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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有一道五栅的大门。我走过去靠在门上。视野里没有人，我把帽子稍稍往后推，让芳香的空气吹拂我的额头。篱笆下面的草地上长满了报春花。在大门里面一个流浪汉或什么人留下了一堆篝火的痕迹，白色的灰烬还徐徐地冒着烟。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池塘，上面漂着浮萍。这块地种了冬小麦，地势很斜，上面落着一些白垩粉，还有一小片山毛榉林。树上长了看得不太真切的嫩叶。所有的东西都纹丝不动，风似乎连那团灰烬也吹不动。除了某个地方有一只云雀在歌唱之外，周围一片静谧，连一架飞机也没有。
我在那儿呆了一会儿，靠在大门上。只有我一个人，就只有我一个人。我看着那片田野，那片田野也在看着我。我心里有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我的感觉现在已经很少有了，一说出口就显得很愚蠢可笑。我感觉很幸福。我觉得虽然我无法永远活下去，但我愿意永远活下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只是因为今天是春天的第一天，是季节效应或其它什么影响了性腺体的结果。但并不只是这样。很奇怪，眼前的这一幕中突然让我觉得活下去还是值得的不是那些报春花或树篱上的花蕾，而是靠近门口的一堆篝火。你知道在无风的日子篝火是什么样子的。木柴都已经被烧成了白色的灰烬，但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在灰烬下你可以看到里面仍有鲜红的火苗。一团红色的余烬看上去更有活力，比任何有生命的事物更让我感觉到生命的活力，真是很有趣。它有种特别的品质，让人觉得很顽强很活跃——我想不出贴切的词汇。但它让你知道你还活着。它是一幅画的画龙点睛之笔，让你注意到了其它一切事物。

我的这辆旧车在延绵的丘陵间起起落落蜿蜒而行。上帝啊，多么美妙的一天！你知道三月份当冬天突然间似乎放弃了挣扎时天气是什么样子的。过去这几天天气一直很恶劣，人们称这种天气为“清冷”，天空是一片冰冷而坚实的蔚蓝，风就像一把钝刀割着你。突然间，风停了，太阳出来了。你知道那种天气。浅黄色的阳光，树叶纹丝不动，远处起了一层淡淡的雾，你可以看到羊群散布在山坡上，像一团团白垩。山谷下面正在烧火，浓烟缓缓地向上升去，融入薄雾中。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天气很暖和，你很想脱掉身上的衣服。
我来到一处地方，道路两旁的草坪里长满了报春花。可能还有一小块露出黏土的地皮。开出二十码外我放慢车速，停了下来。这种好天气可不容错过。我觉得我得下车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或许可以乘周围没有人摘几朵报春花。我甚至掠过想摘一束花送给希尔达的念头。
我关掉引擎，走出车外。我不喜欢让这部旧车挂着空挡，因为我总是担心它会把挡泥板或什么给震掉。那是辆1927年的旧型号轿车，已经开了非常远的路程。如果你打开机罩看看前面的引擎，你会想起古老的奥地利帝国，所有的零部件就靠几根绳子绑在一起，但还是能让活塞保持运转。你不会相信会有任何机器同时往不同的方向震动不停。就像地球的运动一样，有二十二种不同的震颤方式，或许有这么多吧，我记得在书上读过。如果你从后面看着它挂着空挡的话，活脱脱就像看着一个夏威夷女孩跳草裙舞。

对我来说。即使是一首短诗也令我觉得很冗长，但我很喜欢聆听老波特斯高声念诗。毋庸置疑，他读得非常好。他有这个习惯——他总是对着整班男生朗读。他会懒洋洋地靠在什么东西上面，叼着烟斗，喷出几口淡淡的轻烟，庄严而抑扬顿挫地朗读着诗文。你可以看到这首诗打动了他。我不知道诗歌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诗歌的作用。我想或许就像音乐一样，诗歌对某些人有精神上的作用。当他朗读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在听，也就是说，那些诗句我根本没有听进去，但有时候诗歌的韵律带给我平静的感觉。大体上说，我喜欢听他朗诵诗文，但今晚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朗诵没有了效果，似乎房间里吹入了一股冷风。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诗歌！什么是诗歌？只是声音，一小股空气的涡流而已。天哪！凭借这个可以对抗机关枪吗？
我看着他倚在书架上。真有趣，这些公学出身的人，一辈子都是书呆子，一辈子所想的事情就是母校和那些拉丁文、希腊文和诗歌。突然间，我想起了第一次和波特斯在一起的时候他朗诵的就是同一首诗。朗读的方式一模一样，他的声音念到同一处地方时发着颤——好像是“神奇的窗扉”什么的。我心生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已经死了。他是一个幽灵。所有和他一样的人其实都已经死了。
我突然想到，或许你所看到的四处走动的人其实已经死了。我们总是说一个人的心跳停止之后才算死了。这么说似乎有点武断。毕竟，有些身体部位是不会停止运转的——比方说，头发会多年保持生长。或许当一个人的大脑停止了运转，再也无法接受新的想法时，他就真的死去了。老波特斯正是这种人。他非常博学，而且品味高雅——但他无法适应改变，只会周而复始地说着同样的话，想着同样的事情。有很多人像他一样，精神上已经死了，思想已经停止运作了，只会在相同的轨道上来回地摆动，幅度越来越小，就像幽灵那样。

老波特斯读书的那间小书房的灯彻夜通明。我敲了敲前门，和往常一样，他施施然地走了出来，嘴里叼着烟斗，手指仍按着刚才读到的书页。他是个很引人注目的老头，身材高大，长着灰白的卷发和一张迷离瘦削的脸，脸色有点苍白，虽然已经年近六旬，看上去却像个小男孩。在公学和大学里有些人一直到死去那天都长着小男孩一样的脸庞，真是有趣。他们的动作很有特点。老波特斯喜欢来回踱着步子，他那张英俊的脸和那头花白的卷发微微后仰着，让你觉得他正在恍惚地想着诗作什么的，并没有注意到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要看着他，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在他的身上写满了他的生活方式所留下的痕迹。公学、牛津大学、然后又回到母校当校长。他一辈子都生活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板球的氛围中。他有着种种的怪僻行为，总是穿着一件旧的哈里斯斜纹软呢夹克，有几个灰色法兰绒的旧包，他喜欢你称之为“不体面的东西”，抽着烟斗，不屑于抽香烟，虽然他晚上经常熬夜，但我猜想每天早上他都会洗冷水澡。我觉得在他眼里我是个俗人：我没上过公学，我不懂拉丁语，也没有想学习的渴望。有时候他会告诉我“缺乏对美的鉴赏力”是一件憾事，我猜他只是委婉地说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我还是很喜欢他。他的热情好客让人觉得心里很舒服，他总是欢迎你到他家，一聊就是整个晚上，而且家里总是备好了酒。当你住在像我家那种饱受女人和孩子侵扰的地方时，有时候出去到单身汉家里坐坐，感受一下书籍、烟斗和壁炉的气氛对你很有好处。而那种高高在上的牛津优越感，认为除了书籍、诗歌和古希腊雕像之外再无重要的事情，而自哥特人劫掠罗马城之后历史再无大事的态度——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是一种慰藉。
他让我坐在壁炉旁边那张旧皮椅上，端出威士忌和苏打水。每次拜访他的起居室里总是缭绕着烟斗的烟雾，天花板几乎被熏黑了。房间很小，除了房门、窗户和壁炉上方之外，四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籍。壁炉架上面摆放着你意料当中的物品：一排脏兮兮的旧石楠烟斗、一个古希腊银币、一个上面印着老波特斯的学院徽章的烟草罐，还有一盏陶土做的灯，他曾经告诉过我这些陶土是他从西西里岛的山上挖来的。壁炉架上方挂着古希腊雕塑的相片。中间有一幅大相片，是一个长着翅膀的无头女人，看上去似乎她正要出门赶着搭巴士。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相片却对其一无所知，问老波特斯为什么他们不给那个女人安上头颅时，他是何等惊讶。

当一个女人被害了，她的丈夫总是第一个有嫌疑的人——这让你从侧面了解到人们对婚姻真正的想法。

战争把我从熟悉的旧生活轨道中拉了出来，但经过一连串奇奇怪怪的事情之后，我几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你记得十三年前在阴沟里看到的那片橘子皮，你记得在火车站候车室惊鸿一瞥的托基小镇的彩色海报。但我这里说的是另外一种回忆。我仍记得旧时下宾菲尔德的生活。我记得我的钓鱼竿、红豆草的味道、站在棕色茶壶后面的母亲、那只红腹灰雀杰奇和集市的马槽。但这些都不再是鲜活的回忆。这些是逝去的事物，和我缘分已尽。我从来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我会希望回到过去。
战争结束后的那几年很古怪，几乎比战争本身还要古怪，虽然人们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并不是非常鲜明。对一切抱以怀疑的态度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形式，但比以往更加强烈。数百万男人突然间被踢出部队，发现他们为之浴血沙场的国家根本不欢迎他们。劳合·乔治和他的朋党在营造工作依然存在的幻觉。一群群退役的士兵摇晃着捐献箱来回徘徊着，蒙面的女人在街头唱歌，穿着军官束腰外衣的家伙拉着难听的手摇风琴。在英国，每个人似乎都在为了找工作而奔波，包括我在内。

上帝啊！说一个人不应该对“战前”的生活多愁善感有什么用呢？我就为此觉得伤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也会有这种感觉。确实，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总是记得那些美好的事情，甚至对于战争也是如此。但那时候的人的确拥有某种我们现在没办法拥有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那只是他们对未来没有恐惧感。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的生活比现在舒服。事实上，那时的生活更辛苦。大体上人们工作更劳累、生活更艰难、死得更痛苦。农场的帮工一周干死干活才挣十四先令，最后落得残疾，领五先令的养老金和教区时不时发的半个克朗。而那些“体面的”穷人情况更加糟糕。当高街另一头的布料商小老头华生挣扎多年终于破产时，他的个人资产只剩下两英镑九先令六便士，然后立刻死于所谓的“胃疾”，医生说他其实是饿死的。但是，他最后还是保住了那件双排扣长礼服。钟表匠的助手老克林普是个熟练工匠，干这一行干了五十年，得了白内障，不得不住进收容所。当他被带走时，他的孙子们嚎啕大哭，他的妻子出去烧炭，省吃俭用地每星期给他寄一先令作为零花钱。有时候你会目睹可怕的事情发生：小生意人江河日下，渐渐沦为破产的穷光蛋；人们死于肿瘤尺寸达几英寸的癌症和肝病；酗酒的丈夫每个星期一写下戒酒保证书，每个星期六就违背了誓言；女孩子们因为私生子一生都毁了。房子里没有浴室，冬天的早晨你得凿开水槽上的冰。到了夏天后街就恶臭熏天，教堂墓地就坐落在小镇的中央，因此每天你都会记得你会有怎样的下场。但是，那时候的人拥有什么呢？他们拥有安全感，虽然他们的处境并不安全。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感觉。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会死去，我想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将会破产，但他们不知道世道将会改变。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世道仍会以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延续。我不认为当时仍然盛行的所谓宗教信仰起着特别的作用。确实，几乎每个人都会去教堂，至少在乡下是这样——埃尔丝和我仍然会去教堂，即使用牧师的话说，当时我们生活在罪恶中——如果你问人们他们信不信死后会获得重生，大体上他们会说相信。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人让我觉得他真的相信来生。我觉得，人们对这类事情的信仰程度至多就像孩子们相信有圣诞老人一样。但在一个平稳的时代，在一个文明就像大象一样稳稳当当地站立着的时代，像来生这样的观念并不重要。如果你所在乎的事情将继续存在下去，死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你活了一辈子，你觉得累了，是时候到阴间去了——那就是过去人们对待生命的看法。在个体层面上，他们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继续存在。他们心中的善与恶仍一直会保留下来。他们没有感觉到脚底下的大地正在动摇。

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我不是指笼统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我指的是在这个特定年代在这个特定的国家所过的生活——让我们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我们总是得工作。就算是农场帮工或犹太人裁缝也有空闲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有劣根性，驱使我们来来回回地做着无休止的无聊琐事。我们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但就是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想一想你真心在乎的某件事情，然后算一算你花了多少小时在这件事情上，这些时间占了你一辈子的几分之几，然后算一下你花在刮胡子、搭公共汽车往返、在火车站候车、在十字路口等候、讲下流故事、阅读报纸上的时间又有多少。

看到佐格王的海报时，我回到了那个世界。我不仅记起了从前的事情，我甚至回到了从前。当然，这些想法持续的时间不过几秒钟。过了一会儿，我似乎又睁开了眼，我变回了四十五岁的我，回到了斯特朗大街的人流中。但回忆留下了影响。有时候，当你从思绪中醒来时，你感觉自己似乎从一潭深水中走了出来，但这一次恰好相反，当我回到1900年的时候，感觉似乎更为真实。即使到了现在，我的眼睛睁开着，那些该死的傻瓜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街上的海报、汽油的味道和汽车引擎的噪音对我来说似乎都比不上三十八年前下宾菲尔德星期天早晨的情景来得真切。
我丢掉那支雪茄，慢悠悠地走着。我可以闻到那股死气沉沉的味道。我真的可以闻到。我回到了下宾菲尔德，那一年是1900年。在集市的马槽旁边，送信人的马正在吃着马粮袋里的饲料。在街角的那家糖果店，威勒太太正在称出半便士的酒味糖球。拉姆普林小姐的马车驶了过来，马夫穿着土黄色的马裤，双手抱在胸前。以西结伯伯正在咒骂乔伊·张伯伦。募兵官穿着一身猩红色的军装和一条蓝色紧身裤，戴着平顶军帽，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捻着挺翘的八字胡。喝得醉醺醺的酒鬼跑到乔治酒店后面的院子里呕吐。维多利亚女皇在温莎城堡中，上帝在天堂里，基督在十字架上，约拿在鲸鱼肚子里，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在炽热的火窑里，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王噩坐在自己的王位上互相打量着对方——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坐在那儿，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像两只消防犬一样，又像是水火不容的狮子与独角兽。
这一幕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吗？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个美妙的世界。我属于那个世界，你也是。

我喝了好几品脱啤酒，身体暖洋洋的。那根雪茄的烟雾在我的新假牙四周缭绕，让我觉得心里很宁静。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心田一片清明，如同一个哲学家那么深思熟虑，一部分原因是我无所事事。我的思绪回到了早些时候那架轰炸机从火车头顶掠过时勾起的那些关于战争的想法。我似乎变成了先知，能够预见到世界的结局，并且很享受这种感觉。
我沿着斯特朗大街朝西边走去。虽然天气很冷，但我走得很慢，享受着抽雪茄的乐趣。和以往一样，路上行人鱼贯而行，你很难冲破这些人群。这些人脸上都露出麻木不仁的表情，伦敦街头的行人都是这副德性。路上车水马龙，红色的大巴在小汽车之间穿插前进，发动机轰鸣不断，喇叭响个不停。我觉得这些噪音足以把死人吵醒，却唤不醒这里的活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这座行尸走肉的城市里唯一清醒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幻觉。当你走在一群陌生人中，你很难不把他们想象成蜡像，但或许他们对你也心有同感。最近我老是觉得自己像个先知，我觉得战争就迫在眉睫，即将摧毁一切，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感觉。我猜想，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些人里，肯定有人也在脑海里勾勒出炮弹横飞泥土四溅的画面。无论你在想什么事情，在同一时间总会有上百万人在想着同样的事情。但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们就站在烈火熊熊的甲板上，但除了我之外没人知情。看着那些神情呆滞的面容穿梭而过，我觉得他们就像十一月的火鸡，对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我的眼睛似乎能发出X光，可以看到一具具行走的骷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