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夏克尔顿！我眼前浮现出你安详的面容、光洁的前额，略显严厉的嘴，还有你那双笑盈盈的眼睛，给我的童年播撒了那么多善意。我渴望发明更热情洋溢、更充满敬意、更亲切动人的词语，来谈论你。我会在将来有一天讲述你谦卑的一生吗？我希望在我的叙述中，你的谦卑会光彩照人；当权势者遭到贬抑，卑贱者受到颂扬之时，你的谦卑会在上帝面前大放异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多大兴趣为这世上的踌躇满志者和自命不凡者画像，倒是颇有兴趣为把真正的荣誉隐藏不露的人画像。

安娜住在玛达姆街和阿萨街之间的沃吉拉尔街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一共四个窄小的房间，十分低矮，几乎一伸手就可以够着天花板。不过，这套房子的位置不错，对面是一个什么科研机构的花园或院子，我们可以观看那里进行最早的太阳能锅炉的试验。那些古怪的设备，形状像巨大的花朵，花冠用镜子做成，花蕊是阳光的聚集点，里面盛着准备烧沸的水。那水大概真能烧沸，因为有一天，那些设备中的一座突然爆炸，把周围的居民全吓丢了魂，安娜家临街的客厅和卧室的玻璃全给震碎了。

这天中午我吃饭胃口特别好。安娜以她微薄的收入，显然竭尽所能了。
“哎，娜娜，这样我会把你吃穷的！”我大声说道（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立刻感到，至少一个心灵敏感点的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安娜显得难过，我的话的确有点伤害了她。我相信这是我的意识的第一道闪光，一道稍纵即逝、尚十分朦胧的闪光，不足以穿透我所滞留的幼稚状态的浓重黑暗。

一丛丛白色和紫色岩蔷薇，点缀着乱蓬蓬的咖里哥宇群落，飘溢着薰衣草的芳香。群落上空，呼呼刮着干燥的风，把公路刮得干干净净，而使公路两旁的一切覆盖着尘土。我们的车子惊起许多大蚱蜢，它们猛地展开蓝色、红色或灰色的翅膀，蝴蝶般轻盈地飞舞，然后黑压压落在稍远处，混杂于灌木丛和乱石中，难以辨认。

自那时起我就知道，吸引他的尤其是天文学，他对数字的兴趣、他默默地观察的爱好和他对个人的否定态度，还有他的心理状态，也都促使他喜欢天文学。他的心理状态很快使他成为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漠视自己也漠视他人的人。那时（我是想说我幼年时），叔叔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小伙子，长长的黑发有一绺贴在耳朵背后，眼睛有点近视，人有点古怪，沉默寡言，样子吓人。母亲总想方设法让他活跃起来，这令他很生气。母亲愿望良好，但做法不够灵活。叔叔不懂得也不愿意透过别人的行为去理解别人的用心，注定要受到玩弄手腕的人迷惑。

老头立刻直起腰来。他认识我那位牧师堂兄，甚至我祖父他也记忆犹新。他对我谈起我祖父的方式使我明白，无论在我祖父还是这位农民本人身上，最粗糙的外壳，可以包容多么崇高的克己精神和善良的品质。我觉得眼前这个农民与我祖父相像，体格非常健壮，嗓门洪亮而不柔和，目光直勾勾的毫无亲切感。
这时孩子们收工回来了，一个个儿高高的闺女、三个儿子。与祖父比较起来，他们显得机灵，娇嫩，漂亮，但已经表情严肃，甚至皱起眉头。主妇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汤，放在餐桌上，见我还在说话，便做了个不为人注意的手势，让我不再往下说。老头儿开始念餐前祝福经。
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谈起我祖父，语言形象又准确，遗憾的是我没有记录下来。怎么！我心里想，这哪里是个乡巴佬！与我们诺曼底笨嘴拙舌的种田人比较起来，他的语言多么优雅，多么生动，多么庄重！

我非常喜欢于泽斯附近的田野、瓯泉峡谷，尤其喜欢咖里哥宇群落。头几年，我出去漫步总有保姆玛丽陪同。我带着她爬上“萨波内山”，那其实是一座石灰岩小丘，就在小城边上。那里挺有趣的事情，是在液汁呈白色的高大的大戟上面，可以找到天蛾的幼虫。它们像一条条散开的头帕，屁股上有一个角状物；或者是在松树荫蔽的茴香上面，找到另一类幼虫，即金凤蝶和鸢尾蝶幼虫。这类幼虫，只要触一下它们，颈子上就会伸出一个非常香、颜色出乎意料的分叉喇叭。绕过萨波内继续往前走，就到了瓯泉流经的绿色草地，最潮湿的地方，每到春季，绿草之上便点缀了诗人们笔下那种美丽洁白的纳喀索斯，当地人称为库巴多纳。这种花，没有任何于泽斯人去采摘，也没有任何于泽斯人去观赏，所以在僻静的草地上开得很多，在周围的地方都可以闻得到它们的清香。有些俯向水面，就像我在神话里读到的那样，我不愿意采摘它们；另一些半隐藏在茂密的草丛里，但通常高高地婷立于深绿色的草丛之上。每朵水仙花都像一颗璀璨的星星。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突然觉察到玛丽也算得上漂亮。那是夏季的一天（离现在好久了），在拉洛克我与她一块儿出门，到花园前面平展的草地上去采摘鲜花。我走在她前面，越过小溪回头一看： 玛丽还在一根树干搭的小桥上，恰好在荫蔽这段小溪的栎树阴影里。她再向前走几步，突然全身沐浴在阳光里，手里拿一束绒线菊，被宽檐草帽遮住的脸，似乎整个儿荡漾着微笑。我大声问道：

“你笑什么？”

她答道：

“没什么。天气很好啊。”

整个峡谷明显地立刻充满了爱和幸福。

浴室和玛丽的卧室都有一道门通向一架侧梯。描写一个地方比什么都难，比什么都无聊。不过对这个地方的描写，对于了解后面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还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家那个名叫德尔菲娜的厨娘，刚刚与我们乡间邻居家的车夫订了婚，就要永远离开我们家了。然而就在离去前头天晚上，我半夜里被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正想喊玛丽，猛地意识到这声音就是从她房间里传来的，再说这声音只是奇怪、神秘，而并不怎么吓人。仿佛有两个声音在同时哀诉什么，现在我可以喻之为垂柳的絮语，但当时觉得什么都不像，只觉得像一种哀婉动人的旋律，被阵阵呜咽、笑声和冲动痉挛般打断。我半支起身子，在黑暗里倾听了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觉得，这声音意味着某种事情，某种超越了体面、搅乱了睡眠和静夜的事情。

我站在墨丘利·迪德拉克的雕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面，欣赏得直发呆，玛丽好不容易才让我清醒过来。不过，这些雕像并不诱人追求快感，快感也不会使人联想到这些雕像。这些雕像和快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性刺激的主题在别的方面： 通常是丰富的色彩或异常尖又异常悦耳的声音；有时也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意念，即我该采取，人家也指望、企盼我采取，而我却没有采取，没有实施，仅仅停留于想象的某个行动；还有非常相近的，即把什么东西弄坏的想法，具体讲如我正在弄坏一个心爱的玩具。总之，就是不涉及任何真正的欲望，不涉及任何接触的企图。对此一点不理解的人，才会大惊小怪。没有规范，没有目标，快感会导致什么结果？它会轻易使人向往挥金如土的放纵生活，向往愚蠢的奢华和荒唐的挥霍……为了说明本能会使一个孩子放任到何种地步，我想更明确地讲一讲两个追求享乐的故事。一个是乔治·桑在她那篇有趣的故事《傻瓜》中天真无邪地向我提供的： 一天，大雨滂沱，傻瓜跳进河里，但并不是为了避雨，即像他的几个兄弟试图让他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躲避那几个嘲笑他的兄弟。傻瓜在河里奋力游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松懈下来不游了，从松懈下来不游那一刻起，他就顺水漂流，感到自己变得很小，很轻，很古怪，变成了植物，浑身长出叶子。不久，河水把我们的傻瓜朋友变成的嫩橡树枝冲到岸上。“荒唐！”有人会说。但恰恰因为这个故事荒唐我才讲述。我说的是真话，而绝非给我带来光彩的事情。诺安那位老奶奶也许根本没有想写一篇诱人堕落的故事。但是我可以作证，《阿佛洛狄忒》里没有任何一页像小傻瓜变成植物这个故事一样，使像我这个小无知一样的任何小学生思想变得混乱。

这天韦戴尔先生向学生们讲解的是： 在各种语言里，有时好几个词可以不加区别地表示同一个事物，这些词叫做同义词。他举例说：“coudrier”这个词和“noisetier”这个词就是这样，都表示同一种小灌木。为了活跃课堂气氛，韦戴尔先生习惯于讲解和提问穿插进行，他请纪德同学复述他刚所说过的话……

我不吭声，不知道如何复述。但韦戴尔先生为人和善，以真正的老师那种耐心，重复一遍他的讲解，而且又举了原来那个例子。可是，当他第二次叫我复述coudrier 一词的同义词是什么词时，我仍然哑口无言。他看上去有点恼火，叫我到院子里去，连续重复二十遍coudrier的同义词是noisetier，然后回到教室里向他复述。

我的木讷令全班幸灾乐祸。如果我想迎合大家，那是很容易的： 受罚之后回到教室里，当韦戴尔先生第三次叫我说出coudrier的同义词时，我只需说choufleur（花椰菜）或citrouille（西葫芦）就成了。然而不，我不想迎合大家，不想让人家笑话。我只是呆头呆脑；或许我头脑里也有不肯屈服的想法——不，甚至连这种想法也没有。实际上，我是弄不明白老师的意图，弄不明白老师指望我做什么。

学校没有规定惩罚学生做额外的作业，韦戴尔先生仅仅给我的表现打了个“零”分。这种惩罚从精神方面来讲是严厉的，可是对我并没有什么触动。每个星期不是行为举止得零分，就是整洁得零分，或者两项都得零分。这都在意料之中。不消说，我是班上的末等生。我再说一遍： 我还处于沉睡状态，仿佛还没有出世。

天气变坏，气压降低时，它们就飞得很低。安娜告诉我，小昆虫也像燕子一样，随着气压的不同而飞得或高或低。有时燕子会低低贴近水面飞，它们的翅膀会猛地剪开水面。
“要来暴风雨了。”每当这时母亲和安娜总是说。
突然，小溪、清泉和瀑布潮润的声音里增添了雨声；雨点落在护城河的水面，发出银色的噗噜声。我双肘支在窗台上，观看千万个小圆圈没完没了地形成、扩大、叠合、消失，有时中间冒出一个大水泡，但转瞬破裂。

在格鲁尔几乎双目失明之后，很长时间，母亲像许多人一样，还怀疑他是否真的越来越瞎，说格鲁尔至少是装瞎，实际上瞎得“并不那么厉害”。她认为格鲁尔溜须拍马，投机钻营，诡计多端，唯利是图，冷酷无情。这些格鲁尔都有一点吧，但他是一位音乐家。有时在餐桌上，他那眼镜片后面半模糊不清的目光，会突然变得涣散，一双有力的手像按琴键似的，在桌面上动来动去，直到有人对他说话，他才猛地清醒过来，说：
“哦，对不起！我在琢磨E音。”

在艺术和工艺博物馆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厅里，有一面小镜子，巧妙地通过折射作用，把街上经过的一切缩小反射在镜子里，形成一幅小小的画面，里面的人物是活动的，仿佛特尼尔斯画中的人物活起来了似的。

其中有一个同学真让我迷恋上了。他是俄罗斯人，他的姓名我要去学校的花名册上查一查才搞得清楚。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样了呢？他体质娇弱，脸色非常苍白，相当长的头发黄黄的，一对眼睛蓝莹莹的，嗓音悦耳，加上有点口音，说起话来像唱歌似的。他整个人透露出一种诗意，我想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娇弱，渴望别人爱他的缘故。同学们都不怎么尊重他，他也很少跟同学们一块游戏。我呢，只要他注视着我，就不好意思去跟别的同学玩。记得有几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发觉他在注视我，便立即放弃正在进行的游戏，走到他身边，因而受到其他人嘲笑。我希望有人向他进攻，我好保护他。图画课堂上悄悄说几句话无妨，我俩的座位紧挨着，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我没敢问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也没敢问他为什么来到了巴黎。有一天，他突然不来上学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生病了，还是回了俄国。至少是一种害羞或胆怯心理，阻止我去向老师们打听；老师们也许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的。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最强烈的忧伤，就这样暗暗藏在心里。

一进入舞厅，我就发现化装成小糕点师的有二十来人。简直像个寄宿学校。炊锅太太，碍手碍脚的，弄得我狼狈不堪。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我突然爱上了，对，确确实实爱上了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小男孩。他细长的身材，优雅的举止，流利的谈吐，记忆中令我神魂颠倒。
他化装成小魔鬼也可以说小丑，一件缀满金属闪光片的黑色运动衫，紧紧裹住他纤细优美的身材。大家拥挤着都想看看他。他蹦蹦跳跳，翻着跟斗，左旋右转，仿佛迷醉在成功和快乐之中，像空气中一个精灵。我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我想吸引他的注目，又因为自己可笑的服装而害怕被他看见，觉得自己形容丑陋，可怜兮兮。他在原地旋转两圈，走到可能是他母亲的一位夫人身边，要了块手帕，擦了把汗，因为他已汗流浃背。接着，他摘下小小的头箍，那头箍在他的前额上扎出两个山羊角。我走到他身边，笨手笨脚地掏出几块小脆饼给他。他说声“谢谢”，漫不经心地拿了一块饼，立刻转背走了。我片刻之后就离开了舞会，心如死灰，回到家里，失落感使我歇斯底里大发作。母亲不得不向我许诺，来年让我化装成“小乞丐”。的确，一套小乞丐服至少会对我比较适合，可能会讨小丑的喜欢。……翌年舞会，我化装成小乞丐，可是小丑没再露面。

一八八一这年我十二岁。母亲对我学习一塌糊涂，成天无所事事有点担心，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我不大清楚是谁向她推荐的加林先生。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穿着讲究的人，一个神学院学生，又近视又愚钝，我担心他讲的课会使我不胜其烦。而这并非言过其实。他倒是经常陪我们去树林子里，但并不掩饰他对乡间不感兴趣。行进中，每当有树枝弹掉他的夹鼻眼镜，我就幸灾乐祸。他常常伸长嘴巴做作地哼《柯纳维尔的钟楼》这支小调，反复哼唱这样两句话：

……
轻浮的爱情
我们不喜欢

他那种得意扬扬、矫揉造作的嗓音令我恼火，终于忍不住说，真不明白哼这种愚蠢的曲子有什么乐趣。
“你觉得这曲子愚蠢，是因为你还太小。”他自负地回答，“以后你会懂得，这些曲子其实挺优美哩。”
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出流行歌剧中一首倍受赞扬的曲子……一切让我蔑视。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一种如此支离破碎的教育，居然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成功。

我也有铅制玩具兵，我也拿这些玩具玩，不过是将它们熔化掉。让玩具兵笔挺地立在一把铁铲上，伸进火里加热。你会看到它们突然从脚跟开始摇晃起来，扑倒在铲子上，不一会儿，从它们褪色的军服里逃逸出一道闪光，一个滚烫、赤条条的灵魂……

在我当时那种年龄的孩子眼里，最近的美景美不胜收，仿佛目光短浅，对远处的景色不感兴趣；我们喜欢细节胜于喜欢整体，喜欢隐蔽的、在前进中发现的地方胜于展现在眼前的地方。

看到第一棵桉树，我心里一阵激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跑去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和安娜。我连一根小小的树枝都没带回来，因此没法描述那繁花满枝的情形。我停都没停一下，就拉了安娜跑到那棵稀奇的树下。安娜说道：

“这是一棵桉树，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一个树种。”她让我观察叶子的形态、枝叶的排列和树皮的早脱性。

驶过一辆四轮运货马车。一个小男孩高高地坐在收集来的麻袋上，扔给我一根开满那种奇异花朵的树枝。我迫不及待地观察起来： 花蕾呈青灰色，上面覆盖着一层含树脂的叶霜，形状像一个小小的香料匣，看上去还以为是颗种子，只是颜色比种子鲜艳。香料匣的盖子蓦地打开了，是被涌动的雄蕊掀开的，落在地上。释放出的雄蕊排列成圆环形。在那一堆锋利、椭圆的落叶之中，这种没有花瓣的白花，远远看去像朵海葵。

我特别欣赏的是另一类植物，即海底植物，每周可以观察一两次，那是当玛丽带我去雷其岛上漫步的时候。我们喜欢圣玛格丽特码头，离开码头不要走多远，就可以看到一些激浪拍岸的深水小湾，这些小湾由于岩石的风蚀，被分割成许多深潭。在那里的水底，贝壳、水藻，石珊瑚，五光十色，呈现一种东方式的华美，头一眼就令人惊喜莫名。过路人其实什么也没看清，只留下了头一眼的印象。我只要在那里静立片刻，像纳喀索斯俯身望着水面，就会看到被我的接近惊逃的无数小生物，从千百个石洞、千百个凹穴里钻出来。一切都开始呼吸，颤动起来了，连岩石也仿佛有了生命。人们以为没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全都羞答答地蠕动起来；一些半透明、奇形怪状、形态荒诞的生物，从水藻之间钻出来。水里充满生物，连海底有些地方浅色的沙子也显得动荡不宁。在一些深色的管状物——我们疑为灯芯草茎的两端，只见一片薄薄的花瓣，看去还有点怯生生的，但轻轻地，一抖一抖地绽放开来。

玛丽在不远处看书或打毛线，我呢就这样成小时地伫立在那里，不顾太阳照射，不知疲倦地观察一只海胆慢悠悠地转着圈儿刨洞穴，观察一条章鱼颜色的变化、一只海葵摸索的移动，观察一些生物的捕猎、追逐和潜伏，以及许许多多神秘莫测、惨不忍睹的现象。我从目瞪口呆的状态清醒过来后，往往依然如痴似醉，以至于头痛欲裂。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为什么我突然全身瘫软，扑倒在母亲怀里，呜咽，抽搐？我是否再次感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恐慌，刚刚听到小表兄的死讯时那种恐慌？仿佛一个寻常而又神秘的内心之海的特殊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波浪涌进我的心里。我恐慌胜于悲伤。可是，这怎么向母亲解释呢？母亲透过我的呜咽，仅仅隐约分辨出我绝望地不断重复的这句含糊不清的话：
“我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与其他人不一样！”

尽管最初的“音乐时刻”某些回忆十分强烈，其中有件事的回忆却使其他回忆黯然失色。那是八三年，鲁宾斯坦来埃拉尔音乐厅举行一系列音乐会，节目单把钢琴演奏列在最前面，这种安排一直保持至今天。我没有去听每场音乐会，因为正如妈妈所说，门票“贵得出奇”。我只听了三场，所留下的回忆是那样鲜明、那样清晰，有时我不免想，这是否就是鲁宾斯坦本人留下的回忆，抑或是我自那之后反复研读过多次的那些曲子留下的回忆。啊，不。我重新听到的、眼前重新浮现的正是他。至于他演奏的某些曲子，例如库伯兰的几首曲子、贝多芬的升C小调奏鸣曲(op. 53)、采勒的E大调回旋曲、舒曼的《先知鸟》等，后来我总是只有通过他才能听。

他声望很高，像贝多芬，有些人说他是贝多芬的儿子。我没有去核实他的年龄是否使这种假设很可能是真的。他一张脸扁平，颧颊突出，前额宽阔，但一半淹没在浓密的头发里，眉毛乱蓬蓬，目光时而涣散时而威严，下巴显示出倔强，唇厚的嘴总露出莫名其妙的恼怒表情。他不吸引人，而是征服人；神色惊慌显出一副醉态，有人说他常常是这样；他演奏时闭着眼睛，仿佛无视听众的存在，看上去不太像在弹奏一首曲子，而是寻觅、发现或者逐渐创作一首曲子，并非即兴创作，而是在内心强烈的幻象中，在渐进的默启中创作；这种默启令他自己感到惊喜莫名。

我去听的三场音乐会，第一场是演奏古典音乐，另两场是演奏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有一场是专门演奏肖邦的作品，我很想去听，可是母亲认为肖邦的音乐“不健康”，拒不带我去。

回来的路上，我已是欢欣雀跃，对自己、对天空和对周围的人，都感到满意，对一切充满好奇，对一点小事都感到开心，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不知为什么，这天回来时，我没走平常习惯走的圣普拉熙德街，而走了左边平行的一条小街。是出于开心，或者纯粹是出于换条路走走的念头。时近中午，空气清亮，几乎称得上暖融融的阳光，把那条窄窄的街道，纵划为两部分，因此一边的人行道阳光灿烂，另一边的人行道处在阴影里。
半道上，我离开阳光，想去感受一下阴凉。我那样高兴，边走边唱，欢蹦乱跳，两眼望着天空。正在这时，仿佛是对我的愉快心情的回应，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会飞的、金色的东西向我飘落下来，宛似一团阳光穿过阴影，扇动着翅膀，向我飞近，圣灵般落在我的鸭舌帽上。我伸手一抓，一只漂亮的小金丝雀蹲在我的手掌心里。它像我的心脏一样跃动着；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膨胀得充满了整个胸腔。我极度的快乐无疑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即使感觉迟钝的人类没有觉察到，但稍许敏锐的眼睛，肯定看到我整个儿像一面诱鸟反光镜一样闪闪发光。正是我的光芒引来了这个上天的造物。

我竭尽所能描写我经常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窒息，它总伴随着眼泪和抽泣，但当我经受了并复述了它的三个先兆时，我自己也大感意外。我所担心的，是这种窒息根本不被没有经受任何类似感觉的人所理解。自此之后，这种奇特的先兆的发作，不仅频率没有降低，反而渐渐得到适应，只不过显得缓和，可以控制，也可以说已被驯化，因此我学会了不惧怕它，就像苏格拉底不惧怕经常光顾他的魔鬼。我很快明白了，无酒而醉正是充满激情的状态。我受到这种极度的兴奋震撼的时刻，正是狄俄尼索斯光顾我的时刻。唉！对于熟悉酒神的人而言，在酒神不肯露面的空虚时刻，那是多么沮丧和绝望！

那时我满腔热情地偏爱诗歌，把诗歌视为生活的菁华和果实。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认识到——我想太快认识到并不好——优美散文的卓越和非凡之处。那时我把艺术和诗歌混为一谈——在这种年龄这是自然的。我用心灵去感受韵脚的交替和必然的反复。我得意地感觉到韵律在自己心里扩展，宛如双翼有节奏地拍动，飞向长空……然而，我在玻璃书柜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我想是亨利·海涅的诗歌（我讲的是迻译过来的海涅诗）。韵脚和格律的放弃，肯定会给扣人心弦的魅力增加虚假的诱惑力，因为在这些诗歌里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正是我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可以模仿。
我现在仿佛还看到我在十六岁那年春天，像埃特鲁斯坎人[59]一样躺在地毯上，就在那个敞开的小书柜旁边，回应亨利·海涅的呼唤，发现和感觉自己心灵里丰富多彩的春天正在苏醒，激动得全身发抖。可是，一次阅读有什么可谈的呢？这正是我的叙述不可避免的缺点，也是一切回忆录不可避免的缺点。大家都写最明显和最重要的，而不勾画轮廓，避免抓住不放。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滞留在琐事上为乐事，不过我正是在琐事上开始感受生活的。

我们步履轻快、无声无息地走着，以免惊动任何神和野物，像松鼠、野兔和麋鹿等。它们或嬉戏着，或抖动着身体，在这没有危险的清晨，完全没有戒心，而是在人类还没醒来，日光还没完全清朗之前，使它们的乐园重新活跃起来。纯洁耀眼的光芒啊，愿你的回忆在死亡的时刻战胜黑暗！我这在中午时分灼热的灵魂，多少次在晨露中清新如洗……

就在这时，我开始发现了希腊人，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勒孔特·德·李勒的译著终于出版了，人们纷纷谈论，（我想）吕茜尔舅妈送了我一套。这些著作有着锐利的锋芒，奇异的光辉，充满异国情调和令我着迷的回声。甚至连译作的艰涩和表面的小小难点，人们也表示感谢。这些难点要求读者在阅读时更加认真，抱着更大的好感，而使没有诚心的人望洋兴叹。通过这些著作，我冥想奥林匹斯山、人类的痛苦和诸神微笑而严肃的面容。我了解神话，拥抱美，将美紧紧贴在我炽热的心头。
我的女友则阅读《伊利亚特》和古希腊悲剧。她的赞赏极大地激起我的赞赏，并与我的赞赏相互吻合。我想在福音的复活节上，我们是否甚至更加水乳交融。真奇怪！这种不信教者激越的热情，恰恰在我准备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燃烧起来。现在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我们在一起竟极少感到拘束。如果我是一个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这还勉强可以解释。可是我不是不大热心的初学教理者。待会儿我会谈到我的热情，以及我使它达到何等狂热的程度。说真的，我们心灵的殿堂，恰如东方的清真寺，时时都敞开着，任凭阳光、音乐和芬芳美妙地涌进来。对我们来讲，排斥是对宗教的亵渎。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美好的，我们就会敞开心扉欢迎。

接下来是课间休息，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一条有玻璃窗的走廊里。走廊通向操场，其他同学吵吵嚷嚷在那里玩耍。在这里我孤独一人，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从衣兜里掏出《歌集》，开始重读：

大海深藏着珍珠，
天空闪耀着星星，

用诗人的爱情来安慰我这颗为友谊而忧伤的心：

而我的心，我的心啊，
我心中怀着爱情。

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彼埃尔·路易。他穿件黑白相间的小格子上衣，袖子太短，领子撕破了，因为他爱打架；一条领带飘动着……他那模样现在还如此清晰地浮在我眼前！有点笨手笨脚，像一个长得太快的孩子显得单薄、娇嫩，乱蓬蓬的头发把漂亮的前额遮住一半。我还没镇定下来，他已走到我身边，立即问我：
“你在读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把书递给他。他翻了一会儿《歌集》，又问道：
“你喜欢诗？”他那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微笑，我从来没听到和见到过。
啊，怎么！来者并不是敌人。我的心融化了。
“对了，这些诗我知道。”他接着说道，把那本小书还给了我。“不过，德文的诗，我更喜欢歌德的。”
我胆怯地试探道：
“我知道你还写诗。”

不过，为了说明我的笨拙，我将告诉彼埃尔·路易，我心里只装着一本书，一本打算要写的书，它占住了我的整个身心，使我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这本书题目叫做《安德烈·瓦尔特》，我已经开始写，把自己的全部疑问，自己内心所进行的全部辩论，自己的全部迷惘和全部困惑，尤其是自己的爱情，统统写进这本书里；我的爱情是这本书的主线，其他一切都围绕它来构思。
这本书矗立在我面前，遮挡住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可以抛开不顾。我不敢把它视为我一生的第一本书，而把它视为我一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敢多存奢望。觉得它会消耗我的全部精力，写完之后我就会死去或者发疯，带着我的主人公与我一道，不知将陷入何等空虚、可怕的境地。很快我就会说不清我们俩是谁引导谁，因为如果什么也不属于他，正如我起初预感的那样，也可以说正如我在自己心里试验的那样，常常催促这个复制者在我前面走，我将冒险地跟随他，准备陷入他那样的疯狂。
还要一年多我才能真正致力于写这本书，但是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以便理清内心杂乱的骚动。这些日记有许多页已经原封不动地抄到这些“本子”里。我生活在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有一个严重的妨害，就是以内省的方式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除了内心的东西，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想写；我鄙视故事，在我看来，事件像不合时宜的捣乱者。如今也许只要是编得好的故事我就不欣赏，但重读当时写的那些东西，我就生气。那时我根本不理解艺术寓于特殊之中，反而企图避开一切偶然性，把任何确切的轮廓都视为偶然，而一心向往精深。

我被自己的叙述所驱使，没有能够及时谈到安娜的去世。她是八四年五月份离开我们的。前十天，母亲和我送她去夏尔格兰街卫生院。她要在那里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肿瘤。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肿瘤使她人都变了样，压迫着她。我把她留在一个干净、清冷的普通小病房里，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手术做成功了，的确如此，不过使她变得太虚弱了。安娜没能康复，以她卑微的方式告别了人生。她去世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她去世之后才注意到。在她最后的时刻母亲和我都不在她身边，她没有能够与我们告别，她最后的目光所遇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我一直想象着她孤独忧伤的情态。我想象、听到那个多情灵魂绝望的呼唤。除了上帝，一切都抛弃了这个灵魂。正是这种呼唤的回声，回荡在我的《窄门》最后几页文字里。

我不想把自己描写得比实际上更具美德，因为我强烈渴求过荣誉，但很快发现，赞扬，一如人们平常所给予的，只不过是一种不真诚的造作。我希望获得有充分理由的爱，而赞扬，如果我感到它是不该给予而给予了我，会让我心里难受。装模作样的关照也不能使我满意。试问，按预订向你提供的东西，或者在利益、关系甚或友谊的考虑支配下向你提供的东西，能使你得到什么乐趣？一想到人家为了表示感激，或为了平息我的批评，抑或为了让我拿出诚意，而对我加以赞扬，这赞扬就立刻失去了任何价值，我就不领情了。对我来讲，首要的是知道我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不需要做一个可能会立即枯萎的桂冠。

我宁愿不取得成功，也不愿固定于一种体裁。即使它给我带来荣誉，我也不愿意走一条现成的路。我喜欢打赌，喜欢未知，喜欢冒险，喜欢不在人家以为我在的地方，也就是在我喜欢在的地方，不让人家来打搅我。对我来讲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思考。

我本来可以把对劳累的极度担心，作为自己不爱交际、深居简出的理由。任何交际，只要我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天性，都会使我感到疲惫不堪。

通过我的朋友们，我感受到了尼采这句俏皮话所包含的真理：“任何艺术家可以利用的不光是他自己的智慧，还有他的朋友们的智慧。”我的朋友们能更加深入了解思想的某个特殊领域，而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所以他们经常代替探索者的角色。我出于好感有时陪他们一些时间，那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考虑，使自己免得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在这个特殊领域，我承认没有一位朋友不高我一筹，不过他们的智慧也许更加局限。我知道对于别人理解最深刻的东西，我比他们之中单个的每个人理解都更肤浅，这样我觉得我就同时理解了他们所有人；在我所处的十字路口，我的目光环视四周，得以透过他们，洞察他们的言论所揭示的各种观点。
如果我不庆幸自己成了这些朋友中每个人最好的朋友，那么我说的这些话就太没意思了。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当成中心，认为世界是排列在自己周围。认为还有更亲密的知己，在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向别人敞开心扉，像我要求别人向我敞开心扉一样彻底。些许的保留在我看来都是可耻的，大逆不道的。

一天下午，他躲在圣絮彼斯一家店铺里，开心地观察了我一个钟头，而我冒着雨，在井边即正好在他这个爱胡闹的家伙约定的地方踱来踱去，其实我已预感到他是不会来的。总之，我对朋友们的欣赏甚于自我欣赏，想象不出还有更好的朋友。我对自己充满诗意的命运所抱的这种信念，使我对一切都抱欢迎态度，看到一切都迎着我而来，相信一切都是天意经过精心选择，指派来帮助我，得到我，使我变得完美。就是在最严重的逆境中，我也多少保持着这种性情，本能地寻求能让自己开心，或者能让自己学到知识的事情。我对命定的友谊如此看重，不屑于考虑也许另外某种变故或办法对我更可取。我不仅喜欢既有的东西，而且认为它是最好的。

我坚信叔本华的主张（我不明白某些人居然更喜欢黑格尔而不喜欢他），认为一切非绝对的东西、生活整个多棱镜般的多样性都是“偶然性”（这正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词）。我的每个伙伴也差不多一样。错误不在于从“现实主义”所展示的错综复杂的混乱中，引出一般性的美和真实，而是按既定的决心背离现实。

我开始觉得，义务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上帝本人很可能对这种千篇一律也感到厌恶；造化就反对千篇一律，但基督教的理想却似乎力求千篇一律而压抑天性。我现在只接受具体的道德，这种道德有时会提出相互对立的绝对必要的要求。我深信每个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个选民，都要在世间扮演某种角色，确切地讲就是他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让自己服从于某种共同准则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叛逆，不错，是叛逆，我将之视为反对圣灵的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个人丧失了自己确切的、不可代替的意义，丧失了他那不可复得的“味道”。我在我当时所记的那本日记的题词中，写了不知从哪儿拈来的这句拉丁话：

人类特有的使命，就是完全承诺始终给予可能的智力以充分的动力。

我们无聊地议论一切，大钻世事的牛角尖。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想，因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精辟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不经过吹毛求疵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听他倾诉自己所遭受的挫折和自己微弱的希望，显然没法安慰他，只不过表现出有兴趣听他诉说自己的痛苦，而让他感到有理由生活在这世界上。

我误入歧途地迈进一些沙龙，在那里显得像只夜鸟。不错，我所穿的剪裁相当好的礼服、我长长的头发、竖得高高的衣领、欠身的姿势，都引人注目，但我一说话就令人失望。我的头脑很迟钝，至少是根本不会推销自己，所以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每当要开玩笑时，无论是在波雷夫人家、拜涅尔夫人家（这位夫人一点也不蠢），抑或在J子爵夫人家（——啊，X先生，她大声说，给我们朗诵苏利·普吕多姆的《摔碎的花盆》吧。她经常说错别人的称谓和姓名，例如谈到她对英国大画家约翰·伯恩斯的仰慕时，可能说成伯恩·约翰斯。）总之每当要开玩笑时，我总是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一脱离童年，就迷失在这片黝黯的热带雨林里。也许我已经使它的氛围，也使我游移不决的憧憬和我对热忱的寻觅，太过沉重了吧。

我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相互争吵，相互辩论。回忆录永远只能做到半真诚，不管你多么关心真实，因为一切总是比你说出来的更复杂。也许在小说里更接近真实。

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但这种天性会把我带到何处，如果我只按天性行事？迄今为止，我奉行的是基督的伦理道德，或者至少是人们作为基督的伦理道德而教给我的某种清教主义。为了竭力遵循这种主义，弄得我整个人深深地陷入了惶恐之中。我不赞成生活可以没有准则，我的肉体的要求不可能不需要得到我的思想的同意。这类要求如果更为一般，那么我怀疑我的惶恐是否会小一些。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我的欲望要求什么，尽管这么长时期我以为应该拒绝它的一切。不过我终于开始怀疑，上帝本人是要求如此的克制，如果不断反抗并非大逆不道，又不是针对上帝的，而且在这场自我闹别扭的斗争中，我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错误归咎于另一半。最后我隐约看到，这种不协调的二重性也许很可能转化为和谐。我立刻觉得，这种和谐可能就是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寻求活在世上的明显理由。当九三年十月我乘船去阿尔及利亚时，我的热情驱使我奔向的并不仅仅是一片新的土地，而是奔向“这个”，奔向那金羊毛。我决意出去走走，但犹豫了很长时间，委决不下是否跟我表哥乔治·普舍走，他邀请我去冰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旅行。当保罗·洛朗在一次什么竞赛中得奖，获得一笔旅行费，不得不远走他乡一年时，我还在犹豫。他选择我作为他的旅伴，这才决定了我的命运。

一个题材的困难最好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发现，一下子看清楚了就使你丧失了写作的勇气。我当时打算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部虚构的历史，其中包括一些战争、革命、政权更替和种种重大事件。每个国家的历史与任何另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相同，我却自鸣得意地要描绘出为所有国家的历史所共同的轮廓。我要创造出一个个英雄，一个个君主，一个个政治家和艺术家，杜撰出一种艺术，一种文学，介绍其种种倾向和种类，叙述每个种类的演变和杰作，披露一些片断……这一切是要证明什么呢？人类的历史可能各不相同，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法律和美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但不管怎样依然是人类的。我投身于这样一个计划之中，可能会晕头转向，但也许会很开心。

我们要在扎关过夜，整个一天我们都看见前面的扎关山在慢慢靠近，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呈玫瑰色。渐渐地我们爱上了这个单调而辽阔的地方，爱上了它色彩斑斓的空旷和它的寂静。可是这风！风一停，就热得不堪忍受；风一刮，就冻得浑身发抖。风像滔滔的河水一样刮着，不间断地猛烈地刮着，穿透毛毯，穿透衣服，甚至透彻肌肤，我觉得连骨头都给冻僵了。在土伦的不适好了之后，疲劳（我坚持不让疲劳压垮）仍然使我感到不舒服。不跟着保罗走我难以做到，所以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相信，没有我他走的地方肯定更多。他出于友谊，经常体贴地停下来。而一停下来，我就扛不住了。我要时刻小心在意，担心自己穿得太多或穿得太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向沙漠里驰去是发疯。但是我不愿意半途而废，完全被南方的吸引力迷住了，被海市蜃楼迷住了；海市蜃楼使我们觉得南方温暖。

兵营静静地沉浸在月光里。我在厂棚门口来回踱了一会儿。我仿佛死了，不再有重量，不再是物质，像一个梦、一个回忆飘浮在空中，如果我看见的那边那个哨兵向我迫近一点，我就会消失在夜间的空气中。

早晨的空气从来没像在这个狂躁的夜晚之后这样令人惬意。扎关一幢幢房屋的白墙，昨天黄昏被玫瑰色的天空衬托得呈蓝色，眼前在清晨柔媚的碧空下，呈绣球花的色彩。我们离开扎关而没有看到它的山林水泽仙女神童的喷泉洞窟，这使我把它想象成世间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旅馆位于城外，这一侧附近多沙。看到在乡村生长得那样茂盛的橄榄树，在这里被流动的沙丘掩埋了一半，心里真难受。令人意外的是，稍远处居然遇到一条河。那是一条涓涓细流，刚刚从沙子底下钻出来，倒映一下天空，就汇入了大海。一群黑人洗衣妇蹲在那一点点淡水边，这就是保罗驻足这里的理由。我说好要去找他的，可是在沙子里行走那样累人，我只好听任阿里——这是帮我拿大衣和披肩的那个孩子的名字——在沙丘上拖着我走。不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个沙坑或者一个像火山口的地方，坑的边缘几乎俯瞰着整个地方，可以看见向沙丘走来的人。到了沙坡上，阿里立刻扔掉披肩和大衣，自己也扑倒在沙坡上，仰卧着，双臂伸开，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不致蠢到这种地步，连他的挑逗也不明白。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坐在他不远的地方，但也离得不太近，也定定地看着他，非常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要干什么。
我等待着，今天我很欣赏自己当时那种顽强精神。不过真是好奇心使我等待着吗？这我闹不清了。我们的行为神秘的动机，我想说的是最具决定性的动机，我们往往搞不清，不仅在我们所保留的记忆里是这样，而且当时就是这样。在人们所称的罪孽的门槛边，我还犹豫不决吗？不，这次奇遇如果以我的操守的胜利结束，就太让我失望了。我对自己的操守已经抱了蔑视和厌恶态度。不，的确是好奇心使我等着……我看见阿里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那露出雪白牙齿的嘴唇闭上了。沮丧、忧伤的表情使他那张迷人的脸笼罩了阴云。最后他站起来：

“那么，再见。”他说。

我一把抓住他伸过来的手，把他放倒在地上打滚。他脸上立刻重新露了笑容。他没有耐心花很多时间去解代替腰带的绳子复杂的结，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匕首，一刀拉断已弄乱的结，衣服落在地上，将褂子扔得远远的，挺起赤条条的身子，像一尊神。他伸开细瘦的双臂，向苍天举了一会儿，一边哈哈大笑，然后紧贴住我倒在地上。他的躯体可能是滚烫的，但我的手抚摩上去觉得像阴影一样清凉。这沙地多么美好！在傍晚辉煌迷人的夕照中，我的快乐可谓光芒四射……

世间有些人爱与自己相似的人，另外一些人则爱与自己不同的人。我属于后一类人。特殊的东西吸引我，正如一般的东西令我兴味索然。

这时春天走近了绿洲。一种还不甚明显的生机开始在棕榈树下跃动。我身体好些了。一天早晨，我试着进行了一次比平时长得多的散步。这个景色单调的地方对我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我像这个地方一样，感到自己复苏了。甚至我头一回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世上，走出了死亡的阴影笼罩的峡谷，获得了真正的新生。是的，我跨进了崭新的生活，彻底欢迎和彻底抛弃的生活。一层蓝色的薄雾，使近旁的景物也仿佛隔了相当距离，每个景物变得飘忽不定，有如幻境。我自己失去了一切重量，慢步向前走着，像雷诺在阿尔米德的花园里，由于难以描述的惊愕和赞叹而浑身瑟瑟发抖。似乎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这样谛听、观看和呼吸过。而各种声音、芬芳和色彩，纷纷涌进我的心间，我感到我的心变得闲散，因为感激而啜泣，化成对陌生的阿波罗的崇敬。
“接受我吧！将我整个儿接受下来吧。”我大声说道，“我属于你，服从你，整个儿献给你。让我身上的一切都变成光。是的，变得光明和轻盈。直到今天，我徒劳地与你抗争。不过现在我认准你了。但愿你的意愿得以实现。我不再抗拒，我顺从你。接受我吧。”
就这样，我泪流满面地走进了一个充满欢笑和奇异事物的迷人的世界。

自从我复原之后，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要活下去的疯狂欲望，便攫取了我。助长这种欲望的，不仅是尚佩尔的浴疗，还有安德烈绝好的建议。

“每当你看见有你可以跳进去的水，”他对我说，“不要犹豫。”

我照这样做了。啊！波浪翻滚的激流！飞瀑，冰湖，绿树荫翳的小溪，清澈的山泉，透明的海中龙宫，你们的清凉吸引着我。而后躺在金色的沙滩上，傍着正在退潮的波涛休息。我喜欢的不仅仅是海水浴，还有神话般的期待，神毫无遮拦的注视；在我被阳光晒透的身体里，我尝到了难以言状的化学反应般的舒适感觉。我把苦恼、压抑、操心和衣服一块儿忘到了九霄云外。当一切愿望消失殆尽，我任凭感觉从我多毛孔的、蜂箱般的身体里，悄悄地分泌出蜜，流进我的《食粮》。

他向我介绍过那次会见。
“你以为我有朋友，”王尔德好像对他说，“我只有情人。再见。”
显然，我想他从廉耻进入了令我擦掉石板上自己姓名的那种感情。与王尔德交往已经变得会受连累，当不得不再次面对他时，我并不感到自豪。
王尔德变化极大，不是外貌，而是举止。他似乎决心抛弃谨慎。我想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经常与他做伴，助长了这一点。
道格拉斯我根本不了解，但王尔德立刻开始向我介绍他，异乎寻常地大加赞扬。他叫道格拉斯·博西，弄得我起初都没闹明白他在赞扬谁，尤其他装作只夸他人长得漂亮。
“你去看看他吧，”他一再对我说，“然后告诉我，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更可爱的神。我崇拜他，是的，我真的崇拜他。”
王尔德用造作的外衣掩盖着他最真诚的感情。这使他令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不愿意停止做戏，大概也做不到。不过他演的正是他自己这个人物，角色本身是真诚的，一个魔鬼不停地给他提词。
“你在读什么？”他指着我的书问道。
我知道王尔德不喜欢狄更斯，至少是装作不喜欢。我感到很不服，很高兴地递给他《巴纳比·鲁奇》的译本（当时我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王尔德做出一副怪相，声称“不应该阅读狄更斯”。由于我开心地大谈自己对狄更斯无比景仰——再说这完全是真诚的，我始终保持了这种景仰——他似乎铁了心，开始谈论“神圣波阿斯”，其雄辩显示出在这种强装谴责之下隐藏着许多敬意。但王尔德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艺术家，而不能原谅狄更斯的人道。

他还在笑，还在调侃，道格拉斯突然进来了，身上裹件皮毛领子大衣，领子里只露出鼻子和两只眼睛。他从我身旁过去，仿佛没认出我，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往王尔德面前一站，用尖啸、蔑视、仇视的声音，一口气抛出好几句话，可惜我一个字也没听懂。说罢，他猛地转过身，出去了。王尔德忍受了这阵狂风暴雨的袭击，一声没哼，但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博西出去后，我们俩沉默了好一会儿。

道格拉斯的个性显得比王尔德的个性强烈得多，突出得多。是的，道格拉斯的确更有个性（甚至从这个字眼最坏的意义上讲），某种命定性支配着他，有时几乎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他从不自我抗拒，因此也不容许任何事物、任何人抗拒他。说实话，博西令我非常感兴趣，不过他的确“可怕”，我想王尔德一生中种种倒霉遭遇，其责任都应归咎于他。在他身边，王尔德显得温顺，没有主见，优柔寡断。道格拉斯身上有着作恶的本能，那是促使一个孩子砸碎自己最漂亮的玩具的本能。他对什么都不满足，渴望不断地追求。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多么无耻： 一天，我向他询问关于王尔德两个儿子的情况，他强调当时才小小年纪的西里尔（我想是西里尔吧？）人长得漂亮，接着得意地莞尔一笑，悄声说道：“对我来讲吗他……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最最罕见的充满诗意的天赋，从他那唱歌般的声音，从他的动作、目光和面部表情都可以感觉得到，从中也可以感觉到生理学家所称的‘丰富的遗传特性’。”

王尔德对彼埃尔·路易抛弃他表现得非常敏感。他对路易一直表现出特殊的情谊。他问我是否又见到过路易，坚持要了解对于他们的关系的破裂，路易是怎样对我说的。我告诉了他，重复了我在前面转述过的那句话。

“他真的对你这样说的吗？”王尔德大声问道，“你肯定没转述错？”我保证转述是准确的，并补充说他的话令我难过。王尔德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你想必注意过，不是吗？最拙劣的谎言，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谎言。不过，路易肯定没想要说谎，也不认为自己在说谎。只不过他根本没有理解那天我对他说的话。我不希望他说谎，但他误解了，严重误解了我的话的含义。你想知道我对他说过什么话吗？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宾馆房间里，他开始对我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对我进行指责，因为我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做任何解释。我对他说，我不承认他有权评价我，但如果他愿意，他所听到人家对我的议论，他统统可以相信，我一概无所谓。于是路易说，既然这样，他就只好离开我了。我黯然神伤地打量着他，因为我很爱路易，正因为如此，仅仅因为如此，他的责备使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感到，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便对他说： ‘再见，彼埃尔·路易。我想有一个朋友，但只剩下情人了。’听到这句话路易就走了，而我也不想再见到他。”

少年从突尼斯坎肩里掏出一支芦笛，开始优美地吹奏起来。过后不久王尔德告诉我，他叫穆罕默德，就是博西的那一位，他开始之所以犹豫是否进来，是因为他没有看见道格拉斯勋爵在这里。他两只大眼睛因为抽大麻而目光无神，他的皮肤呈黄褐色。我欣赏他放在笛子上修长的手指，他那还没长成的细长的身体，以及他那两条纤细的光腿，从宽大的白短裤里伸出来，一条屈起架在另一条的膝头。那个卡瓦基青年过来坐在他身旁，与他一块儿吹奏一首达布卡舞曲。笛子吹奏的舞曲像一泓清澈的水，在万籁俱寂中流淌，听得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忘记了自己是何人，忘记了人世间一切忧烦。我们这样听着，一动不动，仿佛听了天长地久，但我愿意听更长时间，如果不是王尔德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打破了这神奇的魔力。

“来。”他对我说。

我们出了咖啡馆，跟着丑陋的向导，在巷子里走了几步。我想这个晚上的活动结束了，但拐了头一个弯，王尔德停住了，将他的大手放在我肩上，俯身（他比我高得多）低声问我：

“亲爱的，你想要那个吹笛子的小伙子吗？”

啊！这巷子里真黑！我以为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需要努力鼓起勇气才回答了一声：“好，”嗓子都像给勒住了。

自此之后，每次我寻找欢乐，都追忆这天夜里的情景。苏斯那次艳遇之后，我再次可耻地堕落了。快乐，我偶尔顺便得手一次，那都是偷偷地进行的。然而一天晚上（那是在抵达拉布雷维纳之前不久），在船上与科姆湖一个年轻船员，却是妙不可言： 湖面奇幻的轻雾和岸边潮润的芳香融于月光里，我在月光笼罩下，心醉神迷。过后呢，什么也没留下，只是一片可怕的荒漠，充斥着没有应和的呼唤，没有目标的冲动，不安，争斗，令人疲乏不堪的梦，想象的激奋，恼人的颓丧。离开拉洛克前两年的夏天，我觉得自己变疯了，在那里度过的所有时间，都是关在房间里。本来只有工作能把我留在房间里，可是强迫自己工作也白搭（我正在写作《乌有国游记》），我像着了魔，像魔鬼附身，大概希望从毫无节制之中寻求排遣，从另一面登上蓝天，让纠缠我的魔鬼精疲力竭（我承认正是我的魔鬼给我出的主意），结果被搞得精疲力竭的是我自己，我狂躁地消耗着自己，直到彻底衰竭，直到自己面前只剩下痴愚和疯狂。

啊！我脱离的是多么可怕的地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诉说，没有任何人出出主意；我相信一切调和都是不可能，起初死活都不肯退一步，所以只有沉沦……可是，有什么必要重提那些凄惨的日子？难道对它们的回忆能够解释我这天夜里的疯狂？在梅莉姆身边的尝试、“正常化”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行不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正常状态。这里不再有任何压抑、匆忙、暧昧，我所保留的回忆中没有丝毫灰色。我的快乐是巨大的，假如掺和了爱情，我都无法想象它会有多圆满。怎么会有爱情问题呢？我怎么会让爱情支配我的心呢？我的快乐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后悔。可是，把那个美好、野性、热烈、淫荡、神秘的小小肉体搂在自己赤裸的怀里时，那种冲动叫作什么？

穆罕默德离开我之后，我久久地沉迷在激动不已的狂喜状态。在他身边我已经五次达到高潮，但还是一次又一次设法重现那种销魂的快感。回到宾馆的房间，直到清晨，意犹未尽。

两年后我重新见到穆罕默德。他的面部没有多大变化，只稍稍显得不那么年轻了，身材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但目光中再也没有那种忧郁的神色，我从中觉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冷漠、不安和下流。

“你不再抽大麻了？”我明知故问。

“不抽啦，”他答道，“现在我喝苦艾酒。”

他仍然富有吸引力——我说什么？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吸引力，但看上去厚颜无耻多于淫荡好色。

达尼埃尔·B和我在一起。穆罕默德把我们领到一家不三不四的旅馆的五层；底层有一家酒吧，一些海员在喝酒。老板问我们姓名，我在簿子上登记了凯撒·布洛克。达尼埃尔要了啤酒和汽水，“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他说。我们进入的房间只靠刚才上楼时所拿的那支蜡烛照亮。一个侍者送来啤酒、汽水和玻璃杯，放在蜡烛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两张椅子，达尼埃尔和我坐下，穆罕默德则坐在我俩之间的桌子上。他现在穿了件白罩袍，代替了过去那套突尼斯服装，向我们伸出两条裸腿。

“每个人一条。”他笑着对我们说。

我坐在饮了一半的玻璃杯旁边没动，达尼埃尔抓住穆罕默德，搂在怀里，抱到房间里端的床上，让他仰着横卧在床边上。不一会儿，我只看见垂在大动的达尼埃尔身体两边的两条细腿了。达尼埃尔甚至没有脱大衣。他个子很高，靠床站着，只模糊地看见背部，脸被黝黑的长鬈发遮住。达尼埃尔穿着那件长及脚跟的大衣，显得非常魁梧，俯在那个小小的身体之上，盖住了它，像一个高大的鬼在吸一具尸体的血。我差点恐惧地叫喊起来……

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别人的爱情和别人做爱的方式。甚至包括动物的做爱方式（我似乎应该把这个“甚至”留给人类）。人们可能羡慕鸟的歌唱和飞翔，写道：

啊！你知道鱼在海底是什么样吗？
它们那么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