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以来，侠客受各阶层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其甘愿因为情谊而替他人承担风险的节烈精神。这便是“义气”二字。侠客的尚义精神自《史记》开始便拥有广大受众，唐代自然也是格外追捧这一点。所以唐代的诗歌中也尤其重视“义气”这一人格精神。咏侠诗更是位置靠前。
初盛唐时，咏侠诗中的游侠形象无论身份贵贱、是否渴求功名，都有相似的行事准则。“然诺心无二”、“共矜然诺心”、“三杯吐然诺”等诗句均描述了侠客一诺千金的仗义形象。可见守信是初盛唐咏侠诗的精神内核之一。
“轻生”与“重义”“报恩”等概念在咏侠诗中常常并列出现。“恩酬期必报，岂是辄轻生”、“重义轻生一剑知”、“重义轻生怀一顾”等诗句都是通过概念的并列与对比来凸显游侠对恩义的重视程度。可见轻生是侠客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之一。

唐人自身好武重义的精神使他们的行事常带有“任侠”的姿态，在遇见世间不平之事时，唐人常常会有侠客式的感慨：“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神剑冲霄去，谁为平不平？”诗作将世间不平与武器联系在一起，似乎只要具有了武力就能够解决世间的不公。这正是传统侠客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诗歌的作者身份地位都不高，无法利用自身的势力去调解相关的问题。文人在无力解决所见的不公之时，也会像民间百姓一般希望身负绝技的侠客能从天而降，戏剧性般地将所有问题解决掉。诗人向旁人展示的不仅是诗中剑客，更是自己面对不公时的愤慨与正义，武器在此成了侠义与正气的象征符号。
在抒发侠气的同时，文人也将自身的儒学气息融入咏侠诗当中。唐代君主致力于拓扩国家版图，因此武力显得极其重要，当时文人也踊跃参与到边疆战事中。这时的咏侠诗侧重体现侠客如何利用武力实现自我价值，其中的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边塞游侠“忠君爱国”这一方面。其他游侠的形象刻画则保留了更多先秦游侠的行为特点。诗人除了将重点放在游侠的放荡不羁，同时也有游侠为了知己轻生重义的相关描写：“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
报仇、轻生、殉节等行为的本质都是利他主义的，可游侠利他的手段却是违法乱禁。在游侠眼中，所谓“义气”就是竭尽自己所能为他人付出。在他们的世界中，私刑可以代替法律，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这便使游侠的“义气”行为带有了两面性：为人排忧解难的同时又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这也是咏侠诗中经常强调游侠“死难在横行”的原因之一。所以这类游侠一般只作为文人的精神寄托，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其现实中的生存空间并不大。

唐代能文能武的读书人数量并不少。因而在咏侠诗创作的过程中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二者进行比较，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慨。儒家的“仁义”“乐群”“忠君”等思想逐渐渗透到咏侠诗中，使得诗中的侠客或者诗中对侠客的评价沾染上了儒家的思想。而诗歌不论是褒扬儒者还是欣赏侠者，本质上并无差别。李颀的“早知今日读书是”是建立在闭门苦读十年后能够“业就功成见明主”的基础上。韦应物的“读书事已晚”是发生在“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的背景下，他的笔下也会出现“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等扬武抑儒的字句。可见当时文人心态的矛盾之处：骨子里的侠气与儒思的碰撞，左右着诗歌中侠与儒的地位高低。
文人欣赏甚至效仿侠者的行为，也是因为“侠义”与“仁义”的融合，甚至在儒家文化对侠文化的渗透中，侠客原本“忠知己”的追求，被置换成为“忠国君”的思想。即便是尊侠贬儒的诗歌，也只是读书人无法凭借自身才能获得赏识的负气话而已。因此在唐代的诗歌当中，不论推崇儒家的方式还是侠者的方式，本质上都是推崇儒家“忠君为国”、追求自身成就的积极入世思想的表达。

无论是出征边塞还是寄情都市，宝剑都是游侠随身携带的首选，是彰显游侠武艺、身份的重要道具。通过咏侠诗，后人完全能看出游侠们对宝剑的喜爱程度。气不平的刘生“抱剑欲专征”，“抱”字强调了这把宝剑对刘生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剑鞘上还用珍贵的翠羽装饰，进一步暗示这把宝剑的珍贵程度。为国征战的游侠“虎髯拔剑欲成梦，日压贼营如血鲜”。拔剑的姿势正好彰显边塞游侠杀敌时的勇武。“横行俱足封侯者，谁斩楼兰献未央。”长剑是游侠获取功名的武器之一。“歇鞍珠作汗，试剑玉如泥。”宝剑又成了游侠恣意玩乐的工具。剑是游侠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的勇武象征，因而游侠对宝剑的喜爱超越了其他武器。
不单游侠，身具侠气、喜好任侠的唐人在出行时也常随身佩剑。《全唐诗》中有高达1500首诗歌涉及了“剑”的书写，剑似乎成了唐人生活的重要佩饰。儒家文化与侠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唐代许多读书人身上也具备游侠性格，而文人在进行游侠书写时，背后亦有儒家的精神支撑。宝剑作为勇武的象征，常常与儒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书生意气与报国情怀通过对边塞的向往融合到了一起，宝剑往往是这一融合过程中的重要意象。
“丈夫得宝剑，束发曾书绅。嗟吁一朝遇，愿言千载邻。心许留家树，辞直断佞臣。焉能为绕指，拂拭试时人。”诗中的剑客兼具书生的身份，或者说剑主人是一位有任侠风气的读书人。所以诗中的宝剑并非用来杀敌戍边，而是成为书生内省的对照意象。侠客的刚正与儒家的仁义融为一体。剑在这里成为正直不阿的化身，是奸佞小人的对立面。而窦群借宝剑表达了自己愿为天子扫除佞臣的忠君思想。
白居易有诗《李都尉古剑》：“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有客借一观，爱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同样用剑比喻书生宁可身死、决不求全的气节。宝剑的作用已经和古时游侠的佩剑功能不同。诗人在诗中认为用剑报私怨会让神兵蒙羞，并不可取。能够让神兵发挥功用的唯一途径是为天子斩除奸佞。诗歌将思想提升到了为国为民的层面，并否定了古代游侠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早期侠义观。
韩愈的《利剑》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剑本是侠客行侠施恩的武器，可是到了中唐诗人的笔下，剑的意象由外在的笔直内化成正直无邪的精神象征，成为“君子比德”的一种对象，这是儒家思想对侠义的一种同化。“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同样用剑与钩的外在形态象征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品德。剑的意象由南北朝时的杀敌报仇的武器变成了“清君侧”的利器，虽然都是忠君爱国的化身，但唐代的武器意象明显染上了更多儒家色彩。

唐代道教盛行，诗作中的侠客有时也会染上道教的色彩。吕岩诗歌中塑造的游侠就是所谓的“道侠”。在道侠的眼中，宝剑可以行侠仗义，也具有审美功能。“东山东畔忽相逢，握手丁宁语似钟。剑术已成君把去，有蛟龙处斩蛟龙。”“朝泛苍梧暮却还，洞中日月我为天。匣中宝剑时时吼，不遇同人誓不传。”“先生先生貌狞恶，拔剑当空气云错。连喝三回急急去，欻然空里人头落。”“剑起星奔万里诛，风雷时逐雨声粗。人头携处非人在，何事高吟过五湖。”这里的宝剑不仅具有审美的功能，更是道术与游侠精神代代相传的重要意象。

随着胡汉通商，西域宝刀也逐渐进入汉人视野中。相传大食的宝刀精致锋利。杜甫曾盛赞大食宝刀：“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壮士短衣头虎毛，凭轩拔鞘天为高。翻风转日木怒号，冰翼雪澹伤哀猱。镌错碧罂鹈膏，铓锷已莹虚秋涛，鬼物撇捩辞坑壕。苍水使者扪赤绦。龙伯国人罢钓鳌，芮公回首颜色劳。”诗人用中国典故为大食宝刀营造“神器”的来历。西域宝刀的锋利与中华文化结合，以神兵的特别突出赵公的地位与威武。
出于喜爱，唐人不但将西域的宝刀作为自己的配饰，更将宝刀图案设计成日常装饰的一部分。李颀借《崔五六图屏风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一诗细致地说明屏风中的佩刀与众不同之处：铁鞘金环，锦带缚之；单看刀的外形描述似乎与一般武器无甚区别，然而这佩刀的磨刀石是阴山玉，洗刀水是独流泉。借世间罕有的宝玉和清泉突出宝刀的贵重与不俗。不需着墨于刀客，读者便可想象出一位英雄的形象。人们不禁会思考：使魍魉不敢上前的究竟是宝刀本身，还是刀客身上的凛冽气息？即便佩刀只是被画于屏风之上，但只是看上一眼便让人热血澎湃、“心在江湖上”，宝刀意象中的英勇气息可想而知。

家世显赫的张祜对贵族生活颇为了解，其笔下的《少年乐》是贵族游侠每日娱乐生活的总介：“二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绿鬟深小院，清管下高楼。醉把金船掷，闲敲玉镫游。带盘红鼹鼠，袍砑紫犀牛。锦袋归调箭，罗鞋起拨球。眼前长贵盛，那信世间愁。”诗作对贵族少年如何获得爵位并无介绍，但根据中晚唐的社会状况，这位贵族子弟多半是靠祖上荫庇，所以无法相信人间仍有疾苦，心安理得地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绿鬟清管的美色歌舞，金船玉镫的冶游销金，箭袋、球鞋均由绸锦制成，可见贵族游侠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对娱乐物品的精致追求。无独有偶，李廓的《长安少年行》所介绍的贵族游侠的娱乐生活与张祜叙述的基本一致。
除上文提到的《少年乐》之外，唐诗中亦有不少游侠打球的描写。打球是唐代贵族最喜爱的运动之一。打马球既刺激，又具有危险性，能够满足贵族游侠追求不平凡的猎奇心态。
若说张祜的《少年乐》是全面记录贵族游侠的日常娱乐方式，那么蔡孚的《打球篇》便是集中笔墨刻画他们打马球时的场景：“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红鬣锦鬃风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对比《资治通鉴》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可见蔡诗的记录相当真实。其中贵族游侠使用的球杖雕纹画花，所用的马球镶嵌七宝，球具的精致程度让人惊讶。精致的球具与激烈的赛程，让这批游侠欲罢不能，由薄暮玩到初晓才不舍地离开。
蔡孚的《打球篇》通过对打球场面的刻画，突出竞争的激烈，而李廓的“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则从更换球衣的次数来说明赛况的刺激程度。这些少年在运动中消耗巨大，汗流浃背，不得不中途屡次更换衣物。比赛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马球所需空间较为广阔，一般地点都设在宫殿、广场之前。军营虽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但军中的边塞游侠也会进行类似的蹴鞠活动。可以看出游侠们多喜欢活动量较大的、带有竞争意味的娱乐活动，这与他们好武尚斗的群体性格有莫大的关联。
不过马球多为贵族喜爱，一般的游侠未必有机会接触。但是唐代亦有一些适宜大众的休闲活动。游侠们也常常聚众拥掷射猎、赏春踏青。

李廓的十首《长安少年行》便从不同的角度记录贵族游侠们春季踏青玩乐的狂欢。诗歌甫一开篇先介绍了少年的身份背景，紧接着就叙述了少年浪荡不羁的娱乐生活：“追逐轻薄伴，闲游不著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绯色在唐代是四五品官服的颜色，点明少年游侠的官阶。一大清早便出门踏青赏花，“垂鞭踏青草，来去杏园芳”。哪里的花开得最盛，这群游侠便到哪边冶游，还得带上一壶美酒。美酒加美景，自有一种别样的雅趣。
“轻薄”一词从汉代开始便带有轻佻浮薄的贬义色彩，《汉书》说到蓟这个地方时就用“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指出燕地民风的特征。到唐代，这一意思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刘知幾在以汉史为例、总结记录史料方法时写道：“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嫚游，乌集无度，虽外饰威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阙如。”可是在咏侠诗中，“轻薄”一词却被众人坦然接受，大家并不认为轻佻是不合礼仪的举动。正是因为观念的变化，因而咏侠诗中的游侠虽然行为举止放荡不已，但是放荡之中却又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蓬勃生命力。他们的射猎狂饮正是生命力的体现。

在涉及游侠的作品中，他们的坐骑或行车都是耀眼的存在之一。游侠们无论是出征沙场还是游戏人生，均少不了出行工具的帮助。车、马与周围环境的呼应，让后人不但能体会到游侠当时的心境，而且更能全面理解唐人对生活工具的审美要求。
唐诗中涉及马的描写颇多，相关的诗歌更有近4500首，其中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单是与游侠生活有关的诗题便有《紫骝马》《白马篇》《骢马》《白鼻䯄》等，足以看出马与游侠生活的相关性。诗中的游侠常用“银鞍”“金鞍”“玉鞍”“珠勒”等名贵马具装饰宝马，在彰显游侠财富的同时，也说明了游侠对宝马的重视程度。
骏马在咏侠诗中与其他意象的搭配组合往往如下：骏马加美女、好酒。这类组合基本出现于都市游侠的生活描写之中。譬如：“银鞍白鼻䯄，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暧暧风烟晚，路长归骑远。日斜青琐第，尘飞金谷苑。”“红缨不重白马骄，垂柳金丝香拂水。”这类诗歌刻画出城市游侠生活写意自得的一面。骏马是游侠姿态轻快怡然的外在意象的表达，对骏马的描写并不涉及力量与速度，而是尽量使马融入周围环境，形成明快的风景结构。因为轻松自由，所以游侠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享乐。“陆郎倚醉牵罗袂，夺得宝钗金翡翠。”“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相关描写将游侠的不羁写意与市井的烟火气息融合在一起。
马作为出行工具，其便捷性在城市游侠的骑射游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青云年少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稀。”这些诗句中的骏马飞驰如同流星划过天际，人们只能看见驰骋之后的尘土。骏马的俊逸身姿和游侠少年的昂扬激情交相辉映，进一步衬托出游侠的率性自由。

熏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春秋战国时，人们便以沐浴香汤、佩戴香囊，甚至熏炙香草等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或衣物染上香气。熏香并不只有女性独享，男士对此也热衷不已。南北朝的范晔在《和香方》中也记录了不少熏香的配方。唐人在熏香方面也有自己的创新，譬如万向型的随身球形香炉，工艺至今仍让人赞叹。在发展相关工艺的同时，人们对熏香本身的要求自然也不低。莎草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性香草，东汉的马融曾写过“树以蒲柳，被以绿莎”。秦韬玉的《贵公子行》中便提到，“阶前莎球绿不卷，银龟喷香挽不断。”证明具有淡淡香气及一定医药功能的莎草在古代民间颇受欢迎，同时也说明人们在选择住宅植物时，除注重观赏性外，香气也在考虑范围内。韦应物在描绘长安盛景时，也有“下有锦铺翠被之粲烂，博山吐香五云散”等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的贵族阶层对熏香的重视程度。
当时的贵族以衣物熏香为时尚，驸马退朝归宅是以“数里衣香遥扑人，长衢雨歇无纤尘”的姿态出现在长安的繁华街道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唐代的贵族游侠对熏香自然也有别样的追求。出行时的马车是“五香车”“七香车”，品种优良的宝马是“蘅垂桂袅香氛氲，长鸣汗血尽浮云”、“赤汗微生白雪毛，银鞍却覆香罗帕”。就连他们的衣着也要沾染香气：“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刬戴扬州帽，重薰异国香。”从这些诗歌中，后人可以看出当时的熏香偏好，“重薰”二字在说明贵族游侠经济实力优渥之外，也说明了当时以浓香为时尚，这样才有衣香满路的嗅觉效果。

唐人盛赞李嶷的三首《少年行》：“词虽不多，翩翩然侠气在目也。”诗作中的游侠除年少有为、器宇轩昂之外，行为举止也与常人不同：“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少年直接在马上喝酒正是他不拘小节的体现。马的俊逸与酒的醇厚结合在一起，让这位少年游侠的形象即刻鲜明了起来。少年游侠爱好自由放荡，就连喝酒也不受环境的制约。俊朗不羁的游侠所用酒器自然也不是普通的陶器小碟，而是奢华的“金杯”，这一器物的材质，除呼应前两首诗歌对这位游侠高贵的身份背景的描述之外，也具有利用“金玉”等名贵事物比喻游侠品格高洁不俗的传统咏侠诗的写作特点。相似的游侠书写在令狐楚的《年少行》中也曾出现：“霜满中庭月满楼，金樽玉柱对清秋。当年称意须行乐，不到天明不肯休。”诗歌中同样是用“金樽”“玉柱”等奢华对象来凸显游侠的不羁。“霜满中庭月满楼”说明了游侠寻欢作乐的时间是在皓月当空、夜霜凝结的深夜，寻常人家这时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游侠此时却是玩得正开心的时候。因兴致高涨便不顾时间尽情玩到天亮，正体现了游侠不拘小节、不愿被社会观念束缚的人生信念。

自从刘勰提出“风骨”的概念后，“风骨”一词便由品鉴人物的用语逐渐变成文学评论的术语。后世的诗学评价中的“骨气”“风力”“气力”等词语都承接了刘勰对“风骨”的解释。这类评价均涉及诗歌的精神气质与义理逻辑。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更是明确提出“建安风骨”一词：“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并对建安文学给予了“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的高度评价。

同处南朝的江淹，其诗作中也偶见游侠形象，《鲍参军昭戎行》中的游侠由于“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徇义非为利，执羁轻去乡”等原因而选择“倚剑临八荒”，这里的恩义完全没有了私人情感色彩，而是展现了游侠对护国的追求。“恩光”也不再是传统游侠受人礼待之恩，甚至整首诗中都没有提及恩从何来，读者只能结合诗歌的卫国情怀判断这虚无缥缈的恩义应是“国恩”。不得不说，忠君爱国的思想似乎是南北朝边塞咏侠诗的标配。“为君意气重，无功终不归”（吴均《战城南》），“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吴均《入关》）中的英勇更是对君主忠诚的外在表现。
魏晋六朝时并非所有出身寒门的文人都能像江淹一般位及王侯，也并非所有渴求改变命运的游侠都能够得偿所愿。鲍照笔下的游侠“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即便如此，他心中依然幻想有朝一日能得到明主垂顾。《结客少年场行》中去乡三十年的游侠回到故土的心情是“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赠别新林诗》中的幽并儿“抱剑事边陲”的结局是“天子既无赏，公卿竟不知”。游侠的前景迷茫与文人的怀才不遇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当时边塞咏侠诗幽愤郁结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