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米诺将两个受害者的名字告诉了斯佩齐：女的名叫卡尔梅拉·德·努乔，二十一岁，在佛罗伦萨的古驰时装店工作；男的名叫乔瓦尼·福吉，三十岁，在当地电力公司供职。两人已经订婚，婚期在即。一名休假的警察周日上午在乡间小路散步的时候发现了这两具尸体，时间为上午十点半。作案时间应该是午夜前不久。警方找到一个勉强可算作目击者的人，是个农民，住在马路对面。他当时听到停泊在田野里的一辆车里传出约翰·列侬的《想象》。歌放到一半，戛然而止。他没有听到枪声，但从留在犯罪现场的弹壳来判断，罪犯使用的肯定是点二二口径的手枪和温彻斯特H系列子弹。奇米诺说两个受害者历史清白，生前并无树敌，只有一人存有嫌疑，那就是卡尔梅拉在与乔瓦尼约会之后分手的前男友。
“真是太恐怖了，”斯佩齐说，“我从未在这里见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也没想过那些动物竟会干出那种事……”
“什么动物？”奇米诺突然打断。
“那些动物晚上来了……搞得血肉模糊……在那女孩双腿之间。”
奇米诺盯着他。“怎么可能是动物！是那个杀手干的！”
斯佩齐不由得不寒而栗。“那个杀手？他怎么干的，用刀子捅她？”
奇米诺语气平淡地进行了回答，像是在竭力排解心中的恐惧。“不，他没有捅她。他将她的阴道完全割下……然后带走。”
斯佩齐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将她的阴道带走了？去哪儿了呢？”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这个问题太愚蠢了。
“他把阴道割下来，逃之夭夭。”

法医办公室的接待区是一个洞穴般的房间，一张巨大的大理石桌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桌上摆着一台电脑，电脑上面裹着白色床单，看起来活像一具尸体。除了电脑之外，桌子上别无他物。桌后墙上的凹处摆着一尊人体解剖学领域泰斗的半身青铜雕塑，“他”蓄着胡须，冷冰冰地望着斯佩齐。
一段大理石楼梯连通二楼和地下室。斯佩齐下了楼梯。
楼梯通向一条地下通道，嗡嗡作响的荧光灯将通道照亮，里面有一排门，两边的墙上铺着瓷砖。最后一扇门敞开着，里面传来骨锯刺耳的尖啸声。一股黑色液体从门口汩汩而出，淌进大厅里，顺着排水沟流走。

毛里从容不迫地说道：“那个杀手用的是刀具之类的利器。凶器中间有一处凹口或锯齿，有可能是个缺口。这也许是某种特殊类型的刀具。我觉得有可能是一把潜水刀，但我不敢打保票。那人三刀便将那个器官切了下来。第一刀是顺时针切的，从十一点钟位置切到六点钟位置；第二刀是逆时针的，还是从十一点钟位置切到六点钟位置；第三刀则是从上往下割下了那个器官。此刀锋利无比，此人下手干净利落。”
“就像杰克。”
“你说什么？”
“开膛手杰克。”
“说得没错。开膛手杰克。也不完全如此……跟他不是很像。这个凶手不是外科医生，也不是一介屠夫。他不需要通晓解剖知识。警探总是向我询问：‘这次手术干得好不好？’‘干得好’是什么意思？有谁做过这种手术？干出这种事的人肯定手脚麻利，此人用的也许是他工作中使用的某种工具。那个女孩不是古琦店的皮革女工吗？她不是用过皮匠的专用刀具吗？她的父亲不也是个皮革工人吗？没准杀手就是她圈子里的人……此人刀法绝非等闲之辈——说不定是个猎人或动物标本剥制师……最重要的是，他意志坚定，胆识过人。虽说是对一具死尸下手，但毕竟女孩死去没多久。”

《国民报》报道了这起新闻之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意味着，一个连环杀手正潜伏在佛罗伦萨的群山之间。
随后展开的调查使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浮出了水面，当地鲜有人知道在佛罗伦萨周边秀美的群山中竟然存在这样一群人。在意大利，多数年轻人婚前都是跟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而多数意大利人都较晚结婚。因此，在车里做爱是意大利人热衷的一种消遣活动。据说，如今每三个佛罗伦萨人中就有一人是在车里怀上的。每逢周末的夜晚，佛罗伦萨周边的山上到处都是成双作对的年轻人。他们将车子停在阴凉的小道和岔道旁、橄榄树林中以及农田里。
调查人员发现，有许多窥淫狂潜伏在乡郊野外窥视这些男女。在当地，这些窥淫狂被称作“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潜伏在黑暗中。有些人还配有精密的电子装置，例如“吸盘扩音器”和“夜视照相机”。这些“印第安人”将群山分成了几片区域，每片区域都受到一组人或某个“部落”控制。他们控制着偷窥情侣做爱的最佳地点，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快感。有一些地点颇受欢迎，或是因为那里可以进行近距离观察，或是因为在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好车”。“好车”能够满足你想看到的一切东西。“好车”同样也可以是赚钱的工具，有时候“好车”当场即被“交易”。在这个非法的交易地点，“印第安人”常常手里抓着一大把钞票离开，将他的偷窥地点转让给别人观看高潮部分。阔绰的“印第安人”常会聘请“导游”带他们去最佳的地点，以最大限度地减小风险。
还有一些胆大之徒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印第安人”身上，他们可谓“亚文化”中的“亚文化”群体。这些人晚上潜入山中，不是为了偷看情侣，而是秘密监视“印第安人”，细心地将他们的车型、车牌号码和其他明显的细节一并记下，随后对这些“印第安人”敲诈勒索，威胁将他们晚上不可告人的活动通知他们的妻子、家人和雇主。有时会发生这种事情：“印第安人”正看得兴起的时候，却因为附近照相机的闪光灯而停止偷窥。第二天便会有人打来电话：“还记得昨晚树林里那次闪光吗？照片照得效果不错，你看起来很精神，就算是你的表侄也能认出来！顺便说一下，坏消息是这张照片正待价而沽……”

许多国家都出现过连环杀手。他们通过“否定”的方式来确定他们的文化，他们不是通过提升社会价值观成为时代的典范，而是将那些价值观的软肋暴露无遗。英国出了个“开膛手杰克”，他出生在浓雾笼罩的狄更斯式的伦敦，他对常被社会忽视的下层阶级犯下了一连串残忍的罪行——专杀那些在怀特查珀尔的贫民窟里苟活的妓女。波士顿出了个“波士顿杀人王”，这位温文尔雅、相貌堂堂的杀手潜伏在波士顿的高级社区，专门奸杀上年纪的女性，并将她们的尸体摆出各种猥琐的造型。德国出了个“杜塞尔多夫恶魔”，他似乎昭示了希特勒即将到来：他惨无人道，不分男女老幼，都是他的猎物。他嗜血如命，在死刑前夜，他把即将对他实施的斩首称作“结束所有乐事的乐事”。每一个杀手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了他的时代和国家的阴暗面。
如今，意大利出了个“佛罗伦萨的恶魔”。
一直以来，佛罗伦萨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城市。在某个温暖的春日傍晚，落日的余晖将河边的宏伟宫殿涂上了一层金色，整座城市如同世界上最优美典雅的城邦；但是临近十一月底，连续两个月的阴雨天之后，佛罗伦萨古老的宫殿显得一片灰白，潮气逼人；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弥漫着下水道和狗粪的臭气，街道两旁耸立着阴森的石墙和高悬的屋顶，挡住了已然微弱的光线。横跨阿尔诺河的桥上流动着黑伞，以挡住这无休无止的雨水。夏日里美丽动人的阿尔诺河此时却变成褐色油腻的汹涌洪水，裹挟着折断的树干和树枝，有时还夹杂着动物的死尸，最终堆积在由阿玛纳蒂设计的塔门下。

在佛罗伦萨，崇高和恐怖能够共存：萨伏那洛拉的“虚荣的篝火”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本和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和薄伽丘的《十日谈》。在佛罗伦萨的主要广场——市政广场上，摆放着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其中一些是佛罗伦萨最著名的雕塑。这是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艺术作品，向公众展示了凶杀、强奸和肢解的场面，在这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甘拜下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自切利尼之手的那尊著名的青铜雕塑，展示了珀尔修斯得意地将美杜莎被斩断的头颅高举空中，如同网络视频中播出的圣战一样，鲜血顺着她的颈部流淌，她的身体被他踩在脚下。在珀尔修斯的后面，摆放着其他表现谋杀、暴力和残害的雕塑——本书的封面就是选自其中一尊雕塑，即由詹博洛尼亚创作的《劫持萨宾妇女》。环形的城墙内和城外的绞刑架上曾发生过历史上最优雅和最凶残的罪行，从难以察觉的投毒到大庭广众惨不忍睹的肢解、酷刑和火刑。几个世纪以来，佛罗伦萨的势力已经扩张到托斯卡纳其他地区，这一切是通过残忍的杀戮和血腥的战争实现的。
佛罗伦萨是公元五十九年在尤利乌斯·恺撒的旨意下兴建而成的，建城的目的是让他手下的士兵在这里安心养老。这里被命名为“Florentia”，意指“繁荣之城”。约公元二五〇年，一位名叫米尼亚托的亚美尼亚王子在罗马朝圣之后，到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座山中安顿下来，在一处山洞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常从山洞出发，向佛罗伦萨城里的异教徒布道。德西乌斯皇帝在其统治期间，大肆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米尼亚托因此被捕并在城市广场斩首示众。传说他从地上捡起自己的头颅，重新置于双肩之上，走回山洞里高贵地死去。如今，意大利最漂亮的罗马式教堂就坐落于此，名叫“圣米尼亚托教堂”，从那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以及远方的山脉。
一三〇二年，佛罗伦萨将但丁驱逐出境，此举终未得到世人的原谅。作为报复，但丁将一些赫赫有名的佛罗伦萨人打入地狱，让他们备受酷刑。
十四世纪，佛罗伦萨因羊毛织物贸易和银行业而兴旺发达，在世纪末成为欧洲五大城市之一。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佛罗伦萨天才辈出，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段历史被后人称作“文艺复兴”，象征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人性的“复苏”。从一四〇一年马萨乔的出生到一六四二年伽利略的逝世，佛罗伦萨人为艺术、建筑、音乐、天文、数学以及航海带来了变革，催生了现代世界。佛罗伦萨人发明了信用证，从而创造出现代银行体系。佛罗伦萨的金币一面是佛罗伦萨的百合花，另一面则是身着硬毛衬衣的施洗者约翰像，它也成了整个欧洲通行的货币。这座内陆城市流淌着一条不可通航的河流，却培育出一大批杰出的航海家，他们勇于探索并绘制出“新大陆”的地图，其中一位航海家还将其命名为“美洲”。

作家托马斯·哈里斯在小说《汉尼拔》中塑造了一个名叫“帕齐”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位佛罗伦萨的警察局局长，因破解“佛罗伦萨的恶魔”案而毁誉参半。
“伟大的洛伦佐”于一四九二年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辞世，由此带来了佛罗伦萨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血腥时期。当时，一个名叫萨伏那洛拉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住在圣马可修道院，在洛伦佐弥留之际看望了他，后来却公开布道反对美第奇家族。萨伏那洛拉相貌古怪，身穿棕色带兜帽的修道士长袍，个性迷人，举止粗鲁，笨拙而粗壮，长着鹰钩鼻和一双拉斯普廷般的眼睛。在圣马可修道院，他激情洋溢地进行布道，对文艺复兴带来的堕落大张挞伐，宣称最后审判日已经来到，详细描述了他对未来的展望和他与上帝的直接对话。
他的布道激起了佛罗伦萨普通人的共鸣。佛罗伦萨百姓对文艺复兴及其赞助人的奢靡消费和巨大财富很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享用财富的权利。梅毒的暴发使得人们越发义愤填膺。这场梅毒是从新大陆带回来的，在佛罗伦萨市肆虐成灾。这种疾病欧洲人闻所未闻，其来势凶猛，是我们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染上此病的人身体布满了化脓的疱，面部皮肤也开始松弛脱落。受害者常会突发精神错乱，直至死神仁慈地将他们带走。一五〇〇年即将来到，一些人觉得这个完美的整数标志着最后的审判日到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萨伏那洛拉找到了能够接受他观点的听众。

这个圣马可疯狂的修道士尽情地在佛罗伦萨普通百姓间煽动宗教热情。他大肆斥责文艺复兴的堕落、极端以及人本主义的精神。在他统治的几年里，策动了著名的“虚荣的篝火”。他派手下的走狗挨家挨户地搜罗他认为不道德的物品，例如镜子、异教经书、化妆品、世俗的音乐和乐器、棋盘、纸牌、书籍、精良布匹以及世俗画。所有这一切统统堆放在市政广场，然后付之一炬。画家波提切利屈从于萨伏那洛拉的法令，将自己很多画作都扔进了篝火中；一些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也可能被烧毁，此外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佛罗伦萨杰作都化为灰烬。
在萨伏那洛拉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陷入了经济衰退。他一直宣称的“最后的审判日”终究没有来到。上帝并未因新出现的虔诚而降福于这座城市，恰恰相反，上帝似乎已经将其遗弃。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和无业游民开始公然反抗他的法令。一四九七年，一群年轻男子在萨伏那洛拉进行布道时策动暴乱；这场暴乱引发了其他更多的暴乱，最终演化成整个城市的反抗：酒馆重新开张，赌博也再次兴起，舞曲和音乐再一次在佛罗伦萨蜿蜒的街道上鸣响。
萨伏那洛拉的权力逐渐式微，他的布道因而变得更加疯狂，充满了诅咒。但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该将批评的矛头转向教会。罗马教皇将他逐出教会，下令逮捕他并处以极刑。一群自发组织的暴民攻击了圣马可修道院，砸烂了房门，杀死了萨伏那洛拉手下的一些修道士，将他从修道院里拖了出去。他被控多项罪名，其中一条就是“宗教错误”。在拷问架上被折磨了几个星期之后，他被人用铁链绑在市政广场的一个十字架上，那里正是他发起“虚荣的篝火”的地方。他被活活烧死。大火连续燃烧了几个小时，人们随后将他的残骸剁成碎片，再用燃烧的刷子不停进行搅拌，直到没有一块骨头碎片能够做成用来敬奉的遗骨为止。他的骨灰随即被扔进包容一切又毁灭一切的阿尔诺河里。
“文艺复兴”又一次开始了。佛罗伦萨的鲜血和美丽继续共存。但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世长存。几个世纪以来，佛罗伦萨逐渐失去了欧洲顶尖城市的地位。佛罗伦萨停滞不前，逐渐衰退。拥有显赫历史的佛罗伦萨已经变得默默无闻，而意大利其他城市却异军突起，声名远扬，诸如罗马、那不勒斯和米兰。

巴特兰田地谋杀案发生一周后，警察局、《国民报》和检察院接到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一位著名妇科医生，名叫加利梅塔·真蒂莱，他的同事、朋友和上司都要求证实一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报纸和警察却拒绝承认的事情：他因被怀疑是“凶手”而被捕。真蒂莱是托斯卡纳最优秀的妇科医生之一，在菲耶索莱附近的玫瑰别墅诊所担任主任医师。传言说，他的妻子在冰箱里发现了他从被害者身上割下的战利品，塞在了干酪和芝麻菜之间。整个传闻源起于有人告诉警方，真蒂莱将手枪和受害者的残骸藏匿在一个银行的贵重物品保管箱内；警方随即秘密地对那个箱子进行了搜查，却一无所获，而银行职员却开始搬弄是非，最终谣言传了出去。检察官竭尽全力否定传言的真实性，但最终还是传得满城风雨，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医生家门前，局势一度混乱，还是在警察的介入下人群才最终散去。检察长甚至亲自上电视澄清这则谣言，并表示将对那些散布谣言者追究刑事责任。
是年十一月末，斯佩齐荣获一项新闻工作奖，但与此案无关。他受邀到乌尔比诺领取该奖——一公斤产自乌尔比诺的优质白松露菌。总编同意他去领奖，但前提是他必须从乌尔比诺发回一则报道。由于远离了消息来源，又没有新的素材，他只好动笔讲述一些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的历史，从“开膛手杰克”一口气写到“杜塞尔多夫恶魔”。在文章最后，他写道，佛罗伦萨现在有了自己的“恶魔”。在块菌的香气中，他赋予这个杀手一个名字，那就是il Mostro di Firenze——“佛罗伦萨的恶魔”。

一天，他从一位巡警那里得知，警探们对一个冒充法医的怪人进行审问后将其释放。斯佩齐觉得此事颇为有趣，便跟进调查此人。此君是卡洛·圣安杰洛“医生”，一个三十六岁的佛罗伦萨人，相貌堂堂，与妻子分居，喜欢独处，外出时总是一袭黑装，戴着墨镜，左手紧握医生的工具袋。他的名片上写着：
卡洛·圣安杰洛医生，教授
法医
佛罗伦萨病理医学院
比萨病理医学院法医系
他从不离身的袋子里装着一些医学工具，几把磨得异常锋利的闪闪发亮的解剖刀。圣安杰洛医生居无定所，情愿在佛罗伦萨周边小镇上的酒店或民宅借宿。选择酒店的时候，圣安杰洛总选附近建有小型公墓的酒店。如果从酒店房间能望到一些墓碑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圣安杰洛医生的面孔，以及戴着厚厚墨镜的样子，已经为佛罗伦萨最负盛名的殡仪馆“OFISA”的员工所熟悉，他常常在那里逗留很久，仿佛是在做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位戴墨镜的医生平时给病人看看病，开开药方，还兼职开了家心理分析诊所。
唯一的问题是，卡洛·圣安杰洛医生不是法医，也不是病理学家。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个“医生”，尽管他似乎已经给活人做过手术，至少有一个人曾目睹过。
佛罗伦萨南部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当时有人想起附近一家酒店里住着他这位医生，此事令圣安杰洛露出了真面目。圣安杰洛医生被请去进行急救，大家都惊讶地听到他恰恰就是对“佛罗伦萨的恶魔”的最新受害者苏珊娜·坎比和斯特凡诺·巴尔迪进行尸检的法医。酒店的几位职员说，在圣安杰洛医生骄傲地打开他的袋子，将他的行医工具展示给他们看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亲口对他们讲的。
圣安杰洛的奇谈怪论很快传到宪兵队那里，他们旋即查出圣安杰洛根本就不是医生。他们了解到，他十分钟情于小型公墓和停尸房，更令他们警觉的是，他十分迷恋解剖刀。宪兵迅速将圣安杰洛逮捕并进行审讯。
这个冒牌法医大方地承认自己喜欢撒谎，喜欢夸夸其谈，但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喜欢夜里到墓地去。他的女友说，与他做爱进行到高潮阶段的时候，他会停下来吃下几片安眠药，并解释说这是唯一能让他抵制诱惑，不离开他做爱的床到墓碑那里转转的办法；但他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这是恶意中伤。
认为圣安杰洛医生就是“佛罗伦萨的恶魔”的猜疑很快即被推翻。因为每一次双重杀人案发生当晚，他所居住的宾馆员工都能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

“佛罗伦萨的恶魔”案惊动了整座城市，似乎还唤醒了圣马可那位阴险的僧侣——萨伏那洛拉早已消亡的灵魂，以及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堕落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抨击声。有人利用“恶魔案”再次大张挞伐佛罗伦萨及其道德和精神的堕落，还有中产阶级的贪婪和物质主义。某个社论记者曾如此写道：“‘恶魔’是这座城市小业主们活生生的代表，他深陷自恋式的放纵，作恶之人包括这里的牧师、政治掮客、自我膨胀的教授、政客，以及很多自命不凡的文人……‘恶魔’是个可鄙的中产阶级的复仇者，潜藏在资产阶级堂皇的外表后面。他不过是个品位低下的家伙。”
还有人认定“恶魔”就是个僧侣或神父。有人在写给《国民报》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弹壳陈旧并已褪色，“因为在修道院里，一把旧手枪以及几颗子弹可能就隐藏在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阴暗角落里”。寄信人接着又指出一件已经引发佛罗伦萨人广泛讨论的事情：凶手很可能是个萨伏那洛拉式的神父，因为年轻人的通奸和堕落而将上帝的怒火施加到他们身上。他指出，“恶魔”将木头似的葡萄藤插入受害者体内，可能是想传达《圣经》里的讯息，不由令人想起基督的那句话，“不结果子的藤蔓，他就剪去”。
警方也不敢对这个“萨伏那洛拉理论”有丝毫大意，开始悄悄地调查某些具有古怪习惯的神父。有几位妓女表示她们不时会接待一位有怪癖的神父。此人对妓女花钱大方，却不跟她们进行正常的性交，而是要求为她们剃掉阴毛。警察对这一线索产生了兴趣，猜测此人一定喜欢用剃刀在那个部位做这种事情。这些妓女随即将他的名字和地址报给了警方。

巴特兰田地案发生当晚，一对夫妇驾车穿过该区域一处拥挤的路口的时候，恰好从一辆红色的阿尔法·罗密欧车旁驶过。路口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马路两旁筑有石墙，这样的马路在佛罗伦萨的农村已是司空见惯。两辆车子因车辆拥堵而艰难前行，这对夫妇清楚地看到另一辆车里的人。他们告诉警察，司机是名男子，显得惊恐不安，面部肌肉因为异常焦虑而扭曲变形。他们对负责制作嫌疑犯画像的警察描述了那人的相貌。根据两人的描述，警察画出一个面相凶煞之人的头像。整个面孔粗犷怪异：额头上有一道道深深的伤疤，长着一双恶毒的大眼睛，鹰钩鼻，薄薄的嘴唇，嘴巴如伤口一般绷得很紧。
由于担心佛罗伦萨人会一下子人心惶惶，变得歇斯底里，检察院决定先不公开这张画像，避免发生政治迫害。

一大群人参加了两个受害者保罗和安东内拉的葬礼。佛罗伦萨的大主教——贝内利红衣主教主持了布道仪式，葬礼也随之成为对现代世界的控诉。他字正腔圆地说道：“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关于‘恶魔’、疯狂和罄竹难书的罪恶等话题，人们已经谈了很多；但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疯狂绝非源自虚无。这种疯狂是对丧失价值观的世界和毫无理性的社会的猛烈抨击。这种疯狂每一天都会对人类精神带来更大的伤害。”红衣主教最后说道：“今天下午，我们齐聚于此，默默地见证了人类美好品质遭遇的一次惨败。”
这对已经订婚的情侣被埋在了一起，他们生前同拍的唯一一张照片放置在两人的坟墓之间。
在佛罗伦萨宪兵总部收到的大量指控、信件和电话中，有一封怪异的信件十分显眼。信封里只有一篇从早前一份《国民报》上剪下的已经泛黄的文章，报道的是一桩已被人淡忘的谋杀案，受害者在泊于佛罗伦萨乡间的汽车里做爱时被人杀害。凶手用贝雷塔手枪的温彻斯特H系列子弹将他们杀死，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弹壳。有人在这张剪报上写了“再看一眼这宗命案”几个字。剪报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这份报纸的日期：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也就是说，十四年前，“恶魔”就已经开始作案。

即使按照撒丁人的标准看来，维拉奇德罗镇也是与世隔绝的。尽管十分贫困落后，但该镇风景优美，坐落于高原之上，四周为陡峭的山峰环抱，列尼河纵贯整个城镇。村外的橡木林里时有小鹿出没，红色花岗岩峭壁上空有雄鹰盘旋。村外的斯彭杜拉大瀑布是撒丁岛一大自然奇观，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一八八二年造访该岛时曾在此获得灵感。这位诗人惊讶地望着一系列瀑布淌过巨石的时候，瞥见了一名当地居民：
葱绿山谷间有一警惕的牧羊人，
他身披动物外皮，
泰然立于陡峭的石灰石峭壁上，
宛如青铜色的牧神，岿然不动。
撒丁岛其他地方却将维拉奇德罗镇视为“邪恶的地方”，正如一句老话所言，这里是“布满阴影和女巫的领土”。大家都说维拉奇德罗的女巫身着拖地长衫，以遮掩她们的尾巴。
维拉奇德罗镇还是某个芬奇家族的故乡。
芬奇家里有兄弟三人。老大乔瓦尼因强奸妹妹而备受村人冷落；老三弗朗切斯科性情残暴，因擅长使刀而小有名气，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将一头羊杀死、剥皮，并取出内脏。
排行老二的名叫萨尔瓦托雷。他娶了一个名叫巴尔巴里娜（意指“小巴尔巴拉”）的少女，巴尔巴里娜为他产下一子，取名“安东尼奥”。一夜，巴尔巴里娜被人发现死在床上，警方判定她是自杀，死于“煤气中毒”。但在维拉奇德罗，有关这起所谓的“自杀事件”的传言十分恶毒。据传，煤气罐打开之后，有人将安东尼奥从他母亲的床上移开，保住了他的性命，撇下巴尔巴里娜一人受死。村里多数人都认为是萨尔瓦托雷杀死了她。
巴尔巴里娜之死是压垮芬奇三兄弟的最后一根稻草。维拉奇德罗镇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离开。一九六一年晴朗的一天，他们登上了驶往意大利大陆的渡船，与其他人一道离开了撒丁岛。他们来到托斯卡纳区开始新生活。
在大海另一端，另一个“巴尔巴拉”正在等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到来了。若干年后，对那起罪案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巴尔巴拉与新欢安东尼奥·洛·比安科一道去电影院观看最新的日本恐怖电影。随行的还有她六岁的儿子纳塔利诺。看完电影，母子俩乘坐洛·比安科的白色阿尔法·罗密欧离开了影院。汽车驶出城外，拐入一条狭窄的泥路，路上还经过了一处公墓。他们开了几百英尺，停在一片竹林旁，这是两人常去鬼混的地方。
枪手及其同犯早已埋伏在竹林里。他们耐心地等待巴尔巴拉两腿横跨于洛·比安科身上，与他发生关系。车的左后窗是开着的，因为那是个温暖的夜晚。枪手悄无声息地一步步逼近汽车，将手中的那把点二二口径的贝雷塔枪伸进车里，然后瞄准。手枪悬在纳塔利诺头上几英尺高的地方，他当时正在后座上酣睡。几乎是近距离平射——因为现场有火药烟晕——他一共开了七枪：四枪打中了比安科，三枪打中了巴尔巴拉。每一颗子弹都射得精准，枪枪击中要害，两人当场毙命。纳塔利诺被第一声枪响惊醒，眼前闪过一道道黄色的亮光。
手枪的弹盒里还剩下一发子弹。枪手将手枪递给斯特凡诺·梅莱，让他射出最后一枪。梅莱接过枪，双手颤颤巍巍地瞄准妻子的尸体，扣动了扳机。尽管近在咫尺，但他还是射偏了，击中了她的胳膊。但不管如何，他的妻子已经丧命，最后一枪达到了目的：斯特凡诺的手上留下了火药，当时仍然流行的“石蜡手套测试”肯定会查得一清二楚。傻乎乎的梅莱成了替罪羊。有人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盒子里翻找那笔失踪的六十万里拉，但一无所获。（警方后来找到了那笔钱，它藏在车内另一处。）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那个孩子——纳塔利诺。不能将他撇在车里与他丧命的母亲留在一起。母亲被杀之后，他看到他的父亲拿着枪，大喊道：“就是这把枪杀了妈妈！”梅莱将手枪扔在地上，抱起儿子，放在肩膀上，大步离开。他哼唱着《夕阳》这首歌安慰孩子。走出两公里半之后，斯特凡诺把他放在一家陌生人的门前，摁响门铃，然后消失不见了。房主身体探出窗口，发现一个惊恐不安的小男孩站在前门的灯光下。“妈妈和叔叔死在车里了！”小男孩声音颤抖地尖声大叫。

晚饭安排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托里尼驱车行驶在通向斯佩齐寓所的陡峭山坡上。可以想象，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托里尼不乏生动的想象力。她后来回忆，路旁的大树活像是骷髅的双手，在风中扭动抓挠，树叶沙沙作响。她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丧失理智，竟然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周六夜晚驱车行驶在佛罗伦萨群山的中心，去跟一个人谈论在月黑风高的周六夜晚佛罗伦萨群山里犯下的耸人听闻的罪行。在一条曲折山路的拐弯处，她的老菲亚特127的前灯照到这条狭窄的山路中央一团白色物体。那个“物体”伸展开来，变得巨大无比。“它”脱离了柏油路，无声无息地升腾起来，活像是一条肮脏的被单随风飘了起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只巨大的白色猫头鹰。托里尼不由心下一紧，因为与从前的罗马人一样，意大利人也相信，夜里遇到猫头鹰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她差一点就扭头回家。
她将车停在改建成公寓楼的古老修道院铁门外面的小停车场里，摁响了门铃。斯佩齐将他公寓的绿色房门一打开，她内心焦虑不安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他的家温暖怡人，还有几分古怪，一张称作“仿云石”的十七世纪赌博桌现在改用为咖啡桌，墙上挂着老照片和图画，角落里还有一个壁炉。餐桌已经在阳台上摆放妥当，置于白色遮阳篷的下面，在阳台上放眼望去，能看到黑暗群山间的点点灯光。托里尼暗笑自己开车的时候心里竟会冒出如此荒唐的恐惧感，她很快便将这种感觉抛之脑后。
他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拍摄“佛罗伦萨的恶魔”案电影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事有点难，”斯佩齐说，“这个故事缺少一个核心角色——凶手。警方关押的那个弗朗切斯科·芬奇正在等待审讯，他只不过是受到指控，我十分怀疑警察是否抓到真凶。这是个没有结尾的谋杀谜案。”
托里尼认为这不是问题。“关键人物并不是那个凶手，而是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本身——这个城市发现有个‘恶魔’藏匿其中。”

“快给我招，芬奇！你就是‘恶魔’！”
弗朗切斯科·芬奇仍然不为所动。他露出微笑，黝黑的眼睛闪闪发亮。他沉着地低声反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似乎与此案毫无关系。“十分抱歉，长官，如果你希望我给你答案，请先告诉我桌子上那个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他随手示意了一下维尼亚的一包香烟。
为了跟上芬奇的思路，维尼亚回答：“很显然，这是一包香烟。”
“对不起，那里面不是空的吗？”
维尼亚点头称是。
“那样的话，”芬奇说道，“那就不是一包香烟。应该说，它曾是一包香烟，现在不过是一个烟盒而已。我现在能否再向你提一个请求？请抓住烟盒，将它挤扁。”
为了搞清楚芬奇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维尼亚抓起烟盒，捏成一团。
“你看！”弗朗切斯科说，露出两排白牙，“现在它连个烟盒都不是了。长官，你的证据就像这个东西。你可以挤压和毁损证据以满足你青睐的理论，但不管怎样性质都是一样的：凭空臆断永远都不是证据。”
芬奇的侄子安东尼奥一样聪明过人。他不仅奋力反驳警方的审讯，而且在指控他非法持有枪械的时候，还充当起律师，为自己辩护。他指出那些枪支并非在他的家中找到，发现地点与他的家尚有一定距离，没有证据能够将他与那些枪械联系在一起。他怀疑是有人想栽赃嫁祸，将他关入牢中，这样警方便可以在审讯的时候迫使他与其叔叔互相攻讦。
他当庭就赢了官司，被无罪释放。

三楼同样有一排修道士的房间，但是气氛却完全两样。马里奥·罗泰拉就在这里办公。他来自意大利南部，很容易令佛罗伦萨人对他产生怀疑。老式小胡子和厚厚的黑框眼镜让他看起来不像法官，更像是个菜贩子。他温文尔雅，足智多谋，有些学究气，不招人喜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喜欢长篇大论，却言之无物。他喜欢用复杂的辞藻，喜欢从法律文书中引经据典，他的话常常令普通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对记者而言也是晦涩难懂。当记者离开罗泰拉办公室的时候，笔记本上不会记满能够写进文章里的趣闻和引言，而是一大堆专业词汇，很难进行语言的重组和简化。
在乔瓦尼·梅莱和皮耶罗·穆奇亚里尼因“双恶魔”的罪名被捕之后，斯佩齐记录下了他与罗泰拉的一次典型对话。
“你有什么证据吗？”斯佩齐问罗泰拉。
“是的。”罗泰拉言简意赅地答道。
斯佩齐又将问题推进了一步，想要给自己的报道找个标题。“你将两个男子关起来，这两人是否真的就是‘恶魔’呢？”
“‘恶魔’并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某个在世的人，他反复按照第一次谋杀案那样杀人。”罗泰拉答道。
“斯特凡诺·梅莱的证词是否就是定论？”
“梅莱的话很重要。有一些确凿无疑的信息。我们手上不只有一条重要证据，而是五条，只有将这两个受到控诉的人送到审判他们的法庭的时候，我才会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
他这种迂回曲折的措辞几乎要逼疯斯佩齐和其他记者。
马里奥·罗泰拉只有一次说过一句平实易懂的话。“我至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佛罗伦萨人现在可以不用担心了。”在案情进展并不顺利的时候，他立刻遭到楼下一位检察官的反驳，此人向新闻媒体宣称，不管他们从楼上听到何种言论，“我诚恳地请求年轻的朋友换一种方式来保持健康，千万不要在晚上到荒郊野外呼吸新鲜空气”。

随着一九八四年初夏的临近，佛罗伦萨人焦虑不安起来。此时，“佛罗伦萨的恶魔”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都发布了有关此案的特别报道，其中就包括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和东京的《朝日新闻》。其他国家对此案的兴趣不仅仅是连环杀人案本身，人们更迷恋“恶魔案”的中心角色——佛罗伦萨市。对世界上多数人而言，佛罗伦萨不是一个凡夫俗子居住的真实存在的地方；它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在那里诗人和艺术家借助许多圣母像歌颂过女性柔美的身体，借助骄傲的大卫像歌颂过男人健美的躯体；那里还充满了典雅的宫殿、山间的别墅、花园、桥梁，此外还是购物和美食的天堂。佛罗伦萨不应该充满污迹、犯罪、嘈杂的街区、污浊的空气、涂鸦和毒贩——更不用说连环杀手了。“恶魔”的存在揭示了佛罗伦萨不是旅游手册上所宣传的那座神奇的文艺复兴城市，佛罗伦萨已经成为带有悲剧色彩的肮脏的现代都市。

在维基奥双重命案发生之后，“佛罗伦萨的恶魔”已不再仅仅是个罪犯：他已幻化成为一面阴暗的镜子，反映了佛罗伦萨城的“本我”——它最阴暗的幻觉、最奇异的想法、最耸人听闻的态度和偏见。许多指控表示，连环杀人案的背后有一个秘密或邪恶的教派。对犯罪学和连环杀手毫不了解的众多教授和自封的专家，在参加电视节目和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纷纷各抒己见。某位“专家”随声附和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观点：“恶魔”可能是英国人。“这桩罪案具有典型的英国特色，或者邻国德国特点。”还有人对这个观点大加渲染，在给报纸的信里写道：“想象一下伦敦。那样一个城市。弥漫着浓雾的夜晚。一个典型的伦敦市民，突然从黑暗中跳了出来，偷袭一对年轻的情侣。想象一下那种暴力、荒淫、无能为力、折磨……”
类似的建议总是不断涌现：“你可以轻松地跟踪、找到并且逮捕那个杀手；你所要做的就是到正确的地方寻找：在屠宰场和医院里，因为很明显我们的敌人是个屠夫、外科医生或者护士。”
还有人认为：“他肯定是个单身汉，年约四十，与母亲住在一起，母亲知道他的‘秘密’，他的神父也借助忏悔对他有所了解，因为他经常去教堂。”
还有女权主义的诠释：“‘恶魔’是女性，是个名副其实的泼妇，祖籍英国，在佛罗伦萨一所学校教书为生，那里的学生年龄最大不超过十三岁。”
数以千计自封的私家侦探从意大利各地涌入佛罗伦萨，许多人的口袋里已经装有破解那些罪案的答案；有些侦探将自己武装到牙齿，夜晚在佛罗伦萨的群山间秘密行动，寻找“恶魔”或拿着手枪摆好姿势拍摄可怖的照片，然后登在报纸上。
有些人出现在警察总局，声称自己就是“恶魔”。有人甚至成功闯入佛罗伦萨救护服务的无线电频道，高声宣称：“我就是‘恶魔’，我会再次出击的。”
许多佛罗伦萨人对大量涌现的邪恶行为、阴谋论，以及“恶魔”命案在佛罗伦萨同乡中引发的古老的疯狂行为而备感震惊。“我从未想过佛罗伦萨竟然有如此怪异的人。”保罗·卡内萨，一个参与调查此案的检察官说道。

“我们真正恐惧的是，”总督察山德罗·费代里科忿忿地说，“在这一大堆疯狂寄来的匿名信中，肯定有我们需要的线索，但我们肯定会错过。”
许多匿名信直接写给马里奥·斯佩齐，《国民报》的“恶魔专家”。其中一封用大写字母拼成的信十分扎眼。不知为何，这封信令斯佩齐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看来，只有这封信还有几分可信。
“我离你很近，但你永远抓不到我，除非我选择如此。最后的数字还未达到。十六并不多。我不恨任何人，但我要活下去必须这样做。鲜血和眼泪即将流淌。你们虽然十分努力，但仍然一筹莫展。你们把一切都搞错了。这对你们真不妙。我不会再犯任何错误，但警察则恰恰相反。在我内心深处，将永远都是黑夜。我为他们而哭泣。请期待我的下次行动。”
信中提到十六个受害者令人不解，因为当时维基奥附近的双重杀人案使遇害人数达到十二（如果算上一九六八年命案的话是十四人）。写此信的人似乎又是一个病态的幻想家。但是有人想起来，之前的那一年，在卢卡市，还有一对恋人在他们的车里遇害。凶手用的枪并不是点二二口径的贝雷塔，遇害的人也并未受到摧残。该案从未被正式看作“佛罗伦萨的恶魔”所为，但直到今天此案仍然悬而未决。

每一次专家的分析结果都是：“恶魔”使用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刀上有一处特别的痕迹或槽口，那个约两毫米深的槽口下面有三个锯齿。一些专家认为那是一把“牛角刀”，是撒丁牧羊人普遍使用的一种刀；但大多数专家则不确定地认为那是一把“潜水刀”。专家们达成共识的是，切割的技术几乎如出一辙，这一定是同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所为。
最后还有一点：除非万不得已，“恶魔”是不会去触碰他的受害者的。他总是用刀将她们的衣服割开。案发现场也没有任何强奸或性侵犯的迹象。
心理学家对“恶魔”的变态心理达成了一致。“他总是独来独往，”一个心理专家写道，“别人的存在会破坏这些犯罪活动带来的所有快感，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性虐待狂犯罪的特征：‘恶魔’是个连环杀手，他总是独自作案……与切割尸体无关的性兴趣的缺失令人想到他彻底的性无能，或具有明显的性压抑心理。”
一九八四年九月，罗泰拉最终释放了“双恶魔”——皮耶罗·穆奇亚里尼和乔瓦尼·梅莱，两人在“维基奥杀人案”发生的时候正在坐牢。两个月后，他释放了弗朗切斯科·芬奇，他在“恶魔”最后一次杀人案发生之时也在监狱里。
嫌疑犯现在只剩下一个人选：萨尔瓦托雷·芬奇。警察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视萨尔瓦托雷·芬奇的家。他的电话被警察窃听。他一出门便会有人在后面跟踪。

斯佩齐问他想象中真正的“恶魔”是什么样子的。
“他聪明过人，”芬奇回答，“即使双眼被蒙起来，他也知道夜里如何在山上行动。他比多数人都了解如何用刀。这个人，”他又补充道，闪着光芒的黑眼睛紧紧盯着斯佩齐，“曾经历过一件令他非常失望的事情。”

反恶魔专案组的警探将这最后一起命案的全过程进行了重现。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那就是“毛骨悚然”。
凶手悄悄接近两个法国人的半球形帐篷，两人正赤身裸体地享受鱼水之欢。他用刀尖在帐篷的门帘上划了一道七英寸长的口子，宣告他的到来，不过并未刺破帐篷的内部。帐篷外的声响一定吓坏了这对情侣。他们拉开帐篷门上的拉链，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恶魔”已经站好位置，举枪瞄准，等他们向外窥视的时候，立刻发射了一阵子弹。纳迪娜当场毙命。有四发子弹击中了让—米歇尔，一发打在手腕上，一发打在手指上，一发打在手肘上，还有一发蹭破了他的嘴唇——他基本上未受到致命的伤害。
这位年轻的运动员一跃而起，冲出帐篷，兴许还将“恶魔”推倒在地，在黑暗中飞速奔跑。如果他向左侧转个弯的话，几步之后就会赶到大路上，那样的话他还有获救的希望。但他闷头向前冲，跑向了森林深处。“恶魔”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让—米歇尔从将空地一分为二的浓密树篱上跃过，“恶魔”也紧紧赶上。“恶魔”最终在十二米之外的地方追上了他，用刀猛刺他的后背、胸部和腹部，然后抹了他的脖子。
斯佩齐看到那具男性尸体仍然躺在灌木丛下面，他注意到尸体与树木最低处的叶子相距六英尺，叶子上溅满了血迹。
杀死让—米歇尔之后，“恶魔”又折回帐篷那里。他抓住纳迪娜的双脚，将她拽出，进行了两次切割，割下了她的阴道和左边的乳房。然后，他又将尸体移到帐篷里，拉上了帐篷的拉链。他将那个男人的尸体掩藏在他从空地附近找到的垃圾下面，将一个颜料桶的塑料盖子盖在尸体头上。
专案组在斯科佩蒂空地里竭力寻找证据，却几乎一无所获。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犯罪。
周二，检察院收到一封信，信封地址的字母是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拼凑而成的。
西尔维亚·黛拉·莫尼卡长官
检察院
CA 50100佛罗伦萨
信封内的东西外面裹着一层卫生纸，里面是从那个法国游客身上割下的乳房。
这封信是那个周末某个时候从维基奥附近某个小镇寄出的，周一早晨进入了邮政流通。

但作为“恶魔案”的预审法官，罗泰拉掌控着巨大的权力，他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他对斯特凡诺·梅莱的短暂逮捕和审讯尽管饱受批评，但最终还是揭开了该案一些重大谜团：斯特凡诺·梅莱为何要长时间地庇护萨尔瓦托雷·芬奇，甚至甘愿坐牢十四年？巴尔巴拉·洛奇和安东尼奥·洛·比安科谋杀案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萨尔瓦托雷，但梅莱为何愿意为他背黑锅？在他接受审判的时候，萨尔瓦托雷在证人席里厚颜无耻地戴着梅莱妻子的订婚戒，而他为何保持沉默？坐了十四年牢后，梅莱为何仍然拒绝告诉警方萨尔瓦托雷是他的共犯？
梅莱终于承认，这一切源于羞耻。梅莱曾经参加过萨尔瓦托雷·芬奇组织的性狂欢派对，他乐于与男人发生性行为，尤其喜欢与萨尔瓦托雷做爱。萨尔瓦托雷·芬奇利用这个可怕的秘密控制了梅莱近二十年的时间，封住了他的嘴巴。这就是芬奇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为何能够仅凭狠狠地瞪他一眼，便迫使梅莱身体伏地，痛哭流涕。他是在威胁要曝光其同性恋的内幕。
两名法国游客在斯科佩蒂空地的遇害是最后一起我们知道的“佛罗伦萨的恶魔”犯罪活动。尽管很久之后佛罗伦萨人才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他们胆战心惊如此之久的连环命案终于结束了。
但是，对此案的调查才刚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本身变成了“恶魔”，吞噬了所有挡在路上的人，吞下其毁掉的许多无辜生命，并无限膨胀。
一九八五年仅仅是个开端。

发生在塔西纳亚森林里的这次谋杀案带有一种古老的味道，是发生在另一个时代的激情犯罪。这也许是用传统的托斯卡纳民歌讲述爱情和谋杀，并流传至今的最后一个故事。当时，托斯卡纳只剩下一位“民谣歌手”还在从事这个古老的行当，这是一种将故事编到歌里的吟游歌手。阿尔多·费齐行走在托斯卡纳地区，身穿一件亮红色的夹克，即使是炎热的八月也是如此。他走街串巷，在城镇和农村集市间穿梭，一边向观众展示有关故事内容的图像，一边吟唱押韵的民谣。费齐创作的大部分歌谣都是以他沿途收集的故事为蓝本，有些歌轻快活泼、近乎下流，而有一些歌则是有关嫉妒、谋杀、绝望的爱情和充满深仇大恨的悲剧故事。
费齐创作过一首有关塔西纳亚森林那次谋杀案的歌谣，在托斯卡纳北部广为流传：
我向你唱首伟大的悲剧故事，
在位于穆杰洛的维基奥镇上，
在帕特诺庄园的亚齐亚农场上，
住着一位年轻男子，粗鲁而又野蛮。
继续听下去，你会涕泗交流，
他的名字是皮耶·帕恰尼，年满二十六，
噢，听好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
你会听得血液凝固……
佩鲁吉尼认为这首歌是十分关键的线索，它讲述了帕恰尼在灌木丛里暗中监视那两个恋人，还告诉警探，在他看到女友朝勾引她的男人袒露左边乳房的时候，他不禁怒火中烧。这个故事不由让佩鲁吉尼想起最后两个受害者被割掉的左边乳房。佩鲁吉尼认为，暴露左边的乳房是激发帕恰尼杀人怒火的导火索：这种怒火潜伏在他的潜意识里，多年之后频频再现，每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即看到两个年轻人在车里做爱的时候，他都会发作。
有人指出一个像“恶魔”这样习惯用右手的杀手应该习惯抓住女人左边的乳房。但在佩鲁吉尼看来，这个解释太过简单。

那是一九八九年，“恶魔”已经连续四年不再杀人。佛罗伦萨人开始以为，也许警察终于找到了真凶。
佩鲁吉尼参加了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在节目最后的表现使他一夜成名。他当时对着镜头，扶了扶雷朋太阳眼镜，目光坚定地讲话，但口吻并不冷酷：“你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疯狂。你的幻想和冲动控制了你和你的行动。我知道即使是现在你也在努力与它们斗争。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会帮你克服一切困难。我知道过去教会你怀疑和沉默，但此时此刻我不会而且永远也不会向你撒谎，如果你决定摆脱这个压迫你的‘恶魔’的话，”他顿了顿，接着说道，“你知道如何、何时以及何地能找到我。我会等你来的。”
这次演讲似乎是对数千万听众的真情流露，其实是由一组心理学家提前写好，佩鲁吉尼将稿子背了下来而已。这次演讲主要是讲给帕恰尼听的，他们知道他那时肯定正在家里看电视。节目录制的几天前，警察在他的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希望在佩鲁吉尼发表那篇精心炮制的演讲时能从帕恰尼那里得到一些有助于破案的反应。
节目播出之后，警方获取窃听帕恰尼家里声音的录音磁带，并饶有兴趣地听完。他确实有所反应。在佩鲁吉尼结束电视演讲的时候，帕恰尼突然用托斯卡纳方言破口大骂。这种方言如此古老，已经被人忘却，语言学家肯定会对它产生兴趣。他接着仍然用方言哀号道：“他们最好不要点名道姓，因为我只是个无辜又可怜的倒霉鬼！”

根据FBI的报告，“恶魔”是一人作案。报告表示，凶手可能有犯罪前科，但不过是纵火罪或其他偷鸡摸狗的罪行。他不习惯总是使用暴力，不喜欢实施严重的攻击性犯罪。他也不是强奸犯。“攻击者是一位在性事上有所欠缺、不够成熟的人。在同龄人的圈子里，与女性极少发生性关系。”报告说，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一年间，“恶魔”神秘地停止杀人，是因为凶手在那段时间离开了佛罗伦萨。“攻击者充其量不过是个智商平平之人。他可能只念完中学，或念完意大利教育体系与之相当的阶段。他可能从事过需要使用双手的工作。”
报告进一步表示：“在连环杀人案发生期间，攻击者可能住在工人阶级聚集区。”而且，他可能拥有一辆汽车。
但最有意思的一点是犯罪发生的方式，FBI将其称作他的“签名”。“占有某物和采取某种仪式对于此类攻击者而言非常重要。这恰好解释了女性受害者为何基本上都被从有同伴的车里移到几米之外的地方。与攻击者表现的仪式一样，占有的必要性暴露了他对女人的痛恨。对受害者性器官的切割或表示攻击者性无能，或表示出他对女人的憎恶。”
FBI报告还指出，此类连环杀手常常想通过直接或非正式的方式与警方联系来操纵调查。他表现得像个告密者，会寄发匿名信或联系新闻媒体。
FBI分析报告有一章探讨了“恶魔”从受害者身上取走的所谓“纪念品”——身体器官以及某些小饰品和珠宝首饰。“这些东西被带走留作纪念，帮助攻击者在一段时间里不断想象回味那个过程。这些物品会被保存很长一段时间，一旦攻击者不再需要它们，便会将其放回到犯罪现场，或者置于受害者的墓旁。”报告语气平淡地写道，“有时，凶手也许会因为某些下流的原因，将受害者的器官吃下，来表示彻底的占有。”
文件里有一段用来解释寄给西尔维亚·黛拉·莫尼卡检察官的装有受害者乳房的那封信。“这封信也许表明攻击者想要戏弄警方，表明公众对此案的关注对他很重要，也表现出他越加强烈的安全感。”
至于“恶魔”用过的那支手枪，FBI写道：“对他而言，也许手枪是个神物。”使用同一把枪和相同的两盒子弹是连环命案的仪式化本质的一部分，也许还包括他只在杀人时穿的具体衣物和某些配饰，其他时间这些东西都被小心存放起来。“攻击者在现场的行为举止，包括使用某些配件和用来犯罪的工具，表明这一系列犯罪活动的内在仪式对他至关重要，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连续犯罪，以获得最大的满足。”

对彼得罗·帕恰尼的审判于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四日开庭。法庭上挤满了人，这些人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人认为他有罪，另一派人则坚持他是无辜的。许多女孩在街上游行，身上穿的T恤衫上用英文写着“I Pacciani”。在审判室里，摄影师、摄像师和记者坐得满满当当，最中间有一人得到总督察鲁杰罗·佩鲁吉尼的保护和引导，他便是作家托马斯·哈里斯。
审判活像是一出戏，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段限制的时间、封闭的房间、主角的慷慨陈词、固定的角色——检察官、律师、法官和被告。史上没有哪一场审判能比对帕恰尼的审判更富戏剧性。这就像是一出情节剧，绝对值得普契尼进行加工创作。
这位农夫在审判的过程中全身战栗、几度哽咽，有时还用他老式的托斯卡纳方言大叫：“我是一头温顺的羔羊！……我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有时，身材矮小的他会从座位上站起来，从暗袋里掏出一张“神圣的心”的小图片，当着法官的面用力挥舞，法庭庭长立刻猛击木槌，命令他坐下。有时，他会变得怒不可遏，异常激动，唾沫飞溅，咒骂证人，或者谴责“恶魔”本人。他还会双手握拳，抬头仰望，高声祈求上帝：“在地狱里烧死他！”
审判仅仅过去四天，斯佩齐便抢先报道了一则重要新闻。指控帕恰尼的一个主要证据是他那幅古怪的画作——画着人首兽身的怪物和七个十字架——心理学家认为此画“符合”“恶魔”心理变态的个性。原画一直未向世人公开，但斯佩齐最终还是从检察院那里搞到该画的照片。他只花了几天时间便找到此画的真正作者——一位五十岁的智利艺术家，名叫克里斯蒂安·奥利瓦雷斯，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流亡欧洲。在听说他的作品被用来作为指控连环杀手的证据时，奥利瓦雷斯顿时变得义愤填膺。“在这幅画中，”他告诉斯佩齐，“我想要呈现独裁政府的怪诞恐怖。说它是精神变态者的作品简直荒唐可笑。这就如同说戈雅的《战争的灾难》表明他是个疯子，是个需要锁起来的‘恶魔’一样。”

在帕恰尼的女儿出庭作证的时候，审判达到了高潮。所有的托斯卡纳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等待她们的证词。
佛罗伦萨人绝不会忘记他的两个女儿出庭作证的场景（其中一人是修女），她们哭泣着讲述了惨遭父亲强奸的过程。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托斯卡纳乡村生活与《沐浴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表现的乡村生活迥然不同。她们的证词描绘出这样一个家庭：女人受尽凌辱，被酒鬼虐待，遭棍棒暴打，成为性暴力的牺牲品。帕恰尼甚至还逼迫她们吃狗食。
“他根本不想要女儿，”一个女儿哭诉道，“有一次，妈妈不幸流产，他知道流掉的是个男孩。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俩都该去死，而他应该活下来。’他有一次将土拨鼠的皮剥去，让我们吃鼠肉。我们要是不愿跟他上床睡觉，他就会对我们拳脚相加。”
所有这些跟“佛罗伦萨的恶魔”没有任何关系。当被问及有关“恶魔”的问题时，他的两个女儿想不起任何能将父亲与“佛罗伦萨的恶魔”案联系在一起的可怕事实——例如瞥见那把手枪、少量血迹、在他晚上醉酒归来不经意间说漏嘴的话。
检察官们将他们少得可怜的支离破碎的证据摆在了一起。那枚子弹和破布被呈上法庭。一个在帕恰尼家中找到的塑料肥皂碟也作为证据呈上法庭。（一个遇害者的母亲说她觉得这个肥皂碟像是她儿子用过的。）波提切利创作的仙女图的照片在法庭上支了起来，一同展示的还有受害者口含金链子的大幅照片。在帕恰尼家里找到的一团德国制造的画纸也作为证据呈现给法官，他的亲戚说他们认为那一对德国情侣可能也有类似的画纸。帕恰尼表示，他是在谋杀案多年之前在垃圾箱里找到的，而且他在里面留下的笔记也清楚地表明是在谋杀案很早之前写下的。但是检察官坚持说，这个老谋深算的农民为了转移怀疑，在后来补上了那些笔记。（斯佩齐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对于帕恰尼而言，把那本将他与“恶魔案”牵连在一起的素描簿扔进壁炉里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在众多证人中，有一些是帕恰尼在“百姓俱乐部”里的老友。“百姓俱乐部”是共产主义者专为圣卡夏诺的工人阶层设立的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大厅。他的朋友多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乡巴佬，因为低劣的烈酒和嫖娼而毁掉了健康。其中一人名叫马里奥·万尼，曾在圣卡夏诺干过邮差，是个傻子；他被同乡戏称为“苹果核”，指的是苹果里毫无用处而被扔掉的那个部分。

深入研究中世纪的传说和传奇之后，朱塔里为这个邪教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名字：“红玫瑰会”。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古老邪恶组织，在佛罗伦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是一个与“郇山隐修会”截然不同的邪恶组织，包含了所有邪教的元素，比如五角星形、黑弥撒、祭祀杀戮和邪恶祭坛。据说，“红玫瑰会”是古代“玫瑰十字会”的离经叛道的分支，是与“英国金色曙光会”有关的神秘的共济会，因此出现过阿莱斯特·克劳利。这位上世纪最著名的撒旦崇拜者自称是“伟大的野兽六六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西西里岛的切法鲁建立了一所教堂，名叫“塞拉马修道院”。据说，克劳利曾在那里举行过有众多善男信女参加的堕落而神秘的性仪式。
还有几个因素为朱塔里形成他的理论提供依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加布里埃拉·卡利齐：她是一名个子矮小、精力充沛的罗马女人，时常满脸的笑容。她经营着一家阴谋理论网站，自费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卡利齐宣称知道过去几十年中许多臭名昭著的欧洲罪案不为人知的信息，其中包括绑架和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事件和比利时恋童癖团伙。她声称，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红玫瑰会”在作祟。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时候，卡利齐向意大利各家报纸发去一份传真：“就是他们干的，‘红玫瑰会’的成员。现在他们竟然想袭击布什！”“恶魔凶杀案”同样也有“红玫瑰会”参与。卡利齐曾被判过诽谤罪，因为她宣称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贝托·贝维拉夸就是“佛罗伦萨的恶魔”，但打那时起她的“恶魔”理论显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她的网站也登载了许多宗教和励志故事，在一个栏目中她详细介绍了她与法蒂玛的圣母之间的多次谈话。
卡利齐成为此轮调查的专家级证人。朱塔里和他的“连环命案调查组”的警探将她找来，连续听她讲了几个小时——也许是几天——听她讲述她所知道的潜伏在托斯卡纳群山之间的这个邪恶组织的各种活动。她后来声称，警方曾派专人保护她，因为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那个组织的成员一心要杀她灭口。

基于法布里亚德的陈述，这两个女人被控犯有绑架罪和诈骗罪。《国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栋别墅的耸人听闻的文章。“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被免职开始，”一篇文章写道，“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在五十页的证词中潜藏着令人不安的秘密证据。在‘蟋蟀山’里的老人无人照顾，他们上厕所时也无人协助。晚上，老人的护工被禁止进入这所别墅，因为那里成为实施黑弥撒仪式的地方。朱塔里怀疑，从被‘恶魔’杀死的人身上切下的性器官和乳房被用在这些神秘的仪式中。”
尽管那幢别墅重新装修过，但朱塔里还是希望“红玫瑰会”能够留下些微痕迹，或者这个邪恶组织仍然活跃在那个别墅中。托斯卡纳的旧别墅都带有巨大的地下室和地下区域，为的是制作和储存葡萄酒，以及窖藏熏火腿、干酪和腊肠。朱塔里相信这里就是用作祭祀神殿的确切地点——没准现在还在使用。
一个晴朗的秋日，GIDES对“蟋蟀山”进行了突袭。在对庞大的别墅进行搜索之后，警察进入了那间他们认为应该就是邪教用作密室的房间，撒旦的神殿。在房间里，他们找到了一些纸板制成的人体骨骼、排成一排的球棒以及其他装饰品。这次搜查发生在万圣节的几天之前，一场晚会正在筹备之中——或者是他们故意这样说的。
“毫无疑问，这是企图转移调查方向。”朱塔里怒不可遏地对《国民报》说。
朱塔里和GIDES在邪恶组织调查中毫无进展，到二〇〇〇年，调查似乎停滞不前。
随后，二〇〇〇年八月，我偕同家人抵达意大利。

沿着一条奔腾的小溪，我们开车行驶在一条乡间马路上。由于多年未到此地，斯佩齐停下了几次之后才找到那里。马路分出一条岔道，通向芳草萋萋的小径，那里被当地人称作“博斯切塔”。我们把车停好，走了进去。走到尽头是一处山脚，隐藏在一片橡树林中，小径一侧有条出路，通向一片种着药草的田地。几百码开外有一座农民的老式石屋，红陶瓦的屋顶。山下有一片山谷，里面流淌着一条奔腾不息的小河，隐藏在白杨树林中。在农屋的远处，地势开始上升，连着出现几个山丘，延伸到最后是一排青山。山丘大片翠绿色的草地分布在山肩和低矮的山坡上，孩提时代的艺术家乔托曾在十三世纪末穿过这大片草地放羊、做白日梦、在泥地里作画写生。
小路的尽头成为纪念两个“恶魔”受害者的圣地。两个白色十字架立在一块草地上。几朵塑料花摆放在两个玻璃罐里，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花已经有些褪色。十字架的两侧堆放着一些硬币：这里已经成为当地年轻情侣朝圣的地方，他们留下硬币作为彼此爱情的象征。阳光洒进了山谷，空气中弥漫着鲜花和新刈的青草的清香。蝴蝶在空中飞舞，小鸟在树林里不住地啼叫，大片白云在蓝天上疾行而过。

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们决定继续我们的生活。航班恢复正常不久，我们一家便于九月十八日飞回了意大利。意大利朋友在圣神广场上一处公寓里为我们接风洗尘，那里可以俯瞰由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文艺复兴大教堂。走进那个公寓，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葬礼。意大利朋友纷纷走上前来，与我们拥抱，一些人眼里还噙着泪水，向我们表达哀思。晚宴在沉重的气氛中进行，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在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希腊语的朋友朗诵了一首康斯坦丁·卡瓦菲的诗，名叫《等待野蛮人》。她先是用希腊语朗诵，然后又用意大利语朗诵了一遍。该诗描述了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人等待野蛮人的到来，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晚她朗诵的那首诗的最后几行：
……夜幕已然降临，野蛮人却依然未至。
一些人从边境赶来，
言说不再会有野蛮人。
没有野蛮人我们如何是好？
那些人或许就是正解。

他找出在加利莱奥修士谈到“邪恶”的时候他做的笔记，将笔记读给我听。这位老修士先是玩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字游戏，“邪恶”和“疾病”在意大利语中是同一个词——male；“说话”和“研究”在意大利语中也都是一个词——discorso。
“‘病理学’可以定义为‘discorso sul male’（对疾病或邪恶的研究），”加利莱奥修士说，“我更喜欢将其定义为‘male che parla’（能讲话的邪恶或疾病）。心理学也是如此，可以定义为‘对心智的研究’，但我更倾向于‘对竭力通过神经紊乱进行沟通的心智的研究’。
“我们之间不再有真正的交流，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病态的，我们语言的病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身体的病态，就算最终不会带来精神疾病，也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当我不能再用语言交流的时候，我会借助疾病来表达自己。我的病症还有治愈的可能。这些症状表达了我的灵魂希望有人聆听的需要，但是无法做到，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还因为那些听者无法超越他们自己的声音。病态的语言是最难理解的。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勒索，它全然不管我们试图付出的努力，随意将其赶走。这是进行沟通的最后努力。
“精神疾病是努力寻找听众的过程的终止。它是绝望之人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他最终明白没有人在聆听，也永远不会有人听。疯狂的行为就是放弃所有希望被理解的努力。这是无休止的痛苦尖叫，需要完全的沉默和无动于衷的社会。这种尖叫声没有回音。
“这就是‘佛罗伦萨的恶魔’的邪恶本质。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邪恶本质。我们内心都潜伏着一个‘恶魔’；本质都一样，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被称为“伽马”的妓女吉里贝丽讲述了另一件事，牵扯到斯法恰塔别墅——就位于我在焦戈利的房子附近，马路对面就是那两个德国游客遇害的地方。“一九八一年，”她说，就像警察记录的正式证词一样，“有个医生在那幢别墅里为了将尸体制成木乃伊而进行实验……洛蒂也在多个场合谈起这个地方，而且时间也总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就是在那个年代去的那里。他告诉我房间的墙上涂满了壁画，但没告诉我具体位置。壁画就像帕恰尼画的那样。洛蒂总是跟我说，这幢别墅有个地下实验室，那个瑞士医生就在那里将尸体制成木乃伊。让我解释得再清楚一些：洛蒂说这位瑞士医生在去过埃及之后，搞到一张古老的莎草纸，上面详细介绍了如何将尸体制成木乃伊。他说那张莎草纸缺了关于如何将柔软的器官制成木乃伊的一块，我指的就是性器官和乳房。他告诉我这就是在‘佛罗伦萨的恶魔’谋杀案中尸体会被切割的原因。他跟我解释，一九八一年这位医生的女儿遇害，死因也未被报告，因为这位父亲说他必须回到瑞士才能解释她失踪的原因。制作木乃伊的过程要求他必须将女儿的尸体藏在那个地下实验室里……”
也许想起了那些塑料蝙蝠和纸板骨架的尴尬经历，警方决定不去斯法恰塔别墅搜查帕恰尼的壁画、地下实验室和那个被制成木乃伊的女儿。

“Dietrologia（动机研究），”尼科洛伯爵说，“要想理解‘佛罗伦萨的恶魔’的调查，只要理解这个意大利词汇就行了。”
我们跟往常一样在博尔迪诺餐馆共进午餐。我吃的是咸鳕鱼，而尼科洛伯爵则在享用八珍烤鸡。
“Dietrologia？”我问。
“Dietro意指‘后面’，Logia意指‘对某物的研究’。”尼科洛伯爵一本正经地说，仿佛还身处演讲大厅，他优美的英语口音在这家洞穴般的饭馆内产生了回响。“‘动机研究’指的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可能是真的。总有什么东西隐藏在‘后面’。这跟你们美国人所称的阴谋论不大一样。阴谋论含有理论的意思，有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研究别人动机的人只跟事实打交道。事实怎样就怎样。除足球之外，‘动机研究’也是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每个人都对真正发生的事情颇有研究，即使……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来的？……就算他们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问。
“因为这让意大利人具有成就感！这种感觉也许只局限于一个白痴般的朋友组成的小团体，但至少他们熟悉内情。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能力。‘动机研究’与意大利人的‘potere’（权利）心理紧密相连。你必须显得对什么事情都很了解。”

“在意大利，”他接着说，“一直以来都有政治迫害的风气。你知道意大利人本质上容易嫉妒别人。如果有人赚钱了，那一定牵涉到欺诈行为。自然而然，他肯定与某个人串通一气。因为崇尚物质主义，所以意大利人非常嫉妒那些有权有势的富人。他们既怀疑富人，又想成为他们。他们对这些人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感情。贝卢斯科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还记得我曾跟你提到过的一个侦探吗？他告诉我那对法国游客肯定是在周六晚上遇害的，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些跟烟蒂一般大小的幼虫。我成功搞到那个周一下午法医团队拍摄的照片。照片一角印着照片拍摄的真实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即尸体被发现三个小时之后。放大这些照片，你能清楚地看到幼虫，它们个头很大。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意大利有一位法医昆虫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享誉海外，十年前他跟一位美国同事共同创造出一种基于幼虫的发育情况来确定死亡时间的破案手段。他名叫弗朗切斯科·因特罗纳，是帕多瓦的法医学院院长，兼任巴里法医学院的法医昆虫学实验室主任，还在那里担任教职。他在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三百篇学术文章，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顾问！所以我跟他通了电话，将照片寄给他，他随后把研究结果发给了我。结果十分理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权威性证据，道格，帕恰尼是无辜的，洛蒂在撒谎，他的‘野餐朋友’跟这宗谋杀案毫无干系。”
“太好了，”我说，“但这如何才能起作用？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那位教授简单地跟我介绍了一下。幼虫对得出死者确切的死亡时间非常重要。那些所谓的蓝蝇成群地在死尸上产下大量的卵。蓝蝇只在白天产卵，晚上不活动。蝇卵孵化需要十八到二十四个小时。然后，蓝蝇按照严格的生长周期发育长大。”
他拿出那份报告。“你自己看看吧。”
报告简明扼要。我费力地阅读了这份密密麻麻地写满意大利文的科学报告。报告表示，照片中法国受害者身上的幼虫“已经度过了发育的第一阶段，正处于第二阶段……那些虫卵不可能是在不到三十六小时前产在尸体身上的。人们现在持有的观点是：谋杀案发生在九月八日当晚（周日晚上）；蓝蝇应该是在九日清晨产下蝇卵，照片是在案发十二小时后即下午五点钟拍摄的。但从昆虫学的数据上看，这一观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些数据将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至少再往回推了一天。”
也就是说，这些法国游客一定是在周六晚上遇难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斯佩齐问。
“这意味着，那些自称目击者的人都是些该死的骗子，因为他们无不表示在周日晚上目睹了那起凶杀案！”

在我们共进晚餐的时候，太阳还高悬在佛罗伦萨的群山上，在橄榄树林里洒满了金色的光辉。附近的中世纪蒙蒂奇圣玛格丽塔教堂响起送客的钟声，藏在我们四周深山里的教堂也纷纷鸣钟呼应。在夕阳的余晖中，暖风将金银花的香味传遍四周。在山谷里，一座巨大城堡的雉堞状塔楼在四周葡萄园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屋外的景色从金色慢慢褪成紫色，最终化为晚霞的余光。
那一刻，这一片美不胜收的风景与曾出没于此地的“恶魔”的鲜明对比，让我永世难忘。

在我们去过比比亚尼别墅的几天之后，斯佩齐拨通了我的手机。“我们做到了，”他说，“我们完全做到了。”他没有透露细节，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已经将那封匿名信交给了警察。我开始问很多问题，斯佩齐立刻打断我，说：“Il telefonino è brutto。”字面意思是“电话是丑陋的”，意思是他知道他的电话正在被人窃听。我们相约在镇上见面，这样他可以告诉我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回国第二天，尼科洛伯爵给我打来电话。“道格拉斯啊！我知道你在意大利惹麻烦了！干得不错啊！”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的早报都报道了，你现在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的恶魔’案的官方嫌疑犯。”
“都上报纸了？”
“到处都是，”他静静地笑了笑，“不用担心。”
“尼科洛，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他们控告我是谋杀案的同犯，他们声称我将一支枪藏在那幢别墅里。他们控告我作伪证，还说我妨碍司法！他们对我进行威胁恐吓，警告我不要回意大利。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跟我说不用担心？”
“我亲爱的道格拉斯，只要是意大利人都会‘受到指控’。恭喜你成为真正的意大利人。”说着，他的声音不再拖腔拖调地充满嘲讽，而是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斯佩齐。真是令人担心啊。”

加布里埃拉（网站上这样写道）立刻邀请普雷斯顿来看她，亲眼看一下“恶魔”和他的受害者。她十分明确地讲清楚一切，并回复了普雷斯顿的邮件：“请预留《纽约客》的头版，来找我，我会给你一条你已经等待良久的重要新闻。”道格拉斯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他是否会接受这个邀请，还是在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阻挠下作罢呢？《纽约客》肯定不会让这条新闻溜走……
她接着写道，最重要的是，我想心平气和地问道格拉斯·普雷斯顿：“如果某一天有证据表明‘你的’‘恶魔’是个错误，真正的‘恶魔’是另一个人，你将怎样面对……你会发现他与你非常亲密，你与他共事过，你与他结为朋友，你对他的职业精神十分敬重，却从未发现在这样一个富有教养、敏感和友善的人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迷宫，里面潜伏着一只已经完成伟大的死亡工作的野兽……一个受到尊敬的‘恶魔’知道如何戏弄每个人……亲爱的普雷斯顿，对你而言，这难道不是你的生活中最令人心烦的经历吗？凭此经历，你肯定可以写出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惊悚小说，你赚得的版税甚至可以买下整个《纽约客》……”
这就是她想传达给我的信息：斯佩齐就是“恶魔”。疯狂的电子邮件就像满月时的潮汐一样汹涌袭来，每天都会多次袭击我的收件箱。在邮件里，卡利齐详细介绍了她的理论，催促并恳请我到佛罗伦萨走一趟。她暗示她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如果我到意大利的话，她可以保证我不会被逮捕。她会确保检察院免除对我的指控。
……佛罗伦萨总是有人下令保护真正的“恶魔”。这些指令发自高层，因为“恶魔”随时都可以揭露著名执法官的恋童癖的可怕事实。在“恶魔”的威胁下，这些执法官永远都不会逮捕他。亲爱的道格拉斯，你在意大利不知不觉中正在被“恶魔”利用，他将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作为挡箭牌……我请求你，道格拉斯，立刻来找我，可以带上你的妻子，或者将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们一起商量此事……不要告诉斯佩齐任何事情……我会解释一切……我向上帝祈祷，你和你妻子会相信我的……我可以向你展示所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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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你若愿意撰写我的传记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跳过幻想和虚构，只剩下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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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尽情想象，晚上和节日里调查工作也没有片刻松懈。为此，我请求你尽快与我联系！……记住：此事必须秘密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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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道格拉斯，我仍未收到你对我的邮件的回复：有什么问题吗？我请求你，告诉我，我很担心，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把事情讲清楚。
很快我不再读来信的内容，只是看看标题：
回复：你在哪里？
回复：让我们为马里奥·斯佩齐祈祷。
回复：现在你是否相信我？
回复：紧急紧急！
最终，在收到四十一封邮件之后：
回复：你到底怎么了？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即听证会的指定日期，一辆货车抵达卡帕内监狱带走斯佩齐和其他囚犯到佩鲁贾法庭参加听证会。斯佩齐的狱警将他带了出去，他与其他囚犯被关在货车后面的囚笼里。
法庭位于佩鲁贾市中心，是中世纪建筑中十分著名的一个，屹立于马泰奥蒂广场之上，就像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垒成的高耸的哥特式城堡。这个建筑被列入了旅行指南，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观光游览。法庭由两位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设计而成，建在一座环绕佩鲁贾的十二世纪城墙的根基上，而这堵古城墙则建在有着三千年历史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巨型石块地基上，曾是环绕佩鲁贾的古城墙的一部分。在这个建筑的巨大入口上方，竖立着一个身穿长袍的女子雕像，她双手紧握一把剑，向所有进入大楼的人露出神秘的微笑。雕像下方的题词称她是Iustitiae Virtutum Domina——“正义美德的掌管者”。她的两侧有狮身鹫首的怪兽，爪子紧紧抓着一头小牛和一只绵羊，这是佩鲁贾的象征。
囚车停在法院外的广场上，一群报刊和电视记者正翘首期待斯佩齐的到来。因为他们的存在，游客也开始围了上来，很想看看如此备受关注、罪大恶极的囚犯的庐山真面目。

我和斯佩齐带着节目主持人斯通·菲利普斯来到几个犯罪现场，摄制组将我们在那里讨论谋杀案的情景和我们与意大利法律的冲突拍摄了下来。斯通·菲利普斯采访了朱塔里，他仍然坚称，我和斯佩齐将伪证隐藏在那个别墅里。他还对我们的书进行了批评：“很明显，普雷斯顿先生根本没做过任何事实核查……一九八三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被杀的时候，这个人（安东尼奥·芬奇）正因另一宗与‘恶魔案’无关的罪行而坐牢。”菲利普斯设法对安东尼奥·芬奇进行了简短的采访，采访过程没用摄像机。芬奇证实了朱塔里的话，在一起“恶魔凶杀案”发生时他确实是被关在狱中。也许，他们没想到NBC会核实这些事实。在节目中，斯通·菲利普斯说道：“我们后来核查了他的犯罪记录，发现（安东尼奥）在‘恶魔’杀人期间从未坐过牢。他和朱塔里不是搞错了，就是在撒谎。”
宣称安东尼奥“阳痿”要比指控他是“佛罗伦萨的恶魔”更令他感到恼火。“如果斯佩齐的妻子再年轻貌美一些，”他告诉菲利普斯，“我会向他们展示到底谁是阳痿——我可以现在就在这张桌子上证实给你看。”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菲利普斯问了安东尼奥·芬奇一个问题：你是“佛罗伦萨的恶魔”吗？
“他闭上眼睛，”菲利普斯说，“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了一个词：innocente。”

“我们仍然希望查明真相，”马里奥说，“谁也无法预测……这也许会有帮助。”
“我知道这也许有用。但我对真相已经不感兴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又不会把皮亚和克劳迪奥带回来。曾经很长时间，我以为知道真相会使事情变得好一些。我的丈夫因为寻找真相而死去。但现在我知道这已经不再重要，对我毫无益处。一切都随它去吧。”
她安静了下来，一双丰满的小手叠放在膝盖上，双脚交叉，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语气平淡地跟我们讲述了她是如何失去房子和拥有的一切，直至破产。马里奥跟她聊起墙上的照片。她起身从墙上拿下一张，递给马里奥，马里奥然后又递给我。“这是皮亚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她说，“是她过世前几个月为她的驾驶执照拍的。”她接着又拿下一张照片。“这是皮亚和克劳迪奥的合影。”是一张黑白照，两人面带微笑，互相搂着脖子，一副天真快乐的样子，她朝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
她向远处的墙角走去。“这是皮亚十五岁的时候拍的。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吧？”她的手在墙上滑动。“这是我已故的丈夫伦佐。”她摘下一张黑白照片，凝望了片刻，然后递给了我们。我们传递着看了看。照片上是个充满活力的快乐男子，正值壮年。
她举起一只手，指向这些照片，蓝眼睛转向我们。“就是几天前，”她说，“我走进家里，突然发现我四周都是死人。”她一阵苦笑，“我要把这些照片从墙上拿下，收起来。我不希望周围都是死去的人。我已经忘记了重要的一点——我还活着。”
我们起身，她将我们送到门口，握住马里奥的手。“我很高兴你还在继续寻找真相，马里奥。我希望你能找到。但是请不要再让我帮助你了。我要摆脱那个负担，安度晚年——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完全理解。”马里奥说。
我们走进阳光底下，蜜蜂嗡嗡地在花丛中飞舞，明亮的阳光在湖面上洒下一道耀眼的银光。阳光洒在维基奥的建筑物屋顶的红色瓦片上，在城镇远处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中投下金色的光束。又值葡萄丰收时节，葡萄园里满是工人和手推车，捣碎的葡萄和发酵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
这是托斯卡纳不朽的青山里又一个完美的下午。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院开庭审理被控为“恶魔凶杀案”幕后策划者的弗朗切斯科·卡拉曼德雷伊。
马里奥·斯佩齐参加了首日的审判。几天后他通过电邮给我发来一份报告，他在其中这样写道：
连续一个月的干热天气之后，九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却出人意料地阴冷。那天上午真正的新闻是，在对被控为“恶魔”背后指使者的男子的审判中，竟然没有观众列席。法庭专为公众准备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十年前帕恰尼便是在这里被判有罪然后又被判无罪。只有为记者设置的长椅上挤满了人。我无法理解，对于一个按照指控罪名几乎就是邪恶化身的人，佛罗伦萨人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必定是对官方指控的怀疑和不信任使观众选择了缺席。
被告犹豫不决地迈着小碎步进入法庭。他看起来性格温顺，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他的黑眼睛陷入令人琢磨不透的沉思中，浑身散发着隐退绅士的气质。他身穿优雅的蓝色大衣，头戴灰色软呢帽，臃肿的身躯充满了不幸和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他的律师加布里埃莱·扎诺比尼和他的女儿弗朗切斯卡搀扶着他走进法庭。圣卡夏诺的药剂师弗朗切斯科·卡拉曼德雷伊在前排落座，对面前晃来晃去的电视台摄像机和摄影记者照相机的频频闪光无动于衷。
一位记者询问他的心情。他答道：“就像某个闯进电影里的人一样，我对情节和人物毫不知情。”
佛罗伦萨检察院指控卡拉曼德雷伊是五起“恶魔杀人案”的幕后指使之一。他们声称他付钱给帕恰尼、洛蒂和万尼，让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盗走女性受害者的性器官，供他在一些不可告人的可怕神秘仪式里使用。他还被指控一九八五年在斯科佩蒂空地亲自参与谋杀两位法国游客。他也被控一九八四年下令指挥维基奥谋杀案和一九八三年九月两个德国人遇害案，以及一九八二年六月蒙特斯佩托利的谋杀案。在谁可能参与了其他几桩“恶魔凶杀案”这一伤脑筋的问题上，检察院缄默不语。
指控卡拉曼德雷伊的证据荒唐可笑，其中包括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疯言疯语。她病得不轻，连医生都不允许她出庭作证。此外还有那些被称作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德耳塔的“粗鄙的撒谎成性之人”，他们在十年前作证指控帕恰尼和他的“野餐朋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代数符号证人都已经离开人世。只有系列杀人案证人洛伦佐·内西仍然健在，需要什么他就能记起什么。

我和斯佩齐犯下的最大错误是认为“佛罗伦萨的恶魔”案也会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其实，这些杀人案没有动机，各种猜测也没有证据，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调查的过程将警探带到一片荒野，那里充满了阴谋理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找到出路。没有切实可信的物证和可靠的证人，任何一种关于“恶魔案”的假说都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在小说结尾发表的演讲，一个美丽的故事等待有人认罪。只不过，这不是小说，也不会有人认罪。无人认罪，“恶魔”将永远都无法找到。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此案的调查最终将变成不可思议地寻找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邪恶组织，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恶魔”的罪行如此恐怖，单凭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最终还是要搬出撒旦。
毕竟，这是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