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暴动的前一天晚上，我就爬上了窗台，我看到街道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我问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家人回答：“明天。”尤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人群通宵达旦地留在街道上。甚至连死亡，也以完全非自然的华丽、喜庆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次，我与我的保姆和妈妈一起走在莫伊卡街上，路经意大利使馆那幢巧克力色的大楼。突然，那儿的几扇门打开了，让所有的人自由进入，门里飘出了松香、神香和某种香甜、好闻的味道。黑色的天鹅绒遮蔽着入口和墙壁。入口和墙壁上饰有白银和热带植物；一具涂了防腐剂的意大利使节的尸体，高高地躺在那里。所有这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一些强烈、明亮的印象，这些印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彼得堡匀称的全幅蜃景，都只是一场梦，一个蒙在深渊上的辉煌的面罩，四周却绵延着犹太式的混乱，没有故乡，不是家园，而只有混乱，一个陌生的、还在腹中的世界，我来自那个世界，我恐惧它，我朦胧地猜透了它，我在逃避，一直在逃避。
犹太式的混乱挤进了一户彼得堡石质住宅中所有的缝隙，其表现为：倾塌的威胁，房间里一个外省客人的帽子，扔在尘封的书柜上、被压在歌德和席勒之下的一本没读完的《创世记》中的批画，一小片黑黄色的宗教仪式的残片。
一个强壮的、脸色红润的俄国年头在日历上滚动，带着染了色的彩蛋、枞树、芬兰小铁马、十二月、谷扇和别墅。可是，幽灵却在这里糊涂了，——九月里的新年和没有欢乐的奇异节日，这些节日那奇怪的名称会使听觉难受：“罗什-加沙那”和“约姆-基普尔”。

幼年的书柜，是一个人终生的伴侣。书柜各层的分配、书籍的收藏和书脊的颜色，都会被视为世界出版物自身的颜色、高度和分配。因此，没有被摆进第一个书柜中的那些书籍，就永远无法挤进世界的出版物中去，也就无法挤进宇宙。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第一个书柜中的每一本书都是经典的，任何一本都不会被清除。
这是一个奇异的小型的图书收藏，它就像地质层理一样，不是数十年间偶然沉积而成的。父系的收藏和母系的收藏在其中没有相互混淆，而是各自独在的，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小书柜就是整整一个家族精神追求的历史，就是他人的血缘向这一家族嫁接的历史。

在这片犹太废墟之上，开始了一行书籍的队列，这是些德国人，席勒、歌德、克尔纳，连莎士比亚也是德文版的，这是些莱比锡和图宾根出版的旧版本，深红色压纹硬书皮上印着罐子和小矮人，带有一个面向少年们敏锐视力的小印记，带有一些颇具古希腊罗马风格的柔和的木刻画：长发纷披的女人屈伸着手臂，油灯被画得像星星，额头高耸的骑士，尾花中的葡萄串。这是父亲通过自学从犹太教的密林步入了日耳曼的世界。
再上面站立的是母亲的俄文书籍——伊萨科夫于1876年出版的普希金著作。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一个出色的版本，较之于科学院版本的《普希金全集》，我更喜欢伊萨科夫的这一套。在这套书中，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字母排得很匀称，诗行自由地流动着，理性的、准确的年代像统帅一样引导着它们，直到1837年。

而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什么呢？他们是《田地》的附录。他们的外貌兄弟般地一致。硬纸板的封皮，蒙着一层薄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躺着一个像墓碑一样的禁忌，人们于是说他“沉重”；屠格涅夫则是完全明白、公开的，带有巴登-巴登、《春潮》和慵懒的交谈。但是我已知道，这种屠格涅夫式的安宁生活，已经不存在了，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了。

你们想得到时代的钥匙吗？你们是否想读一本被触摸得滚烫的书，一本无论如何也不想死去、像活物一样躺在90年代狭小棺木中的书，一本其书页或由于阅读或由于别墅长椅上的日晒而提前发黄的书，一本第一页就使一名梳着灵感发型的少年所具的那些特征、那些构成圣像的特征显露无遗的书？望着少年纳德松的脸庞，我因这些特征同时具有的真正的热烈和全然的呆滞、近乎死板的简朴而感到吃惊。整本书不就是这样的吗？时代不就是这样的吗？把他送到尼斯去，让他看看地中海，他还是会唱着自己的理想和苦难的一代，——他只会添加上一只海鸥和一道浪峰。请别去嘲笑纳德松气质，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的谜，实际上，它的声音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理解了什么，我们听不到他们听到了什么。他是谁，这个带有一个永恒少年无表情特征的死板的僧侣，这个青年学生们、亦即数十年间的民族精华们所崇拜的、富有灵感的偶像，这个学校晚会上的先知，他是谁？多少次了，我虽知道纳德松很糟，却仍读完了他的书，努力想听到他的声音，像一代人对他的倾听一样，抛弃了当今的诗的高傲和因这名少年对过去的无知而生的遗憾。在这里，纳德松的日记和书信帮了我的大忙：自始至终，文学的农忙期，蜡烛，鼓掌，热情洋溢的脸庞，一代人围成的圆圈，中间是祭坛——一张摆着一杯水的朗诵者的小桌。就像滚烫的玻璃灯罩下夏日的昆虫，整整一代人都在文学节日的火焰中被烫伤了，烤焦了，戴着隐喻的玫瑰花环，而且，聚会者还具有崇拜的性格和牺牲自己为一代人赎罪的性格。来到此处的，是那愿分担一代人的命运直至死亡的人，那些高傲的人则留在了丘特切夫和费特一边。实际上，整个庞大的俄国文学都在摆脱这患肺痨病的一代及其理想和保护神。给这一代人留下的是什么？——一些纸玫瑰、学校晚会上的蜡烛和鲁宾施坦的船歌。维尔诺的80年代，如母亲所转述的那样。到处都是一个样：十六岁的女孩在尝试着阅读斯图尔特·穆勒，明朗的个性和毫无表情的特征十分显眼，她们频繁地踩着踏板，僵硬地弹着钢琴，在公开的晚会上演奏狮子安东的新作品。而实际上，发生的却是这样的事情：与巴克尔、鲁宾施坦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明朗的、在神圣的变态中辨认不出道路的个性所统领，明确地转向了自焚。就像高高的、涂了焦油的火炬，民意党人与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和热里亚鲍夫一起面向全民燃烧着，而所有这些，整个外省的俄罗斯和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在同情地阴燃着，——连一小片绿叶也不可能留下。

革命前的彼得堡，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到勃洛克，一直散发着一种芬兰气息，它撒着芬兰的沙粒，将轻盈的芬兰雪花抹在花岗石的前额上，在沉沉的睡梦中倾听着矮小的芬兰马驹脖子上的铃铛。我一直朦胧地感觉到，芬兰对于一个彼得堡人具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人们来到此地思考那些在彼得堡无法思考的问题，把低低的飘雪的天空拉至齐眉处，在罐中的水结成了冰的小旅馆中渐渐入睡。我爱这样的国度，其中所有的女人都是无可挑剔的洗衣工，而车夫则像是议员。

急速的雪橇，潘趣酒，纸牌，纸板模型的瑞典要塞，瑞典话，军乐，——维堡的陶醉像一星蓝色的潘趣酒火光一样渐渐熄灭。后来曾在其中召开过第一届杜马会议的望楼旅馆，以清洁而著称，凉爽的床单像白雪一般耀眼。这里什么都有，——异国的情调和瑞典式的舒适。一座固执、狡猾的小城，它有着咖啡磨、摇椅、毛线地毯和每个床头都会摆放着的《圣经》诗句——它背负着俄国军事统治的重轭，像是上帝的鞭子；但是，在每座房子里，都挂着一幅镶着黑框的画像：一个没戴头饰的芬兰姑娘，她的上方立着一只神情严肃的双头鹰，它盛怒地把一本书紧抱在胸口，书上有一题词：“Lex”，即“法律”。

犹太人的航船，带着响亮的低音合唱，带着动人的童声，在全速地航行，被一场古老的风暴劈成男女两半。我在女声合唱中迷了路，我像贼一样钻了过去，藏在桁梁的后面。唱诗班班长像力士参孙一样，摧毁了狮子的房屋，前来回答他的是天鹅绒法冠，于是，元音和辅音之间一种奇异的平衡，用准确表达出的字眼，使赞美歌具有了一种难以被摧毁的力量。

“这人是谁？”“是金兹堡男爵。”“另一位呢？”“是瓦尔沙夫斯基。”
童年时，我从未听到过行话，只是后来，我才听够了这种歌唱式的、永远使人吃惊或失望的、在半音上带有强重音的疑问式话语。父亲的话语和母亲的话语，我们的语言不是终生都在汲取着这两者的融合吗？不正是这两者造就了我们语言的特性吗？母亲的话语，是明晰、响亮的大俄罗斯文学话语，没有一丝异族的掺杂物。带有有些拉长、过于暴露的元音；这一话语的词汇贫乏、简短，惯用语也很单调，但是，这种语言却包含着某种根本性的、确信无疑的东西。母亲很爱说话，很为因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而变得贫乏的大俄罗斯口语的词根和发音而感到高兴。家族之中，不正是她第一个掌握了纯正、明晰的俄语发音吗？父亲则完全没有一种语言。这是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一个波兰犹太人的俄语？——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语言？——也不是。也许，是一种特殊的库尔兰口音？——那样的口音我没听到过。一种完全抽象的、深思熟虑的语言，一种自学而成的过于华丽、富有技巧的话语，在那里，通常的字眼与赫尔德、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等人古老的哲学术语结合在一起，一个研究犹太教的书呆子的古怪句法，一种做作的、不是总能说到底的句子——这样一种东西随便算做什么都可以，却不是一种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德语道出，均是如此。
事实上，父亲将我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纪，一处遥远的环境，但无论如何，这并非一个犹太式的环境。如果你们愿意，便可将这视为汉堡某地开化的犹太居住区中最纯洁的18世纪甚或是17世纪。宗教的需求被完全消灭了。启蒙哲学转变成了费解的犹太教研究家们的泛神论。近处的某地，斯宾诺莎在罐子里繁育他的蜘蛛。卢梭和他的自然人已被预感到了。一切都抽象、费解到了极点，一切都被概括到了极致。一个受过拉比的教导、被禁止阅读世俗书籍的十四岁男孩，跑到了柏林，进了一所犹太教高等学校，那里聚集着一些同样固执、理性、在远乡僻壤被当作天才的少年；他没有读犹太教的圣书，却读起了席勒，你们知道，他是将席勒的作品当成一本新书来读的；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他又离开这所奇特的大学返回了70年代那沸腾的世界，为了记住卡拉万娜娅那间秘密的乳品铺，从那里埋下了炸死亚历山大的地雷，他还在手套作坊和皮革厂里向皮肤松弛、满脸惊讶的主顾们宣传过18世纪的哲学理想。

里加海滨的别墅区规模可与任何一处疗养地相媲美。小桥、花坛、篱笆和玻璃圆球绵延成一座望不见尽头的城，一切都坐落在孩子们戏耍其上的、像磨碎的小麦一样的金黄色沙滩上。
拉脱维亚人在后院曝晒、风干比目鱼，这种一只眼睛的、多刺的、扁平的鱼，就像一个宽大的手掌。孩子的哭泣，钢琴的音阶，数不清的牙医处患者的呻吟，别墅区小餐馆中餐具的响声，歌手的华彩句和小商贩的叫卖，都在俗气的花园、面包铺和带刺的铁丝网组成的迷宫里响个不停，在沙土路基的马蹄形轨道上，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奔驰着玩具般的火车，装载着一路上蹦跳不止的“兔子”，从德国人古板的比尔德林格斯霍夫，到人口密集的、散发着包布气味的犹太人的杜别尔诺。流浪乐队漫游在稀疏的松树林中：两支缩成一团的号角，一根单簧管和一管长号，他们吹奏着不跑调的铜管，他们到处遭到驱赶，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他们会突然使劲地吹奏起军马进行曲来。

一个彼得堡人穿过三道防护链，像一尾急速游动的鲤鱼，钻进了前厅的大理石冰窟窿，消失在为丝绸和天鹅绒所装备的火热的冰屋里。座椅和座椅后面的座位，按通常的次序摆满了大厅，但两侧入口处庞大的合唱队，却层层叠叠，像装满了人的葡萄串的篮子。贵族会议大厅的内部，十分宽大、低平，近似一个正方形。舞台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地盘。合唱队中是七月的热情。空气中是一片轰鸣，就像是草原上空的蝉鸣。

霍夫曼和库别里克是何许人？在当时的一个彼得堡人的意识中，他俩最初是融为一体的。像一对双胞胎，他俩一样的身高，一样的毛色。身材是中等偏矮，几乎是最小号的，头发比乌鸦的翅膀还要黑。他们两人的前额都非常低，手都非常小。此刻，我觉得他俩有些像是侏儒剧团的主角。家人将我领到欧洲旅馆去向库别里克表示敬意，虽说我并不拉小提琴。他的日子过得像一个真正的王子。他惊慌地挥了挥手，因一个孩子也拉小提琴而感到可怕，但是，他很快就安下心来，并赠送了一张家人向他索要的照片。
就在这两个瘦小的音乐半神、这两个侏儒剧院的年轻首席将要挤过被观众压得快要倒塌的舞台时，我开始为他们担心了。开始就像一个电火花，像迫近的雷雨的轰鸣。然后，主持者费劲地在人群中挤出一条小道，四面八方都是热烈拥挤的人群发出的难以描述的呼吼，没有鞠躬，也没有微笑，几乎是战战兢兢地，带有某种恶毒的表情，他们挤到了乐谱架和钢琴前。直到如今，我仍觉得这是一次危险的旅程：我无法摆脱的一个念头就是，人群在不知道怎样开始的情况下，竟已准备去撕碎他们心爱的人了。接下来，这两个瘦小的天才便统治住了震惊的音乐听众，从宫中女官到女学生，从肥胖的艺术庇护人到头发蓬乱的课外教师，他俩以其各种各样的演奏方式、以声音的逻辑和优美，成功地制服了那种被卸了衔铁的、独特的酒神节狂欢式的自发势力，使其冷却了下来。我在任何人那里都从未听到过如此纯洁、初生儿般明净透明的声音，它冷静地从钢琴上流出，就像一道清泉，它使小提琴变成了一根最纯的、难以再被分解的声音和丝线；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两位提琴和钢琴行家的那种技艺高超的、阿尔卑斯山似的冷漠，吝啬似的清醒和形式上的明晰。但是，他俩明晰、清醒的演奏中所出现的东西，只会使紧贴着一根根大理石圆柱、成串地挂在合唱队旁边、撒满座椅之垄沟、热烈地挤在舞台上的听众更为愤怒，只会将他们导向新的疯狂。这便是两位演奏高手理性的、纯洁的演奏所具有的力量。

就是在今天，还有一些年老的太太和外省的好人，在欲夸奖某人的时候，就会说道：“多明亮的性格啊。”

“你们是什么课呀？”“地质课。”“你们自己就是地质学。”

年幼的苦行僧，儿童修道院中的修士，在那修道院中，在练习本、仪器、玻璃管和德语课本中，比在成年人的生活中有着更多的精神，更多的内在结构。

1905年——一头生有一双惊慌的宪兵眼睛、戴着一顶大学生的薄饼式蓝色制帽的俄国革命的怪兽！远远地，彼得堡人就已经嗅出了你，捕捉到了你的马匹的踢踏声，在军医学校那被酒精浸透的教室里，或在缅希科夫大学那长长的“jeu de paume”中，由于你的穿堂风而蜷缩起来，当未来的亚美尼亚演说家像头愤怒的狮子一样向孱弱的社会革命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吼叫时，那些应该倾听的鸟脖子就会伸出来。记忆爱在黑暗中捕捉目标，而你正隆生在黑暗的最深处，这一瞬间，——一，二，三，——当涅瓦大街那长长的电睫毛刚一眨动，这一瞬间便已沉进了漆黑的夜，在浓密的黑暗的尽头，出现了那头生有一双惊慌的宪兵眼睛、戴着一顶扁平的大学生制帽的怪兽。

对革命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从他身上洒落出来，香烟纸在他着了凉的脑袋上沙沙作响，他从其骑兵服的袖口中抖出乙醚一样轻飘的禁书，那骑兵服的上衣，是海水一样的颜色，连他抽的香烟也飘出了被禁的轻烟，似乎，那香烟也是用非法纸张卷成的。

如果谢尔盖·伊万内奇变成了星际速度的纯对数或空间的函数，我也不会感到惊奇：他本该步出生活，在此前他便是一头怪兽。

濒死的尤里·马特维伊奇被人从地界街的商人的办公室赶了出来，他们为他在森林街的一座小别墅里租了一个小房间。
满脸胡须、面容可怕的他，与痰盂和《新时代》一起坐着。肮脏的胡须长满了僵死的、铁青的面颊，他颤抖的手里握着一个放大镜，他用那放大镜照着报上的字行。那双为白内障所害的阴暗的瞳孔里，流露出了死亡的恐惧。女仆将一只盘子摆到他的面前，然后立即走开了，并不问他还需要什么。
有许许多多令人起敬的、彼此不认识的亲属前来参加尤里·马特维伊奇的葬礼，一个来自亚速-顿河银行的侄儿，迈着短腿走着碎步，也晃着一颗沉重的、俾斯麦式的脑袋。

小册子能产卵，这便是它的使命。思想就自那卵中诞生。

爱尔福特纲领，马克思主义的山门，你们很早，过早地养成了一种追求严谨的精神，却给了我和其他许多人一种生活在史前时期的感觉，在那个时候，生活渴望统一和严谨，在那个时候，世纪的脊椎伸直了，在那个时候，心灵最需要的是主动脉鲜红的血！难道考茨基就是丘特切夫？难道他也要唤起宇宙的感受（“蛛网那纤细的发丝在空闲的垄沟中颤抖”）？试想，对于一个特定的年龄和瞬间而言，考茨基（当然，我是举他为例，他并不像马克思、普列汉诺夫那样具有更大的理由）亦即丘特切夫，亦即宇宙欢乐的源泉，亦即强大、严谨的处世态度的传递者，亦即思想着的芦苇和覆在无底深渊之上的幕布。

什么有可能变得更强大，什么有可能变得更有机：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经济，都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在一百年前沉默的英国家庭工业的纺锤，还在秋天嘹亮的空气中鸣响！是的，我用听见远处田野上脱粒机的警觉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了倒下而膨胀！

当我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班级的时候，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听完了我那些自信的话语之后，一个男孩走到了我的身边，他腰上束着一根细细的带子，头发近乎赤红，全身都显得很狭窄，窄窄的肩膀，既大胆又温柔的窄窄的脸庞，手指纤细，脚也很小。他的嘴唇之上，有着一个红红的疱疹，像一个火烧的记号。他的服装与捷尼舍夫学校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风格很不相像，而像是有人拿来了陈旧不堪的裤子和衬衫，打上肥皂，在冰凉的溪水中狠狠地洗了一番，在太阳底下晒干了之后，未加熨烫，就套在了他的身上。看到他，每个人都会说上一句：多么轻飘的一副骨架啊！但是，若是见到了他那高高的前额，你就会惊讶于那双斜视的、充满着蓝色嘲笑的眼睛，那张自爱的小嘴里说出的话就会使你闭口不语。在需要的时候，他的动作也会变得幅度很大，就像费奥多尔·托尔斯泰雕塑中玩羊拐子游戏的男孩那样，但是，他是尽量回避剧烈运动的，而保持着一种合适、轻松的玩法；他走路的姿势相当轻盈，他总是赤着脚走路。腿边一头牧羊犬，一根长长的竿子，于他也许是合适的：他的面颊和下巴上长着金色的兽毛。不知是一个玩着投钉游戏的俄国男孩，还是一位长着小鹰钩鼻的意大利的施洗约翰。
他自告奋勇要做我的老师，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离开过他，我老是跟在他的后面，佩服他思维的清晰、精神的饱满和表现。他死在历史岁月到来的前夜，为了历史岁月的这一到来，他已做好了准备，他的天性也做好了准备，恰好在牧羊犬准备躺在他的脚边、施洗者的细竿应该换成牧人的手杖时，他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的名字叫鲍里斯·西纳尼。

我知道，鲍里斯·纳乌莫维奇在办公室里做些什么：他连续不断地阅读那些胡说八道的书籍，那些书籍里满是神秘论、歇斯底里和各种各样的病态现象；他与它们搏斗，一次次摆脱它们，但是却难以与它们决裂，再次回到它们那里去。若让他去吃纯洁的实证主义的食品，西纳尼老人马上就会消瘦下去。实证主义对于食利者来说是好的，它每年能获得百分之五的进步。鲍里斯·纳乌莫维奇需要的则是为了实证主义而做出牺牲。他是实证主义的亚伯拉罕，他会不加思索地为它牺牲自己的儿子。

通常，实证主义是与审美的欣赏、无私的骄傲和智慧活动的欢乐格格不入的。而对于这些人来说，智慧同时是欢乐、健康、运动，还几乎是宗教。

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将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这样的导师赐给任何一名青年！好一个废话连篇的人！好一种马尼洛夫气质！那种空洞的、充满老生常谈和计算结果的关于和谐个性的胡言乱语，就像一片杂草，到处滋生，挤占了活跃、有益的思维的地盘。

在玫瑰屋里，像是在所有的休息室里一样，总是一片混乱。此世纪之初该休息室的混乱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一些下流的明信片——施图克和茹科夫的喻义，“童话明信片”，像是从纳德松那儿跑出来的，没戴帽子，手被反绑着，被用炭笔放大在一张硬纸板上。可怕的《朗诵者》，与彼·雅、米哈伊洛夫和塔拉索夫同在的各种各样的《俄罗斯缪斯》，我们诚心诚意地在其中寻找诗歌，有时仍会感到不好意思。对马克·吐温和杰罗姆关注甚多（这是我们的读物中最优秀、最健康的东西）。形形色色的《安那太马》《野玫瑰》和《知识》文集的胡言乱语。每个晚上都被涂抹上了关于鲁克庄园的朦胧记忆，在那里，客人们睡在客厅里半圆形的小沙发上，六位可怜的阿姨立即忙乎了起来。然后，还有些日记，还有些自传体的小说：这样的混乱难道还不够吗？

《战争与和平》在继续。荣誉那潮湿的翅膀在敲打着窗玻璃：还有虚荣之心和对名誉的渴望！在由于雨水而失明的芬兰，一轮夜太阳，一轮新奥斯特利茨的秘密太阳！

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达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关于无知的世界问题的文学那阴沉的、恶臭的行军刚刚过去，经营生与死的商人们那肮脏、多毛的手又败坏了生与死的名称。那真是一个无知的黑夜！身着竖领衬衫和黑色短上衣的文学家们，像杂货铺老板一样买卖着上帝和恶魔，每一座房子里都有人用一个指头弹奏着《一个人的一生》中呆板的波尔卡舞曲，这舞曲成了可恶、庸俗的象征主义的象征。知识分子被大学生的歌曲喂养得太久了，如今，使知识分子们讨厌的是那些世界性的问题，亦即那种来自啤酒瓶的哲学！

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有什么事与我相干，我也只会做个鬼脸，想一想过去。我永远也理解不了托尔斯泰们和阿克萨科夫们，以及那些钟情于家庭纪事和史诗般家庭回忆录的巴格罗夫孙子们。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记忆不是爱意的，也不是敌意的，其运动不是以再现为基础，而是以对过去的躲避为基础的。一名平民知识分子是不需要记忆的，他只需谈谈他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传记便是现成的了。在幸运的前几代人那里，史诗在用六音步扬抑抑格和汇编做着叙述，而在我这里，却只有显露的标志，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纪事的地盘。家庭想说什么？我不知道。家庭天生就是口齿不清的，然而它却有些话要说。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呐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革命，本身就是生与死，如今，当人们在当着革命的面闲谈生与死的时候，它是难以忍受的。它的嗓子因为渴望而干涸了，但它不接受来自他人之手的任何一滴水。天性——革命——永恒的渴望、狂热（也许，它羡慕世纪，一个个世纪去到绵羊的饮水场，家庭般恭谦地解了自己的渴。对于革命来说，这种疾病、这种对来自他人之手的东西的恐惧，是典型的，它不敢、它害怕走近生活的源头）。
但是，这些“生活的源头”对革命做了些什么呢？生活源头的大浪在多么无动于衷地流淌！它们在为自己而流淌，在为自己而汇成水流，在为自己而沸腾为喷泉！（“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革命在说。“你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世界回答道。）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是从俄国戏剧生活中挣脱出来的，就像是挣脱疯人院一样——她是自由的，但一颗戏剧的心灵却留存了下来。

夜半时分，瓦西里耶夫岛上的几条道上都刮起了暴风雪。蓝色胶盒一样的房间在门洞的角落里闪出灯火。不受营业时间限制的面包铺，将奶味的热气吐到街道上，而钟表匠人却早已关了那充满热烈的唠叨和各种蝉鸣的铺子。
笨拙的看门人，挂着勤杂工号牌的黑熊，在门边打着瞌睡。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冬季里在那儿闪亮的，是药店的深红色圆球。
我的旅伴走出熊窝般的文学家住宅，走出洞穴式的住宅，那住宅有一盏绿色的、近视的灯和一张笨重的沙发，有一间书房。书房里，吝啬地积攒起来的书籍，像松散的峭壁一样，让人感到有滑坡的危险；我的旅伴走出住宅，这住宅里的烟雾像是有一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的味道——我的旅伴真心地快乐起来，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老爷皮袄，向我转过了那张红润的、多刺的、既像俄国人又像蒙古人的脸。
他没有招呼马车过来，而是用一种威风的、寒冷的轰鸣向车夫吼了一声，仿佛，等待着他的呼唤的，不是一匹孱弱的小马，而是整整一群冬季里的猎狗和一批三套马车。

一层叠着一层，相互抵着脑袋，俗人们站立着，从左到右，都是争论者和骂人者，他们在将短脖子上一颗颗聪明的农夫脑袋吃惊地转向事件。争论者们那些面向事件的肉乎乎的脸庞和硬邦邦的胡须，带有一种恶毒的惊奇。在那当中，我感觉到了文学恶毒的雏形。

文学的恶毒！如果不是你，我又该就着什么吃地上的盐呢？
你是添加在理解力之无盐面包上的调味品，你是谬误之欢乐的意识，你是阴谋家之盐，这盐从一个十年传递向另一个十年，带着阴险的鞠躬，装在多面体的盐瓶里，裹着毛巾！正因为如此，我才非常乐意用严寒和带刺的星星扑灭文学的热情。被雪冻得噼啪直响？在寒冷的涅克拉索夫的大街上欢喜热闹？如果指现在，那么是这样的。
代替活人回忆声音的，是模塑品。失明，用听觉去触摸，去认识。可悲的命运！你就这样走进了现在，走进了当代，像是走进了一道干涸的河床。
但要知道，那不是朋友，不是亲近的人，而是陌生的人，遥远的人！装饰着我的住所之空旷的四壁的，永远只有他人声音的面具！回忆一番，便是孤身一人再循着那干涸的河床走回头路！

费特那患病的、红肿的眼皮妨碍睡觉。丘特切夫患早期血管硬化，血液中有层石灰质。五六个最后的象征主义的单词，像五条福音书的鱼一样，加重了篓子的分量；它们中间有一尾大鱼：《创世记》。
很难用它们来喂饱饥饿的时代，所以，不得不将所有的五条鱼全部扔出篓子去，包括那条很大的死鱼：《创世记》。
一个历史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是要发出臭鱼的味道。俄语诗歌那恶毒、欢乐的低语声要更好一些。

弗·瓦的蛰伏是一种文学的反抗，就像旧《天秤座》杂志和“天蝎座”出版社之纲领的延续一样。被唤醒的他，耍着脾气，面带不善的嘲讽打听这、打听那。但是，他真正的谈话却就是对文学姓名和书籍的逐一提及，带着野兽般的贪婪，带着疯狂却高贵的妒忌。
他生性多疑，他最为恐惧的一种疾病就是喉炎，这种病会妨碍说话。
与此同时，他的个性之所以有力量正在于其话语的能量和发音部位。他对唏辅音、咝辅音和词尾“T”有一种无意识的爱好。他常用学者式的表达方式，非常嗜好齿音和颚音。
自弗·瓦开了头，就是现在，我仍能根据弗·瓦轻盈的手，将早期象征主义想象成这些“щ”音的密林。“在我的头顶有几只鹰，几只说着话的鹰。”就这样，我的老师认为朴素的、孔武的辅音胜过痛苦和进攻、屈辱和自卫。当弗·瓦想起给孩子们朗诵费特的《火烈鸟》一诗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俄罗斯话语外在之不和谐音的欢乐。“在弯曲的、神奇的树枝上”：像是有一些蛇挂在课桌上，整整一片咝咝作响的蛇的森林。弗·瓦的蛰伏让我感到害怕，又对我有一种吸引力。

难道，文学就是一头舔着自己爪子的熊，一场劳作后躺在书房沙发上做的沉沉的梦？

我没有去爱祭司的灯火，却及时地爱上了文学的（弗·瓦·吉的）恶毒的红色星火，这多么好啊！
弗·瓦之评价的权威，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左右着我。跟随着他完成的周游俄国文学父权制的漫长旅程，从“诺维科夫和拉季舍夫”开始，直到早期象征主义的科涅维兹岛，这次旅程成了唯一的一次。然后，就只有零散的阅读了。
代替领带晃悠的是一根细绳。在彩色的、没有浆硬的领子中，患了喉炎的短脖子的运动是不安的。喉头中发出了咝咝作响的、咕咚有声的声音：孔武的“щ”和“т”。
仿佛，这个人经常处在孔武的、热烈的濒死状态中。濒死就存在于他的天性之中，折磨着他，惊扰着他，汲取着他精神实质逐渐干枯的根。

世纪的文学是名门望族的世袭。它的家是一樽满满的杯盏。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边，客人们与瓦尔辛加姆坐在一起。一些新人从严寒中走进门来，脱下了皮袄。天蓝色的潘趣酒的火焰，使来客们想到了自尊、友谊和死亡。一个永远在响的、但似乎是最后一次发出的请求在绕着桌子飞翔：“唱吧，梅里。”这是最后一次宴席那痛苦的请求。
但是，较之于那个尖声唱着苏格兰歌曲的美女，那个嘶哑着嗓门请求她唱歌的人却更让我感到亲切，他的嗓门已被谈话给累坏了。
如果说，我在幻觉中见到了在瓦西里耶夫岛雪封的街道上冲着车夫大嚷的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那仅仅是由于，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他比其他人更热衷于利用时代的巨石。他感觉到了世纪，像感觉到了气候一样，并朝着世纪不时骂上几句。
他本该喊道：“嗨，好啊，我们有个光荣的世纪！”——却会喊成这样：“碰上这么个干巴巴的日子！”可是事与愿违！舌头粘在嗓子眼上了。严寒灼伤了喉咙，主人冲着世纪的叫喊被水银柱冻凝了。

回首整个俄国文化的19世纪，那破碎的、终结的、任何人都既不敢也不应重复的世纪，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我在其中看到了过度寒冷的统一，这寒冷将数十年焊接成了短短的一天、一夜、一个深深的冬天，在这个冬天，可怕的国家体制就像一台散发着冰之寒气的火炉。
在这个俄国文学历史的冬季，我在整体上感觉到了某种老爷式的、使我不安的东西：我颤抖着稍稍掀起作家冬帽上那层薄薄的蜡纸。在这一点上，无人有过错，也无任何羞愧之处。野兽不应为自己毛皮而感到羞愧。黑夜为它镶边，冬季为它穿衣。文学，就是一头野兽。毛皮匠，就是黑夜和冬季。

我走向了你们，我的偶蹄目的朋友们，木质的假肢在黄颜色的社会主义联合体中敲响，这个联合体是由逞能的负责人吉别尔那狂妄的想象所缔造的，它是由特维尔大街上一家漂亮的旅馆、夜间电报局或电话局构成的，是由以附设小吃部的剧院休息室为象征的关于世界幸福的幻想构成的，是由站满举手致敬的办事员的无休止的办事处构成的，是由会让嗓子发痒的干燥的电信局空气构成的。
在这里，是车站大灯那红色火焰照耀下的无休止的会计之夜。在这里，就像是在普希金的童话中那样，犹太人和青蛙在主持婚礼，也就是说，一个腿像山羊一样细长的花花公子正在举行无休止的婚礼，这个花花公子发出戏剧化的谩骂，与他成双的是来自同一个浴池的不纯净的人——莫斯科的一个棺材匠编辑，这编辑在为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准备着锦缎覆盖的棺木，他的报纸的尸衣在簌簌作响。他在割断公历一年中各个月的血管，那些月份还保存着它们那田园诗般的希腊式名称：一月、二月和三月。他是事件和死亡之可怕、无知的兽医，当时代那黑色的马血像喷泉一样迸涌而出时，他便会感到兴高采烈。

我将世界文学的所有作品划分为已解决的和未解决的两类。前者，是废物，后者，是窃得的空气。对那些写作显然已解决的作家，我想朝他们的脸上啐一口，我想用棍子敲打他们的脑袋，想让他们全都坐在赫尔岑之家的桌子旁，在每个人的面前摆一杯警察茶，把霍因费尔德有力的分析交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作家结婚、生孩子。他们怎么能要孩子呢？——要知道，孩子们继续我们的事业，将替我们道尽最重要的事情，可与此同时，父辈已被提前三代预售给了脸上有麻点的魔鬼。
这便是文学的一页。

我没有手稿，没有笔记本，没有档案。我没有笔迹，因为我从不书写。在俄罗斯只有我在用嗓子工作，而周围地道的混蛋却在写作。我还是什么见鬼的作家！滚开，傻瓜们！
然而，我却有许多支铅笔，它们都是偷来的，全是彩色的。可以用刮胡刀片将它们削尖。
边缘有些缺口的刮胡刀片，一直被我视为钢铁工业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好的刀片像茅草一样锋利、柔软，却不会在手中折断——不知是火星人的名片，还是行为端正的魔鬼留下的中部被钻出一个洞的笔记。刮胡刀片，是死亡托拉斯的产品，成群的美国狼和瑞典狼正股东似的走进那死亡托拉斯。

说是因霍因费尔德而死的，这很可笑，就像说是因自行车或鹦鹉嘴而死的一样。但是，文学凶手就可能是一只鹦鹉。例如，我就差点被阿尔别尔特国王陛下和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科罗连科的鹦鹉给杀害了。我很高兴的是，我的凶手还活着，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我活得还久。我用糖喂养他，满意地听着他重复着《欧伦施皮格尔》中的一句话——“灰烬敲打着我的心”，并将这句诗与另一句同样优美的诗混在一起：“世上没有超越词之痛苦的痛苦。”一个能将自己的书定名为《词之痛苦》的人，脑门上天生就带有文学凶手的印记。

不，请你们允许我申诉！请你们允许我记录！请允许我，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瞧瞧这案子！我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将我的案子从我这里挪开！诉讼程序还没有结束，我敢向你们保证，它永远也不会结束。先前所进行的，不过是序曲。博济奥本人将在我的案子中歌唱。满脸胡须的学生裹着花毯子，和披着短斗篷的宪兵们混在一起，由一名指挥领头，在疯狂的喜悦中进行着舞蹈般的追悼，从附近法院烟雾缭绕的大厅里抬出了装有我的遗体的警察灵柩。
爸爸，爸爸，爸爸啊！
你的妈妈在哪里？
一场黑色的天花
从福斯普来到这里。
你的妈妈瞎了一只眼，
案子是用死亡的线缝制的。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这似乎是在您的家中……您作为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
想到国外去？……这里暂时出了些不愉快的事……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老爷！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

作家，这就是鹦鹉和神父的杂种。就鹦鹉这个词最崇高的含义而言，作家就是鹦鹉。如果他的主人是法国人，他就会说法语。但若是被卖到了波斯，他就会说波斯语：“鹦鹉傻瓜”或是“鹦鹉想吃糖”。鹦鹉没有年龄，也不知道白天和黑夜。如果主人玩厌了，就会用一块黑布罩住他，对于文学来说，这便是黑夜的代名词。

监狱的看守们都爱读长篇小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文学。
在我生命的那一年，一些满脸胡须、戴着皮帽的成年男人们，将一把利刃带到我这里，想将我阉割。据一切迹象判断，他们是部落中的祭司：他们身上散发着洋葱、长篇小说和山羊肉的味道。一切都很可怕，像是在婴儿的梦境中。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在人生道路的中途，我在苏维埃的密林中被一群强盗拦住了，那群强盗自称是我的法官。他们是些老人，脖子上青筋暴露，鹅头一样的小脑袋，承受不了岁月的重负。
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需要了文学，而文学搓揉、抓住、抱紧了我，一切都很可怕，像是在婴儿的梦境中。

我一年年地越来越坏。每当有人用名字和父名喊我，我总是要打一个战。我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怎样的荣誉啊！一生中哪怕有人喊过一次伊万·莫伊赛维奇也好啊！唉，伊万，狗！曼德尔施塔姆，狗……对于一个法国人，称亲爱的老师，对我，则称狗。每人都各有自己的称呼啊。
我，一个衰老的人，把自己心脏的残片给了老爷的狗，可它们觉得不够，它们觉得不够。俄国作家们的眼睛带着狗的温情盯着我，央求道：你死吧！这种奴才的恶毒，这种对我的名字下贱的蔑视，自何而来？茨冈人至少还有匹马——我却同时是一匹马，是一个茨冈人……
严酷的传票就在枕头下面！第四十六份合同代替了花环，十万支燃着的香烟代替了蜡烛……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作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文学中的进步理论，是一种最愚蠢、最令人生厌的小学生式的无知。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但是，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获得都伴随有损失。由于没有任何一台文学机器，没有一个要在别人之前赶去的起点，因此，文学中就没有任何的“更好”，也没有任何的进步。

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做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因此俄国的语言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自外包围着语言，以其国家和教会的厚墙圈起语言，并充斥着语言，为了慢慢地腐烂或在语言衰落的特定时刻开放出花朵，那么，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则被俄国口头语言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环绕着，这样的语言不具有任何国家的或教会的形式。
俄国历史现实中语言的活力，以其存在的丰满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事实；对于俄国生活的其他所有现象来说，这种丰满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淆。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自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俄国的唯名论，即对自在的词的现实性的认识，鼓舞了我们语言的精神，使我们的语言与希腊哲学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不是词源学和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两者同样具有的内在自由的原则实现的。

作为一个主题在俄国诗歌中比在任何一种诗歌中都被重复得更多：

心灵怎样道出自己？
他人怎样来理解你？

我认为，罗扎诺夫一生都在一个柔软的空间中摸索，竭力想探出俄国文化的四壁。像恰达耶夫、列昂季耶夫、格尔申宗等其他一些俄国思想家一样，他也无法没有墙壁、没有“卫城”地生活。四周的一切都倾塌了，一切都疏松、柔软。但是我们却想历史地生活着，我们内心有一个不可遏止的需求，要找到一个宫城、卫城的坚果，而不论这个硬核名叫国家还是社会。对坚果的渴望和对任何一种象征这一坚果的墙壁的渴望，决定了罗扎诺夫一生的命运，也能完全使他免遭无原则、无政府主义的指责。

罗扎诺夫与之斗争的反语文学精神，来自历史的最深处；这一精神也是一团不熄的火，和语文学之火一样。
大地上存在着一些被石油点燃的永恒之火；这种火会突然在什么地方燃起，燃上个数十年。没有阻燃剂，没什么能完全扑灭它。路德就已是一个很糟的语文学家，因为他代替证据步入了墨水瓶。反语文学的火焰映亮了欧洲的躯体，像西方大地上一座座炽热的火山一样燃烧着，使它从中喷发而出的那片文化土壤永远地荒芜了。没有什么能扑灭饥饿的火焰。应当让它燃烧，让它去席卷那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急于赶往的敌对之地。
没有语文学的欧洲，甚至连美洲都不是；这，只是文明了的撒哈拉，是一片荒凉。欧洲的宫城和卫城、哥特式的城市、森林般的大教堂、圆顶的寺院将一如既往地挺立着，但是人们将会不理解地看着它们，带着疑问的恐惧犹豫地问道，是什么样的力量竖起了它们，他们周围强大建筑的脉管中流动着什么样的血液。

我不再为我黑暗的命运感到委屈：
奥维德也曾赤身露体，疾病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