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醒来时，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一切：情节，人物，打字机，我自己……我仇恨这讨厌的、令人窒息的生存竞争，它不给人留下丝毫的精力与憧憬，以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生存状况的可恶主要就在这里：理想的实现靠的就是那些精神力量，而它们却被消耗在了生存的挣扎之中。一个不可能打破的闭合怪圈。几乎不可能吧……能够打破它的人屈指可数。例如，科斯托若戈夫……不过，举这个例子并不恰当。生活最终还是吞噬了他，而且还没有被噎死，这该死的生活！不，世界不是置身在大象背上，也不是置身在鲸鱼背上，甚至也不是置身在公牛背上。世界立足于三头巨大的猪的背上，肮脏的、贪吃的、臭烘烘的猪……

我甚至无须看，只要拉开小门，摸出几张纸币，就动身去商店，买点什么能吃的东西，最经常买的是饺子。只须把它们倒进开水里并掌握火候即可，否则它们将变成一锅杂烩粥。如果相信科学的话，在这样的粥里，曾经诞生过生命。不过，我个人认为，生命充其量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排泄物而已。

“应该工作的是钱，而不是我们……”

他站在我的座椅旁边，瞪着我，那副模样大概就像一位显然有施虐倾向的屠夫，正凝视着一只注定要死却丝毫未觉察的无辜羔羊。他几乎一点未变。还是那张布满雀斑的圆脸，红红的脸颊，垂在额头上的鬈曲红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不过，它们不再像原先那样憨厚、那样信赖地看着我了，而是充满冷峻的敌意。他的衣着也不似从前了：不再是我为来自泰加森林深处的希梅季的天才设计的那身奇装异服。他穿着一身漂亮的双排扣西装，布料像水面的油滴那样闪着光泽。价格昂贵的领带也像宝剑的利刃那样闪着寒光。

斯塔斯本来可能就这样一直折腾到退休，可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一个貌似无家可归者的男子把一大部革命前出版的《共济会百科全书》背到书店里来了。这是不可思议的运气，恰似今天某个醉醺醺的人给您背来一袋子富含白金的无线电零件，却只索要五十美元。这条汉子壮着胆索要了五十卢布。为了这部《共济会百科全书》，斯塔斯慷慨地从自己腰包里掏出十卢布。那个憔悴不堪的男子深感幸福，因为他正处于特殊境地，为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就能把自己卖去当苦力。日古托维奇当然立刻意识到，他辉煌的时刻已经来临，现在他即将成为诗集的作者，或者永远当不成。而诗人没有诗集，就像伦敦没有泰晤士河。有关《共济会百科全书》的消息以瘟疫般的速度传遍了莫斯科文学界。作家们一齐奔向伊万·费奥多罗夫纪念碑旁的书店，宛如术士们奔向圣婴基督：谁都想得到这部罕见的百科全书，了解内幕。相对于这样的秘密，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了空话连篇的儿童故事。不料，等待他们的是苛刻的要求：斯塔斯——大概您已经猜到了——坚决要求出版他自己的诗集作为酬报。他并不急于同《共济会百科全书》分手，他要等到一位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那样绝无坐力的竞买人。日古托维奇可不想再行差踏错。时至今日，当民族的脆弱骨骼在资本主义的拥抱中咔嚓咔嚓断裂的时候，你可以去交一笔款，哪怕书中写的，比如说吧，都是女人送给您的色情绰号，您的书也眨眼间即可出版。可那时候……那时候编辑看每个带着书稿来到出版社的人，就像看一位从精神病院带着病历跑出来的疯子——要求将病历出版，而且还打算得到稿酬。
为了真正说清楚一行诗从诗人脸上灵感初现的表情，到散发着新鲜油墨香的校样，要走过怎样荆棘丛生的道路，我应该讲一下，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诗集，是如何出版的。我的诗集得以问世，应该完全归功于：有一天我同妻子离了婚，用我们共有的住宅换了两套，我便拥有了一套一居室住宅。它坐落在集团军司令员佳京大街（现在是第二弗兹德布林斯卡亚大街）上一座70年代建成的装配式公寓里。这些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墙皮脱落得斑斑驳驳的白色多层建筑，总让我想起被别墅主人运到树林里并遗弃在那里的报废冰箱……（不赖。要记住！）

我突然想到，她仿佛一颗人造卫星，随时都能够脱离自己的轨道，消失在永恒的冷冰冰的宇宙之中。

“你坐在篝火旁边，柴火烧得噼噼啪啪响，火星在空中蹦来蹦去，你心里是那么畅快，那么富有诗意……诗行甚至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心里油然而生，宛如龙虱从水下的青草丛中往上蹿。我虽说是写散文的，可是前不久也写了诗。马上……等一会儿……啊哈……”

我们倒霉透了：生活在一个文化溶液过饱和的时代。

我给自己斟酒完全是无意识的，就像一个退休的武装警卫队员，他在沉思默想中也会做出拉枪栓的动作。对，味道确实像浸泡过鲱鱼的伏特加，更像是浸泡过远东莎瑙鱼。我喝了下去，坐了几秒钟，静静地体味这种饮料如何让其不计其数的根须，有生命力、热切、激动人心的根须，深入到我的肌体。后来——至今我还记得——我做了一次深呼吸，又像练瑜伽那样屏住呼吸……有段时间我热衷于瑜伽，但很快就明白，让俄罗斯人做瑜伽，就像让印度人在梅德韦日耶湖上做冰下垂钓。猛然间我感到头晕得可怕，随后就清晰地看到轮胎厂的历史，看得那么清晰，甚至能看清这家红旗企业的厂长在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汇报成绩时头上的汗珠。他听到斯大林缓慢地说：轮胎厂工作做得当然不错，不过，再了解一下将会非常有趣。它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我突然感到，我只剩下了很少的一点工作——把瞬间的感悟搬到纸上。不是写，而是记录。不是作曲，而是照谱演奏。我把手指按在我的埃利卡牌打字机的键盘上，仿佛这是白色钢琴的键盘，而我不是文学界的普通混子，而是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范·克莱本。天才就是关在理智笼子里的疯狂……（好！不过，似乎在我之前有人已经说过了。）
我一直工作到清晨六点，从轮胎厂创建的1918年，敲打到了“进军柏林的路上”那一章。然后我站起来，向沙发床迈了一步，就跌倒在床上，犹如受伤的普希金跌倒在雪地上……

我应当讲述，我怎样拿自己第一个中篇小说去向一位经典作家征求意见，他读了以后极力夸奖，甚至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给我一半的稿酬，我哭了整整一夜，答应了。我应当把安卡的事讲给他听。讲她是那么美，酒后却想用指甲剪割开自己的静脉，以证明自己的爱情，两天后又把我从她的生活中撵了出去，像一条玩厌了的狗崽子……我还应当给他讲述上千个故事、事件，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没有它们，他人的生活永远像令人厌倦的群众场面，是你个人生活的背景。自己的生活则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温馨而动人，宛如这丛幼小的荨麻。我应当讲述，若把他这个半傻半呆的人变成著名作家，我就能向全世界证明（但首先是向我自己证明）某种令人难以置信、难以承受的重要事实。这一点任何人都做不到，甚至包括科斯托若戈夫……在我平庸的一生中，我将第一次不再是个粗制滥造的写手，只能杜撰一些半死不活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人物的主宰者！我能成功。我不知道该如何做，但一定能成功！这便是它，我的“首要”！而日古托维奇的《共济会百科全书》在这场较量中不过是百无一用的废物，就像前天的电车票……
“那么，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需要这一切吗？”我快活地问。
“是的。”
“不要用母山羊的奶煮它自己的羊羔！”
“什么？”维捷克晕头转向地问。
“这是你必须记住的第一句话！”
我没再用树条削可怜的嫩荨麻，而是直接用鞋跟把它们踩进了布满垃圾的泥土中。

我把这条裤腿拉过来，仔细查看布满斑点的裤子，决定以它作为基础装备。再就是一件绗线外露的东方式蓝色棉大衣。这是库梅尔诗人埃奇格利德耶夫的赠品。我曾用散文体翻译过他的诗。有一个时期，主管苏联各民族诗歌的编辑室主任带女友来过我家，他拉我参与这个，直说吧，有油水的工作。当然，无论是库梅尔语，还是突厥语，同芬兰—乌戈尔语或罗曼—日耳曼语一样，我一概不懂。不过，我甚至可以用散文体翻译人所共知的早已消失的古亚述语。其做法相当原始。在散文体译本中说：
我心上人的面颊像石榴，
脸如满月，
身体似一卷丝绸，
话像断线珍珠……
诗歌翻译家的任务当然不是遵循每个字母，而是传达原作的精神：
黑夜用菟丝子的幔纱
遮盖我和圆脸的祖赫拉……
埃奇格利德耶夫后来从杂志上读到这些译文，十分惊讶，因为他不认识任何祖赫拉，谢米尤尔金斯克也不生长菟丝子，他甚至不知道菟丝子什么样。而且，他很恼火，声明东方姑娘不同于俄罗斯姑娘，夜晚不胡走乱窜，而是待在家里。不过，他还是送给我一件棉大衣，因为那时候，在莫斯科杂志上发表诗歌，就相当于在歼击机机身上增加一颗红星。

谈话落到纸上是尖锐的，深刻的，火花四射的，最后厂长甚至对我说，他办公室窗前桦树白皮上的花纹，是大自然提示他用的一种聪明的语言，至今尚无人能够破译。须知，大自然想告知人类，他们把自己有沟纹的外胎完全转到了错误的方向上……

“不要皱眉头！笑！”
维捷克咧着大嘴笑了，好像白痴得到了将给他买冰激凌的许诺。
“不，不是这样！你不能这样笑。”
“那怎样笑呢？”
“怎样？”我想了一想，“怎样……”
这个笑容应当把生活的艰辛、回忆的甜美、情绪的放纵和灵魂的疲惫糅合在一起……到底该怎样笑呢？我那样笑了一下，如果我们在大街上突然遇到一个女人——你曾经疯狂地爱过她，现在见到的却是一位臃肿憔悴的家庭主妇，手里提着塞得满满的购物袋，肩上斜挎着卫生纸卷做成的花带——我就会这样笑。
“明白啦？”
“好像明白了。”维捷克点了点头。
经过几番尝试，他笑得有那么点意思了。

顺便说一下，第一次我是由科斯托若戈夫带进中央文学家宫的。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姓名。我正在大门口受煎熬，突然听到有人问：
“想进去吗？”
提问的人个子不高，穿得虽然整齐，却也平平常常，一分钟后你就会忘记他穿的什么样。即便是特大要案侦查员以后拷问你，这个人穿什么衣服，你也永远回忆不起来。可是，有一个细节我却记住了：他拎着一个破皮包，提手用蓝色绝缘带缠着……
“不，我等朋友！”我充满自尊地回答。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笑了。他有一张奇怪的脸——牛皮纸似的病态的脸，上面布满无数细小、似乎易破碎的皱纹。这是一张特殊的小孩的脸：仿佛他突然得知一项可怕的秘密，在它的重压下，他骤然衰老了。只是这双眼睛没有衰老，依然是那么炯炯有神。我久久想不出他到底像谁。后来我明白了。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去了一趟列宁格勒，在那里又去了珍品陈列馆。我被一个浸泡在巨大玻璃酒精罐里的婴儿惊呆了。它的皮肤也是灰色的，几乎是无色的，很是吓人。而一双睁大的又蓝又亮的眼睛则绝对是活生生的……这个婴儿后来我在好长时间里一再梦见。

如果你写长篇写得如醉如痴，
那就不是长篇小说，是史诗！

每一句错误的话，都是射向他人心脏的子弹。当作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有时就会拿起枪，向自己的心脏射击……

过了两个星期，我拿到了散发着印油香的崭新作家证，跑去向安卡炫耀。
“祝贺你！”她说，“不过我更喜欢无证的……”
她很快就将我赶出了自己的生活，就像赶一条玩腻了的狗崽子。

午夜十二点半，我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睡了吗？”日古托维奇问。
“差不多……干什么？”
“你那儿‘败德汤’确实没有啦？”
“确实没有了。”
“遗憾……有老婆简直苦不堪言。惨不忍睹。我们毕竟不是外人嘛。”
“你没有‘败德汤’已经不行啦？”
“问得好啊！应该试一试……”
“你为什么不问一问维捷克的事呢？”
“难道你还没有变卦吗？”
“这是从何说起呀！正好相反。”
“啊，那么，咱们的维捷克怎么样啦？”
“很正常。一切都正在按计划进行。”
“我听说了。大家都说，你带一个妆扮得很漂亮的人去过文学家宫。”斯塔斯沮丧地说。
“为达目的，何择手段？”
“我认为，你的手段不足以使你达到目的。反正你赢不了。”
“历史会为我们下结论的。”说着我期待地看了一眼文件夹。我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窗台上，腾出沙发床来准备睡觉。
“你的浴盆是新的吗？”
“不是很新。”
“糟糕。我有洁癖。”
“我也有……”
“你能想到吗，原来十二月党人个个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可能是为此才把赫尔岑唤醒的吧？不过，对不起，我把你唤醒了！”
“没什么……”
“谈什么十二月党人呢！普希金也是嘛……你知道吗，甚至连库图佐夫也是共济会会员！”
“苏沃洛夫呢？”
“苏沃洛夫似乎不是。至少《百科全书》上从未提及。关于库图佐夫，说了。你听：在被授予瑞典共济会第七等会员称号的时候，他得到了会名‘绿桂’与箴言‘胜利扬你威名’……”
“你想得一个什么样的共济会名字呢？”我问。
“你讥笑我？”
“完全不是！我倒是想把你命名为‘正常人酣睡时的电话狂’……晚安！”
在这个混账电话之后，我辗转良久，不能入睡，一再起来喝水，后来我仿佛跌进了……我梦见了安卡。她正俯身狂读着维捷克的长篇小说，时笑时哭，还一再淫荡地抚摸自己膨胀起来的多情乳房，仿佛她被触及极其性感的地方。读过的部分被她扔在周围，一个陌生房间的地板上铺满了白纸，宛如田野上的皑皑积雪……

“您的长篇小说是写什么的呀？”她轻轻地咀嚼着问。维捷克探寻地看了看我。
“关于爱情……”我说。
“轰轰烈烈吗？”
“那当然。”
“给我，给我！”
我去了一趟前厅，从皮包里取来文件夹交给她。
“杯酒人生，”她用干枯的手抚摸着硬纸壳读道，“杯酒人生……为什么叫《杯酒人生》呢？这是暗示吗？”
“您问我这个吗？”维捷克严格地按照指示表示惊讶。
“噢，当然，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她赞同地说，“难道能够说清楚，我们的灵感从何而来吗？杯酒人生……也许，您是个享乐主义者？”
“很可能是。”维捷克看了我的左手拇指一下，回答道。
“生命转瞬即逝，唯一的安慰就是大部头长篇小说，”基皮亚特科娃凄凉地说，“是这样吧？”
“那当然。”我和阿卡申同时说。

“评价诗人时，应当遵照他自己的原则！”特尔—伊万诺夫嘴里喷出来的已不仅仅是灰蓝色的烟了。

狗象征忠诚。在中世纪的墓碑上，在女士的脚下经常刻着狗。要注意，娜斯佳！在炼金术中，被狼撕咬的狗表示借助锑提纯黄金。

回家之后，我倒下便睡。我又梦见了安卡。不知为什么，她穿得跟施特拉一样，一身皮货，连手上戴的也是长长的皮手套。安卡坐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我的写字台前，在我的口授下，用我的埃利卡打字机。而我则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像特尔—伊万诺夫那样，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口授我的“首要”作品。我正沉浸在令人陶醉的狂热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十分难得，所以每个写作的人都会永志不忘。在这样的时刻，你似乎无所不能，闪电般锐利无情的词语扑向迷离恍惚的思想，宛如鹰隼扑向山鹑；在这样的时刻，你虚构出来的人物开始拥有自己的非虚构生活，而你则似乎陡然成了他们的命运之神，类似古希腊时代的命运之神，操生杀予夺之大权；在这样的时刻，你感觉自己将永世长存，而且感觉是那么真切，如同在心爱女人的怀抱中那样。但是，在陶醉于自己意外的永生的同时，你只怕一件事，那就是不等作品完成，你便溘然而逝。是的，溘然死去，倒在布满痰迹和烟头垃圾的路边，在路人鄙视的目光下，就像《一朵小红花》中的怪物，他刚要变成年轻的王子，不等变完，便那样完蛋了……（嗬，我真棒！嗬，你这个狗崽子真棒！记住。）
不过，我梦中见到的不是这些，而是另一番情景。我一边口授，一边来回从这个角落踱到那个角落，每一次都在某个瞬间转身背对正在打字的安卡。有一次，当我又面对她时，一句话未说完就戛然而止：她赤身裸体地坐在凳子上，只有军官表在她手腕上闪烁。她的身体修长，娇嫩，晒得黑黑的，中间横着狭长雪白的一条，那是泳裤留下的痕迹。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舔了舔嘴唇，仿佛在召唤我一般弯下身子，好似从后脑勺到两瓣臀之间的凹坑中，绷着一条看不见的弦。“你爱我吗？”我问，声音有点颤抖。我开始匆匆忙忙地脱衣服。“很可能不……”安卡说着摇了摇头。“我爱你，我爱你！”我连声重复，同时扒着脚上的皮鞋。“彼此彼此！”她一边说一边像猫那样伸了伸懒腰。我终于脱完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向她扑了过去。不料，我突然看见她又穿好了衣服，手上戴着长长的手套，继续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虽然我早已不再口授了。

她脸上燃烧着疯狂的幸福之火。

我还在接受法新社的采访中断然拒绝授予我的贝克奖，理由是：像我这样的优秀作家（我无疑是这样的作家），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奖金，因为，为了装普通文件夹里的一沓白纸，他们竟将奖金授予了别的作家。肯迪先生（不知为什么，采访我的正是他）哭了，把自己的日本产录音机摔到了墙上。他跪倒在地，按《圣经·旧约》说的那样，抱住我的双腿，哀求我接受奖金，不要让他的面包事业蒙羞。而我回答他说：“不，不，不！”伴随着拒绝，还有打在美国佬红色头顶的噼啪声。安卡看到我胡闹，便放开嘹亮的嗓门哈哈大笑，还把头用力向后仰……
早晨，我洗了个冷热大反差的淋浴，穿上干净的内衣，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餐，然后打开了包裹。包裹里有两瓶熟悉的深琥珀色液体。它们看上去很正规，甚至还斜贴着标签“马鹿芳香酊剂。遵医嘱服用”。也许，雅利安英雄们的饮料，传说中的苏摩酒，并不是提取自植物，而是用鹿角制的？（记住并查清楚！）我拿了一个高脚玻璃杯，斟得满满的。可后来我又考虑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也可能会节外生枝（艺术现实总比作者的构思更宽广！），我又把半杯酒小心翼翼地倒回瓶子里去了。杯中剩下的酒我像品酒员那样细品慢饮，以便让身体充分吸收神奇的成分。就口感来说，“败德汤”有点像浸泡过鲱鱼的伏特加。不过，这种鱼不像原先那样来自远东，而是多来自大西洋，且经过了特别的腌制。我体内产生了一股韵味隽永的暖意。几分钟后，身体开始充满诱人的快意与魔幻般恐惧的预感。又过了一会儿，从潜意识的深处，像鼹鼠那样拨开书本机巧的沉积层与自主思考的垃圾，玫瑰色的爱欲幻景开始蠕动。它们浮到上层之后，突然像成熟的蛹，展开翅膀，变成了娇嫩的蝴蝶，它们的下腹毛茸茸的，十分诱人。蝴蝶越来越多，它们在我头顶飞舞，聚集成令人不安的热烘烘的云朵，然后又变成了一团乌云，不断集结着淫邪的威胁。最后，当乌云中，宛如第一次性高潮，准备爆发出不可抑制、能焚毁一切的闪电时，我全身放松，猛然深吸一口气，把手指按在了打字机的键盘上……

在神秘哲学中，空被定义为因物不存在而造成的、为建造天堂所需要的地方。

空白纸页，这是通向集体无意识的窗口。所以，长篇小说存在于作者的意识之中，而不存在于手稿的白纸之上，从而也就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像打开窗户那样打开书，便可以进入其间……明白吗？

“我现在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怎么会对一切都无所谓呢？”

我寂寞地望着舷窗：我们的飞机正在穿越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机翼仿佛鹅皮，披着无数的铆钉和同样无数的大水珠。只能根据水珠的抖动把它们与铆钉区分开。下方，在倾斜而抖动的机翼下面，可以看到希姆基水库。它是一个褐色的水洼，带一片黄色的浅滩。水库上的船只则像火柴盒。航程即将结束，飞机急速下降。我觉得头顶上有一片令人窒息的化妆品的云，便抬起了眼睛。
“有人向您问候！”空姐赏了我一个假笑。
“谁？”
“您的棕发朋友……他来你这儿了！那便是他！”
我回头一看，阿卡申正在将商务舱与经济舱隔开的帘帷后面向这里张望。他挖苦地笑着，向我伸出两根竖起的大拇指。他脸上的笑容又陡然消失，让位于无比的残忍，随即又转化为施虐淫笑的表情。他慢慢转动着岔开的两根大拇指，使它们朝下——古罗马人就是这样命令角斗士杀死对手的。后来，阿卡申哈哈一笑，演戏似的消失在了帘帷后面。
我的心紧缩得同鸡心一般大小了。

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梦。奇怪的梦。阿卡申夫妇的两层楼房变成了灯火辉煌的大饭店，它有一个怪名字：停滞期。而且招牌用电灯泡装饰着，就像50年代11月7日前装饰交通工具那样。一辆辆轿车驶向饭店，不知为什么，都是一些大马车似的海鸥牌轿车，都挂着粉红色窗帘。在大门口迎接他们的看门人穿着军服，佩戴着克格勃的领章。而指挥这一切的是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他佩戴着将军肩章与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不过那颗金星特别大，像大落地钟的摆锤。饭店内部装饰着紫红色的天鹅绒帷幕、雄伟的镀金雕塑品与红色的节日标语。军乐队铜光闪闪，正在演奏。这里还摆着我大学时期的自动啤酒机，一个个像童话中有生命的洗脸池。在闪光的玻璃啤酒杯上写着：大麦穗牌，165克——15戈比。娜久哈穿着有金银线饰物的毛料套装，严厉得像女子监狱的看守。她把客人带进大厅时，从“苏联报刊”亭旁边经过，身上挂满全部政府勋章和奖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在亭子里卖发黄的报纸、领袖胸像、勋章和令人心烦的苏联国徽纪念章。左边是娱乐厅，那里的工作人员，像工会休养所里群众娱乐活动的组织者那样，密切注视着正兴致勃勃地下象棋的顾客，棋子有保龄球那么大。他们注视着人们如何套圈，把两条腿装在麻袋里赛跑……负责这一切的是兴高采烈的维捷克。
餐厅爆满，然而服务员们不慌不忙地来来往往，别出心裁地捉弄着顾客。餐桌上摆着有缺口的碟子、铝叉子、带棱的玻璃杯，酒瓶子上斜贴着画有鹿角的标签。这是“败德汤”。服务员大声重复着便条本上的记录：“本店名菜‘羊奶煮羊羔’——第一道菜。还要什么？快点想，我不能往厨房跑十次嘛！”顾客们获得罕有的满足，高兴得哈哈大笑。大厅尽头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上面摆放着表现阿芙乐尔号开炮的布景。奥莉加·爱玛努埃列夫娜·基皮亚特科娃站在舞台上，像歌剧演员那样把手放在胸前，朗诵道：
我与你同甘共苦，
共享战斗的欢乐……
接着，乐队演奏起雄浑的苏联乐曲，安卡出现在舞台上。她用一幅绸布半掩着身体。观众们屏住呼吸，欣赏她的舞姿，透过抖动的红绸布，看她那柔软而无耻的裸体如何像火精一样时隐时现。最后她猛地一挣，从自己身上扯下红绸子，把它抛向大厅。安卡赤条条地站了片刻，冷若冰霜，高不可攀，宛如一尊大理石神像。然后，她垂下头，缓缓走向后台。疯狂的观众把红旗扯成碎条，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