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暗，屋内的物件变得模糊不清。众所周知，贝克特不喜欢过多的交谈。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斥着对那些喋喋不休、叽叽喳喳之人的厌烦。最终，我鼓起勇气问他正在写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而且又有什么用呢？”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墓地。我向他讲述了我位于香农河一座岛上的坟墓，那里如此偏僻，有几座教堂，屋顶敞开，任由天空俯瞰，野鸟在墓地上空盘旋进出，墓碑上布满了青苔。他感到惊讶，并问我是否打算回去接受永久的“怨恨剂量”。他可能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所遭受的可怕对待，当局和爱尔兰的殡葬业者对他的遗体是如此反感，以至于它从未被运回祖国。这时，我想起1964年初次见到贝克特后不久，他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也许是他发给许多人的宣言——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在都柏林，并在埃尔弗里商店买了一顶黑色丧帽。然而，他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爱尔兰特质——他的声音、步态、手杖，以及他笔下“道路与沟渠间废墟遍布的土地、可爱的乡间小路、雏菊、绵羊、羔羊、胎盘”，这些都是他与父亲在山间漫步时观察到的景象，还有远处石匠银铃般的捶击声。就连辛格也未曾以如此深情捕捉过爱尔兰。我总将杰克·叶芝、辛格和贝克特视为同类，他们志趣相投，是高贵血统的流浪者，用双脚丈量过那些终将被他们以绘画或语言神圣化的土地。我最初读到他的文字，是在伦敦图书馆四楼那个昏暗的角落。我偶然邂逅一本印有叶芝画作复制品的书——一本让我极想窃走的书。贝克特在简短而闪耀的序言中写道：这位押上自我存在的艺术家来自虚无，亦无亲族。我提及此事时，他抬起头来，面露喜色，全然忘记那是自己的手笔，反而忆起与杰克·叶芝在北都柏林的长途漫步，总在某个静谧的酒馆休憩、沉思。谈论这样一位严谨之人时提及饮酒或许不妥，但爱尔兰的天才们——乔伊斯、贝克特、弗兰·奥布莱恩等众多人物——皆是酒馆常客，他们将那些驻足时光化作孜孜不倦的创作养分。
房间里寂然无声，唯有他椅子的滚轮蹭过踢脚板的吱呀响动，以及女仆们在楼梯平台上彼此呼唤的声音，那呼唤既专横又欢快。他坐着凝视前方，时而抬眼望向角落，那里早先有异象显现。
“根本没必要回去。”他说，带着某种听天由命的意味。而我明白，若非怀着那般美丽、哀伤且永恒不灭的孤寂去爱过那片沟渠、雏菊与废墟遍布的土地，他绝不可能写出那些文字。
我用杯子喝下迷幻药。我不记得它有任何味道。我记得自己坐在那里，必须叫他抱着我，或者至少拉着我的手，但当我结结巴巴说出口的时候，他突然在那张扶手椅上变成一只老鼠，一只西装革履、系着领带的精英鼠。那是我当天最后一个半清醒的念头。世界开始旋转，旋转，脚下的地板如海浪般起伏摇晃。我逃向厨房，却发现那里同样在晃动，墙壁摸起来竟化作血肉。我退回客厅，他正在起舞，但我拒绝了共舞的邀请——当时的我已然支离破碎。这场折磨持续了数小时。我不再坐着，而是瘫倒在地，喘着气，每一波侵袭都比前一次更狰狞。子宫。鲜血。地狱。烈焰。一颗无花果被剖开后，露出受伤的果肉。
一次，他从墙上取下那面巨大的镀金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紫涨的脸、疯狂转动的眼睛和扭曲的身体。我像分娩时那样破水了，水流如瀑布般从我体内涌出。然而，跪着的地板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潮湿。我失去了时间感，也察觉不到光线的变化。我忽而语无伦次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带着记忆与绝望降生到这个世界，然后两次说道：“边缘在不断裂开，而你必须死不止一次，我的母亲，我的谜团，我幼小的孩子们，我只能承受你们。”我依稀想起他们在彼得斯菲尔德的一所寄宿学校，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过了一段时间，他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像受伤的动物般在地上爬行。我多希望他能留下，渴望他能抱抱我。我多想吃块饼干，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块姜味软饼的模样，可厨房里存放饼干的铁罐远得让我够不着。我爬到小桌旁的电话机前，想给泰德·阿兰打电话。电话机正面是金属面板，凹陷的字母和数字键仿佛长在我自己的牙龈上，拨号动作变得难以完成。那一刻，我终于哭了出来，泪水决堤般流淌，对整个无法触及的世界生出不合时宜又徒劳的怜悯。
我得到了某种喘息的机会。天快黑的时候，我望着黄昏的阳光渐渐暗下来，恍惚间，瞥见绚烂的色彩——在天空中，在河面上，脑海中，迸发流光溢彩，浓烈如瀑。恍如昔日在维也纳所见，老彼得·勃鲁盖尔笔下的雪中猎人：皑皑雪原上，乌黑的树干与零星的乌鸦愈发幽暗，两只毛发柔软的赤褐猎犬乞求抚触。持矛猎人渐行渐远，身影消融在通往雪峰与乳青天穹间无形峡谷的平原上。继而浮现伦勃朗第二任妻子莎斯姬亚的衣袖，金色袖子低垂，为礼制而设。我突然渴望与鼠人共舞。归途还需多久？或许，与来时一样漫长。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他们在坎农山巷经历的最后一重磨难。他们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房间，面前放着一份宣誓书。钢笔和墨水递到手中，他们的父亲手持一根长长的红色封蜡棒，要求他们写一封信，次日他将呈递给法官。信中他们要表明希望留在父亲身边，而不愿受到病态母亲的不稳定影响。他们被单独留下完成此事。
卡罗写道：
亲爱的爸爸，毫无疑问，等我长大些，会想跟着您打猎、钓鱼、狩猎，等等，但现在我只想和妈妈在一起。
爱你的，卡罗
萨莎草草写下“帕特尼”和自己的签名。
他们的父亲永远不会原谅他眼中孩子们的背叛。
两周后的圣诞节，他们带着礼物去看望父亲，却遭到冷遇。至于礼物，他说自己认识其他更懂事、更忠诚的孩子，于是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毛衣和马克杯。
在那段剑拔弩张的日子里，他对我笔耕不辍，以及报纸上所谓的过分吹捧——主要因我被视作颇具魅力——感到愤懑。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作家约翰·布罗德里克受命去泼脏水，在当地刊物《希伯尼亚》上援引我丈夫的原话，称我的“才华全藏在裙底”。随着欧内斯特愈发察觉我的富裕，他写的小文章就愈发激烈。我从迪欧达路的小屋搬到同一条街上更大的宅邸，对此他更是暴跳如雷，用他的话说，我是为了“扮演女主人的角色”。新居前院栽着紫丁香和金链花树，宛如乡间别墅，后花园一直延伸至河畔。
泰晤士河的名字源于凯尔特语“Tamessa”，意为幽暗。它发源于格洛斯特郡，温顺地流过我们花园尽头，途经东区河口，汇入北海。多数时日里，河水是褐色的，懒洋洋的，如黑啤酒般沉郁，黑色驳船与运煤船突突缓行，河面是一派漫无目的的静物画般的慵懒。
但对卡罗和萨沙来说，那里承载着关于宝藏、舰队、商船和征服的梦想。哪怕它总是散发着气味也不影响。一次，一队刚从屠宰场漂来的猪头经过，苍白浮肿，耳朵耷拉得像空豆荚。还有一次是一只死去的斑点小狗，活像一件圣诞玩具的完美仿品。从水里爬上花园的老鼠则带来了恐惧与冒险。山姆·肖带我们去克拉里奇酒店参加自助餐会，我们遇到了约翰·休斯顿，他答应送孩子们几把气枪。萨沙看到铺开的盛宴时说：“我担心的是谁来为这场大摊子买单。”不久后，气枪从罗马寄来，休斯顿正在那里拍电影。建筑工帕特·洛比当时在忙各种活计，也教会他们装弹和射击。于是他们对着沿着后墙摆好的易拉罐练习，和我们住得最近的邻居突然从侧门进来，愤怒地质问我难道不知道子弹可能会反弹伤人，他们这才不再胡闹。气枪被收了起来，留待想象中的狩猎之旅玩。
我的律师为人友善，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正低头盯着笔记。丈夫的辩护律师随即传唤他做证，他敏捷地登上证人席，手按《圣经》宣誓。他情绪激昂，宛如一位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重要角色的演员。他向法官陈述，已将证据归为三类：我的品行、我对男性的态度，以及我的写作。我突然想到，倘若摩尔·弗兰德斯坐在那个法庭上，她赢得监护权的胜算或许都比我大。
他说，我最近的书《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让克拉夫特—埃宾笔下那些对变态和疯子的描写都相形见绌。这本书在南非被禁，理由是“令人作呕、下流且淫秽”。当我看到他递给书记员一本，封面和封底还印着斯诺顿勋爵拍摄的两张迷人照片时，我不禁发起抖来。我对婚姻的态度确实可以从书中窥见，正如他此刻挥舞的那本杂志一样，标题极具煽动性——“奥布莱恩向婚姻的彩绘玻璃窗扔了一颗燃烧弹”。我在文章中提到，婚姻誓言应该重写，以偏向妻子；这在满屋子男性面前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然而，他论点的核心是，我其实根本不想要孩子，他们只是我生活中的“装饰品”。面对一周七天都要照顾他们的责任，我会退缩并消失数月，我以前就这样干过，抛弃他们后不久逃到美国。我的律师每听到一次证据披露，脸就越来越红。打这场监护权官司是我对男性复仇的又一例证，也是我精神分裂的一面——觉得必须与世上所有男性元素对抗。从性瘾者突然变成厌男者。他信誓旦旦地向法官保证，若孩子判给我，那他们将会被母爱窒息，成为情感病态的同性恋者——那恰是我最钟爱的人群。法官被要求阅读《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中的一个段落，他略显不耐烦地照做了；随后又翻了几页，合上书，环视四周道：“在我看来，九岁和十一岁的男孩对这种文学不会感兴趣。”
我的律师随即被询问是否希望传唤我做证，听闻他婉拒后，我发现自己已然起身，话语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我未走向证人席，直接说我如果不深爱他们，我如果不渴望他们，断不会如过去三年那般拼死抗争。律师问是否还有其他陈述，我只是摇头，无力反驳那些接踵而至的指控。我坐下的时候，不仅双耳灼烧，连垂挂花序的金耳坠也疯魔般发烫。
法官检阅双方律师大量的笔记时，法庭陷入沉默——他时而凝视纸页，时而陷入沉思，任由黑绳挂着的眼镜滑落鼻梁。我确信自己劫数难逃。这短暂的等待竟漫长得没有尽头。
那天晚上，我请了保姆照看孩子后，朋友贝丝开车带我前往一个地方，我们认为那个女孩就住在那里。车程很长：商业街的酒吧已打烊，铁闸和百叶窗紧闭；随后驶入乡间，卡车停靠在路旁停车带，司机们酣然入睡；唯有一家餐馆亮着俗艳刺目的灯光，招牌上写着“全年无休”。沿途时而掠过栽着树木或树苗的田野，时而经过堆满垃圾的荒地，间或有一座孤零零的电话亭。许久之后，我们终于抵达那片低洼地，延伸至与海相接处，天地苍茫，泛着灰白，带着荒凉之感，无声诉说着这趟徒劳之旅。小镇已陷入沉睡，清一色的房屋，其间点缀着咖啡馆、书店、橱窗摆着巨型婚礼蛋糕的糕点铺，还有二手服装店。在街道尽头，我看见了欧内斯特那辆灰色的复古雷尔顿轿车。它停在那里，如此庄重，如此格格不入，车身上还覆着薄薄一层雾。这是我争取监护权所需的证据，它近在咫尺，可突然间我却不知所措。我变得非常焦躁不安。贝丝带了一小瓶杜松子酒，装在奎宁水瓶里，我们一边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一边各自灌了一口。她说她可以假扮成侦探冲进去，但随后又觉得这太危险也太愚蠢。整个事件是多么冲动和欠考虑。我走到街角的电话亭，查到了那个女人的号码。惊讶地找到后，我拨通了电话，几分钟后一个声音接起，她只说了一句：“滚。”
被允许留下并被告知可以过夜，这让我浑身无力，远比之前惊恐的行走更甚。于是我一股脑全说了出来——在伦敦北部留宿、借了五英镑、坐出租车之旅、《大叔居特工》的插曲，还有孩子们跑进走廊，浑然不觉我刚抛弃了他们。她让我坐下，给我倒了酒，然后聊了起来。生活是个贱人。爱情也是个贱人。后来，她在窗下的沙发床上铺好被褥，盖上一床手工缝制的被子，上面绣满她故乡加拿大那些美丽的图案和花纹。她说，是的，她懂，她理解，明白这一切的残酷本质，然后拥抱着我说：“遇到这种事啊，亲爱的，茫茫大世界没人能帮得了你。”
落地窗正对着泰晤士河，对岸公寓的灯光闪烁，将光柱投映在水面上，光柱破碎交织，跳着无序的舞步。就在那时，我下一部小说的主题浮现了。这便是写作的奥秘：它诞生于苦难，来自被欺骗的时光，心被切开的时刻。我听见芭芭高亢的嗓音和她激昂的言辞，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们的生活与破碎的婚姻：“女人需要的不是选票，我们该武装起来。”
时值9月，第一批树叶已经飘落，零星几片堵塞了他那辆古董雷尔顿车的格栅。稀薄的雾气填满公共绿地边缘的沟壑，又化作零散的阴影漫上路面，我在桥上停车沉思。其实没什么好思考的，只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抛弃了他们，合法地。我俯身桥栏，望着漆黑水面，夏日里，垂钓者坐在野营凳上耐心地给钓鱼竿装线。如同凝视深渊般，我宣泄着麻木而受阻的愤怒。我仍幻想着戏剧性的转机：孩子们或许已逃脱，正沿路向我奔来。此生我只会再看到那座桥一次。
问题是我要去哪里。我借的钱几乎用光了。手头还剩几先令，但不够租一间房，即便前方出现“住宿加早餐”的招牌。虽然在伦敦生活了近四年，我对这座城市却知之甚少，只见过舰队街的酒吧、出版社办公室的巨型会议室、社区诊所的候诊室，以及学校大门。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返回伦敦北部去睡那张充气床垫。
我发现自己正朝帕特尼走去，因为泰德·阿兰住在那里。在街道上，我可以躲在行人身后，但走过温布尔登公地那段长路时，恐惧开始成倍滋生。细微的声响。草丛里窸窣的窜动。一簇高大的蕨类植物中暗藏活物，我跑开时，鞋子差点陷进缠结的草茎中。所有对黑夜的恐惧与不祥预感都凝聚在那一夜、那一次独行中，公地边缘稀疏的路灯，每个臃肿的阴影里都潜伏着危险。我想我或许可以一死了之，但某种力量却推着我继续前行。
帕特尼高街上熙熙攘攘，咖啡馆里人头攒动，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空气中飘来炸薯条温暖而微带醋香的气息。
我一路走到桥边，路灯的光束穿透雾气直射入水中。1787年，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这座桥的某处，因感到被情人吉尔伯特·伊姆雷抛弃，浸湿裙摆，投河自尽，最终却狼狈地从淤泥中被捞起。站在此处，我能望见泰德·阿兰居住的那片公寓楼群，但无法确定他那扇窗是亮着灯，还是隐没在黑暗中。那晚，这里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在街道拐角处，通往迪欧达路的路口前有家拍卖行，我盯着那些二手家具出神了至少一刻钟，也不知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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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书堆里的黑猫（书摘/照片）
加入于 2022年0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