、“高阁歌声远”的同时，也能“纷纷射杀五单于”，“气高轻赴难”。跟南北朝至初唐时的游侠相比，盛唐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具有了更多元化的呈现。这时的游侠上战场时可以英勇杀敌，回到都市时同样也能自由享受生活，“轻薄”与“侠义”至此统一成整体。因有“侠行”的映衬，轻薄行为也不再负面，反倒成了游侠蓬勃生命激情的外在表现。这样的游侠形象是唐人在精神与世俗需求方面的综合呈现。
唐人的个人意志在尚武精神、繁华的经济环境以及对功名的追求、儒家思想的改造等条件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面貌。这时的游侠自我意识同样昂扬向上，但恣意行为的背后逐渐有了儒家道德的限制。在追求自我价值或是关注社会的时候，盛唐游侠们接受的已经是儒家的价值体系。在生活追求上，盛唐游侠还是保留了“任”的一面。轻薄与豪迈的结合让盛唐游侠形象更加立体地存留在诗歌当中。

肃宗之后的几代君主，除宪宗、文宗、宣宗稍有中兴之志外，其他的君王多是无能之辈，加上中晚唐的君主迷信长生，数任君王皆死于丹药中毒。即便没有丹药的影响，事实上中晚唐时期，尤其是晚唐的君主似乎在位时间都很短，这使得王权更替的速度偏快。君王在位时间短、君王的无能，加上政局的动荡不安，这使得唐代君主的实权进一步被削弱。与此同时，藩镇势力的崛起，外族势力的虎视眈眈，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不堪一击，常常连自己的国都都无法守住。
国都被攻破之余，皇帝出逃在外的时间也颇为惊人。这时候的君主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是军事方面，都已经逐渐失去掌控权力，君主有心无力的情况之下，地方势力纷纷崛起，逐步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时虽然仍是战争不断，但征战的性质已由开疆拓土转变成平定内乱，民众心态发生变化的同时，各大势力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手段也有了极大不同。在帝王政权方面，由唐宪宗开始，唐王朝进入宦官专权的时代，皇帝的废立生死均由宦官操控。这对中央集权进一步造成损害。为了铲除异己，地方政权纷纷暗地里培养死士，以暗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死士均由地方政权供养，性质与战国时的门客、食客相若，但在风骨、节气方面却又逊色许多。因为这批人只是愚忠于自己的供养者，以行刺手段完成命令，但并不会有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评价或判断，因而在历史上屡遭诟病。
史书中便有颇多关于地方政权暗中培养死士的记载。“时从弟真卿为平原太守，初闻禄山逆谋，阴养死士，招怀豪右，为拒贼之计。”“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故昭义节度刘悟，顷居海岱，尝列爪牙。……招致死士，固护一方，迨于末年，已亏臣节。”“魏博节度田承嗣诱为乱，雄不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昭宗甚至在诏书中提到，“岂有都城，合聚兵甲，暗养死士，将乱国经。”可见当时阴养死士已是常态。虽说名门望族豢养忠于自己的门客历朝历代皆有之，包括初盛唐的唐代君主们也曾招募死士为自己做事情，但是当时的死士是以“敢死士”的形象流传于历史，譬如初唐时窦建德招募死士千人袭击隋将薛世雄、太宗潜结死士与刘文静一起营救唐高祖。初唐的死士多是参加明面上的征战，借此辅佐自家主上完成王霸大略。这时的死士颇有重义轻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但是到了中晚唐，死士的行事风格已是截然不同，他们由参加征战的勇士变成暗中行刺的杀手，这种躲在暗处的行动方式让这一时期的游侠行为失去了光明磊落的积极感。

盛唐时的壮游之风为唐代文人拓宽拜谒之路、积累文学素材的同时也开阔了文人的胸襟，这让盛唐的诗歌气象格外恢宏。盛唐诗人在壮游河山之时心情愉悦，甚至在年岁已老时仍忍不住回味当年壮游的奔腾浪漫。而到了中晚唐，诗人对远游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亦知远行劳，人悴马玄黄。”这主要是漂泊在外寻求明主赏识的机会越来越少，且战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场景也冲击着远游者的内心世界。求宦不成与社会不平等因素，使远游者的积极心态逐渐崩塌，染上了悲观消极的色彩。诗人心态的变化同时反映在诗作当中，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因为主体思想的悲观，诗人所看到的事物也带有消极的色彩。这也是游侠身上的朝气在晚唐咏侠诗中几乎不见的原因之一。
韦应物在《相逢行》里刻画了一位年仅二十岁便“英声迈今古”的贵族游侠，在谒见明主的途中遇见旧识的场景。游侠当时的状态是“犹酣新丰酒，尚带霸陵雨”，因为生性不拘，且已经声名在外，所以游侠可以不在意世俗的规矩，在酒意仍酣的状态之下便能前去谒见君主，丝毫不担心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引来君主的不满。这与盛唐游侠形成鲜明对比。盛唐游侠虽说也饮酒作乐、放荡不羁，但在分寸把握方面明显优于中晚唐的游侠。他们无论出身如何都千方百计寻求机会谒见明主，一旦成功便是欢天喜地，觉得自己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未来一片光明。可韦应物诗中的游侠对面见君主这件事情毫不在意，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民众包括朝中大臣的实际想法是“渐觉人心望息兵”，游侠已经失去了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未来对他们而言不再充满希望。失去上升空间的他们精神面貌颓废了许多，即便是唾手可得的机会，他们也毫不重视。盛唐游侠重视的声誉在中晚唐游侠的眼中也是分文不值，此时能让他们觉得快乐的只有饮酒作乐。可见游侠的生活态度已发生极大改变，贵族游侠即便没有仗势胡作非为等恶劣行径，也不免陷入对未来不抱希望、混吃等死的消极状态之中。

玄宗时曾供奉东宫、历经四朝的诗人李泌，笔下的《长歌行》所透露出的精神面貌就有这样的矛盾色彩：“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歌歌颂大丈夫的“千生气志”，将自身置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天地生吾”的慷慨情怀油然而生，将道家“绝粒升天衢”的向往、儒家“鸣珂游帝都”的追求与“丈夫”形象结合在一起，使“丈夫”的意象具有了多层次的意味，诗作意蕴也变得格外深远广阔。诗中“丈夫”的定义已经和知恩图报、忠君为国无关，而是“焉能不贵复不去”形象。诗人似乎更追求一种果决的状态，为官便需显贵，不然就离开宦场。这一果断的选择说明了诗人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抉择态度。功名对诗人而言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人生的枷锁。盲目追求功名利禄是不可取的，反而“业就扁舟泛五湖”才是最佳选择。只是因为诗歌对“丈夫”的定义曲折暧昧，使得泛舟五湖之上的结局余味无穷，究竟是深藏功名的主动离开还是无法显达的泄气归隐已无从得知。但丈夫形象的复杂化正是文人阶层对自身追求出现困惑的体现之一。
中晚唐文人在追求侠气的同时，常将自身的人生困惑代入游侠形象。作为游侠的形象代表，刘生的题材由梁、陈二朝起便广受文人的欢迎，刘生形象的变化与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游侠风气的转变息息相关，中晚唐的刘生形象与初盛唐时相比截然不同。
韩愈诗中的刘生“自少轩轾非常俦”，延续了初盛唐游侠俊朗的形象设定，这位刘生同样热衷游历四方：“弃家如遗来远游，东走梁宋暨扬州。……南逾横岭入炎州。”见识了青鲸、怪魅、山㺑、蛟虬等各类诡谲事物，又经历了几年“妖歌慢舞烂不收”的轻浮浪荡生活，突然发现时光匆匆逝去，自己的人生实际充满落寞与孤寂：“瞥然一饷成十秋，昔须未生今白头。五管历遍无贤侯，回望万里还家羞。”浪迹多年之后的刘生意识到自己功名无成而感到羞愧，最终有所觉醒：“车轻御良马力优，咄哉识路行勿休，往取将相酬恩仇。”诗中的刘生不再是初盛唐时“抱剑欲专征”的气不平形象，游历四方也不再是为了驰骋边塞换取功名，他反而热衷于绝踪山林。这并非道家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式的归隐，亦非山水田园诗中对自然的喜爱与欣赏。诗歌前后的情绪转变极大，由怪兽奇景、妖歌慢舞的浪漫狂欢，到年华逝去白首无名的悲叹。刘生已不再有执着于功名、愿将身许国的明确目标，反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对自身前程悲观消极、迷惘不已。

盛唐游侠热衷的建功方式到了晚唐也常被否定。乐府古题《战城南》云：“千金画阵图，自为弓剑苦。杀尽田野人，将军犹爱武。性命换他恩，功成谁作主。凤凰楼上人，夜夜长歌舞。”诗歌呈现的朝廷的赏罚不公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在相似的题材下，晚唐游侠的负面情绪进一步深化，在悲慨的同时，游侠开始对自己的付出产生怀疑和抱怨。
对自身的付出产生怀疑之后，侠客们亦开始对生与死这一永恒的哲学话题进行思考。这时的侠客不再将生死置之度外，不再将轻生当作勇武的体现，而是反思将自己的生命无谓地抛弃在边塞战事之中是否值得，对这些无谓的牺牲的反思，正是侠客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与国家利益脱离开来的表现之一。
韦庄在《汴堤行》中，侧面描写了为征辽破虏而奔赴前线的战士形象，诗中的情绪与初盛唐的同类诗歌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这时的战事对于国家、对于百姓而言，不再是能够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不管诗中所描述的战士到底是被强征而来还是自愿参与，作为读者能看见的只有：因为国力的衰退，这些将士的沙场之行可能只是一种枉死。因为此时的牺牲已经无法为国家、为自身换来任何利益，民间对战争的态度从中唐开始便有了明显转变，到了危机四伏的晚唐，诗人对战争的态度更是悲观消极。在屡屡战败的情况之下，游侠也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换取世俗的肯定，地位大不如前。
军事力量的衰弱让社会风气逐渐由尚武转向崇文，本身善武耻儒的侠客在政治方面的出路大不如前。在边塞方面进取不得，重新退回城市又无处发泄自己的精力。在行为方面他们同样缺少之前的风范。盛唐侠客可以将暴戾一面释放在战场杀敌上，可从中唐开始，游侠们便缺少了这样的机会。这时的游侠开始变得颓靡不振，甚至沾染了世痞之气。
王建直接将这类游侠称为“恶少”，贯休在《少年行》三首中塑造的少年也是终日寻欢赌博。同样，聂夷中的《公子家》也塑造了一个五谷不分的纨绔少年。中唐之后的侠客展现出汉末豪暴之侠“不轨于正义”的一面。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更曾作诗讽刺当时武夫的无耻不堪：“依倚将军势，交结少年场。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诗中的游侠依附在将军门下，可是他们并没有力争上游的决心，反而将精力用在欺压百姓、刺杀官吏，甚至争风吃醋等方面。诗中的游侠已经有了晚唐豪侠小说中刺客的影子。与豪侠小说不同，这些游侠粗鄙不堪，除了玩乐和欺辱弱势人群，其余一概不知，完全没有“义”的一面。
咏侠诗风格的转变在由盛唐入中唐的诗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曾与李白江楼宴饮的张谓经历了天宝至大历的由盛转衰，由“年少心亦壮”到“策马从此辞”的情绪变化正好说明当时唐人心路历程的转变。

中晚唐不单贵族子弟呈现出轻薄少年的形象，连那些市井出身的侠客也失去了盛唐积极投身政治、渴望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激情。马戴笔下是“炀帝国已破，此中都不知”自顾流连享乐之地的游侠形象；张祜笔下同样是“镫金斜雁子，鞍帕嫩鹅儿。买笑歌桃李，寻歌折柳枝”寻欢作乐的形象。李商隐笔下的游侠更是通宵饮酒作乐的放荡做派。李山甫更是对中晚唐的游侠做出讽刺：“荆轲只为闲言语，不与燕丹了得人。”这时的任侠不再是报恩效忠的表达，只是谈笑间为自己镀金的一种手段；结客也只是为了闲时冶游，而这些冶游行为中已经没有了朝气蓬勃的气息。由于对“侠义”理解开始出现偏差，这时市井侠客的行为也渐渐堕落，缺少武艺的训练，也让这时的游侠逐渐转向“锦衣”“白面”的文弱样貌。盛唐游侠的离家远游是为了国家公义，而这时的游侠离家似乎是为了自身的物质追求和享受。让家中红颜年年独栖的原因是“争场看斗鸡”，冶游之时亦是毫无规矩无法无天：“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蹋烂麦青青。”在政治方面，侠客不再寄希望于自身的努力，而是企图通过买爵的方式进入政途。
社会环境与诗歌创作从来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从社会环境入手分析，便可了解咏侠诗在中晚唐时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除社会开始重文轻武、尊重儒法之外，社会逐利享乐的风气也使侠客的形象产生变化。盛唐开始，社会上便已经出现“义利之争”的声音，由中唐开始，世人对财富的追求显得更为普遍，“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加上中唐之后的官员开始以改善社会经济为从政目标，因此中唐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经济方面却依旧繁荣。经济的繁荣让世人可以追逐并享受生活的奢华，大众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因此受到影响。除传统重农抑商的观点出现变化之外，知识分子同样展示出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向来被儒家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到了中唐也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晚唐的侠客形象很难不发生质的变化。
社会观念的变化与国力的衰微是导致中晚唐游侠形象变化的根本原因。文人在面对自己无力阻挡的历史洪流时，难免在咏侠诗中发出悲慨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