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辨认出柏拉图哲学的这种二元性。它完全不是知性与感性、理念（Idée）与质料、理念与物体（corps）的二元性。它是一种更有深度的、更加秘密的、被隐匿在感性的和质料的物体本身之中的二元性：一种隐蔽的、介于接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之间的二元性。这不是原型（Modèle）与摹本（copie）之间的区分，而是摹本与拟像（simulacres）之间的区分。纯粹生成，即无限制性，只要它避开理念作用、只要它同时既质疑摹本又质疑拟像，它就是拟像的质料。可被度量的事物就处在理念之下；但在事物本身之下仍有这种在理念所强加的、事物所接受的秩序之下续存和“提供”的疯狂元素吗？柏拉图有时甚至会考虑这种纯粹生成是否不可能与语言（langage）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这在我们看来是《克拉底鲁篇》的主要意义之一。正如在言语“流”（一种在语言所指涉的东西上不停地滑动却从未停止的发疯似的话语）的情况下一样，这种关系或许是语言必不可少的？或者，难道不可能有两种语言和两类“名称”吗？其中一类指称那些接受理念作用的停顿和静止，而另一类则表达运动或不顺从的生成。或者，这难道不会是一般内在于语言的两种有区别的维度吗？其中一种维度始终被另一种维度所遮蔽，但继续在另一种维度下继续“提供”和续存。
凭藉着其回避现在的能力，这种纯粹生成的悖论是无限的同一性：同时两个方向的无限的同一性——未来与过去、前夜与翌日、多与少、过多与不足、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effet）。正是语言确定了界限（例如过多开始的时刻），但也正是语言超出了界限，并给不受限制的生成的无限等价性恢复界限（“一根烧得通红的拨火棍，你如果拿得时间太长就要炙痛你的手；如果你用一把刀子切割手指太深，通常就要出血”）。因此便有了那些构成爱丽丝历险的颠倒。变大与变小的颠倒：“哪个方向？哪个方向？”爱丽丝问道，当时她就预感到这始终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以致于她只此一次就通过视觉效应来保持大小不变。前夜与翌日的颠倒，因为现在始终被回避：“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今天绝对没有果酱。”多与少的颠倒：五个夜晚要比一个单独的夜晚热五倍多，“但五个夜晚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冷五倍多”。能动与被动的颠倒：“猫吃蝙蝠吗？”相当于“蝙蝠吃猫吗？”。原因与效应的颠倒：犯错误之前先受惩罚，被刺之前先叫喊，分享之前先服务。

所有这些颠倒就像它们出现在无限的同一性中那样具有同样的后果：爱丽丝的人称同一性的争议，专名的丧失。专名的丧失是通过爱丽丝的所有历险而被重复的历险。因为专名或单名是由知识的持久性所确保的。这种知识体现在那些指称停顿与静止、名词与形容词的通名之中，专名与通名保持着恒定关系。因此，人称上的自我通常需要上帝和世界。但当名词和形容词开始结合时，当停顿与静止的名称被纯粹生成的动词带走并滑进事件的语言时，任何同一性都会因自我、世界与上帝而消失。这便是对知识与背诵的检验，那些被动词迂回带走的词语在其中出了差错，而且这一检验废黜爱丽丝的同一性。好似事件享有一种通过语言来与知识和人称进行沟通的非实在性。因为人称的不确定性不是一种外在于所发生之事的怀疑，而是事件本身的对象性结构，因为事件始终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因为事件循着这个双重方向，这使得主体无所适从。悖论首先是把良知作为唯一意义来摧毁的东西，不过它随后是把常识（senscommun）作为对不变的同一性的确定来摧毁的东西。

比变大、变小、被切割等事件更隐秘的东西、物体更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当斯多亚学派将这些非物体性的、像牧场中的雾气一样只在表面上游戏的事件（甚至比雾气更少，因为雾气是一种物体）与物体的厚度进行对立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在物体、物体的深处中有的东西是混合物：一种物体渗入另一种物体，而且它在它的所有部分中与另一物体共存，就像海洋中的一滴酒或者铁器中的火一样。一种物体从另一种物体中退出，就像液体从容器里倒出一样。混合物通常规定着事物在量和质上的状态：集合的各维度或火的红色、树的绿色。但通过“变大”“缩小”“变红”“变绿”“切割”“被切割”等说法，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完全不再是处于物体深处的事物状态或混合物，而是表面上非物体性的、由这些混合物产生的事件。树绿了……哲学的天赋首先被哲学强加给存在与概念的新分配所度量。斯多亚学派正在勾勒并使人经过一条从未见过的边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转移了整个反思。
他们正在进行的首先是对因果关系的全新划分。他们肢解这种关系，甚至冒着从每个方面重建统一性的危险。他们使原因相互指涉，并肯定原因之间的联系（命运）。他们使效应相互指涉，并设定效应之间的某些关联。但这完全不是以同样方式予以实现：非物体性效应从不是彼此相关的原因，而只是“准因”（quasi-causes），这根据下述的这类法则：这些法则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表达着物体的相对统一或者混合，并以此作为决定它们的实在原因。因此，自由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得到挽救：一次是在命运作为原因之联系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次是在事件作为效应之关联的外部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斯多亚学派能够将命运与必然性进行对立。伊壁鸠鲁学派对因果关系（它也让自由有据可依）进行了另一种划分：他们保留原因与效应的同质性，但根据原子系列来切分因果关系，原子系列的各自独立被原子偏斜（clinamen）所保证——不再是没有必然性的命运，而是没有命运的因果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分解因果关系，而不是区分因果关系的类型，就像亚里士多德做过的那样，或像康德将会做的那样。这种分解始终让我们诉诸语言，或者诉诸原因的偏斜（déclinaison）的实存，或者如下所述的那样，诉诸效应的结合（conju gaison）的实存。

斯多亚学派最先进行了颠倒柏拉图主义的伟大事业，彻底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因为物体如果与它们的状态、质与量一起承担着本体与原因的全部特点，那么理念的特点反而从另一边跌入这一无动于衷的超-存在，后者在事物的表面上是贫乏的、无效的：作为理念物，非物体也只能是一种“效应”而已。
结论极其重要。因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一场晦涩难懂的争论在事物的深处、在大地的深处、在经受理念能动作用的东西与避开这种能动作用的东西（摹本与拟像）之间持续着。这场争论的回声在苏格拉底追问下述问题时产生共鸣：有关于整体，甚至关于毛发、污垢、污泥的理念吗？或者有始终执拗地回避理念的某物吗？但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这某物从未充分地被隐匿、被抑制、被摒弃在物体的深处，从未被淹没在海洋中。现在一切都重新上升到表面。这是斯多亚学派操作的结果：不受限制的东西重新上升。作为生成-疯狂，生成-不受限制（devenir-illimité）不再是一种低吼的基底（fond），它上升到事物的表面，并变得无动于衷。问题不再是避开基底而到处渗透的拟像，而是在拟像的场所中显示自身和发挥作用的效应。这是因果意义上的效应（effects），但也是声音的、视觉的或语言的“效应”——而且更少或更多，因为它们不再有任何物体性的东西，它们现在是整个理念……避开理念的东西被提升到表面（非物体性的极限），现在再现着全部可能的理想性，后者被剥夺了因果性的和精神性的效力。斯多亚学派发现了表面效应。拟像不再是这些隐蔽的反抗者，它们发挥着它们的效应（所谓的“幻象”，独立于斯多亚学派的术语）。最隐匿的东西变成了最明显的东西，关于生成的所有旧悖论必须在新的生长期（蜕变）中恢复形态。
生成-不受限制变成理念的、非物体性的事件本身，伴随着它特有的全部颠倒：未来与过去、能动与被动、原因与效应的颠倒。未来与过去、多与少、过多与不足、已经与尚未：因为无限可分的事件始终是两者同时发生（les deux ensemble），永远是刚发生的事情和将发生的事情，但从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切得太深与切得不够深）。能动与被动：事件即便无动于衷，但由于它非此非彼，所以它也会更好地互换能动与被动，但它是它们的共同后果（切割-被切割）。原因与效应：因为事件即便只是效应，它们也能够彼此更好地融入准因的功能或融入准因果性的始终可逆的关系（伤口与伤疤）。

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全部作品中，关键是那些在事件与存在、事物和事物状态之间的差异中的事件。但《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开篇（整个前半部分）还在探寻事件与不受限制的生成的秘密，而事件在大地的深处，在凹陷的、深入地下的深坑和洞穴中，在相互渗透和共存的物体的混合中牵涉着这种不受限制的生成。随着人们进一步阅读故事，深入与隐匿的运动无论如何都会取代左右滑动的侧面运动。深处的动物变得次要，让位于那些没有厚度的扑克牌人物（figures de cartes）。好像从前的深度展开了，变成了广度。不受限制的生成现在完全被维持在这种被翻转的广度之中。“有深度的”不再是恭维话。只有动物才是有深度的，但它们也不是最高贵的，扁平动物才是最高贵的。事件就像晶体一样，它们只有通过边缘、在边缘上才会生成和变大。这的确是口吃者或左撇子的第一秘密：不是深入，而是使整个长度滑动，以致于从前的深度因被还原到表面的相反方向而不再是任何东西。正是借助滑动，人们才会转到另一侧，因为另一侧只是相反方向而已。而且，之所以帷幕后面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乃是因为一切可见的东西或者毋宁说一切可能的学问都沿着整个帷幕进行，因为只需要遵循得相当远、相当紧密、相当表面就足以颠倒整个帷幕的正面，就足以使右边变成左边，使左边变成右边。因此没有爱丽丝的某些历险，但有一种历险：她爬到表面，她否认虚假的深度，她发现一切都发生在边界上。这就是为什么刘易斯·卡罗尔放弃了这本书最初的题目《爱丽丝地下历险记》（Les Aventure souter rainnes d'Alice）。

这种情况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更是如此。其中，事件在它们与事物的根本差异中完全不再是在深度中被探寻，而是在表面上被探寻，在这薄薄的、非物体性的、逃离物体的雾气，环绕着物体的、无容积的薄膜，反射物体的镜子，规划物体的棋盘中被探寻。爱丽丝不再能进入深处，她释放出她的非物体性复象（double）。正是沿着边界、顺着表面，人们才从物体转向非物体。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有一句深刻的名言：最深邃的是皮肤。这便是斯多亚学派式的发现，它以大量的智慧为前提，且引发了整个伦理学。这就是小女孩的发现，她只是从各种边缘——变红和变绿的表面——变大和变小。她知道事件越是穿过物体无深度的整个外延，事件就越关涉着物体、切割物体和损伤物体。随后成年人被基底捉住，重新跌落，因为基底太深，他们不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斯多亚主义的例子继续启发着刘易斯·卡罗尔？树变绿、手术刀切割、战争有没有发生……？正是在树面前，爱丽丝才失去了她的名字，汉普蒂·邓普蒂（Humpty Dumpty）才对着树说话，却没有看到爱丽丝。而且背诵预示着战争。而且到处是伤口和割伤。但这些是例证吗？或者任何事件都属于这种类型——森林、战争和伤口？所有这一切因为这（ça）发生在表面上才更有深度，因为这沿着物体前行才是非物体性的。历史告诉我们，合适的道路没有基础，而地理学告诉我们，土地只在薄薄一层上是贫瘠的。

命题的第二种关系常常被称作表示（manifesta tion）。这涉及命题与进行言说和自我表达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表示呈现为与命题相对应的欲望和信念的陈述。欲望和信念是因果推理，而不是联想。欲望是有关对象之实存或相应事物状态的影像的内在因果关系；与此相关，信念是对这一对象或事物状态的期待，因为它的实存必须被外在因果关系所产生。人们将不会由此推断出，表示相关于指称而言是次要的：表示反而使指称成为可能，而且推理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统一，联想得以从中产生。休谟深刻洞察到了这一点：在因果联想中，是“根据关系进行的推理”先于关系本身。表示的这种优先性被语言分析所证实。因为命题中存在着一些像特殊小品词一样的“表示词”（manifestants）：je（我）、tu（你），demain（明天）、toujours（总是），ailleurs（在别处）、partout（到处）等。正如专名是一种享有特权的指示词一样，我（Je）也是基本的表示词。但是，不仅仅其他一些表示词取决于我，全体指示词也与我相关。指示或指称归摄着个体的事物状态、特殊的影像与单数的指称词；但表示词从我开始构成人称代词的领域，后者给任何可能的指称充当原则。最终，从指称到表示，一种由我思（Cogito）再现的逻辑价值的移位出现了：不再是真与假，而是真实（véracité）与欺骗（tromperie）。在对蜡块的著名分析中，笛卡尔绝不探寻什么东西继续存在于蜂蜡中（他甚至没有在这个片段中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在我思中被表示的我如何创立蜂蜡得以辨认所依据的指称判断。

斯多亚学派懂得如何说明意义：既非词，亦非物体，既非可感的再现，亦非理性的再现。不止如此，意义也许是“中性的”，对特殊与一般、独特与普遍、人称与无人称完全没兴趣。它可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本性。但应该辨认出这样一种替补的层级？抑或我们应该与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一起澄清指称、表示与意指？这种论战在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发起（新堡的安德烈[André de Neufchâteau]和皮埃尔·戴利[Pierred'Ailly]反对里米尼，布伦塔诺[Brentano]和罗素反对迈农）。确实，正是揭示这第四维度的尝试才有点儿像是对刘易斯·卡罗尔的蛇鳖的猎捕。也许这第四个维度就是这场猎捕本身，而意义则是蛇鳖。那些想靠词、事物、影像与观念来满足自己的人，是很难回应的。因为人们甚至不能说清它存在的意义：它既不存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存在于精神之中，它既不具有物理性实存，也不具有精神性实存。人们至少会说它是有用的吗？人们会因为它的用处而必须接受它吗？甚至不会如此，因为意义具有一种无效的、无动于衷的和贫乏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事实上，人们只能间接地从命题的寻常维度引导我们进入的循环论证开始推断出意义。只有像人们对莫比乌斯环所做的那样劈开圆，沿着它的长度展开它、拆开它，意义的维度才会自为地显现，并显现在其不可约性之中，但也显现在其发生能力之中，由此激发命题先天的内部模型。意义的逻辑完全受经验主义启发；但恰好只有经验主义懂得如何超越可见物的实验维度而不陷入理念，而且懂得如何在被延长的、被展开的经验的边界上围捕、援用，也许制造一个幻影（fantôme）。

分不开的是，意义是命题的可表达者或被表达者，并且是事物状态的属性。意义将一面趋向于事物，将另一面趋向于命题。但意义既不混淆于表达它的命题，也不混淆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状态或质。意义的确是命题与事物的边界。意义是这样一个某物，既是超存在又是持存，它是适合持存的这种最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义才是“事件”：只要别将事件混淆于它在事物状态中的时空实现。因此，有人将会问什么是事件的意义：事件就是意义本身。事件本质上属于语言，它处于一种与语言的本质性关系之中；但语言是用来形容事物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很多诗歌中目睹了两个同时发生的维度的自主展开，一个维度诉诸那些总是可消费的被指称对象或消费的接收者，另一个诉诸那些总是可表达的意义，或至少诉诸那些承载着语言与意义的对象，两个维度只会收敛到一个秘传词、一种不可识别的某物之中。因此便有了蛇鳖（Snark）的叠句：“你用套环搜索过它，他们细心搜索过它/他们用叉子和希望追踪它”——其中套环和叉子与被指称的工具有关，但希望和细心与意义和事件的考量有关（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中的意义经常被呈现为人们所应“留心”的这种东西，即基本“细心”的对象）。怪僻词蛇鳖是永远被延长的、同时被两个系列勾画出的边界。更具典型意义的是《西尔维与布鲁诺》中那首令人赞赏的园丁之歌。每个唱段都使截然不同类型的、呈现给两种不同注视的两个项发挥作用：“他以为他看见了……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整个唱段由此展开两个异质系列，一个由那些消费的或可消费的动物、存在物或对象构成，可按照可感的、声音的物理性质来描述它们，另一个由那些极具象征性的对象或人物构成，它们被逻辑属性或偶尔被双亲称呼所界定，而且它们承载着事件、新闻、讯息或意义。在每个唱段的结尾，园丁都会描绘一条令人伤感的、由两个系列彼此延展的小径；因为我们得知这首歌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只大象
在练习吹笛子，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他妻子的来信。
“最后我认识到，”他说，
“生活的苦涩……”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只信天翁
绕着灯拍打着翅膀，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一枚一便士的邮票。
“您最好回家，”他说，
“夜晚太潮湿……”
他以为他看见了一个论据
可证明他是教皇，
他再一看，他看见了那是
一条有纹理的石皂，
“一个这么恐怖的事件，”他虚弱地说道，
“熄灭所有希望。”

刘易斯·卡罗尔因此用四个无限移位的名词性实体来形成这种后退。这就是说，他分解每个对子，凝结每个对子，以便从中抽出一个补充对子。我们将考虑这是为什么。但我们可以满足于一种向着两个交替项的后退：指称某物的名称和指称这前一个名称之意义的名称。向着两个项的这种后退是无限增殖的最低条件。
这种更简单的表达出现在《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一个片段中，其中公爵夫人一直在寻找那应该从任何事物中提取的道德教训或道德寓意。至少可从任何事物中提取，只须是命题即可。因为，当爱丽丝不说话时，公爵夫人就处于不利地位：“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心事，这使得你忘记谈话啦。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这件事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一会儿工夫就会想起来的。”但爱丽丝一说话，公爵夫人就找到了道德教训。“那场槌球游戏现在进行得比较顺利了，”爱丽丝说。——“果然如此，”公爵夫人说。“而其中的教训是——‘哦！是爱，是爱，使这个世界运行不衰！’”——“有人却说，”爱丽丝喃喃低语说，“那是每个人干好自己的事才能这样的！”——“啊，不错！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公爵夫人说，“好的，这几乎是一回事……这里的教训是：‘意义小心照顾，声音不费工夫’。”关键不在于这整个段落中句子彼此之间的观念联想：每个命题的道德教训就在于指称第一个命题的意义的另一个命题。使意义成为一个新命题的对象，就是在命题激增的那些条件中“小心照顾意义”，“声音留心自身”。意义的逻辑与伦理学、道德教训或道德寓意之间的深刻联系的可能性得到证实。

中性的悖论或本质上第三状态的悖论。该轮到第二个悖论必然要将我们抛进第三个悖论了。因为作为命题之复象的意义如果对肯定和否定无动于衷，意义如果不是能动的，也不是被动的，那么任何命题样式都不能影响意义。对于那些从质、量、关系或模态的视角形成对比的命题而言，意义严格保持同一。因为所有这些视角关系着指称，并关系着指称经过事物状态的实现或完成的各个方面，但不关系着意义或表达。首先是质、肯定与否定：根据意义相关于被指称物的实存而言的自律，“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14世纪就是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幻想式悖论，即谴责的对象：意义彼此相同的矛盾（contradictoria adinvicem idem significant）。
其次是量：所有人都是白色的，没有人是白色的，某个人不是白色的……再次是关系：意义对于被颠倒的关系而言应该保持同一，因为关系就意义而言总是在两个方向上被同时确立，只要意义促使生成-疯狂的所有悖论重新出现。意义总是双重的意义，而且对存在着关系的良知（bon sens）这一点不予考虑。事件从不是彼此的原因，但融入准因果性的关系，即非实在的、幽灵似的、不断地转回两种意义的因果性。既不是同时也不是相关于同一事物，我才更年轻和更衰老，而是同时且经由同样的关系，我才变得如此。因此，数不清的例子布满了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人们从中看到“猫吃蝙蝠”和“蝙蝠吃猫”、“我说我所思”和“我思我所说”、“我喜欢有人给我送的东西”和“有人给我送我喜欢的东西”、“我睡觉时呼吸”和“我呼吸时睡觉”，这些句子都具有一种唯一且相同的意义。直到《西尔维和布鲁诺》中的那个最终例子，其中承载着命题“所有人都喜欢西尔维”的红首饰和承载着命题“西尔维喜欢所有人”的蓝首饰是一种唯一且相同的首饰的两个方面，根据生成的法则，人们除了它自身之外从未能更喜欢它（从自身选择事物）。

荒诞或不可能的对象的悖论。这种悖论还引起另一个悖论：指称矛盾对象的诸命题本身就具有意义。然而，它们的指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实现；而且它们不具有可界定这种实现的可能性种类的任何意指。它们不具有意指，就是说它们是荒诞的。不过它们也具有意义，荒诞与无意义这两种观念不应被混淆起来。这是因为不可能的对象——圆的方形、无广延的质料、永动机、无谷山等——在存在的外部是“没有故乡”的对象，但它们在外部有确切的、区别性的位置：它们来自“超存在”，即在事物状态中不可能被实现的、理想的纯粹事件。我们应该将这种悖论叫作迈农的悖论，而迈农知道如何从中获得最美丽的、最引人注意的效应。如果我们区分两类存在——作为指称之质料的实在之存在和作为意指之形式的可能之存在，那么我们还应该增加这样一种超存在：它界定着一种为实在、可能与不可能所共有的最低限度。因为矛盾律被应用于可能与实在，但不被应用于不可能：不可能是被化约为这种最低限度的、这般在命题中持存的超-实存物。

两个同时发生的系列的法则就是它们从不平等。一个系列再现能指，另一个系列再现所指。但鉴于我们的专门术语，这两个项获得了特殊的词义（accep tion）。我们将任何符号称作“能指”，因为它本身呈现意义的任意一个方面；相反，我们将给意义的这个方面充当关联项的东西（即在与这个方面相关的二元性中被界定的东西）称作“所指”。所指的东西因此从不是意义本身。所指的东西在狭义上是概念，在广义上是每个事物，后者可被意义的某个方面与其保持的区别所界定。因此，能指首先是作为事物状态之理想的逻辑属性的事件，所指连同它的质与实在的关系一起是事物状态。其次，能指整体上是命题，只要命题在狭义上包含着指称维度、表示维度和意指维度，而所指则是与这些维度相对应的独立项，即概念，不过也是被指称的事物或被表示的主体。最后，能指是唯一的表达维度，后者确实拥有某种与独立项无关的特权，因为作为被表达的意义并不实存于表达之外，于是所指现在是指称、表示，乃至在狭义上是意指，即命题，只要意义或被表达者与之有所区别。然而，当有人扩展系列的方法以便考虑事件的两个系列、事物的两个系列、命题的两个系列或表达的两个系列时，同质性只是表面的：始终是一个系列具有能指作用，另一个系列具有所指作用，即便这些作用在我们改变视角时会相互交换。

这种悖论性的层级的特点是什么？这种层级不停地在两个系列中流传。它甚至因此确保着两个系列的沟通。它是一个具有双重面孔、同等出现在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之中的层级。它是镜子。因此，它同时是词与物、名称与对象、意义与被指称者、表达与指称等。因此，它确保着它所穿过的两个系列的收敛，但它只须使这两个系列不停地发散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它具有相关于自身而被始终移位的特性。之所以每个系列的各个项被相对地（相互关联地）移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个绝对的位置，不过因为这个绝对的位置总是被它们与这个元素之间的间距所规定，这个元素不停地在两个系列中相关于自身发生移位。至于悖论性的层级，应该说它从未处在人们探索它的地方，反而应该说人们并不在它所是的地方找到它。它缺失它的位置，拉康说。而且它也缺失它自己的同一性、相似性、平衡、起源。因此，关于它激活的两个系列，人们将不会说一个系列是原始的，另一个系列是派生的。当然，这两个系列彼此是原始的或派生的。它们彼此是相继的。但是，相关于它们在其中进行沟通的层级，它们是严格同时发生的。它们同时发生，但它们从不平等，因为层级有两个面孔，总是一个面孔缺失另一个面孔。因此，层级的职责是在一个它建构为能指的系列中处于过剩之中，但在另一个它建构为所指的系列中处于不足之中：在本性上或相关于自身而被拆散、被弄得不齐全。它的过剩总是诉诸它自己的不足，反之亦然。因而，这些规定还是相对的。因为一方面在过剩中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个极端变动的空位，那会是其他什么东西呢？而另一方面处在不足之中的东西，难道不是一个极度运动不定的对象（一直多余并一直移位的没有位置的占有者）吗？
事实上，并不存在比这样一种事物更奇特的要素，此事物具有双重面孔，具有不平等或不成对的两“半”。就像在游戏中一样，人们参与了空格与棋子持续移位的组合。或者毋宁说，就像在老实人的店铺中一样：爱丽丝在其中体验了“空架子”与“一直在空架子上引人注目的事物”、没有占有者的位置与没有位置的占有者之间的互补性。“最奇特的”（最奇怪的：最不完整的、最不齐全的）是，“每当爱丽丝固定任意一个空架子来准确计算它所承载的东西时，尤其是这个空架子一直是完全空着的，周围的其他空架子却满得快要爆裂”。这里的东西消失了，她最后以哀怨的语调说道，大约一分钟后，她开始徒劳地追求“一件时而像玩具娃娃时而像工具箱一样引人注目的巨大事物，且它总是处于她注视的架子之上的架子上……我要随着她往上瞧，一直到最高的那个架子。我猜想她将会犹豫不决地穿过天花板！”然而，即使是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件东西尽可能平静地穿过天花板，好像它长久以来就习惯了这样做。”

具有大量分叉的系列，它们被混合词所调整，如有必要就被先前类型的秘传词所建构。混合词本身确实是新型的秘传词：人们首先通过说混合词缩合几个词和包含着几种意义（frumiex=fumant[冒烟的]+furieux[狂怒的]）来界定混合词。但整个问题是弄清楚混合词何时变得必不可少。因为人们总是能找到混合词，人们这样就能解释几乎所有的秘传词。由于善意，也由于任意性。但事实上，混合词只有在它与一种它被认为指称的秘传词的特殊功能相符时才有必要被建立、被形成。

在著名的《炸脖龙》（Jabberwocky）中，大量的词勾画出一种幻想的动物学，但未必就形成混合词：例如toves（blaireaux[獾]-lézards[蜥蜴]-tire bouchons[开塞钻]）、borogoves（扫帚鸟[oiseaux-bal ais]）、raths（绿猪）或动词outgribe（beugler[拉直嗓子唱]-éternuer[打喷嚏]-siffler[嘘嘘作响]）。最后，例如归摄两个异质系列的秘传词未必是混合词：我们刚刚认识到归摄的这种双重功能充分被Phlizz、chose、cela等类型的词所实现。

一个结构无论如何都包含着两种与基本系列相对应的那些奇点的分配。这就是为什么将结构与事件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结构包含着对理想的事件的记录，即结构内部的整个故事（例如，如果系列包含着各种“人物”，那么故事就会把那些与两个系列中人物之间的相对位置相对应的所有奇点连接起来）。3.两个异质系列向着一个悖论性的、作为它们“微分者”（différentiant）的元素收敛。就是这个“微分者”才是奇异性发射的原则。这个元素并不属于任何系列，或者毋宁说同时属于两个系列，并不停地通过它们进行流传。因此，它的特性是一直相关于自身被移位，“缺失它自己的位置”、它自己的同一性、它自己的相似性、它自己的平衡。它作为过剩出现在一个系列中，但只要它同时作为不足出现在另一个系列中。不过，如果它在一个系列中处于过剩之中，那是以空格的名义；如果它在另一个系列中处于不足之中，那是以多余棋子的名义或是以没有空格的占有者的名义。它同时是词与对象：秘传的词、公开的对象。
它具有的功能如下：将两个系列相互连接起来，在彼此之中反思它们，使它们沟通、共存与分叉；把那些与“错综复杂的故事”中的两个系列相对应的奇异性连接起来，确保一种奇异性之分布向另一种奇异性之分布的过渡，总之引起奇点的再分配；将它在过剩之中出现的那个系列规定为能指的，将它相关地在不足之中出现的那个系列规定为所指的，而且尤其确保意义在两个系列（能指系列与所指系列）中的给予。因为意义并不与意指本身混淆起来，但它是被赋予的东西，以便规定能指本身与所指本身。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如没有系列、没有每个系列的各个项之间的关系、没有与这些关系相对应的奇点就不会有结构；但尤其是，不具有使一切运行的空格就不会有结构。

只把人类的“重要的”游戏与次要的游戏对立起来是不够的，只把神的游戏与人的游戏对立起来也是不够的，应该想象其他一些表面上甚至不适用的原则，游戏在其中变得纯粹起来。1.没有预先存在的规则，每次投掷都发明规则，都对它自己的规则产生影响。2.远非将偶然划分为许多有实际区别的投掷，全体投掷都肯定着整个偶然，并不断地在每次投掷上使偶然发生分叉。3.投掷因此在实际上、点数上没有区别。它们在质上有区别，但它们全都是一种唯一且相同的投掷的各种定性形式，它们在本体论上是一。每次投掷本身都是一个系列，不过是发生在一种比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小值更小的时间之中；与这一系列性的最小值相对应的是奇异性的分配。每次投掷都发出奇点，例如骰子上的点。但全部投掷都被包含在随机点中，即通过所有系列、在一种比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大值更大的时间中不断进行移位的唯一投掷（lancer）。各投掷彼此相关地相继发生，但它们总是相关于这个改变规则的点同时发生，这个点随着它在每个系列的整个长度上引起偶然性而调配相应的系列，并使之发生分叉。唯一投掷是混沌，其中的每次投掷都是个碎片。每次投掷都导致奇异性的分配、星丛。但这不是分割一个介于那些符合假设的固定结果之间的封闭空间，而是一些在唯一且未分割的投掷行为的开放空间之中进行分布的动态结果：游牧式的而非定居式的分配，奇异性的每个系统在其中与其他系统进行沟通，并彼此产生共振，与此同时还被其他系统所包含，且在最重要的投掷中包含其他系统。这是问题与疑问的游戏，不再是范畴与假设的游戏。

4.这样一种无规则、既无胜利者又无失败者、还不负责任的游戏，例如技巧与偶然在其中不再相互区别的天真者的游戏与会议式竞赛，似乎不具有任何实在性。此外，它也不会让任何人高兴。这当然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游戏，也不是莱布尼茨式的上帝的游戏。在帕斯卡尔的教诲性赌注中竟然存在着欺骗性！在莱布尼茨的经济组合中竟然存在着糟糕的投掷！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作为艺术品的世界。我们所谈论的理想游戏不可能被人或神变成现实。它只能被思考，还只能作为无意义被思考。但恰恰就是如此：它是思维本身的实在性。它是纯粹思维的无意识。正是每种思维在一种比意识上可思的连续时间的最小值更小的时间中形成系列。正是每种思维发射奇异性的分配。正是所有思维在一种有长度的思维中进行沟通，使得游牧式分配的所有形式或形态都与这种思维的移位相对应，同时到处引发偶然性并使每种思维发生分叉，为了“所有次”而“在一次中”汇集“每一次”。因为肯定所有偶然、把偶然变成肯定的对象，这只有思维才能做到。而且，如果人们不在思维中尝试着玩这种游戏，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人们尝试着产生一种不同于艺术品的结果，那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被产生出来。因此，这是留给思维与艺术的游戏，其中只不过有对于那些懂得如何玩这种游戏的人而言的胜利，即肯定偶然并使偶然发生分叉，而不是为了控制偶然、为了打赌、为了获胜来分隔偶然。这种游戏，只有在思维中才存在，除了艺术品不再有其他结果，它也是思维与艺术变成现实且扰乱世界的现实、道德和经济所凭藉的东西。

在一种情况中，现在是整体，过去与未来只显示出两种现在之间的相对差异，其中一种是具有较小广延性的现在，另一种是其收缩对更大广延性产生影响的现在。在另一种情况中，现在是虚无，是纯粹的数学瞬间，是表达现在在其中被划分的过去与未来的理性存在。总之，存在着两种时间，其中一种只由嵌套的现在构成；另一种仅仅被分解为延长的过去与未来。其中一种总是确定的、能动的或被动的，另一种是永远不定的，是永远中性的。其中一种是周期性的，度量着物体的运动，并取决于那限制它和填充它的质料；另一种则是表面上纯粹的、非物体性的、不受限制的直线，是空洞的、独立于任何质料的时间形式。《炸脖龙》中的一个秘传词沾染着两种时间：wabe（按照亨利·帕里索的观点是“l'alloinde”）。因为，在第一种意义上，wabe应该基于动词swabe或soak来理解，是指雨水浸泡过的、围绕着日晷仪的草坪：这是可变的、活生生的现在之物理性的和周期性的柯罗诺斯。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前后都延伸得很远的林荫路，即way-be，“前路漫长，后路亦漫长”：这是展开的、非物体性的艾翁，它在摆脱它的质料、同时在过去与将来的两个方向上逃逸时变得自主起来，甚至雨水在其中按照《西尔维与布鲁诺》的假设水平落下。不过，这种具有直线和空洞形式的艾翁是效应-事件的时间。正如现在度量着事件的时间性实现，即它在起作用的物体的深处的化身、它在事物状态中的混合，正如事件自为地且在其无动于衷、不可穿透性中并不具有现在，但事件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后退和前进，成为双重疑问的永久对象：将要发生什么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恰好是纯粹事件的令人焦虑的层面，事件一直是且完全同时是刚刚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某种事物，从不是正在发生的某种事物。人们从中感觉那个刚刚发生的x是“短篇小说”（nouvelle）的对象；总是要发生的x是“故事”（conte）的对象。纯粹事件是故事与短篇小说，从不是时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符号。

悖论性元素在两种前述的形态下是无意义。但常规法则并不完全反对这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反而使那些富有意义的规范词服从这些并不适用它们的法则：任何规范名称都具有一种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的意义，后者应该规定着那些被其他名称所填补的各种析取。只要这些富有意义的名称服从这些法则，它们就接受意指的规定性。意指的规定性与法则不是一回事，但却来自于法则；它将名称（即词与命题）与概念、特性或类别联系起来。由此，当逆退式法则表明一个名称的意义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时，这些不同程度的名称从意指的视角看就参照了不同“类型”的类别或特性：任何特性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施加影响的特性或个体更高级的类型，而且任何类别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所包含的对象更高级的类型；集合从此不能自身包含元素，也不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元素。同样根据析取法则，意指的规定性说明了分类得以产生所相关的特性或项并不属于任何相关于它而被归类的同类群：一个元素不可能是它规定的次集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是它预设其实存的集合的一部分。因此，与无意义的两种形态相对应的是荒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被界定为“被剥夺了意指”，而且还建构着各种悖论：自身作为元素而被包含的集合、划分其假设的集合——所有集合的集合——的元素以及“军队的理发师”（barbier du régiment）。因此，荒诞有时在逆退式综合中是形式层面的混杂，有时在析取综合中是恶性循环。意指的规定性的好处就在于产生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而非这两者是现成被给予的；悖论本身在那些被剥夺了意指的命题中则导致矛盾或包含的发生。也许应该从这个视角来考虑斯多亚学派有关命题的联系的某些构思。因为，当斯多亚学派对“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或“如果这个女人不得不有奶，那么她就生过孩子”等类型的假设性命题如此感兴趣时，评论者们肯定有理由令人想起问题在此不是一种在词的现代意义上的物理结果或因果性的关系，但他们也许错误地从中看到同一性关联下的一种简单的逻辑结果。斯多亚学派给假设性命题的构成成分编过号：我们可以把“天亮”或“生过孩子”看作是意指比它们施加影响的东西（“天亮”“有奶”）更高类型的特性。命题之间的联系既不可化约为分析论的同一性，也不可化约为经验论的综合，但属于意指的领域——以致于矛盾不是在一个项与它的对立面的关系中被孕育，而是在一个项的对立面与另外的项之间的关系中被孕育。根据假设性向合取性的转换，“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意味着白天而天没亮是不可能的：也许因为“白天”就应该是它所假设的一个集合的元素，而且属于相关于它而被分类的那些群中的一个群。

结构主义最终在哲学上且对整个思想而言的重要性可基于这一点来衡量：它移动了边界。当意义的观念接替了有缺陷的本质时，哲学的边界似乎处于那些将意义与新的超越性（上帝的新化身、变形的天）联系起来的人与那些从人与人的深渊（新近被挖掘的、隐蔽的深度）中寻找意义的人之间。论述雾天（柯尼斯堡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与论述洞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以作为意义之秘密的人-上帝或上帝-人的名义占据着舞台。有时很难区分他们。但是，如今使区分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我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话语感受到的厌倦，人们在这种话语中会问是驴骑人还是人骑驴、人骑自己。然后我们感觉到一种对意义施加作用的、纯粹的反意义；因为，不管怎样，无论天地，意义都被阐述为原则、储藏库、储备物、起源。作为天之原则，有人说它基本上是被遗忘的或被遮蔽的；作为地之原则，有人说它是深深被涂抹的、迂回的、错乱的。但在涂抹和遮蔽下，有人要求我们重新找到和恢复意义，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理解的上帝中，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探查的人中。因此，令人愉快的是如今好消息引起反响：意义从不是原则或起源，它是被生产的。意义既不是有待发现、恢复的，也不是有待再利用的，而是有待被新机制生产的。它不属于任何高度，它也不处于任何深度，而是表面的效应，与表面及其自己的维度分不开。不是因为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毋宁说是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者只因一种假设意义的“效应”才具有意义。我们不再自问宗教的“原始意义”是在于人类欺骗过的上帝还是在于上帝形象中被异化的人类。例如，我们并没有在尼采的著作中寻找一个颠倒或超越的先知。如果有一个作者——只要上帝之死（禁欲理想从高处跌落）对他而言被人性的虚假深度、内疚意识和愤恨所补偿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那么这个作者的确就是尼采：他将他的发现带到别处，带进格言和诗歌中，格言和诗歌既不会使上帝也不会使人说话，它们是通过确立有效的理想游戏来生产意义、测量表面的机器。我们并没有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人性深度和起源意义的探索者，而是寻找无意识机制的神奇发现者，意义通过无意识被生产，总是按照无意义被生产。不是在神的共相或人的个性中，而是在这些比我们自己更属于我们的、比诸神更神圣的奇异性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有效性找到场所，同时具体地激活诗歌与格言、持久的变革与局部的作用，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有什么官僚主义的东西存在于这些实为大众和诗歌的幻想机器中？只要我们一点点消失，只要我们能在表面上，只要我们像鼓一样绷紧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启。有一种空格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为了上帝；有一些奇异性既不是来自一般也不是来自个别，既不是人称的也不是全称的；所有一切都被流传、回声、事件所贯穿，而流传、回声、事件比人类从未梦想的、上帝也从未构想的东西更富意义、更自由、更有效。促使空格流传，而且促使前个体的、非人称的奇异性言说，简而言之是生产意义，这就是今日的任务。

在常识（sens commun）中，sens不再被用来说方向，而是被用来说器官。人们说sens是共同的，因为正是认同的器官、功能、官能才将任意的多样性与相同的形式联系起来。常识进行辨认、确认，不亚于良知进行预测。主观上，常识归摄灵魂的多种官能或微分化的身体器官，且将它们与一种能够说我的统一性联系起来：正是一个唯一且相同的我才会感知、想象、回忆、知道等，才会呼吸、睡觉、行走、吃饭……在这个主体之外语言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主体在语言中表达自己和展示自己，并叙说他做的事情。客观上，常识归摄那被给予的多样性，并将这种多样性与对象的特殊形式或世界的个体化形式的统一性联系起来：我看到、嗅到、品尝到、触到的正是相同的对象，我感知、想象、回忆的正是相同……正是在相同的世界中，我才呼吸、行走、熬夜或睡觉，同时我按照一个规定系统的法则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即便如此，语言在它所指称的这些同一性之外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人们的确认识到良知与常识这两种力量的互补性。良知不能指定任何开端和任何结束、任何方向，它不能分配任何多样性，如果良知不会向着一个能够将这种多样与主体的同一性形式、对象或世界的持久性形式联系起来的层级来超越自身，人们就假定这个层级从头到尾都是在场的。反之，这种同一性形式在常识中仍然是空虚的，如果它不向着一个能够用在此开始在彼结束的、这样或那样的多样性来规定它的层级以超越自身，而且人们假定这个层级只要实现它的各个部分的均衡，就会一直持续。质必须同时被阻止和被度量、被赋予和被辨认。正是在良知与常识的这种互补性中，我、世界与上帝——作为方向的最终出口和同一性的最高原则的上帝——的联盟被建立起来。因此，悖论的确是对良知与常识同时发生的颠倒：一方面它显示为无法预料的生成-疯狂的两种同时意义，另一方面它显示为丧失的、不可识别的同一性的无意义。

对于安托南·阿尔托而言，没有表面、不再有表面。刘易斯·卡罗尔在他看来如何不是一个矫揉造作的、不受所有深层问题侵扰的小女孩？第一种精神分裂症的迹象是表面爆裂。事物与命题之间不再有边界，恰恰是因为不再有身体（物体）的表面。精神分裂症式的身体的第一个层面是一种滤器-身体（corps-passoire）：弗洛伊德突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种禀赋来把握像无数小洞一样被开凿的表面和皮肤。其结果是整个身体只不过是深度而已，且将一切事物卷进、逮入这种张开的、再现基本退化的深度。一切都是物体，而且是物体性的。一切都是物体的混合，且在物体中是嵌套、穿透。阿尔托说一切都是身体的，“我们的背部拥有丰满的脊椎骨，它们被痛苦之钉刺穿，经由直立行走、承重的努力、对自由放任的抵制，它们通过相互嵌套在彼此之上形成脑颅”。树、脊柱、花、秆茎植物通过身体生长，总是有其他一些身体渗透进我们的身体之中，并与它的各部分共存。一切都直接是脑颅、箱装食物和粪便。因为不再有表面，所以内部与外部、容器与内容物不再有确切的界限，它们深陷于普遍的深度或转向现在的圆圈，而现在随着进一步被塞满而缩得越来越小。由此就产生了体验矛盾的精神分裂症的方式：或者在贯穿着身体的深层裂缝中，或者在嵌套和打转的、碎片化的各部分中。滤器-身体、碎片化的身体和分解的身体形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体的三个首要维度。

能动的这第二种语言、这种程序在实践上是被如下内容确定的：其辅音、喉音和嘘音的超负荷，其呼语和内在重音，其呼吸音与音步划分，其取代所有音节价值乃至字面价值的转调。问题在于通过使词成为不可分解、不可能瓦解而将词变成一种能动：无发音的语言（langage sans articulation）。但纽带在此是一种颚化的、非器官的原则，即海一般的断块或海一般的整体。关于俄语词derevo（树），语言专业的大学生为一种复数形式derev'ya的实存而感到高兴，他觉得内在的呼语在这个词中确保着辅音（语言学家的软符号）的融合。并非使辅音分离、使它们变得可发音，人们可能会说，简化为软符号的元音使辅音通过颚化而彼此不可分离，使它们难以辨认甚至不可发音，但在一种连续的呼吸中将它们变成同样多的、能动的呼叫声。全部呼叫声在呼吸中被连接起来，就像辅音在颚化的辅音中被连接起来一样，就好像鱼在整个海洋中或骨头在无器官身体的血液中被连接起来一样。况且还有火的符号、“水气之间摇曳的”波纹，安托南·阿尔托说，呼叫声在呼吸中是同样多的噼噼啪啪声。

人们可以把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当作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童话。一些冒失的英国精神分析家曾这么做：他们记录爱丽丝的望远镜-身体、她的嵌套与脱位、她显在的食物困扰与潜在的粪便困扰，那些既指食物碎块也指“优选的碎块”的碎块，那些迅速分解的食物性词语的拼贴和标签，同一性的丧失、鱼与海……人们还可以问制帽商、三月野兔和睡鼠在临床上再现何种疯癫。而且，在爱丽丝与汉普蒂·邓普蒂的对立中，人们可一直辨认出两个矛盾极：“破碎的身体——无器官身体”、滤器-身体与荣耀的身体。安托南·阿尔托本人没有其他理由来面对有关汉普蒂·邓普蒂的文章。但安托南·阿尔托的提醒就在这个确切的时刻引起反响：“我未曾翻译……我从未喜欢过这首诗……我不喜欢表面的诗歌或语言。”通过相信发现那些人们必然到处重新找到的相同质料或者那些制造错误差异的类似形式，一种糟糕的精神分析具有了两种欺骗自身的方式。精神病的临床层面与文学的批评层面恰恰同时被错过。结构主义有理由提醒：形式与质料只有在它们在其中得以组织的原始的和不可简化的结构中才具有意义。一种精神分析应该先来自几何维度，后来自历史轶事。因为生命、性本身先处于这些维度的组织和定位之中，后处于发生性的质料与被孕育的形式之中。精神分析不可能局限于指称病例、展示经历或意指情结。精神分析是关于意义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先是地理的，后是历史的。精神分析区分不同的国度。

这一直是一些非凡的时刻，是哲学在其中使无基底进行言说，并发现其愤怒、无定形、盲目的神秘语言的那些时刻：波默（Jakob Boehme）、谢林、叔本华。尼采起初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叔本华的信徒，当时他在《悲剧的诞生》中促使无基底的狄奥尼索斯说话，同时使其对立于阿波罗的神圣个体化，还对立于苏格拉底的世俗人称。这是“谁在哲学中说话？”或“什么是哲学话语的‘主体’”？的基本问题。但哪怕是使无定形的基底或未分化的深渊说话（伴随着它所有的酒醉和愤怒的声音），人们仍无法摆脱先验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样强加的抉择：除了人称与个体之外，你将不会区别任何东西……因此，尼采的发现是在别处，当时他通过摆脱叔本华和瓦格纳来探索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奇异性的世界，即他当时称作狄奥尼索斯的或强力意志的世界、自由的和不受束缚的能量。这是些不再被束缚在无限的存在的固定个体性（著名的上帝不变性）之中也不再被束缚在有限的主体的定居式界限（著名的认识限制）之中的游牧式的奇异性。这是某种东西，它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人称的，然而却是奇异的，尽管它完全不是来自未分化的深渊，但同时它从一种奇异性跳到另一种奇异性，一直掷骰子，这一掷属于一种在每一掷中总是被打碎的和被重组的同一投掷行为。这是生产意义的狄奥尼索斯机器，其中无意义与意义不再是处于一种简单的对立之中，而是彼此共存在一种新话语中。这种新话语不再是形式的话语，但更不是无形式的话语：它毋宁说是纯粹的无形式。“你将是一个怪物、一种混沌……”尼采回答道：“我们实现了这种预言。”这是这种新话语的主体，但它不再有主体，不再有人或上帝，更别说取代了上帝的人。正是这种自由的、匿名的和游牧的奇异性也确实贯穿着人、植物和动物，不管其个体化的质料和其人称性的形式如何：超人并不意味着另一回事，即所是的一切的高级类型。这是一种奇特话语，它必须革新哲学，并将意义最终不视作谓项、特性，而视作事件。

尼采在他自己的发现中就如同在梦中一样瞥见了下列行为的方法：行走在大地上，掠过大地，跳舞，把地底怪物和天空形态遗留下的东西带回表面。但他确实被一项更深刻的、更宏伟的也更危险的工作压垮了：他在他的发现中体验到一种有关下述行为的新方法：探索基底，以独特的眼光洞悉基底，从基底辨别出无数种声音，使所有这些声音说话，哪怕他被他解释和栖住的这种深层捉住，就像这种深层从未存在过一样。他无法忍受停留在脆弱的表面上，然而他通过人与诸神曾描述过这种表面的踪迹。返回他革新的、他重新挖掘的无基底，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才以自己的方式消亡了。要么是“准-消亡”（quasi-péri）；因为疾病与死亡是事件本身，就如同应由双重因果关系审判的人一样：身体、事物状态和混合物的双重因果关系，但也有准因的双重因果关系，后者再现着非物体性表面的组织或去组织的状态。因此，尼采变得精神错乱，并死于全身麻痹，似乎是身体的梅毒混合物。但这一事件遵循的缓慢进展，这次与激发全部作品并共同激发生命的准因相关，所有这一切都与全身麻痹、视觉性偏头痛和他承受痛苦的呕吐无关，除非给它们提供新的因果关系，即一种永恒真理——不管它们的身体性实现，作品中的一种风格，而不是身体中的一种混合物。除了在这种双重因果关系之下，我们不会看到其他提出作品与疾病关系的问题的方式。

实现自身也就是被表达。莱布尼兹坚持一个著名的论题：每个个体单子都表达世界。但这个论题并未被充分地理解，只要它被解释为它是指谓项在表达的单子中的固有性。因为确定无疑的是被表达的世界并不实存于那些表达它的单子之外，所以它实存于那些作为单子固有的谓项系列的单子之中。然而，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上帝创造世界而不是创造单子，被表达者不会与它的表达混淆起来，而是坚持存在或继续存在。被表达的世界由微分关系与毗邻的奇异性构成。它的确形成一个世界，只要取决于每种奇异性的各系列与取决于其他奇异性的各系列一起收敛：正是这种收敛将“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é）定义为世界之综合的规则。在各系列发散的地方，另一个世界开启了，与前面的世界是不共可能的。共可能性的奇特观念因此被界定为奇异性的连续统，因为连续性把系列的收敛作为理想标准。因而，不共可能性的观念不可还原为矛盾的观念；毋宁说矛盾以某种方式来源于不共可能性：在罪人-亚当与非罪人-亚当之间的矛盾来源于亚当在其中犯罪与不犯罪的诸世界的不共可能性。在每个世界中，个体单子表达这个世界的所有奇异性——无限性——好像发生在低语声或昏厥中一样；但每个单子只是“清楚地”包含或表达一定数量的奇异性，也就是处在每个单子得以构成的邻域处的、与它的物体连在一起的奇异性。显然，奇异性的连续统完全不同于这样一些个体，后者在清晰性的多变的和补充的等级上包含着连续统：奇异性是前个体的。如果的确是被表达的世界仅仅实存于各个体之中且作为谓项实存于各个体之中，那么它就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作为事件或动词继续存在于那些控制个体构成的奇异性之中：不再是罪人-亚当，而是亚当在其中犯罪的世界……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赋予谓项的固有性以特权是武断的。因为谓项在表达的单子中的固有性首先假定被表达的世界的共可能性，而且被表达的世界转而假设纯粹的奇异性根据收敛和发散的规则进行的分配，这些规则还属于意义和事件的逻辑，不属于说教和真理的逻辑。莱布尼茨在发生的这第一个阶段走得太远：他将被建构的个体视作包含的中心，视作是在世界中和在世界的物体上包含奇异性。

恩培多克勒与埃特纳火山的故事就是一则哲学轶事。它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有价值，但它确实在另一种维度上起作用。这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没有走出洞穴，他反而认为人们在其中被卷入得不够充分或被吞没得不够充分。在提修斯的故事中，他所拒绝的是线团：“您的上升道路，把您引向外面、引向幸福与美德的线团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意义……？您想借助这一线团拯救我们吗？至于我们，我们恳切地请求：用这个线团把您自己吊起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把思想置于洞穴中、把生命置于深度中。他们探查水与火。正如恩培多克勒打碎雕像一样，他们用锤子做哲学，也就是用地质学家、洞穴学者的锤子。在水与火的洪流中，火山仅仅吐出了恩培多克勒唯一的东西——他的铅制凉鞋。与柏拉图式的灵魂的翅膀相对立的是恩培多克勒的凉鞋，后者证明了他属于大地，他在大地之下，并且他是原地生成的。与柏拉图式的翅膀的拍打声相对应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锤子的敲打声。与柏拉图的皈依相对应的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颠覆。被嵌套的深度在尼采看来是哲学的真正定位，是在未来哲学中应该被复活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发现，伴随着一种也是思想的生命的全部力量或一种也是物体的语言的全部力量。“在每个洞穴后面都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应该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在表面之下都有一个更广阔、更奇异、更丰富的世界，在任何根基下面、在任何基础之外都有一个深渊。”起初是精神分裂症：前苏格拉底主义是哲学特有的精神分裂症，是在身体与思想中被挖掘的绝对深度，后者使荷尔德林先于尼采懂得发现恩培多克勒。在恩培多克勒的著名轮换中、在爱与恨的互补性中，我们一方面遭遇了憎恨的身体、被分成几块的滤器-身体、“没有脖子的头、没有肩的胳膊、没有前额的眼睛”，另一方面我们遭遇了荣耀的和没有器官的身体，“碎片的形式”，没有肢体，没有声音也没有性别。同样，狄奥尼索斯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两副面孔，他敞开的和被撕裂的身体，他的无动于衷的和无器官的身体，这是被肢解的狄奥尼索斯，也是不可穿透的狄奥尼索斯。

犬儒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反对柏拉图的玩笑数不胜数：问题始终是废黜理念和指出非物体不是在高处，而是在表面，非物体不是最高原因，而尤其是表面效应，非物体不是本质，而是事件。在另一方面，有人将指出深度是一种助消化的幻觉，后者完成理想的视觉性幻觉。实际上，这种狼吞虎咽、这种对乱伦的辩解、这种对同类相食的辩解是什么意思？当这后一个主题为克里西波斯和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所共有时，第欧根尼·拉尔修并没有为克里西波斯提供任何解释，但他为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在他看来，无论是从神庙里偷东西，还是吃任何动物的肉，都不是荒诞不经的事，甚至吃人肉也不是什么邪恶的事——这从一些外邦人的习俗中显示得非常清楚。他还说，通过正当的推理可知，万物彼此互含，相互渗透。在面包里有肉，在蔬菜里有面包；而其他物体则通过某种看不见的通道和分子渗透并以气体的形式结合到它们当中。他在《提俄斯特斯》一书中阐明了这种理论——如果这部悲剧真的是他的……”这个也与乱伦具有同等价值的论题证实了一切在物体的深度中都是混合物；不过没有一些据以判断此混合物而非彼混合物可能为坏的规则。与柏拉图所相信的相反，对于混合物而言没有一种居于高处的度量，即没有可界定好坏混合物的理念组合。与前苏格拉底哲学相反，没有更多的内在尺度能够确定混合物在自然（Phusis）深处的秩序和级数；任何混合物都与相互渗透的物体和共存的诸部分具有相同的价值。混合物的世界如何不可能是一切在其中都被许可的黑暗深度的世界？
克里西波斯区分了两种混合物：一是改变物体的、不完美的混合物，一是使物体未受损害并使物体在其所有部分中共存的、完美的混合物。毫无疑问，物体原因之间的统一性界定着一种完美的、液态的混合物，其中一切都恰当地处在宇宙性现在之中。但在它们受限制的现在的特殊性中被捕捉的物体没有根据它们的因果关系的秩序直接相遇，这种秩序只对整体有意义，同时也考虑到全部组合。这就是任何混合物都可被说成好或坏的原因：它在整体的秩序中是好的，但在局部相遇的秩序中是不完美的、坏的，甚至是极坏的。

智者从表面上发现什么？纯粹事件，从它们的永恒真理中被把握的纯粹事件，就是说从作为它们的基础的实体中被把握的纯粹事件，独立于它们在事物状态的内部中的时空实现。或者，同样的是发现纯粹的奇异性，即在其随机元素中被把握的奇异性的发射，独立于使奇异性具体化或实现奇异性的个体和人称。幽默的这一冒险、高度与深度为了表面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双重废黜，首先是斯多亚学派智者的冒险。但是，后来且在另一种语境中，这也是禅宗的冒险——反对婆罗门教的深度与佛教的高度。著名的问题-测验、问-答、公案（koan），证明意指的荒诞性，指出指称的无意义。禅杖是普遍的工具、疑问的主人，哑剧和消耗是答案。回到表面，智者从中发现了对象-事件，因为一切都在建构对象-事件的实体的虚空中进行沟通，智者发现了艾翁，对象-事件在艾翁中被描绘和被展开，却从未填满虚空。事件是形式与虚空的同一。事件不是作为被指称者的对象，而是作为被表达者或可表达者的对象，这一对象从不是现在的，但始终是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由此就出现在马拉美的作品中，它具有它自己的不在场或它的废除的价值，因为这种废除（abdicatio）的确是其作为纯粹事件在虚空中的设定（dedicatio）。“假如你有一根禅杖，”禅师说，“那么我就给你一根，假如你没有禅杖，那么我就拿走它”（或如克里西波斯所言：“如果你没有失去一件东西，那么你就拥有它；然而你没有失去角，因此你有角”）。否定不再表达任何否定的东西，但仅仅与其不成对的两半一起释放纯粹的可表达者，一半始终缺少另一半，因为前者因其固有的缺陷而实现超越，即使前者因其过剩而缺少（词=x之于物=x）。人们可在禅宗的技艺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仅是绘画艺术（其中不受支撑的手腕所操控的毛笔平衡着形式与虚空，而且在偶然动作和“像头发一样的线”的系列中分配着纯粹事件的奇异性），还有园艺、花艺和茶艺、箭艺、剑艺（其中“铁器的挥动”从令人赞叹的空虚中突然出现）。通过被废除的意指和失去的指称，虚空是与其自身的无意义一起被创造的意义或事件的场所，那里只不过发生了场所。虚空本身是悖论性的元素，是表面的无意义，是作为意义的事件从中涌现的、始终被移位的随机点。“不再有应该逃避的生死循环，也不再有要获得的最高认识的循环”：虚空的天空既拒绝精神的最高思维又拒绝自然的深层循环。问题与其说触及直接（l'immédiat），倒不如说规定直接被“立即”固定为不可触及的这一场所：虚空和连同它一起的任何事件得以产生的表面、作为剑的锋刃或弓弦的边界。因此就有了无画之画、不思之思、不射之射、无言之言：完全不是在高度或深度上难以言表的东西，而是语言在其中变得可能的这种边界、这种表面，语言在变得可能时只不过激发了一种缄默的直接沟通，因为只有通过复活所有间接的、被废除的意指和指称，语言才能被言说。

对于“谁在言说？”的这个疑问，我们有时以个体进行回答，有时以人称形式进行回答，有时以分解两者的基底进行回答。“抒情诗人的自我从存在深渊的深处高呼，他的主体性是纯粹的想象”。然而还回荡着最后的回答：它否认未分化的原始基底，也否认个体和人称，而且它拒绝它们的矛盾，也拒绝它们的互补性。不，奇异性没有被囚禁在个体和人称之中，而且当人们击垮个体和人称时，人们也未跌进未分化的基底、无基底的深度。所谓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是自由的和游牧的奇异性。比任何基底更有深度的，是表面、皮肤。这里形成一种新型的秘传语言，它本身是它自身的模型和它的现实性。生成-疯狂在其沿着艾翁的直线、永恒性上升到表面时改变形态；同样分解的自我、有裂缝的“我”、丧失的同一性在它们不再被击败时也改变形态，为了相反地解放表面的奇异性。无意义与意义摆脱了它们之间的动态对立关系，以便融入静态发生的共现，作为表面的无意义与划过表面的意义。悲剧性与反讽让位于一种新价值——幽默。因为反讽如果是存在与个体或者“我”与再现的共外延性，那么幽默也是意义与无意义的共外延性；幽默是表面与替身的技艺、游牧的奇异性与一直被移位的随机点的技艺，是静态发生的技艺，是纯粹事件的手段或者是“第四人称单数”——任何被悬置的意指、指称和表示，任何被废止的深度和高度。

真正不道德的，是对下述道德观念的一切利用：正义、不正义、优点、错误。那么期望事件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战争发生时就接受战争、创伤和死亡发生时就接受创伤和死亡吗？很有可能的是，顺从还是一种怨恨形态，而怨恨确实拥有很多形态。假如期望事件首先就是释放出它的永恒真理，就像用它来维持的火一样，这种期望达到这样的境地：战争针对着战争被发动起来，创伤是所有创伤的鲜活痕迹和疤痕，逆转的死亡针对着所有死亡被期望。意志的直觉或嬗变。乔·布斯凯写道：“针对我对死亡的见解——意志的崩溃，我将代之以死亡的渴望——意志的神化”。从这一见解到这一渴望，没有什么东西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除了意志的变化，即一种整个身体的原地跳跃，整个身体用其有机体的意志换一种精神的意志，它现在所期望的真不是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所发生的事情之中的某种事物，与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一致的某种事物，按照晦涩的、幽默的一致性的法则：事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命运之爱才与自由人的战斗融为一体。任何事件中都有我的厄运，但也有辉煌和光芒，它使厄运干枯，并使得事件一旦被期望就在它最收缩的尖点上、在某一操作的边缘上被实现，这便是静态发生或纯洁构想的效应。事件的光芒、辉煌是意义。事件不是所发生的事情（意外之事），事件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是向我们示意和等待我们的、纯粹的被表达者。根据上述的三种规定，事件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是必须被理解、被期望、被再现的东西。乔·布斯凯还写道：“成为你厄运的手下，学习如何体现你厄运的完美与光芒。”人们不能说得再多，人们也从未说过再多：变得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相适合，因此期望和释放事件，变成他自己的事件的儿子，并由此重生，再次诞生，与他的肉体诞生断绝关系。变成其事件之子，而不是其作品之子，因为作品本身只会由事件之子所产生。
参与者并不像神一样，毋宁说是像反-神一样。神与参与者通过他们的时间解读而相互对立。人类作为过去或未来把握的东西，神在永恒现在中对之进行体验。这尊神是柯罗诺斯：神圣的现在是整个圆，而过去和未来则是与整个圆的特殊段相关的维度，这一特殊段将其余部分置于整个圆之外。相反，参与者的现在最狭小、最收缩、最即刻、最准时，它是一条不断划分线并将自身分成过去-未来的直线上的点。参与者属于艾翁：不是最深层的、最完满的现在，即展开的、包含未来和过去的现在，在此出现一种不受限制的过去-未来，后者被反射在并不比镜子更厚的空洞的现在之中。参与者再现着，但他所再现的东西一直还是未来的且已经是过去的，而他的再现是无动于衷的，而且被划分、被二分却未断裂，既未起作用，也未被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喜剧演员的悖论：他停留在瞬间，为了表演某种不断提前和延后、希望和召回的东西。

因为物理混合物只有在整体的层次上、在神圣现在的整个圆中才是公正的。然而，对于每个部分而言，存在着许多不公与丑行，许多寄生性的、食人肉的过程，这些过程也的确激起我们面对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恐惧、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怨恨。幽默与一种选择性力量不可分离：在所发生的事情（意外之事）中，幽默选择纯粹事件。幽默从吃中选择说。乔·布斯凯确定幽默-演员的种种特性：每次有必要时就毁灭痕迹；“在人类与劳作中间建立起他们在辛酸之前的存在”；“赋予瘟疫、暴政、最恐怖的战争以徒劳统治的喜剧的可能性”；总之，为每种事物抽离出“无玷污的份额”、语言与意愿——命运之爱。
为什么任何事件都是瘟疫、战争、创伤、死亡的类型？这只是意味着厄运的事件多于幸运的事件？不是，因为问题在于任何时间都具有双重结构。在每个事件之中，的确有实现的现在时刻，事件体现在事物状态、个体、人称中的时刻，有人边说边指称的时刻：哦，到时候了；而且事件的未来和过去只有根据这一确定的现在、从体现它的事件的角度才会得到评判。但另一方面还有从自身被把握的、避开现在的事件的未来和过去，因为此种事件摆脱事物状态的限制，因为它是无人称的和前个体的、中性的，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特殊的，即唯一事件……；或者毋宁说，它不拥有其他的现在，只拥有再现它的动态瞬间的现在，后者总是被二分为过去-未来，由此形成理应被称作反实现的东西。在一种情况下，正是我的生命才让我觉得它对我而言太过脆弱，才在一个在与我的确定关系中变成现在的点上进行逃离。在另一种情况下，恰恰我才对生命而言太脆弱，恰恰生命才对我而言太强大，到处抛掷它的奇异性，既与我无关，也与一个作为现在的、可规定的时刻无关，除了与无人称的瞬间有关，后者被二分为尚未到来的未来与已经逝去的过去。这种含糊性基本上是伤口和死亡、致命伤口的含糊性，没有人像莫里斯·布朗肖那样指出这一点：死亡同时是处于一种与我和我的身体的极端的或确定的关系之中的东西、在我之中被赋予根据的东西，但也是与我无关的东西（非物体的与不定的、无人称的），是在自身之中被赋予根据的东西。一方面有被实现和被完成的事件的部分，另一方面有“其完成不能实现的事件的部分”。因此有两种完成，就像实现与反实现一样。正是因此，死亡及其伤口才不是其他事件中间的一种。每个事件就像死亡一样，是复象并在其复象中是无人称的。“它是现在的深渊，是我与之无关的无现在的时间，即那种我不能冲向的东西，因为在它之中，我不会死，我被剥夺了死的能力，在它之中，人们（on）会死，人们不断地不停地死。”

只有自由人才因此能在唯一的暴力中理解所有暴力、在唯一的事件中理解所有致命事件，唯一事件不再给偶然之事留有余地，不仅揭露或罢黜个体之中的怨恨力量，而且揭露或罢黜社会中的压迫力量。正是通过传播怨恨，僭主才形成同盟者，即奴隶和仆人；只有革命者才能摆脱怨恨，人们通过怨恨分有压迫秩序，并总是从中获益。但一个唯一且相同的事件呢？提取和提纯的混合物，且它刚刚未混合地度量了一切，而不是把一切混合在一起：所有暴力和所有压迫都汇集到这个唯一事件，后者通过揭露一个暴力、一个压迫来揭露所有暴力和所有压迫（疑问的最近的或最终的状态）。“诗人愿意承担的精神病理学不是个人命运的一个不吉祥的小意外、一个个别的意外障碍。不是送奶人的卡车碾过了他的身体并让他成为残疾人，而是黑色百人团的骑兵们对维尔诺犹太人区中的先辈们进行大屠杀……他头部受到的打击不是来自街头流氓的打架，而是当警察攻击示威者们……他之所以像一个天才的聋子一样叫喊，乃因为格尔尼卡和河内的炸弹震聋了他……”。正是在所有事件都这样在唯一的事件中汇聚的动态的和确切的点上，嬗变才得以发生：在这个点上，死亡转而反对死亡，死就如同是对死亡的罢黜，死的无人称性不仅标记着我迷失于我之外的时刻，而且标记着死亡迷失于自身的时刻和最奇异的生命为了取代我而呈现的形态。

如果表面的秩序本身就有裂缝，那么这种秩序怎么不自己破裂？如何阻止自身加速毁灭？即便丧失所有与之相关的优势——语言组织与生命本身。人们怎么才不会达到这种境地——人们只不过能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深处中进行拼读和喊叫而完全不再说话？如果表面上有裂缝，那么如何避免有深度的人生变成垮掉的事情和变成“当然”？当避免使非物体性的裂缝实存、避免使它在物体的深处中具体化时，有可能维护它的持存吗？更确切地说，当避免那显示受害者或真正患者特点的完满实现时，有可能局限于事件的反实现——演员或舞蹈演员的简单的、平面的再现吗？

酗酒没有显现为对快乐的探索，而是显现为对效应的探索。这种效应主要在于此：现在的异乎寻常的硬化。人同时生活在两种时间中，人同时生活在两种时刻中，但完全不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另一个时刻能够诉诸审慎人生的计划，也诉诸对审慎人生的回忆；它仍然以完全不同的和被深刻改变的方式实存，它在这一被硬化的现在中被把握，而这一现在就像一个在硬化肉体上的柔软脓包一样环绕着它。在另一时刻的这一柔软的中心，酗酒者因此认同他的爱、“他的恐惧和他的怜悯”的对象，而现在时刻的被体验和被期望的艰难允许他远距离地抓住现实。而且，酗酒者既喜欢这种侵袭他的僵化，也喜欢这种僵化环绕和隐藏的柔和。其中的一个时刻在另一个时刻之中，而且现在被如此硬化、被瘫痪，只是为了投注这个准备要爆裂的柔和点。两个同时进行的时刻奇怪地被形成：酗酒者根本没生活在未完成过去时或未来时，他只有复合过去时，但是一种极其特别的复合过去时。他在醉酒中形成一种想象的过去，好像过去分词的柔性要与现在时的助动词的硬度结合起来：“我爱过”（j'ai-aimé）、“我做过”（j'ai-fait）、“我见过”（j'ai vu）——这里表达两种时刻的结合，酗酒者在后一种时刻中体验前一种时刻的方法，同时享有躁狂症之万能的乐趣。这里复合过去时根本没有表达距离或完成。现在时是动词avoir的现在时，而所有的存在在后一种同时发生的时刻、分享的时刻、分词的认同中是“过去的”，但是，多么奇异的、几乎无法忍受的张力……现在环绕、投注和束缚另一个时刻的这种接受、这种方式。围绕着柔软的中心、熔岩、液态的或糊状的玻璃制品，现在变成了结晶体或花岗岩的圆。然而，这种张力还为了其他东西而松开。因为复合过去时的功用就是变成“j'ai-bu”形式。现在的时刻不再是酒精效应的时刻，而是效应之效应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