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探索世界时用的是“辨别性触觉”，会主动认识所接触对象的形状和质地，这是触觉最实用的一面。但过去20年间，我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感觉还有另外一面，称为“情绪性触觉”。我们一向知道拥抱和爱抚很重要，但从不清楚这两种触摸还有不同的神经构造。辨别性触觉能迅速接入脑部，沿一种叫“A类纤维”的快速神经传导。相比之下，情绪性触觉就比较闲散，它速度会慢50倍，并沿C类触觉纤维传导，那可是我们神经系统中的“乡道”。
这两种触觉信号传入脑中，得到的待遇也不相同，形成的脉冲激活的神经网络也不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双层触觉布局：一层是快速反应系统，替我们收集关于世界的信息；一层是较为缓慢的次级网络，在我们受到触摸时启动。辨别性触觉固然重要，但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低估了身体对情绪性触觉的投入，其实根据一些人的估算，人体专门用于情绪性触觉的神经纤维约是辨别性触觉的3倍。
情绪性触觉为我们的社会倾向奠定了基础。触摸和接受触摸，这从触觉自子宫中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在深深影响我们。我们用碰拳、握手或拥抱与人问候，用轻拍后背以示鼓励，或是用搂抱表达安慰，用温柔的亲吻表明对伴侣的爱。身体做出这些时，脑也会有反应，它催促内啡肽、催产素或肾上腺素分泌，由此调集情绪、启动行为。身心之间的这种基本联系使触觉成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核心，它的直接与亲密奠定了人际关系的基础。

13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位皇帝腓特烈二世，此人求知若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治理帝国的不同区域时，腓特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亚当和夏娃到底说的是什么语言。在他看来，那肯定是希伯来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或拉丁语中的一种。为进一步缩短候选名单，他觉得不妨硬一硬心肠。他下令将一群婴儿从母亲身边带走，在严密控制下养大。他尤其强调这些婴儿要养在寂静的环境中，这样他们一旦开口就只能说与生俱来的语言。于是他雇了保姆，却不许她们和照护对象说话。更骇人的是，他还禁止保姆在最最基本的身体接触之外和婴儿有任何互动。实验确实有了令人惊讶的发现，但和最初的问题毫无关系。虽然婴儿们有饭吃有澡洗，但缺乏亲昵的身体接触却是一场惨剧。因为完全失去了人际交往，这些孩子接连患病、死去。
这个算不上神圣的帝国皇帝所做的实验，直到现代还有人响应，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倒台后，就曝光了类似的可怕疏忽事件。齐奥塞斯库的生育政策，特别是禁止一切避孕手段并对无孩人士征税，导致生育率极大增加，接着便是大量儿童涌入公立孤儿院。对许多孤儿而言，这些孤儿院的环境简直惨无人道。他们常常遭到痛打，为的是强迫他们闭嘴、听话。也许更坏的是，他们还遭受冷落。那虽然不会留下可见的淤青，但是得不到关爱和刺激，却可能造成更深的伤痕。
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有医护人员及人道工作者来这些孤儿院查看，他们说，两三岁的孩子就关在与牢房无异的斗室里，一见他们就隔着栏杆伸出手来。许多孩子从没体验过任何形式的温柔，显得非常渴望，但被抱起时，他们又很抗拒，可一旦被放下又要再抱。人与人的拥抱这么基本的交流，对于他们竟显得高深莫测。即使从这地狱般的环境中解放之后，许多孩子仍很难与别人结成纽带。孤儿院的经历已经塑造了他们的脑结构，里面根本没有作为生命基石的情绪连接。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些罗马尼亚孤儿的情况大有改善，如今他们大多人到中年，但当年的冷落留下的伤痕可能永远不会痊愈。

几年前有过一项著名研究：已婚妇女自愿以科学的名义接受电击，并让研究者考察她们的反应。电击时，旁边可能有人握住她们的手——有时是丈夫，有时是一名不认识的男性研究者——也可能身边没人；同时有成像仪器连接她们的脑，以观察她们如何应对电击前的恐惧和电击后的不适。结果显示，握手能显著降低这些妇女的焦虑水平，尤其握的是丈夫的手时。不仅如此，夫妻关系的质量也很关键：他们彼此越是亲密，握手的功效就越强。可见触碰未必会不加区分地带来好处——还要看是谁的触碰。
后来海法大学的帕维尔·戈德斯坦（Pavel Goldstein）也和同事采用了这个研究范式，但这一次他们给伴侣双方都连上脑电图，以确定脑的激活模式。他们的理论认为，你与某人越亲近、越能感同身受，就越能对她的疼痛产生共鸣。这虽然很难测量，但想法很妙：当你和某人心意相通，你们脑中的激活模式往往会吻合。这种现象叫“脑间耦合”（brain-to-brain coupling），有人说它就是人与人之间同情和理解的基础。果然，在实验中给某位被试施加疼痛刺激时，其伴侣的脑活动也随之变化，变得和该被试的脑活动一致。不仅如此，伴侣间脑活动的耦合越紧密，受痛的被试从握伴侣的手这个简单动作中获得的镇痛效果越佳。

触觉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体现在我们的用词之中。我们谈自己的感受或自我剖析时，会说“扪心自问”（in touch with one's feeling）。联络某人时，我们就和那人“有了接触”（get in touch）。被人惹恼时，我们会说那人“折磨”（grate on）我们，或说他很“磨人”（abrasive）。我们说一个敏感的人“面皮薄”（thin-skinned），而一个不擅社交的人是“生硬”（callous）或“不懂接触”（tactless），两个比喻都和皮肤或触摸有关。还有一些说法，比如用“感觉糙”（feeling rough）表示不舒服，用“缺乏实质”（lacking substance）表示对某人或某事所起的作用不满意。我们或许会把一个热心慷慨的人形容成“软”心肠或“热”心肠，而那些不懂将心比心的人则是心肠“硬”或心肠“冷”。我们的语言有这么大一部分采用了和触觉有关的概念，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人类语言是否反映了触觉有某种塑造思维的深刻能力？
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乔舒亚·阿克曼（Joshua Ackerman）领导一组研究人员探究了触觉体验是否会影响人的判断这一问题。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场景，每个场景操纵触觉体验的一个方面，好看看它们是否影响人的观点。第一个场景中，他们要求毫无戒心的志愿者对一位求职者的简历做出判断。其中的玄机在于，有的简历夹在一块沉重的写字板上，有的夹在轻薄的写字板上。妙的是，从沉重写字板上读到简历的志愿者，会觉得求职者总体更加优秀稳重。不过他们并不觉得这个求职者就因此更讨人喜欢，这一切都与我们对“沉稳”（weighty）一词的使用相一致：我们用它来比喻严肃、郑重。
接着，研究者又要志愿者读了一段文字，写的是两个虚构人物的会面，然后要他们描述对这次会面的感想。不过这一次，志愿者要先完成一项任务，紧接着再参加阅读测试。他们先领到了一幅拼图，有的包在粗糙的砂纸里，有的包在光滑的纸里。果然，拼图包装纸的质地影响了他们之后对会面的描述。在领到粗糙包装的志愿者看来，虚构人物间的关系就像砂纸一样不顺、难搞。
阿克曼和同事还用相似的方法研究了接触坚硬或柔软的材料是否影响人们阅读另一段交往时的看法。这次也一样，被试拿着坚硬而不易弯曲的物品，就会认为虚构角色死板严厉，而抚弄柔软物品的被试就不太会这么想。最后一个实验场景是让志愿者为一辆轿车竞价。他们的第一次报价已被驳回，需再次报价。志愿者被分到了两种测试条件里：第一种，这些潜在的轿车买家坐在硬椅子上出价，第二种是椅子上铺了软垫。结果，坐软椅垫的体验使竞价者的行为变得更灵活了：当两组人追加报价时，坐舒服软椅子的志愿者报出的价格，比坐硬椅子的志愿者平均高出约40%。

负责触觉的是我们身上面积最大、功能最多的器官：皮肤。它覆盖我们全身，总面积约有2平方米，重量也超乎你想象，约占全部体重的1/6。皮肤是我们和外部世界的边界，保护着我们免受病原体大军的入侵。它将我们的血肉、脏器与外界隔离，使体内的宝贵液体不致散逸。但皮肤绝不仅是一层遮蔽或屏障，它还是一个硕大的感觉器官。它的一层层组织中嵌着一套套种类繁多的传感器，每一套各司其职。它们使人感觉到皮肤上的压力，还有振动、瘙痒和酥麻。触觉其实分许多类型，但在四种触觉感受器的相互作用下，却油然生出了一个统一的触知觉。
触觉中最敏感的几个方面来自皮肤表面正下方的一种椭圆形感受器，叫“梅克尔细胞”。当我们用手指拂过一样物体或将它握在手中，就是这些细胞产生了我们的大部分触觉，并对我们触摸的一切给予细致的反馈。它们极为敏感，只要皮肤上有不到1微米（人类发丝直径的百分之一）的变形或说凹陷，它们都能探测到。这种敏感部分是因为梅克尔细胞比其他感受器都更接近皮肤表面。它们虽然在全身上下都有分布，但更集中于我们赖以产生细微触觉的部位。比如在手指尖，每平方毫米的皮肤上就集合了100个这样的微型感受器。它们也是一种“慢适应”细胞，就是能对我们触摸的对象产生持续更新的情报。比方说，当你的手指拂过键盘，是“梅克尔小盘”（Merkel discs）使你能感受到每颗键的边缘。
因为这种慢适应性质，梅克尔细胞能不间断地点评我们触碰的一切。而在皮肤下面更深一些的位置，还有“迈斯纳小体”负责产生有些人所说的“轻触觉”。它们的一项关键工作是探测皮肤上的运动，但它们是“快适应”的，只在有变化时才提醒我们。你要是持续感受到身下那把椅子或者背上的衣服料子，肯定无法集中精神；而迈斯纳小体采取的是“有事再说”的策略，只记录触觉的变化，既向我们报告信息，又不会用连绵不绝的信息对我们持续轰炸。和梅克尔细胞一样，迈斯纳小体也集中在我们最常用于触碰的部位，它们的一个关键作用是让我们能精准控制自己的抓握。当一只玻璃杯握得太松、开始从指尖滑落时，我们就会本能地加大握力（除非我们当天已经拿过几只玻璃杯，反应有些慢了）。
梅克尔细胞和迈斯纳小体一同为我们的触觉赋予了细致的敏感性，使我们通过触摸对世界有了精细的感知。这两种感受器的感受野都很小，这意味着它们能就皮肤接触到的世界绘出一幅清晰的高分辨率图画。不过触觉离不开团队协作，除了上述两者，还有一种感受器也发挥着重要功能：帕奇尼小体。这是一种块状的多层传感器，深埋于皮肤内部，响应的是深层压力和高频振动。当手指拂过一块表面，我们会以振动的形式收集它的纹理、质地、粗糙度等——有点像唱机的唱针读取黑胶唱片上的微小隆起。

虽然每种感受器各有所长，但触觉中最关键的乃是四种感受器的协同。就以触觉皇冠上的宝石——人的双手为例。许多人或许都有一个误解，认为我们用双手摆弄物品时的精度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这种精度是我们早年在操练中改善而成的，你只要看过儿童尝试洗纸牌的样子就明白了。到十一二岁时，我们已经练就了惊人的运动技巧，能够灵活、精细地操控物品了。直到今天，触觉的精度（有时也叫“触觉智能”）仍是机器人学领域的一大难关。我们建造的计算机能够每秒计算1000万亿次，模拟宇宙的诞生，用文字与我们交流并使我们难以分辨那是人还是机器。可抛开人工智能的这些卓越进展，有些事情仍是一只机械手绝难做到的，比如顺利地拿起一杯茶而不使茶水溅出，打一只蛋，或用筷子夹起小块食物——而这些事人类做起来不假思索。
人的双手是自然界中无与伦比的精密仪器。并且，我们操弄物品的巧妙手段，还为人类演化中极重要的一步奠定了基础：工具的发明。虽然也有其他动物会使用工具，但没有哪种对工具的依赖如此之深。成像研究显示，人使用工具时，会激活脑中一个名为“前缘上回”的区域，它似乎关涉人在工具使用问题上建立因果联系的能力。虽然脑在这方面本领非凡，但让我们能灵巧使用工具的还是触觉。我们能将持握并运用工具的感觉转译给脑，触觉感受器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切面包用的刀，还是写字时握的笔，仿佛都成了我们手的延伸。正是这种非凡的连接，给予了我们完成日常所需的各种精细任务的能力。

我们所说的“触觉”，是综合了皮肤内部多种感受器的活动而产生的。脑在其中的工作是整合各类信息输入，将它们转化成单一连贯的触觉观点。考虑到感受器的数量之庞大，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脑也会走走捷径，你可以自己尝试下面的几个简单实验，看看它是怎么偷懒的。取三枚厚实的硬币，将其中两枚放进冰箱冷冻15分钟左右。接着将三枚硬币排成一列，将冰冻过的两枚置于两端。将食指和无名指分别放到两枚冷硬币上，享受一两秒钟的冰凉，再将中指放到中间那枚硬币上。虽然中指绝不该感到冷，但多数人的中指还是会像其他两根手指一样传来一股冰感。
其中的原理，是脑填补了你在知觉上的空当，它根据概率，生造出了一种最有可能成立的感受。脑的演化并不是要应对这种冰箱冻硬币的花样；在它看来，最可能成立的解释就是三根手指都摸到了冷东西。但脑也不是好骗的。中指在摸到中间那枚硬币并得到一些触觉刺激之前，并没有特别的温度感觉。当中指接触硬币后，脑觉察到有信息从那里输入，才给出冷的错觉。而如果是用另一只手的中指摸硬币，就不会产生这种体验。脑会根据相邻手指的输入推测感受，但它并不蠢，不会对更远的身体部位照搬这个操作。
类似的还有所谓“皮肤兔错觉”（cutaneous rabbit illusion）。将手臂向前举起并转开视线。让别人在你的前臂内侧接近手腕的位置连续快速敲打，然后在手臂靠上的位置，如手肘附近做同样的敲打。这时多数人会觉得，这些敲打在沿手臂上升，仿佛一只小兔子一路跳过来。体会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再试一下“tau错觉”：在这个把戏里，你先让人敲打自己的上臂，再敲打前臂，这样重复两轮，第一轮两次敲打的间隔要尽可能短，第二轮间隔拉长到一秒左右；当两次敲打的间隔只有一瞬，你会觉得被敲打的两点间的距离比时间间隔有一两秒钟时要短。在这两种错觉中，脑都受了一系列偏见的误导，而这些偏见本就存在于脑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之中。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两个相似并相继的感觉，二者的时间间隔应该和它们在身体上的距离密切相关，于是脑就会参照这条过去的经验，用前者来估算后者；这时再在时间间隔上动个手脚，就会改变我们对距离的知觉。

再来看一个花招：将你的食指和中指交叉，直到形成一个V字（这对手指正常的人比较容易，我那几根天生的香肠手指就难了）。然后取一颗玻璃球或其他小东西，放到这个V字中间夹住。现在你其实是在用两根手指的外侧触碰这个物体，这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脑为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形所迷惑，于是会产生手指在触摸两个物体而非一个的感觉。按理说是会产生这种错觉的；但我没有，或许是因为我的手指长得太怪，但很可能还有更好的解释：做这个实验时，我的眼神始终盯着那两根手指，因此触觉和视觉之间产生了感觉冲突。而这种时候，胜出的往往是视觉。

游离神经末梢的作用是充当伤害感受器（nociceptor），探测和传达可能被我们感受为疼痛的信号。话虽如此，“伤害感受”（源自拉丁语nocere/“伤害”）却并非“疼痛”的同义词。其一，我们能在身体并未受伤的情况下，体会到情绪上的疼痛。其二，即使身体受伤，伤害感受和疼痛仍有不同。从本质上说，伤害感受是一种手段，身体通过它感觉到有害刺激，并将这些刺激编为神经信息；而疼痛是脑对这些信息做出的反应，是一种主观体验。伤害感受是身体防御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保护着我们免受伤害。要理解两者的不同，可以想象自己毫无防备地一脚踩下结果被一只无意间掉落的图钉伏击的场面。如果你恰好踩到图钉上，一条信息就会从受伤的脚掌疾速飞往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运动反射，使你猛地向上抽腿，远离那只图钉。这是一种反射，而非有意识的体验，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以为自己是因为疼才向上抬腿，但其实在抬脚的那短短几毫秒内，我们或许根本还没感到疼——疼痛要稍晚一点才来。这样的反射说明，在将伤害降到最低方面，我们有比靠痛觉来避开图钉好得多的办法。
人脑约有850亿个神经元，它本身无法感觉疼痛，而所有的疼痛又都在脑中产生。你或许要说，不对，那头疼又是怎么回事？头疼其实是由脑袋周围肌肉中的神经以及脑内和脑周围的血管引起的，不是脑本身。因此，脑虽然会带给我们疼痛体验，它本身却是一个不会痛的器官。与此同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也对痛感有巨大的影响。根据遗传、健康甚至态度的不同，每个人对疼痛的感觉都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同一个人受同一种伤，每次感到的疼痛程度也可能不同。这是因为疼痛不完全是一种身体体验，其中还夹杂了心理，因此某一天的心情也会影响我们对疼痛的知觉。

除了接受他人的爱抚和对伤口多加小心，身体还有应对创伤的独特本领。比如许多人爱吃辛辣菜肴，喜欢辣椒的活性成分辣椒素像火烧灌木般滚过舌头的感觉。辣味这么好吃，部分是因为辣椒素会刺激口腔中的伤害感受器，后者能认出它是一种有害化学物质，于是引发痛觉。对此，脑的反应是先分泌内啡肽，再分泌多巴胺，它们使人感到一阵陶醉，多少也会抑制痛觉。

发现全身各部位该如何在脑中描绘，是过去一百年中神经病学的一大进步，背后的功臣是一位神经病学探索者和制图者，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不同于那些穿越大陆描绘未知土地的先驱，潘菲尔德绘图的领域是人脑。
潘菲尔德小时候在情感和经济上都很困顿，这对那个时代的杰出科学家而言颇不寻常。他父亲是华盛顿州的一名家庭医生，性子孤僻，更喜欢花时间在野外狩猎而不是照顾病人，结果自然是行医生涯难以为继。为摆脱困境，母亲带着8岁的怀尔德去威斯康辛州投奔外祖父母，一家人经历的这段潦倒看来也对怀尔德的性格塑造起了重要作用。
怀尔德后来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头两年浑浑噩噩，自选的哲学专业并没有给他多少启发。直到大二学年末，他的人生才迎来变化。虽然一想到父亲他就发誓要远离医学，但在听过大生物学家埃德温·康克林（Edwin Conklin）讲课后，他心中燃起了热情。潘菲尔德找到了自己的天职。
1913年，22岁的潘菲尔德本科毕业，但得知自己落选了知名的罗德奖学金，这将令他无缘修读医学。他没有气馁，再次申请，终于成功。然而那还是学术界的古典时期，想进牛津大学，他还必须参加希腊语入学考试。他一头扎进学习，想从头掌握一门他一无所知的语言，但又一次没能合格。
还剩下一线希望：他获准补考。备考那阵，潘菲尔德每天清晨都跑去哈佛大学的病理实验室，学一小时古希腊语，四周停满等待解剖的尸体。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拿到奖学金的他离开美国前往牛津，去接受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爵士的指导，谢灵顿后来因对神经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是他让潘菲尔德明白，“神经系统是一方未经勘探的沃土——在这个未获开发的国度，人类的心灵之谜或有阐明的一天”。
潘菲尔德在人类对脑的理解方面贡献巨大，但他最有名的成就还是对这一器官的测绘。在给病人开刀时，他会详细记下他对病人脑部的刺激对应病人身上的哪些部位。就这样，他渐渐绘出了一幅映射图，其中注明了各脑区所服务的身体部位。这个分区的设想并不新鲜，但是潘菲尔德使它落了地。他早期一个最突出的结论，是脑给身体各部位的待遇并不相同。用潘菲尔德的数据可以建起一个模型，显示如果用人体各部位对应的脑区面积来重构它们，人体会长成什么样。如此构造出的就是“皮层小人儿”（cortical homunculus）：一个丑陋狰狞的怪物，硕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只猥琐的巨口，还有两只巨大的巴掌。潘菲尔德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形象，据传他曾经说：“如果可以，我会杀了这鬼东西。”但是作为对感觉的描绘，它一眼就能看懂，这方面的优势登峰造极。该模型清楚显示了我们如何用触觉感受世界，而我们那布满大量神经末梢的双手和双唇，面对周围的物理世界时又是多么精细的度量工具。

图注：潘菲尔德的皮层小人儿

手指尖上的神经纤维簇拥缠结，服务着一支密集的触觉感受器大军。这意味着我们用指尖分辨细节的能力远强于别处，因为上面每块特别小的皮肤都有一个感受器单独报告它的情况。而身上的其他部位神经纤维较为分散，每个感受器要负责很大一片区域，触觉分辨率也因此低了许多。这方面的一个常见测量方法是所谓的“两点辨别觉测试”（two-point discrimination test），原理很简单：准备两根木制牙签或某种科学上更可靠的尖锐物品，用它们在一名被试身上同时轻刺。两根签以较远的间隔刺中皮肤时，被试能轻易分辨自己被刺中的是两处；而随着它们越来越近，你会越发难分辨自己是被刺中了两处还是一处。在像后背和大腿这样的部位，如果两点的间隔小于4厘米，多数人就难以分辨自己被刺中了几处。在脸颊或鼻子上，这个间隔会缩小到不足1厘米。而在手指尖上，即使两点间的距离只有2毫米，许多人仍能分清自己被刺的是两处。
负责伤害感受的游离神经末梢是皮肤中最常见的感受器，数量远超使我们对外部世界产生触知觉的那些。常有人说，对触摸最敏感的身体部位也对疼痛最为敏感，这话有些道理。手心和手指内侧能产生极为复杂细致的触觉，它们相应地也对疼痛十分敏感。想必这就是为什么在从前学校可以体罚的年代，以施虐为乐的教师碰到不听话的孩子常会抽他们的手心。这种触觉和疼痛的紧密关系也存在于脚心，这里同样是拷打者喜欢的部位；面部也是。
总的来说，我们的光滑皮肤上都布满了神经纤维，因而对触摸和伤害感受也极为敏锐。身体的其他部位就没这么明显了。最敏锐的触觉往往集中在最常用来触摸的部位；在手臂上离手掌越近，皮肤上分布的神经就越多。与之不同，伤害感受器则是越接近躯干越密集：触觉是沿手臂越往下越敏锐，痛觉则刚好相反。我们还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不过原因可能很简单：伤害感受器的分布原理和防弹衣一致，主要是为了保护身体最关键的部位。
有人估计我们的皮肤内编织着近25万条微小的神经纤维，但这个数目也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在人生早期，神经纤维的数量会随年龄增长，在十几二十来岁达到峰值。此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感觉滑坡。之后每过十年，我们就丧失约8%的神经纤维，到80岁时，总数就降了约一半。更糟的是，损失在我们的双手、面部和双脚上最为明显，而这些正是在年轻时赋予我们缤纷感觉的部位。与此同时，迈斯纳小体和梅克尔细胞也以惊人的速度从指尖消失，意味着我们的触觉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再敏锐。有一则知识或许能给人些许安慰：我们仍可以利用脑部的杰出适应性来训练自己的触觉，但年龄到底会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相当的差异。而我们还将看到，这并不是唯一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