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南走，旧铁轨微微反光，身旁是精心排布的漆树和黄栌。我们就这样在高线公园里走，来到那个由路堑改造而成的观景台。木头阶梯一层层往低处延伸，最低的一阶有高高的玻璃围栏，俯瞰第十大道。这里仿佛是一个露天的阶梯教室，供人们席地而坐，看车来车往。我们也坐下来，观看车流。有几分玩笑，又全然是真——我忽然感应到了另一个个体的知觉。并不属于我的图像、知觉、回忆、情感接连向我涌来。我感到光波的振动，感到抹进吸盘的盐的味道、触觉，感到恐惧从我肢体的末端开始蔓延，穿过大脑。我把这些说给经纪人听，她正吞云吐雾。我们大笑起来。
几个月前，她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只要我答应将之前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小说扩写成长篇，便能得到一笔“六位数的重酬”预付金。我拟了一个大纲，虽然只是大概的构思，却足见诚意。不久，纽约的几大出版社便开始争夺出版权，接着我们便在会成为小说开头场景的餐厅里吃头足类动物了。“你具体要怎么扩写？”她会这样问，眼神落在远处，因为她在计算小费。
“我要把自己同时投射进几个未来，”我本该这样说，“一次轻微的手抖。我要在这座下沉的城市里，从讽刺跋涉至真诚，在脆弱的网中，努力成为惠特曼。”

我的大脑能感受到触碰，但本体感觉较弱，无法实时地判断身体尤其是手臂的位置。对感觉输入的反应过度自由，意味着实体觉缺失，也就是说，我不能在大脑中构建所触碰物体的图像。我的大脑能分辨不同的质地与形状，但无法用信息拼凑出完整的画面，无法解读现实虚构而成的世界。换句话说，我的躯体渐渐不能控制神经对空间和时间的想象。每一次心脏收缩，过度柔韧的心血管都会随之扩张，即便再微小，也仿佛是我的未来在身体里倾塌。我比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衰老，又比每一个人都稚嫩，包括我自己。

画的左上角悬着三个半透明的天使，召唤在父母的园子里织布的贞德拯救法兰西。其中一个双手捂脸。贞德好像正踉跄着走向看画的人。她伸出左手，或许是受了感召后精神恍惚，想要扶住什么。但她的手并没有抓住枝叶，而是被精心安排在了一个天使的视线上，手似乎正在消失。博物馆的说明牌上说，巴斯蒂昂-勒帕热因未能调和好天使的超凡缥缈和未来圣女身体的真实感而遭到攻击。但这种不调和，恰恰是这幅画成为我至爱的原因。仿佛在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之间，在两种时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扰动了图像的本体，图像背景吞噬着她的手指。那天下午和亚历克丝站在画前，我想起了对我少年时代影响颇深的电影《回到未来》里马蒂随身带着的照片。回到过去的马蒂扰乱了他的父母成家之前的历史，导致他和哥哥姐姐从照片中消失。唯一不同的是，画中吞噬着贞德的手的，是存在，而非缺失：她正被拽向未来。

风暴的消息经由几百万个媒体——大多是拿在手里的媒体——往城市里渗透，穿透楼宇和壮硕的雀形目的鸟，悄悄改变了交通模式和“改良悬铃木”。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这些悬铃木是杂交品种，专为在城市环境中存活。我是想说，这座城市变成了一整个有机体，改造着自身，来应对一个从太空中可以看见的威胁，一只空中的海怪——中间是它的独眼，四周是雨带组成的触手在旋转。有数不清的手机应用可以追踪它的动态，多普勒雷达用不同的色彩做标记，表示出降水强度，同样的技术也用于测量我主动脉的血流速度。

从地铁里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夜色已经完全降临。空气很不平静，扰动它的除了对不祥之事的预感，还有另一种东西。是某种感觉，就像小时候对下雪天的感觉。下雪天里，时间从制度中解放出来，就好像雪是一种打败时间的技术，又仿佛是被打败的时间本身从天空中落下来，每一枚亮晶晶的冰粒都是你的日常赠还给你的瞬间。唯一不同的是，此时引发兴奋的物质形态不是冰晶：联合广场一带的空气里充满了蒸气形态的水，那是热带地区才有的湿度，平常的纽约不会出现，是一种不祥的介质。亚历克丝叫我在全食超市门口和她碰面——去全食超市买东西这个主意很荒谬，因为那里已经被洗劫一空。但亚历克丝声称自己不喝不行的那种茶只有全食超市在卖，那是她的几样嗜好之一。在超市门口，一名记者沐浴在钨丝灯的灯光里，正对着镜头，报道手电筒、罐头食品、瓶装水的抢购风潮。一些小孩子在她背后跑来跑去，不时停下来招手。
亚历克丝和我打招呼，我注意到她的样子有些不同，散发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光彩。但是，当我们开始在人群中尽量轻巧地往前挤的时候，我意识到变化极有可能只是存在于我的视觉之中，因为货架上剩下的每一件东西，同样让我觉得略有异样，仿佛带了一点能量。和平时一比，短缺实在是一番奇怪的景象。一贯明亮、丰盛的一排排货道，如今大片大片地空了，尤其是预先包装好的基本食品区，只有贵得离谱的有机农产品还有很多，依旧在人造烟雾中闪闪发光。亚历克丝准备了一个大概的清单：风暴应急无线电、手摇式电筒、蜡烛、各种食品。可是到了这个点，清单上的东西几乎全卖光了。我们不在乎，在偌大的超市里随着客流穿梭。虽然收银台边上站了警察，买东西的人却好像异乎寻常地礼貌、轻快。

步步逼近的风暴让购物这种日常活动变得陌生，陌生得恰好让我真切体会到，平凡单调的经济也有奇迹与疯狂。终于，我发现了清单里的一样东西，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速溶咖啡。我拿着那红色塑料盒，货架上仅剩的三盒之一，就像捧着奇珍异宝。倒也确实珍贵。咖啡树紫色果实里的种子，从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采摘下来，在麦德林的一家工厂里烘焙、研磨、水洗、脱水，然后真空封装，空运至约翰·肯尼迪机场，散装陆运到北边的珀尔里弗重新包装，接着用卡车运回纽约，来到商店，也就是我此刻站着读标签的地方。仿佛生产出我手中这个物体的种种社会关系，受到了威胁似的开始在物体内部发光，在包装内涌动，赋予了物体某种光晕——如今飞机停飞、高速陆续封道，愈发能从这商品中看见调动时间、空间、燃料、人力那浩浩荡荡的阵势，以及能让人丧命的愚蠢。
一切都将和此刻一样，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我和商店没有任何变化，或许除了我的主动脉。可是，当一只眼睛盯得再近一些，那个通常觉得是唯一的世界便成了许多可能的世界之一，到处都藏着它的意味，任人体会，无论多么转瞬即逝——在呼啸而过的列车运载的普通人中，在一盒没有味道的咖啡里。

某一时分，我不知不觉沉入一连串奇怪的梦，然后广播声刺透梦境，我猛地惊醒，确信自己听见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我的手机显示，当时是凌晨4:43。墙上还投着影片的菜单页，所以我们没有断电。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耳朵里的说话声：“艾琳”在登陆前规模变小，洛克威半岛和雷德胡克有轻度淹水，“躲过一劫”这个短语数次出现，同样不断重复的还有“防患于未然好过后悔莫及”。我起身走到窗边，雨甚至都不大。昏黄的街灯映出一片熟悉的景象。有几根枝丫被吹断，但树都没事。我走进厨房，喝了一杯水，瞄了一眼台面上的速溶咖啡。它和它本来模样的那些许不同，已经消失不见，它不再是即将到来的世界的密使。风暴的失败既让我松了一口气，也有些失望。
我把投影仪关了，亚历克丝在睡梦中咕哝了几句，翻过身去。我说，没什么事，我现在回家。我这样说，只是怕她以后不开心，说我怎么一句招呼没打就离开了。我想过在她的额头亲一下，但马上否定了这个念头。无论我们之间有过什么身体上的亲密，那都随着风暴一起消散了，即使是一个更多显示友爱的动作，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也会很奇怪。不止如此——仿佛我和亚历克丝身体上的亲密，像陌生人之间的热络、物体四周的光晕一样，不仅仅是终结了，而且连曾经有过的也被一并抹去。那些时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个没有来临的未来。而在此时，在作为当下而存在的未来里，那些时刻根本无从记起。它们淡出了照片。

我们离开咖啡馆往南边逛，我能感受到列车在地下穿行。我们手挽手走在一起，我能感受到——至少幻想着自己感受到莎伦肱二头肌里的脉搏在跳动，比我快一点点。我们每次见面，几乎都在走路。我抬头看见一块发光的广告牌，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涂了一层紫漆，应该是等着换一个新的广告吧。我问莎伦她看见的是什么。莎伦是色盲。头顶上空，星星被光污染遮得朦朦胧胧，就像是一个个单词，穿透时间投射在夜空中。我感受到水环绕着城市，感受到水在流动；我感受到桥梁的脆弱，感受到横穿河流的隧道，感受到流淌过那些交通命脉的车水马龙——仿佛大脑皮层发生了某种重组，让我能亲身感受到那些基础设施，某个单一感觉灵光一闪，比整个身体的感应更快。莎伦看见的是灰色和蓝色。当我们穿过德兰西街的时候，她描述了一部她想拍的电影，讲的是同时患有色盲症和联觉症的人。这些人说，自己看见数字时会看到某种颜色，但在其他时候，他们看不见这些颜色。

就我的理解，开幕式这种活动形式，以典礼的形态破坏了观赏艺术品的环境，而这个活动的原意，却又是为了赞颂那些艺术品。我和莎伦试图四处走动一下，这时余晖慢慢褪去，我依然觉得和那么多身体轻轻碰撞在一起使我愉悦，一点也不觉得烦，就好像人群是一整个独立的、有感觉的有机体。

阿莱娜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心里一惊，甚至觉得被她玩弄了，仿佛我们在公寓地板上的那场交流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站在那儿，脸颊还在为我们的交欢而发烫，感官还在和这座城市以相同的频率震颤。我唯一渴望的是再次占有她和被她占有。而阿莱娜呢，却向我投来一种完全疏离的目光，就好像我是那个她避之不及的善妒的前任，是一个容易大惊小怪的中产阶级，无法在私有财产的语汇之外理解情欲。或许她与我分开，只是为了能冷漠地与我再次相遇，运用她的能力制造无法逾越的距离，无论我们身体上有多亲近。一方面，我感受到身体里正燃起嫉妒的怒火，渴望着她渴望我——有一次坐飞机，亚历克丝跟我说，这是我唯一可以长期保持的渴望；另一方面，我打心底里佩服她可以表现得既能接受我，又不介意离开我，在接受我的同时离开我，这让我兴奋，甚至颇受鼓舞，仿佛我们产生的能量自由地流向更加广阔的空间，给所有事物都充上了一点电——人体、街灯、混合媒体。

这时我们已经走在德兰西街上，路面的排气口喷着气，我希望只是水汽。“或许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体验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
“或许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体验失声的危险的。”
一辆救护车经过，将红光投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有意让你去面对危险的快感，享受其中。”
“放开的那一瞬间，氧气就像洪水一样。”我们走到了地下。
“一根火柴在一朵藏红花中燃烧；一种内在的含义呼之欲出。”我引了这么一句话，却被列车进站的轰鸣声完全盖了过去。

“你让我身躯的真实感和缥缈的树林看上去不协调。”我对薄雾说。因为公园像是在航线上飞行，城市圈养了鹅群，将它们安乐死。鹅一生只有一个交配对象，我查了维基百科来确认。屏幕发出的光似乎流淌到了我的手上。我抬头看，云彩好像画面上的裂纹。
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水，却忘了拿到床边。“余烬洒下一阵星火。”我给阿莱娜发了一条短信，可是很快又后悔了。

回溯的记忆之中最为鲜明的，是当我站在79街东的时候，想起自己曾经见过他们的女儿。那个年轻女子一度让我着迷，如今依然会偶尔想起，尽管我们只见过一次。
那晚，一位有名的南非作家来学校给他新出版的小说开读书会，我在一场异常拥挤的聚会里遇见了他们的女儿。那应该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他们家，所以依旧紧张、不自在。我站在餐厅里，桌子上摆着食物、酒和玻璃杯。我正欣赏着墙上伯纳德的拼贴画，背后有一个女人——一个当时比我年长，如今比我年轻的女人——认出了拼贴画里一个元素的出处，说它来自一张电影海报，是茂瑙的《日出》。我转过头去看她，当时的感受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惊艳——灰蓝色的大眼睛，丰满的嘴，乌黑的长发夹着几缕银丝，还有那能马上让人感受到的、难以用现成语言形容的镇静和聪慧。我意识到自己一直盯着她看，才终于想起来开口说话，于是硬聊了些什么把默片和拼贴画放在一起很合理，因为拼贴画也是无声的媒体，依赖剪辑来制造效果。不管我说的话是不是真有价值，她表现得好像我贡献了很有内涵的言论。她微微一笑，一股电流扩散到我的全身。我问她是否常来伯纳德和娜塔莉的家，她笑着说：“我在这里长大。”我这才想通了——为什么她会对拼贴画这么了解，为什么她会散发着聪慧的光芒，为什么她身处这个神圣的空间却如此自在——原来这个绝美的女子，是他们的女儿。
我们握手，说了各自的名字。但我因为前一个动作的接触而心潮澎湃，完全没有听清。我还没来得及请她重复一遍，她就被一个男人拉走了。那是某一领域的知名教授，想把她介绍给那个知名作家认识。那一晚余下的时间，我在招待会中四处晃荡，等一个可以毫不刻意地和她重新搭上话的机会。但那个机会没有出现，或者是我根本没有胆量采取行动。每当我听见她的笑声，或是成功地从满场的嘈杂中辨认出她的声音，或者看见她优雅地穿过一个房间，我都会全身一震，然后觉得自己仿佛在坠落。那感觉与肌阵挛类似，在你渐渐入睡时，忽然将你惊醒。我站在那儿，被众多初版书围绕，确信那就是命运的震颤。

我实在有幸，她在与伯纳德、娜塔莉以及一两个其他人吻别后，也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她说希望能跟我再次见面。接下来的事，我便只记得我迎着小雪跑回了宿舍，欣喜若狂地放声大笑，像个学生一样，虽然那时我就是个学生。我强烈地感受到世界充满可能、丰富多彩；广袤、灿烂的天穹在我的头顶燃烧，毫无讽刺意味；街灯带着神圣的光环，我甚至能辨认出月球表面一块块明亮的高地，那些洒落在远处的天体系统；我要读遍一切，发明新的韵律，然后从两位先锋泰斗的后裔那儿求取芳心，即便粉身碎骨；我的心和我的身体是一块将熄的炭火，因为她嘴唇拂过我时的气息而苏醒，发出转瞬即逝的光亮；经历了一切变迁，地球还是那么美丽。

虽然医院里的照明一片雪亮，但走到街上的时候，我觉得从夜晚走进了白天，或是从调暗了灯光的剧院，从日场戏中出来走到了阳光下，又或者像是，我幻想着，乘坐一艘潜艇浮出水面——医院和外界之间的门，犹如不同世界、不同媒介之间的门。你有没有见过停在旋转门里的人，他们就像潜水员慢慢减压、转换环境，以防氮气在血液里形成气泡；或者你有没有注意到，许多人踏上人行道时，都带着一脸困惑——我在第五大道对面找到了一张长椅，坐下来观察——就好似他们忽然间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却又说不上来忘记了什么：钥匙，手机，还是身边离去之人的点点滴滴？看见他们一秒之后又回想起来，实在难受。当我在安全距离外观察医院的时候，我想起亚历克丝曾经有一个住切尔西的朋友被一辆SUV撞了，我在她家的日式床垫上打了几个星期的地铺。亚历克丝习惯在没有完全醒来时下床。有几次早上，她下床去厨房烧泡茶的水，走到一半才想起坎迪斯死了。（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如何发现她暂时忘了那件事，又是如何看出来她重新想起来了。）我敢确定，如果你想从离开西奈山医院的人流中辨别出内心已经垮掉或快要垮掉的人，不要去找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悲伤或忧愁，你要去找那些像是坐了长途航班刚下飞机的乘客一样的人——表情空洞，身体刚刚开始适应新的时区和地面速度。
“地面速度”——我坐着，背对公园，等待城市重新将我吸收。我屏住呼吸，直到巴士路过后尾气飘散。一辆联邦快递的货车正在倒车，哔哔声变成了伯纳德心率监测仪的声音。我开始把这个短语大声念出来，加入这座城市此时此刻正自言自语的千万人中去，我不断重复着这个短语，念着念着，“地面”读音让我想到了“碾磨”的过去式——仿佛速度可以被粉碎、研磨。这让我想起了速溶咖啡。

事实上，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只不过将我引向了更多自私；或者说，尽管常常有人“为”我做饭，我依然感到孤独，替自己难过，因为当我站在小厨房里搅拌着蔬菜时，当我站在三十三岁的年纪里，我心碎地意识到没有任何人依赖我来获得这种最基本的关爱、养育、滋养。“不要离开我。”妮娜·西蒙用法语唱着这句哀求。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渴望——无论那个渴望是否只是个不当的推论——想要一个孩子，很想。
我很快便在这个念头面前退缩了，一点也不想要什么孩子。所以刚刚发生的一切是这样的，我对自己说，仿佛将一套思想体系抓了现行：你让一个致力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年轻人，在你以过于昂贵的价格租来的公寓里洗澡，做一顿准备一起吃的饭，同时思绪不可阻挡地飘向一个愿望——在某种形态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繁殖你自己的基因物质。而几乎是讽刺式的价值重估又被酒和歌声所润滑。你将家宅内的一小部分——卫生间——短暂地并入公共空间，这一善举使你重新描述了集体政治的可能性，将其变为私密的家庭戏剧。这一切，只发生在准备一份安第斯藜麦的时间里。你需要做的是控制你自己，不再将后代，或者说繁衍你的下一代，当作一种爱自己的具体行为。你要让对自己的爱水平地延展开去，给一个当下的、超越个人的、革命性的议题创造更多可能性，共同构建一个不是每时每刻都关乎利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