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载着我离开了这座城镇，穿过可怕的矿渣场、林立的烟囱、堆积如山的铁屑、臭气熏天的沟渠、煤渣与污泥纵横交错的马路。如今是三月时节，但天气仍然很冷，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雪堆。火车缓缓驶过城镇的郊区，我们看到一排又一排灰色的贫民窟散布在路堤两旁。在一间贫民窟房子的前面，一个年轻女人正蹲在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捅铅制的排水管。排水管连接着她身后房子的水槽，我猜大概是堵住了。我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地打量这个女人：她穿着帆布围裙和不合脚的木屐，双手被冻得通红。她抬头望着经过身边的火车，我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她长着一双苍白的圆脸，与其他贫民窟的女孩一样，面容十分憔悴，二十五岁的年纪，看上去却有四十岁的沧桑，这都是拜频繁的流产与辛苦的劳动所赐。在我们四目交投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最绝望无助的表情。那让我猛然意识到，我们所说的那些言论——什么“他们和我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什么“贫民窟长大的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只有贫民窟”，这些统统都是错的。在她的脸上，我所看到的，并不是野兽般对痛苦的茫然无知。她完全清楚自己身处的境地，正如我清楚地知道，在寒冬中蹲在湿滑的石头上，拿着棍子清通恶臭的沟渠是多么可怕悲惨的命运。
不过，火车很快载着我离开了，驶入辽阔的郊野。眼前的景色是那么陌生而怪异，仿佛一座优美的公园。在工业区待久了，人总是会以为浓烟与肮脏会永远存在，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置身其外。身处拥挤肮脏而狭小的国度，我们已经视污秽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矿渣场和烟囱似乎是比绿树青草更自然的景致，即使到了乡村，随处遇到碎瓶破罐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在这里，积雪上一个足印也没有，堆得那么厚，只露出了石头界墙的顶端，一路顺着山势蜿蜒，有如黑色的羊肠小径。我想起了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经描写过同样的景色，他写道：“白雪皑皑的山脉有如强健的肌肉，虬结蜿蜒，直至远方。”我的脑海中并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在我眼里，白雪与黑墙看上去好像一件洁白的长裙，镶着一条长长的黑边。

一开始时，弯着腰走路似乎很轻松，但很快轻松的感觉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个子太高，而当矿道的高度只有四五英尺甚至更低时，除非是侏儒或孩童，任何人走动都会觉得非常痛苦。你不仅得弯着腰走路，而且还得时时刻刻抬头望路，以方便看到并避开横梁和柱子。因此，你的脖子总是得绷得紧紧的，但比起膝盖和大腿的酸痛实在算不了什么。半英里过后（我没有夸大其词），走路成了无法忍受的折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撑到终点——更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走回去。你的脚步越来越慢，再走上几百码，隧道变得非常低矮，你不得不整个人蹲着向前挪。接着，矿道的顶部豁然开阔——这里上面的石头掉下来了——有二十码左右的长度你可以站直身子。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但是，在这之后，又是几百码的低矮路段，紧接着是连绵不绝的横梁，只能趴在地上四肢着地才能通过，不过，相比起弯腰行走，爬着走还算比较轻松。但是，当你爬到横梁的末端，试着再次站起身时，你的膝盖已经麻木了，根本无法直立。你只能羞赧地叫大家停步，希望能休息一两分钟。你的导游（一位矿工）很同情你，他知道你的体格与他们的体格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鼓励你说：“只剩下四百码的距离了。”但在你听来，这段距离简直有四百英里那么远。不过，最终你总会到达开采现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走完一英里，而矿工们的耗时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到了那里，你得躺在煤灰里，休息几分钟回复气力，让头脑清醒过来，观察矿工们的工作。

看着矿工们工作，你会意识到，原来人与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同。许多人的生活非常轻松，对在矿井下挖煤的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或许，如果可以的话，大部分人会选择对矿工的世界充耳不闻。但是，这个世界是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从吃冰淇淋到横渡大西洋，从烤一片面包到写一篇小说，都与煤矿直接或间接有关。和平年代的一切艺术都需要煤矿，而一旦战争爆发，对煤矿的需求就更大了。在革命年代，如果没有矿工的辛劳，革命也会被迫停止，因为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都同样依赖煤矿。无论地上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挖煤和运煤的工作都不能中止，即使被迫中止，时间也不能超过几个星期。为了让希特勒能巡视军队的正步阅兵，让教皇可以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让板球比赛的观众能在伦敦板球场看比赛，让浪漫诗人能酬唱应和，煤矿必须随时保证供应，但大体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煤矿必不可少，却很少或从来不记得挖煤意味着什么。我正坐在煤炉边，舒舒服服地边烤火边写字。如今是四月了，我仍得烤火取暖。每半个月，运煤车会开到我家门前，穿着皮上衣的工人用麻袋将闻起来很像焦油的煤块搬进屋，塞进楼梯下面的储煤间。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我得努力去想，才会将这些煤块与远方矿井下的劳动联系起来。它们只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煤块，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运来的黑色物体，就像天赐之物，只是你得花钱才能买到。当你开车穿过英国的北方，你或许从来不会想起在马路下数百英尺深的地方，矿工们正在挖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矿工们的努力让你能开车代步。就像鲜花离不开地里的根一样，我们地上光明的世界离不开矿工们那个昏暗灯光下的世界。

不久之前煤矿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在矿区仍然生活着一些年老的妇女，她们年轻时在矿井下工作，腰间缠着带子，腿上绕着铁链，四肢着地，将一车车的煤运出矿井。即使在怀孕的时候，她们也得从事这么辛苦的劳动。即使是现在，如果得由怀孕的妇女爬着搬运才能产煤，我想我们会让她们去劳动，而不愿付出失去煤矿的代价。当然，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会选择忘记矿井里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这样，我们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生存，而我们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矿工们有资格作为劳工界的代表，不仅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因为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必要，却又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不为人知，我们总是忘记他们的存在，就像我们忘记了身上血液的存在一样。看着矿工们工作，我们会感到羞耻，因为你会怀疑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上等人的身份。当你看着矿工们时，你会意识到，正是他们挥汗如雨的劳动才使得上等人能过上优裕的生活。你、我、《时代文学增刊》的编辑、浪漫诗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与《马克思主义简明指南》的作者X同志，我们所有人体面的生活都建立在矿工们在地底下的辛苦劳动之上。他们全身上下一团漆黑，喉咙上沾满了煤灰，以钢铁般的手臂与腹肌挥舞着铁铲挖煤运煤。

当矿工从矿底上来时，虽然脸上蒙了一层煤灰，还是可以看得出他脸色苍白，这是因为他在下面只能呼吸到污浊的空气，很快他的脸就恢复了血色。在一个初到矿区的南方人眼中，目睹几百名矿工下班后从矿底鱼贯而出的情景会令他大为惊奇，并觉得有点恐怖。他们的脸看上去筋疲力尽，凹下去的部位上堆满了煤灰，神情野蛮而凶残。但在别的时候，当他们洗干净脸时，他们看上去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这是在地底下长时间弯腰劳动的自然反应，但大部分矿工个头并不高，而且衣服又厚又不合身，无法展现他们壮健的身躯。矿工们最明显的特征是鼻子上有蓝色的疤痕。每一个矿工的鼻子上和额头上都有蓝色的疤痕，这些疤痕会伴随他们，直到坟墓。矿底的空气中飘扬着煤灰，这些煤灰会进入伤痕，接着皮肤愈合，形成蓝色的斑点，看上去就像是文身，而事实上这的确是文身。一些上了年纪的矿工额头就像洛克福干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威根，我曾和一个矿工住在一起，他一直为眼球颤震所苦，只能看得见一屋之隔的东西，再远就不行了。他靠29先令一周的赔偿金过了九个月，但矿业公司准备将他转成“部分赔偿”，一周只给14先令。这取决于医生是否认为他适合进行轻体力劳动。即使医生真的作出这一诊断，他也找不到什么轻体力的活儿，但他可以去领救济金，这样公司一星期可以节省15先令。看着那个人去公司领他的赔偿金，我深深地震惊于“社会地位”直到今天依然是多么重要。这个人曾在最有意义的岗位上工作，如今陷入半失明的困境，领这笔赔偿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他不能对这笔赔偿金有任何要求——他不能想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他得每周按照矿业公司指定的时间去公司，到了那儿，他得在寒风中等候几个小时。据我所知，他得碰碰帽子，向支付赔偿金的人表示谢意，而且得浪费一整个下午，还得花6个便士搭乘巴士。而资产阶级人士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即便是像我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也一样。就算我冻馁交加，我的资产阶级身份仍赋予我一定的权利。我挣的钱并不比矿工多多少，但我的报酬会以体面的方式存入我的银行账户，我可以不受约束地提取这笔钱。就算我的账户上一分钱也没有，银行里的人还是很客气。
工人阶级的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小麻烦，被人侮辱，被丢在寒风中苦等，做任何事情都得等别人方便时才行。种种的压迫使得一个工人变得非常迟钝。他退缩畏惧，凡事都很被动。他觉得自己是某个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不允许他做任何事情。有一次我去拾煤时，问那些工资很廉价的拣煤工（他们一小时挣不到6便士）为什么他们不组建工会，他们立刻告诉我“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是谁？我问他们。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显然，“他们”无所不能。
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会认为，只要在合理范围内，他的愿望都可以获得满足。因此在艰难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会挺身而出；他们并不比别人有能力，而他们的“教育”通常一无是处，但他们习惯于别人顺从他，有那么一种发号施令的勇气。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认为他们理所应当会挺身而出。在利萨加勒的《巴黎公社史》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描写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的枪毙现场。当局准备枪毙领导起义的主谋，却又不知道谁是主谋，于是以“阶级出身较好的人有可能是主谋”这一指导思想去寻找嫌疑犯。一个长官走过一排囚犯，挑出长相可疑的人。一个囚犯被枪毙了，因为他戴了个手表，另一个囚犯被枪毙了，因为“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我可不希望因为长得像知识分子而被枪毙，但我同意，在几乎所有起义中，领袖总是那些发得出“H”音的人。

走在工业城镇中的时候，就像置身于迷宫里面，到处是毫无规划、破败不堪、被烟熏得发黑的砖屋，杂乱无章地绕着泥泞的小巷。煤渣铺成的院子非常狭小，摆放着散发恶臭的垃圾桶，挂着一排排肮脏的待洗衣物，还有破旧的厕所。这些房子里面的情况都差不多，只是房间从两间到五间不等。似乎所有房子的客厅都差不多，十到十五平方英尺，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比较大的房子有碗碟洗涤处，而小一些的房子则把水槽和水龙头安在客厅里。房子后面有小院子，有时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院子，大小只能容得下垃圾桶和厕所。没有一座房子安装了热水。我猜想，你就算走上几百英里这种矿工居住的街道，也找不到一座能淋浴的房子，而住在这里的矿工每天上班回来，从头到脚一片漆黑。在厨房里安装热水装置并不费事，但不装热水装置的话建筑商每座房子或许可以省上10英镑，而建造这些房子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过矿工们得洗澡。
大部分的房子已经有起码五六十年的历史了，许多根本不适合居住。这些房子一直租得出去，只是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房子了，而这是工业城镇最基本的事实。这里的房子狭小丑陋，肮脏破旧，分布在污秽不堪的贫民区，周围都是浓烟滚滚的铸造厂、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和弥漫着硫烟的矿渣堆——这些情况全都属实——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根本没有足够的房子。
“住房紧缺”是自战争以来广为流传的一个术语，但对于那些每周收入多于10英镑，甚至只要多于5英镑的人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在租金贵的区域，真正的困难不是找房子，而是找租客。到上流住宅区的街道转悠一下，你会看到有一半的窗户挂着“出租”的招牌。但在工业区要住进房子却十分困难，这是贫困现象最糟糕的情况之一。它意味着人们愿意忍受一切——他们顾不上屋子破了个洞或墙角很脏乱，也顾不上臭虫横行、地板腐烂、墙壁破裂，更顾不上房东的盘剥和中介的勒索，但求能有一瓦遮头。我到过情况非常糟糕的房子，就算你付钱给我也不愿意在里面住上一周。我发现里面的租客都已经住了二三十年，心里只盼望着能在那里安享天年。大体上，这些情况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不总是这样。有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好房子，觉得有臭虫和屋顶漏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人对房东破口大骂；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搬出去，害怕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只要住房紧缺的问题继续存在，地方政府就很难有所作为去改善居住环境。他们可以让房子“报废”，但不能下达拆房的命令，除非租客能搬到另一处地方。因此，那些报废的房屋继续有人住，而且会一直破败下去，因为房东根本不会掏钱进行修葺，反正迟早都会被拆除。在威根这样的城镇，已经报废多年的房屋有两千多座，整座城镇的房屋将成片报废，得兴建其他房屋代替它们才行。在利兹和谢菲尔德这样的城市，“背靠背”式的排屋有好几千座，全部已经报废了，但还会继续被用上几十年。

我对许多矿镇和矿村的房屋进行过了解，并对主要的特征做了记录。我将随机列举几则笔记摘要，让你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这些只是简略的记录，我会作必要的解释。这里是几则对威根住房情况的记录：
1. 沃盖特区的房屋。完全无采光。上面一间，下面一间。客厅大小：12英尺乘10英尺，楼上房间大小一致。楼梯下有小间，大小为5英尺乘5英尺，当食物储藏室、洗碗处和储煤间用。窗户可以打开。距离厕所50码远。房租：4先令9便士；各种费用：2先令6便士；总计：7先令3便士。
2. 附近另一座房子。大小如上，但楼梯下没有小间，只有一个两尺深的壁凹，装了水槽——没有食物储藏室，其他情况相同。租金：3先令2便士；费用：2先令；总计：5先令2便士。
3. 斯科尔斯区的房子。报废的房子。上面一间，下面一间。房间大小：15英尺乘15英尺。客厅有水槽和铜水龙头，楼梯下有储煤间。地板下陷。窗户打不开。房子很干爽。房东好。房租：3先令8便士；费用：2先令6便士；总计：6先令2便士。
4. 另一间附近的房子。上面两间，下面两间，有储煤间。墙壁几乎要垮了。楼上房间漏水严重。地板倾斜。楼下的窗户打不开。房东不好。房租：6先令；费用：3先令6便士；总计：9先令6便士。
5. 格林诺路的房子。上面一间，下面两间。客厅13英尺乘8英尺。墙壁行将破裂，漏水。后窗打不开，但前窗可以打开。一家十口人，八个是岁数接近的孩子。因过度拥挤市政局打算将其迁移，但尚未找到房子安置。房东不好。租金：4先令；费用：2先令3便士；总计：6先令3便士。
对威根的描述到此为止，还有很多类似的记录。以下是一则对谢菲尔德一座房子的描述——这座房子在谢菲尔德数千座背靠背式的房子中堪称典型：
托马斯街的房子。背靠背式。上面两间，下面一间（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每一层各有一个房间）。有地窖。客厅14英尺乘10英尺，楼上房间大小一样。客厅安置了水槽。顶层没有门，直接连着楼梯。客厅的墙壁有点潮湿，顶楼的墙壁已破裂，四面渗水。房子阴暗，需要一整天开灯。电费估计得6便士一天（或许过于夸张）。一家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小孩。丈夫（到公共援助委员会领救济金）患肺结核。一个孩子住院，其他孩子看似健康。一家人已居住了七年。希望搬迁，但找不到其他房子。租金：6先令6便士，已包括费用。

这些简单的记录唯一的价值是让我不至遗忘。当我阅读这些记录时，眼前似乎浮现出我曾经目睹的情景，但这些记录根本无法让读者对北方贫民窟极其恶劣的条件有所了解。语言是苍白无力的。像“屋顶漏水”或“四张床睡八个人”这样的语句到底有什么用？它们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溜过，而你毫无感触。但是，这些语句掩盖着形形色色的悲剧！以过度拥挤为例，八到十个人住在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里是常见的事情。三间房中一间是客厅，大概十来英尺见方，除了厨房和水槽外，还要摆桌子、椅子和碗柜，也就没有地方摆床。因此，这八到十个人得窝在顶多摆四张床的两间小房里。而大人要上班，情况就更加糟糕。我记得有一座房子，三个成年的女孩子睡一张床，上班的时间都不一样，每个人起床或回房都会吵到另外两个人。有另一座房子，年轻的矿工干夜班，白天就在狭小的床上睡觉，晚上腾给家里另一个人睡。如果孩子到了发育期，问题就更麻烦了，因为你不能让十来岁的男孩和女孩睡同一张床。我参观过一户人家，父母两人外加大约十七岁的儿子和女儿，家里却只有两张床。于是，父亲和儿子睡，母亲和女儿睡，这是避免乱伦悲剧的唯一办法。还有屋顶漏水和墙壁渗水的惨状，到了冬天，房子几乎根本住不了人。此外，还有臭虫的问题。一旦臭虫进来了，除非将房子捣毁，否则根本无法将其清除。接着还有窗户打不开的问题。这个问题相信不用我多说。到了夏天，在狭小闷热的客厅里，做饭要生火烧火，酷热难当可想而知。背靠背式的房屋还另有一种特别的不堪。走五十码远才能上厕所或倒垃圾，这只能让住客不讲究卫生。前屋——尤其是地处偏僻街道的屋子，市政局不会去管那里——女人总是将垃圾丢出前门，于是阴沟里总是堆满了茶叶和面包屑。而在后屋里长大的小孩看到的只有一排排厕所和一堵破墙，想想就觉得可怜。

如果有人想了解住房紧缺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他们应该去参观遍布于许多北方城镇的大篷车住所。自从战争以来，由于根本没有希望找到房子住，相当一部分人搬进了由固定的大篷车临时搭建的住所。以威根为例子，这里的人口是85000人，有200座大篷车住所，每一座住一户人家——总数大概有上千人。在工业城镇到底有多少人住在这种大篷车住所里是很难确切统计的数字。地方政府对这种情况保持缄默，1931年的人口统计报告似乎已经决定将这些人忽略不计。但根据我访问的结果，他们遍布于兰开夏和约克夏以及再往北的诸郡中大部分规模较大的城镇。或许，在英国北部，有数千户家庭，甚至数万户家庭（不是个体）居无定所，只能在大篷车里生活。
但“大篷车”这个字眼很有误导性，让人联想到吉卜赛人舒适的露营生活（当然是在明媚的天气），篝火噼噼啪啪地响着，孩子们在拾黑莓，五颜六色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迎风招展。威根和谢菲尔德的大篷车社区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我见过几座大篷车，在威根我还仔细观察过。除了在远东地区，我从未见过这么悲惨的情形。事实上，看到这些大篷车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缅甸那些印度苦力所居住的肮脏的狗窝。但实际上，远东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糕，因为在那里没有深入骨髓的湿冷，还有阳光作为消毒剂。
威根泥泞的运河两岸是一块块荒地，大篷车就抛在那里，像桶里掉出来的垃圾。有几辆真的是吉卜赛大篷车，但都已经破旧失修。大部分是破旧的单层巴士（十年前那种比较小的巴士），轮子被拆掉了，用木头架了起来。有的是普通的马车，上面钉了半圆形的板条，外面盖了一层帆布，里面的人和外面的气温就靠这一层帆布隔开。在里面，这些住所大概宽约五英尺，高约六英尺（无论在哪辆大篷车里我都无法站直身子），长约六到十五英尺。我猜想有的大篷车才住一个人，但我所见到的都住两个人以上，有的甚至住了整整一大家子。比方说，有一辆大篷车长十四英尺，住了七个人——七个人挤在四百五十立方英尺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占有的空间比公厕的隔间还要小得多。这些地方的肮脏和拥挤除非你亲眼见到，亲眼闻到，否则根本无法想象。每一辆大篷车都有小小的厨房，塞进了一些家具——有时是两张床，但更多情况下是一张床，整家人得尽量蜷着身子睡觉。睡地板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下面会渗入潮气。我见过一张床垫，到了早上十一点还是湿漉漉的。到了冬天车里非常冷，厨房必须日夜烧火，不消说，窗户必须一直紧闭着。一个公共水龙头供应着整片地方的用水，有的大篷车住客得走150到200码去取一桶水。这里根本没有卫生设施，大部分人在大篷车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搭一个小屋权当厕所，每周挖一口深坑将屎尿填埋掉。这些地方我见过的人，尤其是孩子，都脏得出奇，那些大人我猜也好不到哪里去，保持干净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从一辆大篷车走向另一辆大篷车时，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死在里面，该怎么办？当然，你不会开口去问他们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房屋的兴建正在进行，市政局的住宅区矗立着一排排红色的房屋，看上去全都长得一个模样，就像一个豆荚里生出的两颗豌豆，（这句俗话是从哪里来的？豌豆还是很有个性的。）成为工业城镇郊区的一大景致。这些房子怎么样？比起贫民区的房子哪一个好？我可以列举日记中所记载的两个例子，让你有所了解。租客们对房子的意见大相径庭，因此，我举的例子一个是正面的评价，另一个是负面的评价。这两个例子都取自于威根，两座都是稍微廉价一些的“单客厅型”房屋。
1. 榉树山住宅区的房子
楼下：客厅很大，有厨房、壁炉、碗橱和固定的梳妆台，合木地板，玄关很小，厨房较大。有新式电炉，向市政局租赁，价格与煤气炉差不多。
楼上：两间宽敞卧室，一间小卧室——只适合当储物室或临时卧室。有浴室、厕所，冷热水都有。
小花园。这个住宅区的花园大小不一，但大部分只是一小块空地。
家里住四口人，父母和两个孩子。丈夫有份好工作。房子似乎建得不错，看上去不寒酸。限制较多，例如，不能养家禽或养猪，不得接纳住客，不得转租，未得市政局许可不得经营任何生意。（不得接纳住客这一条可以理解，但其他条款则值得商榷。）住客们对房子非常满意，觉得很自豪。这个住宅区的房子保养得不错，市政局很注重维护，并敦促住客要保持地方的整洁，等等。
租金：11先令3便士，费用已包括。进城的巴士车费是2便士。
2. 威利住宅区的房子
楼下：客厅14英尺乘10英尺，厨房比这小很多，楼梯下有小小的储物间，浴室很小但还不错，墙上有小衣柜，有煤气炉和电灯，厕所在屋外。
楼上：一间卧室14英尺乘10英尺，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另一间卧室面积相同，没有壁炉；另一个房间7英尺乘6英尺；最好的卧室有嵌墙的小衣柜。
花园大小是20码乘10码。
家里住六口人，父母和四个孩子，大儿子十九岁，大女儿二十二岁。除了大儿子外，其他人都失业。他们对住房很不满意，抱怨意见如下：“房子太冷了，阴风阵阵，而且很潮湿。客厅的壁炉根本不暖和，还弄得到处是灰——因为修得太低了。最好的卧室里的壁炉太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楼上的墙壁开裂了，由于小卧室根本派不上用场，五口人睡一间房，另一个（大儿子）睡一间房。”
这个住宅区的花园都缺乏照料。
租金：10先令3便士包费用。距离城里有一英里多的路程，没有巴士。
 
我可以再列举其他例子，但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了，因为市政局营建的公屋差别并不是很大。有两件事可以立刻感受到：首先，市政局公屋就算再差，也比它们所取代的贫民区旧房好，单单是有浴室和花园这两点已经足以弥补其他不便。其次，这些房子的租金都很贵。住在报废房屋里的人每周只需要付6、7先令，而搬进市政局公屋得付10先令。这一情况影响的是在职人士，因为那些领救济金的人四分之一的金额被视作房租，而如果房租多于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津贴。

当你看到有200万人失业这个数字时，你很容易以为只有200万人没有工作，而其他人的日子都过得很舒服。我承认直到不久以前，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原先是这么计算的：如果登记失业的人是200万，加上赤贫的人口，再算上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登记失业的人，英国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口（靠救济金生活的人不可能吃饱穿暖）最多也就不过500万。
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数字，因为，首先，失业数字所统计的都是那些领取救济金的人——大体上，他们都是一家之主。一个失业男性的家人并没有被计算在内，除非他们另外领一份失业津贴。一个劳工介绍处的官员告诉我，如果要得出靠救济金（不是领取救济金）讨活的人口的确切数字，你必须将官方的数字乘以3倍，甚至更多。光这一点就将失业的数字变成了600万。此外，还有许多人虽然有工作，但从经济角度看，他们也可以被归入失业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所挣的钱远远不足以维持生计。算上这些人和依靠他们生活的家人，再算上领退休金的老人、赤贫人群和其他人，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大概得有1000多万。约翰·奥尔爵士得出的数字是2000万。
威根是工业和采矿区的典型代表，以这里的数字为例，交了社保的工人数目大约是36000人（26000名男性，10000名女性）。在这些人中，1936年初失业人员的数目是10000人，但那是在煤矿全天候开工的冬天。到了夏天，失业人员的数目是12000。将其乘以三，你会得出30000到36000的数字。威根的总人口不到87000人，因此，全部人口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人——而不仅仅是登记失业的工人——在领取和依靠救济金生活。那10000到12000名失业人员中，大约有4000到5000名矿工过去七年来一直处于失业的状况。在工业城镇中，威根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即使在谢菲尔德，这座城市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争和战争的谣传经济发展得不错，但其失业人口的比例也好不了多少——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人登记失业。

当一个人刚开始失业时，在他的保险印花用光之前，他可以领取“全额补助”，具体的数额如下：
单身男性每周17先令
妻子每周9先令
每一个十四岁以下的孩子每周3先令
因此，一户典型的夫妻加三个小孩（一个十四岁以上）的家庭，每周的收入是32先令，再加上那个大儿子能挣到的一点钱。当丈夫的保险印花用光了，在被转到公共援助委员会之前，他可以从失业援助理事会那里每周领到26先令的过渡期救济金，具体数目如下：
单身男性15先令
丈夫与妻子24先令
十四至十八岁的孩子6先令
十一至十四岁的孩子4先令6便士
八至十一岁的孩子4先令
五至八岁的孩子3先令6便士
三至五岁的孩子3先令
因此，从失业援助理事会那里，一户五口之家，假如没有孩子在工作的话，每周的收入是37先令，而这点救济金有四分之一会被当作房屋租金，每周的最低数额是7先令6便士。如果他付的租金多于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他可以领到额外的津贴，但如果租金少于7先令6便士，相应的金额会被扣除。公共援助委员会的失业金款项理论上出自地方税，但统一由中央财政提供支持，具体数额如下：
单身男性12先令6便士
丈夫与妻子23先令
最大的孩子4先令
其他孩子3先令
各个地区的办事机构会对这一标准酌情进行细微调整，一个单身男性或许能每周多领到2先令6便士，总计能领到15先令。和失业援助理事会的情况一样，已婚男性的救济金四分之一被视为房租，因此在五口之家，每周的总收入是33先令。而且，大部分地方有煤炭津贴，在圣诞节前后分六周发放，每周1先令6便士（大概可以买到一英担的煤）。
我们可以了解到，领取救济金的家庭每周的收入大概是在30先令左右，其中有四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吃饭穿衣取暖和其他一切日常所需，一周就只有6、7个先令。很大一个群体，在工业地区至少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么生活的。经济情况调查的实施很严格，只要他们知道你在别的地方可以领到钱，失业救济就会立刻被中止。比方说，码头工人一般是按半天被雇佣干活的，他们就得每天两次到劳工介绍所登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会被归为非失业人群，救济金也就会相应地减少。

在威根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被拒绝发放救济金，理由是“他有一份工作，在帮忙运柴火”。笑话说有人看见他晚上在搬运柴火，而他的解释是，那不是在搬运柴火，而是半夜在搬家。那堆“柴火”其实是他的家具。
经济状况调查最残忍邪恶的地方，是它拆散了家庭，连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也会被赶出家门。比方说，一个上了年纪的领救济金的老人，如果是鳏夫或寡妇的话，通常会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他每周10先令的救济金可以帮补一下家计，自己也得到照顾。但在经济状况调查的计算中，他被看成是“租客”，如果他住在家里的话，他的孩子的救济金就会停止发放。因此，到了七十岁或七十五岁，那些老人家不得不自己搬出去住，将养老金奉送给寄宿家庭的房东，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我亲眼见过几个例子，当下在英国这种事很普遍，都拜经济状况调查所赐。

尽管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贫困现象——极度贫困现象——在北方工业地区不像在伦敦那么明显。北方要寒酸一些，破旧一些，汽车少，衣着光鲜的人也少，但赤贫的人也要少。即使到了像利物浦或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你也会惊诧于乞丐的稀少。伦敦就像个漩涡，吸引着被遗弃的人到那里去，而它又是如此广袤，你可以隐姓埋名过着孤独的生活。除非你犯了法，否则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就算死了也没人知道，而这种事在邻居都认识你的地方不大可能发生。但在工业城镇，古老的社区生活还没有完全解体，传统的影响仍很强烈，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因此也就有了个家。在5万人或10万人的小镇，不会有流浪汉和来历不明的人。比方说，没有人会睡在大街上。而且，人们不会因为失业而逃避结婚。一对夫妻每周只有23个先令的话，其实是挣扎在生存线上，但他们还是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比靠15个先令过活的单身汉要过得好一些。失业的单身男性生活非常悲惨，他们通常住在普通的寄宿家庭里，而更加普遍的地方是一间陋室，每周付6个先令，自己就靠着剩下的9个先令过日子（一周6个先令买吃的，3个先令用于衣物、烟草和娱乐）。他当然无法照顾好自己，而住6先令一周的房子的人如无必要是不会待在屋里的，于是他整天游荡于公共图书馆或其他能取暖的地方。取暖几乎成了单身失业男人在冬天最要紧的事情。在威根，最受欢迎的避难所是电影院，价格出奇地便宜，你只要花4个便士就可以有个座位坐，有的电影院日场甚至只要花2便士就够了。即使是几乎吃不上饱饭的人也愿意花2便士，好一个下午不用忍受冬天的严寒。在谢菲尔德，有人带我到一座公共大厅听一位牧师的讲座。那是我听到过的或想象中最无聊拙劣的讲座。我发现自己根本坐不下去——事实上，在讲座进行到一半之前，我就身不由己地迈着双脚走出了会堂，但里面坐满了失业的人，就算讲座再无聊他们也愿意待下去，因为里面很暖和，可以抵御严寒。

或许对于那些失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同时也是关系到未来最根本的事情，就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饮食。前面我提到过，平均来说，失业家庭靠一周30先令的收入在维持生计，而至少有四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至于剩下的钱如何支配，我们不妨从细节上进行了解。下面的预算表是一位失业的矿工和他的妻子帮我列出的。我让他们尽可能详尽地列举出一周的各项支出。他的救济金是每周32先令，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五个月大，一个才十个月大。清单内容如下：
房租　9先令半便士
衣物互助社　3先令
煤炭　2先令
煤气　1先令3便士
牛奶　10个半便士
工会费　3便士
保险费（两个孩子）　2便士
肉类　2先令6便士
面粉（两英石）　3先令4便士
酵母　4便士
土豆　1先令
荤油　10便士
人造黄油　10便士
熏肉　1先令2便士
糖　1先令9便士
茶　1先令
果酱　7个半便士
豆子和卷心菜　6便士
萝卜和洋葱　4便士
贵格牌燕麦　4个半便士
肥皂、洗衣粉、上蓝剂等　10便士
总计　1英镑12先令
除了这些之外，婴儿福利诊所每周会给孩子提供三袋奶粉。我要对这份清单稍作评论。首先，这份清单遗漏了很多东西——鞋油、胡椒、盐、醋、火柴、引火木料、剃刀片、用具的替换、家具床铺的折旧损耗，这些只是我一下子想到的内容。如果花钱在这上面的话，清单中的某些东西势必会减少。另一个比较大的花销是烟草。这位矿工抽烟不多，但尽管如此，他每周差不多也要花1个先令在烟草上，这意味着食物的支出还得减少。在工业城镇，大型服装商开设了“衣物互助社”，为失业人士提供廉价衣物，如果没有他们，失业的人可能根本买不起新衣服。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这些互助社购买床单，我认识的这户人家就没有床单。

无论再怎么看，矿渣堆就是一个丑陋的事物，因为这东西毫无规划地堆在那儿，一点用途也没有，就像是从一个巨人的垃圾桶里清出来丢在大地上的废品。各个矿镇的外围景象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在你的视野之内到处是灰蒙蒙、锯齿状的山脉，脚下尽是泥巴和灰尘，头顶密布着钢缆，一桶桶废土缓缓地被吊着运上几英里，送到郊外。很多时候，那些矿渣冒着火苗，到了晚上你可以看到鲜红的火光像血脉一样蜿蜒盘绕，而且还可以看到硫磺蓝色的火焰在缓缓流动，似乎就要熄灭了，却又总是冒出来。即使最终矿渣堆渐渐沉淀，也只有一种顽强的棕色的野草才能在上面生长，那处地方还是坑坑洼洼的。在威根的贫民窟，一处矿渣堆被当作了操场，看上去就像波浪起伏的海面凝固在那里，当地人都叫它“棉花垫子”。即使将来这些曾经被挖过煤的地方变成了农田，一个人坐在飞机上，应该一眼就可以发现那些地方很久以前曾经堆过矿渣。
我记得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威根的郊区目睹的可怕情景：周围都是像月亮表面一样坑坑洼洼的矿渣堆，北边是四通八达的马路，在堆积如山的矿渣堆之间，你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运河的河道上堆着煤渣和冰结的泥浆的混合物，木屐踩过的痕迹纵横交错。在矿渣堆积的范围之内，到处密布着闪闪发亮的圆坑——这些是积水的水坑，由于下面的矿洞出现地面下陷而形成的。天气特别冷。圆坑覆盖着一层琥珀色的冰。驳船船员披着麻袋，盖到眼睛那里。紧锁的大门上挂着一根根冰条。这里似乎寸草不生，除了黑烟、石头、冰雪、泥泞、灰烬和臭水外再无其它。但比起谢菲尔德，威根还算是漂亮的。我觉得谢菲尔德堪称欧洲大陆最丑陋的城镇——那里的居民样样事情都争强好胜，大概会抢着要这个头衔。谢菲尔德有五十万人口，但像样的建筑却比只有五百人口的英格兰东部的普通村落还要少。还有那股味道！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你才闻不到硫烟的味道，而那也是因为你开始闻到煤气的味道。流经这里的那条浅浅的河流总是夹杂着化合物，看上去黄澄澄的。有一次我站在街上，数着视野之内烟囱的数目，一共有三十三根，而如果空气中不是笼罩着一层浓烟的话，数目还会比这多得多。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幕情形：一块荒芜的空地（即使在伦敦，你也找不出这么污秽的地方），上面已被踩踏得几乎寸草不生，堆满了旧报纸和破铜烂铁。右边是一排破破烂烂的四居室房屋，原本是深红色的，但被烟熏黑了。左边是长长一列漫无止境的工厂烟囱，一根接一根，一直延绵到远方黯淡的黑色烟雾之后。在我身后是由熔炉的炉渣铺成的铁路路堤。在我身前，越过那块荒地，有一间红砖和黄砖砌成的四方形的房子，外面挂着一块标志牌，上面写着“托马斯·葛洛克公司，承接拖运业务”。

到了晚上，你看不到房子丑陋的形状，也看不见那些黑漆漆的事物了，像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变得十分阴森恐怖。有时候，烟里含有硫磺，透着玫瑰花瓣一样的颜色。铸造厂的烟囱冒出一排排锯齿状的火苗，像是一把把环锯。透过铸造厂敞开的大门，你可以看到炽热的、巨蛇一样的铁条被红光照耀下的小男工们拖来拖去，你听到蒸汽锤的破风声与重击声和铁条淬火时尖锐的声音。制陶的城镇和这里一样丑陋，但规模要小一些。在一排排熏得黑漆漆的房屋之间，有一部分街道专门用来堆放烟囱——那一根根圆锥形的砖砌烟囱像巨型的葡萄酒瓶子一样被埋在泥土中，喷出的浓烟几乎就要熏到你的脸上。你会看到山丘被挖出一个个大坑，有几百英尺宽，可能也有几百英尺深，一边是锈渍斑斑的矿车慢悠悠地顺着铁路被运走，另一边是许多工人像采集海蓬子的人一样用锄头挖掘着山坡。在一个雪天我经过那里，连雪都是黑色的。我们只能说还好制陶的城镇都很小，而且没有延绵成片。不出十英里你就来到未被污染的郊野。站在几乎光秃秃的小山上，制陶的城镇就像远处的一摊污迹。

当民族主义被狂热崇拜时，英国人观察着世界地图，发现自己身处的那个岛屿位于北半球纬度非常高的地方，于是想出了一个自鸣得意的理论：纬度越高，那里的人种往往越优秀。我小的时候被灌输的历史理论是这样幼稚地解释的：寒冷的气候令人精力充沛，而炎热的气候则令人懒惰，因此这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溃败的原因。这种胡搅蛮缠的理论认为英国人充满了活力（事实上，英国人是欧洲最懒惰的民族），盛行了起码上百年。1827年的一期《季度评论》写道：“我们宁愿为了国家利益而劳作不休，也不愿沉溺于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当中。”“橄榄油、葡萄酒和罪恶”三者高度凝聚了英国人对拉丁民族的观感。在卡莱尔、克里希等人的笔下，北方人（先是条顿人后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被描绘成身材伟岸精力充沛的勇士，他们蓄着金色的胡须，道德品质纯洁高尚，而南方人都很狡猾、怯懦而且放纵堕落。这套理论根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因为按它所说，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应该是爱斯基摩人，但这一理论的确承认比我们住得更北的民族要比我们更优秀。因此，过去五十年来，对苏格兰及其事物的盲目崇拜深深影响了英国的生活。但正是北方的工业化使得南方和北方的对立出现了奇怪的倾斜。直到不久以前，英国的北方一直是落后的封建地区，而工业则集中于伦敦和东南地区。以英国内战为例，这场战争其实是资本体制与封建体制的冲突。北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拥护国王，而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则支持议会。但随着煤矿工业传播到北方，新的阶层出现了，他们是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笔下的兰瑟威尔先生和鲍德比先生。北方的商人奉行令人讨厌的“誓要发达”的人生哲学，成为了十九世纪的风云人物，即使他们已经死去，却仍然阴魂不散。这种人被阿诺德·本涅特所推崇——他们以半个克朗起家，能挣到五万英镑，他们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之后比以前更加粗鄙无礼。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拥有赚钱的本事。我们不得不钦慕这些人，尽管他们思想狭隘、手段肮脏、傲慢自大、贪得无厌而且举止笨拙，他们“有种”，会“发达”，换句话说，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挣到钱。

和工人阶级缔结真挚的友谊可能实现吗？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进行探讨，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北方要比在南方更加容易与工人阶级平等交往。住进一户矿工的家里，并被他们接纳为家里的一员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在南部地区的各个郡里，要和一户农场工人同吃同住或许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对工人阶级有一定的了解，不会将他们理想化，但我知道在一户工人的家里你可以学到很多事情，假如你能住进去的话。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过接触他们的理念和想法，你的中产阶级理念和偏见会受到考验——这里不存在哪一个更好的问题，但两者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以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作为例子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一样重视家庭，但关系远远没有后者那么专制。一个工人不会在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木牌突出自己是一家之主的权威。前面我说过，在贫穷的打击之下，一个中产阶级人士会一蹶不振，而这与他的家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他的家人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指责他不会“发达”。工人阶级更加团结，而中产阶级不团结，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家庭的忠诚有不同的理解。中产阶层的工会几乎毫无作为，因为在罢工的时候，几乎每个中产阶级人士的妻子都会怂恿丈夫去破坏罢工，顶替别人的职位。工人阶级还有另一个特点，一开始的时候会令人错愕不已：当他们和自认为与之平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话很直率坦白。如果你给工人一样东西，而他不想要，他会告诉你他不想要；一位中产阶级人士会收下这样东西以避免冒犯你。还有就是，工人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与我们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要合理得多！工人阶级尊敬学识丰富的人，但当“教育”与他们的生活产生接触时，他们却会看穿“教育”的本质，出于健康的本能对其避而远之。我曾经总是慨叹十四岁的男孩被迫放弃学业，开始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作，其实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看来，一个人十四岁就得开始工作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如今我知道，一千个工人阶级的孩子中，没有一个不在渴望不用去学校的那一天。他希望开始真正的工作，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像历史和地理这种可笑而无聊的科目上。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呆在学校直到接近成人是可耻和没有男子气概的事情。想到一个十八岁的大个子男生，原本应该每周挣一英镑帮补家计，却穿着滑稽的校服去上学，因为没有做作业还要挨藤条，他们就觉得很好笑！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十八岁的孩子，怎会愿意让自己被打藤条！别人还是乖宝宝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在萨缪尔·巴特勒的作品《众生之路》中，主人翁厄尼斯特·潘迪菲回顾自己的公学和大学教育时，他发现那是“病态柔弱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确很病态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