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业奴隶制最阴险的产物是种族主义，它为奴役非洲人并强迫他们到甘蔗田里劳作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正如埃里克·威廉斯所写：“奴隶制不是种族主义的产物；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后果。它的起源可以用如下词语来表示，在加勒比地区，是蔗糖；在大陆，则是烟草和棉花。”）自从非洲奴隶明显替代，而不仅仅是补充欧洲的契约佣工之后，种族就成了奴隶主和制糖业其他所有参与者（从克里奥尔监工到欧洲的精炼糖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点。它为奴隶制这一明显荒谬而怪诞的制度做了辩护，安抚了参与者内心怀有的良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借用基督教元素精心打造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用逸事证据强化了这种混杂的概念。奴隶制主要是为田间劳动力设计的，但种族主义的逻辑将它扩展到了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工作领域。奴隶制原本是一种狭隘的经济体系，渐渐地，它演变成了克里奥尔糖业社会的指导和组织原则。
白人出于实际原因，迫切需要创造出精细的规则来划分种族。无数被压迫的男男女女包围着他们，前者的人数远超白人，因此白人需要社交规范和权力结构来保护自身免受这些被压迫者的伤害。他们需要机制来分裂和控制那些奴隶，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奴隶难以驯服，且令他们感到一种“肉体上的恐惧”。他们也需要解决混血后代的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
在蔗糖世界，混血的存在必须被重新定义。第4章列举了白人出于区分他们的目的而给他们取的一些称呼。这些伪科学尝试扭曲了严谨的分类，亵渎了林奈在18世纪所做的细致工作，为种族观念披上了可信的外衣。白人给黑白混血儿贴上穆拉托的标签，此称呼本用于指代马和驴杂交出的无生殖能力的后代，这种轻蔑的类比意味着，白人希望大自然禁止白人和黑人的“非自然”后代繁殖。马修·刘易斯在牙买加四处观察后发现，黑白混血儿确实可以生育后代，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几乎普遍都是虚弱、阴柔的，因此他们的孩子很难养活”。
这种精心表述的种族主义与合法的自由两极共存。奴隶的解放是有可能的。任何肤色的自由妇女所生的孩子，从黑人到梅斯蒂菲诺，都生而自由。只要人心的跳动比鞭子更有力，白人父亲就可以解放他肤色较浅的混血孩子，也许还有孩子的母亲。他也可以释放自己的老乳母——一个忠诚或年迈的女奴。

图33 黑人妇女上门拜访勒马叙里耶，勒马叙里耶是一名黑白混血妇女，图中还有她的白人女儿，图为勒马叙里耶在马提尼克岛的家，1775年。
说明：Public domain

随着种族奴隶制的发展，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行政官员费力将它运作的复杂性编纂成了被称为黑人法典的法律文本。他们还任命官员来监督这些法律的施行。英国殖民地是个例外，既没有统一的黑人法典，通常也没有奴隶保护人。相反，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奴隶法典，通常以1661年巴巴多斯颁布的那一部为蓝本。牙买加在1664年颁布的那一部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巴巴多斯那一部的，1702年安提瓜的那一部也与之非常相似。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一系列英国改善法在即将废除奴隶制的情况下，通过改善奴隶的生存条件来扭转低出生率和儿童的高死亡率。
黑人法典和奴隶法在殖民地之间差别不大。它们的基本前提都是“黑人是财产，是一种需要严格规范、警惕监管的财产”。黑人法典“使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合法化，准许严格的隔离，并制度化了对奴隶反叛的预警系统”。黑人法典规定了种种惩罚手段：打标签（烙印）；在磨坊里鞭打双手被捆缚的奴隶，然后用胡椒和盐粒揉搓奴隶的伤口；割鼻；砍断胳膊或腿；还有“阉割”，即切除生殖器。对伤害白人或反叛的惩罚是野蛮而致命的，例如“将奴隶钉在地上，四肢用弯曲的棍子固定住,然后从脚和手一点一点地用火焚烧，逐渐烧到头部，使他们痛苦不堪”。奴隶法还规定了被处死的奴隶的主人如何要求索赔,以弥补自己的财产损失。
黑人法典几乎将奴隶的每一种错行都定为犯罪。谋杀和攻击白人在众多死罪中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而且这也包括谋杀另一名奴隶。逃跑是更常见的罪行，通常这些奴隶被认为犯了盗窃罪，因为他们从主人手中偷走了自己。黑人法典还将藏匿或协助逃跑者定为犯罪，并规定了抓获逃奴或在一段时间后杀死他们所能获得的奖励。随着城镇的发展，法律规定，城镇居民不得雇用逃奴，而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雇用了逃奴。
黑人法典严厉惩罚黑奴逃离奴隶主，躲藏在逃奴定居点生活，之后又潜回来袭击种植园并激励其他奴隶逃亡的行为（marronage）。由于别无选择，大多数殖民地承认并接受了一些逃奴定居点。但防止逃亡的法律是严酷的。惩罚手段包括烙印百合花图案、割耳、切断腿筋，如果逃跑者携带武器，则处以死刑。帮助逃奴的自由民可能会被重新卖为奴隶。法国在1685年颁布的《黑人法典》还禁止奴隶集会，因为即使是婚礼或葬礼，也可以被用来谋划反叛。

黑人法典概述了奴隶的劳作条件，规定了工作时间、伙食补贴，以及惩罚的性质和范围。它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奴隶活着，二是约束最残忍的主人。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法规在实践中被违反，而且很少有白人会因为饿死奴隶、虐待和折磨奴隶、过度驱使奴隶受到起诉。即使他们被起诉，也只有少数人被定罪。
到了18世纪末，随着革命情绪激起公众舆论，法国的黑人法典得以修改，以反映宗主国对奴隶受虐待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不顾种植园主阶层的反对，法律规定鞭打不得超过29下。1789年，当时在西班牙控制下的特立尼达因颁布的《黑人法典》较为宽仁而受到称赞：鞭打不得超过25下，且不能流血；奴隶主不能通过释放年老或有病的奴隶来减轻负担；奴隶主要为女奴分配适合女性的劳作；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奴隶主都可能被处以重罚。然而，不久之后，特立尼达就被英国人控制了，英国人实施了严厉的新奴隶法，甚至禁止奴隶通过自我赎买来获得自由。
另一方面，古巴的黑人法典规定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进行自我赎买。一个价值600美元的奴隶只要付给主人25美元，就拥有了自己的二十四分之一。通过这种方式解放的奴隶，即使有些只是获得了部分解放，都被称为“受束缚者”（coartado）。许多奴隶即使有钱完成交易，也会选择先赎买自己的一小部分。博物学家、观察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遇到困难时，可以（部分）依靠主人，后者能为他们提供咨询、影响力和保护。
许多糖料殖民地还制定了不足法，旨在纠正黑人和白人数量之间始终令人恐惧的缺口。不足法要求雇主每雇用二三十名奴隶就要雇用一名白人。在牙买加这样白人稀缺的殖民地，大部分种植园主和牧场主选择支付罚款而不是遵守规定，这些法案成了政府增加收入的讽刺源头。在巴巴多斯更容易找到“稀缺的白人”，那里白人人口较多，多为契约佣工的后裔。
黑人法典对奴隶食物、供应地、自由耕种时间、衣服和毯子、奴隶“医院”的建立，以及奴隶出生、死亡、婚姻和惩罚等条款规定了最低要求。在巴巴多斯等地，强奸奴隶不构成犯罪，杀死一个奴隶也仅需交纳15英镑的罚款。天主教国家的黑人法典要求主人对奴隶进行宗教教育，为他们安排受洗仪式，并在天主教墓地的特定区域划定奴隶墓地。这些法律也规定了假日，这无疑是奴隶非常关心的部分。安提瓜的一项法律指出，奴隶犯下了“严重的混乱……和谋杀罪……因为他们的主人不像邻居那样，允许他们在圣诞节有相同天数的假日”。天主教奴隶社会被允许拥有更多假期。据亨利·科斯特统计，巴西的奴隶有35天假日。

糖奴在鞭笞的威胁下劳作。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转折点，他们时而服从，时而抗争。奴隶的抵抗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动力，以至于它是所有时代文学、文献和黑人法典中从未消退的潜台词。对奴隶抵抗最常见的形式进行调查，是对奴隶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的讽刺性评论。
在非洲人当中，自杀往往是第一道防线，它既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肯定，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借助自杀，他们能结束痛苦，使灵魂回到非洲故地。有关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不乏这样的例子。非裔英国废奴主义者伊格内修斯·桑乔的父亲就在船只横渡大西洋时溺水自尽。在马提尼克岛，两个非洲人上吊自杀了，以此证明皮埃尔·德萨勒不过是个骗子，因为他坚称，“没有人对他们做过任何事，他们过着非常快乐和愉悦的日子”。奴隶上吊、溺水、绝食、跳入沸腾的糖缸里、服毒或以其他方式自杀。一个奴隶贩子总结说：“黑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种族，宁愿死去也不愿做奴隶。”
因为奴隶是昂贵的资产，他们的自杀会激怒主人，主人甚至指责生病的奴隶是有意寻死。尽管疾病、营养不良、肮脏的环境、简陋的医疗条件、过度劳累和抑郁是造成大多数奴隶死亡的原因，但缺乏生存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德萨勒抱怨说：“自1月以来，已有12人死亡，另有数人濒临死亡。”他称黑奴图桑为“恶棍”，“为了逃避工作，他只想去死，就让自己一直得一种可怕的胃病……这些都是废奴主义者无法理解的。他们一定会说，作为一个奴隶所感受到的绝望驱使这个黑人想要毁灭自己。而懒惰和对工作的惧怕，这些才是导致他自杀的动机”。当图桑一个月后去世时，德萨勒爆发了：“罪犯！他是这个家里第四个这样对待主人的！”

假装精神错乱也是一种流行的策略，因为疯子无法工作。自残也很常见。例如，巴巴多斯的一名箍桶匠为了抗议不合理的命令，砍掉了自己的手。由于改善法对黑人法典有所改进，其中的孕期减免条款促使许多妇女假装怀孕。皮埃尔·德萨勒的奴隶扎贝特连续15个月假装怀孕，虽然其间没有孩子出生，但她一直坚称自己怀孕了，无法工作。
奴隶的抵抗会持续到田间。奴隶们频繁要求“去灌木丛”，即他们的厕所去方便，抱怨经期病症，还会假装一瘸一拐，态度懈怠。他们会故意弄坏锄头。他们在每个甘蔗坑里故意种很多或很少甘蔗。他们会“误解”指示。他们明知“一根受损的甘蔗足以产生能毁坏整批糖的酸腐味道，仍然将老鼠啃咬过的甘蔗放在运往磨坊的货物中”。他们还决定一起罢工。马修·刘易斯就赶上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女奴“全都拒绝运走垃圾（这是最简单的任务之一）……结果，糖厂被迫停止运转”。刘易斯试着劝说、恳求，最后威胁要卖掉最顽抗的奴隶，但全都是徒劳。第二天早上，糖厂仍然关闭，“煮糖间里没有糖浆，工作也没有人做”。管理者抱怨说，这些反叛的女性“给勤劳的人造成了一种巨大的打击”。她们也几乎不可能被卖掉，所以这些“可怕的懒人”就一直戴着枷锁服刑或者受到其他各种惩罚，直到她们屈服并回到地里。
傲慢是奴隶之中一种很受欢迎的消极抵抗方式，几乎所有糖料殖民地的种植园主都报告说，女奴非常擅长这种抵抗方式。她们唱着满是双关语的讽刺歌曲，诅咒并反抗主人。安提瓜的奴隶起义失败后，一名观察家指出，女奴“以其傲慢的行为和表情，流露出内心深处与男奴一样的渴望，即彻底消灭白人，并且无疑会通过杀死所有的白人妇女和儿童造成同样大的伤害”。一些女奴的确杀死了主人的孩子。1774年，在巴巴多斯，一个年轻的女奴承认毒死了几个白人婴儿，并在受审时解释说，她讨厌照看婴儿。安提瓜奴隶杰米玛因伤害一名白人婴儿而被活活烧死。

奴隶们会扮演名为“夸希”（Quashee，男性）或“夸希巴”（Quasheba，女性）的角色来反抗压迫。在这些角色真诚、逃避、天真、反复无常、懒惰和笨拙的外表下隐藏着狡猾、自信、轻蔑和复仇的内核。满是夸希和夸希巴的甘蔗田让白人奴隶主及其访客感到困惑。玛丽亚·纽金特本来以为自己十分了解这些有趣爱玩的“黑人”，直到一个以前表现得“非常谦逊”的“样貌可怕的黑人”抛掉了“夸希”的角色面具，咧嘴一笑，给了她一个“凶狠的眼神”。她写道，“这让她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恐惧”。在格林纳达，和其他地方一样，女奴或称夸希巴是“庄园田间班组里人数最多、组织最有效的构成部分”，而且也是“奴隶中最容易发生骚动的……”，除非鞭打，否则无法控制她们。
当白人重复指示时，奴隶们就会假装困惑地挠头。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你越是试图解释一件令他不悦的事情，他就越表现得无法理解。如果他发现这样做无效，他就会开始说一些荒谬的事情，而且他在讽刺挖苦方面的天赋简直令人惊叹”。亨利·科斯特的奴隶从来不会直接回答问题，而只是在主人“用各种方式问了四五个问题”之后才慢吞吞地透露信息。这些奴隶都是生性狡猾的学生，一旦发现白人对手的弱点，就能马上利用它们，与白人对抗。
自诩为仁慈之人的刘易斯在凌晨3点发现，看守畜栏的奴隶放任牲畜逃进甘蔗地里肆意踩踏。之后，他写道：
没有一个看守在岗；火把已经全部熄灭；找不到一个家内奴隶，也找不到一匹马；就连被受托人关在家里的小男仆也再次起床，在主人上床时他们还在熟睡，之后逃出来尽情玩耍和狂欢；尽管他们完全知道牲畜踩踏田地对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却没有一个黑人愿意起身把它们赶走……我最好的一块甘蔗田被牲畜践踏成碎片，今年的收成大大减少了！这就是黑人的感恩方式。
奴隶们尽可能偷窃更多的东西，以至于盗窃行为严重耗损了种植园的财力。偷窃是一种不那么被动的反抗形式，而且偷窃往往是他们获取东西的唯一途径。一个被抓到偷糖的奴隶反驳愤怒的主人：“白人怎么就可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可怜的黑人干了所有的活，却还要挨饿？”

家畜是奴隶反抗的主要目标。西斯尔伍德说：“我的那些猪几乎每天都会被割伤或是跛足，是谁干的，在哪儿干的，这很令人惊讶。”“在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有如下损失，一只健壮的成年公猪不见了（一直不知道是怎么没有的）……一只阉过的猪被摔死了，背断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只品种优良的母羊，非常适合繁殖后代，被发现死在岩洞里……奶牛蕾切尔的小牛犊……还有小公牛。”西斯尔伍德的马麦基肚子上被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肠子都流出来了，后来麦基死了。无数动物曾遭受奴隶的折磨，因为他们试图破坏主人的财产。一个海地奴隶为自己虐待骡子辩护：“我不工作，就要挨打；它不工作，我就揍它，它是我的黑奴。”
奴隶们通过很多方式来反抗，以至于奴隶主在很多地方都能注意到他们的反抗，他们指责女奴以堕胎和杀婴的形式实施“女性生殖系统方面的反抗”。确实有一小部分女奴诉诸杀婴这一方式，以便使婴儿免受奴役之苦，并导致主人无法获得新的奴隶。巴巴多斯的奴隶玛丽·托马斯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显然是出于恶意杀死了自己的新生儿，因为这个婴儿的父亲，即种植园的白人簿记员“不认为玛丽是他的最爱”。
然而，证据显示，田间奴隶遵循了有害的新生儿传统，无意中导致了高死亡率。他们中的专业人士（奴隶助产士或保姆）为了使婴儿的肚脐保持湿润，给他们喂食“油和其他有害药物”，也不给他们换衣服，在出生的头9天里几乎不给他们喂食。一名助产士告诉马修·刘易斯：“直到这9天过去了，我才对他们抱有希望。”幸存者接下来还要面临一系列艰苦磨难：营养不良、破伤风、发烧、蠕虫感染和其他虚弱病症。许多小孩活不到5岁，这导致奴隶人口自然减少。例如，在特立尼达，三分之二的奴隶女童在性成熟之前就死了。
在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兴起之前，许多种植园主都乐于接受儿童奴隶的高死亡率。格林纳达的监工约翰·特里证实，他的雇主认为“哺乳期的孩子就应该死去，因为在这段时期，幼儿害母亲干不了多少活”。当奴隶贸易即将被废除时，以前进口非洲人的种植园主突然开始关注起女奴的生育能力。通常，他们将缺乏生育能力归咎于故意反抗。

逃奴社区（Marronage），即指奴隶逃亡后永久居住在逃奴聚居点的现象，这给奴隶的抵抗增加了另一个观察维度。“马隆人”（Maroons，加勒比地区的逃亡黑奴及其后裔）这一名称可能源自西班牙语词“cimarrón”，意为逃亡或逃跑，他们想出了与更广泛的奴隶社会并行的生活方式，公然与奴隶制抗争，并拒绝接受奴隶社会财产关系的合法性和种族优劣观。对于种植园里的奴隶来说，马隆人社区代表了自由的可能性；对于奴隶主来说，它们则代表了永远存在的危险和羞辱性的失败。
逃奴社区存在于所有的糖料殖民地，但在牙买加和苏里南尤为根基牢固。逃奴社区源于逃离奴隶制的迫切需要、强烈的非洲存在感和宗教灵感。历史学家梅维斯·坎贝尔写道：“非洲的宗教信仰要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都更能赋予团结的力量、密谋的场所，以及动员、激励、启发和设计策略的集合点，它还赋予了逃奴意识形态、神秘感、顽强的勇气和领导力。”自然地形也十分重要，牙买加群山耸立，其间既有丘陵、山谷，又有沟壑、河流和峡谷，十分适合建立自治社区，也能提供牢固防御。其他变量包括蓄奴统治集团的政策和资源、领导者的意愿和民兵的承诺、收成状况，以及干旱、飓风或虫害的影响，战争贩子和外部攻击的威胁或存在，还有纯粹的运气。
当一个逃跑的糖奴创建或加入了一个致力于自由、军事防御和以非洲模式治理的社区时，他就成了一名马隆人。马隆人建造了坚不可摧的村庄，通常它们建在陡峭的山坡上，只有一条小路可以到达，并有哨兵把守。他们尽可能地复制记忆中的非洲生活方式。他们吹响阿嘣（abeng，一种用牛角制成的号角），在广阔的区域发出多种号声，传达不同的含义。女逃奴负责操持农务，她们的男人负责打猎和作战。因为逃奴通常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下，他们日常实施的战时举措是常规和进攻性的，而不是特殊和防御性的。
由于有了受过训练和受托持有枪支的黑奴的加入，白人民兵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这是糖料殖民地奴隶制的众多反常现象之一，民兵组织向马隆人展开反击。马隆人通常是获胜的一方。他们对乡村实行严峻控制，袭击种植园和道路，焚烧建筑物和甘蔗田，残害或宰杀牲畜，或者是将它们带走供自己使用，偷窃食物、工具、武器和弹药，并有选择地招募其他奴隶。他们拒绝接纳那些缺乏干劲和判断力的奴隶，甚至还杀死了那些有回到主人身边并泄露逃奴秘密嫌疑的奴隶。至于那些被允许进入社区的人，他们受到神圣誓言的约束。

1760年，塔基起义印证了白人数十年来的担忧：“牙买加岛终将被占领，并被自己的奴隶所摧毁。”这场起义在殖民地的官方统治系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塔基和其他起义领导人都是来自黄金海岸的非洲人，隶属不同的种植园。他们计划彻底消灭“白人居民，奴役所有拒绝加入他们的黑人，并且按照非洲的模式，将牙买加岛划分为小块领地，由各首领分而治之”。反叛者还计划放火烧毁整座城镇，杀死那些跑出来去灭火的白人。回到种植园里，奴隶们会制服监工并接管控制权。
起义始于复活节，星期一，凌晨1点。在塔基的带领下，反叛者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集结增援的力量，焚烧种植园，杀死白人，击退民兵。他们攻打霍尔丹堡，缴获了40件火器和火药。民兵和马隆人试图阻止他们。塔基坚持战斗，直到被马隆人狙击手戴维射杀。塔基的头颅被插在西班牙殖民小镇的一根柱子上，以此作为一个可怕的警告。一些反叛者宁愿集体自杀也不投降。
尽管塔基死了，但这场起义依然在牙买加持续了数月。西斯尔伍德从4名惊恐万状、几乎赤身裸体的白人那里得知了这场起义的消息。这4人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逃脱屠杀的，并警告说“他可能很快也会被杀死，等等”。7月3日，众所周知的反叛军领袖非洲人阿蓬戈被捕，此时他已改名为韦杰，他被铁链吊了起来。行刑人员还没来得及砍倒他并点上火，他就死了。另一名反叛军领袖被判处火刑。西斯尔伍德写道：“这个恶棍被铁链锁在一根铁柱上，只能坐在地上。火烧到了他的脚上，他没有发出呻吟，极其坚定沉着地看着自己的两条腿化为灰烬。随后，铁链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所松动，他的一只胳膊可以活动，他从吞噬自己的火焰中抓起一根燃烧的木头，扔向行刑者的脸。”
等到牙买加岛终于平静下来时，已经有将近60名白人和400名黑人死亡，白人中弥漫着显而易见的恐惧和紧张气氛。成百上千的人离开了这座岛，留下来的人时刻保持谨慎和警惕。立法机构规定，奥比巫术的任何实践者都要被判处死刑或被驱逐出牙买加。当奥比巫术的女祭司萨拉被抓到“拥有猫牙、猫爪、下颌骨、毛发、念珠、打结的衣服，以及其他与奥比巫术相关的物品，并借此迷惑和欺骗黑人，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她被驱逐出牙买加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奴隶贸易的废除激发了巴巴多斯的奴隶反叛，因为那里的奴隶认为该岛现在属于他们，而不是他们打算杀死的白人的了。巴巴多斯的奴隶反叛始于1816年4月14日，星期日晚上，自东南部的圣菲利普教区开始，蔓延至半个岛。反叛者烧毁了25%的糖料作物和大量资产，试图摧毁种植园主的经济，并通过未燃尽的田里升起的烟雾向其他反叛者发出信号。同时，他们还尽可能多地劫掠财物，抢走珠宝、银器、家具、餐具，甚至地砖。在这股狂热中，有一些白人也加入了抢劫。许多年老的白人因承受不了反叛的重压而死去。

随着支持对象的改变、参与者的重新组合，以及欧洲国家对反叛者的镇压和彼此之间的斗争，海地革命分阶段发展。革命始自黑白混血儿樊尚·奥热，他在英国和法国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试图发动军事袭击以迫使政府将平等权利扩展到所有自由人，无论是黑白混血儿还是黑人。袭击失败后，奥热及其兄弟雅克、同伴让—巴蒂斯特·沙瓦纳均遭逮捕，他们被打断四肢，面朝上绑在车轮上，在口渴、饥饿和疼痛中缓慢死去。随后，行刑者砍下他们的头颅，插在杆子上，以此警示潜在的反叛者。
虽然奥热的袭击带来的狂热引发了一阵惶恐，但只有当北部法兰西角的奴隶们行动起来时，才是真正意义上掀起了革命。奴隶们精心策划，他们的目标是杀死所有白人，烧毁所有种植园，并接管殖民地。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数千人均保守了起义的秘密。他们的领导者大约有200个，主要是值得信赖的工头或熟练技工。后来，自由的马车夫图桑·卢维杜尔成为他们的主要领导者，他利用自己的通行证在孤立的种植园之间传递信息。
奴隶们获悉（是被误导的），法国国王和国民议会应许他们每周可以获得三天的自由时间，并且废除了鞭笞刑罚。因此，他们准备不顾种植园主和殖民当局的意愿来推行这一决定。起义由魁梧结实的工头布克曼领导，他还是一名马车夫和伏都教祭司，他在布瓦开曼主持了一场振奋人心的伏都教仪式，激励了在场所有的人，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后来，奴隶们奋起反抗。他们杀死了种植园管理者和其他白人，烧毁了储藏甘蔗渣的仓库和其他建筑。C. L. R.詹姆斯写道，北部平原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废墟，一堵火墙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浓密的黑色烟柱不断从这堵墙上升起，透过烟柱可以看到火舌……大量燃烧着的甘蔗秸秆纷纷扬扬，被风不断吹着，如同雪花飞舞，飞过城市和港口的船只，威胁着要将这两者都化为灰烬”。
随着革命的展开，反叛者藏身于山区隐蔽处，并组织成多个小队行动，一名法国将军回忆道，这些小队“在我们攻打他们的部分力量时，能够互相支援”。他们设有监视哨和预定的集合点，并且尽可能用现有的材料临时制作出短缺的物资。菲克写道：“他们设置了迷惑人的陷阱，制造毒箭，假装停火以诱使敌人进入设伏圈，将树干伪装成大炮，并向道路投掷各种障碍物以阻碍敌方部队前进，简而言之，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以便从心理上迷惑、恫吓敌人，打击对方的士气，或者用其他方式迷惑欧洲部队，以保卫自己的阵地。”他们的口号是“白人都去死”，并用非洲音乐作为行军的军乐。他们设计了防弹背心，但子弹依然还是能够打穿它们。布克曼就是被射杀的，他的头颅被挂在城市广场上示众。

夏普最令人难忘的案例是詹姆斯·萨默塞特，后者在1772年成功获取自由的案例在第6章中有所讨论。在被送到牙买加奴役之前，萨默塞特联系夏普以保护自己。曼斯菲尔德勋爵对萨默塞特案的判决对于萨默塞特和夏普来说都是一次惊人的胜利。曼斯菲尔德勋爵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法庭上宣布释放萨默塞特时如是说：“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听到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废奴主义者欣喜若狂，而对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的普遍误读，即他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使他的话更具影响力。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对此欢欣鼓舞，至少有15名英国奴隶引用萨默塞特的先例被法官释放。诗人威廉·柯珀在其长诗《任务》（The Task）中欣喜地写道：“奴隶无法在英国呼吸，如果他们的肺/呼吸到了我们的空气，那一刻他就自由了/他们接触到我们的国家，他们的脚镣就脱落了。”曼斯菲尔德勋爵本人没有做出任何澄清说明，只是私下里提到自己的裁决仅仅是“主人无权强行带走奴隶并将他带到国外”。
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及其盟友纷纷哀叹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牙买加种植园主爱德华·朗预测，大批奴隶将逃往英国，那里的“下层阶级妇女……非常喜欢黑人，原因太残酷了，不提也罢”，他们会使英国人混血化，不久之后，英国人就会变得像肤色较深、堕落的葡萄牙人一样。彼时的北美殖民地正爆发革命，那里的奴隶集体渴望去往令萨默塞特获取了自由的英国，至少有一个奴隶是这样期望的，19岁的巴克斯试图去往英国，他来自弗吉尼亚。在后来的岁月里，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判决对于美国的司法决定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1783年，格兰维尔·夏普与曼斯菲尔德勋爵就一起涉及132名奴隶的保险索赔案发生了冲突。运奴船“桑格”号的船长卢克·科林伍德下令将病得最厉害的那些奴隶扔进海里。过后，科林伍德以船上的淡水几乎耗尽为由，试图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赔偿。
保险公司对科林伍德索赔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指控科林伍德行为疏忽和不当。尽管法庭上的旁听者听到这个故事时都不寒而栗，但陪审团很快就做出了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判决，保险公司被判支付每名奴隶30英镑。要不是《晨间纪事和伦敦广告》（The Morning Chronicle and London Advertiser）刊登的一封信将此案称为激起神怒的邪恶行径，夏普可能永远都不会听说“桑格”号运奴船事件。非洲人奥劳达·埃奎亚诺读了这封信后，急忙赶到格兰维尔·夏普的办公室，恳求他为非洲人报仇。夏普试图对那些将非洲人扔到海里的凶手提出谋杀指控，但没有成功。尽管他失败了，但“桑格”号运奴船令人震惊的残酷谋杀行径，以及它们被简化为有争议的保险索赔事实，令许多人意识到了废除奴隶贸易的紧迫性。

夏普及其废奴主义同伴在启蒙思想的背景下解读了诸如萨默塞特案和“桑格”号运奴船案等时事，启蒙思想谴责奴隶制是一种可憎的罪恶，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例如，孟德斯鸠谴责奴隶制本质上是邪恶的，贬低了奴隶，腐蚀了主人，使主人“因对奴隶拥有无限权力”而变得“凶狠、急躁、严苛、易怒、荒淫和残忍”。与夏普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认为，孟德斯鸠这些深思熟虑的见解、他对法律制度的分析和道德哲学，共同构成了对改革和废除奴隶制的呼吁。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TheSpirit of the Laws）翻译成英语，并谴责了奴隶贸易。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权威四卷本《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也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他认为奴隶制“与理性和自然法原则相抵触”。雷纳尔神父的《哲学与政治史》（Philosophic and Political History）一书强烈反对奴隶贸易，吸引了众多读者，以至于1776—1806年在英国出版了15个版本，废奴主义者经常引用该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像格兰维尔·夏普这样的废奴主义者受到知识信念的驱使，而强烈的精神信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对奴隶制的认可和参与表示厌弃，重新解释了基督教和《圣经》文本的基本含义。用格兰维尔·夏普的话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是《圣经·新约》的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上帝全部律法的总和与本质”。基督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是基督教的核心故事，它加强了反对奴隶制的神学论点，而18世纪后期的智识氛围使得人们更容易得出人类也包括黑人的结论。
除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促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奴隶的困境上之外，很少有基于基督教的对奴隶的关注渗透到蔗糖文化中。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天主教宗教团体，包括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就拥有依靠奴隶劳作的糖料种植园。后来，摩拉维亚弟兄会也是如此。1710年，英国圣公会海外福音传播会接受了糖料种植园主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顿的遗赠，其中包括巴巴多斯的两个蓄奴糖料种植园，该组织正式给这些奴隶打上了烙印。甚至连俭朴的贵格会教徒也从事奴隶贸易和拥有奴隶，包括巴克莱和巴林等银行家族；有一条运奴船甚至被命名为“乐意肯干的贵格会教徒”。基督教教会认为奴隶制是神命所定，并将非洲人描述为野蛮的异教徒，认为能接触到文明的基督教和欧洲习俗是他们的福气。

起初，废奴主义者必须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鉴于选择的多样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改善奴隶的条件到将奴隶（甚至所有黑人）送回非洲，特别是塞拉利昂，反叛的牙买加马隆人曾被运送到那里。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波浪潮以废除奴隶贸易为目标，借此来根除奴隶制中最严重的错弊，以及中央航路的残酷行径。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奴隶主无法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替代死去的奴隶，他们将被迫人道地对待奴隶。奴隶制将自然消亡，而雇佣劳动将取而代之。废奴主义者经常引用糖料种植园主乔舒亚·斯蒂尔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转变是有效的。1780年，斯蒂尔移居到巴巴多斯，支付奴隶工资，而不是恐吓他们。奴隶们工作更加努力，需要的监督却更少，斯蒂尔的利润增至3倍。
渐进主义的方法战胜了废除奴隶制这一更为激进的目标，于是废除奴隶贸易协会成立了。领导者出现了，并协调他们的努力，其中包括格兰维尔·夏普、托马斯·克拉克森、威廉·威尔伯福斯、詹姆斯·斯蒂芬、乔赛亚·韦奇伍德，以及牧师詹姆斯·拉姆齐、约翰·韦斯利和约翰·牛顿。
夏普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为黑人个人寻求法律正义。虔诚且聪慧的克拉克森是剑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克拉克森的研究论文《违背他人意愿奴役他人是合法的吗？》（“Is It Lawful to Make Slaves of Others Against Their Will?”）使他转变为废奴主义者。（设定这一论题的教授对“桑格”号运奴船事件感到愤怒。）克拉克森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废奴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主要事实调查者。威尔伯福斯代表赫尔第一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只有21岁，赫尔是唯一与非洲或西印度群岛没有贸易往来的英国港口。克拉克森向威尔伯福斯提供废奴主义文献和人脉，包括朋友小威廉·皮特首相。在皮特的敦促下，威尔伯福斯最终同意在议会中支持废奴事业，克拉克森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斯蒂芬是圣基茨一名年轻气盛的执业律师，在目睹了诸如两名奴隶因未经证实的强奸而被活活烧死等司法悲剧后，他联系了威尔伯福斯，成为废奴主义者的事实证人和实情调查者。他回到英国后，凭借敏锐的法律思维、强有力的写作［《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奴隶制的现状，包括法律和实践》（The Slave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 Colonies Delineated, as it exists both in law and practice）］、迟来的对基督教福音派的皈依，以及政治上的成功，使自己成为极有价值的同伴和废奴主义者议会战略的策划者。

废奴运动的高潮有如下几次：1788年、1792年和1814年反对奴隶贸易；1823年、1830年和1833年反对奴隶制；1838年抗议对于前奴隶实行的“学徒制”。这些运动将糖视为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主要原因和邪恶象征，并希望通过立法实现目标。这要求他们参与新法律出台之前的官方调查和研究，并参与推动议会进程的政治策略和联盟。创始协会孕育了一个由地方废奴协会组成的网络：1814年有200多个，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有800多个，包括43个由女性组成的反奴隶制协会。在1833年奴隶解放前夕，这些协会的数量达到了1300个。这个废奴主义者协会网络联合向议会请愿，教育和宣扬废奴主义原则，筹集资金出版、分发传单和其他文学作品，为报纸撰写支持废奴的信件和文章，并在他们能够参与的每个论坛上提高人们对反奴隶制问题的认识。
事实调查是废奴运动的一个关键策略。议会委员会需要数据，废奴主义者面对反对者的质疑时也需要数据。克拉克森不知疲倦地列出了145个问题，并走访了主要的奴隶贸易港口，从参与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海员中寻找不情愿的证人。为了找到目睹英国奴隶贩子在武装突袭非洲人的村庄时捕获黑人的水手艾萨克·帕克，克拉克森获得了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的许可，登上了港口的每艘船。他在第317艘船上找到了帕克，并将他成功介绍给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前船长兼外科医生哈里·甘迪是克拉克森为数不多合作的证人之一。甘迪宣称：“我宁愿靠面包和水生活，说出我所知道的有关奴隶贸易的事情，也不愿在过着极为富裕的生活同时隐瞒事实。”克拉克森写道，其他船只的人员则像躲避“狼、老虎或某种危险的食肉动物”一样逃离了他。为了描述运奴船，克拉克森亲自走进两艘船测量：每个成年非洲人只有3平方英尺的空间。
克拉克森还反驳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即奴隶贸易是海军的摇篮；他掌握的数据证明，奴隶贸易是一座坟墓，吞噬的水手比奴隶还要多。在1786年从事三角贸易的5000名水手之中，只有2320人返回了家园；在非洲或西印度群岛，有1130人死亡，还有1550人下落不明，克拉克森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就奴隶贸易“骇人听闻的不公”，克拉克森在向枢密院呈交的报告中提供了850页对开本的官方证词，向下议院提供了长达1300页的证词。
废奴主义者也用图像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中一幅触动集体神经的画作描绘了利物浦运奴船“布鲁克斯”号上令人难忘的场面，这艘船的船舱里挤满了482名躺卧的非洲人，它还附带一份文字说明，内容是“布鲁克斯”号有时竟装载多达609名奴隶。威尔伯福斯首次在下议院展示了这艘运奴船的木制模型，他敦促议员们投票反对奴隶贸易。与“布鲁克斯”号有关的印刷品成为广受欢迎的装饰品。废奴主义者印制了8700份，以便在家庭和酒吧展示，这是第一份大规模发行的政治海报。直至今日，“布鲁克斯”号运奴船的插图仍然会出现在有关奴隶贸易、废除奴隶制的书籍和文章里。

废奴主义者的策略是全面覆盖每一个问题、捍卫每一个声明、反驳每一个批评，并提出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以取代将被废除的制度。他们引用了所有可信来源的材料，尤其是传教士、前奴隶、悔改的运奴船船长和奴隶主的证词。拉姆齐撰写的《论英国糖料殖民地的非洲奴隶待遇和皈依》一书带领读者走进了糖奴的甘蔗田和小屋，是废奴主义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英国各地教堂里的会众也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其他传教士撰写的报告。
前奴隶贩子约翰·牛顿在以第一人称撰写的《真实的叙事》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尽管深爱妻子波莉，却仍对被奴役的非洲妇女抱有不轨的想法，并通过只喝水和戒食肉类来抑制这些念头。其他作品则显示，许多海员没有这种顾忌，他们对非洲人进行了性侵犯。这些暴行被详细记录了下来。1792年出版的《费利克斯·法利的布里斯托尔日记》《Felix Farley’s Bristol Journal》描述了布里斯托尔的运奴船船长约翰·金伯是如何惩罚一个因生病不吃东西的15岁非洲人的，约翰将她倒吊起来，然后猛烈鞭打她，5天后，她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艾萨克·克鲁克香克的一幅讽刺漫画描绘了这个场面：船长金伯残忍地看着这个赤身裸体的女孩被倒吊起来，她绝望地抱着头，而愤怒的水手正准备鞭打她，后方还有3个哭泣的女奴。在这幅漫画的下方写有一个标题，即“废除奴隶贸易”。
非洲奴隶贸易受害者公开发表的证词特别有力，埃奎亚诺的《非洲人奥劳达·埃奎亚诺或称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平奇事》（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1789年）和库戈亚诺的《关于罪恶和残忍的奴隶制和人口贩卖的思考与看法》（Thoughts and Sentiments on the Evil and Wicked Traffic of the Slavery and Commerce of the Human Species，1787年）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兴趣。1782年，《已故非洲人伊格内修斯·桑乔的信件》（Letters of the Late Ignatius Sancho, an African）出版，据说，这本书证明了“一个未受教育的非洲人可以拥有与欧洲人同等的能力”。

图36 艾萨克·克鲁克香克绘制的残酷漫画，船长约翰·金伯准备惩罚一名被奴役的非洲少女，她只有十几岁，并且生病了，吃不下东西，她被倒吊起来鞭打。后来，这个女孩死了。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C-4-6204. Public domain

针对更具批判性思维的读者，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赞助了一份标题沉重的小册子《不废除奴隶贸易，或试图向每个理性的英国臣民证实，废除英国与非洲的奴隶贸易将是既不公正又不明智的措施，对我国的利益将是致命的，对其糖业殖民地将是毁灭性的，其后果对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害》。这本小册子和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其他大多数宣传作品的基调都是经济合理性。正如牙买加有影响力的种植园主兼代理人斯蒂芬·富勒所报告的那样，“时代的潮流与我们背道而驰，但是我仍然相信常识与我们同行。尽管与废奴主义者相比，我们是邪恶的，但这个国家的智慧和政策将保护我们”。另一个反对废奴的人认为命名是问题所在：“不要将黑人称为奴隶，要称他们为种植园主的助手，那么我们就不会听到对奴隶贸易如此激烈的抗议了。”
废奴主义者最喜欢用“血即糖”这一引发愧疚的主题来对抗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散布的经济恐慌。一本小册子题为《不要朗姆酒！不要糖！或者，流血的声音；一个黑人和一名英国绅士的半小时对话，展示了奴隶贸易的可怕本质》。另一本小册子认为，任何吃糖的人都是“罪魁祸首，一切可怕的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其他一些废奴主义者通过使人认识到糖与奴隶的命运和呼吸（以及汗水和鲜血）有直接联系来触动读者。贵格会教徒威廉·福克斯在《向大不列颠人民发出呼吁，论述戒除西印度群岛的糖和朗姆酒的正当性》（An Address to the Peopleof Great Britain, on the Propriety of Abstaining from West India Sugar and Rum）中计算出，“每消耗一磅西印度群岛的糖，就相当于吸掉了两盎司人血”。
因此，“血即糖”这一说法颠覆了非洲人嗜食同类的习俗，将之归咎于吃糖的白人。它还呼应了基督教的圣餐变体论，即葡萄酒是基督之血的象征，正如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在1795年的一次讲座中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仁慈的上帝啊！在你们用餐时，你们起身……祈祷说，求主降福赐予的食物！你们中大多数人的部分食物是用被谋杀者的血来调味的。请降福您赐予我们的食物！啊，简直是亵渎！难道上帝赐予的食物掺杂了兄弟的鲜血？这些食物浸染了自己无辜子民的鲜血，难道众人的天父会降福食人族的食物吗？”

如果糖真的浸染了奴隶的血汗，显然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会去食用它。废奴主义者决定抵制蔗糖，威廉·福克斯计算出，如果每个习惯于每周使用5磅糖和朗姆酒的家庭都放弃食用奴隶生产的糖，那么每21个月他们就能拯救1个非洲人免于奴役和死亡；每19年半，8个家庭就能拯救100名非洲人。伦敦的辩论协会借用了这个话题，他们在1792年1月提出：“英国民众是否应该基于道德义务原则和民族性格，拒绝消费西印度群岛出产的商品，直到奴隶贸易被废除，以及采取措施废除奴隶制？”1792年2月，这些协会又提出：“以下哪个是最罪恶的，是进行奴隶贸易的商人和种植园主，还是拒绝废除奴隶贸易的英国下议院，抑或是那些消费了糖和朗姆酒从而鼓励了奴隶贸易的人？”此外，还有一份“来自受苦的黑人的呼吁”，旨在“唤起人们的判断力，以及女性群体的同情……劝阻他们不要再消费被无辜父亲、母亲和孩子的鲜血浸染的奢侈品”。在抵制的早期阶段，废奴主义者恰逢海地爆发革命，糖价不断上涨，因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们促使30万英国人放弃消费西印度群岛的糖。显然，威尔伯福斯过于谨慎了。
加不加糖通常是家庭事务，由女主人做主。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工人阶级，都投了弃权票。莉迪娅·哈迪在给埃奎亚诺的信中谈到她所在的切舍姆村时写道：“我听说（原文如此）这里更多的人喝不加糖的茶。”弃权者来自各个教派，因为废奴主义者敦促所有基督教徒戒除糖和朗姆酒，这两种商品是奴隶在“过度劳动和遭受残忍对待”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以至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奴隶的孩童则成了孤儿。为了回应顾客的担忧和需求，杂货商和精炼商迅速找到了东印度地区的糖源，并宣布那里的糖是由“自由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糖料种植园主抗议说，废奴主义运动吓跑了意欲投资西印度群岛的资本。

图38 詹姆斯·吉尔雷绘制的一幅讽刺漫画，内容是废奴主义者抵制蔗糖的运动。当父母称赞无糖茶的美味时，女儿们则闷闷不乐。
说明：Public domain

图39 《慈善的慰藉》（Philanthropic Consolations）。在《废除奴隶贸易法案》被否决后，詹姆斯·吉尔雷对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和塞缪尔·霍斯利主教的野蛮描绘，这两人被刻画为堕落的浪子，他们对被奴役的黑人的爱本质上是情色的。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c4-8775. Public domain

废奴主义者同情海地人对自由的渴望，但对他们的暴力手段表示遗憾。许多人不满地指出，被解放获得自由的黑人似乎对经营糖料种植园所需的辛勤工作不感兴趣。面对革命和公众的失望，废奴主义者低调行事，直到在新世纪重新振作起来。1805年，15年来的第十一个《废除奴隶贸易法案》被否决。1806年，伦敦废奴委员会要求政治候选人承诺在11月的选举中支持废除奴隶制。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记录不佳的政治家，也匆忙接受这一立场。《费利克斯·法利的布里斯托尔日记》欣喜地报告说，“受压迫的非洲种族的朋友们将会很高兴地获悉，在王国各地的选举中，民众无法容忍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能继续进行下去”。
心怀不满的西印度和贩奴利益集团为了利益继续挣扎，但是新上台的格伦维尔勋爵的辉格党政府顺应了民众的意愿，废奴主义者查尔斯·福克斯担任外交大臣。1807年1月，《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第十六次提交审议。下议院的辩论引发了对威尔伯福斯的热情赞誉，包括“3次不同且普遍的欢呼”，以至于威尔伯福斯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完全被情感压倒了……以至于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毫无知觉”。该法案在下议院以115票对15票，在上议院以41票对20票获得通过。1807年3月25日，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经过数十年的抗争，在新世纪之初，奴隶贸易（而不是奴隶制）被判定为非法行径。

尽管奴隶贸易已被废除，但在糖料殖民地，奴隶们仍因自身没有获得解放而感到痛苦。一些奴隶策划起义，而克里奥尔白人报告说奴隶希望将他们赶尽杀绝。然而，在英国，废奴主义者既疲惫又兴奋不已，许多人相信，奴隶贸易的终结将改善现有奴隶的生存状况，最终摧毁奴隶制。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如果再发动一场废奴运动，很可能会失败，而且还有太多其他事情需要去做。非洲海岸和西印度群岛需要监控走私奴隶的非法交易。美国也已废除奴隶贸易，但是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呢？这些国家的糖料殖民地仍然依赖奴隶，它们可能会与被迫依靠奴隶自然繁殖的英国殖民地竞争。新的废奴主义者的优先事项是推行1807年的法案，并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停止奴隶贸易。
1814年，在《巴黎条约》允许法国再过5年结束奴隶贸易之后，806份废奴请愿书收集了创纪录的75万个签名，一同谴责《巴黎条约》这一条款。托马斯·克拉克森私下里警告政府，如果“令人不快的条款”仍然存在，“议会上下两院和报纸都将对你们大加挞伐”。作为回应，英国政府授权贷款和海外领地，作为激励外国结束其奴隶贸易的措施。
除了奴隶贸易，还有许多其他事情牵涉其中。181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是主要的奴隶贸易国家，却是英国对抗法国的坚定盟友。只有通过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所表达的明确无误的民意，才说服英国官员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敦促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终结奴隶贸易。1817年，西班牙同意立即停止赤道以北地区的奴隶贸易，并在3年后结束赤道以南地区的奴隶贸易。
同年，威尔伯福斯的《奴隶登记法案》（Slave Registration Bill）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奴隶主登记每个奴隶。这项措施是一个有效的文书工具，可以用来检测新的从非洲进口的奴隶，并确定奴隶的死亡率。尽管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激烈反对，但该法案还是通过了。

下一波废奴主义热潮的目标转向了奴隶制本身。1823年，反奴隶制协会成立，随后出现了第一批女性组织的反奴隶制协会。1824年，身体虚弱的卫理公会青年传教士约翰·史密斯被指控参与一场奴隶起义，他死于德梅拉拉的一所破败监狱，德梅拉拉本是荷属殖民地，1814年由英国接管，约翰·史密斯的死讯重振了废奴运动。史密斯在第一次与总督见面时就引发了总督的不快，当时他坦陈了意欲教授奴隶阅读的计划。少将约翰·默里既是一名总督，也是一名种植园主，他对此非常震惊，并警告史密斯：“如果让我知晓你敢教黑人读书，我会立刻把你驱逐出殖民地。”
史密斯没有被吓倒。他称奴隶们为“兄弟”。他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奴隶制，并且哀叹道：“哦，奴隶制！你这个魔鬼的产物……你何时才会消失？”他记录了糖料种植园里的罪恶：所谓的医院实际上是“停尸房”，“极其放肆的行为”，无情的鞭打，可怜的小屋，时常缺衣少食，以及“大量的朗姆酒，喝得人醉醺醺的”。他和妻子还记下了每日的鞭笞：1821年4月30日，奴隶菲利由于逃跑遭到105下鞭笞；5月1日，86下；5月2日，81下；5月3日，34下，然后又加了72下。星期天，奴隶们不顾主人的反对去参加史密斯的仪式，他们因为去教堂而不是在甘蔗地里干活，被鞭打了50下。史密斯不太明智地告诉一个种植园主：“我对黑人的思想有影响，这种影响很大，我会……向他们宣讲，反抗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威。”
1823年7月，一群奴隶代表要求总督释放奴隶，因为“仁慈的国王已经下令释放他们”。总督对此大发雷霆，视史密斯为奴隶们不服从命令的罪魁祸首，并监禁了他和妻子简。史密斯在一间闷热、空气不流通的底层牢房里喘不过气来，里面弥漫着下方死水传来的恶臭。与此同时，奴隶们奋而起义了。在巴彻勒斯冒险种植园，他们打了主人一巴掌，还给他服用了药用盐，并给所有的白人都上了枷锁。在其他地方，奴隶们将白人锁起来，还嘲笑他们。这场起义并不暴烈，但在镇压过程中，有250多名奴隶被杀死。
对史密斯的审判是一场司法闹剧。控方辩称，他通过阅读《圣经》中有关先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彼时以色列人是法老统治下的奴隶等章节，自证其罪。这一点说服了法庭，史密斯被判犯有煽动奴隶不满情绪，并且没有报告他们计划的暴动等罪。他被判处死刑。
约翰·史密斯并未令刽子手得手。他被病痛所折磨，死在了监狱里。报复心切的官员禁止简参加丈夫的葬礼，并拔掉了哀悼的奴隶在史密斯坟前竖立的围栏。一周后，在史密斯的死讯穿越大西洋传到英国之前，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将史密斯的死刑减为驱逐出德梅拉拉。后来，威尔伯福斯听到史密斯的死讯时曾预言：“清算日终将到来。”

“传教士史密斯”成了激励女性废奴主义者重新为这项事业努力的口号。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玛丽·雪莱敦促人们维护既不能投票又不能向议会请愿的女性的权利，中产阶级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则凭借自己作为家庭炉火的守护者，作为母亲和妻子，以及作为姐妹和女儿所拥有的道德权威行事。在男性同胞的敦促下，她们成立了自己的协会，筹备、印制和分发废奴主义文学作品。她们筹集资金，向政府请愿，并再次抵制奴隶生产的糖。
女性协会反映了她们自身的目标和管理风格。有影响力的“伯明翰救助英国黑人奴隶女士协会”后来更名为“伯明翰女性协会”，决定“传播关于英国人对非洲奴隶施加的不公正行为的信息，向反奴隶制协会捐款，救助被遗弃和被忽视的奴隶，并促进英国奴隶的教育”。像其他协会一样，她们会保存详细的报告、会议记录和会计账簿，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技能转移到志愿者的工作中。伯明翰的女性还编辑了一本女性协会文献专辑，包括诗歌、文章、信件和其他文件。
1824年，伊丽莎白·海里克撰写的著名宣传册《立即而非逐步废除奴隶制：或对消除西印度奴隶制最快捷、最安全和最有效手段的探讨》引起了轰动，并改变了反奴隶制的基调。威尔伯福斯的第一反应是压制这本宣传册。海里克驳斥了渐进主义，认为它是男性废奴主义者的标志，称之为“幼稚的伪善”，以及是“极其邪恶的政策”，女性倾向于认同海里克的观点。
男性废奴主义者和女性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威尔伯福斯一度禁止同伴在女性会议上发言。1830年，在海里克的敦促下，伯明翰女性协会威胁要停止向由男性成员构成的反奴隶制协会提供资助，除非他们放弃渐进主义。正如海里克所了解的，女性协会向该协会捐赠了超过20%的经费，因此这一威胁和不断变化的观念产生了影响。1830年5月，反奴隶制协会选择立即废除奴隶制。

在群情沸腾的西印度群岛，那些无法忍受等待废除奴隶制的糖奴发动了起义，有时甚至还杀死了他们的白人主人。1831年圣诞节期间，牙买加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糖奴最初的计划是罢工。但后来罢工升级为起义，2万名奴隶摧毁并焚烧了种植园和甘蔗田，造成100多万英镑的财产损失和数名白人伤亡。
这场起义被镇压，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共花费161,570英镑，并有200名奴隶死亡。剩余的奴隶在得到口是心非的自由承诺后放下了武器，结果却有540名奴隶被绞死。种植园主和与他们结盟的官员恶毒地将矛头指向传教士，他们认为正是那些传教士煽动奴隶爆发了反叛。2名浸信会传教士逃到英国，在英国发起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托马斯·伯切尔描述了一群“愤怒的”白人暴徒“对我发出嘘声，并且咬牙切齿……要不是有牙买加的有色人种（当地人）保护我，我早就被同胞野蛮地杀死了，是的，被那些所谓的开明、可敬的英国基督徒撕成碎片”！威廉·尼布回忆道：“我在威斯特摩兰的麦克尔斯菲尔德庄园里看到一个奴隶婴儿被鞭打，他发出的哭声……鲜血顺着凯瑟琳·威廉姆斯的背往下流……她宁愿选择地牢，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尊严……国王谷威廉·布莱克背部撕裂的伤口，一个月后都还没完全愈合。”
在英国，1831年的圣诞节起义使人们更加意识到，除解放奴隶之外的任何措施都是徒劳的。正如起义领袖塞缪尔·夏普所言，“我宁愿死在那边的绞刑架上，也不愿在奴隶制下多活一分钟”。一项调查显示，起义领袖是受信任和享有一些特权的奴隶，他们渴望自由和主人的财产。奴隶制还在垂死挣扎，议会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辩论则没完没了，这些都助长了反叛的爆发。正如一个牙买加人所说，“奴隶……知道自己的力量，并将坚持自己对于自由的主张。即使在此刻，他们也不受近来起义失败的影响，毫不畏惧，仍然以坚定不移的决心讨论这个问题”。

1833年7月28日，英国通过了《解放奴隶法案》（The Eman-cipation Act），该法案将于1834年8月1日生效，但只解放6岁以下的儿童，并规定家庭佣工和非田间工人给前主人充当“学徒”，学徒期是4年，而种植园工人的期限是6年。该法案的起草者认为，“学徒制”意味着奴隶要学习如何自由生活，并理解自由意味着为报酬而努力工作、遵守法律、信奉基督教理想，比如受到教会祝福的稳定婚姻。
学徒制的概念旨在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种植园主和渐进主义废奴者。种植园主担心，一旦获得选择权，解放的奴隶会拒绝在种植园工作；废奴主义者则认为，公平的条件、强有力的立法和关于劳动内在价值的道德劝诫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该法案规定每周工作41.5小时，并提供奴隶时期的报酬，即食物、衣服、住房和医疗。田间学徒每年有26天的自由时间，可用于照料自己的作物或者向主人提供有偿劳动。其他日子则被指定用于他们的园子。在甘蔗收割季所需的必不可少的额外工作将会提供报酬。为了确保学徒和种植园主双方都能遵守该法案，英国政府支付费用并培训了专门的治安法官去监督新体系的落实。（由于没有足够的外派专门治安法官，当地人也被招募进去担任此职务。）

图40 1831年，奴隶出身的浸礼会传教士塞缪尔·夏普敦促奴隶们在圣诞节后拒绝回到甘蔗地里。他原本计划的是和平抗议，结果演变成了牙买加最大的一场奴隶起义，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白人。1832年，就在他因参与反叛而被绞死之前，夏普说：“我宁愿死在那边的绞刑架上，也不愿在奴隶制下多活一分钟。”1975年，夏普正式成为牙买加的民族英雄，50牙买加元的纸币上印有他的头像。
说明：Courtesy National Library of Jamaica

《解放奴隶法案》解决了棘手的补偿问题，它拨出2000万英镑，用于在学徒期结束后支付种植园主的索赔。补偿被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有其政治必要性，但英国纳税人对种植园主再次从公共资金中获益感到愤怒，这一次是通过补偿，而非通过优惠糖税来人为保持糖价高企。工人们怨声载道，因为他们觉得远方的奴隶备受宠爱，而英国小孩则被迫充当烟囱清扫工的学徒，挨打受饿。许多废奴主义者强烈反对补偿奴隶主，而不是前奴隶。
补偿是废奴运动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但被忽视的方面。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承认，尽管他们会一直努力奋斗到最后，但仍然没有一个政府能顶住废奴主义者要求解放黑奴的压力。在《解放经济学：牙买加和巴巴多斯，1823—1843年》（The Economics of Emancipation: Jamaica and Barbados, 1823‒1843）一书中，历史学家凯瑟琳·巴特勒记录了补偿协议的细节。糖料种植园主负债累累，他们及其债权人，即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都担心解放奴隶会摧毁糖业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体系。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还警告说，如果不给予补偿就废除奴隶制，他们将停止发放信贷、兑现汇票，不再运送必需品。换句话来说，“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威胁要摧毁殖民地经济并推翻政府”。
辉格党内阁被逼无奈，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对所有奴隶进行补偿，甚至包括逃跑的奴隶，并迫使大多数奴隶与前主人达成一种未解放状态的劳动协议。学徒制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旨在帮助种植园主发展有偿劳动制度。在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谈判不存在补偿奴隶而非其主人，或者同时补偿奴隶及其主人的问题。每个殖民地奴隶的补偿金将基于过去八年的平均价格。索赔必须在英国提出，这使商人和债权人有办法确保所有未偿还的债务都得到偿还，并影响补偿金的投资方式。

解放带来了许多赢家，主要是废奴主义者和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废奴主义者发起了这场运动，这一运动至今仍是改革运动的典范，尤其是动物权利运动，它成功地采纳了他们的许多策略。威尔伯福斯在《解放奴隶法案》通过两天后去世，他和克拉克森被誉为英雄，前者由于谨慎但坚定的废奴理念成就了一生的传奇，后者因为不懈的研究、强有力的著作和对这一事业的坚持而受到赞誉。他们还教导年轻人政治、外交和妥协的艺术。其中一位受到影响的新领导人是约瑟夫·斯特奇，这位具有国际视野的贵格会教徒是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领导这一运动。
女性废奴主义者也从这场解放运动中获得了收益，包括约一万名活动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签署请愿书、缝制工作包、参加会议和讲座，以及数十万抵制西印度群岛的糖的女性。她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她们将奴隶制的概念个性化，使得英国女性在糖块中看到了奴隶遭受的痛苦，并通过抵制活动提出抗议。女性废奴主义者将道德责任放在了为家人采购餐食的女性身上，用“英雄主义的调子奏响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抵制活动对食糖进口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宣传。
解放也标志着女性废奴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重要阶段。女性废奴主义者的成功帮助其他女性挑战了男性对更广泛社会的专属管理权威，并培养了女性主义意识。当女性开始争取更多权利时，她们从废奴运动中获得灵感和经验。女性废奴主义者和诸如斯特奇这样的男性，也将目光从糖业奴隶制扩展到了各地的奴隶制，他们的运动也鼓舞了远在美国、志同道合的男性和女性。
糖业利益集团是补偿性奴隶解放运动的一大赢家。拥有糖料种植园和商业关系的成员获得了很大收益。查尔斯·平尼获得了3.6万英镑，价值相当于今天的400万加拿大元。埃克塞特主教亨利·菲尔波茨及其合作伙伴因为牙买加的665名奴隶被解放，获得了12,729英镑。可以预见的是，这些非常住的糖业所有者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将补偿金回投到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资产。查尔斯·平尼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将补偿金投资了英国的项目，比如运河和铁路，以及另一家以奴隶为基础劳力的企业——大西部棉花厂。英国当地的工商业从中获得了收益。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因为索赔人给自己买了新房。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首先要求将补偿发放给绝望、负债累累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正如《巴巴多斯报》（The Barbadian）愤怒的抱怨那样，“这笔‘巨额资金’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到达了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大部分是付给抵押权人的，即英格兰银行所在地针线街的小圈子”。凯瑟琳·巴特勒观察到，这正是英国政府“在将解放计划提交给议会之前，冷笑着将计划先提交给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时预见的结果。

牙买加学徒詹姆斯·威廉姆斯的《事件的叙述》（A Narrative of Events）一书提供了有力的宣传。他所遭受的痛苦——被鞭打和监禁在狭小、潮湿、空气不流通、老鼠和虱虫横行的地牢里，几乎饿死在里面，与其同胞，即那些奴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威廉姆斯曾目睹年迈的非洲看守亨利·詹姆斯由于允许牲畜在未设围栏的玉米田里游荡而被残忍殴打，以至于“倒地死去，地上到处都是他吐出来的鲜血”。
然而，威廉姆斯关于女学徒困境的证词粉碎了废奴主义者对学徒制怀有的任何剩余的自满之情。一方面，女性仍然遭受体罚。踏车最初在英国监狱中使用，后来被引入西印度群岛，作为惩罚女性却又不暴露她们裸体的一种专门手段，鞭笞则容易暴露其裸体。踏车是一种附带台阶的巨大木制圆柱装置；受害者的双手被绑住，他们在空中摇摆，随着圆柱的转动不得不“跳着舞步”，以避免刮伤或摔断胫骨和腿。
威廉姆斯的《事件的叙述》揭露了这种所谓的改善的现实。保持端庄是不可能的，“在磨坊跳舞时，女人们不得不系好衣服，避免在踏车时踩到；她们必须将衣服绑结起来，长度只能够到膝盖，不得不露出一半身躯”。一名工头鞭打两名年轻女性，直到撕碎她们的衣服，然后他夸口说“看到了她们的裸体”。
鞭笞既不放过孕妇、哺乳期女性，也不放过老年女性。一个“处于孕晚期的女子”恳求监工给予宽恕，但是“他说，不是他派她去那里的，他必须履行职责”。有女子提出抗议，“主人，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怀有孩子”，监工则以更严厉的鞭刑回应她。“这名监工说他不在乎，又不是自己导致她怀孕的。”英国访客证实了威廉姆斯关于鞭打的描述，证明踏车下方的地板上都是血迹。当受到严厉惩罚的女性流产时，种植园主无动于衷，因为所有在1834年8月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是自由的，所以上述流产惨剧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个小奴隶。尽管学徒制将惩罚的权力从种植园主转移到了专门的治安法官手里，但是学徒，无论男女，受到的惩罚和奴隶时期一样严厉。他们被铁链锁在一起，遭受鞭打，被关在济贫院、教养院或种植园的地牢里，并被判处在糖料种植园里服苦役，比如挖掘甘蔗坑。他们还被罚款，分配到的口粮和供应地时间也减少了。种植园主或监工公然藐视法律，对学徒施以“严重违法的惩罚……例如监禁在种植园的地牢里”。1837年，废奴主义领袖约瑟夫·斯特奇花费了一年时间在西印度群岛调查学徒的工作条件，并将威廉姆斯带回英国，支持他出版《事件的叙述》，约瑟夫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证实，“从最残暴、最令人憎恶的方面来看”，学徒制不过是奴隶制的另一个名称。

图42 1838年8月1日，亚历山大·里平吉尔绘制的《西印度群岛立即解放奴隶》充满了象征意义。画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前奴隶站在一根鞭子上，在一棵贴着解放消息的棕榈树下欢庆解放。他旁边有两个男人正埋葬脚镣，一个女人则将自己刚获得自由的孩子举起来。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USZ62-117226. Public domain

在尼布任职的教堂里，黑人执事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对福音的感激之情，其中一个人说道：“福音给我们带来了自由。”他们将关注糖业奴隶制留下的遗产。执事爱德华·巴雷特即使不是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的合法亲属的话，也是她的血亲，他提醒人们，奴隶制是如何通过买卖奴隶和强迫男人鞭打妻子来拆散家庭的。威廉·克尔对欢呼的人群说：“让我们记住，从日出到晚上8点，我们一直都在糖料种植园里劳作，无论是大雨倾盆还是太阳酷烈，我们都在田里……我们挨鞭子，我们的妻子当着我们的面像狗一样挨打，如果我们敢说话，也会挨打，他们给我们戴上镣铐，但感谢天父，我们不再是奴隶了。”

虽然战胜了奴隶生产的糖，但这样的胜利是十分短暂的，英国人仍然吃着奴隶种植的大米，穿着奴隶种植而生产出来的棉布，抽着奴隶种植的烟草。他们甚至进口外国奴隶生产的糖，提炼后再出口到欧洲大陆。在1845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中，废奴主义者扎卡里·麦考利的儿子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讽刺了这种蔗糖政策的虚伪：“我们进口这种被诅咒的糖，使它产生其他联系；运用我们的技术和机器，使它的外表更吸引人，口感更美味……将它们卖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咖啡馆；从这一切获利；然后摆出一副伪善的样子，感谢上帝，我们不像那些罪恶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毫无顾忌地吞食奴隶生产的蔗糖。”但是禁止这种进口将会削弱英国的精炼糖厂，因此奴隶生产的糖继续涌入英国。
解放后几年正处于政治和民众改革的时代，英国政府提倡自由贸易，认为这是向消费者提供更低廉、更公平价格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像糖这样的必需品。英国政府不再设立保护西印度群岛蔗糖的特惠关税，因而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会降低糖价。西印度群岛利益集团的游说团体（可预见地）预言会发生经济灾难，但是英国政府不再将糖料殖民地视为宗主国经济的基本要素，对此无动于衷。1846年，英国政府改革了糖税，由奴隶生产的蔗糖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进入英国市场。
到1845年，古巴的蓄奴种植园主已经向英国出口了2200万磅蔗糖，占古巴糖产量的一半，这些种植园主听说此消息，纷纷庆祝。一名访客报告说，哈瓦那由于来自英国的高糖价消息而“被照亮”。新的糖料种植园正在开辟之中。糖料种植园主接管了咖啡庄园，“由老年人和儿童构成的弱小班组正在组建任务团队，并按月出租给新的糖料种植园”。拥有300多万奴隶的古巴已经成为加勒比地区最成功的蔗糖生产地。
古巴也供应了美国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这一市场是由雄心勃勃的糖果制造商推动的，他们利用新技术为工人阶级、儿童和富人制作诱人的糖果。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田已无法满足美国人日益增长的需求。直到19世纪末，古巴一直是美国主要的蔗糖供应地。
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甘蔗在古巴一直都是种植数量较少的作物，通常由养牛场主种植。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曾短暂占领古巴，并大力推动该地的蔗糖生产。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禁止自己的糖料殖民地向反叛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出口产品，这为古巴的甘蔗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历史学家安东·L.阿拉哈尔写道，随着古巴种植园主的介入，他们出口蔗糖、糖蜜和朗姆酒，以换取美国的食品、海军物资、工业制成品、铁和奴隶，“蔗糖热”席卷了整座古巴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地退出蔗糖市场反而促使古巴转变为拥护糖业奴隶制的地区。海地革命前，在古巴的8.5万名奴隶中，大多数是家庭佣工或城市工人。到1827年，古巴的奴隶人数增加到286,942名，到1841年，增加到436,495名，其中大多数奴隶在糖料种植园里工作。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后，英国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它们也这样做。饱受战争蹂躏的西班牙同意在1820年前结束奴隶贸易。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古巴种植园主尽可能多地引进非洲人，包括条约签署那年的25,841名奴隶，以及1820年条约本应生效时的17,194名奴隶。种植园主拉莫德·帕尔马解释道：“我们的生存与维护奴隶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想要一下子摧毁奴隶制，无异于自杀。”
走私奴隶的活动至少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地官员收受贿赂，对于每一个登陆的非洲奴隶视而不见，而且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其奴隶制之前，通常由美国船只运送奴隶，即便这意味着美国船只必须逃过英国海军的巡逻。19世纪60年代，一名美国人曾在深夜目睹1000多名非洲奴隶从运奴船上岸。不到两个小时，种植园主就买下了所有这些走私过来的奴隶，他们被称为“封住嘴的家伙”，开始被迫前往甘蔗种植园。那艘运奴船“从头到尾……遍布污物和有毒气体”，之后它被拖到海里凿沉，没有留下任何非法行动的痕迹。古巴官员偶尔会拦截运奴船。他们会释放非洲人，然后让后者建设公共工程，比如温托运河。
一些种植园主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许多人认为挣取工薪的工人会更可靠，甚至更便宜。但是奴隶很容易获得，而自由劳动力却不易得到，海地革命给他们上了一课，促使他们意识到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起来反抗白人压迫者。他们尽管恐惧被海地式的起义消灭，但仍为奴隶制辩护，认为这种制度得到了政府和教会的认可，因而继续进口奴隶。
种植园主具有充分的理由恐惧奴隶起义。他们的奴隶受到海地革命和自身苦难的鼓舞，一次又一次奋起反抗。有些起义是自发的，由奴隶领导，另一些起义则是有计划的，由自由的黑白混血儿、黑人，以及奴隶组成的联盟策划和指挥。1844年的“梯子阴谋”可能是古巴当局为使极端的镇压行动合法化而编造出来的，这场极端的镇压行动导致成千上万的黑白混血儿、自由黑人和奴隶被绑在梯子上，遭受酷刑以逼供，甚至有时还被处决。
对于惊恐的白人来说，“梯子阴谋”证实了即使是受信赖的奴隶也讨厌奴隶制，而且“最先被杀的是那些最仁慈的主人及其家人”。白人对黑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恐惧，以至于西班牙官员利用这种恐惧情绪来控制持不同意见的古巴人，威胁说如果古巴人敢违抗宗主国，他们就释放奴隶。西班牙时任首相何塞·马里亚·卡拉特拉瓦写道：“古巴人对黑人的恐惧是西班牙确保自身在该岛能持续统治的最可靠手段。”

糖成为王者，就像一个嫉妒的封建统治者一样，糖消灭了它的对手。它排挤了咖啡，以至于1833年古巴还有2067个咖啡种植园，产量是6400万磅咖啡，到1862年，只剩782个种植园，产量也下降到了500万磅。到19世纪末，古巴不得不进口咖啡，但是到1894年，古巴生产的蔗糖是牙买加出口量的50倍。1815—1894年，古巴的蔗糖产量从4万吨左右增加到100万吨。
在美国的干预下，糖料作物单一栽培决定了古巴的经济现状和未来，古巴糖业的发言人为美国在古巴的利益服务。19世纪后期，甘蔗碾磨和精炼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以至于它构成了一种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糖厂的生产效率。它也产生了对工程师、机械师、技术员和化学家的迫切需求，这些人员通常是美国人。1885年，估计有200名技术熟练的波士顿人为古巴糖业工作。美国驻哈瓦那领事拉蒙·威廉姆斯在一份急件中报告说：“事实上，古巴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商业联盟，古巴的整个商业机制都依赖于美国的蔗糖市场。”
在美国，古巴蔗糖看起来是一项不错的投资，美国资本大量流向古巴。到1896年，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估计达到了9.5亿美元，包括糖业、畜牧业、水果和烟草种植园。其中包括19家古巴精炼糖厂，这些工厂为美国糖业精炼公司或称糖业托拉斯所有，此垄断集团成立于1888年，由7个美国城市的21家精炼公司合并而成。
1888年后，通过美国糖业精炼公司（它的精炼糖厂精炼了美国70%到90%的糖），精炼糖商大力游说以保持低价，并且获取他们想要在美国精炼的（廉价）原糖。巨大的影响力使得该垄断集团能够控制（尽管不是设定）糖价，糖价从1877年每吨100多美元大幅下跌，并保持低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欧洲的甜菜糖出口，造成食糖短缺。美国对古巴糖业，以及对古巴整体的控制如此强烈和公开，以至于在美西战争（在古巴被称为古巴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派兵占领古巴，并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古巴。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被写入《古巴宪法》，作为这些部队撤出的一个条件，该修正案赋予美国干涉古巴事务的权利，并象征古巴自身的无力。
1903年，美国和古巴签订了《互惠条约》，通过在美国市场给予古巴蔗糖优惠来回报古巴的妥协，同时通过保护美国产品在古巴市场的利益来剥削古巴。《普拉特修正案》成功实现了起草者的目标：古巴成为美国投资和商业的安全之地。直到1934年，该修正案才被废除，一项反映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拉丁美洲睦邻政策的条约取代了它。彼时，三分之二的古巴蔗糖是由北美利益集团生产的，这些利益集团由糖业巨头，以及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大通国家银行、担保信托公司和塞利格曼公司等金融机构控制。

糖业历史学家理查德·福利特揭露了，种植园主如何通过这种安排欺骗奴隶配合他们的压制，“通过在属于奴隶自己的时间里从事种植业务来加强这种制度”。然而，奴隶们别无选择，他们通过工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严，这些工资表示他们的宝贵劳动受到认可，并使他们能够改善生活。
甘蔗种植园主控制着奴隶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他们的性别和身高。“他们懂得制糖业工作的野蛮本质和对新鲜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并且认为与矮小的男人和女人相比，强壮、高大的男人更适合这种工作。出于这个原因，福利特写道：“因此男性的占比很高，在卖给糖厂的奴隶中占比高达85%，这些个体可能比大多数非裔美国奴隶高出整整1英寸。”购买女奴的种植园主会选择那些看起来生育能力强的女性，但就像在其他蔗糖产区一样，这些妇女和女孩成为糟糕、不足的食物，过度劳累、疲惫，过热和潮湿，以及疟疾、黄热病、痢疾、癣和钩虫病、贫血、风湿病、哮喘、发热、胸膜炎、肠道疾病、痉挛和子宫脱垂等奴隶所患的常见病症的受害者。她们怀孕和生育的婴儿比美国其他奴隶少，一半以上的婴儿出生时体重不足，由于哺乳期母亲太过饥饿而营养不良，最终死亡。母亲也经常死去。拉富什教区的糖奴爱德华·德·比乌回忆道：“爸爸总是说，他们让我妈妈干这干那，她工作太辛苦了。工头让妈妈去锄地，她告诉工头自己生病了，工头叫她继续干活。很快，我出生了，我妈妈在他们把她带到家里几分钟后就去世了。”和其他地方一样，路易斯安那糖奴的出生率很低，以至于无法维持奴隶的数量。
奴隶们的生活围绕着蔗糖，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观察到，“制糖车间是黑人居住区的‘国会大厦’”。在路易斯安那各地，奴隶营舍大多是一排排单层木屋，正对着林荫大道，后面则是鸡舍。这些小屋内部空无一物，按照糖厂主的吩咐，必须保持清洁。通风设施很简陋，空气炎热、潮湿，蚊蝇滋生。外面，游荡的猪、家禽和狗弄脏了地面，奴隶们不得不使用周围的灌木丛作为厕所。
晚上奴隶们挤在平均只有20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他们睡在木板床上。他们没有隐私，即使是发生性关系，也不例外，除非他们躲到附近田野或森林中的隐蔽地点。这些棚屋提供了庇护和储物的空间，几乎没有其他设施。但是利用“星期日收入”和其他报酬，奴隶们至少可以为棚屋添置一些必需品，即刀、水壶、盘子和餐具。诺瑟普是“拜尤贝夫种植园里最富有的‘黑鬼’”，他存有10美元，“憧憬着能给小屋添置家具、水桶、小刀、新鞋、外套和帽子”。

联邦军队的指挥层出现了分歧。本杰明·F.巴特勒将军解释说，他的命令意味着南方邦联叛军的奴隶应该被解放，但那些所谓的联邦忠诚者或中立者（比如只会说法语的阿波琳·帕图）的奴隶则不应被解放。那些签署了忠诚誓言的人可以雇用即将获得解放的男性奴隶，每月支付10美元，租期260小时，外加食物和药品，妇女和儿童的工资则较低。不出所料，许多种植园主签署了忠诚誓言，巴特勒命令他的部队帮助他们找回逃跑的奴隶，并维持种植园的秩序。拒绝这样做的士兵将面临逮捕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威胁。
巴特勒的同事约翰·菲尔普斯将军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帮助所有逃到他控制的联邦阵地的奴隶，并对种植园发起了解放奴隶的突袭行动。他还将数百名黑人征召入军团，并训练他们。当巴特勒反对并指派这些即将成为士兵的黑人去伐木时，菲尔普斯辞职了。他写道：“我不愿意成为你所提议的那种纯粹的奴隶贩子，我没有这样的资格。”
巴特勒随后决定同意约翰的做法，因为黑人军队能解决他最紧迫的两个问题，即黑人难民数量惊人，如潮水般涌来，而士兵短缺。他组织了自己的黑人兵团，从自由黑人和逃跑的奴隶中抽调人员，并将他们送上战场。1864年，在战场上看到200具黑人尸体后，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他们遭受了巨大痛苦……他们的黑色面孔在死后呈现出一种惨白的褐蓝色，并且都带着决绝的表情，这种表情永远都不会从勇敢的人脸上消失，他们在冲锋时瞬间就死去了。当我骑着马经过他们时，这幅悲伤的景象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记忆里。可怜的家伙们，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可为之奋斗的，他们承受着偏见的重压，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尚未给予他们公正的国家，更不用说给予关心了。”（另一方面，南部邦联仅将路易斯安那土著卫队，即自由黑人志愿民兵用于宣传，不允许他们参加战斗。）
在整个战争期间，寡妇、妻子、监工和那些既没有逃离也没有加入南方邦联军队的种植园主都在努力收割庄稼和生产蔗糖。美国联邦军队的观察者乔治·赫普沃思记录道：“这类种植园主都因这场战争而遭受个人损失。”“他们的甘蔗……直到2月都还在田里……现在3月了，田里还有甘蔗，足有成千上万英亩。因此，去年的作物一无所获，来年的作物也将如此。”甚至在那些还处于运营状态的种植园，联邦士兵带走了他们可以带走或消耗的任何物品，包括马、耕畜、家禽、食物、糖、葡萄酒、烈性酒、传家宝、锅碗瓢盆。为了生火，他们拆除了棚屋和谷仓，甚至连牧场的围栏柱子也拔掉了。

许多种植园主积极抵制新秩序。他们背着工人密谋压低工资或扣留部分工资，直到蔗糖生产季结束，或者以自由民违反合同为由扣除或扣留工资。他们重新设立了巡逻队，阻止自由民未经书面许可在种植园之间游荡，有效地剥夺了他们自主选择雇主的合法权利。一些种植园主试图通过在劳动合同中加入个人行为承诺来维持对自由民的掌控，比如不赌博、不喝酒或不咒骂。种植园主纷纷哀叹“狂热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洪流正在席卷这片土地，使之荒芜”。他们特别讨厌看到自由民去登记投票，或者离开甘蔗地去参加政治会议，并解雇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会带来麻烦的工人。自由民局的一名官员报告说：“不断有这种情况引起我的注意，即种植园主仅仅因为工人参观政治俱乐部就解雇他们。”
自由民以罢工和拒绝与不友好、不诚实的种植园主签订合同作为报复。他们通过团结获得力量，这种团结来自在规模庞大的种植园里的共同生活和工作，来自为他们提供咨询、援助和保护的机构，来自意识到农村群众至关重要的黑人政治家。他们组建了非正式的民兵组织、互助协会和被称为联邦同盟的政治俱乐部，这些组织有助于约束和团结他们，并在重建时期的暴力政治斗争和选举中动员黑人民兵提供准军事保护。自由民取得了稳步进展，这迫使种植园主做出让步。自由女性组建了自己的共和党辅助组织，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屈服于种植园主的压力投票给民主党，就离开他们，从而加强男性的决心。至少发生了一次女性手持甘蔗田里的砍刀，破坏了一场民主党会议的事件。对于习惯于支配他们的白人男性来说，这种坚定的强悍态度出乎意料，也令人恼火。
种植园主和路易斯安那的白人并未做出姿态优雅的让步。1867年5月，他们中的一些人成立了白山茶花骑士团，这是一个秘密团体，誓言通过对抗重建和黑人改良主义政治来恢复和维持白人至上的地位。一家共和党报纸公布了它的秘密细节后，白山茶花骑士团解散了，一些人加入了其他致力于恐吓和迫害有抱负或有民主思想的黑人及其白人盟友的白人至上主义邪教组织。一名白人威胁打算投票的自由民：“我们会杀光你们。”“黑人的任务是到田里去工作。”1868年，60人在圣伯纳德教区的选举活动中被杀，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民，这个事件预示此后一个多世纪，选举暴力一直困扰着南方政治。
南北战争结束后15年，种植园主仍需担心能否继续经营下去。尽管在1860—1875年，美国的食糖消费量激增了62%，但路易斯安那的食糖消费量从27%骤降至8%。破产和强制出售的现象非常普遍，超过三分之二的种植园被迫关闭。为了支付吵闹的工人工资，修理或恢复设施，以及购买现代化设备，种植园主需要信贷，但由于失去了主要的资本投资，即奴隶，他们很难获得信贷。一个代理商抱怨道：“现在那些贫困和拖欠债务的种植园主的攻击足以让你失去所有耐心，他们就像一群黄蜂。”

图48 这幅场景让人想起奴隶制时期的甘蔗田，这些婴儿在甜菜田里由其他孩子照顾，1915年，摄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奥德韦。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DIG-nclc-00260. Public domain
图49 6岁的亨利和3岁的希尔达，他们都是甜菜工人。亨利抱怨道：“我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美国威斯康星州，摄于1915年。
说明：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C-DIG-nclc-00280. Public domain

一旦甜菜在北美成为一种可行的作物，劳动力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和甘蔗一样，甜菜也是一种劳动强度较高的作物，甜菜间苗过程只是稍微比挖掘甘蔗坑轻松一些。马尼托巴省的一名甜菜工人回忆道：“在间苗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很容易受伤。”“我们用绳子绑住饲料袋，将膝盖包起来，但是一旦膝盖疼痛，就很难治愈。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坐平，侧身躺着。这些似乎没有任何帮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持续找到工人去做如此繁重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要与蔗糖竞争，工资必须保持在较低水平。对美国的种植园主来说，墨西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劳动力来源地，许多种植园主在那里发起招聘活动，用西班牙语在小册子、海报、日历和报纸上做宣传，并提供交通服务。1900—1930年，超过100万墨西哥人来到北美，许多人担任甜菜工人。日本也提供了数千名男性农业劳动者，其中许多人以前受雇于夏威夷的甘蔗田。

图50 这些日裔加拿大工人在艾伯塔省南部的甜菜地里摆出姿势，他们挤出的微笑像他们的劳作一样勉强。乔伊·小川的小说《伯母》（Obasan）中的叙述者哀叹道：“这很难……当我挥砍的时候，刀刃逐渐变钝了，沾满了泥巴……一直到长长的田垄尽头，然后是下一垄甜菜，似乎永远干不完，间苗、除草、除草、再除草。”
说明：Glenbow Museum-NA-3369 Page 306
图51 克里女性和儿童在加拿大艾伯塔省雷蒙德市的一家甜菜农场劳动，大约摄于1910年。
说明：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007819

在敌对的轴心国阵营，甜菜糖也有关于斗争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在甜菜糖出口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该国的食糖出口总量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古巴和爪哇。）随后它的糖产量骤降，政府对此进行了干预，以保证平民买得起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德国政府努力恢复糖产量，但境况不佳的德国工业在与倾销的外国糖和大萧条的破坏性影响的斗争中失败了。
纳粹党提供了帮助，他们使甜菜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意识形态（Blut und Boden，即血与土）的中心。纳粹党称赞甜菜将农业工人留在了农村（尽管它也让潜在的士兵留在了那里），为德国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食物，并战胜了低劣种族在温暖地区种植的甘蔗。纳粹党还将甜菜纳入了国家自给自足的愿景之中，尽管德国只有通过生存空间（Lebensraum），即扩大领土并获得更多资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希特勒一上台，就对甜菜表达了不那么浪漫的看法。例如，他意识到维持高糖价的高额税收带来了急需的收入。因而，纳粹党非但没有降低税收，反而鼓励德国人多吃含糖果酱。（他们之所以选择果酱，是因为法兰克福近来开始生产果胶，这是制作果酱所必需的，也是消耗劣质和受损水果的一种方式。）为了鼓励销售，他们要求甜菜行业补贴果酱行业，直到1938年才提供国家补贴。越来越多的果酱被生产出来，从1934年的6.72万吨增加到1937年的14.3万吨，大部分使用了补贴的糖。
除了果酱，纳粹党还鼓励生产饲用甜菜，以减少动物饲料的进口，同时促进肉类和动物脂肪的生产。人们期望甜菜产业能养活德国人及其牲畜。凭借生存空间，德国获得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甜菜种植区，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充足的甜味，提供了14.56千克糖、5.72千克果酱的基本人均年配给量。纳粹党对甜菜的痴迷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1942年期刊服务机构（Zeitschriften-Dienst）向杂志编辑发放第三帝国的机密指示：“不要报道那些能让甜菜叶子适合人类食用的计划。”
糖已成为饮食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奴隶制的消亡，都无法阻止糖的生产。在没有蔗糖的地方，甜菜糖会代替蔗糖，使那些地方也充满甜味。甚至连阿道夫·希特勒也知道不能剥夺人民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