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似乎在真正看见事物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它们；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就像我相信词语始终流淌在我们体内一样。
她的分娩远比我母亲快乐得多——母亲会经年累月地讲述：她的阵痛，漫长的分娩，12月的寒夜，那年头常见的黑霜，姗姗来迟的产婆，以及当听说我因出生时胎位不正而患有畸形足时，最终证明是虚惊的那场骚动。出生在我前面的那个孩子幼年早夭，但我始终认为她并未死去，她就在其中一间卧室里，藏在衣柜或睡衣箱子中。自学会走路后，我再也不敢独自上楼，即便是在白天也不敢。
我父亲和他弟弟杰克正在楼下喝酒，听闻这个好消息后，他们醉醺醺地爬上楼来，手里拿着刚烤好的鹅肉条——当时正值圣诞季。据我母亲讲述，那鹅肉半生不熟，泛着粉红，且嚼不动。杰克还即兴唱起了《红河谷》：
若你爱我，
请坐到我身旁来。
不要匆匆与我道别离。
请记住红河谷，
还有那深爱你的牛仔。
我是个丑孩子，丑到当住在我们家门房的爱尔兰陆军上尉夫妇之子格尔·麦克纳马拉前来道贺时，母亲说我丑得见不得人，便把我藏在红色人字纹被子底下。
这些轶事、传闻、寓言与惊惶的碎片，就这样拼凑成我早年生活的画卷，既美丽又骇人，既温柔又野蛮。
大宅的废墟对我有种莫名的吸引力。除了黄鼠狼的踪迹，这里还残留着昔日生活的痕迹：接待室里悬挂着印有橡果图案的墨绿色墙纸残片，像被撕下的舌头一般耷拉着。厨房里摆着一套覆满厚厚铜绿的锣，那些绿莹莹与银灿灿的光泽，都是往昔辉煌的见证。碎石堆成的高坡上长着一株接骨木，想必是飞鸟衔来的种子。我和母亲常采摘它的浆果酿酒。这些酒必须藏起来，不让父亲发现，因为他只要抿上一口就会贪杯狂饮。这些酒是专为客人准备的，不过除了流浪者和疯梅布尔，很少有访客光临。一段楼梯的残阶悬垂而下，通向曾经的舞厅，激发了我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舞会、后巷行驶的马车、举着点燃草皮泥炭块的仆役们跑出来搀扶宾客下车。前院里会有风笛手演奏，桌上摆着一壶壶热香料葡萄酒，像古老传说中那样宴饮作乐。我曾想象我的曾祖母穿着黑色塔夫绸礼服，配着白貂短外套和胸花，也许是紫罗兰，或是别的什么林间野花。母亲听到这些胡言乱语时会微笑，但随即又会皱眉，她拼命想保持冷静，可能是感觉到奥布莱恩家族那放荡不羁的血统在我身上占据上风，而非她克莱尔家族的血脉——那些人始终坚守着他们小小的山地家园。
在我心中，马匹始终象征着危险。它们是引发争执的导火索，意味着即将来临的穷困。它们湿润闪亮的眼眸，与行动形成鲜明对比——那动作突兀难测，嘶鸣着从一片田野奔向另一片。我目睹它们在田野中的身影，又在脑海中重现它们集体爆发的场景：当马群突然同步疯狂奔驰时，巨大的能量喷薄而出，飞扬的鬃尾高高弓起，以惊人的速度和大胆的姿态疾驰，扬起的尘土如雨幕般笼罩，而它们沉醉在欢腾中，仿佛凌空飘浮。
夏日里的星期六，我都会被派去沼泽地给卡内罗送午餐——几片厚厚的苏打面包，抹上黄油，再撒些糖，因为他爱吃甜食。茶水已经加好奶，装在一个瓶子里。我特别喜欢这段路程。疯梅布尔从不去那儿，也没有男人或流浪汉躲在墙后一边笨手笨脚地拉扯你的外套和裙子，一边索要吻，他们还把这吻叫作“小鸟”。那时我痴心妄想着要当作家，已经开始观察自然，好给当地的周报投稿。有个匿名作者写风暴、海鸟和陡峭的海崖，让我嫉妒不已。那些故事发生在郡西面的大西洋沿岸。而我们住在内陆，我觉得德鲁斯伯勒是全世界最可爱、绿树成荫的地方。小路两侧长满野花、牛蒡和开花的杂草，草坡郁郁葱葱，蜜蜂在那些蜜糖般的“飞地”中嗡嗡飞舞，荨麻的气味热辣扑鼻。鸟儿在随意的阵风中俯冲，蝴蝶，有丝绒棕的、栗色的和玳瑁色的，那迷人的色彩从不冲突，也不显俗艳，在高处翩跹，如同片片飘扬的丝绸。
当我走到沼泽的入口时，卡内罗会向我招手示意快些，因为他脚下有“饥饿的草”。沼泽本身（我未来作品的又一场景）是一片色彩斑斓的景象，绵延数英里，直至下一个教区。在那里，我们能望见教堂尖塔的板岩蓝。刚割下的草皮仍是黑色，但草皮堆边缘渗着沼泽水的黑色更深，而饱经冬风摧残的石楠则绽放出紫和紫褐的花苞。一丛嫩绿的莎草高高环绕着湖泊，水鸟在此筑巢，偶尔发出几声惊叫。微咸的水面上，几株被阳光照得金黄的鸢尾花，让人毫不怀疑此时正值盛夏。他不喜欢温吞的茶，于是拔了些石楠根，又折了几根桦树枝，生起火来，用铁皮罐加热茶水。露天火堆的气味如此纯净，袅袅轻烟断断续续地飘散。我有个惊喜要给他。“什么，什么？”我故意卖关子。这事关乎萨克，萨克既是他的朋友，也是对手。我带了张包茶瓶的报纸，上面生动记载着萨克鲁莽冒险的事迹。卡内罗仰面躺着，舌头反复舔舐着他那未刷洗的黄牙。他显得极为兴奋。那时我还太年轻，没注意到卡内罗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
从郊外望去，都柏林宛如童话之城，串串灯光为天空染上粉红，离城越远，天色便越发浅淡。我和彼得·阿伯拉尔是乘巴士前往的。我清楚记得那注定要发生重大事件的夜晚。初见他是在报社办公室，我一次次带着稿件前去，盼着能被采用。透过新闻室长长的玻璃窗，我看见记者们正伏案工作，唯独他总低垂眼眸，沙色睫毛纤长，显得格外沉静。我暗自唤他彼得·阿伯拉尔——他因爱恋爱洛伊丝，而被克吕尼的中世纪神职人员阉割。
后来的一天晚上，我有机会和他说上话。我写的一篇文章被报纸的女性版面采用了。那篇文章写的是一处尚未被人发现的海滨度假胜地。我去过那里，只是简单地记下了我所见：那绿色而高耸的巨浪，那长长的湿漉漉的黄色沙滩，以及远处一座看起来孤零零的塔。文章被采用，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知道家里人会读到它，而我母亲或许会原谅我对文学的抱负。在听完药理学讲座回来的路上，我去领取应得的稿费，编辑说过钱会放在她的桌子上。令我高兴的是，那里有一张还带着温度的报纸，油墨尚未干透：“尚未被发现的波特拉尼海滨”，但署的不是我的，而是我姐姐的名字。我被剥夺了自己的荣耀时刻，于是走进走廊寻找编辑、副编辑，任何能纠正这个错误的人。透过一扇窗户，我能看到他们所有人，编辑和排字工都在工作，彼得·阿伯拉尔也在其中。他看到我有些激动地挥舞着那张报纸，便走了出来。他接过它，退进里屋，片刻后回来，抬头处赫然印着我的名字，粗黑醒目。他问我是否愿意找个时间喝一杯，于是我们在德拉姆康德拉的一家酒馆见了三次面，双手在桌下彼此触碰，而我不习惯的威士忌，像火一样灼烧着我的胃。某个傍晚，柜台后与我们熟络起来的友善女孩问我们是否要订婚了，他露出了最美丽而莫测的微笑。
下了车，我们穿过一道门，走进田野，沿着田边下到一处洼地。他在低垂的树丛下把雨衣铺在微湿的草地上。当他牵我的手扶我坐下时，我觉得，这举动多么绅士，也看出他同样羞涩。这次献身对我而言具有原始仪式般的重要性，但很快我的思绪就被打断了。彼得·阿伯拉尔褪下长裤，正要与我欢好，此时再说“我想更了解你”或“我想聊聊”或“我们能穿上衣服回大路上去吗？”都已太迟。我最渴望的，是能在那片永远不知其名的野地里，听见“我爱你”这三个充满魔力的音节。
我的目光向上倾斜。树枝与细小的枝丫，在夜空中显得如此宁静。第一次的冲击捅破了爱的幻象，但我那有些歪斜的理性认为，必须经历这种粗暴的启蒙，才能让我们踏上真爱的道路。我抓住稀疏的草叶，仰望那几颗惨淡而孤寂的星，心想，将来会有更快乐的栖所与繁星之夜，便竭力抑制住啜泣。很快，他的喊声就穿透了周遭夜的寂静，将我的呜咽压得更低。我请求他抱住我，他照做了。片刻后，我们站起身，各自找了棵树倚靠。我们穿上衣服时，都默不作声。
后来，我们走了很远，来到一家酒馆。在楼上的房间里，我们坐在一张用铰链固定在墙边的折叠桌旁。四下无人。也许是我太拘谨，吃不下多少东西，也许是我太担心彼得·阿伯拉尔可能付不起两顿饭钱。我喝着茶，看着他切掉一大块排骨边缘的肥肉，然后开始吃，还有煮土豆和豌豆，这些菜是用一个煮蛋的小锅端上来的。豌豆不断从他的叉子上滑落，这似乎让他有点恼火。我确信——尽管永远无法证实——他在德拉姆康德拉暗示的爱意，以及我们之间的文学联系，都已不复存在。由于他在报社工作，能在海外小说被禁之前看到它们，我询问了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同流者》，这本书被认为冒犯了爱尔兰民族。但彼得·阿伯拉尔不愿多谈。有两个词在我脑海中不断重复——处女膜和处女蕨，它们发音相同，意思却天差地别。处女膜，“通往女性之门入口的一层薄膜”，以及处女蕨，“一种叶子细如发丝的植物”。我记得在书店里读过半部戏剧《塞莱斯蒂娜：西班牙女郎》，其中一位叛逆的女人专门修补处女膜，好让未来的情郎们愚蠢到“再次陷入她们的裙摆之中”。但那是1502年的萨拉曼卡，而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都柏林。
我们乘公交车返回城里，在终点站轻松地道别。直到走回家的路上，我才开始一点一滴地重温那一刻，但其他琐碎的念头不断侵扰，比如草地的潮湿、我丢失的水钻发夹、不断从他叉子上滑落的豌豆、他金色的睫毛、他那美妙如神父般的声音——若非他是个十足的罪人，这声音足以让克吕尼、巴黎或萨拉曼卡的会众为之倾倒。快到家时，我突然心慌起来，生怕姐姐和安娜察觉我身上巨大的变化。她们早已起疑，认为我正堕入放荡的生活，暗自揣测：如果不是为了招摇，为何要戴一条绅士用的装饰围巾？更何况，这么晚归家总得编个理由，但这些都比不上我内心必须给自己的交代。进门后，我要把内裤泡在漂白水盆里，让所有证据都消失。
五个月未见，他几乎没正眼看我；那双令我倾心的蓝眼睛，依然带着疏离的戒备。饭后，他从门后挂钩取下外套要去上班，他妻子让我留下。那时我心头发颤，以为她要质问我，但她没有。她只说他们是青梅竹马，没人能插足。她是个瘦削的女人，脸上有雀斑。那个周日，一切似乎尽在她的掌控之中，督促孩子们吃完饭菜，又问他几点能回家。
后来有一天，她给药店打了电话，叫我去见她。我去了，以为她发现了什么，但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坠入了爱河。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翻他口袋时，发现了各种赞美这段新恋情的顿悟之词，这对他而言是个巨大的冲击。他删去多余的词句，打了一次又一次草稿，直到找到最完美的那句：“在那位阴郁的女人之后，你寻找着能契合你内心不规则角落的人。”她拿出一瓶自圣诞节就放在那儿的雪利酒，我们喝了几杯。然后，在悲痛中，她把空瓶砸在厨房水槽的瓷面上，摔得粉碎，反复念叨着那句刺痛她的话：“在那位阴郁的女人之后，你寻找着能契合你内心不规则角落的人。”
我无法告诉她我的欺骗行为，相反，为了证明我那有些可疑的忠诚，我投身于激烈的诗的创作。
哦，阴郁的女人，
披着披肩，肋骨嶙峋，
我本可以更好地侍奉他，
用我的小调。
但男人们总爱那微光，
于是他的幽灵，
在我们之间被劈成两半，
阴郁的我与阴郁的你。
我第一次和退休警卫帕斯卡尔一起去艾比剧院，站在大厅里，一想到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也曾站在同一个地方，就感到头晕目眩。那出戏是叶芝的《凯瑟琳·尼·胡里汉》，西沃恩·麦克纳饰演凯瑟琳，那个哀叹的女人，爱尔兰的化身，她正在招募年轻人来为她的理想而战。这令人着迷。我当场决定放弃写作的道路，转而投身舞台。我想起自己曾试图加入那个演过《德古拉》的旅行剧团时的苍白尝试。但现在我更加坚定了。
希尔顿·爱德华兹和米歇尔·麦克利亚姆莫伊尔经营着盖特剧院，他们是都柏林最声名狼藉的两位人物。我未曾看过他们的舞台演出，却有幸在一次公交站等车时，目睹迈克尔加入排队队伍，众人都惊叹不已。他宛如半神，身披宽大斗篷，妆容精致，头戴赤褐色假发，尽显戏剧范儿。他正用天鹅绒般柔和的嗓音回应着一位对他赞不绝口的女士。至于我是如何曲折地弄到他家地址的，已无从记起，但至今仍保留着那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可以在某个周日上午十一点半前往哈考特广场4号。
那将是我踏足的第一座剧院，充满异域风情。一张红色躺椅，深紫色墙纸上勾勒着羽毛纹饰，墙上挂满两位演员身着各式戏装的镶框海报与照片——他们的眼神如糖蜜般幽深邪恶，眉毛透着不羁。无论我在房间里走到哪个角落，米歇尔·麦克利亚姆莫伊尔的目光总从每一个可以想象的角落追随着我，令我坐立不安。他翩然现身时，依旧妆容精致，穿着及膝的印花真丝和服，与朴素的哔叽长裤形成鲜明对比。
我选诵的台词出自《凯瑟琳·尼·胡里汉》中那位老妇之口，她挨家挨户游说青年为爱尔兰赴死——西沃恩·麦克纳曾以如此笃定而深情的声音演绎这段独白：
从前面颊红润的，终将面色苍白；曾自由徜徉于山丘、沼泽与灯芯草丛的人们，终将被放逐异国，行走在冰冷的街道上；多少宏图终成泡影；多少新生儿将会降临世间，却无人能在其受洗时赐予名姓。
我彻底搞砸了那些台词。以我当时那种不得体又莽撞的举止，就算看到墙上的画滑落下来，或是细颈酒瓶在银托盘上摇晃，那也不足为奇。他忍受了大部分场面，最后用安抚的手势和出人意料的温柔语气说，他相信我是某个古老而显赫的戈尔韦部族的后裔，随后便借口告退，希望我能自己找到出去的路。
走到阳光下，我崩溃了，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是灰色的，是没有尽头的文学地狱，我永远无法抵达那个在痴妄中向往的帕纳萨斯圣山。
据他所知，他的祖先是从亚美尼亚来的提包客，移居到波西米亚后，与捷克人、德国人通婚融合，因此他父亲是个混血儿，母亲则是爱尔兰血统——或许正因为如此，某天当我偶然朗诵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诗时，他会那般恼怒。
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从黑森林出来。
母亲把我带到城市，当我还躺在
她身体里。而森林的寒冷
将留在我体内，直到我死去那天。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冷漠的怨恨，仿佛什么本该属于他的东西被夺走了，或者更可悲的是，他自己抛弃了它，而这正是他写作的源泉。
正是在伦敦，我找到了写作的自由与动力。我们于1958年11月搬到这里。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卡罗和萨莎，他们就像外婆家的牧羊犬那样，虽然整日打闹嬉戏，却始终结盟对抗令他们困惑的成人世界。
送孩子们上学后，我会飞奔回家写作，坐在他们深深的卧室中宽大的窗台前，用从爱尔兰带来的名为“Aisling”（意为梦境或幻象）的记事本写作。有次，一只昆虫，一只小蚊蚋，从装订线里爬了出来，吓得我惊跳起来，那一瞬，我仿佛被拽回了德鲁斯伯勒的乡野。记忆的潮水，以及比记忆更强烈的感受汹涌起来，让我全然忘记自己正身处伦敦一栋半独立式住宅，窗外的小后院正对着另一个小后花园，以及一片相同的红瓦屋顶住宅群。阴郁的郊区景象。
文字喷涌而出，如脱粒日那天麦粒从秆上滚落一样，坚硬的燕麦粒顺着滑道滚落，被装进袋子，谷壳四处飞扬，钻入人们的眼睛，他们不得不提高嗓门，才能盖过机器的轰鸣声彼此交谈。
在写《乡下女孩》时，我哭了很多次，但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眼泪。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有益的泪水。它们触及了我未曾察觉的情感。眼前无比清晰地浮现出那个旧世界——我曾深信在那个世界，我们的田野与山谷中沉睡着某种古老的旋律，历经百年沧桑。夜里我会让自己梦见德鲁斯伯勒，以此唤醒记忆。一次，我梦到新生牛犊互相顶撞着争抢桶里的脱脂奶；另一次，则是绒毛如花瓣般柔软的雏鹅。而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的一幕，是我用火钳夹着父亲的小腿骨，准备将其投入楼上那个从未生过火的小壁炉。母亲、父亲、田野、堡垒、临时围栏，雨中倒伏的玉米，烤箱里膨胀的面包。室内与户外。5月里，树篱上是如同狂欢一般盛开的粉色和白色的花朵，山楂花瓣像彩纸屑般四处飘飞。
我又一次看见一只狗在洼地里舔食小牛胞衣，贪婪地吞咽着；我也再次看到那座幽暗的古堡，那里曾有人瞥见德鲁夫人身着睡袍的身影。也是在那里，某个夏日的礼拜天，一个鬈发女孩诱我进入“手术室”。屋内漆黑一片，低垂的枝丫掩住我们褪去内裤的身影，随后我们拔起沼泽中野鸢尾的茎秆，将沾满泥浆的湿漉漉根须塞进彼此体内，又呜咽着求饶。当我们发誓会永远保守秘密的时候，我们的哭喊交织在一起，被飞进飞出的蜂群嗡嗡的振翅声淹没。后来，当我们走到阳光中时，她的眼睛呈现出诡异的油亮黑色，瞳孔里跳动着金色的光斑。她威胁说，除非交出我最珍爱的物品——那条缝着粉色粉扑的乔其纱手帕，否则就要“告发”我。我只好照办。
小说开篇的段落围绕着我对父亲的恐惧而写——我突然醒来，猛地从床上坐起。只有心里有事时我才会睡不踏实。我的心跳得也比平时快。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怎么了。想起来了，还是那个原因。他没有回家。
但正是我的母亲为那幅画布注入了生命，也为我的第一本书赋予了灵魂。甚至在写作时，我就预感到她会反对，因为她对文字总怀有戒心。“白纸从不拒绝墨水”是她诸多讽刺言论中的一句。我忆起她手持木槌搅动滚烫麦糊的情景，同时读着从日历上摘抄下来的诗句：
当一条条冰柱檐前悬吊，
牧童狄克呵着他的指爪，
汤姆把木块向屋内搬送……
她抬头望向我，脸庞被蒸汽缭绕，说如果那就是写作，“他们钱来得可真容易”。
二十年后在伦敦，文字从我笔端倾泻而出，悬于纸上的笔尖移动得还不够快，有时我甚至担心它们会永远消失。
“你还没签字。”他指着玄关桌上的支票说道。旁边摆着钢笔和墨水瓶。
“是没签。”我答道。
他顿住脚步，半晌没有作声。我强作镇定，却仍似决堤般冲口而出：“不签，而且我也不打算签。”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从未公开违抗过他。
“上楼来。”他说。我上了楼，心知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无论如何我必须挺过这一关。他背对着门站着，一副权力的假象，眼中燃烧着怒火，说：没错，婚姻结束了，是我用分裂的人格和狂妄的野心毁了它，但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我遵守规则，就可以继续住在那栋房子里，见到孩子们。
“我不会签的。”我说，他无声地冲向我，把我按坐在床上。他的手突然掐住我的喉咙，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却仍怯懦地挣扎着想说话，话还卡在喉咙里，但等着要说出来。那两个字“好的，好的”。
我走下楼，在支票背面签了名，将它正面朝下放在他铺在那里的吸墨纸大页上。如同梦游一般，我穿上外套出了门，惊讶地发现夜幕已然降临。那是1962年9月底。空气中弥漫着秋的气息，虽然我说不清那具体是什么味道，或许是落叶、腐殖土，还有记忆中后院篝火的气息。气味总是与某个特定时刻紧密相连，而那个秋天，我明白自己正从父母与丈夫的双重管束中走出，只是步履尚且踌躇。
我先去了警察局，然后去了医院。接待我的警察态度粗鲁；听完我这为人妻的陈述，他只反复追问：他到底有没有侵犯你，是否要追究到底？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必了。
从那里，我去了巷子尽头的纳尔逊医院门诊部，那里仿佛聚集了世间所有的渣滓。有人叫嚷，有人流血，有人大喊大叫。一对醉醺醺的夫妻先是争吵，突然又搂抱在一起，一条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狗汪汪乱叫，孩子们号啕大哭，一个出租车司机踉跄着闯进来，举着他的证件，寻找那个跟他吵架的浑蛋，角落里独自坐着一个侏儒，神情极度凄凉。我不确定自己为何会出现在那里。这大概与打发掉特定的几分钟有关，之后还会有另外特定的几分钟，时间就这样流逝，如同踩着踏脚石前行。最终接待我的护士像母亲般慈祥，但她表示不能给我开安眠药，她的建议是：回家去，化个妆，喝杯金汤力，修补婚姻的裂痕。
时值9月，第一批树叶已经飘落，零星几片堵塞了他那辆古董雷尔顿车的格栅。稀薄的雾气填满公共绿地边缘的沟壑，又化作零散的阴影漫上路面，我在桥上停车沉思。其实没什么好思考的，只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抛弃了他们，合法地。我俯身桥栏，望着漆黑水面，夏日里，垂钓者坐在野营凳上耐心地给钓鱼竿装线。如同凝视深渊般，我宣泄着麻木而受阻的愤怒。我仍幻想着戏剧性的转机：孩子们或许已逃脱，正沿路向我奔来。此生我只会再看到那座桥一次。
问题是我要去哪里。我借的钱几乎用光了。手头还剩几先令，但不够租一间房，即便前方出现“住宿加早餐”的招牌。虽然在伦敦生活了近四年，我对这座城市却知之甚少，只见过舰队街的酒吧、出版社办公室的巨型会议室、社区诊所的候诊室，以及学校大门。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返回伦敦北部去睡那张充气床垫。
我发现自己正朝帕特尼走去，因为泰德·阿兰住在那里。在街道上，我可以躲在行人身后，但走过温布尔登公地那段长路时，恐惧开始成倍滋生。细微的声响。草丛里窸窣的窜动。一簇高大的蕨类植物中暗藏活物，我跑开时，鞋子差点陷进缠结的草茎中。所有对黑夜的恐惧与不祥预感都凝聚在那一夜、那一次独行中，公地边缘稀疏的路灯，每个臃肿的阴影里都潜伏着危险。我想我或许可以一死了之，但某种力量却推着我继续前行。
帕特尼高街上熙熙攘攘，咖啡馆里人头攒动，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空气中飘来炸薯条温暖而微带醋香的气息。
我一路走到桥边，路灯的光束穿透雾气直射入水中。1787年，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这座桥的某处，因感到被情人吉尔伯特·伊姆雷抛弃，浸湿裙摆，投河自尽，最终却狼狈地从淤泥中被捞起。站在此处，我能望见泰德·阿兰居住的那片公寓楼群，但无法确定他那扇窗是亮着灯，还是隐没在黑暗中。那晚，这里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在街道拐角处，通往迪欧达路的路口前有家拍卖行，我盯着那些二手家具出神了至少一刻钟，也不知为何。
被允许留下并被告知可以过夜，这让我浑身无力，远比之前惊恐的行走更甚。于是我一股脑全说了出来——在伦敦北部留宿、借了五英镑、坐出租车之旅、《大叔居特工》的插曲，还有孩子们跑进走廊，浑然不觉我刚抛弃了他们。她让我坐下，给我倒了酒，然后聊了起来。生活是个贱人。爱情也是个贱人。后来，她在窗下的沙发床上铺好被褥，盖上一床手工缝制的被子，上面绣满她故乡加拿大那些美丽的图案和花纹。她说，是的，她懂，她理解，明白这一切的残酷本质，然后拥抱着我说：“遇到这种事啊，亲爱的，茫茫大世界没人能帮得了你。”
落地窗正对着泰晤士河，对岸公寓的灯光闪烁，将光柱投映在水面上，光柱破碎交织，跳着无序的舞步。就在那时，我下一部小说的主题浮现了。这便是写作的奥秘：它诞生于苦难，来自被欺骗的时光，心被切开的时刻。我听见芭芭高亢的嗓音和她激昂的言辞，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们的生活与破碎的婚姻：“女人需要的不是选票，我们该武装起来。”
白色纱帘被敞开的窗吹得鼓荡，我们带着羞涩缠绵，如同甜腻情歌里醉醺醺的陌生人。
那天晚上，我请了保姆照看孩子后，朋友贝丝开车带我前往一个地方，我们认为那个女孩就住在那里。车程很长：商业街的酒吧已打烊，铁闸和百叶窗紧闭；随后驶入乡间，卡车停靠在路旁停车带，司机们酣然入睡；唯有一家餐馆亮着俗艳刺目的灯光，招牌上写着“全年无休”。沿途时而掠过栽着树木或树苗的田野，时而经过堆满垃圾的荒地，间或有一座孤零零的电话亭。许久之后，我们终于抵达那片低洼地，延伸至与海相接处，天地苍茫，泛着灰白，带着荒凉之感，无声诉说着这趟徒劳之旅。小镇已陷入沉睡，清一色的房屋，其间点缀着咖啡馆、书店、橱窗摆着巨型婚礼蛋糕的糕点铺，还有二手服装店。在街道尽头，我看见了欧内斯特那辆灰色的复古雷尔顿轿车。它停在那里，如此庄重，如此格格不入，车身上还覆着薄薄一层雾。这是我争取监护权所需的证据，它近在咫尺，可突然间我却不知所措。我变得非常焦躁不安。贝丝带了一小瓶杜松子酒，装在奎宁水瓶里，我们一边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一边各自灌了一口。她说她可以假扮成侦探冲进去，但随后又觉得这太危险也太愚蠢。整个事件是多么冲动和欠考虑。我走到街角的电话亭，查到了那个女人的号码。惊讶地找到后，我拨通了电话，几分钟后一个声音接起，她只说了一句：“滚。”
我的律师为人友善，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正低头盯着笔记。丈夫的辩护律师随即传唤他做证，他敏捷地登上证人席，手按《圣经》宣誓。他情绪激昂，宛如一位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重要角色的演员。他向法官陈述，已将证据归为三类：我的品行、我对男性的态度，以及我的写作。我突然想到，倘若摩尔·弗兰德斯坐在那个法庭上，她赢得监护权的胜算或许都比我大。
他说，我最近的书《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让克拉夫特—埃宾笔下那些对变态和疯子的描写都相形见绌。这本书在南非被禁，理由是“令人作呕、下流且淫秽”。当我看到他递给书记员一本，封面和封底还印着斯诺顿勋爵拍摄的两张迷人照片时，我不禁发起抖来。我对婚姻的态度确实可以从书中窥见，正如他此刻挥舞的那本杂志一样，标题极具煽动性——“奥布莱恩向婚姻的彩绘玻璃窗扔了一颗燃烧弹”。我在文章中提到，婚姻誓言应该重写，以偏向妻子；这在满屋子男性面前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然而，他论点的核心是，我其实根本不想要孩子，他们只是我生活中的“装饰品”。面对一周七天都要照顾他们的责任，我会退缩并消失数月，我以前就这样干过，抛弃他们后不久逃到美国。我的律师每听到一次证据披露，脸就越来越红。打这场监护权官司是我对男性复仇的又一例证，也是我精神分裂的一面——觉得必须与世上所有男性元素对抗。从性瘾者突然变成厌男者。他信誓旦旦地向法官保证，若孩子判给我，那他们将会被母爱窒息，成为情感病态的同性恋者——那恰是我最钟爱的人群。法官被要求阅读《八月是个邪恶的月份》中的一个段落，他略显不耐烦地照做了；随后又翻了几页，合上书，环视四周道：“在我看来，九岁和十一岁的男孩对这种文学不会感兴趣。”
我的律师随即被询问是否希望传唤我做证，听闻他婉拒后，我发现自己已然起身，话语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我未走向证人席，直接说我如果不深爱他们，我如果不渴望他们，断不会如过去三年那般拼死抗争。律师问是否还有其他陈述，我只是摇头，无力反驳那些接踵而至的指控。我坐下的时候，不仅双耳灼烧，连垂挂花序的金耳坠也疯魔般发烫。
法官检阅双方律师大量的笔记时，法庭陷入沉默——他时而凝视纸页，时而陷入沉思，任由黑绳挂着的眼镜滑落鼻梁。我确信自己劫数难逃。这短暂的等待竟漫长得没有尽头。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他们在坎农山巷经历的最后一重磨难。他们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房间，面前放着一份宣誓书。钢笔和墨水递到手中，他们的父亲手持一根长长的红色封蜡棒，要求他们写一封信，次日他将呈递给法官。信中他们要表明希望留在父亲身边，而不愿受到病态母亲的不稳定影响。他们被单独留下完成此事。
卡罗写道：
亲爱的爸爸，毫无疑问，等我长大些，会想跟着您打猎、钓鱼、狩猎，等等，但现在我只想和妈妈在一起。
爱你的，卡罗
萨莎草草写下“帕特尼”和自己的签名。
他们的父亲永远不会原谅他眼中孩子们的背叛。
两周后的圣诞节，他们带着礼物去看望父亲，却遭到冷遇。至于礼物，他说自己认识其他更懂事、更忠诚的孩子，于是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毛衣和马克杯。
在那段剑拔弩张的日子里，他对我笔耕不辍，以及报纸上所谓的过分吹捧——主要因我被视作颇具魅力——感到愤懑。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作家约翰·布罗德里克受命去泼脏水，在当地刊物《希伯尼亚》上援引我丈夫的原话，称我的“才华全藏在裙底”。随着欧内斯特愈发察觉我的富裕，他写的小文章就愈发激烈。我从迪欧达路的小屋搬到同一条街上更大的宅邸，对此他更是暴跳如雷，用他的话说，我是为了“扮演女主人的角色”。新居前院栽着紫丁香和金链花树，宛如乡间别墅，后花园一直延伸至河畔。
泰晤士河的名字源于凯尔特语“Tamessa”，意为幽暗。它发源于格洛斯特郡，温顺地流过我们花园尽头，途经东区河口，汇入北海。多数时日里，河水是褐色的，懒洋洋的，如黑啤酒般沉郁，黑色驳船与运煤船突突缓行，河面是一派漫无目的的静物画般的慵懒。
但对卡罗和萨沙来说，那里承载着关于宝藏、舰队、商船和征服的梦想。哪怕它总是散发着气味也不影响。一次，一队刚从屠宰场漂来的猪头经过，苍白浮肿，耳朵耷拉得像空豆荚。还有一次是一只死去的斑点小狗，活像一件圣诞玩具的完美仿品。从水里爬上花园的老鼠则带来了恐惧与冒险。山姆·肖带我们去克拉里奇酒店参加自助餐会，我们遇到了约翰·休斯顿，他答应送孩子们几把气枪。萨沙看到铺开的盛宴时说：“我担心的是谁来为这场大摊子买单。”不久后，气枪从罗马寄来，休斯顿正在那里拍电影。建筑工帕特·洛比当时在忙各种活计，也教会他们装弹和射击。于是他们对着沿着后墙摆好的易拉罐练习，和我们住得最近的邻居突然从侧门进来，愤怒地质问我难道不知道子弹可能会反弹伤人，他们这才不再胡闹。气枪被收了起来，留待想象中的狩猎之旅玩。
我已懂得，这世上有太多事物能充盈生命，而我们必须成为自我生命的丰盈者。
我用杯子喝下迷幻药。我不记得它有任何味道。我记得自己坐在那里，必须叫他抱着我，或者至少拉着我的手，但当我结结巴巴说出口的时候，他突然在那张扶手椅上变成一只老鼠，一只西装革履、系着领带的精英鼠。那是我当天最后一个半清醒的念头。世界开始旋转，旋转，脚下的地板如海浪般起伏摇晃。我逃向厨房，却发现那里同样在晃动，墙壁摸起来竟化作血肉。我退回客厅，他正在起舞，但我拒绝了共舞的邀请——当时的我已然支离破碎。这场折磨持续了数小时。我不再坐着，而是瘫倒在地，喘着气，每一波侵袭都比前一次更狰狞。子宫。鲜血。地狱。烈焰。一颗无花果被剖开后，露出受伤的果肉。
一次，他从墙上取下那面巨大的镀金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紫涨的脸、疯狂转动的眼睛和扭曲的身体。我像分娩时那样破水了，水流如瀑布般从我体内涌出。然而，跪着的地板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潮湿。我失去了时间感，也察觉不到光线的变化。我忽而语无伦次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带着记忆与绝望降生到这个世界，然后两次说道：“边缘在不断裂开，而你必须死不止一次，我的母亲，我的谜团，我幼小的孩子们，我只能承受你们。”我依稀想起他们在彼得斯菲尔德的一所寄宿学校，远在天边，遥不可及。
过了一段时间，他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像受伤的动物般在地上爬行。我多希望他能留下，渴望他能抱抱我。我多想吃块饼干，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块姜味软饼的模样，可厨房里存放饼干的铁罐远得让我够不着。我爬到小桌旁的电话机前，想给泰德·阿兰打电话。电话机正面是金属面板，凹陷的字母和数字键仿佛长在我自己的牙龈上，拨号动作变得难以完成。那一刻，我终于哭了出来，泪水决堤般流淌，对整个无法触及的世界生出不合时宜又徒劳的怜悯。
我得到了某种喘息的机会。天快黑的时候，我望着黄昏的阳光渐渐暗下来，恍惚间，瞥见绚烂的色彩——在天空中，在河面上，脑海中，迸发流光溢彩，浓烈如瀑。恍如昔日在维也纳所见，老彼得·勃鲁盖尔笔下的雪中猎人：皑皑雪原上，乌黑的树干与零星的乌鸦愈发幽暗，两只毛发柔软的赤褐猎犬乞求抚触。持矛猎人渐行渐远，身影消融在通往雪峰与乳青天穹间无形峡谷的平原上。继而浮现伦勃朗第二任妻子莎斯姬亚的衣袖，金色袖子低垂，为礼制而设。我突然渴望与鼠人共舞。归途还需多久？或许，与来时一样漫长。
天色已暗，屋内的物件变得模糊不清。众所周知，贝克特不喜欢过多的交谈。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斥着对那些喋喋不休、叽叽喳喳之人的厌烦。最终，我鼓起勇气问他正在写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而且又有什么用呢？”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墓地。我向他讲述了我位于香农河一座岛上的坟墓，那里如此偏僻，有几座教堂，屋顶敞开，任由天空俯瞰，野鸟在墓地上空盘旋进出，墓碑上布满了青苔。他感到惊讶，并问我是否打算回去接受永久的“怨恨剂量”。他可能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所遭受的可怕对待，当局和爱尔兰的殡葬业者对他的遗体是如此反感，以至于它从未被运回祖国。这时，我想起1964年初次见到贝克特后不久，他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也许是他发给许多人的宣言——说那是他最后一次在都柏林，并在埃尔弗里商店买了一顶黑色丧帽。然而，他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爱尔兰特质——他的声音、步态、手杖，以及他笔下“道路与沟渠间废墟遍布的土地、可爱的乡间小路、雏菊、绵羊、羔羊、胎盘”，这些都是他与父亲在山间漫步时观察到的景象，还有远处石匠银铃般的捶击声。就连辛格也未曾以如此深情捕捉过爱尔兰。我总将杰克·叶芝、辛格和贝克特视为同类，他们志趣相投，是高贵血统的流浪者，用双脚丈量过那些终将被他们以绘画或语言神圣化的土地。我最初读到他的文字，是在伦敦图书馆四楼那个昏暗的角落。我偶然邂逅一本印有叶芝画作复制品的书——一本让我极想窃走的书。贝克特在简短而闪耀的序言中写道：这位押上自我存在的艺术家来自虚无，亦无亲族。我提及此事时，他抬起头来，面露喜色，全然忘记那是自己的手笔，反而忆起与杰克·叶芝在北都柏林的长途漫步，总在某个静谧的酒馆休憩、沉思。谈论这样一位严谨之人时提及饮酒或许不妥，但爱尔兰的天才们——乔伊斯、贝克特、弗兰·奥布莱恩等众多人物——皆是酒馆常客，他们将那些驻足时光化作孜孜不倦的创作养分。
房间里寂然无声，唯有他椅子的滚轮蹭过踢脚板的吱呀响动，以及女仆们在楼梯平台上彼此呼唤的声音，那呼唤既专横又欢快。他坐着凝视前方，时而抬眼望向角落，那里早先有异象显现。
“根本没必要回去。”他说，带着某种听天由命的意味。而我明白，若非怀着那般美丽、哀伤且永恒不灭的孤寂去爱过那片沟渠、雏菊与废墟遍布的土地，他绝不可能写出那些文字。
洛钦瓦第一次来我家时，说了每个女人都渴望听到的话：“我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来了解你。”听到这句话，我仿佛看到美好的未来在眼前展开，没有什么能让我畏惧。我站在爱情的高空秋千上，虽然并非完全看不清事情会如何发展——意外的相遇、取消的约会、吞噬一切的嫉妒、恋情的狂喜与破裂。我得在此说明，我缺乏正常恋情所需的狡黠与掩饰。我更倾向于俄罗斯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那种极端，对她而言，爱情既是狂喜也是炼狱。她与帕斯捷尔纳克交换过象征永恒亲密的四行诗，始终相信痛苦与折磨可以倾注进诗歌。后来是里尔克，她的俄耳甫斯，对她而言，他就是整条莱茵河，他们交流的语言是天使的语言。他们从未相见。在圣吉尔斯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当时他已奄奄一息，她建议他在地图上选一个法国的大城镇，让她这个乞求者去见他。信没有得到回复。玛琳娜自己承认，她刻意营造出隔绝之爱的情境，以便能将其诉诸笔端。詹姆斯·乔伊斯则更为直白，在与阿玛莉亚·波普尔的短暂情缘后，他写道：“这永远不会成真，写下来吧。”
与此同时，这段恋情令人晕眩，充满曲折迂回、反复思量的智慧，如同信风般忽冷忽热又再度转暖。文字永远无法捕捉爱的本质，只能留下它的症状——情欲的沉溺、相聚与分离之间的巨大落差、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我记得一位女性朋友来电描述某次派对，洛钦瓦是主宾，他经过走廊镜子时用梳子整理头发的模样，引得在场女士们争相献媚。我恨不得如神迹一般亲临现场。或许是我对爱的渴望太过强烈，终究无法将其与日常生活调和。
最糟糕的时节是夏天，分析师们撇下可怜的病人撒手不管，恋人们则举家出国度假。碰巧我们俩都要去意大利，虽然是各自分开。同样的太阳灼烤着我们俩，照着屋顶和圆顶，照着通往海边窄路上嶙峋的岩石，照着纹丝不动、蔫头耷脑的橄榄树叶。
我决定步行去镇上稍微游览一番，这样下次与洛钦瓦相见时，我俩就能聊聊各自的意大利之旅。这段路大约两英里，酷热难耐之际，我走进广场上的大教堂，在相对的幽暗与静谧中，默念几句祷词，逃离了那无处可躲的灼热烈日。我祈祷或许能偶遇他，转瞬又盼他死去。爱意与怨怼交织。悬而未决，悬而未决。“除非我屈服于诱惑，否则我们不会再相见。”
教堂里几乎座无虚席，有年长的妇女，也有年轻的，她们直直地盯着前方的祭坛，还有一些人轻抚着各式雕像，低声向它们祈求。角落里摆放着新鲜的和已经枯萎的花束，粉色的玫瑰渐渐褪成乳白色。我听到教堂司事低声说，在圣母升天节前后，奇迹会发生。“Miracolo，miracolo。”她这样称呼它。人们期待着殉道者凝固的血液会变成液体，如果未能如愿，则预示着庄稼收成不佳。那血液就在那里，在一个玻璃圣物盒里，颜色深红，像一块树脂或封蜡。信徒们凝视着它，等待着宣告圣母领报的第一滴鲜血滴落。据古斯塔夫·赫林所说，意大利南部“沉迷于奇迹，就像孤独的人沉迷于梦境”，而这些妇女都在那里，我也是其中之一。
有时我会去咖啡馆外喝杯气泡水，随后踱进一家兼卖古玩的古董店，在几间屋子里转悠，翻看价签。由于频繁光顾，我觉得必须买点什么，于是疯狂地选定了一套壁炉工具，已然想象着秋天将至，我将点燃炉火迎接爱人归来的场景。这套工具包括沉重的黄铜钳、配套的拨火棍、铲子，以及两个放置这些工具的铜架。它们被包裹在几张旧报纸里，显然无法全部塞进行李箱：有些工具注定要屈辱地挂在箱带上，让我抵达下一栋别墅时显得狼狈不堪。离开的那天早上，当我拖着箱子跌跌撞撞下楼梯时，箱子的闷响引得戈尔用他洪亮的嗓音朝楼上喊道：“我又听见西西弗斯了？”他以为那是亘古不变的爱之奏鸣曲。
当我离开时，奇迹尚未发生，但我确信它终将降临——毕竟有那些对骨头与珠串的反复揉捏、沉重的叹息、起伏的胸膛，还有一张张恳切的面容。这一切都必定会加速奇迹的出现，那个终将以某种方式惠及我的奇迹。事实确实如此。
大约两周后，在英国的一列火车上，我与恋人相遇了。他端着渗漏的牛皮纸袋从餐车返回，而我正朝那里走去。我们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相遇，都站在凹凸不平的帆布通道上。列车疯狂地穿过乡野，铁轨咔嗒作响，车厢摇晃不稳，透过蒙尘的窗户能瞥见丰收的田野。我们被甩到一起，然后又分开。显然，那个夏天的分离与半心半意想要结束的决心都是徒劳，我们要重新开始，一切如初。
她哭了，擦干眼泪，为哭泣道歉，接着哭得更凶，说：“我内心平静，但很孤独。”看到我床头柜上的书、笔记本和笔，她近乎祈求地说：“女士，请为男人写一本关于爱的书吧，他们不像女人那样懂得爱。”
我不忍心告诉她，伟大的爱情故事讲述的总是男女之间的痛苦与隔阂。
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我记得自己文思泉涌时，词语来得全不费力，一页页故事在笔下飞速流淌。我特意从美国带回吴竹牌钢笔，它是幸运之笔，还具不损伤照片、无酸、防水、保存时间长、耐光、防褪色、不透纸的特性。但这些都无济于事。亨利·詹姆斯说这种创作枯竭期——或称之为抑郁的螺旋——“对他的天才有益”。但我更认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她在某次精神受创时曾说，该去约翰·路易斯百货订制新衣，那时她已濒临疯狂边缘。我重读钟爱的旧书，也读几本带着旧书神韵的新作。我坚持写日记，却不安地发现，只有极年轻或极疯狂之人才会记日记。日记里充斥着混乱的篇章——“波吉亚家族的毒花”“冥王黑暗之门”，以及尼采的“我们拥有艺术，以免被真理毁灭”。尽是些有启发性，却无实际用处的文字。
有时我会去大学或学院给学生演讲，本应传授些智慧箴言。我带卡夫卡的作品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卡夫卡曾说一本书必须是凿开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在赫尔，风从北海吹来，裹挟着湿冷的浪花，拍打着窗玻璃，窗棂在寒风中震颤，赤裸裸地直面这个世界。几乎空无一人的餐厅里，话题转向了空白页，以及作家们为寻求灵感而逃往的地方。其中一位讲师刚从拉普兰归来，像驾着雪橇的布狄卡，驱使四只哈士奇穿越雪原，自己劈柴生火，搭起帐篷。每晚入睡前，她凝望那银装素裹的静谧夜晚，这成为她梦境的素材，在梦中，她构思了一个令她自己都惊叹的童话故事，可惜在醒来的瞬间又消逝无踪。
一层乳白色的薄雾笼罩着天空，不久我就起床走到了外面，观察周围的环境，看太阳升起。四周环绕着橄榄树和柠檬树。橄榄树弯曲多节，枝干上布满瘤结和突起，然而它们的叶子细长银亮，发出轻柔的沙沙声。梯田层层叠叠地延伸至田野，打理得井井有条，远处是人迹罕至的茂密松林，一直绵延到灰白色的山边，山顶积雪闪烁。
整个欧洲掀起了声援桑兹的游行浪潮，巴黎、米兰、根特和里斯本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在奥斯陆，则有人焚烧英国国旗。在纽约，码头工人协会对英国船只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抵制，爱尔兰酒吧停业两小时。一些报纸怒斥恐怖主义的胜利，而《纽约时报》指出英国低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深度。但毫无疑问，他的死亡以及随后九位殉难者的牺牲，永远改变了人们对北爱尔兰问题的认知。
几年后，我为博比·桑兹写下了一首诗：
在你那猪圈里，
无数待消磨的时光。
你可曾梦见——
猎犬、
先知西拉，
拉特库尔的黑莓正熟透。
你的唇是一场叛乱。
在塞瓦斯托波尔街的转角处，
你从饱经风霜的壁画中向外凝望
多么美丽啊，
如此光芒四射，
据说，天降吗哪
曾经。
游客用镜头捕捉你的身影
带回家——
落叶在你周身翻飞，
还有雨——
那幅壁画时常被雨水浸透，
历史被一遍又一遍地冲刷，
但正如你所说——
“你当时在全力以赴”，
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
最终，我正是在克莱尔郡的家中，偶然发现了我要写的故事。当时我正在姐姐家吃午饭，大家谈论的是蒂娜——可怜的蒂娜，自从五天前银行遭劫后一直神情恍惚。那天，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到岗，正喝着茶时，两个蒙面劫匪绕过警报系统、挥舞着枪支，命令她立刻交出装现金的袋子。整个过程仅四分钟。尽管无人宣称对此负责，但厨房里的所有人都说这明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手笔。他们提到几个月前山上邮局的案子：那天早晨社保金袋刚送到，一个戴巴拉克拉瓦头套的持枪男子突袭了女局长，她后来告诉警卫自己“像蠢驴般嚎叫”，吓得亡命之徒落荒而逃。因为这番英勇表现，人们后来称她为“安妮·奥克利”。那个亡命之徒在几英里外的公路上与当地警卫交火时被击毙。
“哎呀，我跟你讲，那可是大场面。”他略显窘迫地说道，环顾四周，发现鸟儿已经回来了。
“你当时是什么感觉？”我问他。
“当你开枪的时候，胜负概率是对半开的；但如果你击中他，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是爱尔兰人。”他说这话时，神情凝重，比起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抨击和电视报道，这话更让我体会到那场战争的复杂与悲怆。这为我的小说《辉煌而孤独的房子》提供了开篇：历史无处不在，它像雨水、冰雹、雪花或鲜血般渗入土壤与底土。房屋记得，外屋记得，人们沉思，故事因讲述者而异。这是一个关于一名爱尔兰共和军男子南下的故事，他临时落脚在一座大宅里，那里有位卧床不起的老妇，当他破门而入时，她难以置信。渐渐地，随着他们开始交谈、争论，发现彼此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歧，显然，其中一人的牺牲不可避免。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遗憾，这部小说语言的精湛无法弥补主题的令人反感，而我几乎不认识的戴维·黑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作为一个英国人，这让他对那场战争有了一些了解。最辉煌的时刻是收到那张白色卡片，上面压印着金色的鹰徽，是希拉里·克林顿邀请我去白宫共进晚餐的请柬。当我第一次在那场星光熠熠的聚会上见到她时，她从侧门走进人群，看起来害羞而犹豫，仿佛她也和我们一样是访客，正在参观，站在那里看着林肯的玫瑰木床，床头板巨大，床顶挂着帷幔，有人说他从未在那张床上睡过。就在那里，我发现了杰克·尼科尔森，我在伦敦与安杰丽卡·休斯顿一起见过他，当时他正在拍摄《闪灵》。我问他是否可以让我搭个便车回家，这个请求一定让他很惊讶，因为他向众人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竟然是坐出租车来白宫的，这在那些阶层中是闻所未闻的。
晚餐时，我与杰克和希拉里相邻而坐，话题转向了一个微妙的礼仪问题：尽管不情愿，但何时该转过去与另一侧的邻座交谈。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正如拉尔夫·理查德森曾向我讲述的那样，以此作为社交得体的范例。当时他坐在女王身旁，感觉女王刻意忽视他，正暗自沮丧时，女王却在“咀嚼间隙”转过头问道：“拉尔夫爵士，你演过多少次易卜生的戏？”这句话如同重新赐予他爵位般令人欣喜。“咀嚼间隙”这个词，后来成了我与希拉里寥寥通信中她常用的表达。
贝尔法斯特与那血腥的“瘴气”仿佛已遥不可及。
餐后，我们看了部尼科尔森主演的电影，大家吃着爆米花，随意闲谈。每当总统被叫出去处理事务时，我总忍不住想起《奇爱博士》里那个疯子将军掌控核按钮的经典场景。
但正如叶芝所言，和平“缓缓降临”，曾蓬勃生长的希望终化作绝望。
1993年10月的一个周六，在尚基尔路上，当街道挤满数百名购物者时，一枚炸弹爆炸了。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穿着白大褂，伪装成送货员，将炸弹藏在塑料托盘的遮盖物下，带入一家鱼店，他们认为阿尔斯特防卫协会的指挥人员将在楼上的房间会面。炸弹提前引爆，炸死了鱼贩和店内的人，建筑物倒塌，街上路过的人也都遇难，很快被埋在废墟下。警察、当地人和救护人员都赶到现场，用斧头、撬棍或赤手空拳挖掘死者和幸存者。当肢体被抬出时，救援人员循着呻吟声或呼吸声找人。一位医生后来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他看着一名年轻女子的情景，当他翻开她的眼皮，用手电筒照射时，闪闪发光的角膜上有灰尘，呈现出死亡的模糊不透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他写道。
报复行动迅速展开。他们原本企图暗杀的北爱防协领导人放出狠话：“约翰·休姆、格里·亚当斯，以及民族主义选民将为今天的暴行付出惨痛代价。”
忠诚主义者枪手展开疯狂杀戮，一周内杀害六名天主教徒。随后，在格雷斯蒂尔一家酒吧——那里正举行万圣节乡村西部舞会——灾难降临。“不给糖就捣蛋。”两名枪手闯入时高喊，人们起初以为是万圣节的恶作剧，直到枪声响起。曾多次载我走访北爱的少年雷蒙德当时也在酒吧。他奇迹般生还后描述了这场屠杀：尖叫四起，墙壁溅满鲜血，四处是残肢，宛如恐怖片场景。那位曾在尚基尔路检查垂死女孩角膜、质疑那是不是人类特征的医生，面对这场屠杀时，恐怕会发出同样的诘问。
轮到我与杰克·拉莫塔同坐。他戴着一顶棕色斯泰森毡帽，与他的年轻妻子头上那顶一模一样，是维克托刚赠予她的。他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妻子的举动，隔空喊话说她和那位酒吧侍应待得太久了。他脸上除了鼻梁上方一小块凸起的肉疙瘩外，看不出曾遭受重击的痕迹，双手则白皙光滑，显然备受呵护。
“你有一双钢琴家的手。”我听见自己傻乎乎地说道。他答说：“骨头断了之后，会长得更结实。”我们毫无共同语言，于是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玛丽莲走过来，跪在我们身旁，跟他讲述《闹鬼》及它遭遇的不公待遇，他的目光在她和我之间来回游移，最后问道：“她能说到点子上吗？”
“她能说到点子上。”玛丽莲答道。他朝我投来一瞥，露出略带认可的微笑。
音乐时间到了，主要由尼尔·巴格从他丰富的爱尔兰曲库中挑选演唱，他赋予这些歌曲如此深沉的情感，让房间里的氛围都为之一变。人们的面容显得柔和，眼中泛起泪光。很快就要到告别酒的时刻了。此时我已回到酒店，走在长长的走廊上，听着电梯井传来的风声——那风声仿若从大西洋吹来的风，让我想起那些远航的旅人，他们在茫茫大海上听到这样的风声时，便知道那是归家的召唤。
在同一个阳台上，斯蒂芬·雷亚和玛丽·马伦为我正在给BBC制作的一个节目朗读了叶芝和乔伊斯的作品。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斯蒂芬召集了一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其中包括尼尔·马丁，他用大提琴演奏了他的组曲《死亡之岛》。这是他为卡塔尔·奥·塞尔凯的诗歌创作的音乐，诗中众多未受洗的孩子之一的母亲讲述了她的悲伤和对天主教会的愤怒，因为天主教会不允许这样的孩子安葬在基督教墓地。“二战”期间，在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中，一些被德国U型潜艇鱼雷击中的士兵被潮水冲上多尼戈尔海岸，埋葬在孩子们的无名墓旁。音乐中的孤独，加上此地的孤寂和大海的呜咽，让我觉得一切都很好，已经安顿下来。然而，这种确定感可能会被一个独自度过的暴风雨夜摧毁。
暴风雨不分季节，随时来袭，疯狂咆哮。
风和侧风推着海浪咆哮而来，海浪翻起，又在泡沫中退去，一波又一波，伴随着同样混乱而愤怒的泡沫猛烈撞击。我逐一检查了二十扇窗户的插销，并在前后门的门缝里塞进毛巾。外面的院子里，安全灯疯狂地忽明忽暗。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见柳树已被刮倒，横七竖八地堆作一团。鸟儿坠落在浮冰上，被狂风撕扯得东倒西歪，其中一只或许是鸬鹚，只剩残破的躯体在空中翻滚，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失控旋转。雨水冲刷着院里的岩架，渗入粉红之家和地基。我画了个十字，祈祷黎明快些到来。
清晨：天空澄澈如水晶，海面如丝绸般平滑，有着万千色彩——淡蓝与浅粉，如同我在邓克罗伊纪念品商店见过的短外套的色调，旁边永远陈列着无处不在的绿大理石十字架，以及标有“仅限屁股”字样的比利克牌微型马桶。但这些色彩总是转瞬即逝，总会迎来一阵被称为“太阳雨”的阵雨，邻居晾衣绳上的床单又淋个透湿。我为那些清晨而活，那种风暴过后重归原始的宁静，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重新归位。我会走到户外，沙滩是鸽白色的，有海浪留下的痕迹，芥末色的海藻晾在岩石上。然而，无论是暴风雨还是阳光，我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写得还不够。我常打趣说，萨莎设计的房间太过宽敞奢华，令人难以集中精神，但其实我本可以躲进门房的扶手椅里，确实也这样做了，这样就不会分心。地域是写作的灵魂，而我终究不是那片由峭壁、花岗岩和碎石构成的粗粝天地的对手。我倾向于去更柔和、更绿意盎然的地方，去那些长满野花、杂草和旋花丛的沟渠，以及游动着棕褐色斑点鳟鱼的小河。我无法将自己融入其中，它的措辞对我来说太过晦涩难懂。
夜间狐狸悲鸣，实乃不祥之兆。起初我还以为是婴儿的啼哭。那声音咬破了梦境，一个我不愿被惊扰的梦，尽管已记不清梦的内容。那是只雌狐，估计是一位母亲，正为掘洞筑巢做初步侦察，而这座花园——灌木、无花果树与自生杂木交织成片——正是绝佳的隐蔽之所。
下雪了。厚厚的雪堆积在花坛与树篱上。在阴沉的天空中，雪花飘落，雪花飞舞，雪花静卧，雪花等待。
它开始在白昼现身，会突然到来，坚守在那里，像只站白色雪地里的锃亮幽灵。下巴俏丽尖削，神情中带着奇异的、近乎人类的凄凉。打量我一番后，它便摇曳着走向无花果树与高高的后墙，褐色尾巴甩动间，尽是嘲弄之意。有时当它回眸一望，我耳垂后方两处凹陷便会热血上涌，这预示着恐惧。
从那以后，每天清晨，我外出查看时都发现活板门紧闭着，里面却空空如也。它们识破了把戏。当我打电话询问时，他说可能是大风把活板门关上了，但我不信，因为有几只狐狸已经折返，在笼子间来回踱步，我既害怕，又期待着它们的出现。约莫五天后的早晨，又有一只狐狸出现在笼子里，比之前的年轻许多，虽不是幼崽，却沉默而气势汹汹。它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目光是如此固执、如此冷酷，让我想起一段已被封存的记忆，那个我始终未能与之和解的父亲的眼神。
我们身处养老院，我和一位名叫阿加莎的朋友，还有我的父亲。我们的探望即将结束，他察觉到了这一点。这次探望不算糟糕，但也不算愉快。问答之间：“你为什么不愿和其他病友一起在餐厅吃饭？”“我告诉过你我不愿意，也告诉过你原因。莫霍克人，全是莫霍克人。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一两天后就要回英国，但希望圣诞节前能回来。“圣诞节，我生命中最孤独的一天。”“可你不肯和其他人一起吃饭、拉响炮什么的。”“我告诉过你我不愿意，也告诉过你原因。我一生中最孤独的一天。”我们勉强挪出了那个小房间，阿加莎和我站着，现出他此刻愤怒的身影。我们沿着走廊走去，我知道他跟在后面。他在一个我认为是音乐厅的大房间里追上了我们，那里有一架小钢琴、一把吉他，还有一幅病态紫色调的芭蕾舞者壁画。低垂的白绳上悬挂着生日贺卡，每张都以各种字体和颜色写着“爷爷”。甚至有一张卡片还在忽明忽暗地闪烁。它还能闪烁多少个小时？我暗自思忖。他已追上我们，拖过一把椅子划过石板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他坐下便开始唱《丹尼男孩》。“风笛声声，召唤着……”他完整地唱完了整首歌，眼中噙着泪水。曲终时，他抬起头，露出一种绝望而恳求的神情。我知道他期待我走过去拥抱他。我也确实想这么做，但终究没能迈出那一步。在那空荡如洞穴的房间里，孤独将他重重包围。
到6月时狐狸已了无踪迹。
多萝西是位艺术家，偶尔会摄影。她为她的狗路易斯拍摄的那张照片，是我见过最动人、最孤寂的画面，充满了疏离与犹疑。照片中，路易斯站在一条空荡荡的小径上，头顶是蔚蓝的天空，背后是更蓝的山峦，卵石遍布的海岸上覆盖着一张破旧的绿色海藻网。路易斯的头侧向一边，正犹豫是要后退还是前进。
她曾游历世界各地，安第斯山脉、南极洲、大溪地，与珍珠养殖户共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她聆听过召唤鲨鱼的海巫秘术。她的雕塑作品《处女裹尸布》令她获得了声名：处女裹着荷尔斯泰因牛皮，乳头如荆棘冠冕般，垂坠在布满乳房的头颅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处女可能正身着多萝西从祖母箱底找出的缎面婚纱，仿佛要去参加舞会。作品既原始又空灵。在科克郡的少女时期，她在《农民期刊》上读到一句萦绕终生的话——“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是母牛的体内”。她的作品有时会招致非议，但她总一笑置之。有报道称，某位农夫评价她为马德里修道院制作的装饰在男性使徒像上的镀银玻璃高脚杯，是淑女版的“爷们儿勃起”。然而，最终回归爱尔兰生活的是她，而我才是那个远离故土的人。
如今她成了坐拥五英亩土地的女王，这全凭运气获得。她在都柏林的工作室租约被地产大亨夺走。她正驾车行驶在康内马拉这条偏僻的路上，突然瞥见一块手写的“出售”牌子，便下了车。从装满艺术创作废料的行李箱里，她取出那枚幸运马蹄铁，埋在这片土地中，一头好奇的奶牛在一旁注视着她。这五英亩地环绕着一处海湾，通向波涛起伏的大西洋，延伸至远方的新大陆，戈尔韦和克莱尔海岸外的小岛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漂浮的绿色网格盆。
在等待房屋修复规划许可的前六个月里，她睡在水边的一间小铁皮屋里。守护她的是那尊17世纪的缅甸佛像、每天清晨在泉边饮水的水獭，还有那头最初盯着她看的奶牛——她给它起名叫“发型”，因为它头顶的毛实在太鬈曲了。她多次帮当地农场主的忙，才把“发型”从屠宰场救下来。农民自然觉得肥沃的草地该有更好的用途。搬到那儿后，她唯一的朋友是个叫米基的老人，她常替他修剪树篱，米基则扶着梯子，喊她“亲爱的夫人”，还夸口说他的村舍花园会胜过巴比伦空中花园。傍晚时分，她会独自去他的小屋拜访，老人坐在炉火旁，细长的手指——正如她所说——像钳子般扣在手杖弯头上。他不寂寞，不期待什么，也不哀叹，这个坚韧的康内马拉男人曾走遍世界，最终回到这片土地的西陲定居。
由于霜冻，驾车过程惊心动魄，车辆频频急转，多次滑出路面，险些坠入康诺特的大湖之中。湖水冰冷汹涌，拍打着岸边。多萝西不停地说着话。不可否认，景色很美——山坡上的积雪泛着矿石般的亮光，山顶呈现粉金色，就像宗教画中描绘的天堂景象。
我们漫步走向那些马站立的地方，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宛如马戏团的幻影。随后，它们开始朝我们走来，高昂着傲慢的头颅，充满好奇。当我们靠近时，那匹枣红马察觉到我是个陌生人，反复甩动着鬃毛，接着前蹄腾空跃起，迈克尔连忙发出“吁……吁”的安抚声，让它平静下来。它的肋腹闪闪发亮，龇着牙，呼出温热而急促的气息，眼珠滴溜溜地四处转动。他让我抚摸它，和它交朋友，但我退缩了。
“来吧。”他说着，拉起我的手放在它颈背的毛上。当我的手指滑过那块突起的骨节，沿着几乎不见肉的面颊向下，直至它宽阔的鼻孔和湿漉漉的粉色嘴唇时，我能感受到它的紧张不安。
“你做得很好。”他说道，但我的心却怦怦直跳，因为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马，那些夜晚在马厩里猛烈撞击木隔栏、嘶鸣着渴望自由的马。它们被压抑的能量是如此巨大，如此狂野，仿佛随时会破门而出。它们给我和母亲带来的恐惧，与对父亲的恐惧如出一辙，密不可分。
那晚，我们在戈韦尔的一家酒店用餐，宽敞的餐厅远不如一两年前热闹。几对出来过周五夜晚的年轻夫妇低声交谈着，摇曳的烛火让人恍若置身古老的教堂。多萝西低头看着酒杯里紫红色的沉淀物，突然哭了起来。
“我每次哭，都得哭上三回。”她说，试图用笑声掩饰自己的窘迫。
这与回归有关，永远渴望回归，就像动物那样，如同大象跋涉千里只为重返象语者曾居住的地方。
“我们回去是为了那声低语。”她说道，那梦寐以求的和解。
不知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她向我提起自己在都柏林有位富有的姑妈，名叫杰拉尔丁，住在福克斯罗克。每年春天，杰拉尔丁姑妈总会雷打不动地邀请她去巴伦国家公园，看从石灰岩板缝里钻出的野花。整片土地仿佛被花朵腌渍过似的——没错，就是腌渍——细茎上缀满花朵，白的、带斑点的、蓝的。最动人的当属龙胆花的蓝。她说从利斯敦瓦纳的一家酒店坐上轻便马车出发，一路走走停停，饱览这场色彩盛宴，实在是妙不可言。
“那种蓝。”她说着，仿佛整个人都融化在了蓝色里。那抹蓝，就像我在伊斯坦布尔清真寺内殿见过的，也像我们母亲和祖母往漂洗盆里倒的利洁时牌靛蓝染料——既能让亚麻布焕然一新，又添几分淡雅色调。她说，和杰拉尔丁姑妈乘马车旅行的妙处就在于，那些画面会永远烙在记忆里：蓝色的野花，被大西洋怒涛雕琢出的岩座，还有海岸边一条永远追着皮球跑的狗。
她随后提到，60年代时，她常在伦敦街头看到我——戴着华丽的长耳环，穿着拼色麂皮外套——想象我过着怎样精彩的生活。那时的“我”有太多版本：她眼中见过的那个我；与伊莎贝拉——那位高地占卜师——一起坐在古董集市垫子上的我，她的水晶球像木乃伊般裹着一层又一层布，我仿佛在德尔斐神谕前等待；还有那个始终未能克服游泳恐惧的我，尽管我曾在附近的公共浴池跟一位教练学习，他站在池边握着绳子让我紧抓，总相信我们在进步，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在告别前，我提到刚看过《忘梦洞》。“画面很震撼吧？”她说。她昨天才看了这部电影。我说听到那些足迹的故事时感到伤感，两个人，或许相隔千年，永远无法相遇。“不是两个人，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一匹狼和一个孩子。”她轻声说道，仿佛不愿冒犯我。她的话如箭般击中了我，让我意识到，在那个黑暗的洞穴里，男人与女人分离的足迹唤醒了我心中一份如此强烈的爱——它虽未绽放，却也未曾消亡，就这样在隐秘的黑暗中生生不息。
我们即将分别，她说我们肯定还会再见，我说但愿如此。
「序言」
那是在伦敦的一家公立诊所，一个女孩给我做了耳聋检查，她和蔼可亲，一头棕发，带着外国口音。“你很健康，但就听力而言，你就像一架破损的钢琴。”她观察着这句话有没有让我不安，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年老的危险。最后，她写下我哪天可以去取我的两个助听器。我按时回去取了，却没能和它们成为朋友。它们像小滚珠一样滑进我的耳道，拿出来会很危险。不过，它们实际上又回到了刚取来时的棕色信封里。
家中的花园在等待着，玫瑰进入第二次花期，花朵粉扑扑的，开得凌乱，但美丽。三棵无花果树枝叶繁茂，在风中如涟漪一般舞动，鸟儿则疾速地飞进飞出，相互追逐着，半是在求爱，半是在打闹。
“破损的钢琴”带着它所有的含义不断在我脑海中回响，然而我却想到了生活的诸多恩赐——体验过极致的欢乐与悲伤、爱情（命途多舛的与没有回报的）、成功与失败、声名与杀戮，在报上读到作为作家我已过气，甚至被称作“廉价版的莫莉·布鲁姆”，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写作与阅读，有幸能沉浸在这两样支撑我整个人生的炽热情感中。
我从科克郡的巴利马洛屋取出一本烹饪书，我曾在那里住过几次，品尝过诸如荨麻汤、角叉菜薹蛋奶酥、玫瑰天竺葵香柠檬凝乳，以及醋栗杏仁奶油配小香蕉太妃等美味佳肴。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目睹了杰克·叶芝的画作，那些凝结的蓝色厚重调色板，对我诉说着爱尔兰的深邃，不亚于任何诗歌或散文片段所能表达的。我查阅了苏打面包的食谱，并做了一件三十多年来未曾做过的事——我烤了面包。无论钢琴是否破损，当烤面包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时，我感到无比鲜活。这是一种久远的气味，是许多回忆的源泉。于是，在那个8月的日子里，七十八岁的我坐下来，开始撰写这本我曾发誓永远不会写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