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在中国古代有着不同的称谓，有“侠”“游侠”“任侠”“义士”“豪士”等称谓，这些称谓皆与侠义、豪烈等概念有关。侠客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特殊群体，他们直接将正义付诸行动，敢于动用武力去纠错扶难，并不在乎是否合法。他们行动的动机往往是利他的，并且不怕为原则牺牲。中国大约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真正的侠客群体。相传，侠客群体脱胎于墨家学派。侠客们轻利重义，生活贫苦却又坚持原则的行为确实与墨家虽自苦为极，却依旧“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有莫大关联。这也是侠客也曾被称呼为“墨侠”的原因。虽说侠客的行径与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点相违背，甚至侠客的行为最后也受到了墨家的指责批评，但不能否认，墨家思想为侠客阶层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春秋战国诸侯养士之风的盛行，为侠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大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群侠以私剑养”的现象。虽然在韩非子眼中豢养游侠的行为直接威胁了君主的统治，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游侠数量之多。可见当时的侠客已经成为一支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的独立的社会力量。
侠客的社会阶层很难界定。因为侠客并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而是具有所谓“侠客气质”的一群人的集合。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小心翼翼地将侠区分成王侯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等。曾国藩也曾说过：“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这证明了游侠只是一种气质、一种习性，而非一种职业。概括地说，侠客“既非知识分子，也非政治家，只是一些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的信念而出生入死的人”。可见无论何人，无论身份等级如何，只要按照侠客的观念行事，就是一名侠客。

司马迁和荀悦对游侠的评价都没有问题，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荀悦批评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并把游侠列于“三游”之首，认为游侠行径有违圣人之道，是导致周王朝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司马迁则在《史记》中从较正面的角度肯定了游侠行为的可取之处，如“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赞扬了各阶层侠士的贤德。但司马迁也提到“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这正好与荀悦对“三游”之首的游侠的评价遥相呼应。而荀悦在激烈抨击游侠败坏道德法制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的重诺尚武等优点：“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甚至分析了游侠之所以善恶两极化的原因：“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可见荀悦抨击的只是“盗贼之侠”，而非全部游侠。通过史学家对游侠的评价，后人可以看出侠的意义并非只有一个孤立的选项，而是包括了广阔的内涵。

除却史学家在史书中为游侠刻画出的形象，侠客也在其他典籍中留下了踪迹。商周的甲骨文、金文之中尚无“侠”字的身影；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中，疑似对侠的行为描写也是归纳在广义的“士”的范畴之内；直到战国晚期，典籍中才正式出现“侠”字。从这些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侠客阶层的发展历程：由春秋战国时期，因礼乐分崩而游离于制度之外、游荡于各国之间；到战国末期因势力的壮大，正式被赋予“侠”的名号，成为社会的群体之一。《说文解字》中利用“侠”字解释了其他的字眼：“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夹，持也。从大夹二人。”可见在汉代人眼中，轻财、重权等都是侠的行为特征。古籍中常常“任”“侠”二字并称，借此指代行侠行为，《尊任》一文更是指出“任也者，侠之先声”。可见“任”与“侠”的意义当有相似之处，故常常并举。《墨子·经上》记载：“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亦对“任”字做出解释：“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些亦可以看作是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对“侠”的定义的补充。龚自珍从历史及诸子百家关系的角度对“任、侠”二字做出解释：“任，任朋友之事者。”“侠起先秦间，任则三代有之。侠尚意气，恩怨太明，儒者或不肯为；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汪涌豪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什么是侠，认为古代“夹”“挟”“侠”三字相通，侠的原义应为“挟持大人物并供其使役之人”。可见“侠”的定义的多样性，不同年代、不同人物对“侠”字均有不同理解。骆玉明为《中国游侠史》一书作序时便说道：“侠之为义多歧，而任侠之徒，亦行止不一，取舍互违。”范晔对此也深有感悟：“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迹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在为游侠分类时，似乎他也有些不知所措。可见对侠的定义与分类，因游侠品行的多面性，自游侠阶层出现起就是一个难题。

《史记·游侠列传》将侠客分为：平民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等），以及豪暴侵凌孤弱的暴豪之侠。他在列传中对这些类型的侠客逐一做了点评：王侯之侠虽然高风亮节深受景仰，但很大程度是依靠自身的家世背景；暴豪之侠拉帮结派仗势欺人，更是为人所不齿。其中司马迁极力赞扬的反而是儒、墨二家排斥批评的平民游侠，认为他们虽时常违反法令，但行为符合道义，因此广受世人赞赏。司马迁甚至将游侠与儒学圣人作比较：“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对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矣”一事感到万分可惜。作为第一篇系统性地介绍、总结先秦游侠的生平及个性的史料，这篇文章对后世的侠客文学影响深远，后世侠客文学中的侠客类型基本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
《史记》将“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的这群人归为“王侯之侠”。他们的行为举止确实担得起一个“义”字。可若是与侠客相比，王侯之侠所行的“侠义”似乎与游侠们又有所不同。

史书中对战国四公子的评价基本一致，笔者简单地对四公子形象做了个共性的总结，发现他们都具备以下特征：
1．广纳宾客：当时四公子门下食客皆数以千计，且皆以宾客众多为豪。
2．礼贤下士：“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对于门客的要求都竭尽所能地满足；为了获得门客的忠心，甚至可以杀掉自己的宠妾。
若吹毛求疵地看待四公子的“侠义”行为，他们的“侠义”其实更接近于儒家的“仁义”与墨家的“兼爱”思想。他们付出金钱，利用自己的名望，召集民间有能之士为自己办事，甚至可以听从旁人建议散尽家财以飨士，只求天下义士能归附自己。
王侯之侠所行之侠义本质上是利己的：疏财养士、尊贤重士也只是为了自身贵族阶层的统治；为获得门客之心而做出的牺牲，是权衡各方利弊之后的功利性选择，与传统对游侠的判断——“利他性”——似乎相关性不大。纵观他们的行为举止，与韩非子评价的“以武犯禁”似乎也丝毫没有半点联系。即使有，真正动手“以武犯禁”之辈也只是他们门下的宾客，当有人冒犯了他们时，依附他们的门客自然会出手帮他们解决相关的问题。晋鄙质疑信陵君时，朱亥便出手击杀晋鄙，使信陵君能顺利接手相关军队救助赵国。赵人嘲笑孟尝君不像大丈夫，后果就是“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更确切地讲，王侯之侠应该算是游侠的召集者和管理者，并不能算是侠客本身。毋庸置疑，正因有了这群王侯将相的养士之风，闾巷之侠才具备了蓬勃发展的可能性。王侯之侠虽不可谓不贤，对明清公案小说影响深远，但对唐代的咏侠诗似乎影响并不大，唐代的咏侠诗中甚少出现王侯之侠这一类型的侠客，即使有，也多是对历史的缅怀与感慨。

侠客另一明显的特征就是助人为乐，视扶困济贫为己任。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言：“（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即使是对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侠客也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且不求回报。与汉高祖同时期的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郭解同样“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当年民间少年对郭解极为崇拜：“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侠客除了有义举，同时也有暴戾的一面。司马迁列举了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人，认为这些是“盗跖居民间者”。班固评价游侠时说道：“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轵地儒生只是批评郭解不贤，便惨遭郭解的崇拜者断舌杀害。原涉的宾客同样因有人诋毁原涉便“时刺杀言者”。可见在游侠的眼中，法纪、人命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义气和然诺。然而对“错”与“难”的分辨却是依靠他们的主观判断，为了维护自己的判断，他们不惜以身犯法、以武乱禁，因而他们的行为在儒家或法家的眼中都是极其错误乖张的。这也是大多数的汉代史学家在谈到游侠时都带着批评态度的原因之一。
闾巷之侠之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将好杀暴戾的一面用个人的道德修养包装起来，杀戮在此成为他们成就自身大义的方式。可仍有一部分侠客没有仁义之心，只有好杀之气。这批侠客成了司马迁笔下的豪暴之侠。西汉末年，豪暴之侠凭借自己的武力与威望，在乱世之中自成一方势力，一跃成为地方豪强。
陈遵早年曾任京兆史，举止颇有游侠的放纵之态。《游侠传》中记载：“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而他的这种“大度”之风，吸引了不少仰慕者，“郡国豪桀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可见时人并非因为陈遵的权势前去巴结讨好，而是真心崇拜仰慕他的放浪做派。
陈遵的行为可能只是放荡不羁，原涉的做法则更能体现豪暴之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一面。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原涉“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杰立即帮他手刃秦氏；王游公教唆尹公毁坏原涉父亲之坟，原涉大怒，让长子带领宾客二十人杀了王游公及尹公等人，可见原涉内在依旧是好杀之辈。

汉代游侠及其宾客们的行为虽也有救人危急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仗势欺人。其他的大族世家里豢养的宾客也绝大多数为违法乱纪之辈。《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中记载：“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连朝廷官员手下的宾客也是“多为奸利”。原涉与王、尹二公的交锋，便是地方执政者与豪侠势力的对峙。最终京兆尹门下督萭章因“报仇怨养刺客”被王尊捕杀，原涉也被申屠建斩杀，头颅被悬挂在长安街市以儆效尤。可见政府通过对“郡国名豪”的镇压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力量。
朝廷在镇压游侠阶层时也故意挑选一些具备侠客特征的官员。担任济南守的郅都，一上任便能诛杀“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的济南首恶瞷氏，给其他豪侠一个下马威，“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明显地遏制了地方豪侠的气焰。郅都自言“己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汉书》对郅都的评价为“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勇武、轻财、重义等性格特征与游侠相若。《酷吏传》中的其他酷吏也或多或少具备了游侠的性格，甚至年轻时亦有任侠的行为，但他们的任侠主要体现在史学家批评的层面上，范晔即便肯定了汉代酷吏“揣挫强埶，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的正直，也不得不批评他们“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阱，漂血十里”的残忍无情。
这些因朝廷为了加强政权统治而提拔起来的豪侠，治理地方期间凭借杀戮制造恐慌，获得所谓“宿恶大奸，皆奔走它境”“道不拾遗”的声名，从而加官晋爵。但地方豪侠那种“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因高升而有所改善。虽斩罚不避权贵，政权得到巩固，但是“酷吏”乱用重法的本质是为自己谋求最大化的利益，瓦解其他豪强势力的同时，他们也能“立强于世”。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会互相倾轧争权：即便宁成侧行相迎，义纵还是“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义纵不满王温舒，便常常破坏王的行动。王温舒更是拉拢其他豪强，大力打压较无权势的地方豪侠，借此警告豪强大户并趁机搜刮钱财，“其吏多以权贵富”，本人死后更是“家絫千金”。另一方面，他们对权要则是尽情谄媚，换取他们帮自己传播声名的可能性。

仔细分析汉代史书中的游侠行为，可以发现游侠与政权联系的紧密程度的变化——由一开始的民间游侠到后期与政权紧密结合的游侠。早期的郭解等人虽具有地方势力，甚至当地官员都对他无可奈何，可本身仍是一介布衣，并无任何官权。而西汉末年的众多侠客都曾身居要职。陈遵曾任京兆史，后被封为嘉威侯。楼护曾被举荐为谏大夫，之后复荐为广汉太守。他的一些行为也开始背离游侠轻生死、重然诺的信仰，故人之子吕宽逃亡广汉时，楼护反而将他交给王莽，借此换取荣华富贵，最终获封息乡侯，位列九卿。这足以见得汉末的游侠虽然还保留了先秦游侠助人为乐的特点，但已有部分游侠向朝廷靠拢，行侠只是他们获得声望、换取政府对自己重视的手段。这时的游侠偶尔会有不愿出仕的情况，但多数最终成为朝廷的一员，甚至官居显位。当时游侠的任侠行为与早期游侠相比，开始染上一些功利性。
《游侠传》中的汉末游侠基本是名门出身，《独行列传》中的游侠也大都身居要职，任侠的风气由民间再次转向贵族阶层。此时的侠客更类似于战国的王侯之侠，结交天下游侠，培养宾客，让他们为自己铲除异己。游侠势力在这时显赫异常，无怪乎朝廷会将这一批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了。
因为朝廷的打压，东汉以后，游侠以阶层分化的方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底层游侠被酷吏当成政治资本打压殆尽，上层游侠则完成了由地方豪侠向中央权贵的华丽转身。之后的各朝虽也有游侠或者具侠气之人，但规模及势力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汉代之后，真正的游侠阶层再也不被史学家重视，只剩下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身影供人欣赏和想象。对游侠的崇拜与模拟，深远地影响了汉后各个时期的士人行为及文学作品。
因为游侠的行为并不符合儒家规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们对游侠褒贬不一，荀悦认为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班固认为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大部分都是抨击侠客的违法乱纪。只有司马迁给予了游侠公正全面的评价，在批评游侠飞扬跋扈的同时，也肯定了他们舍己为人、振人危急等伸张正义的一面。不过他的观点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屡遭贬斥，班彪认为《游侠列传》“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则认为《游侠列传》“退处士而进奸雄”。虽然从儒学和法律角度而言，游侠在社会上并不受尊尚，但他们那种带有替天行道性质的行为，让社会底层的那些心有不平却申诉无门的弱势群体似乎看到了微弱的希望，并想象出一群为自己打抱不平的人物形象。因此游侠的形象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美化，逐渐成为理想化的完美形象。

唐代咏侠诗在塑造侠客类型时也不例外。唐代任侠风气同样盛行，唐代咏侠诗除对历史游侠进行歌颂之外，还会对当时的侠客形象进行书写。仔细分析的话，唐代的侠客类型大量继承了汉代游侠的形象特征，既有舍己为人的正面形象，也有斗鸡走马的纨绔形象，当中的侠客形象并非明清小说中所美化了的正义的、没有私人情感的道德化身，而是既有顽劣一面又有忠义一面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首先，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传记影响了唐代咏侠诗的题材。胡曾与周昙均以咏史诗闻名于一时。他们曾针对豫让刺赵一事从不同角度写下流传千古的诗篇。胡曾在《咏史诗》（豫让桥）中，通过“行人”与“国士”的对比，突出豫让酬恩行为的难能可贵，点出了他能够“高名不朽到如今”的原因就是怀有知恩图报之心。周昙的《春秋战国门·豫让》则从另一角度评价了豫让刺杀赵襄子的事件。他认为豫让对智伯如此忠义的原因，是智伯的尊宠让豫让感受到了士的尊严，所以豫让才会执着地为智伯报仇。诗人通过豫让对中行氏和智伯的态度对比，点明了统治阶层若想要臣子忠于自己，就得给予相应的重视。
唐代诗人对历史上的侠客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做出的解读和演绎，塑造出唐代咏侠诗中的古代游侠群像。这一部分将在后文具体分析。
其次，秦汉时期的游侠传记影响了唐代咏侠诗的人物形象。正如前文所分析，游侠们有不吝钱财、乐于助人、恣意任性、重情重义及残暴好杀等性格。这些性格特征在唐代游侠身上也有所体现。唐代的咏侠诗除借助古代的游侠群像抒情表意外，还刻画了一批唐代游侠。从这批唐代游侠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秦汉游侠的性格特征在后世的传承。

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塑造过不少侠客形象，仔细分析李白咏侠诗的用字，我们会发现“杀”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如“杀人红尘中”、“十步杀一人”、“杀人都市中”等。李白似乎很喜欢用“杀人”来凸显侠客勇武的一面，这种勇武不同于世俗，游离于约束之外，让侠客形象在显得不羁浪漫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除以好杀行为来证明侠客的勇武外，诗人又常用杀人工具来衬托侠客的侠气，如“玉剑”“匕首”等。不单李白，在唐人眼中，杀戮不再是传统认为的违法犯禁，反而是彰显自我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曾遭陷害入狱的张潮在对《剑侠传》的点评中表达了恨世间无剑侠的牢骚，也曾在自己的小品文中写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可见在民间，以暴力手段维持公义一直是大家心中所奉的圭臬。毕竟法纪也有自己的短板，侠客的暴戾手段在这时成为补全法纪短板、维护世间正义的重要手段。所以唐诗中游走在都市之间的侠客也会利用暴力手段去为底层百姓鸣不平。贾岛笔下的剑客在十年磨一剑之后会问：“谁为不平事？”吕岩磨剑赠侯道士是为了“削平浮世不平事”，李中也在《剑客》一诗中发出“神剑冲霄去，谁为平不平”的感叹。游侠手中的刀剑在唐代咏侠诗中变成了为人伸张正义的化身。
唐代游侠在行侠之后亦经常如同秦汉游侠一般不求回报。聂隐娘在帮助刘昌裔之后悄然离去，不求功名；昆仑奴磨勒在为主人崔生解决了爱情方面的障碍后，同样不图任何回报。唐传奇中如此，唐代咏侠诗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也并不少见。除部分边塞游侠对自己的付出有所期待之外，唐诗中其他的游侠都只是以完成报恩、报仇为最终目的，即便是帮助弱小解决困难，也不会要求对方提供报酬，因为对侠客而言，行侠仗义便是他们的人生理想。

魏晋南北朝的咏侠诗展示了传统的游侠气质及精神面貌。曹植《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继承了汉代侠客洒脱不羁、任气放纵的气质，《结客篇》更是塑造了为友报怨而“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快意恩仇的游侠形象。陈琳的《博陵王宫侠曲》虽现已散佚，但晋初文人张华的同名诗作也向后人呈现出古游侠的面貌。诗中的侠客于幽险之地筑室山阴，通过远离烦嚣的居住之地，侠客卓尔不群的形象便略可一窥。即使“岁慕饥寒至”，“穷令壮士激”，侠客亦是坚守本心，不受世间功利诱惑。张华歌颂了“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的古游侠品质。陶渊明的《拟古》（其八）则抒发了自己对古代贤士“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轻死重义精神的缅怀。
秦汉史料中的游侠行径都具有两面性：仗义重诺与违法乱禁。倚仗自身武功，游侠可以替人解难，平世间不平。可是绕开法纪去解决问题，必然会涉及违法的问题。此外，游侠的流浪特质注定他们或成为贵族的食客，或沦为剪径之贼，否则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养活自己。六国之后，贵族阶级都自身难保，哪有余力去供养门客？而沦为盗贼的游侠，势必对社会治安造成冲击，具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游侠甚至有可能对政权的稳固产生影响，这也难怪朝廷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游侠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游侠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汉末三国时期正值乱世，各大地方割据势力都急需勇武之人，游侠可以改头换面，用自己的力气与勇猛换取功名利禄。从此，游侠开始有意识地向政治集团靠拢，成为政治角逐的助力之一。
当时的文人热切追求功名，渴望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或是辅佐明君得天下。本身颇具侠气的曹操在争夺天下时，手下也多有任侠之辈。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亦以王公子弟的身份倾慕游侠，行事更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因而建安时期，诗歌作品中开始出现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游侠形象。受建安文学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侠客文学中的游侠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自甘流浪、不愿做官，到积极建功、积极入世。
曹植在名篇《白马篇》里，塑造了一个积极参军、渴望建功立业的幽并游侠形象。诗中用一系列动作描写展示了这位自小离乡的游侠武艺到底有多么高强，“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等高难度动作对这位游侠而言毫无障碍。一听说边城军情紧急，游侠立即“厉马登高堤”，为国拼死奋战。正因为《白马篇》把游侠精神引向为国镇边，因此后世的咏侠诗与边塞诗边界变得十分模糊。不过，若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这类转变使游侠的形象更符合封建政权的需要，与“英雄”形象的结合也更紧密了。

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特别是晋代政坛笼罩着恐怖气氛，并且当时门阀制度严苛，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游侠在文人的笔下，除了作为歌颂赞美的对象，又多了一层功用——借游侠抒发自己的内心情绪。
这一时期，文人笔下的游侠，可以看作他们内心中自己的理想形象。这时的文人追求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因而诗人笔下的少年儿郎均是受命自忘的形象。即使是“寄意遥深”的阮籍，在他的《咏怀》系列中也有“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这类雄杰豪情的展示，结合其他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还没认识到政途险恶之前，少年阮籍也有过报效王室、入世建功之心：“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这首诗虽是阮籍的自述，看似与游侠无关，但正如前文所说，侠只是一种气质，而非职业、身份，因此对剑术的喜爱与对军旅的向往便是阮籍内心侠气的表现。虽然阮籍终其一生也没能真正挥剑饮马边塞之上，然而他把内心的侠气化作想象，通过与现实的对比，抒发了自己渴望济世的豪情壮志。
在西晋诗坛中举足轻重的诗人张华，早年出身寒门，因此他对寒素子弟的仕途坎坷颇为同情。在《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中，他便借因贫困铤而走险的侠客形象抒发了寒门士人感激发愤的心情。
左思的《咏史》诗中同样有关于游侠的描写，不过与傅玄、张华等人的咏侠诗不一样，左思的抒写，侧重于凸显古代游侠的某种气质，而非追求功名。因出身低微，在宦途无法得志之后，左思诗歌内容逐渐由入世变成出世。因而诗歌内容风格与同时期的诗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咏史诗八首》（其六）中，诗人将“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的荆轲、高渐离等古游侠与豪右权贵作对比，得出“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结论，并借此辛辣地嘲讽了贪图富贵的权贵形象。
除对侠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外，咏侠诗的主题在魏晋六朝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除将咏侠诗与边塞和感遇言志结合起来之外，到了庾信时，咏侠诗中又开始增添了一丝思归的色彩，使得游侠的形象变得更加人性化起来。这时的游侠形象不再只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他们英雄气概的背后同样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灵。边塞的苦寒、战场的杀气、游子的思归，这一系列围绕边塞的主题无一不符合南朝人“感荡心灵”的审美趣味。这时咏侠诗开始着重游侠内心世界的外显，此亦开拓了不少咏侠诗的新题材。

《乐府解题》曰：“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其中的《刘生》《骢马》《紫骝马》等古题便常涉及游侠的书写。以《紫骝马》为例，《乐府诗集》中一共收录了15首同题诗作，其中11首是在六朝时期完成。古人多把这一诗题归在边塞类范围，这与古人没有一个明确的咏侠诗概念有关，也与边塞诗和咏侠诗的界限不够清晰有关。因此边塞游侠的书写常被归入边塞范畴。
在这些《紫骝马》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与侠气相关的书写。“长安美少年，金络铁连钱。宛转青丝鞚，照耀珊瑚鞭。”“角弓穿两兔，珠弹落双鸿。日斜驰逐罢，连翩还上东。”“照耀桃花径，蹀躞采桑津。金羁丽初景，玉勒染轻尘。”这几首诗作更侧重于策马扬鞭的游侠形象的书写。杨炯的同题诗作也是保留了六朝游侠人物塑造的基本特征：“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这些装扮华丽的美少年游侠，难免有无数少女为之心动：“愿君怜织素，残妆尚有啼。”“远听珂惊急，犹是画眉人。”“红脸桃花色，客别重羞看。”这些女性的娇羞或是哀怨进一步衬托了少年游侠的风流不羁。
中唐的李益也有同题诗作传世：“争场看斗鸡，白鼻紫骝嘶。漳水春闺晚，丛台日向低。歇鞍珠作汗，试剑玉如泥。为谢红梁燕，年年妾独栖。”这首诗延续了六朝同题诗作中的浪荡贵族游侠的形象书写，同时保留了魏晋六朝的诗歌内容和结构，借由女性形象烘托游侠的不羁风流。
常被归入边塞诗范畴的诗作里常常出现边塞游侠的身影。“识是东方骑，犹带北风嘶。”“天马汗如红，鸣鞭度九嵕。饮伤城下冻，嘶依北地风。”诗中的边塞游侠即便回到都市，马蹄声里都带着北风的声音。卢照邻创作的《紫骝马》里也塑造了一个叱咤沙场的边塞游侠形象：“骝马照金鞍，转战入皋兰。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雪暗鸣珂重，山长喷玉难。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杨炯笔下的重周游的边塞游侠亦是如此：“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在保留了乐府诗基本写作架构的同时，唐人亦因应时代的变化，在前人基础上加入了唐代喜好功名的特质。杨炯笔下的游侠奋战边塞的主要目的是“封侯”。“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的本质也是为了建功立业。
可见唐人的乐府咏侠诗在继承魏晋六朝的结构之余，又在相关基础上做出改进，让乐府咏侠诗更能表达唐人浪漫进取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