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有风，太阳光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原先是农村果园的院落里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株苹果树，这棵患上根朽病的树早已经不结果了。这会儿树枝在风中摇曳，新长出的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草坪里的新草已经将头年留下的灰白色的枯枝掩没，早已不埋死人的乡村墓地被水泥铸件围了起来，活像一座绿色的孤岛，置身于“沉睡”的城区里那曾经洁白如雪，如今已经被熏得发黑、墙皮剥落的多层建筑中。

他们买了伏特加，走进了烤羊肉馆。是获得奖金的工人诗人请的客。女诗人喝起伏特加酒来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抽着首席牌烟卷，嘴唇抹得红红的，尖声尖气地朗诵了一首关于不幸的爱情的诗：
我没有投降，没有投降！我像只小猫，委身于别的男人，
没有情欲，没有爱恋，
为的是不让你走进我的心中！
“‘像只小猫’——不好，”工人诗人摇了摇头说，“听上去像是‘可可’。最好——像条母狗……”
破损了的女士说，她决心今天就把身子献给巴士马科夫，就因为他不会写诗。奥列格吓坏了，刹那间，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恐怖的景象：一个有各种生理缺陷的半拉子男人正听任这个酩酊大醉的女酒神的摆布。没有听到回应，她便搂住了工人诗人的脖颈，用那如簧的巧舌开始证实，说任何一个男人都是动物，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动物一定应该是强有力且永难满足的。鲍尔卡和巴士马科夫悄悄地从桌子边站了起来，破损了的女士喷吐着首席牌烟卷的烟，向皱着眉头的工人诗人朗诵着：
我在迷宫中将床褥铺设，
等待着弥诺陶洛斯来到我的身旁！
令巴士马科夫惊讶不已的是，她后来真成了一个著名的女诗人，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嫁给了一个名声大噪的诗人。但后来两人离婚了。听说，破损了的女士闹腾了一阵子，去治疗过酒精中毒，一直到与一个冰球运动员同居后才消停。她现在还偶尔在电视里露面，整个身子平平的，风韵全无，仿佛一滴陈年波尔图葡萄酒落在了漂亮的墙纸上。

关于外公康斯坦丁的秘密，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几乎连同她自己一起带进了坟墓。当在顿斯科伊教堂为她的遗体做涂油仪式时，站在遗体旁致悼词的部工会委员强调，在四十年堪称模范的工作中，亡人从没打错过一个字母，当需要为他（报告人抬起了痛苦的双眼）准备总结报告时，人们只会把这种工作交给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来完成。年纪尚幼的巴士马科夫也参加了追悼会，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认定，已故的外婆就是为那个上帝打的文件，甚至还一再向自己街上的小伙伴们证实这件事（关于有上帝这件事，他是从杜尼娅奶奶那儿听说的）。儿子的这些奇谈怪论传到了特鲁特·瓦连京诺维奇的耳中：全世界和院落内的信息交流通常是在星期天，在玩扑克牌接龙游戏时进行的，出牌的时候，整个楼都会震动。
“那是不是说，上帝要死的时候才成为魔鬼的？”小巴士马科夫问。
奇怪的是，在外婆丽莎的追悼会上把悲痛的气氛推向高潮的，是飞速从叶果尔耶夫斯克赶来的杜尼娅奶奶。她不仅向无知的莫斯科人讲了应该如何与死者告别，而且还解开了给死者穿上的衬衫的纽扣，认真用一只手在她胸口抚摸了一阵，发现她没有戴十字架后，便把自己的摘了下来，给死者戴上了。叶丽扎维塔·帕甫洛芙娜已无法在屏风后面接受这些亲热的礼仪。这时杜尼娅奶奶暗暗地嘟哝：
“人为什么要烧呢？难道是块劈柴？”
父亲把巴士马科夫抱起来，凑到死者的头部跟前与她告别。他还记得，外婆身上还有一个扣子没扣好，他感到惊讶的是，死者怎么变瘦了，变年轻了。但给奥列格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闻到了一股强烈的、从死者头发上散发出来的烟草气味，他害怕了。烟的气味使他感受到亡人肉体中尚未冷却的生命的征象。他从父亲的胳膊中挣脱出来，躲进前来与遗体告别的人群中。也许，正是因为童年留下的恐惧，巴士马科夫此后才从来没有抽烟的嗜好，尽管他不止一次尝试过。

柳霞用她那充满爱恋的目光望着卡拉科津，这个高山滑雪好手、爱书人和弹唱诗人，请求说：
“安德留沙……唱个歌吧！”
他与柳霞之间有着某种（从他这方面来说）毋庸承担任何义务的私密关系，聚会结束后他常常会留下来帮助女主人洗餐具。这时卡拉科津对她的请求报以一笑，从布套中拿出了那把大伙凑钱买的“公家的”吉他，满怀深情地皱了皱眉头，拨弄了一下琴弦，严肃地问他的顶头上司——实验室主任巴特尔金：
“楚巴卡，你动过琴吗？”
巴特尔金只是不好意思地咳嗽了几声，并挠了挠秃脑门。他的声音很浑厚，所以咳嗽时很像一个歌剧演员临上台前清嗓子。再说，巴特尔金的外貌有点像难以描述的尼安德特人的模样，他确实长得有点像《星球大战》中的人形楚巴卡。最后，为了完成对他肖像的描述，尚须说一说他那一副实在难看的牙齿，上面长着一些像乐口福奶酪上的绿色斑点一样的东西。巴士马科夫与他说话的时候，总要微微地把脸偏向一边——以便能吸进新鲜的空气。
“我不过稍稍拨了一下……”楚巴卡辩解说。
“下次如果你再敢拨，我把你的手给剁了！”卡拉科津恶狠狠地警告说，随后拨了一下琴弦，唱起了歌，宛若维索茨基式的男低音，低沉，如同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呼喊，脖子上青筋暴起：
我从不相信有蜃楼海市，
也未将通往未来天堂的皮箱备置。
谎言的海洋已把老师吞噬，
又将他们的尸骨吐在了马加丹边。
居高临下望着那些蒙昧的人形，
其实我并不比他们多些许的高明：
布达佩斯没有留下芒刺，
布拉格也没撕碎我的胸膛。
但我们在寒流袭来之前，
对危险已经有了预见，
秽行如同荡妇的无耻一样明显，
它已将人们的心灵紧紧地锁闭。
我们尽管尚未被枪弹射杀，
但存活着的我们已不敢将双眼抬起，
我们也是俄罗斯可怕岁月的孩子，
天灾人祸已用伏特加将我们迷醉……
这支歌是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卡拉科津唱完，一定会将吉他放在一边，一口菜不吃便把一杯酒喝干，而且喝酒前还会说上一句：
“为那些埋在冻土带的人干杯！”

小伙爱尼娜就像爱杂志封面上的国外明星——凯瑟琳·德纳芙或是罗密·施奈德——一样，激动而无望。她却感觉有趣，对他谈不上喜欢。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创造一个奇迹——当一回卡特琳·基尼奥夫，从杂志的封面上下来，走进不爱说话、质朴而平庸的小伙的怀中。然而，她认作谦虚的品质原来只是一种心灵的封闭：男人自以为是天才，正在模仿卡夫卡写小说。所有这些巴士马科夫都是听尼娜亲口说的，两人关于生活有过长久而颇为深奥的交谈，心细的女人通常都试图通过这些交谈使仅限于一抽一送的单调交媾动作变得丰富崇高起来。
从早先与那些漂泊浪迹的艺人相处开始，契尔涅茨卡娅在穿着上就保持着一种艺术人的风格，衣服宽大而独出心裁，她戴的坠子、手镯、耳环颇为独特，都是由首饰匠定做的，有银质的，有皮质的，甚至还有木质的。她是在十月地铁站的艺术沙龙里订购的。但尼娜·安德列耶芙娜的生活方式却与漂泊浪迹的艺人迥然不同——她总是急匆匆地到托儿所去接儿子罗玛，老喜欢听人谈有关非传统的治病方法：她丈夫在一个工厂的报纸编辑部工作，打字常常要打到深夜，留下一大堆烟蒂，患有好几种很少见的慢性病。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读到有关布特依科气功疗法的报道，建议尼娜·安德列耶芙娜试试，这样两人便开始接近。春天的时候，尼娜·安德列耶芙娜丈夫的哮喘病发作差点送了命，用了这个方法后才侥幸活下来，所以她第一次向巴士马科夫露出了笑容并表示感谢，笑容中除了谢意还有女性的好感。每次在柳霞家中举办庆祝活动时，巴士马科夫总想与契尔涅茨卡娅试探性地套套近乎，亲切地聊聊，但她只是冷冷地看看他，发出让人难堪的哈哈笑声，表现出一副凛然不受诱惑的忠实妻子的样子。

巴士马科夫与尼娜·安德列耶芙娜的关系没有断，虽然关于两人共同生活的话题，她再也没有提起，但在她忧伤的眼神中还是能读出这个话题来。当两人做完爱后，巴士马科夫像已经完成任务的火箭推进器一样一动不动地瘫软在那儿，而她会俯下身子发问：“你感觉好吗？”——问话中隐含着一种暗示，似乎只要将来两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感觉会比这更好。

“你不该买汽车！”突然，她睁开恶狠狠的眼睛，大声地说。
“为什么？”
“因为物质——是一种镣铐，它会将人绑在他所不爱的人身边。”

所有人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喜迁徙的和不喜迁徙的。喜欢迁居的人能拓宽生活的空间；不喜欢迁居的人由于怕荒凉而珍惜已有的空间。缺少了前者，人类只能生活在他所诞生的棕榈树下。没有了后者，整个地球只能是一片被一群群迁徙者践踏的荒漠，他们只会一圈圈地做环绕地球的匆匆旅行。生活的和谐便是由这样两部分人构成的。倘若一个人渴望迁徙但又遭到禁止，他会变成一个叛逆者、革命者，于是他会不借助于空间的转换，而是用摧毁旧居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那个根本未曾想过迁徙的人则会故步自封，有朝一日清晨醒来时，他会发现自己身处另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中，出于对迁徙的反感，他便开始守护、珍惜和建设这个新的世界。

身体上的污垢可以洗掉，但心灵的肮脏却无法除去。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发现，先前喜欢闭着眼睛的卡嘉如今却面带并非善意的冷笑注视着他充满歉疚的努力，她甚至不允许他把夜间的小灯关掉。
“你要开着灯吗？”
“要，亲爱的！”
“为什么？”
“我想让你感到羞愧！”

“你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巴士马科夫问。
“什么时候我不再爱你了，我就会原谅你。”她回答说，说话声低得几乎让人难以听到。

叛乱发生不久后，不知疲倦的捷达琢磨出一个“党证焚烧节”。人们在光荣榜前用毫无用处地堆积在“金牛星座”图书馆里的缔造者的全集，以及各种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文件报告燃起了一堆篝火。当文件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为庆祝这一节日而专门被邀请来的维尔斯塔科维奇做了演讲。他坐在轮椅上说，“金牛星座”庭院里的这堆篝火象征着清除历史污垢之火，它烧毁了可憎而可鄙的历史画页。极权主义——死去了。这不能不是一种幸福，因为极权主义无法真正地解放宇宙空间。只有到了今天，随着民主的胜利，俄罗斯真正的宇宙纪元才会到来！演讲结束时，维尔斯塔科维奇建议所有在场的人进行宣誓，要永远忠诚于民主。
“大家跟我说！我宣誓，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为了在我们的土地上确立自由、平等、博爱和公开性，我将不惜一切力量，如果需要，直至献出生命！”
在这一庄严的时刻，他脸上露出了独特的、山穷水尽的灵感，它只有在电影中，通常在我们游击队员的脖颈被套上绞索的时候才能看到。宣誓完毕后，维尔斯塔科维奇忍不住又咬开了手指甲。
火苗渐渐地散开。一片片纸灰犹如一只只瘦骨嶙峋的蝙蝠，旋转着向天空飞去。卡拉科津用一只手捂着脸阻挡着灼热的烧烤，第一个走近火堆将自己鲜红的小本子丢了进去。接着，重复了这一程序的是多库金——这时他的脸部表情是严肃而神秘莫测的。第三个走出人群的是楚巴卡。他在把党证扔进火中后，甚至还搓了搓两只手，似乎想除去肉眼看不见的共产主义的灰尘。

巴士马科夫喊了起来，感觉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太阳穴发凉，有数千只苍蝇的小爪在他的肉体上挠抓。

巴士马科夫与岳父一起喝完了这个月定量的最后一瓶酒，开始诉说自己对国家发生的一切的疑惑。他还阐述了他的木偶理论，甚至打算把他做的奇怪的梦（当然是大致的内容）讲出来，但彼得·尼基福洛维奇打断了他，似乎还是第一次在心境不佳的情况下没有引用他人的话语：“奥列格，你谁也别相信！这些人都是些狗娘养的……”
八个月后，他在读《“战神帕拉斯号”驱逐舰》时死在了别墅里。此前，他先是从农场里拉了些肥料，后来拿了本书在阳台上躺下休息。躺着躺着……
那些创作界著名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的葬礼。甚至连那个声名大噪的诗人也没出席，只是从佩列捷金诺发来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写着这样一首诗：
纪念依然历历在目的彼·尼，
当朋友已经离去，
充满弹性的世界，张合如初，
又像气球般被吹起。永别了，永别了，同志！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在夹楼上积满灰尘的一堆东西中翻寻着，它们散发着一股难以言诉、几乎令人头晕目眩的往事的气息。我的天哪，夹楼上原来还有那么多完全没有用场，却绝对不能丢弃的东西呀！那些旧东西总会勾起我们对人生一段段类似幼虫羽化经历的回忆。人是在不断长大的——通过一件件的衣服，一本本的书，一样样的东西，会像蛇那样年复一年地蜕皮，脱去它旧日的躯壳。但与爬行动物不同的是，人不会将他陈旧的躯壳到处乱丢，而会存放在大柜子中、储藏室里、旧板棚下、小阁楼里、夹楼上……
不过，倘若蛇是理性动物，它也肯定不会将昔日的蛇蜕丢弃，而会像对往事的记忆那样将它们珍藏起来。那么，在蛇的文明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个完整的产业，生产独特的小箱子、小盒子、小柜子，用来存放被丢弃的蛇蜕。比如，一只细小精巧的粉红色匣子——是在它的孩子第一次蜕皮时赠送给孩子的礼物。画着一只长着翅膀的幼蜥和弓箭的稍大些的小盒子——是为新婚的蛇夫妻第一次一起蜕皮时准备的。而在一只漂亮的大柜子里面，在系着日期标记的特制衣架上会挂着像衣服一样的蛇蜕，这个柜子通常是为已经退休的功勋爬行动物准备的。是的，是这样……那么，主人们死后的躯壳会放到哪儿去呢？大多会存放在它们亲属那儿或者与已死的蛇一起放在一具小小的棺材里，一个像放台球杆那样的狭长套子里。也许，正好相反：所有幼虫的皮蜕都会被放在一个特殊的研究所里，在那里，学者们——眼镜蛇们——会潜心研究父辈们的再生和蛇蜕的复活问题……
但艾斯凯帕尔还没有想清楚，那些有理性的、已经死去的害虫的躯壳该安放到哪里，因为这时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一个帆布旅行袋。如果他愿意，还可以把他在摩托化步兵连服役时穿过的军服放进去。这只装有可拆卸的轮子的大袋子是捷达骑士发明的，是他在他们俩“倒腾小买卖”时做的，一共做了两只。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目光的交会处升腾起一片朦胧的玫瑰色云朵，那云朵非常像两个人的身子，男人的和女人的，他们被爱的链条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你知道，我生命中最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当你的整个……整个……整个身子一次次被别人吻着的时候，那可要比就这么吻吻要美妙得多……”

“人有权在他愿意的地方生活！我是一个自由的人！”

“不应该把迁居的自由与心灵的自由混淆起来。一个戴着足枷的人甚至都可以是自由的。”鲍里斯·伊萨科维奇说。

“是呀，安德列，任何发展进程都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您别忘记了，犹太人与帝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那您的看法呢？”巴士马科夫问了一句，这个问题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突兀。
“我？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我可不是犹太人。我是一个苏联人。我觉得做一个苏联人非常好，而且终生无悔。”
“那现在呢？”
“现在连我自己都糊涂了……我始终认为尊重历史的真实是最重要的。然而，看来我错了。重要的——是由每个民族为自己创造的神话。比方说，俄罗斯人自认为是解放者。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并不重要。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重要神话。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俄罗斯人就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解放众人，全然不顾其他民族是否愿意这么做。而犹太人却是复仇者。只要有一个实施报复的现实的理由——就够了，如果没有，就会找出一个理由来。而革命——是实施报复的最好时机。这就是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会有那么多犹太人的原因之所在。这也就是自认为是解放者的俄罗斯能够迅速成长的原因。这也就是德国老是失败的原因。一个意识到自己是侵略者的人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如今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神话了。这恰恰是灾难之所在……”
“您的意思是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神话中？！”卡拉科津激动地将吉他挂在身后。
“是的，在神话中。”将军点了点头说。
“那么结论就是，哪个民族的想象力越丰富，他在历史与上帝的面前就越正确？！”
“在历史面前是的，但在上帝面前——就未必……”

“与叶卡捷琳娜的事是你自己不好。女人是需要哄的！是需要送礼的。如果你今天拿着礼品去找她，她什么话都不会说。”
“带什么礼品？”
“什么礼品都可以。哪怕送她……”阿纳托利奇扫了一眼房间，“哪怕小金鱼……就送她小金鱼嘛！”
“送金鱼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啦！怪不得你和卡季卡关系搞不好！送礼品不能说‘干什么’，而是为什么！”
“那为什么？”
“因为爱！”
阿纳托利奇从厨房里拿来一个一升装大瓶子，用一个小纱网在金鱼缸里捞了很久，却怎么也捞不上那些敏捷机灵的小金鱼，倒是搅起了缸底的几许淤泥。
“等会儿吧，它们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特鲁特奇，如果人真的死了以后能投胎，我来世想投胎为一个宝剑骑士。你看，”他用手指指着一条鲜红的长着剑尾的金鱼说，“简直是个俊俏骑士！”
鱼终于被捞了起来。巴士马科夫紧紧将瓶子抱在胸前，侧着身子向门口走去。
“不，你一点都不明白送礼的奥妙！需要一个惊喜！让她一睁开眼就看见床头柜上放着小金鱼……明白了吗?可你想抱着金鱼回家！”
“是不是要做得出其不意？”
“没错，就是要出其不意。”

巴士马科夫竭力想把对女儿的思念推向远处，让思绪进入可以不用理会的意识深处，就如同自己曾将与奥克桑娜的最后一次约会推向记忆的远方一样。说实在的，他很善于这么做——每每遇到不快的事情，都能将其置于记忆中最遥远、最黑暗、最少被光顾的角落，如同将其囚禁在监狱中一般，如今那儿堆积着、涌动着他生活中最不光彩的被尘封之事的阴影，还有比如他曾做过的关于父亲和失去了双腿的维坚卡那样可怕的噩梦。然而，这些被放逐的回忆偶尔仍然会闯入他对往事的新鲜记忆中。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失眠之夜或是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中，但有时也会无缘无故地出现。晚饭后奥列格·特鲁多维奇正心平气和地洗着餐具——就像上床前懒洋洋的思绪链条会突然中断一样，从阴暗的记忆深处闪现出奥克桑娜充满鄙视的目光，一会儿是残疾人维坚卡的一只巨大胳膊，上面是父亲用火药刺上的“劳动”字样。巴士马科夫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摇了摇头，试图把缠绕着自己的思绪驱散，甚至还尖声喊起了绕口令：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如果将那条意味着“背叛”的领带挂在吊灯上，让它悬在屋子中央呢？那么卡嘉一进屋就会看见，什么都能明白。那也就不需要任何请求宽恕的字条了。但话说回来，这种做法不诚实，因为他的逃离与几乎已经被忘却的背叛没有任何联系。瓦季姆·谢苗诺维奇在卡嘉的生活中，不过是某种后天的瑕疵、日常生活中的小创伤……人们是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抛弃妻子的。打个这样的比方，比如妻子的一颗病牙被拔掉了，而那颗新镶的假牙，由于金属挂钩的缘故看上去不美，而且根部还有些发青……人们是不会因此抛弃妻子的。
“是该做个牙套戴上，”艾斯凯帕尔用舌头舔了舔翘起的齿裂，“到了塞浦路斯后无论如何得把牙齿弄一下……”
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洁净、雪白和健康的牙齿。那老年呢？好，先不谈老年，就算是准老年吧。那就是在与你的情人接吻之前，你会心存疑虑地用舌头感觉一下口腔是否清洁并悄悄在口中含上一块薄荷糖。上帝在将亚当与夏娃逐出天堂的时候，肯定会紧跟着喊上这么一句：
“你们的牙齿会如同被蛀虫吃掉的果实一样因为龋病而被蚀坏！”
只是这没有被写进《圣经》中……
有一天，巴士马科夫躺在被窝里张着大嘴哈哈大笑，维塔突然伤心地说：
“唉，瞧你镶了多少颗牙呀？！”
人类自犯了罪堕落起，就渴望永远年轻，而且正是从牙齿开始来实现这一理想的。

他刚要进入梦乡，发现心脏也与他一起停顿下来，该跳的时候也没跳。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害怕了，坐起来，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巴士马科夫决定不睡了。起初，他看着四仰八叉地躺着的卡嘉。她的脸甚至在梦中也十分严肃且显得心事重重，上嘴唇因轻微的鼾息颤动着，如同没盖好的汽车机箱盖，只要马达一发动就会震颤。巴士马科夫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幅死去的卡嘉躺在棺材里的景象，他站在尸体旁，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吻她的嘴唇。
“见你的鬼去吧！”他对自己狠狠地呵斥了一声，晃了晃脑袋，竭力要把这荒唐的念头驱散。
但这时他忽然把自己想象成躺在了棺材里——一副可怜相，从下巴到腹股沟的整个躯干都被剖开了，又急速地被缝合起来，冻上了，活像一只冰冻的匈牙利光条鸡。只是没有被包在画有外形漂亮、看起来味道鲜美的大公鸡的塑料袋里，而是在黑色的西装寿衣中。不知为什么，脖子上挂着的——还是那条带有背叛嫌疑的迪奥领带。
“滚你妈的！”巴士马科夫无声地对自己喊叫着，从床上跳下来朝亮着灯的金鱼缸走去。鱼儿们都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两条大腹鳍的珍珠鱼慢慢朝缸壁游来，宛若两只不知从什么人的脸上滑落下来的鲜亮的天蓝色眼珠。巴士马科夫用手指头弹了弹金鱼缸的玻璃——珍珠鱼立即消失在黑色的水草中。奥列格·特鲁多维奇看了一眼缸底，发现了两只小蜗牛，它们正在舔食又一条死了的灰白色公羽鳍鱼。

巴士马科夫明白了，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桩重大的事件。他进入了一种与死亡的崭新关系中。早先，他心脏病发作之前，他把人不可避免的死亡看作未来世界的一种灾难性巨变，这场灾变的后果不仅是他巴士马科夫的消失，还有整个世界，包括达士卡、卡嘉、母亲、父亲，甚至还有已经故去的彼得·尼基福洛维奇、捷达、丽莎外婆……而现在，在心脏病发作之后，他有了全新的体验，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就像背上插着把钥匙的小铁老鼠——达士卡原来有过这么一个。如果是她上的发条，那只小老鼠跑到房子中间就会停住。而如果是巴士马科夫上的发条，上到底——这只机械鼠能跑到对面的墙根，随后它那尖尖的鼻子顶着墙的踢脚板，还能颤动好大一阵子，那看不见的胶皮小轮在地板上打着滑空转着。上紧了的发条松了——小老鼠也就停下不动了。
人也是这样。你身上的发条松了，你也就趴下不动了。有一天，整个二战期间的伤残人一代的生命发条突然都松了，于是院子里的垃圾堆上就出现了大量无用的假肢。少年巴士马科夫甚至捡到了维坚卡的残疾人车。奥列格像雪橇那样往车上绑了一根布条，拉着院子里的小朋友们玩。为了安全起见，他还给他们系上了帆布皮带。一开始只拉一个人，后来，为了搞恶作剧，拉上两个，三个——直到车轮脱落为止……
正是在那天晚上，在心脏病发作之后，坐在金鱼缸旁，巴士马科夫才感觉到身上那根发条的存在。它已经不可挽回地变得愈益乏力，而且最终必然会力尽而止。他觉得自己是个不知由谁上好了发条的机械鼠。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事后，当你上好了弦，你会成为某个重要的机械——玩具铁路或儿童自行车——上的一部分。但是等到那只老鼠将尖尖的鼻子戳在墙的踢脚板上一动也不动的时候，还有谁会来管你呢？

巴士马科夫夜里还是睡不着。他在金鱼缸旁站了一会儿，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会儿，为了不惊动卡嘉，轻手轻脚地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别人送的《圣经》。他来到厨房，泡了一杯茶，读起《马太福音》来。当奥列格·特鲁多维奇读到“如果你心中的光明——就是黑暗，那么你心中的黑暗又会是什么呢？”这一句时，合上了书，沉思起来。他在想黑暗的问题。
后来，他在妻子身旁躺下了，突然发觉了心中的黑暗——那是一种像黑夜中的海洋一般的东西，它无边无际、温暖，还微微地晃动着。而身旁的是另一种，以梦境形式存在的卡嘉的黑暗，它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与他巴士马科夫的黑暗融合在一起。睡在隔壁屋子里的达士卡——那是又一种，他们俩养育的黑暗……在莫斯科的另一端，母亲与父亲时而会为一件小事争个不休——那是两种相互折磨的黑暗。最后，在那个堆满积雪的别墅小区，还有一个寡妇齐娜依达·伊凡诺芙娜，她在思念亲爱的、过早离开人世而被掩埋在地下深处的黑暗……
“如果你心中的光明——就是黑暗，那么你心中的黑暗又会是什么呢？”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在思考中渐渐进入了梦乡。

“如果你心中的光明——就是黑暗，那么你还要这光明干什么？！”

灵魂——不过是某种具有破坏性、融入了人理性的疾病而已——难道不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吗？而最后的审判——难道不是寻找和消除这些病毒的程序吗？……

从远处看去，银行像个有棱有角的巨大绿色冰块——一座不知为什么被搬到亚乌扎河岸上的冰山。从种种迹象来看，银行的内部装修还没完成：侧面是车厢式的换衣间，一摞摞的贴面墙砖堆得老高。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土耳其工人正大声嚷嚷着。

“可他死了！”
“谁？”
“什么谁？作者呀。就是那个营养师啊。昨天《生意人报》刊登了他的讣告。才四十二岁。可怕呀！多少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呀！多库金的事听说过没有？”
“没有，他怎么了？”
“他倒没怎么。但他把老婆给害了。他老婆替他开车……”
“这不可能！”
“这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盖尔克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声中流露出不悦，“车爆炸了。”
“怎么——炸死啦？”
“炸死了。据说，他痛苦得发了疯。已经不成个人样了。”
“怎么会爆炸呢？”
“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是为了钱。钱就像酒，数量适当是福，数量一大是祸。来，为万事有度而干杯！”

“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有较长时间的休战。”

“科斯季，说点中文让我们听听！”达士卡请求说。
“说中文？”他笑了。
中尉把眼睛眯了起来，嘴唇像橡皮条一样被拉长了，他抑扬顿挫、声调高亢地说了几句，那声音悦耳动听，仿佛不是他的，像是别人说的。
“是什么意思？”卡嘉好奇地问。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翻译成俄文后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
美人卷起缀着珠子的帘子，
紧皱眉头坐在屋中。
流不尽的泪水啊，
不知又在怨恨谁。
“科斯佳，中文难学吗？”
“难，但不懂外语的人——是不健全的人。”

“为我们的银行干杯！”尤纳可夫大声说。
他一口喝干了香槟酒，将手中的水晶杯抖落在了地板上，在两位副总裁的搀扶下，走到了远处的一张坐着几个贵宾的桌子跟前。巴士马科夫在贵宾中看见他的一个老相识，拄着根十分贵重的手杖的维尔斯塔科维奇。总裁分别与每位重要的客人接了三次吻，为此足足花去了近十分钟的时间。失去了饱口福机会的奥列格·特鲁多维奇观察着领导如何把亲吻声弄得吧咂吧咂响、与客人相互拍击着腰背，似乎是在模仿更倾向于口水涟涟的亲吻的创作界知识分子。只是有一个有趣的差异：尤纳可夫亲完第三次后会突然退到一边，用考验的目光将客人的脸盯上好一阵子——似乎是在问，背叛过我的迹象有否在其脸上显现？随后他友好地拍拍合作伙伴的腮帮子，再向下―个客人走去。
此时人们会大声呼喊“乌拉！”，以莫大的坚毅并怀着绝望的心情向桌子冲去，仿佛从已经燃烧起熊熊烈火的屋子奔向消防安全门。刹那间，银色罐子里的小小棕榈树被抢夺一空，鱼子酱被舀得一丁点不剩。鲟鱼只剩下由于惊恐而抻长了的骨刺嶙峋的脑袋。巴士马科夫好不容易拿到了几颗琥珀色的葡萄。四隔层的特制花瓶里除了硬得像炸弹尾翼的菠萝刺皮外已经空空如也。
此时响起了凄厉的音乐声，舞台上出现了由芭蕾舞群舞演员筑成的人肉篱笆。

您知道吗，人们常常会做这样的一种梦：仿佛你是在做一件十分可怕又无法挽回的很丢脸的事情，但同时你心里很清楚——只要一醒，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生物场是通过人的头发与宇宙场相连的。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觉得，在说“我爱”的时候，只要稍一迟疑，那个紧随在后的门神一得到一个让人难以察觉的指令便会对准他的后脑勺开枪。

说话的是个男人的声音，深沉而雄浑，犹如教堂的钟声。艾斯凯帕尔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烟草与花露水的气味，他艰难地回过头，惊呆了：他面前的残疾人维坚卡的身影正在向上升腾，越变越大，大得不可思议。他的轮椅竟然有运输挖掘机的巨型板车那么大，把整个街道都占得满满的，都顶住了两边的人行道。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枚有塔楼钟表刻度盘那么大的勋章。满是皱纹的棕褐色的脸一直凑到了阳台上，它像一块布满裂纹的土地，上面长满了沙漠的禾草，头发上全是白色的头屑，犹若被丢弃在密林中的碎报纸。维坚卡的眼睛虽然和先前一样是蓝色的，但他看到的却是火山熄灭后黑黢黢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