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
以下对话引自W. R. 拜昂(W. R. Bion)的《团体经验》(Experience in Groups),他给出了一个一群人如何表面友好地绕圈圈的例子。括号里关于姿态互动的评论是我加的。
X太太:我上周排个队给我恶心坏了。我等着入场看电影,然后闻到了奇怪的味道。真的,我觉得我可能要晕倒了什么的。
[X太太正试图通过一个引人兴趣的身体问题来抬高她的姿态。Y太太立刻高过了她。]
Y太太:你能去看电影真好。我要是能看电影,就压根儿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Z太太来否定Y太太。]
Z太太:我知道X太太的意思。我深有同感,要是我就不排队了。
[Z太太很聪明,她支持X太太反对Y太太,同时又声称自己更值得关注,她的情况更严重。现在A先生介入,通过让她们的状况看起来很普通来放低所有人的姿态。]
A先生:你当时弯没弯腰?那可以让血回到你的脑袋。我猜你当时头很晕。
[X太太保住自己的姿态。]
X太太:不是很晕。
Y太太:活动活动总有好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A先生想说的。
[她似乎要和A先生联合起来,但又暗示他没能说出自己的意思。她没有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但她以其典型的高姿态婉转地支持自己。Z太太现在来降低所有人的姿态,并立即放低自己以避免反击。]
Z太太:我认为你必须运用你的意志力了。但这就是我所苦恼的——我毫无意志力。
[然后B先生介入,我猜他是低姿态的,或者试图抬高姿态但失败了。仅凭文字无法确定。]
B先生:我上周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只是我不是在排队。我正安静地坐在家里,这时……
[C先生打断了他。]
C先生:能安静地坐在家里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能这样,我也没什么好烦的了。如果你没法坐在家里,为什么不去看电影或干点其他什么?
拜昂说,当时几个人之间充满着热心肠和乐于助人的气氛。他补充道:“我越来越怀疑,要这几个人合作铁定没戏。”中肯之言。这群人里,每个人都在假装友好地放低别人的姿态。如果他教他们把姿态互动当作游戏来玩,那么这个团体的氛围就会得到改善。他们会出现很多笑声,也可能会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看看,这些看似平庸的人身上隐藏了多少才华啊。
我让一个学生在场景中放低姿态,他走进来说:
A:你在读什么书?
B:《战争与和平》。
A:啊!那是我最喜欢的书!
全班都笑了起来,A惊讶地停了下来。我告诉他要在场景中放低姿态,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我让他再试一次,并建议用另一种对话方式。
A:你在读什么书?
B:《战争与和平》。
A:我一直想看来着。
A已经体会到了这种差异,他意识到自己刚才通过暗示那本书他已经读了很多遍,展示了一种“文化优越感”。一旦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就能纠正错误。
A:啊!那是我最喜欢的书。
B:真的吗?
A:哦,是的。但我只看里面的图片……
早期探索中一个更深入的发现是:不存在中立姿态。经理可能会觉得有人跟他说“早上好”让自己的姿态被放低了,而银行职员可能会觉得听到“早上好”让自己的姿态被抬高了。信息因接收者的不同而改变。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跷跷板”原理:“一上一下”。如果你走进化妆室,说:“我得到这个角色了。”每个人都会祝贺你,但他们会感到姿态被拉低了。如果你说“他们说我太老了”,其他人会表示同情,但却明显振奋了起来。国王和贵族老爷们过去常常让矮子和瘸子围在身边,这样就可以通过对比来抬高姿态。现在的一些名人也这样做。这种跷跷板原理也有例外,即你与被抬高或被拉低的人产生了共鸣,或你与他同坐在跷跷板的一端。如果你因认识某个名人而自贵,那么当他处于高姿态时,你也觉得自己被抬高了。同样地,一个狂热的保皇派不愿意看到女王落马。当我们跟别人说自己的好话时,有点像在欺负他们。人们真心希望在被告知一些令自己感到丢脸的事情时,别人可以不要对自己流露同情。低姿态的人会把自己的小故事攒起来,以待娱乐和安抚他人。
每当我试图放低跷跷板我自己的那端,我的大脑就卡住了,我总是转而去抬高另一端。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说“我闻起来很香”来达到类似说“你很臭”的效果。因此,我教演员交替使用不同的句子,在抬高自己与拉低搭档间切换;反之亦然。
优秀的剧作家也用这种方式丰富作品。例如,看看莫里哀《屈打成医》(A Doctor in Spite of Himself)的开头。关于姿态的评论是我加的。
斯加纳列尔:[抬高自己。]不,我告诉你,我与此事无关。我要说的是,我才是主人。
玛蒂娜:[放低斯加纳列尔,抬高自己。]我告诉你,我会让你做我想让你做的事。我嫁给你不是为了忍受你那些荒谬的行为。
斯加纳列尔:[放低玛蒂娜。]哦!婚姻生活的痛苦!亚里士多德说妻子是魔鬼,这话可真对!
玛蒂娜:[放低斯加纳列尔和亚里士多德。]听听这些聪明的家伙——他和他的那个傻瓜亚里士多德!
斯加纳列尔:[抬高自己。]是的,我是个聪明的家伙!你倒是去找一个像我一样能言善辩的樵夫,一个在著名内科医生手下工作了六年的男人,一个从小就熟记拉丁语语法的男人!
玛蒂娜:[放低斯加纳列尔。]白痴!有病!
斯加纳列尔:[放低玛蒂娜。]你有病,你这个没用的贱货!
玛蒂娜:[放低她结婚当天。]我诅咒说“我愿意”的那一天、那一刻!
斯加纳列尔:[放低证婚人。]我诅咒那个证婚人戴绿帽子,是他让我签下我的名字,让我自取灭亡。
玛蒂娜:[抬高自己。]我必须说,你总有一大堆理由去抱怨!你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有我做你的妻子。你认为你配娶我这样的女人吗?
一些人质疑“陌生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存在支配关系。肯尼斯·斯特朗曼(Kenneth Strongman)在1970年3月出版的《科学杂志》(Science Journal)上写道:“当时,我们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存在一种来自眼神交流的支配—服从结构,这种结构接近于等级制度,尤其是关注最初的眼神交流时。我们觉得它与支配地位有关的原因是基于阿盖尔(Argyle)和迪安(Dean)所作的陈述。他们认为,如果A想控制B,他会适当地盯着B看;B可以用一种顺从的表情来接受这一点,或者把目光移开,或者发起挑战并盯回去。然而,在埃克塞特大学做研究的一名学生S. E. 波普尔顿(S. E. Poppleton)后来发现,眼神接触的等级结构与一种独立的支配关系评测(由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提供)之间的联系是相反的。因此,先看向别处的人具有更高的支配地位。”
另一份报告可能又提出了相反的结论。比如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实验发现,被盯着看的司机会更快地离开红绿灯。这种分歧佐证了感知实际姿态互动的难度。在我看来,只要你不立刻看回去,打断眼神交流就可能是高姿态的。如果你忽视了某人,你的姿态就会抬高;如果你被迫看回去,姿态就会降低。人类的正常姿态似乎都很高,但我们会调整自己以避免冲突。体态专家(比如马赛厄斯·亚历山大[Matthias Alexander])甚至将高姿态体态视为“正确”的体态来教学。我猜想,姿态高低不是通过凝视来确立的,而是通过对凝视的反应来确立的。因此戴墨镜可以抬高姿态,因为我们看不见对方眼中的屈服。
在讨论其影响甚至介绍该术语之前,我会让学生们体验对各种姿态的感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们的“抗拒姿态”。我可能会让他们对身边的人说些好听的话,然后再说些难听的话。这带来了很多笑声,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经常得到错误的效果。(有些人从来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也有些人从来不会说什么难听的话,可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我让一群人四处走动,互相打招呼。他们觉得很尴尬,因为情况并不真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处于什么姿态。然后我让其中一些人每次保持几秒钟的目光接触,另一些人则试图在眼神接触后回避,又立即回头看一会儿。这个群体突然看起来更像一个“真实的”群体,因为有些人在支配,而另一些人则服从。那些保持眼神接触的人反馈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实际上是看起来很强大;那些打断眼神交流,又回头看对方的人“感觉”自己很弱小,看起来也确实如此。学生们喜欢做这些练习,他们对这种感知到的力量很感兴趣,也很困惑。
接着,我可能会在每个句子的开头插入一个犹豫不决的“呃”,让他们找找我的变化。他们说我看起来“无助”“软弱”,但有趣的是,他们说不出我哪儿做得不一样。我平时说话不会以“呃”开头,所以这本应是很明显的。然后我把“呃”移到句子中间,他们觉得我变得更强势了。如果我把“呃”拖长,移回到句子开头,他们会说我看起来更重要、更自信了。当我解释我做了什么,并让他们自己实验的时候,他们会惊讶于“呃”的长度和位置给他们带来的不同感受。他们也很惊讶地发现,一些人很难用短的“呃”。在每个句子的开头放一个只有几分之一秒的“呃”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但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抵制。他们会发成“嗯”,或者拉长声音。这些人坚持自己的重要性。短的“呃”是在邀请别人打断你;长的“呃”是在说:“不要打断我,尽管我还没想好要说什么。”
我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变得更权威。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来改变我和他们的关系。“你在保持眼神交流。”“你坐得更直。”他们猜了很多原因,他们说出哪些原因,我就停止哪些行为,但效果还在持续。最后我解释道,每当我说话的时候,头都保持不动,这让我在自我感知和被他人感知的方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建议你现在就和身边的人一起试试。有些人觉得说话时头不可能不动,更奇怪的是,一些学生坚称自己脑袋没动,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晃脑袋。我让这些学生在镜子前练习,或者借助录像带。如果有演员要表演诸如悲剧性英雄这类需要权威感的角色,就必须学习这个固定头部的把戏。如果你扮演掘墓人,你可以摇头晃脑地说话;但如果你扮演哈姆莱特,那就不行。军官经过训练,能保持头部不动地发号施令。
一旦学生理解了这些概念,并体验了这两种状态,我会让他们表演如下场景:
(1)两人都放低姿态;
(2)两人都抬高姿态;
(3)一个抬高,另一个放低;
(4)两人在场景中反转姿态。
我坚持要求,他们的姿态必须稍稍高于或低于搭档。这就确保他们能真正“看到”自己的搭档,因为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行为同对方联系起来。然后,无意识的姿态技能就会“锁定”另一个演员,学生们都变成了观察敏锐、经验丰富的即兴演员。当然,他们会在即兴表演的时候总是演某个固定姿态,这通常是一种个人的姿态,而不是角色的。但是在观众眼中,它们与演员是否成功这个问题息息相关。这些姿态练习在舞台上准确再现了真实生活的效果,即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自己的姿态。
当演员们在一个场景中反转姿态时,最好让他们尽可能平滑地调整过渡。我要求他们,如果每5秒钟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我希望能够根据照片显示的姿态排出序来。一次跳跃式的反转太容易了。学习如何对它逐时逐级地进行精细的改变,可以增加演员的控制力。当演员的姿态发生调整时,观众的注意力就将被牢牢抓住。
以下是一些刚刚接触姿态练习的学生所做的笔记。
使用不同类型的“呃”会让我感觉到不可避免的摇摆,低人一等,高人一等,然后又低人一等。我发现自己胳膊交叉,坐立不安,手插兜走路——所有动作对我来说都不自然。我发现自己会突然定住身体,以检查自己的姿态。
在课堂上,我没有做过任何我不相信或“不知道”的事情,但我说不出个所以然。
在与朱迪丝的那一场戏中,她一开始总是摸头,后来逐渐不那么做了,我无法定义她动作的变化,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她摸头的时候,我试着去帮助她、安慰她,但当她停止摸头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疏远、更务实——也更有挑战性——而此前我只是感到同情。
我经常被告知演员应该觉察自己的身体,但我一直不明白这一点,直到我尝试着保持头部不动地说话。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发现是,每次和别人说话,我都能分辨出我是不是在顺从。然后我试着悄悄地和我认识的人玩姿态游戏。对有些人,我很清楚我不敢跟他们尝试。其他相对较新结识的朋友,就很容易与他们一起玩姿态游戏。
当我保持眼神交流时,会有一种支配感。能够看着别人,让他们把目光移开,那可真是一种荣耀。而当我把目光移开又看回去,我感觉受到了迫害。好像每个人都想把我踩在脚下。
姿态的高低并不取决于穿着。我走在去浴室的路上,肩上只披着一条毛巾,这时我遇到了一个着装整齐的学生,他的姿态很低,给我让了路。
每次和别人说话,我都能分辨出我是否在服从。
我一直认为我想嫁的男人应该比我聪明;他可以让我仰仗和尊敬。嗯,我的男朋友现在比我聪明,我常常尊重他的学识,但我发现他的姿态高得让人讨厌。也许我应该考虑找一个和我在同一层级的人?
我感觉自己在谈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开始试着让自己屈从于她的异想天开。我用了“抓头摸脸法”。虽然此前总是我在说话,并引领着谈话的方向,但在这之后……我很难插一句话进去。
我发现,当我放慢动作时,我的姿态就上升了。
我觉得好像整个世界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意识到,当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内心的态度也在跟他们交流。
其实这些并不如有些人以为的那样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远,尽管在《创造角色》(Creating a Role)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依赖身体动作来表现外部情节。例如:进入一个房间。但既然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你就不能进入,去找到情节的外在事实,给你的身体动作提供基础。”(摘自附录A)一些“方法派”演员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知道所有的“规定情境”才能即兴发挥。如果我让他们做一些自发的事情,他们的反应有如要他们做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一般。这是糟糕的教学结果。为了进入一个房间,你所需要知道的就是你现在的姿态。明白这一点,演员就可以自由地在观众面前即兴发挥,完全不需要规定情境!有趣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肯定会同意的。在《创造角色》的第八章,导演托尔佐夫(Tortsov)对“我”说:
“‘上台,为我们表演第二幕赫列斯达可夫的出场。’
“‘我还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演?’我惊讶地拒绝道。
“‘你不知道全部,但你总知道一点吧。所以,演你知道的部分。换句话说,去执行那些生活中你可以真诚地、真实地、以你自己的名义完成的形体动作。’
“‘我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托尔佐夫诘问道,‘剧中说:“赫列斯达可夫入场。”你不知道怎么走进旅店的房间吗?’
“‘我知道。’”
我认为他“知道”的是他必须演出某个特定的姿态。
一个演员正在舞台上等着有人过来和他一起表演。我问:“你现在是什么姿态?”他说:“我还没开始呢。”“对长凳表演低姿态。”我说道。
他像在一个花园里一样环顾四周,但他怀疑这是个私人花园。然后他“看到”一只鸽子,无实物表演喂它,非常假。“对鸽子低姿态。”我说道。他的无实物动作改善了,场面可信了。更多的“鸽子”来了,一只落在长凳上,开始啄他手中的面包。另一只落在他的胳膊上,在他身上大便。他偷偷地把脏东西擦掉。诸如此类。他不需要其他演员来配合表演姿态。他可以在环境中做任何事情。
我让学生们只用看和声音来避开攻击,这让他们对“姿态”的感受非常强烈。我称之为“不设防”(non-defence),但实际上它是所有防御中最好的一种。
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总在即兴表演中扮演高姿态。作为一名表演者,她从来没有体验过安全和温暖。当我要求她在每个句子前加一个短“呃”时,她都会把这个音延长,但她否认自己这么做了。当我让她说话时动动头,她会用一种抽象的方式移动着,仿佛看着一只盘旋在面前的苍蝇。我让她和一名擅长低姿态的即兴演员一起扮演低姿态,但她紧抱自己的双臂,盘着腿,仿佛拒绝让她的同伴“入侵”她。于是,我让她展开身体,然后歪着脑袋——她完全变了样——我们认不出她了。她变得温柔而顺从,似乎真的很享受那种涌进她内心的感觉,她的表演第一次充满了情感与默契。既然她已经学会了和低姿态的人一起演低姿态,那她就可以学会如何与高姿态的人一起演低姿态了。
我不能再避而不谈“空间”了,因为姿态本身就是基于领地的。空间很难去聊,但很容易去展示。
当接受委托写我的第一部戏时,我之前几乎没进过剧院,所以我去旁观排练来找找感觉。我被演员周围像液体一样流动的空间所震撼了。当演员们移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想象中的铁屑标记出的力场。当舞台非常整齐或茶歇时,或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这种空间感最为强烈。当他们处于“戏外”时,演员的身体会不断地调整。如果一个人换了位置,其他的人也都会跟着调整体态。他们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流动。而当他们“表演”的时候,每个演员都会假装和其他演员产生了联结,但他们的行动其实都源于自己。他们似乎把自己封装起来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演员的行动与他所处的空间、与其他演员有关时,观众才能与戏剧“共存”。最优秀的演员能让你感觉他把空间泵出来又吸进去,或者至少是类似的感觉。当动作不是自发的,而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时,作品可能会得到欣赏,但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演员的行动感同身受。
形体老师亚特·马尔姆格伦(Yat Malmgren)告诉我,他小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皮囊覆盖下的肉体,而是一个椭圆的“瑞士奶酪状”。而我则把它看作一个“闭眼存在”的空间。当你闭上眼睛,让身体向外感知周围的黑暗时,你就能体会这种感觉。亚特还谈到了一些人感知区域受阻的问题。他会说他们“没有胳膊”或者“没有腿”,你能明白他的意思。当我研究自己时,我发现了很多我没有感受过的地方,我的感受仍然不够。我在“瑞士奶酪”之外发现了另一种形状:一条如彗星尾巴般的抛物线在我面前扫来扫去。当我恐慌时,这条抛物线就会坍缩。怯场时,空间会收缩成一条狭窄的通道,你在那里走动时刚刚好不会撞到任何东西。在极度怯场的情况下,这个空间会如同一片塑料皮肤般紧贴着你,让你的身体僵硬、束手束脚。相反,当伟大的演员做出一个姿势时,他的手臂就像刚好扫过最后一排观众的头顶一样。
如果我让两个学生面对面站着,相距大约30厘米,他们可能会有强烈的想要改变自己身体位置的冲动。如果保持不动,他们各自的“空间”就会流入彼此,并开始感受到爱意或恨意。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感觉,他们会调整自己的位置,直到他们的空间相对不受阻碍地流动;或者他们会后退,这样力量就不会那么强了。高姿态的演员(像高姿态的海鸥)会让他们的空间“流向”其他人。低姿态的演员会避免让自己的空间流向其他人。下跪、鞠躬、跪拜等仪式化的低姿态都是用来封闭空间的。如果想羞辱和贬低一个低姿态的人,我们就会在攻击他的同时,不让他封闭自己的空间。准尉副官会站在新兵面前30厘米开外,对着他的脸大吼。钉十字架正是利用了这一效应,正因如此,它的象征非常强大,堪比下油锅。
想象一个空旷的海滩。第一组到的家庭可以坐在任何地方,但他们要么会坐在一些岩石旁,要么会坐在海滩的三分之一处——假设所有的沙子分布都是均等的。在我居住的英格兰地区,那里有很多小海滩,下一组出现的家庭很可能会搬到另一个海滩,以尊重第一组家庭的“主权”。如果他们真的坐进去,就会盯着让“他们那部分的海滩”远离第一组。如果他们坐得离第一组很近,那么就必须过去交朋友,但这可能很难。如果他们坐得很近而不去打招呼,那么第一组人就会表现出警觉。“近”是一个与可用空间量相关的概念。一旦海滩挤满了人,你就可以坐在离最开始那组非常近的地方。人们对周围空间的需求随着人数的增加而减少。最后,当海滩达到饱和时,人们会盯着天空、跟他们的朋友聚在一起,或者用报纸什么的遮住自己的脸。
想象一下,两个陌生人正沿着一条空荡荡的街道相互靠近。道路笔直,有几百米长,也足够宽。两个陌生人走路的速度都一样,只是他们相遇时,其中一个必须挪到一边才能通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决定在两人相距一百米开外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在我看来,这两个人会互相扫视对方的姿态,然后较低的一方挪到一边。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就都移到一边,但是离墙最近的位置实际上是最强的。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支配者,就会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接近,走到面对面的位置,停下来,一边来回侧身,一边咕哝着困惑的道歉。如果一个半瞎的老太太迎面走来,这种“镜像舞蹈”就不会发生。你会给她让路。只有当你认为对方很有挑战性的时候,舞蹈才会出现,而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只会在脑海中发生。我曾经在商店门口遇到一位男士,他拉着我的上臂,轻轻地把我从他的去路上挪开。我至今耿耿于怀。那些不想退让、固守过去姿态的老人会靠着墙走,“不理会”任何走近他们的人。如果做一个实验,此时你也靠着墙,当你与对方面对面停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生非常有趣的场景——但不会有侧身舞蹈,因为你清楚你在做什么。比如,在汉堡,老年人经常会和街上的英国年轻人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希望年轻人给自己让路。同样地,一个高姿态的脱衣舞女郎会赤裸裸地冲开挡着她去路的舞台工作人员。在俄罗斯版《哈姆莱特》的电影中有一个片段,哈姆莱特发现他的路被一个仆人挡住了,于是他把这个仆人撞倒在地。当你从上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竟没有撞到一起。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都在发出姿态的信号,并且一直在交换潜意识里的姿态挑战。规矩是:更顺从的一方让路。
演员应该擅长扮演等级排序中的每个数字,有些演员一开始只能演好一个角色。录像带能帮他们了解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
1号必须确保一切正常运转。任何激怒他的事都必须被压制。任何时候,一切都必须按照令他满意的方式来安排。他还可以添加自己的规则,比如要求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绝对的安静,或者从语言中废除“是”这个词,或者其他什么。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中,为1号提供了“十大黄金法则”。他说:“这些法则适用于所有领导人,从狒狒到现代总统和首相。”它们是:
(1)你必须清楚地展示自己在饰物、体态和姿势方面的主导地位。
(2)在竞争激烈的时刻,你必须强势地威胁你的下属。
(3)在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你(或你的代表)必须有能力制服你的下属。
(4)如果挑战涉及脑力而不是体力,你必须能够智胜你的下属。
(5)你必须制止下属之间爆发的争吵。
(6)你必须奖励你的直接下属,让他们享受高职位带来的好处。
(7)你必须保护团体中较弱的成员不会受到不当的迫害。
(8)你必须就你所在小组的社会活动做出决定。
(9)你必须不时地安抚你的较为末端的下属。
(10)你必须主动击退来自团队外部的威胁或攻击。
4号必须让3号开心,同时避免引起1号或2号的注意。如果被1号或2号叫到,4号必须避免让3号觉得他想篡位。如果将军对一个列兵说话,我们应该可以预料到那个列兵会一直瞥向中士。如果将军降低了中士的姿态,列兵可能会暗自高兴,但他不得不把它藏起来,此时他可能会觉得有些尴尬。4号要善于找借口与逃避责任,他也一定一直在制造问题来试图摆脱社会的等级制度。
基本上,1号强加目标并试图实现它们,同时4号发现房子着火了、敌人靠近了,或者氧气只剩下三分钟之类的问题。2号和3号最关心的是保持各自的位置,以及保持上下级的信息沟通。
有一种更自然的等级排序可以称为“姿态塔”。一个人从一些低姿态的活动开始,而之后上场的每个人都扮演着更高的角色。或者你可以从最上面开始,每个新加入的人往下逐级递减。
当我回到工作室时,我做了第一个姿态练习。
我说:“尽量让你的姿态略高于或略低于你的搭档。”我坚持认为这种姿态差距应该是最小的。演员们似乎领会了我的意思,作品也发生了变化。场景变得“真实”了,演员也敏锐得惊人。突然间,我们明白了,每一个变化和动作都意味着一种姿态,任何行动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真的“没有动机”。作品有趣得可怕。我们所有的密谋都暴露了。如果有人问了一个我们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们就会聚焦于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立即掌握其背后的原理,任何人都无法做出“无害”的评论。除非存在冲突,通常情况下我们对这种姿态互动是没有意识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姿态互动一直存在。公园里,我们会注意到一群鸭子吵吵闹闹,但不会注意到它们在不吵时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