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见一见阿蓬戈王子，他是无数个砍甘蔗并将它们加工成糖，从而使欧洲人的茶水变甜了的非洲人中的一员。18世纪中叶，在牙买加，甘蔗田已经严重非洲化了。像其他许多非洲人一样，阿蓬戈吃尽了苦头，懂得了与欧洲奴隶贩子亲近是相当危险的。他曾是海岸角城堡总督约翰·科普的座上客。在这座城堡中，有1500名奴隶挤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他们竭力透过只有10英寸见方的通风口呼吸空气，直到被迫穿过不祥的“不归门”（Door of No Return）踏上运奴船。阿蓬戈王子与科普坐在楼上，一定听到了地下传来的狂乱的尖叫声和呻吟声，就连镇上的居民也在抱怨这些噪声。而且，这两人绝对无法避开人类排泄物发出的恶臭，这些气味从地牢一直往上飘散。
这座城堡臭名昭著，因此阿蓬戈带着100名全副武装的护卫前往此地。后来，他在森林里打猎时被俘获，他要么被关押在这座城堡的地牢里，要么被关押在更西边的维达。维达关押奴隶的临时禁闭处结构更简单，但条件同样恶劣，与海岸角城堡不同的是，它与运奴船还有一段距离。登船时，一列列被锁链绑在一起的奴隶拖着令人心碎神乱的脚步，在翠绿的乡村风景中穿行，去往港口。

图15 海岸角城堡是一个重要的奴隶贸易据点，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在当地的行政中心。这里提到的约翰·科普日后成了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主，他曾与阿蓬戈王子进行过会谈，后者之后成了牙买加甘蔗田里的一名奴隶，他们会谈的地点就在地牢上方。地牢里关押着的就是将被运到新大陆种植园里终生为奴的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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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牙买加，阿蓬戈从未忘记自己的王室身份，也从未屈服于自己被奴役的处境。不过，他似乎已经宽恕了约翰·科普，约翰·科普之前与人合谋俘获了他。彼时，科普已经退休，在牙买加经营甘蔗种植园。阿蓬戈甚至还设法参观了他的种植园，像过去一样，据说科普为阿蓬戈“摆了一张桌子，铺上一块餐布，等等”。后来，科普的儿子（也是一名种植园主）声称，他的父亲曾计划买下阿蓬戈，并将他送回非洲。这要是能发生在1760年之前，阿蓬戈就不会成为塔基起义的领头人了。在这场起义中，有60名白人和400名黑人丧生，阿蓬戈就是其中之一。
阿蓬戈王子是沿着塞内加尔至安哥拉3400英里的海岸线被售卖的数百万非洲人之一。在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际奴隶贸易使得至少1300万非洲人背井离乡，超过200万非洲人因此而丧命。在1100万被运送到异国做奴隶的非洲人之中，糖料种植园消耗的奴隶数量是最多的，共600万人。

奴隶贩子根据买家对年龄、身体条件、性别，甚至种族的需求挑选非洲人。糖料种植园主偏爱15至30岁强壮健康的男性，但对于哪个部落最适合当奴隶意见不一：许多人认为阿坎人叛逆但能力强，伊博人温顺但容易自杀。非洲人原有的职业并不重要，奴隶贩子会抓捕他们能抓住的所有人，无论是农民、渔夫、猎人、工匠、商人、家仆、巫师、抄写员、酋长，还是贵族。曾有两位王后被卖为奴隶，一位是由于继子猜忌，另一位是因为丈夫猜疑。奴隶贩子偶尔会收到“特别订单”，例如牙买加糖料种植园主约翰·科普的妻子莫莉曾特别指明要购买“一个大约12岁的伊博女孩，小脚，不弓形腿，牙没被锉过，手小而长、手指细长，等等，用作缝纫女工（原文如此）”。
这些非洲人在登船之前会经历一个分拣过程，这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船上的外科医生或其他船员会对俘虏进行检查，看看他们是否有断牙、皮疹或其他疾病症状等缺陷。如果四肢畸形或手指缺失，那么这些（幸运的）俘虏可能就会被拒收和释放。
这种检查的目的既是挑选，又是羞辱。赤裸的奴隶被迫跳跃和进行其他运动。外科医生会命令他们张开嘴巴，并且“会用最细致的眼光去检查男女的隐私部位”。一名检查人员将被俘的非洲人推来扭去，还不时戳刺几下，“毫不留情地挤压胸脯和腹股沟”，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排除那些睾丸下垂的奴隶。奴隶贩子经常掩饰自己的商品，比如遮掩年纪大一些的奴隶灰白的头发或干裂的皮肤，因此被剃光毛发并涂了油脂的睾丸是可疑的。通过分拣的奴隶会被烙铁打上烙印，然后被赶到等候的运奴船上。
男性奴隶占了整船人口货物的三分之二。他们被铐起来，推入甲板下方空气窒闷的货舱里。前奴隶奥劳达·埃基亚诺回忆说，这些舱室是“绝对致命的”。无论是“紧密地挤在一起”，还是“松散地挤在一起”，奴隶们都被限制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内。官方规定的运奴船为每个奴隶提供的“空间大小”是“5英尺长、11英寸宽、23英寸高”。在大多数运奴船上，奴隶被迫待在满是呕吐物、尿液和粪便的船舱里，像勺子一样紧贴着彼此睡觉。妇女和儿童不用戴上镣铐，他们被另行关押。而受到粗暴对待、营养不良的水手还会虐待和强奸妇女。
在奴隶们处于如此悲惨困境的情况下，船长们追求的是最大利润，这意味着他们的货物要能够存活并处于适合销售的状态，死去的奴隶意味着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试图实施所谓的卫生和健康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由一名手持九尾鞭的奴隶监工监督执行的。卫生措施包括强迫奴隶刮掉污迹、冲洗肮脏的船舱。保证健康的方式是将奴隶赶到甲板上，强迫他们锻炼和跳舞，这些活动往往是荒诞不经的。

图16 奴隶们挤在像“布鲁克斯”号这样的运奴船上肮脏的货舱里，痛苦地忍受中央航路这段跨大西洋的旅程。幸存者会将“船伴”视为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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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航路这段旅程没有任何卫生和健康可言。食物和水总是供应不足，尤其是当船只为了满载奴隶要等上几个月时。这些非洲人痛苦又绝望，或者病得厉害，经常拒绝进食。水手们会采取强迫喂食的方式，哪怕在此过程中会弄断奴隶的牙齿或者使他们被食物噎住。疾病、自杀和暴行造成至少200万人死亡。在有些船上，一小部分人死去；其他船只抵达时则满是奄奄一息的奴隶，死者早已被抛到了船外。曾有船长运送700名非洲奴隶，抵达时有320人丧生，他诅咒这些奴隶是“一群比猪还恶心的家伙”。
除喂养、供水、锻炼和以其他方式维持奴隶存活的挑战之外，船长们还需面临奴隶暴动的威胁。有超过100万人参加反叛，每10艘奴隶船中就有1艘发动起义。一名船长指示说，“让（奴隶）一直戴着镣铐，双手要捆住，以防他们暴动或跳海”。运奴船成了由武装水手看守的“浮动的监狱”。水手们将自己的人口货物视为充满敌意和危险的。
非洲妇女在运奴船航行途中发动的反叛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些妇女没有被捆缚，有时还能从强奸她们的水手那里获取有用信息，她们鼓励、提醒反抗的男性首领，并向他们提供重要情报。这些暴动从非洲海岸就陆续发动了，持续整段航程。历史学家戴维·理查森了解到485起暴动，其中93起是非洲人从岸上袭击运奴船，392起是船上的奴隶起义。手无寸铁的反抗者很少能获胜，但每一次起义都是反抗和仇恨的宣言，为奴隶的新生活定下了基调。
一段时间（从五周到两三个月不等）后，新的生活开始了。奴隶贩子会清洗和修饰他们的货物（奴隶），准备售卖，比如给过于瘦弱的人喂食，给他们刮胡子，给年纪大一些的奴隶涂抹油脂，尽可能掩盖坏血病、疥疮和梅毒造成的破坏，甚至堵住感染了痢疾的奴隶的肛门。有些奴隶贩子会让自己的商品穿上廉价的衣服，另一些奴隶贩子则任由奴隶们赤身裸体。
潜在的买家会戳刺或挤压奴隶的四肢，检查他们的生殖器和身体上的每一处孔口。他们会仔细查看奴隶的口腔内侧，看看这些人的牙龈或嘴唇是否显得异常苍白，牙齿是否被磨尖了，白人普遍不太喜欢这种非洲风俗，他们认为这种风俗非常野蛮。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臭名昭著，因为他们检查时偏好抓握大胸脯的女奴。
在船上或者岸上的临时奴隶囚笼里展开的奴隶买卖是中央航路阶段的恐怖高潮。奴隶们通常是以“争抢”或“燃烛式拍卖”的形式被卖掉。埃基亚诺描述了当买家冲向或“争抢”自己选中的奴隶、尖叫着并抓住他们时奴隶经受的恐惧。在“燃烛式拍卖”中，买主不停竞价，直到蜡烛烧短一英寸。黑人和白人目击者永远都不会忘怀奴隶们被买走，不得不与家人、朋友分离时令人心碎的哀号。

奴隶们有自己的激励手段。尽管一直受到白人的监视，但他们还是会通过唱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痛苦。“猪肉组”吟唱道：“艰苦的劳作杀死了黑哥们儿，啊，亲爱的，他肯定得死/一个周一的早上，他们命令我躺下/在我屁股上打了三十九下。”一些奴隶会唱一些宣泄性的歌：“一，二，三/都一样/黑，白，棕/都一样/都一样/一，二，三。”天还没亮，古巴的奴隶就下地了，他们用“拖长音的野蛮哭号声”吵醒种植园主的客人们；煮糖工冲着司炉工大喊大叫，“啊——吧啦！”“咦——喳！咦——喳”，组里的奴隶在装车或填充甘蔗坑的时候唱着“野蛮、不成调的歌”。
有时，奴隶们也沉默不语。在法属圣多曼格，瑞士旅行家朱斯坦·吉罗—尚特朗斯观察到，在太阳炙烤下，汗流浃背的奴隶们赤身裸体或者衣衫褴褛，他们挖着甘蔗坑，“甘蔗田里死一般地寂静……种植园里的管事冷眼巡视着奴隶，若干工头手持长鞭分散在奴隶中间，随时给那些看起来疲累得无法跟上工作进度的奴隶来上几鞭子……如果这些奴隶跟不上进度，谁也逃不过噼啪作响的鞭子”。

图17 威廉·克拉克的《安提瓜岛十景》系列画作展示了制糖的过程，以及被雇用的黑人在田间、锅炉房和酒厂劳作的情况，1823年。这幅图片描绘了在韦瑟雷尔的庄园里，一群以男性为主的奴隶在戴着一顶黑帽的监工监督下正在挖甘蔗坑，这项工作既辛苦又要求精准。另有一个女奴和两个孩子站在拥挤的牲畜围栏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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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甘蔗坑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许多监工会雇用临时工队以补充劳动力。临时工队通常是属于一个或多个从事奴隶出租业的白人殖民者的财产；临时工队也有可能属于小农场主，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些奴隶在收获季的间隙赚点零钱。在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临时工是最辛劳、最受虐待的。种植园主拥有的奴隶是他们自身最大的资本投资，哪怕只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奴隶也值得活下去。牙买加种植园主马修·刘易斯承认，挖甘蔗坑“虽然对于受雇的黑人临时工来说也是件苦差事……但至少减轻了我的奴隶负担”。
糖奴非常害怕被派去挖甘蔗坑，以至于受雇来挖甘蔗坑的临时工队的报酬比妓女或糕点师的还要高。在异国他乡的甘蔗田里，临时工队（几乎都是非洲男性）在对他们的福祉毫不关心的监工的注视下超负荷工作，忍受鞭打、饥饿，晚上也只能露天睡在地里。一旦成为临时工，他们的预期寿命估计不到7年，19世纪的一名观察者哀叹道，他们像“过度劳累或受到过度驱使的马”一样死去。

图18 在博德金的庄园里种植甘蔗：两队奴隶在两名工头的监督下劳作。牛在远处吃草，修士山军事基地（又称乔治堡）的轮廓十分显眼。这座堡垒是为了保护安提瓜免受阿拉瓦克人和法国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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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德拉普斯庄园里的甘蔗砍伐场景：一群奴隶在戴着棕色帽子的工头的监视下收割甘蔗。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另一群奴隶正捆束砍下来的甘蔗，把它们运到等候的马车上。骑马的白人监工正和一个奴隶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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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辛苦劳作、物资匮乏和残酷惩罚，田间的女奴还必须应对怀孕、分娩和最艰辛的养育子女的问题。糖料种植园主认为，儿童奴隶（以及老年奴隶）是造成种植园资金流失的一大因素，因此他们对大月份孕妇也毫无怜悯之心。从两周到两个月大，存活下来的婴儿像在非洲那样被母亲绑在背上，带到田里去劳作。有些妇女整天都这样劳作，她们在婴孩小小身体的重压下弓背弯身。另一些人则不得不把婴儿放在“粗树藤下的托盘里”或软布、羊皮垫上，他们看起来“像蝌蚪”，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暴露在酷烈的天气和蚊子面前。他们顶多能吮吸一块甘蔗，由一个年老女奴（产婆或者保姆）看守着。在一些种植园里，几个哺乳的母亲轮班照看婴儿，每人两个小时，然后回到田里继续劳作。“工头在她们喂奶时咒骂她们及其哭闹的婴孩。”

图20 在德拉普斯庄园的一间酿酒厂里，奴隶们将桶装的甘蔗糖浆倒进黄铜缸里。在他们对面，一名白人不顾酷热穿着正装、戴着高顶礼帽，检查蔗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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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奶或者母亲不被允许在甘蔗田里哺乳之后，这些婴儿依靠一种被称为“帕拉达”（parrada）的食物生存，即由面包、面粉和糖捣成的糊状物。在甘蔗地里照顾这些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既困难又危险。大多数母亲会将他们留在住处，放在“托儿所”里，其实这只是一种委婉说法，那里尘土飞扬，大龄儿童和年老体弱的女奴负责照看他们。在一些种植园里，意志坚定的母亲会“忍受幼儿像圣乔治骑马那样跨骑在自己身上的痛苦，继续弯腰”除草或挖甘蔗坑。
古巴的大型种植园会将奴隶生下来的婴儿关在阴暗的奴隶营舍区的“育婴室”里，但允许母亲每天从地里回来给他们哺乳两到三次。一名美国女性发现这些小家伙“异常安静和温顺”，而一名白人男性访客则形容他们为“小黑孩儿、赤身裸体的小罪人，他们彼此追逐嬉戏，玩得十分开心”。

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一个残疾的苏里南奴隶解释了他为什么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我们在糖厂里给磨石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掉我们的手；要是想逃，就砍下一条腿，这两桩我都碰上了。我们付了这代价，你们欧洲人才有糖吃。”
在古巴，引人注目的蚁丘种植园（Ingenio Hormiguero）占地3000英亩，它在磨坊内部设有一间客厅。磨坊主的妻子们坐在摇椅上做着针线活，注视着“滚筒间通过的每一根甘蔗……和整个磨坊内部的情况……女士们……可以准确地判断甘蔗出汁的比例、设备的运转是否平稳，以及最后一队新骡子是否表现良好”。
甘蔗被磨碎后，榨出的汁液顺着长长的木制沟槽输送到煮糖间，进入一系列铜制容器，这些容器被称为“牙买加列车”，第一个容器是最大的。在靠骡子驱动的磨坊里，驱赶骡子的人抽打着骡子走了一圈又一圈。在难以忍受的高温下，奴隶们铲起木柴或干甘蔗渣给锅炉添火。加热甘蔗汁时，奴隶们会加入石灰，以澄清甘蔗汁。奴隶们不停地撇去汁液中的杂质，然后用长柄勺将甘蔗汁倒进小一些的蒸煮锅。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煮锅中的甘蔗汁已变成黏稠如太妃糖那样的糖浆。甘蔗汁的澄清过程同样很危险，精疲力竭的奴隶经常被沸腾的液体烫伤。

图21 一个奴隶向两名欧洲人解释他肢体残疾的原因，并补充道：“我们付了这代价，你们欧洲人才有糖吃。”这幅插图出自伏尔泰的《老实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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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糖间的奴隶必须具备娴熟的技能，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可能毁掉糖。种植园中领头的煮糖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它最宝贵的资产。他必须辨别送来的甘蔗品质：品种，是新种的还是宿根的；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中，浇水和施肥的频率；是否受到害虫或老鼠的啃食，以及生长了多久、收割时的成熟度如何。根据这些信息，他将决定使用多少石灰和熬煮甘蔗汁的时长，100磅甘蔗需要的石灰量从2盎司到3磅不等。领头的煮糖工实际上决定了种植园主出口到欧洲的糖的品质：是否配得上贝德福德公爵夫人的下午茶，还是格拉迪丝能负担得起的粗糖？牙买加监工托马斯·西斯尔伍德从邻近的种植园雇来了“知名煮糖工”威特，他对威特的工作非常满意，因此奖励给他4个分割币（相当于半个西班牙银元）和两瓶朗姆酒。这可是他给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女奴的两倍，和送给自己迷恋的那些女人的一样多。

当马提尼克岛的皮埃尔·德萨勒宣称理性“是黑人无法理解的语言，黑人的音乐是皮鞭声”时，他简直是说出了成千上万甘蔗种植园主的心声。在每片奴隶营房，这样的音乐开启了奴隶们一天的劳作，还产生了“破晓”（the crack of dawn）这样一种说法，工头会挥动鞭子以叫醒奴隶去上工。（有些监工则改吹海螺壳或是敲响铃铛。）在古巴，种植园主和殖民官员都认为，“为了受到奴隶的爱戴，他必须震慑得住奴隶”。一名美国访客描述了“岛上的可怕之处，在那里，一天24小时中只有4个小时听不到皮鞭声。那里的蔗糖简直可以说是闻起来都有奴隶的血腥味”。
在赶往甘蔗田之前，奴隶们在种植园周围还有一些杂务要做。这些“黎明前的工作”包括清理牲畜粪便、为牲畜寻找饲料等繁重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后，他们带着锄头和食物去往田里，在那里集合，等待点名。迟到的人都会遭到鞭打，其中甚至有那些照看婴儿的母亲。尽管如此，有些奴隶仍旧每天早上都迟到。点名后，奴隶们饿着肚子，在地里工作将近两个小时，直到上午10点，他们才停下来吃之前讨要到并带过来的食物。奴隶们每时每刻都感到饥肠辘辘。在甘蔗成熟的季节，他们冒着被鞭打的风险偷吃甘蔗来缓解饥饿。手起刀落，切下的甘蔗就变成了能再支撑他们艰辛劳作数小时的便捷快餐。工头如果发现奴隶偷吃，就会施以严酷惩罚。托马斯·西斯尔伍德会用“德比的配料”来惩罚偷吃的奴隶，也就是强迫奴隶德比在偷吃的菲利、埃吉普特、赫克托、乔和波莫纳等人的嘴里排便。
吃完早饭，奴隶们又得不间断地完成一大段劳作。日头升得最高时，奴隶们才能停下来吃午饭和休息，时长两个小时。这时田野里热浪滚滚，而奴隶们已经劳作了6到8个小时，疲倦不堪。然而，午餐时间通常是园艺劳作的一种委婉说法，因为许多奴隶更愿意在这个时候去照料分配给他们自己的田地，这也是他们唯一的食物和收入来源。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也会用孩子们采集来的草和植物喂养鸡和猪。很快，啪啪的抽鞭子声或沉郁的海螺壳声将他们召回到甘蔗田里。

甘蔗田里的工头几乎都是男性，他们属于种植园里最重要的劳动力之列。工头是“被正式授权的暴君”，赢得了手下受驱使的奴隶的尊重，或者说至少是畏惧。种植园主或监工要确保自身和工头在监督奴隶工作的过程中存在利害关系。只要工头的工作效率够高，一些监工和种植园主会容忍工头对女奴的性掠夺。有些种植园主走得更远，甚至向工头征求关于新奴隶的意见，乃至将他们一起带去奴隶拍卖会。工头往往也是田间奴隶的丈夫、兄弟和父亲，这使奴隶的家庭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玛丽·普林斯曾是安提瓜的一名黑奴，她听到黑人工头亨利在教堂里忏悔“自己对奴隶非常残忍，但是他只能这样做，因为必须要服从主人的命令……他说……有时候不得不鞭打自己的妻子或姐妹，这真的很可怕，但如果他的主人命令了，他就必须这么做”。玛丽补充道，更糟糕的是，他不得不剥光她们的衣服，即便是“生过孩子的女奴，也得在光天化日下遭受羞辱”！一名卫斯理会传教士目睹“一名看起来明显有40多岁的妇女趴在地上，衣服被极其无礼地翻了起来，有两个人摁住她的手，另有一人抓住她的脚……工头用鞭子一下又一下抽打她”。
工头这样做，肯定是得到监工批准的。监工和种植园主绝不允许工头有任何仁慈举动。在收割的季节，愤怒的皮埃尔·德萨勒惩罚了一名工头，因为那个工头说“他没有杀人的习惯”。德萨勒“将三根木桩打入地下，然后将那个工头绑在木桩上，鞭打了50下……但他还是坚称要像以往那样行事。所以我给他戴上了铁项圈”。大多数工头都服从命令，当奴隶故意或由于疾病、残疾和缺乏技能而表现不佳时，他们就会遭到工头的愤怒惩罚。
在收获季结束，需要装运的成品糖都已准备妥当，而新的耕种季节尚未开启时，疲惫的奴隶们得以享受一段短暂的欢庆喘息期。种植园主和监工会奖励给他们朗姆酒、糖，有时还有食物。西斯尔伍德记录道：“从桶里给奴隶们倒出15夸脱朗姆酒，再盛两大杯糖让他们开心一下，现在收割季已经结束。”奴隶们开始期待这类表示感激的奖励，如果这些期待未被满足，他们就容易发生反叛。

儿童奴隶被称为“小黑鬼”（pickaninnies），此词是由西班牙语“pequeños niños”（意为小孩）衍生而来的变体。四五岁时，儿童奴隶的童年就结束了。之后，正如一位外居的牙买加种植园主在实地考察自己的庄园为何不再赢利后报告的那样，这些儿童奴隶“被安排去做清理道路、给厨房搬柴火等活。一个男孩监工挥舞着小棍或白色枝条，监督他们完成各种任务”。大约9岁时，男孩和女孩就被编入“猪肉组”，负责采集草料、饲养牲畜和做其他杂务。随着他们的成长，种植园主或监工逐渐将他们分配到成年奴隶的班组。在种植园里，将12岁的女孩送到甘蔗地里并不罕见。
一名前往古巴的英国游客为甘蔗压榨间外面看到的五六十个孩子感到心痛。他们把甘蔗堆放在一台起卸机上，机器将甘蔗送到压榨轮上：“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在炙热的阳光下为了生存辛苦劳作，他们一直盯着身边站着的黑人手里挥舞的那条可怕的牛皮鞭子，那个人随时准备在他们试图偷闲或偷吃甘蔗的时候，用鞭子抽打他们赤裸的背部。”
“猪肉组”不仅要干各种杂活，还得负责教导小孩子适应成为合格的奴隶。一些女奴以晋升成为“猪肉组”的工头为荣，但主人不过是将她们视为奴隶制度中的教导者而已。一位“仁慈的”法国种植园主期望女工头“能够教导手下的孩子出色地完成所有任务……她还必须教导他们无条件服从命令，及时制止他们之间的争吵……由于年幼，孩子们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教导。因此，他们能否成为好奴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塑造他们的权威人物”。
糖奴很少有长寿的，但有些人依然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活到五六十岁，有的甚至更久。年老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喘息的机会。种植园主指派年老的女奴照看小孩，在厨房或奴隶医院帮忙，或采集草料。种植园主会派年老的男奴到甘蔗地里捆装甘蔗，田间最年长的甘蔗收割工也有可能被指派去完成这一任务。捆装工站在货车旁，其他奴隶不断地将砍下来的甘蔗运过来。然后他们捆好又重又湿的甘蔗秆，把它们拖进车里。这项任务繁重而不间断，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家内奴隶在距离奴隶营舍较远的主人大宅里干活。大多数肤色较浅的女奴，包括种植园主自己的混血后代，都是家内奴隶。受宠或有技能的黑奴也是如此，比如熟练的厨师或手指灵巧的女裁缝。尽管家务劳动不像甘蔗田或畜栏那样繁重，但白人不断出现在身边，令家务劳动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夜间也无法逃避命令。家内奴隶必须随叫随到，而且经常被禁止出入奴隶营舍。这些男奴和女奴只能睡在大宅里——橱柜、厨房和楼梯间。许多奴隶只能在打鼾的主人的卧房地板上尽可能休息一下，以便听到主人一个响指就马上爬起来倒水、拿出便器或者赶走讨厌的蚊子。
家内女奴成为性侵害目标，她们“在体罚的痛苦下，被迫无条件屈服于主人的意愿”。西斯尔伍德“占有”了数十名女奴，包括家内奴隶和田间奴隶，而且看到他喝醉的雇主也这样做。“科佩先生昨晚大发雷霆，”他指出，“在厨房强行侵犯了埃吉普特·苏珊娜，科佩先生大半个夜晚都像个疯子，等等。”大多数敢于反抗白人侵犯者的女奴都因“粗鲁无礼”而受到惩罚。科佩曾因埃吉普特·苏珊娜和另一名女子拒绝与他和一名好色的访客发生性关系而鞭打她们。
在糖料种植园的奴隶中，家内奴隶除了致力于种植园主或其代理人的福祉和舒适生活，对蔗糖生产不起任何作用。种植园主的大宅拥有数量惊人的仆人。一名观察者指出，“20到40个仆人”做5个或6个人的活，“并不稀奇”。圣基茨岛的居民克莱门特·凯涅斯是奴隶制度的批评者，他反问道：“奴隶们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的房子里等待，并且贴身侍候我们？”他接着回答道：“不，这没必要，但已经这样做了。”这是体现糖奴制核心的扭曲逻辑的绝佳例证。

监工西斯尔伍德十分严厉，但他仍然谴责另一个监工表现得“像黑人中的疯子一样，鞭打达戈、普里穆斯等黑人，且都没有充分的缘由”。“某个夜晚”，另一个监工“喝醉酒回家后，和自己包养的非洲奴隶南妮发生了争吵，并向她开了几枪，其中一枪打在她头顶附近，另一枪击中了她的脚踝。两颗子弹似乎都嵌入了她的体内”，因此西斯尔伍德解雇了他。
监工是惩罚奴隶的煽动者或执行者，他们的决策和性格直接影响了奴隶的生活。西斯尔伍德的日记持续了36年，记录了他对家内奴隶和田间奴隶的一连串暴力惩罚，他的日记也是其他糖料种植园生活的如实写照。
和大多数监工一样，西斯尔伍德对待逃跑的奴隶尤为残忍。西斯尔伍德用一种带有足枷的长条形铁镣将逃奴哈扎特的双脚束缚住，堵上他的嘴，还将他的双手锁在一起，然后用糖蜜涂抹他的身体，让他整个白天都裸露在苍蝇面前，晚上则在没有火光的情况下任蚊子叮咬。西斯尔伍德狠狠地鞭打了另一个逃奴，“接着用盐卤、酸橙汁和鸟眼辣椒汁揉搓后者全身”。殖民当局处决了逃奴罗宾后，将他的头送了回来，西斯尔伍德将罗宾的头插在一根杆子上，以便其他奴隶能够看到这一幕，进而反思罗宾的命运。一名年老的奴隶由于在罗宾即将逃走时与他一起吃了饭，遭到了西斯尔伍德的鞭打。当逃奴波特·罗亚尔被抓回来之后，西斯尔伍德“狠狠地鞭打了他，也用盐卤好好腌制了他一番”。
西斯尔伍德也因其他各种违规行为而鞭打奴隶，比如偷吃甘蔗、吃泥巴（现在已知是钩虫病的症状），没有抓到足够的鱼，“辱骂和打扰到了威尔逊先生”“让牲畜闯进号角树底下，在夜里喝醉酒，还发出我听过的最可怕的噪声”“恶行和疏忽”“昨晚击鼓”。他曾用砍刀砍掉了一个奴隶的耳朵、脸颊和下巴，因为这个奴隶偷了玉米。19世纪，在马提尼克岛，皮埃尔·德萨勒用鞭子、铁链、铁环、脚镣，以及棺材状的地牢来惩罚奴隶犯下的类似的过错。他认为偷食物是一项严重的罪行，对此施以严厉惩罚，他记录道：“我惩罚他们在星期六只能休息半天，因为他们偷了我三串香蕉。”

供应地带来的不只是食物。比起奴隶制度的其他方面，它给予了奴隶希望，尤其是对辛勤种植的女奴而言。如果努力耕种，土地也配合，她就可以做出美味的饭菜，这些饭菜是克里奥尔菜和记忆中的非洲菜肴临时混合而成的。她可以出售一些甘薯、大蕉、椰子、南瓜、香蕉、阿开果、秋葵、菠菜和其他食物，或者是在农闲时期饲养的鸡，按照自己的意愿用赚来的钱买些品质更好的鱼或肉、鸡蛋、儿童用品、烟草、布料、炊具或小饰品。
通常，女奴最好、最稳定的客户是她的主人，如果他和其余大部分种植园主一样，将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种上了甘蔗的话。这样做的一个缺点是，种植园主或他的妻子会利用自身的权力来压秤和压价。另一个问题是，在农作物歉收时，主人和奴隶都没有食物，只能靠进口。到了19世纪，随着一系列改善法案的出台，奴隶也拥有了畜栏，它成为奴隶畜禽肉的主要来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扩大了客户群。他们不再只是向主人和邻近的白人出售商品，还在附近的城镇市场上“讨价还价”或兜售商品。市场是奴隶通往希望的生命线，“那是欢庆和娱乐的日子，整个黑人群体似乎都活动起来了”。从天亮到午后，当朗姆酒馆开门时，市场上挤满了黑色、棕色、白色等肤色的叫卖者及其顾客。奴隶们离开后，会将赚到的钱或购买的商品藏在安全的地方。但有些人还是会屈服于诱惑，沉浸在朗姆酒中借酒消愁，或者参与赌博，输掉了挣来的钱。然而，不管奴隶们如何支配自身的收入，市场日仍然改变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并激发了自由的梦想：有些人存了足够的钱，就会为自己赎身，成为自由人。
供应地不仅孕育了蔬果，还孕育了传统。在英属殖民地的许多种植园里，奴隶们有权拥有自己的供应地，并将之遗赠给继承人，许多主人尊重这种做法。牙买加的糖料种植园主威廉·贝克福德指出：“黑人绝对尊重长子继承权，父亲去世后，长子立即继承了他的所有财产。”奴隶主还通过这些供应地来惩罚奴隶，即剥夺他们的自由时间，使他们没有时间种植，或者拒绝给他们提供通行许可证，也就是市场日那天不允许奴隶离开种植园前往指定的交易地点。

图22 安提瓜圣约翰的市场，黑人在这个市场上买卖农产品。一名端庄的老妇人佩戴着豆串项链，手里拿着几样东西，好像是鱼干和烟斗。这幅图显示了蓄奴时期市场的喧闹和兴奋的人群。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LC-USZ62-65530. Public domain

奴隶小贩并不总是只出售农产品。讽刺的是，最赚钱的商品之一是蔗糖，因为平日里任何肤色的城镇居民都很难获得蔗糖。富有事业心的奴隶小贩很快就满足了这一需求，从种植园的仓库里窃取了他们毕生奉献但不曾占有的蔗糖，把糖藏在葫芦里运到市场上贩卖。他们还能偷来顾客急切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同时，他们也售卖大家不屑使用的东西，比如每年发放一两次，给他们用来做衣服的粗布。

拥挤、潮湿、黑暗的营舍迫使奴隶去往户外活动，除了睡觉的时候。他们在外面闲聊、吵架、调情、梳理头发、讲述民间故事并创作出新的故事。他们在外面伸展身体、闲逛，打扇子给自己降温。他们也聚集在一起玩记忆中的非洲游戏。他们还在户外崇拜古老的神灵，通过歌舞嘲笑和哀叹自己的悲惨生活。他们谈论自己在炎热且看似平静的甘蔗田里，以及在煮糖间能吃人的机器旁和难以忍受的高温里度过的日子。在甘蔗田里，成千上万的老鼠啃吃尚未收割的甘蔗，他们分享关于哪些老鼠吃得最多最饱的故事。他们讨论主人、监工和工头，也谈论彼此，并密谋反叛那些奴役和剥削他们的人。他们会分享由家内奴隶传回来的消息和八卦，家内奴隶会将大宅里发生的一切都传回奴隶营舍。
奴隶营舍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来来往往的白人，其中，男人是来寻找性爱的，女人是来提供医疗护理的，男女访客围坐着观看奴隶的舞蹈和庆祝活动。他们将所见的这些活动视作娱乐，并在事后加以嘲笑，然而，在外国观察者之中，白人对奴隶生活的迷恋并不总是带有轻蔑之意。法国马克西米利安·德·温普芬男爵写道：“人们必须听听，这些白天阴沉寡言的生物拥有怎样的热情、怎样的思想精确度和怎样的判断准确性，他们现在蹲在火堆前讲故事、说话、打手势、推理、发表意见，赞成或谴责主人及其周围所有的人。”奴隶们围坐在篝火旁，烤着玉米棒子、蔬菜，有时还有肉，用树叶包裹着玉米浆或木薯浆放到火堆里烘烤成面包。他们摆脱了阴沉的苦力身份，展现出自身有思想、有感情，并有判断力的一面。
奴隶们也有假期，包括圣诞节（在一些殖民地是为期3天的法定节假日）、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在主人的生日及其孩子的婚礼等事件时也会庆祝。主人通常会分发给奴隶金钱、衣服、特别的食物或朗姆酒。有一次，皮埃尔·德萨勒给了田间劳工一头被宰杀的牛，并且在他的22位白人客人吃完后，也允许奴隶们吃了一顿“丰盛而美味的”大餐。餐后，奴隶们在点了火把的院子里跳舞到深夜。而经济条件更有限的托马斯·西斯尔伍德给奴隶们分发了朗姆酒和大块的肉，以便他们庆祝圣诞节。多年来，奴隶们已将这些节日礼物重新定义为自己应享有的权利。一旦种植园主不能提供这些礼物，奴隶们就会变得暴躁和叛逆。

各个年龄段的奴隶去参加奴隶聚会和舞会时都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受到热烈欢迎。白人以嘲弄的语气，称这些聚会为“舞会、集会和咖啡宴飨”。白人旁观者惊讶地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的苦力转变成了精神饱满、爱调情的人，他们的装束一尘不染、引人注目。尤其是女性，她们不惜花费巨大的努力和金钱来打扮自己。她们有限的资源和想象力催生出了巧妙的时尚。有些人穿着主人不要了的旧衣服；其他人则付钱给奴隶裁缝，用从市场交易中赚取的钱购买的布料，通常是进口的，设计出迷人的礼服。克里奥尔观察者莫罗·德·圣梅里说：“人们发现，一名女奴的花费是难以捉摸的。”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当沐浴过后涂了香膏的蔗田女奴穿上令人惊艳的礼服时，她不仅脱掉了肮脏且汗渍斑斑的破衣烂衫，还摆脱了自己所受的屈辱，也重申了自己的人性和女性特质。当她佩戴耳环，用新风格或记忆中的非洲风格系头巾时，或者当她用大宅里流行的软帽、丝带或珠子即兴装扮时，她在表达自己的个性，拒绝奴隶制下奴隶统一穿戴的衣服。
奴隶们的舞蹈欢快而随意，狂欢者大多数光着脚，随着鼓声、用掏空的雪松树干或树枝制成的打击乐器的节拍旋转。在古巴，有些舞蹈非常复杂，只有男性才能表演；马尼舞（mani）对女性来说太暴力了，她们在一旁观看并为他们加油，这些男人互相鞭打，以赢得跳舞的权利。这可能是对甘蔗田和糖厂残忍暴行的一种怪异曲解，或者是一种驱魔仪式。

图23 阿戈斯蒂诺·布鲁尼亚斯在西印度群岛生活了数十年，他的画作被大量复制，它们传达了一种错误的形象，即奴隶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在这些画中，奴隶们在跳舞，而一个白人男人则在向一个精心打扮的混血女人求爱。鼓手和铃鼓手在演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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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和娱乐活动有助于奴隶们理解自身的生活。前奴隶蒙特霍回忆说，在男奴为主的古巴，奴隶们被吸引到用木材和棕榈叶搭建而成的“酒馆”里，那里的退伍军人允许他们赊购高价的朗姆酒、大米、牛肉干、豆类、饼干和点心。他们也玩游戏：“薄脆饼干”和“罐子游戏”是最受欢迎的两种游戏。前者是一场生殖器力量的较量，奴隶用阴茎攻击薄脆咸饼干，打碎放在木板上的饼干，即赢得了比赛。后者是测量阴茎的长度，参赛选手将阴茎插入底部铺有灰烬的罐子里，然后抽出。获胜者可以通过阴茎上沾到的灰烬，证明它确实触及了罐子的底部。在一个力求从社会、法律和心理维度阉割男奴，并且在相对年轻时就杀死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社会里，男奴们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强调自己的男性气概，以此作为反抗。

设想和计划逃离奴役给了奴隶们生活的期望。有些人成功了，实现的方式包括自己赎身、释放、抵抗、逃跑（成为逃奴）或自杀（这些是第6章的主题）。大部分人在宗教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意义，他们尽力回忆非洲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也因结合了天主教的圣人崇拜和相关仪式而变得丰富。他们信奉的宗教推崇万物有灵论，融合了自然和超自然的世界，以及岩石、树木与灵魂。伏都教（在法属殖民地）、奥比巫术（在英属殖民地）、圣特里亚教（在西属殖民地）和坎东布莱教（在巴西）都是非等级制的疗愈性宗教，它们的巫师或男女祭司通过祈祷和咒语、献礼和祭品召唤神灵。
这些仪式不像奴隶舞蹈那样令白人觉得有趣，相反，它们令白人感到不安和恐慌。这是因为能够召唤超自然力量的特殊男女还具备其他技能：他们可以激励自己的奴隶同胞起来反抗压迫者。白人非常恐惧他们的力量，并通过殖民地法律来压制他们。《1792年牙买加统一奴隶法案》（The 1792 Consolidated Slave Act of Jamaic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任何奴隶，如果是为了推动叛乱而声称拥有任何超自然力量，一经定罪，将被处死、流放或遭受其他惩罚。”蔗糖世界的总体现实是，白人的繁荣、安全，甚至生存，都取决于对奴隶营舍里奴隶身体（如果不是灵魂的话）的持续控制。

主人如此缺乏克制的态度令访客倍感惊讶。曾有传教士对此表示不赞同：“他们引入自己最喜欢的话题，即黑人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对黑人的管理。与黑人有关的一切可以被随意讨论，比如殖民地的法规，对黑人家庭生活的观察，刊登在这个岛公共出版物上的对黑人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任何违反法律、出现在地方法庭、由地方法官审判的案件，等等。难道我们不知道家内奴隶也有耳朵和眼睛，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吗？”
这个观察是完全正确的。在每天漫长的服务时间里，家内奴隶都会将主人的餐桌对话和其他无意间听到的言谈储存起来，之后，他们会和其他奴隶一起反复琢磨这些言论，对其进行修饰和解释，并形成他们自身对糖料种植园主的世界的看法。
奴隶们需要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庞大。他们听说蔗糖生产最重要，位列首位。他们还听到一位植物学家反复说一句俏皮话，即“牛排和苹果派准备好了，可以长在树上，结果它们被砍下来，腾出地方种甘蔗”。他们听说奴隶制是合理的，因为黑人难管、不诚实、奸诈、懒惰而无用，像小孩一样沉迷于“短暂而幼稚的娱乐”。他们也听说，有些黑人是“忘恩负义的恶棍”，并且黑人“普遍顽固不化、肆意妄为”。他们甚至还听说，“除非黑人有兴趣讲真话，否则他们总是说谎，以此来练习自己的舌头”。
他们听说，田间奴隶只有在分给自己的供应地里干活时才会振作精神，并且通过出售农产品，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他们主人的蔗糖，赚取了相当可观（更不用说数量惊人了）的钱财，之后由于“轻率和缺乏远见”，他们将收入浪费在小饰品和朗姆酒上，“到了周末……到主人的仓库里去讨一点吃的”。他们听说，“可怜的黑人”是糟糕的管家。

图24 一名典型的种植园主的生活。他周围一直有黑奴存在。图中这名巴西女性正在做针线活，她的女儿在一旁读书。三个成年黑奴在她们身边工作，还有两个黑人婴儿在地上玩耍。一旁，一只穿衣服的猴子似乎在照看摇篮里的婴儿。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LC-USZ62-97233. Public domain

丈夫与奴隶的私情羞辱并时常伤害到他的妻子，减弱了她对家内奴隶本应具有的管理权威。有时候，忽视这种私情是最容易的解决方式，莫莉·科普显然就是这样做的。其他女性则会抗议、缄默不语，乃至绝望。一些女性的解决之道是和其他家内奴隶结成联盟，或者完全专注于抚养子女，有了奴隶保姆的帮忙，这项工作轻松了不少。许多被背叛的妻子只能将愤怒和沮丧发泄到她们厌恶的黑奴情妇身上。巴西人耳熟能详的一类故事是曾有愤怒的妇人挖出了漂亮的混血奴隶的眼睛，然后将它们做成果冻，鲜血淋漓地端给她的丈夫。没这么有创意的夫人们会令情妇毁容或者残废。巴西历史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如此写道，这些暴行的动机“几乎总是对丈夫移情别恋的嫉妒，即性敌意，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竞争”。
即使没有因爱生妒，蔗糖世界中的精英阶层女性也可能和精英阶层的男性一样残酷成性。在她们的权威之下，家内奴隶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折磨。西斯尔伍德记录道：“奥尔伍德夫人或称奥尔伍德医生的妻子，又将一个女仆鞭打致死，然后将她埋在了黄油储藏室，据说，这是她杀死的第三个女孩了。”爱德华·朗曾记述有白人女性用滚烫的蜡油浇淋刚遭受鞭打的奴隶，还有女人迫使左手拇指上紧紧夹着拇指夹、手上已血迹斑斑的奴隶做刺绣。在白人糖料种植园主的世界里，很少有证据能证明，姐妹情谊能够克服种族主义，后者在这个社会居于核心地位。
性侵害的影响扩大到了黑人男子，他们因为自己的女同胞被侵犯而感到愤怒。有时，尽管他们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无能为力，但他们还是采取了激烈的行动。由于西斯尔伍德的白人酿酒师哈里·麦考密克不停地侵占女奴，男奴愤怒了。为了报复，他们砍倒了一棵树，树倒下来，压死了麦考密克。马修·刘易斯非常清楚性虐待可能会引发暴力，因此他扬言，如果他的白人雇员向任何“一个女奴求爱，而后者众所周知是我的某个黑奴的妻子”，那么他会解雇这名白人雇员。
但是，如果白人一方是有权势的种植园主，或者女奴欢迎他的求爱，那么她的黑人伴侣几乎没有反击的办法。由于这种关系会带来好处，许多女性会选择和白人主子保持亲密关系。为了证明她们的爱和忠诚，也为能留住主人的爱，她们“在主人外出时表现得非常忠诚和有用，对其他人则视而不见”。她们收获了很多好处，包括宽松的工作条件，以及收到的服装、珠宝、香水、朗姆酒或金钱等礼品。如果这种结合生出了孩子，白人父亲可能会给他们提供职业培训，甚至是解除其奴隶身份。情妇也有可能被释放。

如果聪明又有抱负的女奴成了单身白人的情妇，她有可能成为单身白人的管家，这可是一个既有声望、责任又重的职位。她不得不做出牺牲，尤其是婚姻。刘易斯从白人男性的视角描述了这一点：“棕色皮肤的女性……很少嫁给同样肤色的男性，而是倾尽全力去吸引某个白人。白人打着管家的旗号，将她们当作情妇。”
以上关系被称为“肉豆蔻关系”，这些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的混血孩子对糖料种植园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形成了挑战。没有什么能完全掩盖那些超越了种族界限的爱和纽带，而那些爱和纽带则削弱了奴隶制种族合理化的基础。
另一重困难则是肤色较浅的儿童在成年后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种姓。有时，它是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一座桥梁，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深渊。在这个种族主义十分严重的社会，有太多需要权衡的利益。牙买加种植园主爱德华·朗观察到：“黑白混血儿，不管自由与否，没有一个愿意重回黑人的行列。”
为了定义和控制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种族”，白人想出了奇怪而复杂的分类方式。黑人与白人的后代被称为黑白混血儿，即“穆拉托人”（mulatto）。黑白混血儿与黑人的后代被称为“桑博人”（sambo）；桑博人和黑人的后代仍然被称为黑人。黑白混血儿与白人的后代被称为“夸德隆”（quadroon）；夸德隆和白人的后代被称为“梅斯蒂”（mustee）；梅斯蒂和白人的后代是“梅斯蒂菲诺”（musteephino）；梅斯蒂菲诺和白人的后代是“昆特隆”（quintroon）；而昆特隆和白人的后代则是“奥克特隆”（octoroon）。大多数昆特隆和奥克特隆都能成功地被视为具有白人的属性，因此算得上是白人。巴西，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糖料殖民地都有种族区分，多达128种，涉及原住民和白人的混血儿、原住民和黑人的混血儿、“梅斯蒂索”（mestizos，这部分人的祖先拥有欧洲和原住民血统），以及穆拉托人。例如，在巴西，黑人和原住民的后代被称为“卡布拉”（cabra）；而肤色较浅的黑白混血穆拉托被称为“帕尔多”（pardo）。

瓜德罗普的甘蔗种植园主纪尧姆—皮埃尔·塔韦尼耶·德·布洛涅和他的塞内加尔奴隶情妇纳农的故事始于1739年的圣诞节，这一天，15岁的纳农生下了一个男婴，也就是后来的圣乔治骑士约瑟夫·德·布洛涅。这个婴孩成长为一个高大健壮、优雅且相貌出众的男孩。父亲教给了他有关蔗糖生产的各种知识，而母亲则向他展示了黑人陋街，也就是奴隶营舍，那里既充满了苦难，又有音乐。后来他们搬到了法属圣多曼格，因为那里的蔗糖生产成本更低。看到监工鞭打奴隶，约瑟夫试图干预，却被监工鞭打，之后纪尧姆—皮埃尔就将母子俩转移到了法国。在法国，纪尧姆—皮埃尔意识到纳农是自己走向成功的绊脚石，因此离开了她，但给了她很大一笔补偿金，接着纪尧姆—皮埃尔娶了一个白人。

图28 约瑟夫·德·布洛涅，圣乔治骑士。
说明：Wiki Media Commons, http://common.wikimedia.org/. Public domain

这个故事的重点开始转移到了约瑟夫身上。纪尧姆—皮埃尔一直致力于将他培养成一名贵族，而纳农也一直精心照料儿子。这个男孩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他被评为法国最优秀的击剑手；他能独臂游过塞纳河；他是出色的骑手和优雅的舞者；他也是一位音乐天才，会弹奏阿马蒂提琴（尼科洛·阿马蒂是斯特拉迪瓦里的老师）来取悦宾客，这把提琴是父亲送给他的礼物，父亲为他感到骄傲。对于他来说，只有婚姻是难以实现的。白人女性都很爱慕他，但碍于他的肤色，不能和他通婚。根据市井流言，他的枕头里塞满了情人的头发。
他英语化的名字“圣乔治”在法国音乐界声名鹊起。他成了一流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后来成了指挥。他为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表演，还教她音乐。他为一系列乐器创作协奏曲，包括弦乐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路易十六任命他为歌剧院总监后，他成了一场种族丑闻的焦点。在三位歌剧女主的压力下，路易十六撤销了对他的任命，但拒绝再任命任何总监。
作为作曲家，圣乔治越发成熟，演奏莫扎特和海顿作品的管弦乐队和独奏者也开始演奏他的作品；评论家也视他是这两位音乐大师的同辈人。他委托海顿，即一位和莫扎特一样苦苦挣扎着的音乐家，创作6首重要作品，它们被合称为《巴黎交响曲》，圣乔治在革命性的18世纪80年代将这些作品呈现给巴黎公众。

非洲贸易催生了更多的生产。1787年，一船典型的货物包括下列物品，它们全部由英国工人制造或由英国公司进口：粗糙的蓝色和红色毛织品、羊毛帽、棉麻制品、褶边衬衫、粗纺帽子和精致礼帽、珠子和玻璃小饰物、枪支、弹药、铁条、军刀、锡器、铜制和铁制的锅碗瓢盆、五金制品、玻璃器皿、陶器、皮革箱子、金银珠宝、朗姆酒和烟草。
尽管海员的工作是出了名地报酬少，而且饱受压迫，但奴隶贸易和非洲贸易仍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以1787年为例，689艘船由13,976名海员操纵着，在英国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大西洋上航行，这些海员约占英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经历了严酷的旅程、肆虐的热带疾病和虐待幸存下来的海员则被视为“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当欧洲国家对彼此的殖民地发动战争时，这部分老水手被征召入海军，这些殖民地代表了巨大的资本投资和经济生产。
糖业奴隶制提供了制作铁环、手铐、脚镣、压舌板和球链（最初是为中世纪的刑房设计的）的工作机会，这些物品是每个种植园都必备的武器。糖厂需要为煮糖间配备黄铜用具，还需购置铁制糖炉、甘蔗碾轧辊、铁制锄头和其他农具、小刀、砍刀、大小木桶和桶板，为监工和其他管理人员准备会计账簿、钢笔、墨水和大量纸张，以及为奴隶购买成卷的低档粗棉麻布和廉价棉布、鞋子、花哨饰品、丝带、纽扣、线和其他小商品。
种植园里的大宅对家具、地毯、钢琴、书籍、杂志和报纸、时尚服装、帽子和鞋子、珠宝和医药的需求永无止境，这为欧洲大城市里的制造商和工匠提供了就业机会。克里奥尔白人还订购大量的精制糖，他们支付的价格是欧洲消费者的二至四倍，这些糖都在欧洲精炼好再运过去。他们也是各种牲畜的忠实买家，他们对待牲畜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太过残酷，以至于它们无法自行繁殖，必须从外部得到补充。
奴隶贸易—糖业的复合体制沿着三角贸易路线，在欧洲的大城市、非洲的奴隶海岸和糖料殖民地之间往来运作。具体而言，欧洲大城市用制成品交换非洲奴隶，这些奴隶被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然后这些殖民地向欧洲大城市供应糖和其他热带商品，而欧洲大城市向这些殖民地供应精制糖、布料、工具和其他制成品。这个三角贸易满足了重商主义的要求，重商主义是后中世纪一种以黄金积累为前提的经济体系，通过有利于大城市及其工业的贸易差额来实现，以牺牲从属殖民地及其原材料为代价。
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英国禁止其殖民地精炼当地生产的蔗糖。航运利益集团激烈捍卫这种不合逻辑的做法，因为他们通过运输体积大得多的原糖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在欧洲，精炼糖厂和相关行业为此也获利颇丰。另一方面，糖料殖民地在经济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和依赖状态。为了确保它们不会反抗并建立精炼糖厂，欧洲大城市对精制糖征收重税。

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在其充满激情和开创性的著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Capitalism and Slavery）中表示，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其利润“滋养了英国的整个生产体系”，并“对英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了18世纪，西印度群岛已成为大英帝国的中心。糖奴与英国工人产生了直接联系。威廉斯引用了一项计算：一个种植园主或管理者及其10名黑奴的总需求，包括他们的食物、衣服和工具，就能为4名英国人提供工作机会。其他信息来源则提供了更为夸张的结果：一名西印度群岛的白人能为英国创造10英镑的净利润，比一名英国人多出2000%；而每个糖奴的产出是英国工人的130倍；以及糖料种植园的总价值为5000万到7000万英镑不等。
为了支持自己的假设，威廉斯指出，1798年，小皮特估计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年收入为400万英镑，其他所有收入来源加起来则只有100万英镑。他认为，面积只有166平方英里的小小的巴巴多斯对英国资本主义来说，比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些大得多的殖民地加起来的价值还要大。英国从小小的尼维斯岛的进口量是纽约的两倍，从安提瓜进口的数量则是新英格兰的3倍。威廉斯总结说，通过满足对甜味的需求，英国创造了巨额资本，为工厂提供了动力，鼓励了帝国主义冒险事业，为战争提供了资金，充盈了国库和民众的钱包。
自数十年前《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一书出版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和检验此书的基本前提。虽然没能达成共识，但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威廉斯在宏观的经济计算上可能存在一些偏颇，但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来自奴隶贸易—糖业的资本确实为一些工厂提供了资助，但现在的证据表明，它并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投资来源。然而，它对英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催生了众多的附属企业，“主要是从外向内”。而且，种植园主和其他投资者在家居、服装、珠宝和娱乐上花费巨大，以至于对这些企业都产生了经济影响。在奴隶被解放后，种植园主获得的补偿金大部分都留在英国了。

奴隶贸易和造船业密切相关。利物浦一半的水手从事奴隶贸易，许多造船工人也利用自己的船只参与其中。例如，造船商贝克和道森拥有18艘运奴船，总价值为50.9万英镑，而且和西班牙签有合同，需为后者的殖民地提供至少3000名奴隶。它也是向英属糖料殖民地贩卖奴隶的最大供应商之一。
越来越多的利物浦人在经济上依赖造船业和奴隶贸易。一份简略的工匠清单就暗示了涉及的行业范围之广：木匠、油漆工、机械师、铁匠、制绳工人、制帆工、修理工和一般杂工。职员和管理人员处理采购、交付货物、付款、招聘和薪资支付等事项。保险代理人计算并征收保险费，评估损失和毁损费用。海关人员收取关税。还有普通民众面向船厂工人经营食品摊，男女都有。码头工人为开往非洲的船只装载货物，并卸下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上的蔗糖和糖蜜。到1760年，比起另外两个主要的奴隶贸易港口城市，即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利物浦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向西印度群岛贩卖奴隶。
从强迫可怜的非洲人在甲板上“跳舞”的水手到为“黑人或狗”设计黄铜项圈和银色挂锁的铸造工人，利物浦人对奴隶贸易和中央航路了如指掌。追求利润的市民都投资于奴隶贸易，比如律师、布商、杂货店老板、理发师和裁缝，他们的股份份额一般是三十二分之一。
也有一些利物浦人拒绝参与奴隶贸易。大造船商约翰·基尔拒绝了奴隶贩子的运奴船订单，威廉·拉思伯恩则拒绝提供建造运奴船的木材。一名被利物浦观众嘲笑的演员在舞台上大喊：“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被一群坏蛋侮辱的，这座地狱之城的每一块砖都沾着非洲人的血。”
利物浦的工匠和半熟练工人生产用来交换奴隶的商品。一个体格良好的奴隶需要花费商人13颗珊瑚珠子、半串琥珀、28个银铃铛和3个手镯。参与奴隶贸易的商人下了大量这类商品的订单，工厂也会竭尽产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纺织厂推出了用美洲棉花，还有产自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的羊毛，以及1815年之后的澳大利亚羊毛制成的鲜艳布料。玻璃厂制造玻璃珠子和其他玻璃小饰物。枪械厂大量生产特别设计的劣质枪支，专门供非洲的奴隶贩子用来抓获新的受害者。食品加工厂用大量的盐（被称为利物浦的“乳母”）来保存劣质鳕鱼，鳕鱼被腌得坚硬如木板，然后被装运上船出口到西印度群岛，船只返回时再带回原糖。

我们已经见识过白人种植园主是如何生活的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外居者是如何在远离殖民地的情况下管理糖料种植园的。在英国，他们因挥霍无度而引人注目，以至于“如克里奥尔人一样富有”成了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贪婪的英国男女追逐适合结婚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男女继承人。理查德·坎伯兰创作于1771年、广受欢迎的喜剧《西印度人》（The West Indian）延续了公众对于克里奥尔人的刻板印象，即非常富有却不善社交。主人公贝尔库尔是一个年轻的甘蔗种植园继承人，“从小长于奴隶之乡”。在自己的几个随从陪同下，他带着一堆行李和一群动物来到英国，其中包括两只青猴、一对灰鹦鹉、一头牙买加母猪和几头家猪，以及一只生长在红树林地区的小狗。身无分文的英国阴谋家发现“他是一个刚登陆的西印度群岛人，手头有大把金钱，随随便便就能被人骗，是一个头脑发热的鲁莽家伙”时，将他视作一次重大诈骗行动的目标，还有一个美丽的妙龄女子参与其中，观众看到这样的剧情哄堂大笑起来。冲动而热情的贝尔库尔在某一时刻感叹道：“我最好还是留在热带，不然我将被榨得像根甘蔗。”
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描述了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现象，其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侨民谱写了一首诗意的哀歌。詹姆斯·格兰杰在诗歌《甘蔗》（The Sugar-Cane）中，既没有将甘蔗浪漫化，也没有拟人化，而是将甘蔗视为英国及其商业至关重要的核心商品。这首诗描写了它的农业周期和种植它的非洲奴隶。它承认奴隶制是令人遗憾的，但还是以当时的标准论调为奴隶制做了辩解，毕竟，奴隶们承受的苦难比起苏格兰的矿工来说还是少一些。

图29 《甘蔗人汤姆》（Tom Sugar Cane）是19世纪英国插画家乔治·斯普拉特所绘的讽刺漫画。汤姆是西印度群岛的一名糖料种植园主，他本人由蔗糖贸易的工具和产品组成，包括一根甘蔗秆、一个桶、一杯朗姆酒和金属刀具。在他身后，奴隶们在甘蔗田里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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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甘蔗》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痛恨奴隶制，而且曾为“西印度群岛的下一次黑人起义”祝酒，他在公开场合赞扬这首诗歌。但私下里他的反应就不那么积极了。他曾向詹姆斯·博斯韦尔吐露心声：“不妨写首种植欧芹地块的诗或者卷心菜园的诗。”在一次公开的阅读聚会上，诗中“缪斯，让我们歌唱老鼠”一节，即哀叹老鼠如何毁坏甘蔗田的选段，引发了人们的嘲笑。食用蔗糖和痛斥对于陌生的非洲人的奴役是一回事，而将甘蔗视为一种难以种植的粮食作物则是另一回事了，再多的诗歌天分也无法克服这一点。

另一方面，作家简·奥斯丁从人文角度探讨了甘蔗。她将外居者托马斯·贝特伦爵士在安提瓜种植园日益衰颓的命运编织进了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那本书出版于1814年，背景设定在1810—1812年。有些人认为，这是奥斯丁写得最好的一本小说。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婚姻都是由父母安排的，或者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父母及其未婚子女之间的诡计主导了小说的情节。这些情节的背景是托马斯爵士紧急又漫长的安提瓜之行，目的是扭转种植园“收益不良”的局面，这种局面使他的“大部分收入……变得不稳定”。它也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潜在背景，即新近刚刚废除非洲奴隶贸易，一提到这件事，小说里的人物就会陷入痛苦的沉默。具体来说，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奢华生活，包括贝特伦夫人因“绣一些无用且不美的东西……更不用说每天还要吸食一定剂量的鸦片”引起的“近乎致命的疲劳”，都完全依赖于安提瓜糖料种植园的持续收益。
奥斯丁反对奴隶制，主张废奴，并且理解依靠奴隶生产的甘蔗种植园与英国上流社会之间的联系。用出生于安提瓜的古典学者格雷格森·戴维斯的话来说，《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对英国有地乡绅的微妙的道德批判，因为他们被认为忠于奴隶制度。这一结论和她对英国地主阶层的持续贬低是一致的，她用精妙的讽刺和无与伦比的优雅风格嘲讽地主乡绅对经济地位的痴迷，以及伴随而来的婚姻市场上特有的攀附权贵的现象”。
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西印度群岛人会模仿英国贵族的行为，而贵族却一边嘲笑他们是暴发户，一边又追求他们，并与他们结婚。实际上，这两个群体已经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难解难分。托马斯·贝特伦爵士对于西印度群岛来说，是一位面临严重经济问题的长期外居种植园主，在英国，他是一个老牌贵族家族受人尊敬的首领，也是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议会议员。这样的人往往会遭遇身份混乱的困局，他就是现实中这一类人在小说中的化身。

布赖恩·爱德华兹从小在牙买加长大，成年后返回英国并留在了那里。对糖业生产的了解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他成为一名成功的西印度商人。爱德华兹坚决为和自己一样的其他外居者辩护，反对批评者，否认自身虚荣、浮夸，以及想要攀附英国贵族，渴望迎娶他们的女儿。他撰写了4卷本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民事和商业史》（The History, Civil and Commercial,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West Indies），它是研究西印度群岛历史极有价值的资料。
爱德华兹试图提升西印度群岛外居种植园主的声誉，可惜他失败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他们喜好乘坐华丽的马车出行，连车夫都衣着光鲜，还经常去温泉疗养地和度假胜地旅行，比如埃普索姆和切尔滕纳姆。他们穿戴华丽的服装和珠宝，参加奢华的社交活动。他们还将娇生惯养、专横跋扈的儿子送到伊顿、威斯敏斯特、哈罗和温切斯特等公学，而且给孩子们提供巨额生活费，这些孩子会拿着钱在其他学生面前作威作福。据说，至少有一名西印度种植园主的儿子付钱给另一名学生，要后者替自己做数学作业。
种植糖料作物的平尼家族中就有一些富有和有影响力的外居者，他们的生活和财富在历史学家理查德·佩尔斯的著作《西印度群岛的财富》（A West-India Fortune）中得以重现。平尼家族在尼维斯拥有大型糖料种植园；在英国布里斯托尔也拥有大量资产。平尼家族的故事始于阿扎赖亚·平尼，他年轻时加入了信奉新教的蒙茅斯公爵阵营，反抗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阿扎赖亚被捕，被判处绞刑，但后来改为发配到西印度群岛服刑10年。1685年，他带着一本《圣经》、10加仑的萨克葡萄酒和白兰地，以及15英镑，来到了尼维斯。
阿扎赖亚发达了。他收购了几家糖料种植园，以外居种植园主的代表身份行事，还担任殖民地官员，创办了企业。其中一项生意是出售蕾丝和其他纺织品，比如糖袋，还有剪刀，这些商品是他从布里斯托尔的家人那里订购的。由于西印度群岛长期硬币短缺，他就用蔗糖和当地的其他产品抵款给他们。阿扎赖亚偶尔到访英国，1720年在英国去世。

图31 这幅版画（1822年）基于威廉·霍格思的讽刺作品《上流社会的品味》（“Taste in High Life”）绘制而成。一位时髦的女士爱抚自己的黑人侍从男孩，后者抱着一个洋娃娃。一位老妇人从一个外表浮夸的男子那里接过茶。另有一只身穿制服、戴着单片眼镜的猴子读着菜单，上面写着“鸭舌头”和“兔耳朵”。这幅版画的正上方是一幅油画，画中的女人缺少裙子的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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