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天生是为了指导自由活动而存在的。

心理生活的发展与运动有关，而心灵控制的一切事物的演进都受到机体的自由可运动性的制约。这种可运动性会刺激、促进以及要求心理生活的不断强化。假设我们为个体预设好了每一次运动，那么便可以认为他的心理生活是停滞的。“

心理生活是集主动攻击和寻求安全于一身的复杂活动，它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人类机体的生存与延续，并安全地实现自身的发展。如果我们默认这一前提，就会引发进一步的思考，这是为获得心灵的真正概念所必需的。我们无法想象心理生活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遭世界息息相关，能接受外界刺激，并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它还能淘汰那些无法保护机体免遭外部世界毁坏的能力，或者为了确保生存，以某种方式将机体与这些力量结合起来。
从这一点中产生出来的关系有很多。它们与有机体本身、人类的特性、身体的本性、它们的优势和劣势有关。这些概念完全是相对的，因为一种力量或者器官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完全是相对的。它们的价值只能通过个体的自我发现才能体现。众所周知，某种意义上人类的脚相当于退化的手。对于攀爬而行的动物而言，这点显然是劣势，但是对于在平坦路面上行走的人来说，一只“退化”的脚远胜过一只“正常”的手。事实上，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就像在所有人的生活中，劣势并非一切罪恶的根源。什么是优势或劣势仅仅取决于所处的情况。我们想到宇宙，想到它的昼与夜的变换、太阳的主宰、原子的运动与人类心理生活之间关系是多么丰富时，就会发现它们对心理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人的心理生活是由目标决定的。如果人类没有朝着一个恒在的目标来决定、继续、调整和引导自己的活动，那么他们就不能思考、感觉、愿望和梦想。这本就源自机体适应自身和应对环境的必要性。人类生活中的身体与心灵的现象都基于这些我们已经论证的基本原理。除非根据一种恒在目标的模式，这种目标本身是由生命的动力所决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构想一种心理演化。我们可以将目标本身看作是变化或者静止的。
在这个基础上，心灵生活的所有表现都可以被当作是在为将来做准备。除了一种朝着目标行动的力量之外，似乎很难从心灵这个心理器官中辨识出其他东西。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类心灵的所有表现都被引导向一个既定目标。

如果一个人否认他的社会关系并且与之抗争，或者拒绝让自己适应实际生活，那么这些看似法则的东西就会瓦解，重新形成由新目标所确定的新法则。

我们必须清楚，人类心灵的反应不是最终和绝对的：每个反应都只是局部反应，虽然临时有效，却绝不能被当作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尤其是在儿童心灵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我们面对的是目标观念的临时产物。我们不能把用来衡量成人心理的标准同样施加在儿童的心灵上。对于孩子，我们必须做出更进一步的探究，质疑他生命中产生的能量和行动最终带领他去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深入他的心灵，就能够理解他力量的每一个表现是如何适应自己的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他为自己创造的最终适应生活的产物。我们如果想知道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就必须从他的视角出发。与孩子的视角相关联的情感基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导他。其中，有一种乐观的方式可以让孩子有信心轻松地解决他遇到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这样的性格，认为各种生活任务都是他力所能及的。于是，他就会产生勇气、率真、坦诚、负责、勤奋等品质。与此相反，就是形成悲观的情绪。想象一下那些没有信心解决问题的孩子的目标！他眼中的世界该是多么灰暗啊！这里我们发现懦弱的人为了自我保护会表现出的胆怯、内向、猜疑等性格特征。他的目标超出了他所能达到的界限，但远不足以让他直面生活的斗争。

用于保障人类生存的任何规则都必须受到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支配，并且要与它相适应。

从之前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劣等生物。他的意识中经常出现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它就像一种永恒的刺激，让人们不断寻求更好的方式和技能去适应自然。这种刺激迫使人们想方设法在生存计划中消除或者尽量减少对自身的不利情况。这时，就产生了对心理器官的需求，它可以影响适应和安全的获得过程。通过提升生理上的防御能力（例如，角、爪子或者牙齿），让原始的人—动物演化成新的生物，使它们能够与自然相抗衡直到精疲力竭，这似乎要困难得多。只有心理器官能够迅速给予补救，弥补人类机体的缺陷。从不间断的缺陷感中产生的刺激使人类变得具有远见和警惕性，并使心灵发展到了当前的水平，一种思考、感受和行动的器官。由于在适应过程中，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心理器官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公共生活的条件。它所有的能力都是基于公共生活的逻辑发展起来的。
在这种逻辑的起源及其对普遍适用的内在需要中，我们无疑应该找到人类心灵发展的下一步。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合乎逻辑的。公共生活的另一个工具是清晰的言语，这个奇迹使人类有别于所有其他动物。言语的形式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社会根源，这种现象同样不能脱离普遍适用的概念。对于独自生存的生物个体来说，言语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共同体中，语言的存在才是合理的。它是公共生活的产物，也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纽带。在与他人难以接触甚至无法接触的情况下成长的个体，就可以证明这一假设的正确性。在这些个体中，有人常常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一切联系，还有的人则是外界环境的受害者。不管哪一种类型，他们都会遭受言语缺陷或困难造成的痛苦，并且从来没有学习外语的天赋。这就好像只有在与人的联系是安全稳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塑造和保留语言的纽带作用。

那些很晚才学会走路、在行动方面有困难、开口说话较迟，或由于大脑活动发育较慢而表现笨拙的孩子都属于此类。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孩子总是受伤，行动笨拙、迟缓，他们承受着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很显然，这个不适合他们的世界并没有温柔地接纳他们。这种发育缺陷造成了许多困难。当然也有可能，如果心灵遭受的痛苦没有让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产生绝望，那么随着时间流逝，它最终会在没有留下阴影的情况下自动建立补偿措施；此外，这种情况可能会由于经济上的无助而变得更加复杂。很容易理解，有缺陷的孩子对人类社会的既定规律知之甚少。他们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周围出现的机会，往往会孤立自己，逃避责任。他们对生活中的敌意异常敏感，并且会无意间放大这种敌意。他们更多地关注生活的痛苦而不是它光明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过度估计这两方面，于是一生都摆出好战的态度。他们要求别人给予自己特别的关注，当然，他们看重自己远过于他人。他们把生活的责任更多地看成是困难而不是激励。很快，他们就与生存环境之间形成一道鸿沟，而且由于他们对同胞的敌意，这条鸿沟还会不断加深。现在，他们以一种过分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段经历，在每一次接触中让自己离真理和现实越来越远，并且只有不断为自己制造新的困难才能实现目标。
当父母对孩子的正常关爱不适度时，就可能会出现类似的困难。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对孩子的后续成长造成严重后果。孩子可能会变得非常固执，他意识不到爱，也不能恰当地利用它，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形成关爱的本能。要动员成长于从未形成适当关爱感的家庭的孩子去表达任何形式的关爱是非常困难的。他一生都会逃避一切爱意和关爱。轻率的父母、教育者或者其他成年人用一些错误的格言警句教育孩子，告诉他们爱和体贴是不得体、荒谬或者柔弱的，这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发现，接受这种教育的孩子并不少见，特别是那些经常遭人嘲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非常惧怕流露出情绪或者感情，因为他们认为向他人表示爱意是可笑而且懦弱的。他们反抗正常的关爱，就好像那是对他们的奴役或者贬损。因此，他们在童年早期可能就已经设定了与爱的生活相隔离的边界。在经过遏制和压抑一切关爱的残酷教育之后，孩子便会脱离周遭的环境，并逐渐失去对心灵来说最重要的联系。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递到大脑，并在脑海中保留它们的某些痕迹。在这些痕迹的基础上，想象和记忆的世界被建立起来。但是，感知与照片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感知的结果与感知者本人的个性密切相关。我们不会去感知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没有哪两个人会对同一幅画产生一模一样的反应；如果我们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那么得到的回答一定相去甚远。孩子只会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知到那些与先前由各种因素决定的行为模式相适应的东西。视觉欲望高度发展的孩子所感知到的事物具有显著的视觉特征。大多数人都很可能是视觉思维类型的。也有的人主要以听觉感知来填充他们为自身创造的世界图像。这些感知不需要与现实严格一致。每个人都有能力重新配置和安排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便适应他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个性与独特性在于他感知到什么和如何感知。感知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它还是一种心理功能，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关于内在生活的最深远的结论。

我们之所以记得对于特定心理倾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这些回忆促进了一个重要的潜在运动。同样，我们会忘记那些破坏计划实现的事情。因此我们发现，记忆也属于一种有目的的适应，并且每个记忆都受到指导整体人格的目标观念的主宰。一段持久的记忆，即使是错误的（例如，童年时期的记忆常常充斥着偏见），只要它是达到预期目标所必需的，便有可能被移出意识的领域，表现为一种态度，或一种情绪基调，甚至是一种哲学观点。

想象是指一种知觉的再现，而产生这种知觉的对象本身并不存在。换句话说，想象就是被再现的知觉——这是心灵创造力的又一个证明。想象的产物不仅是一种感知的重复（感知本身就是心灵创造力的产物），它还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全新而独特的产物，就像感知是建立在生理感觉基础上的一样。
有一些幻想在聚焦的清晰性方面远远超出了惯常的想象。这些幻想的轮廓过于清晰，以至于它们的价值也超出了想象的产物，而是能够影响个体的行为，就好像缺席的刺激对象确实在场一样。当幻想表现得像是实际在场的刺激的结果时，我们称之为幻觉。产生幻觉的条件和产生奇幻白日梦的没什么不同。每个幻觉都是心灵根据特定个体的目标与目的来塑造和聚集的艺术创造物。

孩子在尝试征服世界时所用到的全部器官中，感觉器官对于确定他与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关系是最重要的。正是通过感觉器官，人们才能构建自己的世界观。
我们每个人重视的只是那些适合自己目标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清晰地理解一个人所追求的秘密目标，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行为；除非知道他全部的活动都受到这个目标影响，否则我们也不能评价他的行为的各个方面。
个体的独特性在幻想和想象的产物中表现得最清楚。
我们不可能对自己正在伤害的人产生持久的影响。当被影响者感觉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时，一个人就可以对他施加最大的影响。
最能够接受理性和逻辑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被扭曲。相反，渴望优越感和统治地位的人很难受到影响。

天生存在缺陷的孩子与从小就享有生活乐趣的孩子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作为一项基本法则，天生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从小就被卷进了痛苦的生存斗争当中，这往往会扼杀他们的社会感。他们不再关心如何让自己适应同伴，而是不断地关注自己，关注自身留给他人的印象。生理缺陷与社会压力或经济负担一样，作为一种额外的重负，能催生对世界的敌意。这种决定趋势从很早开始就确定了。这样的孩子早在两岁的时候就经常产生这样的感觉，认为自己不像玩伴那样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斗争；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参与日常游戏和娱乐活动。由于过去的匮乏，他们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从而表现出焦虑的期待。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孩子在生活中都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因为家庭提供的一定的社会感，他就无法独立生存。每当看到孩子的软弱和无助，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一个生命最初都或多或少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感。每个孩子迟早都会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一种动力，是每个孩子奋斗的起点。它决定了孩子在生活中获得和平与安全的方式，决定了他存在的真正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铺平了道路。
儿童可教育性的基础就在于与孩子的器官潜能密切相关的这种独特状况。可教育性可能会遭到两种因素的破坏。其中一个是夸大的、强烈的、未消除的自卑感；另一个因素则是一种目标，它不仅需要安全、和平与社会平衡，还需要努力表达对外界环境的权力，这是一种统治他人的目标。有这种目标的孩子总是非常显眼。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儿童，是因为他们把每次经历都当作失败，而且认为自己总是被自然和人类忽视和歧视。我们需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看看孩子的一生中出现一种扭曲的、不充分的、错误百出的发展是多么不可避免。每个孩子都经受着错误成长的风险。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境地。

由于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成人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倾向于认为自己软弱、渺小、不能独自生活；他不相信自己能够不出差错或者干净利落地完成别人认为他有能力做好的简单任务。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大多数错误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在要求孩子做超出能力的事情时，他的无助感就全都写在脸上。有人甚至刻意让孩子觉得自己渺小和无助。有的孩子被当作玩具，活的布娃娃，有的被看成是具有价值的财产，需要仔细看管，还有的孩子被驱使着感觉自己是没有用的废物。父母和成年人的这些态度常常导致孩子认为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让大人开心或者感到不快。这种由于父母而产生的自卑感可能会因为我们文明的某些特点而进一步加剧。其中就包括习惯于不把孩子当回事。孩子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是个没有权利、无足轻重的人；他需要乖乖听话、彬彬有礼、保持安静；等等。
许多孩子在担心被嘲笑的恐惧中长大。嘲笑孩子近乎犯罪。它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影响，这种影响还会转移到他成年后的习惯和行为中。小时候经常被嘲笑的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他无法摆脱对再次被嘲笑的恐惧。不把孩子当回事的另一种做法是惯于对孩子说明显的谎言，结果，孩子不仅开始怀疑眼前的环境，还会质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现实性。

自卑感、缺陷感和不安全感共同决定了个体存在的目标。让自己成为焦点、吸引父母注意的倾向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就表现出来了。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自卑感的影响下，对认可的渴望发展自身的最初迹象，它的目的是实现一个目标，让个体看上去比他周围的人都要优秀。
社会感的程度和性质有助于决定这一支配的目标。如果不将个人支配的目标与其社会感进行比较，我们就无法评判任何个体，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他的目标是如此构建的，实现了它就可能带来一种优越感，或者提升人格，从而使生活看起来值得过下去。正是这个目标使我们的感觉有了价值，它连接并协调我们的情感，塑造我们的想象力，引导我们的创造力，决定我们应该记住和必须忘掉的事。我们能够意识到，感觉、情绪、情感和想象的价值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我们心理活动的这些要素都受到对明确目标的追求的影响，我们的感知本身也因此产生偏见，而且可以说，这些要素都是被选择的，它们暗含着人格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有的孩子追求权力，却没有故意要与社会发生直接冲突，他们的野心在我们看来不具有异常的特征。然而，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活动和成就时就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并不能使整个社会从中受益，因为他们的野心是自私的。这种野心总是会让他们成为别人路上的绊脚石。渐渐地，他们还会表现出其他特征，我们如果考虑到全人类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些特征会呈现出越来越反社会的色彩。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骄傲、虚荣以及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征服每一个人。个体会通过相对地提升自己，又贬低所有与他接触的人来巧妙地实现后面这一点。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让自己与同伴拉开“距离”。他的态度不仅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就连他自己也会觉得不适，因为这种态度不断地使他接触到生活的阴暗面，阻止他在生活中体验到任何快乐。
有的孩子为了确保自己在环境中的威信而过分追求权力，这很快就迫使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和责任采取抵制的态度。将这样一个渴求权力的个体与理想的社会人进行比较，在有了一些经验之后，我们就能够详细确定他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脱离同胞的程度。然而，能敏锐地判断人性的人总是睁大眼睛去关注生理缺陷和劣势的价值，他知道，如果在心灵的演化过程中没有这些先天的困难，这种性格特征是不可能形成的。

人类自身形成的力量不断地发挥作用，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些能力潜藏在无意识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有时甚至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时候导致痛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情况，一直令心理学家们惊叹不已：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一位女士用嘲笑的口吻告诫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公爵，不要碰倒他旁边昂贵的中国花瓶。公爵向她保证他会小心，但是几分钟后，花瓶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是纯粹的意外；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行为，因为这完全符合这个男人的性格，他感到那位女士的话冒犯了自己。
我们不能只根据个体有意识的行动和表达来对他进行判断。他思想和行为中无意识的小细节往往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真实本性。

让我们回顾一下西塞罗讲述过的一个梦，这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预言梦之一。
诗人西摩尼得斯在街上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体面地安葬了他。当他准备出海旅行时，这位死者的鬼魂警告他，如果参加这次旅行就会遭遇海难。西摩尼得斯没有去，而所有前去的人都不幸身亡。
据说数百年来，这一与梦有关的事件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不同寻常的深刻印象。
我们如果想要解释这一事件，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当时，船只经常失事，而且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在出海航行前夕都会梦到船只失事。在这些梦中，这个梦证实了梦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特殊巧合，只不过太引人注目，以至于后人记忆犹新。那些倾向于找出神秘关系的人很可能尤其偏爱这样的故事，而我们要冷静而清醒地对这个梦进行解释：这位诗人对于这次旅行可能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期盼，因为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随着做出决定的时间临近，他很难为自己的犹豫不决找到正当理由。因此，他就让这具需要对他体面安葬自己表达感激的尸体以预言者的角色出现。那么他没有去旅行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如果这艘船没有沉没，那么全世界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梦的故事。因为我们只会感受到那些使大脑陷入不安的事情，它们向我们证明了，天地之间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智慧。我们可以理解梦的预言属性，只要我们知道梦和现实包含着个体对生活的相同态度。

由于文化的发展以个人权力为导向，特别是某些个体和某些社会阶层努力为自己争取特权，这种劳动分工已经沦为扭曲我们整个文明的典型渠道。因此，人们非常强调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重要性。劳动分工使得男性这一特权群体可以确保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结果。因此，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取得优势，自始至终引导女性的活动，这让男性的生活更加轻松愉快，他们想要避开的活动可以分配给女性。
现在的情况是，男性一直在试图支配女性，而女性则对男性的统治地位不满。由于两性之间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很容易想到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和生理上的极度紊乱，这对双方而言都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的一切制度、传统、法律、道德还有习俗都是由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制定和维护的。这些制度甚至蔓延到了幼儿室，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心灵。虽然孩子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太多理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情感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态度很容易被观察到，例如，我们看到有的男孩对于穿女孩衣服的要求大发脾气。一旦男孩对权力的渴望达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表现出对作为男性这一特权的偏好，他意识到这保证了他在任何地方的优越性。我们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被规划得过于重视追求权力的价值。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维持和夸大男性特权的倾向，因为父亲通常是家庭权力的象征。比起一直出现在身边的母亲，他的神秘行踪往往会引起孩子的兴趣。孩子很快就认识到父亲这一重要角色，并注意到他如何调整家庭的步调，做好一切安排，并在任何地方都以家庭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孩子看到别人是如何服从他的命令，母亲是如何向他征求意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父亲似乎都是一个强大的人。对于有的孩子来说，父亲就是行为准则，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圣旨；他们用父亲曾经说过的话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即使在父亲的影响似乎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孩子们也会认为父亲占据统治的地位，因为整个家庭的负担似乎都落在他的身上，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劳动分工使得父亲在家庭中利用他的权力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男人习惯于坚称自己的地位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由女性的低劣造成的，以此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行辩解。这种女性低劣的观念非常普遍，似乎在所有种族中都存在。与这种偏见相关联的是男性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很可能源自反对母权制的战争时期，当时女性就是他们真正焦虑的根源。我们经常会在文学和历史中发现这种迹象。某位拉丁作家写过“Mulier est hominis confusio”，意思是“女性使男性混乱”。在神学鉴定中，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是女人是否具有灵魂，并且有些学术性论文就是围绕女人是否算是真正的人的问题来写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女巫的迫害和焚烧就是对那个被欣然忘却的时代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错误、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困惑的可悲见证。
女人常常被认为是万恶之源，就像《圣经》中原罪的概念，或者像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描述的那样。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是如何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的。古往今来的传说和童话中都能找到女性的道德低劣、邪恶、虚伪、背叛和变化无常。“女性的愚蠢”甚至在法律诉讼中被用作论据。女性的才干、勤奋和能力也随着这些偏见而被淡化。在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修辞、轶事、格言和笑话里都充满了有辱女性人格的批评。女性会因其恶毒、小气和愚蠢之类的特质而遭到指责。
有时，为了证明女性的低劣，还会出现异常尖锐的声音。一些男性，例如斯特林堡、默比乌斯、叔本华和魏宁格等就支持这一观点。大量女性的顺从使得越来越多的男性赞同女性的低劣。他们是女性顺从的拥护者。无论女性的工作是否具有同等的价值，她们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这进一步表明女性和女性劳动地位的降格。
事实上，对比智力和天赋测试的结果就会发现，对于特定的科目（例如数学），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天赋，而女孩在其他科目（例如语言）上显得更有天分。实际上，男孩在学习方面确实比女孩表现出更大的天赋，能够为他们的男性职业做好准备，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我们如果更仔细地研究女孩的情况，就会发现，女性能力较弱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女性低劣的偏见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之一就是根据一种图式对概念做出清晰的划分和分类，因此，“男性化”意味着有价值、强大、战无不胜、有能力，而“女性化”则意味着服从、奴役、从属。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人类的思考过程中，以至于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切值得称赞的东西都带有一种“男性化”的色彩，而没有价值或者实际上带有贬低意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我们都知道，如果用女性化来评价男性，那么对他们来说应该算得上是最严重的侮辱了，而如果我们对女孩说她很有男子气概，则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从人们说话的重音上我们可以发现，一切令人联想到女性的事物都显得低下。
性格特征似乎证明了这种关于女性低劣的谬误观点，其实在更仔细的观察中，我们发现这些特征不过是心理发展受到抑制的表现。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将每一个孩子培养成所谓“有才华”的人，但是我们总能把他培养成一个“没有才华”的成年人。所幸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我们十分清楚，有人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命运往往更多降临到女孩头上而不是男孩，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原本“没有才华”的孩子突然变得才华横溢，甚至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个奇迹！

做男人的明显优势已经严重干扰了女性的心理发展，因此对女性角色的不满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就和那些由于自身发展的处境而拥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一样，女性的心理生活也走上了类似的发展方向，受到许多相同规则的支配。声言女性低劣的偏见意味着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难题。如果有相当多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方法，那么她们会将这归功于她们的性格发展和智力，有时候还会归功于某些已获得的特权。这仅仅表明了一个错误是如何引起其他错误的。这些特权只是特殊的照顾、免除义务和奢侈品，它们给人一种优势的假象，装作对女性怀有高度的尊重。其中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但是这种理想主义最终总是由男性塑造且有利于男性的。乔治·桑曾经非常清楚地描述道：“女性的美德是男性的一项绝妙发明。”
一般来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划分出两种类型的女性。其中一种我们已经提到过：积极朝着“男性化”方向发展的女孩。她们精力十足，野心勃勃，不断地为人生目标而努力。她试图超越自己的兄弟和男性伙伴，喜欢选择往往被视为男性特权的活动，对体育运动之类的活动很感兴趣。她经常逃避一切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如果进入这样的关系，她可能会因为努力超越丈夫而破坏他们之间的和谐！她可能极其不情愿做任何家务事。她也许会直接表示自己不愿意做，或者间接地拒绝承担任何家庭职责，并不断地证明自己从来不具备做家务的才能。
这类女性试图用“男性化”的回应来弥补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后果。对女性角色的防御态度是她生存的基础。她被叫作“假小子”“女汉子”“男人婆”等等。然而，这些叫法基于一个错误的概念。很多人认为，这些女孩身上存在先天因素，也就是某种促成“男性气质”的物质或者分泌物造成了她们“男性化”的态度。然而，整个文明史告诉我们，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和她们如今必须服从的约束是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它们总会引起反抗。如果这种反抗表现为朝着“男性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两种可能的性别角色。我们必须根据两种模式之一来定位自己，要么是一个理想的女性，要么是一个理想的男性。因此，抛弃女性角色就只能表现为“男性化”，反之亦然。这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分泌物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在给定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绝不能忽视女孩的心理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如果无法保证女性与男性绝对平等，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的文明和社会生活的形式完全和解。

她现在能做什么？是和丈夫离婚，然后回到母亲身边，宣告自己的失败吗？她没有能力独立生活，因为她从来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离婚是对她自尊心和虚荣心的一种侮辱。生活对她来说是痛苦的：一方面，丈夫指责她，另一方面，母亲又不断严厉地宣扬着整洁与有序。
突然，她也变得讲卫生和守秩序了！她整天都在清洗、擦拭、打扫。看起来她好像终于顿悟，接受了母亲多年来一直在她耳边灌输的教诲。起初，看到这个年轻女人清理和打扫书桌、橱柜和壁橱，母亲肯定非常高兴，丈夫对于这一突然变化一定也十分满意。但是，后来这些事做得有些过了头。她花了很长时间洗洗涮涮，直到房间一尘不染，她对清洁的热情过了头，觉得任何人都会破坏她的劳动成果；反过来，她的热情也干扰到了其他所有人。如果有人摸了她洗过的东西，她就会再洗一次，而且只有她自己去洗才行。
这种具体表现为不断清洗和打扫的疾病在这些女性身上是很常见的：她们通常仇视自身的女性角色，并试图以这种方式展现清扫的美德来抬高自己，使自己比那些不那么经常清洗自身的人更优越。不知不觉地，所有付出都只是为了破坏整个家庭。很少有哪个家庭比这个女人的家庭更加混乱。她的目的不是清洁，而是让全家人都感到不舒适。
我们可以断定，在很多情况下与女性角色的和解只是表面上如此。我们的患者没有女性朋友，无法与任何人和睦相处，也不懂得如何体谅别人，这与我们对她生活模式的预期非常吻合。

将来我们有必要推行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使她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与生活和解。有时，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与生活的和解，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尽管具有真正心理学见识的人都否认所谓的女性低劣，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法律和传统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留意，识别和对抗与此相关的社会错误行为的整套手段。我们必须进行战斗，不是为了过分夸大对女性的尊重，而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让我们借此机会来讨论另一种常常用来贬低女性的关系：所谓的“危险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伴随着某些性格特征的加重。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身体的变化会向她表明痛苦的时刻到来了，她要永远失去一直以来如此辛勤地建立起的微末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她加倍努力地寻找有助于维持自身地位的手段，然而这些方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不稳定。我们的文明受这一原则的支配：只有当前的表现才具有价值；每个老年人，尤其是正在衰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遇到困难。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性来说，完全破坏她的价值所造成的损害会影响到每个人，因为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人生的黄金时期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个人在人生巅峰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即便在他衰老之后也要归功于他。不能仅仅因为人的衰老，就把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关系之外。对于女性来说，这实际上相当于对她的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下，年轻女孩联想到这是她即将面对的未来，她该有多么焦虑。女性气质不会随着五十岁的到来而消失。个人的荣誉和价值在过了这个年龄阶段之后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只有在两性为更大的天赋和能力而竞争的意义上考虑男女同校时，它们才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就是男女同校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意义，那么它是一种有害的理论。如果没有一个对男女同校教育理解更透彻的教师，也就是说，认为男女同校意味着对未来男女合作所做的培训和准备，那么任何男女同校教育的尝试注定都是失败的。反对者只会将它的失败当作是对他们态度的肯定。

由于文化的发展以个人权力为导向，特别是某些个体和某些社会阶层努力为自己争取特权，这种劳动分工已经沦为扭曲我们整个文明的典型渠道。因此，人们非常强调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重要性。
现在的情况是，男性一直在试图支配女性，而女性则对男性的统治地位不满。由于两性之间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很容易想到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和生理上的极度紊乱，这对双方而言都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男性的统治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有证据表明，这主要是原始人之间不断斗争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男性战士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最终利用新赢得的优势为自己和自身的目的保住了领导地位。
男人习惯于坚称自己的地位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由女性的低劣造成的，以此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行辩解。
我们绝不能忽视女孩的心理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如果无法保证女性与男性绝对平等，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的文明和社会生活的形式完全和解。

让我们以非常谦逊的态度判断自己的同胞，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做出任何道德判断，即有关他人道德价值的判断！相反，我们必须使自己对这些事实的了解具有社会价值。我们应该同情误入歧途的人，因为我们能够比他本人更好地了解他内心的状况。这在教育问题上引出了重要的新观点。对错误根源的认知让我们掌握了许多强大的改进手段。通过分析个人的心理结构和发展，我们不仅能了解他的过去，还可以进一步推断他的未来。因此，科学使我们了解了人到底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平面的轮廓。因此，我们对他作为人类同胞的价值的感受比今天通常情况下的更丰富、更有意义。

完不成任务的失败感反过来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使得他们的发展几乎就此停止，与此同时，另一种感到自己受到攻击的类型的人出现了。这一类人属于被攻击的对象，经常处于防御状态。他们不会采取进攻的方式，而是通过焦虑、预防和怯懦来弥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成功的攻击性态度的维持，就不会形成这第二种类型。防御型的人很快就被不幸的经历吓坏了。他们会从中推断出可怕的后果，所以轻易就会选择逃避。有时，他们会假装退缩是有用的，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缺陷。
因此，当他们不断陷入记忆并产生幻想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是在逃避充满威胁的现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没有完全丧失主动性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做出一些不无普遍益处的事情。许多艺术家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已经脱离了现实世界，在想象和理想的领域为自身建立起了一个没有障碍的世界。这些艺术家是规则的例外。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会屈服于困难，并在失败后一蹶不振。他们惧怕一切事物和人，变得越来越不信任，只是等着世界的敌意降临。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他们的态度经常被他人的不良经历所强化；很快，他们就失去了对人类的良好品质和光明生活的一切信念。他们最常见也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表现出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有时会变得极为突出，以至于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别人微不足道的缺陷。他们自诩为人类的批判者，却从来没有为周围的人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忙着批判和破坏其他同胞的活动。他们的猜疑迫使他们采取焦虑和犹豫的态度，然而一旦面临某项任务，他们马上就会开始怀疑和犹豫，仿佛希望避免每一个决定。如果用形象的说法描述这类人，那就是举起一只手保护自己，却用另一只手遮住眼睛，以免看到危险。
这样的人还有其他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众所周知，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人永远也不会相信别人。这种态度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嫉妒和贪婪。这类人所处的孤立状态往往表明他们既不愿意让他人快乐，也不愿意与他人一起幸福。

这种类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有能力的重要个体，他们使自身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如果衡量他们的才能，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他们滥用自己的能力以进一步自我陶醉。他们为与社会的积极合作设定了难以满足的条件。例如，他们可能会适时提出无法实现的条件，指出他们过去常做什么，曾学过什么，曾知道其他什么；他们还会找借口，说根据自己的想法别人曾做过或者不曾做过什么。他们的条件可能会由于更多无常的原因而无法得到满足。例如，他们坚称，如果男人是真正的男人，或者女人不是她们那个样子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变好。但是，即使出于最良好的意图，这样的条件也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实际上不过是他们为懒惰而寻找的借口，这些借口作用相当于催眠或者麻醉药物，使人们不必去思考浪费掉的时光。
这些人内心存在强烈的敌意，他们往往轻视别人的痛苦和悲伤。这就是他们获得优越感的方式。拉罗什富科对人性非常了解，在谈到大多数人时，他说：“他们能轻易地忍受别人的痛苦。”社会敌意往往表现出一种尖锐的、批评性的态度。这些社会的敌人永远在指责、批评、嘲笑、评判和谴责世界。他们对一切都不满意。但是，仅仅认清并谴责坏的一面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都做过什么来改善这种情况？”
虚荣的人满足于通过计谋让自己超越他人，并用尖锐的批评来腐蚀他人的性格。毫不奇怪的是，这些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卓越的实践和训练，所以偶尔会发展出一种精微的技巧。在这些人当中可以发现最聪颖的个体，他们具有非凡的机智和敏捷，可以妙语连珠。他们可以像利用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借机智和敏锐的感知能力来胡作非为，还能像讽刺作家一样，用它来取笑和使坏。
这种不断批评、贬损他人的行为是一种普遍的性格特征的表现。我们称之为贬低情结。它实际上表明，虚荣的人攻击的关键就是同胞的价值。通过贬低同胞，他们营造出自身的优越感。承认他人的价值就等于是在侮辱虚荣者的人格。单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结论，并了解到这种软弱和缺陷感是如何深深植根于虚荣者的人格之中的。

我们在衣着引人注目或借衣着突出自身重要性的人身上发现了另外一种更为原始的虚荣心，为了表现出华丽夺目的样子，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猴子，就好像拥有某种程度的自豪和荣誉的原始人会在头发上插一根特别长的羽毛，试图让自己光彩照人。很多人认为穿着漂亮或符合最新的流行时尚最能产生满足感。这类人身上的各种装饰品表明了他们的虚荣心，就像某些徽章、挑衅的标志或者武器一样，真正的目的在于吓跑敌人。有时，这种虚荣心是通过情爱的象征或者在我们看来非常轻浮的文身来表达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察觉出，个体正在努力给人留下印象，尽管他只有通过不知羞耻的行为才能达到目的。这些行为给予一些人优越感；其他人通过表现出冷酷、残忍、顽固或者孤立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事实上，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温柔的，而不是蛮横无理，他们的野蛮行为只是一种姿态。尤其在男孩身上，我们会发现一种表面上的情感缺乏，实际上这是对社会感的敌视态度。受这种虚荣心驱使的人总想让别人受苦，如果有人恳求他们表现出美好的情感，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恳求只会使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情况：父母对孩子诉说他们的痛苦，孩子却从他们的悲伤中获得了一种优越感。
我们已经注意到，虚荣心喜欢掩饰自己。妄想统治别人的人为了把别人束缚在自己身边，必须先抓住他们。因此，我们绝不能被一个人表现出的和蔼、友好和乐于交往的态度所蒙蔽，也绝不能上当受骗，以为他不是那种为了保持个人优越性而征服他人的挑衅者。在这场斗争中，虚荣的人在第一阶段会向对手做保证，哄骗他，使他失去警惕。此时，他友好的态度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到了第二阶段，虚荣之人的面纱被摘掉之后，我们就会看清自己的错误。这些人令我们失望至极。我们认为他们有两个心灵，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心灵，它以友好的方式靠近我们却导致痛苦的结局。

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倾向于在上帝身旁为自己觅得一小块容身之地。还有许多学校的教育理念就是成为类似于上帝的人。在过去，这确实是一切宗教教育的理想。我们只能用惊恐来见证这种教育的结果。现在，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更合理的理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倾向已经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内心中。除了心理上的原因之外，事实上大部分人对于人类本性的最初概念都是从《圣经》中获得的，它宣称人是以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概念在孩子的心灵中会产生怎样重要而又危险的后果。当然，《圣经》是一部美妙的作品，在判断力成熟之后，我们可以不断地品味和重新阅读，并惊讶于它的远见卓识。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直接教给孩子，至少不要不加评论就教给他们，这样孩子就会懂得知足，不会去设想任何神奇的力量，不会要求人人都成为他的奴隶，仅仅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与这种对成为类似于上帝的人的渴望密切相关的是童话般的乌托邦理想，在那里，所有的梦境都会成真。孩子们很少指望这种童话故事的真实性。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孩子们对魔法的极大兴趣，就会知道他们是多么容易受到诱惑，沉溺于这种幻想之中。有的人对于魔法及其对他人的影响深信不疑，也许在长大之后也不会改变。
在这一点上，也许没有哪个男人的思想能完全摆脱这种迷信：女人对男人有着魔法般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男人表现得就好像自己正处在伴侣魔法般的影响之下。我们可以回溯比如今更加坚信这种迷信的时代。那个时候，女性一直处于随随便便就可能被当作女巫或巫师的危险之中，这种偏见就像噩梦一样笼罩着整个欧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几十年的历史。如果有人记得因为这种谬见而遇害的一百万名妇女，那他就不能再简单地认为这个错误没有危害，而必须将这种迷信的影响与异端审判乃至世界大战的恐怖相提并论。

妒忌者最喜欢用的一种把戏就是将行为准则施加给另一个人。这种性格的心理模式常常伴随下列行为：试图将某些爱的法则强加给他的伴侣，在他所爱的人周围筑起一道墙，或者规定所爱者应该看哪里、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思考。妒忌也可以用来贬低和责备别人。以下都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剥夺别人的意志自由，使他陷入困境，或者将他束缚起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中，就有对这类行为的精彩描述。其中，一个男人通过利用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手段成功地压迫了妻子一辈子，从而表现出他对她的支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妒忌是一种明显的追求权力的表现。

生活本身不能让一个人产生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活面对的是作为成品的人类，而他们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都在追求权力。生活反而成了最糟糕的老师。它不关心我们，对我们不友好，也不指点我们；它只是拒绝我们，让我们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