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无精打采地看着这堵书墙。他痛恨这里所有的书籍，无论是新书还是旧书、高雅的书或是粗俗的书、装腔作势的书还是幽默诙谐的书，统统都不喜欢。单是看到这些书就令他想起自己已经文思枯竭。他在这里上班，说是一位作家，却根本写不出一个字！这不仅仅是不能出版的问题，而是他什么都写不出来。而那些尽是废话的作品却能堆在书架上——至少它们就在那里，称得上是一种成就。连戴尔和迪平那种作家每年都能出书。不过，他最痛恨的是那些装腔作势的“有文化”的书，那些文学批评和纯文学作品。那些有钱的剑桥文艺青年几乎是在睡梦中写下了这些东西——要是戈登钱多一点的话，说不定他也会写出这种作品。金钱与文化！在英国，没有钱就意味着你没有文化，就像没有钱你进不了马术俱乐部。就像一个孩子摆弄松动的牙齿的本能，他拿出一本看上去很高雅的作品——《意大利巴罗克风格之我见》——打开这本书，读了其中一段，然后半是厌恶半是羡慕地把书塞回原来的位置。多么渊博的知识！多么富于品味而可恶的典雅文字！而且，这种精致的作品意味着金钱！因为说到底，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除了钱还有什么？有钱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有钱才能结交有影响力的朋友，有钱才能享受闲暇和心灵的宁静，有钱才能去意大利。是钱写出了书，是钱把书卖出去。噢，上帝啊，不要赐予我公义，赐予我金钱吧。
他晃了晃口袋，里面的硬币叮当作响。他就快三十岁了，仍然一事无成，只有他那本彻底以失败告终的可悲的诗集。自从那时起，整整两年，他在一本烂书的迷宫中竭力挣扎，毫无进展，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以后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全都是因为缺钱，就是因为缺钱，剥夺了他“创作”的能力。他认定了一个信念：钱，钱，一切都和钱有关！没钱的话就连一本只卖几便士的廉价中篇小说你也写不出来。构思、精力、才智、风格、魅力——这些都得用真金白银才能买到。

突然间，一股难以抵挡的烟瘾朝戈登袭来。他原本下定决心下午不抽烟的。他只剩四支烟，得留着今晚“创作”的时候抽，因为没烟抽比断气更难受，他根本写不出东西来。但是，他一定得抽一口。他拿出那包“运动员体格牌”香烟，拿出一支短烟。这完全是在纵容自己，这意味着今晚“写作”时间将会少了半小时。但他抵挡不住烟瘾。怀着羞耻的快感，他一口将能抚慰身心的烟雾吸入肺部。
灰蒙蒙的玻璃上倒映出他的脸，正在看着自己。戈登·康斯托克，《耗子》的作者，已经年过三旬，面容憔悴，嘴里只剩二十六颗牙齿。但诗人维庸三十岁的时候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让我们为上帝的怜悯而感恩。
他看着Q. T. 调味品那张广告海报剥落的一角不停地颤动着。我们的文明已经奄奄一息，确实如此。但它不会寿终正寝。很快飞机就来了。嗡嗡嗡——嗖——砰！整个西方世界将在高能炸药的轰鸣声中灰飞烟灭。
他看着渐渐暗下来的街道，看着玻璃窗上他那张脸的灰蒙蒙的倒影，看着来来往往、衣着褴褛的路人，无意识地重复着一句话：
“这便是无聊！——眼里噙着不由自主的泪花，
他抽着烟斗，幻想着断头台！”
金钱，金钱，科纳·忒布尔！飞机在轰鸣，炸弹在引爆。
戈登乜斜着眼睛望着灰沉沉的天空。那些飞机正在飞来，他似乎想象得到它们正在飞来。一队队的飞机，不胜其数，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他的舌头稍微顶着牙齿，发出嗡嗡嗡的声音，模拟着飞机的轰鸣声，听上去就好像一只青蝇撞击着窗户玻璃。在这个时候，他很渴望听到这个声音。

戈登挣脱弗拉斯曼的胳膊。和所有个头瘦小的人一样，他讨厌人家碰他。弗拉斯曼只是咧嘴一笑，和大部分胖子一样，他很有幽默感。他真的很胖，那条长裤鼓鼓胀胀的，似乎他是被融化后再倒进裤腿里一样。不过，和其他胖子一样，他从不承认自己很胖。如果可以的话，没有胖子会说起“胖”这个字。他们用的是“肉头”这个词——“健壮”这个词更好。一个胖子说自己很“健壮”的时候最开心不过了。第一次与戈登见面时弗拉斯曼就想说自己很“健壮”，但戈登那双绿色的眼睛露出狐疑的神情，于是他转而用“肉头”形容自己。
“我得承认，伙计，”他说道，“我确实有点肉头，但并不影响健康，你知道的。”他拍了拍胸膛和腹部那条模糊的界线。“结实得很呢。站起身来可算得上身姿挺拔。不过——嗯，我想你可能觉得我很肉头。”
“像科特兹。”戈登提了一句。
“科特兹？科特兹？就是经常在墨西哥山区里转悠的那个家伙？”
“就是他。他很肉头，但眼睛像雄鹰一样锐利。”

弗拉斯曼把头上的帽子摆正，有点愠恼地朝前门走去。戈登闷闷不乐地想到，如今情况总是这样，他总是冲别人友好的问候泼冷水。当然，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总是关于钱的问题。当你口袋里没钱的时候，你无法友好待人，甚至无法彬彬有礼。他顿时觉得自怜自伤。他的心向往着克莱顿酒吧的雅座吧台、啤酒美妙的味道、温暖明亮的灯光、欢声笑语、滴满啤酒的吧台上酒杯轻轻碰撞的声音。金钱！金钱！他继续顺着黑漆漆冒着一股怪味的楼梯走着。想到要在阁楼度过阴冷的漫漫长夜，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二楼住着罗伦海姆，一个又黑又瘦的家伙，长得像只蜥蜴，看不出是什么族裔或多大年纪，每周靠兜售吸尘器挣三十五先令。戈登总是匆匆忙忙地走过罗伦海姆的门口。罗伦海姆是那种世界上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很想有人能陪陪他。他如此孤独，只要你在他门外经过时走得慢了一些，他肯定会冲出来，又是拉扯，又是哄骗把你拽进他的房间里，让你听他那些冗长而疯狂的如何哄骗小女孩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戏弄雇主的恶作剧。而且他的房间比任何一家寄宿旅馆的房间都要来得更阴冷肮脏一些。到处都是咬了几口的面包和人造黄油。这里还有另一个租客，好像是个工程师，上的是夜班。戈登只见过他几面——是个块头很大、脸色阴郁苍白的家伙，屋里屋外都戴着圆礼帽。
屋里很暗，戈登熟练地摸到煤气喷嘴，点着了灯。这间房中等大小，说大呢又不足以隔成两间，但说小呢一盏不太好的油灯根本不足以供暖。里面的家具都是那些你可以想象会在顶楼出现的东西。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棕色的亚麻布地毡，摆放着水盆和水壶的洗手架。那个白色的水壶是个便宜货，你会以为那是一口夜壶。窗台上摆放着一个涂着绿漆的花盆，种着一株病恹恹的叶兰。

或许他能写点东西，写上一会儿也行。他在这堆稿纸里翻寻着。昨天他写的那一段诗稿哪儿去了？这首诗很长——确实很长，当这首诗完成时会是一首相当长的诗——大约两千行，以君王诗体为格律，描述在伦敦的一日。这首诗起名叫《伦敦之乐》。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雄心勃勃的工程——只有那些生活优裕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刚开始写这首诗的时候戈登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两年前他开始创作时怎么就那么鲁莽冲动呢！那时候他抛弃了一切，沦落到贫困的泥沼中，而这首诗的构思也是当初他的动机的一部分。那时候他充满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写出这么一部长诗。但几乎从一开始，《伦敦之乐》就出了岔子。这首长诗对他来说太浩繁了，这就是事实。从一开始这首诗就没能有条不紊地写下去，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零星片段。苦苦写了两年，这些就是他拿出来见人的东西——都是一些没有完成的残章片断，根本凑不到一块儿。每一张稿纸上都只写了几句诗，然后在几个月间反复修改。只有不到五百行诗句你可以说确实写完了，而他再也无法续写一句，只能就着这堆诗稿修修改改，这里添加几个词，那里删掉几个词，完全乱了套。这再也不是他创作出来的诗稿，而是变成了他苦苦与之斗争的梦魇。
除此之外，两年来他就只创作了一些短诗——或许总共有十来首吧。他总是无法让心情平静下来，而对于创作诗歌，平静的心情至关重要。他“无法创作”的时间越来越频繁。在所有人里面，只有艺术家会说他“没办法”工作。但这的确就是事实。有时一个人的确写不出东西。又是钱的问题，总是钱的问题！没钱意味着过得不舒服，意味着忧心忡忡，意味着没有烟抽，意味着总是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而最重要的是，意味着孤独。当你周薪只有两英镑时，除了孤独的生活你还能怎么样？生活在孤独中可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一点他很清楚，《伦敦之乐》将不会是他心目中所想象的那首长诗——他很清楚这首诗永远都写不完。当戈登能面对真相的时候，这一点他心知肚明。

楼下的时钟敲响了十一点。刚钻进床单的那阵寒意渐渐退去，戈登想起了下午他写了开头的那首诗。他低声念了一遍已经写完的那一节诗文：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
落叶殆尽的白杨树弓下了腰，
烟囱飘舞着黑黢黢的缎带，
在昏沉沉的空气中摇摆而下，
撕裂开来的海报战栗颤抖着。
 
这些诗句念起来就像僵硬呆板的机械发条，嗒—嗒、嗒—嗒！空洞无聊的内容让他泛起了恐惧。这首诗就像一件毫无用途的小机器滴答作响。韵律遥相呼应，嗒—嗒、嗒—嗒。就像上了发条的人偶在点头。诗歌！毫无价值的文字。想到自己毫无作为，他就睡不着。三十岁了，他的生活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时钟敲响了十二点。戈登伸直双腿，床铺变得暖和舒服了。与柳堤路平行的一条街道上有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灯光射到百叶窗上，投下那株叶兰的一片叶子的剪影，形态就像阿伽门农的宝剑。

他以孩子气的简单思想去理解关于金钱的问题。从小他就认为所有现代商业的把戏都是骗局。有趣的是，最早让他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是地铁站里张贴的那些广告。他自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进一间广告公司工作。但金钱不只是一场骗局。他认识到，对金钱的膜拜已经被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或许那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唯一感化人心的宗教——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宗教。金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善恶是非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成王败寇的哲学。“发达”成了深入人心的信条，摩西的十诫被缩短成了两条戒律，一条是给雇主的——他们是高大巍峨的侍奉金钱的神父和牧师——“汝等应当挣钱”，而另一条是给雇员的——他们是奴隶和下人——“汝等不可失业”。在这个时候，他翻开了一本《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读到了一位饥肠辘辘的木匠，当掉了所有的财物，却仍保留着他那盆叶兰的故事。自此，叶兰在戈登的心目中成为了一种象征。叶兰，英格兰之花！我们的国徽上应该有叶兰，而不是狮子和独角兽。只要窗户上还摆着叶兰，英国就不会爆发革命。

然后戈登毕业了，好管闲事的胖叔叔沃尔特有点生意上的门路，找上门来说他一个朋友的朋友可以给戈登安排一份在一家矿业公司会计部上班的“好差事”。这可是份优差——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前途的入门职业。要是戈登肯踏踏实实地干，或许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名大人物。戈登的心情很不安。突然间，和那些软弱的人一样，他僵住了，接着，全家人惊讶地听到他不肯去尝试这份工作。
当然，他们吵了好几架。家里人实在不明白他。他们觉得在机会找上门的情况下拒绝这么一份“好差事”简直是在亵渎神明。他一再重申他不想从事那种工作。那到底他要什么样的工作呢？家里人都问他。他阴沉沉地告诉他们，他想要“写作”。但靠“写作”他怎么可能挣钱谋生呢？他们追问他。当然，他只能哑口无言。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能靠写诗谋生。但那实在是一个荒唐透顶难以启齿的想法。但不管怎样，他一定不会从商，跟金钱打交道。他会去找一份工作，但不会是“好差事”。家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母亲啜泣流泪，连朱莉亚也对他“横加指责”，那些叔伯姑婶（那时候还有六七位在世）一直缠着他好说歹说，但都没有用。

终有一天他会开始自己的“写作”事业。或许终有一天他能靠“写作”谋生。你觉得如果你成为一名“作家”，你将能摆脱铜臭味的生活，不是吗？他看着身边那些人，尤其是那些年纪大一些的人，心里觉得特别难受。那就是拜金主义的生活！安定下来，安心挣钱，出卖灵魂换得一所别墅和一株叶兰！变成一个典型的戴着圆礼帽的小人物——斯特鲁布漫画中的小人物——那种温顺的小市民，六点十五分准时回家吃晚饭，吃的是土豆肉饼和炖罐头梨汤，听上半小时的英国广播电台交响乐节目，然后，如果他的妻子“心情好”的话，就进行合法正当的性交！多么可悲的命运！不，一个人不应该就这么活一辈子，一个人得摆脱这种生活，不能沾染上铜臭味。他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他似乎与这场对抗金钱的战争铆上了。但那仍是一个秘密。办公室的人从未想到他有这么荒诞不经的想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在写诗——因为他留下的蛛丝马迹并不多，六年里他只在杂志上发表过不到二十首诗作。看上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都市职员——早上站在地铁里拽着皮带朝东边出发，晚上搭西向地铁回家的上班一族大军中的一员。

家里剩下的那几口人也大吵了一架。他们觉得戈登一定是疯了。他一次又一次徒劳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不愿意受一份“好差事”的束缚。他们一直缠着他问道：“但你要怎么活下去呢？你靠什么谋生呢？”他不愿意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他仍幻想着自己可以靠“写作”谋生。他结识了《反基督报》的编辑拉沃斯顿，他不仅刊登他的诗作，还偶尔让他写写书评。比起六年前，他的文学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渺茫了。但“写作”的渴望并不是他真正的动机。他想要的，是摆脱金钱的世界。他模糊地向往着没有金钱的隐士一般的生活。他觉得假如你真的鄙视金钱，你可以像天空中的小鸟一样不断地向前飞。他忘了天空中的小鸟是不用付房租的。住在阁楼饿着肚子的诗人——饿肚子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是他脑海中的自己。

贫穷摧毁的是你的意志和心灵。思想上的死寂和精神上的龌龊——当你的收入在某个水平之下，它们就会降临在你身上，无法摆脱。信仰、希望、金钱——只有圣人才能在没钱的情况下仍保有前两者。

还有安吉拉姑姑。她六十九岁了。戈登尽量不让自己想起安吉拉姑姑。
可怜的、亲爱的、和蔼的、忧愁的安吉拉姑姑！
可怜的、皱巴巴的、皮肤枯黄的、皮包骨头的安吉拉姑姑！她住在海格特一座半独立小屋里——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布里亚布莱——在那北边的群山中，就是她居住的地方。安吉拉姑姑终生是个处女，无论是在世或是已逝的男人，没有一个以爱人的身份吻过她的双唇。她过着独居生活，终日奔波操劳，手里拿着骄傲的火鸡尾巴的羽毛做成的鸡毛掸子，打扫叶兰深绿色的叶片，掸掉那套华丽的德比皇冠牌陶瓷茶具上面的灰尘，虽然她永远不会去用它来泡茶。偶尔她会用橙黄白毫茶叶和白毫尖茶叶泡一壶浓浓的红茶，抚慰自己的心灵，那些茶叶是科罗曼德尔几个儿子从酒红色的海洋那里捎来给她的。可怜的、亲爱的、和蔼的但根本不招人喜欢的安吉拉姑姑！她的年金是九十八英镑（一周三十八先令，但她仍保留了中产阶级的思维习惯，以年金衡量自己的收入），十二先令又六便士得用来付房租。要不是朱莉亚时不时从茶馆里偷偷带点蛋糕、面包和黄油给她的话，她或许连饭都吃不饱——当然，朱莉亚总是一本正经地假装说“只是一点东西，丢了怪可惜的”，仿佛安吉拉姑姑其实根本不需要她的周济。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
落叶殆尽的白杨弓下了腰。
 
事实上，那天下午一丝风也没有。天气几乎和春天一样温暖。戈登抑扬顿挫地低声朗诵着昨天写下的这两句诗，觉得韵律非常动人。这个时候他对这首诗很满意。这是首好诗——等写完了就会是首好诗。他忘了昨天晚上这两句诗几乎让他觉得恶心。
那棵悬铃树一动不动，蒙上了一层雾霭的薄纱。下面的山谷里，一辆电车轰隆隆地驶过。戈登走上马尔金山，没脚深的干燥落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整条人行道上都堆满了金灿灿皱巴巴的落叶，看上去像美式早餐那些嘎嘣脆的麦片，似乎是大人国的女皇打翻了她那包特鲁维特牌早餐麦片，洒满了整座山坡。
无风的冬日，多么快乐！这是一年最好的时光——至少戈登这时是这么想的。虽然他一整天没有抽过烟，口袋里只有三个半便士的硬币和一个三便士的硬币，他仍然很开心。今天是星期四，戈登可以早点关门，下午不用上班。他打算去书评家保罗·多尔林的家里。他住在柯尔律治林，在家里举办文学茶话会。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一排汽车嘟嘟嘟地轻轻松松驶上山坡。戈登看着这些汽车，并不觉得羡慕。谁会想要开车呢？那些上流社会的女人粉嫩如洋娃娃的脸透过车窗看着他。这些胸大无脑的哈巴狗，绑在链子上饱食终日的母狗。他宁可当一头独狼也胜过当一只摇头摆尾的哈巴狗。他想起了清晨的地铁站，一群群黑压压的小职员就像蚂蚁回洞一样钻进地底下。这群蚂蚁一样的人，每个人右手拿着公文包，左手拿着报纸，对失业的隐秘恐惧就像蛆虫在啃咬他的心一样，似乎要将他吞吃掉！特别是在冬天，当他们听到呼啸的风声时。冬天，裁员，收容所，街上的长凳！啊！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
落叶殆尽的白杨树弓下了腰，
烟囱飘舞着黑黢黢的缎带，
在昏沉沉的空气中摇摆而下，
撕裂开来的海报战栗颤抖着。
火车在轰鸣，马蹄哒哒哒响个不停，
职员们匆匆赶向车站，
看哪，东边的屋顶正在战栗，
想着——
 
他们在想什么呢？冬天快到了。我能保住饭碗吗？被解雇的话意味着进收容所。“你们都要行割礼。”主如是说。你们都要好好地拍老板的马屁。有了！
每个人都在想着，
“冬天来了！求求你了，上帝啊，今年让我保住工作吧！”
寒风就像一把冰冷的长矛，
刺透了他们的身体，
他们忧郁地想着……
 
又用“想”这个字。没关系。他们在想什么呢？钱！钱！房租、纳税、学费、季票、给孩子们买鞋子。还有人寿保险和女仆的工资。我的天哪，要是老婆又怀孕了怎么办！昨天老板说了个笑话，我笑得够大声吗？吸尘器下个月的分期付款又得交了。
他觉得自己的文笔很优美，就像把拼图一片一片搭起来一样，他想出了另一节诗：
他们想到了房租、水电、季票、
保险、煤炭和仆女的工资，
靴子、学费和在德雷格家具店买的两张双人床
下个月还得供分期付款。

柯尔律治林是一条阴暗潮湿、与世隔绝的死胡同小路，因此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或车辆，弥漫着一股荒凉的文学气息（据说1821年夏天柯尔律治在这里住了六个星期）。看到路边那些年代久远的破旧房子、湿漉漉的花园和枝叶繁茂的大树，你会觉得置身于不合时宜的文化氛围中。毋庸置疑，在有的房子里，勃朗宁书社仍欣欣向荣，穿着哔叽华服的女士匍匐在已逝的诗人的脚下，谈论着斯温伯恩和沃尔特·帕特。到了春天，花园的小圆花圃里长满了紫色和黄色的番红花，接着又长出了风信子，周围是贫瘠的草地。戈登似乎觉得这里的树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长得歪歪扭扭奇形怪状的。保罗·多尔林是位当红的媚俗书评家，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还真是奇怪，因为多尔林作为书评家的品味实在是不怎么样。他为《星期天邮报》撰写小说书评，和沃波尔一样，每半个月就有文章面世。你会以为他住的是海德公园一角的公寓。或许，他是在进行苦修，住在雅致而不舒服的柯尔律治林能抚慰受伤的文学神明。

“我的诗都死了，因为我死了。你也死了。我们大家都死了，我们是活在阴间的一群死人。”

戈登的周薪只有两英镑，因此他对现代生活深恶痛绝，衷心希望看到这个充斥着金钱的文明被炮弹摧毁。两人沿着一条昏暗但勉强称得上整洁的住宅区小道朝南走去，路上有几间商店，都关门了。一座房子的围墙上贴着科纳·忒布尔那张一码长的脸，正在嗤嗤地傻笑，在灯光下显得苍白委顿。戈登看到一扇窗户上摆着一盆枯萎了的叶兰。这就是伦敦！延绵好几英里都是破落孤独的房子，房屋都租了出去，这里没有家，没有社区，只有一群群行尸走肉一样的人在浑浑噩噩中走向坟墓！他看着梦游般的路人。他只是将内心的痛苦具体化了，但这个想法并没有令他觉得不安。他的思绪回到了星期三下午，那时候他渴望听到敌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逼近的声音。他抓住拉沃斯顿的胳膊，停下脚步，指着科纳·忒布尔那张海报说道：
“看看那边那张该死的脸！看看，看看！你不觉得想吐吗？”
“我承认从审美角度上说确实令人不悦。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的。”
“这当然很要紧——整个城市都贴满了这些东西。”
“噢，那只是暂时的现象。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我想这没什么好在意的。”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看看那家伙的脸，他正在盯着我们！从那张海报你可以洞察我们整个文明的本质。无聊、空虚、荒凉！看到这张海报你就会想到避孕套和机关枪。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真的盼望战争爆发！我渴望战争——几乎想祈求战争到来。”
“确实如此，你知道，欧洲有将近一半的年轻人也是这么想的，问题非常棘手。”
“希望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那样战争或许真的会打响。”

“如今我们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这根本不是生活，只有萧索和死寂。看看这些该死的房子，还有里面住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行尸走肉，站着的时候就开始腐烂。”

“那我们到底要争取什么呢？”
“谁知道呢。我们只知道我们不要什么。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被困住了，就像布里丹之驴一样。但我们的选择是三个，而不是两个，而这三个选择都令我们作呕。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两条出路是什么？”
“噢，我想是自杀和天主教会。”
拉沃斯顿笑了，觉得有点惊讶：“天主教会！你觉得那会是一条出路吗？”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那一直是个诱惑，不是吗？”
“不，我不会称那些人为知识分子。虽然，艾略特是其中一员。”拉沃斯顿承认。
“像他那样的人还有很多。我敢说，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感觉一定非常惬意。当然会有点不合理性——但你在那里会很有安全感。”
拉沃斯顿用力地揉着鼻子，“在我看来那和自杀没什么两样。”
“确实如此。但社会主义不也一样。至少在绝望的时候能获得些许安慰。但我不会去自杀，这未免太软弱了，我可不会把我在这个世界上所享有的东西拱手让给别人。要死我也要先拉几个敌人垫背。”
拉沃斯顿又笑了，“那谁是你的敌人呢？”
“噢，那些一年挣五百英镑以上的人。”

她一直在等他，在客厅壁炉前面一张大得吓人的扶手椅上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赫尔迈厄尼会像小动物一样总是很快就睡着，睡得越多人就越健康。他朝她身边走去时，她醒了过来，睡眼惺忪而撩人地扭动着身躯，半打着呵欠朝他微笑着，在灯光的照射下，一边脸颊和一只裸露的胳膊像玫瑰花一般娇艳。

“你不肯让我请你吃顿饭吗？就这么一次，表明你信任我。”
“不，不行。我很抱歉。我告诉过你原因了。”
“噢，天哪！我想我们得道别了。已经很晚了。”
但两人仍呆在一起，说了很久的话，结果罗丝玛丽没能吃到晚饭。她得在十一点钟之前赶回房间里，不然那些母大虫会生气的。戈登走到托特纳姆宫廷路搭电车。电车的票价比巴士的票价便宜一便士。他和一个脏兮兮的小个子苏格兰人一起挤在上层的木凳上，那个苏格兰人在阅读着足球比赛的赛果，喝着啤酒。戈登很开心。罗丝玛丽将成为他的情人。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电车在轰鸣，但他觉得那似乎是音乐，嘴里朗诵着他那首诗已经写好了的七节。整首诗将会有九节。这是首好诗。他对这首诗和自己很有信心。他是一位诗人。戈登·康斯托克，《耗子》的作者。他甚至对《伦敦之乐》也重新怀有信心了。
他想到了星期天。他们将于九点钟在帕丁顿车站会合。这趟出行大概得花十先令。就算当掉衬衣他也得筹到这笔钱。她将成为他的情人，或许，这个星期天机会就会出现。两人没有明说，但已经心有默契。
上帝保佑，星期天一定得是个晴天！现在是隆冬时节。要是那天是一个无风的日子就好了——无风的日子几乎就像是夏天一样，你可以在枯草上躺几个小时而不会觉得冷！但这种日子不是很常有，每个冬天大概就十几天而已。天有可能会下雨。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事。除了郊野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好去。现在伦敦有许多对情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只能逛街和逛公园，没有私密空间，而且总是挨冻。身上没钱，天气又冷，做爱可不容易。小说里很少有关于这种“时间地点都不合适”的情节描写。

“和你单独在一起真好玩！我们能到这儿来我好开心！”
“噢，戈登，想到我们可以在一起整整一天，真是太好了！而且本来可能会下雨的，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是的。我们得马上向不朽的神明献上祭礼。”
两人兴高采烈地走着，看到任何东西都充满了兴致：为捡到一根蓝得像青金石的松鸡羽毛而高兴；为见到一个像镜子一样的积水小坑，看到水底下的树枝而高兴；为见到树上长出硕大的木耳而高兴。他们讨论了很久，到底给山毛榉树起个什么绰号最贴切。两人都觉得比起其它树木，山毛榉树更像是有知觉的动物。或许这是因为它们的树皮很光滑，而且枝条从树干里生出来的姿态很像是动物的肢体。戈登说树皮上那些小小的结眼就像是胸脯上的乳头，而上面那些蜿蜒的树枝长着光滑黝黑的树皮，看上去就像大象蜷曲的鼻子。他们争论起暗喻和明喻的问题。和往常一样，两人时不时就会激烈地争吵一番。戈登开始嘲笑她对一切事物所用的糟糕的比喻。他说角树黄褐色的树叶就像是伯恩-琼斯画笔下少女的头发，而那些缠绕在树上的藤蔓就像狄更斯笔下那些女性角色热情的胳膊。有一回他执意要捣毁几朵淡紫色的毒蘑菇，因为他说它们让他想起了拉克汉姆的插画，他怀疑会有精灵围着这些蘑菇跳舞。罗丝玛丽骂他是一只没心没肺的猪猡。她踩着齐膝深的落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似乎踏入了没有重量的金红色的海洋中。
“噢，戈登，看看这些树叶！看看，阳光照耀着这些树叶！就像金子一样，真的像金子一样。”
“童话里的金子。再过一会儿你就会沉浸在巴里的童话世界里了。事实上，如果你要打个贴切的比方的话，它们的颜色就像番茄汤。”
“别像只猪一样，戈登！听一听它们沙沙作响的声音。‘层层叠叠，就像散落在瓦伦布罗莎的秋叶。’”
“或者说，像那些美式早餐麦片。特鲁维特牌早餐麦片。‘孩子们吵着要吃早餐麦片。’”
“你真是一头猪！”
她大笑起来。两人手拉手散着步，沙沙沙地踏着齐踝深的枯叶，大声地说着：
“厚厚密密的早餐麦片，装满了卫尔温花园城的盘子！”

两个人都挖空心思想说些什么，却又想不起能说些什么。他和她并肩走着，拉着她的手，十指相扣。两人感觉好了一些，但他的心充满了痛苦，五脏六腑似乎缩成了一团。他不知道她是否也有同感。

地底下有什么动静，整条石板路都在颤抖。是地铁列车正在经过。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伦敦和西方世界。他看到亿万名奴隶在金钱的宝座下卑躬屈膝辛苦劳动。农民们在耕地，水手们在航海，矿工们在地底下挥汗如雨地挖煤，职员们匆匆忙忙赶八点十五分的班，担心老板会将他们解雇，断了谋生之路。即使和妻子躺在床上他们也是一副战战兢兢恭恭敬敬的模样。服从谁？服从拜金教的教会势力，那些红光满面的世界的主宰，上流社会的成员。一群皮毛光滑的小兔崽子坐在价值一千基尼的汽车里，他们是打高尔夫球的股票经纪、大都会的金融家、大法官法庭的律师、衣着时髦的风花雪月的诗人、银行家、报刊记者、迎合四种性别的小说家、美国拳击手、女飞行员、电影明星、主教、桂冠诗人和芝加哥黑手党。
他又走了五十码，脑海那首诗的最后一节浮现出来。他朝家里走去，嘴里反复念叨着这首诗：
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
落叶殆尽的白杨树弓下了腰，
烟囱飘舞着黑黢黢的缎带，
在昏沉沉的空气中摇摆而下，
 
撕裂开来的海报颤抖着，声音很冷清，
火车在轰鸣，马蹄哒哒哒响个不停，
职员们匆匆赶向车站，
看哪，东边的屋顶正在战栗，
 
每个人都在想着，
“冬天来了！求求你了，上帝啊，让我今年保住工作吧！”
寒风就像一把冰冷的长矛，
刺透他们的身体。
 
他们想到了房租、水电、季票、
保险、煤炭和仆女的工资，
靴子、学费和下个月的分期付款，
上次在德雷格家具店买了两张双人床。
 
因为在无忧无虑的夏天，
我们在阿斯塔罗斯的树林里荒淫，
现在就忏悔吧，寒风吹起了，
让我们跪在公义的主宰面前。
 
财神爷就是万物的主宰，
他主宰着我们的血液、双手和大脑，
他赐予房屋遮风避雨，
也可以将其收走。
 
他嫉妒警惕地监视着，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梦想，我们暗地里的行动
他决定我们说什么样的话，穿什么样的衣服，
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
 
他浇灭我们的怒意，遏制我们的希望
以毫无价值的玩意儿买下我们的生命，
要我们以千疮百孔的信仰作为对他的祭礼，
我们接受他的凌辱，在心里暗暗高兴。
 
他将我们锁住，用诗人的才智，
苦力的力气和士兵的骄傲，
在新郎与新娘之间，
筑起光滑的、阻隔爱情的高墙。

“诗人！这个世界得有各种各样的人才算得上完整，不是吗？”出租车司机说道。

“看那些霓虹灯！看看那间成人商店上面那些丑陋的蓝灯。当我看着那些灯时，我就知道自己是个地狱里的游魂。”

出租车司机在朵拉的指示下开着车。戈登躺在角落的座位上，似乎立刻堕入了无底的深渊，然后又挣扎着爬了上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只有迷迷糊糊的印象。他正在点缀着灯光的漆黑中荡漾着。或者说，是灯光在移动，而他是静止的？那种感觉就像置身于海底，周围都是正在游动的、会发光的鱼。他又觉得自己是地狱里受到诅咒的鬼魂。这应该就是地狱里的情景吧？地狱的深谷里闪烁着冰冷的狰狞的火光，上面一片漆黑。但地狱里会有酷刑和折磨。这就是折磨吗？他努力想唤醒自己的意识，那短暂的昏迷让他觉得身体很虚弱，恶心想吐。他的额头似乎要裂开了。他伸出一只手，碰到了一个人穿着吊带袜的膝盖，还有一只柔软的小手呆板地握住他自己的手。他注意到坐在对面的拉沃斯顿正在焦躁而急迫地踢着他的脚指头。

旅社的门厅很小，黑漆漆的，有股子味道，铺着亚麻地毯，没有人打扫，看上去好像是临时铺设的。歌声是从左边的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的，就像教堂的管风琴乐声一样哀伤。一个长相凶恶又长着斗鸡眼的女服务员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她和朵拉似乎认识。这张脸长得可真是的！完全不构成竞争。左边的房间变成了一个人在独唱，歌词听起来有点诙谐：
“他亲吻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跑去告诉了他的母亲，
应该把他的嘴唇切掉，
应该……”
歌曲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放纵和不加掩饰的忧伤，唱歌的人听上去很年轻。

朵拉把酒拿了过来。啊，感觉好一些了。至少酒不会令他失望。他用自己那双肿胀的手把那瓶基安蒂红酒竖了起来，红酒顺着他的喉咙往下灌，味道很苦很呛，有的还冲上了鼻子。他彻底醉了，从床上滑了下来，头碰到了地板，而脚还在床上。他就保持着这个姿势躺了一会儿。这就是生活吗？楼下那些年轻人仍在忧伤地唱着歌：
“今晚我们会开心，今晚我们会开心，今晚我们会开心……而明天我们将会清醒！”

来到地下，来到地下！回到柔软安全的大地的子宫，那里没有就业，也不会失业，没有亲人和朋友缠着你不放，没有希望、恐惧、野心、荣誉、责任——没有任何事情缠着你。那就是他希望去的地方。
但他盼望的并不是死亡，肉体意义上的死亡。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从那天早上在警察局的牢房醒来之后那种感觉就一直纠缠着他。宿醉之后那种邪恶躁动的心情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醉酒的那个晚上是他生命中的里程碑，突如其来地将他拖进了泥沼中。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和拜金主义进行斗争，但他还保有最后一点可怜的体面。但现在他根本不想保持体面，只想沉沦，深深地沉沦到不需要保持体面的世界，抛却自尊的束缚，让自己被淹没——就像罗丝玛丽说过的那样，沉沦到底。他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生活在最下层的世界里。他喜欢想象那些失败者，那些不见天日的人：流浪汉、乞丐、罪犯、妓女。他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住的是肮脏的旅社和收容所。他喜欢幻想着在金钱的世界下面有一个广阔的肮脏的世界，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在这个国度里，每个游魂都是平等的。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堕落到游魂的国度，不需要有雄心壮志。想到烟雾缭绕的伦敦南区贫民窟在不断蔓延，他就觉得心里很舒服。那里是粗俗的蛮荒世界，你可以永远地迷失自我。

“你觉得我很失败，不是吗？”他对着天花板说道。
“不，我没有这么想。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是的，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我是个失败者，住在这么肮脏的地方，而不是去找份好工作。你觉得我应该试着去新阿尔比恩公司求职。”
“不，该死的！我从未那么想过。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以前我就告诉过你，我觉得从原则上说你是对的。”
“你觉得那只是在原则上是对的，只要你不付诸实践就行。”
“不是。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你真的去付诸实践了？”
“很简单，我向金钱宣战了，这就是我的结局。”
拉沃斯顿揉了揉鼻子，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着。
“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所犯的错误是以为一个人可以在腐朽的社会里独善其身。说到底，你拒绝挣钱，最后得到了什么？你这么做是想表示一个人可以置身于经济体制之外。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必须去改变体制，否则什么也改变不了。逃进角落的洞口于事无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戈登朝爬满了臭虫的天花板晃着脚丫。
“我承认角落里确实有个洞口。”
“我不是在说这个。”拉沃斯顿生气了。
“我们直话直说吧。你觉得我应该去找一份好工作，是吗？”
“那得看什么工作。我觉得你不想把自己出卖给那家公关公司是对的，但你现在从事这份凄凉的工作实在是太让人心酸了。毕竟，你很有才华，应该用到正途上。”
“我还要写诗呢。”戈登自嘲地微笑着。

她用尽全身力气抓着他的胳膊，将他转过身，面对着她。抓着他的时候她觉得内心很绝望。她作了最后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她似乎可以感觉到他就像幽灵一样从她身边退开，渐渐消失。

这一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两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当一个人站在寒风凛冽的街头时，感情问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最后两人告别时，说的不是什么诀别的话。她只是说，“我会回来的”，亲了他一下，然后穿过马路去电车站。他看着她离开，心里的感觉以放松居多。现在他无法停下来问自己是否爱她。他只是想逃避——逃避这条寒风凛冽的街道，逃避和她争吵与感情上的要求，回到邋遢孤独的阁楼里。如果他的眼里流下泪水，那只是因为寒风的缘故。

春天，春天！三四月间，春天的气息开始了！树林青翠，绿草如茵，叶片大又长！当春天的猎犬奔跑在冬天的小径上，春天是最好的结婚天，听嘤嘤歌唱枝头鸟，布谷鸟在歌唱，咕—咕，布—喂，嗒—喂嗒—喔！等等等等。从青铜时代到1805年，所有的诗人都在歌颂春天。
但如今已经是中央暖气和罐头桃子的年代，上千位所谓的诗人还在写着同样的诗篇，实在是太荒唐了！因为如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春天、冬天或其它季节又有什么不同？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季节最显著的变化除了气温的改变外，就是人行道上你所看到的东西。在冬末主要是卷心菜的叶子，而到了七月你的脚下会踩到樱桃核，到了十一月是烧尽了的烟花，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则满地是橘子皮。中世纪的时候情况很不一样。那时候过冬意味着躲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以腌鱼和发霉的面包度过几个月后，春天终于来了，可以吃到新鲜的肉类和绿色的蔬菜，这时写诗赞美春天才富有意义。
即使春天真的到了，戈登也视若无睹。兰贝斯的三月天并不能让你联想到珀尔塞福涅的气息。白昼越来越长，天老是起风，夹杂着沙尘，偶尔会露出支离破碎的刺眼的蓝天。如果你用心观察的话，或许可以看到树上结出了新蕾。那株叶兰原来没有死掉，枯萎的叶片掉落了，靠近根部的地方又长出了几片暗绿色的叶子。

他正朝家的方向走去。他看着一路上经过的那些房子。这条街他不认识。房子稍有点显老，看上去不咋地，而且采光不好，大部分套房和单间都是拿来出租的。楼房围着栅栏，砖头被烟熏得发黑，台阶涂成了白色，挂着脏兮兮的蕾丝窗帘。一半的窗户上挂着“公寓出租”的字样，几乎每扇窗户都摆放着叶兰。这是一条典型的下层中产阶级街道。但是，他不愿意看到炸弹将这条街道炸毁。
他猜想住在这些房子里的都是些什么人。比方说，他们会是小职员、店员、旅行推销员、保险经纪、电车司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一具具傀儡，被金钱所主宰吗？他们大概不知道吧。就算他们知道，又会在乎些什么呢？他们忙着出生，忙着结婚，忙着生孩子，忙着工作，忙着死去。如果你能应付得当，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或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们的文明建立在贪婪和恐惧之上，但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贪婪和恐惧被神秘地改变成为更加高贵的品质。房子里的那些下层中产阶级人士躲在蕾丝窗帘后面，家里养着孩子，添了家具，种了叶兰——他们当然都是拜金主义者，但他们竭力维持着体面。他们并不觉得拜金主义就意味着全然自私贪婪，愤世嫉俗。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不容僭越的荣誉底线。他们“竭力维持着体面”——让叶兰继续飘扬。而且，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在生活的束缚下过着小日子。他们养育小孩，而这是那些圣人和灵魂救赎者从来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
他突然觉得，叶兰就是生命之树。
他觉得里衣口袋里沉甸甸的。那是《伦敦之乐》的手稿。他拿出手稿，就着路灯看着里面的内容。那是一大叠稿纸，带着污渍破破烂烂的，而且边边角角特别脏，一看就知道在口袋里放了很久。里面总共有四百行诗。被放逐的这两年来唯一的成果，一个永远无法出世的胚胎。他已经没戏了。写诗！在1935年写诗！

▷背景信息：

《让叶兰继续飘扬》成书于1934年至1935年，是一部社会批判作品，讲述了青年诗人戈登·康斯托克在三十年代的伦敦幻想抵御金钱崇拜，坚持文学理想，却屡屡在现实中碰壁，最后无奈向现实妥协的故事。当时奥威尔居住在伦敦附近的汉普斯泰德，以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而成。1928年初，奥威尔为了解下层社会的生活，乔装打扮开始自己的流浪经历。在此期间，奥威尔曾在理查德·里斯男爵资助出版的左翼文学刊物《艾德菲月刊》发表过数篇文章。理查德·里斯男爵是一位有钱的富有理想的青年，在他自传中写道：“一直以来，我每年的花费都在一千英镑以上，有时候花的钱要比这多得多——在战前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和我相比，我的许多社会主义友人都是穷人。”《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帮助扶持戈登的拉沃斯顿这个角色就是以他作为原型。1932年，奥威尔在伦敦西部的一间规模很小的学校担任教师，时而到附近的伯恩汉山毛榉林散心，那里的景色也被他写入了《让叶兰继续飘扬》一书中。1934年10月，奥威尔开始在汉普斯泰德的一间二手书店“爱书人之角”做兼职店员，期间他结识了在一间广告公司上班的女孩莎丽和另一个当文秘的女孩凯伊，并将这段经历转嫁在《让叶兰继续飘扬》的主人公戈登和女主人公罗丝玛丽身上。
1935年2月，奥威尔搬到国会山的一间公寓，在房东太太的介绍下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艾琳·奥莎妮丝。八月份时，奥威尔搬到肯提斯镇，继续创作《让叶兰继续飘扬》。1936年1月15日，奥威尔向维克多·戈兰兹提交了手稿，几天后，受戈兰兹的委托，赴英国北方为撰写《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收集素材。同年四月，戈兰兹的出版社出版了《让叶兰继续飘扬》。
书中写到的叶兰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能在低日照和点煤油灯的室内存活（其它植物会发黄或枯萎），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受到欢迎，成为中产阶级的家居象征。戈登对它从轻蔑和仇视，到最终无奈地接受，反映了他在价值观上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他的个人世界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