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透了“傻逼”和“翻脸”，那是一种恼羞成怒的恨意，但这并没有让我怀疑他们的判断力。当他们告诉我不能考取公学的奖学金就只能去当一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办公室杂役时，我相信自己就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当“傻逼”和“翻脸”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恩人时，我真的相信了。当然，现在我明白在“傻逼”的眼中我是一个奇货可居的学生。他往我身上投了本钱，他希望我以为学校争光的方式给他回报。要是我“误入歧途”了——有时候一些有希望拿奖学金的男生就会这样——我想他们一早就把我开除了。结果，最终我为他考到了奖学金，当然，他在宣传手册里对此大肆宣扬。但让一个小孩意识到学校的本质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很困难的事情。小孩子相信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校长训导他是为了他好，或者说是爱之深责之切。“翻脸”和“傻逼”对我很友好，他们的友好包括了打藤条、责骂和羞辱，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把我从沦为办公室杂役的厄运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他们的说法，而且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知道自己亏欠了他们的大恩大德。但我并没有心存感激，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恰恰相反，我恨透了他们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主观情感，也无法在他们面前掩饰。但痛恨自己的恩人实在是太坏了，不是吗？他们就是这么教导我的，而我也相信了。一个孩子会接受人家教给他的行为准则，即使他在违反这些行为准则时也一样。从八岁或更早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即使我努力装出目中无人的冷漠模样，那其实也只是蒙在羞愧和失落之上的一层薄薄的掩饰。深刻的罪恶感贯穿了我的童年时期，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我知道自己在蹉跎光阴，荒废我的才华，做出天大的傻事，心地歹毒而且忘恩负义——所有这些似乎都无可避免，因为我生活在像地心引力一样的绝对法则中，但我却无法遵循这些法则行事。

在圣塞浦里安，除了惨痛的回忆之外，我也有美好的回忆。盛夏的下午我们有时候会去远足，穿过唐斯丘陵来到一个名叫比尔林沟的村庄，或去滩头那里，在礁石间危险地游泳泡水，回来时全身都被割伤。仲夏的夜晚还有更好玩的事情。作为特别优待，我们不用像平常那样被赶上床，而是获准在流连的暮光中在操场上闲逛，最后九点钟的时候一头扎进游泳池里泡个澡。在夏天起个大早，在阳光明媚睡意沉沉的宿舍里不受打扰地读上一个小时书也是一大乐事（伊安·赫伊、萨克雷、吉卜林和威尔斯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作家）。还有打板球——虽然我打得不好，但还是无可救药地沉溺其中，直到大约十八岁。养毛毛虫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种光滑如丝绸的绿紫色的天社蛾毛虫、恐怖的白杨木绿毛虫、大如中指的水蜡树毛虫，这些都可以从镇里一间商店花六便士偷偷买到。还有就是，校长“出去散步”时，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摆脱他，兴高采烈地到唐斯那里的露池中捞硕大的、长着橙色肚皮的蝾螈。我们出去散步，遇到某样特别有趣的事情，然后校长一声令下又得乖乖回去，就像一只被绳子生拉硬拽着往前走的小狗——这是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许多孩子的心中推波助澜地增强了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你最想要的事情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在极少数情况下，或许每个夏天有那么一回，你可以完全摆脱学校军营般的气氛。副校长布朗获准带着一两个男生一整个下午去几英里外的公地上抓蝴蝶。布朗白发苍苍，脸膛红得像一颗草莓。他精通博物学、做模型和石膏像、放幻灯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和巴切勒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两个我不讨厌也不害怕的大人。有一次他带我进他的房间，信任地给我看一把镀金的手柄上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称其为“六发手枪”——他把这把枪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噢，那些偶尔举行的远足是多么快乐！在人迹罕至的铁路支线乘坐两三英里的火车，一整个下午举着绿色的大网跑来跑去，那些漂亮的大蜻蜓在草丛的顶部盘旋飞舞，阴森森的杀虫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有在一间小茶馆的门廊处喝着茶吃着一大块浅白色的蛋糕！这种事情的关键之处在于乘火车旅行，似乎在你和学校之间施加了魔法一般的距离。

“你最近照过镜子吗，比奇汉姆？”“翻脸”问道，“你的脸变成这样还到处跑，不觉得羞耻吗？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一个小孩子有黑眼圈意味着什么吗？”
再一次，罪恶感与恐惧似乎压在我的心头。我有黑眼圈吗？几年后我才知道黑眼圈被认为是手淫者的特征。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已经接受黑眼圈是无可辩驳的某种堕落的标志。很多次，甚至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焦虑地照着镜子，寻找着那可怕的烙印的最初征兆，一个隐秘的罪人写在脸上的供词。
这些恐惧渐渐消退，或只是偶尔才发作，但这没有影响到我的所谓正式信仰。对于疯人院和自杀者的坟墓的恐惧依然存在，但不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几个月后，我碰巧见过霍恩一回，就是那个被鞭笞并开除的罪魁祸首。霍恩是一个浪荡子，父母是没钱的中产阶层，这无疑是为什么“傻逼”这么严厉地惩罚他的原因之一。被开除后的那个学期他去了伊斯特本学院，那是一所小型的本地公学，为圣塞浦里安的师生所鄙视，认为那根本算不上是一所“真正的”公学。只有少数几个圣塞浦里安毕业的男生会去那儿读书，提起他们时“傻逼”总是带着鄙夷和遗憾。要是你上了那么一所学校，你的前途就毁了：你这辈子顶多只能当个小文员。我觉得才十三岁的霍恩已经断送了光明前途的希望。身体上，道德上，人生道路上他都已经毁了。而且，我觉得他的父母送他上伊斯特本学院是因为他做了那么丢人的事情，没有“好”学校愿意接纳他。
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当我们出去散步时，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霍恩。他看上去完全正常。他是个健壮英挺的男孩，长着一头黑发。我立刻注意到，比起我上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气色要好一些——他的脸色以前很苍白，现在红润一些了——而且他见到我们时似乎并不感到尴尬。显然，他对自己被开除或在伊斯特本学院上学并不觉得羞愧。我们鱼贯经过他身边，他看着我们，似乎很高兴自己逃离了圣塞浦里安。但我对这次偶遇没有什么印象。我并没有对霍恩这个身心都被毁掉的人怎么看上去那么开心和健康这件事进行深思。我仍然相信“傻逼”和“翻脸”教给我的那一套关于性的胡扯。那些神秘而可怕的危险依然存在。黑眼圈随时可能在某一个早上出现在你的眼睛周围，那时你就会知道自己也是那些堕落者中的一员。只是它似乎不再是什么非常要紧的事情。这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因为小孩子自身的生命力而能轻易地在他的头脑里并存。他接受了老一辈的人告诉他的无稽之谈——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做？——但他年轻的身体和现实世界的欢乐告诉他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事情就像地狱一样。直到十四岁我都打心眼里认为地狱的存在几乎是肯定的，有时候一番绘声绘色的布道能把你吓得魂飞魄散。但不知怎地，这种恐惧从来不会持久。等候你的是真实的火，它会像你烧伤手指那样带给你创伤，而且是永久性的创伤，但大部分时间里，你想到这种事情时并不会觉得苦恼。

我没有质疑这些盛行的标准，因为我看不到还有别的标准。那些有钱、强壮、优雅、受欢迎、有权力的人怎么会是错的一方呢？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其制定的法则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从非常小的年纪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不可能在主观上去顺从它。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指出道德上的责任与心理认为的事实之间的不同。这种情况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样，无论是此世还是来世。以宗教为例吧。你应该爱上帝，对此我没有怀疑。直到十四岁我一直信奉上帝，相信对他的种种描述都是真的。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不爱他。相反，我恨他，就像我恨耶稣和那些希伯来人的长老一样。如果说我对《圣经·旧约》里的哪个人物怀有同情的话，他们都是像该隐、耶洗别、哈曼、亚甲、西西拉这样的人；而在《圣经·新约》里如果要说有的话，我的朋友是亚拿尼亚、该亚法、犹大和本丢·彼拉多。但是，关于宗教的所有内容似乎遍布心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比方说，《祈祷书》告诉你要爱上帝，敬畏上帝，但你怎么可以爱一个你敬畏的人呢？你的个人情感也是一样。你应该怀有怎样的情感总是非常清楚的，但正确的情感是无法通过命令去实现的。我应该对“翻脸”和“傻逼”感恩戴德，但我并没有感激之情。同样清楚的是，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父亲，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喜欢我的父亲，在我八岁之前我很少见到他，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声音嘶哑的老头儿，永远都在说“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这并不是说我不想要拥有正确的品质或有正确的情感，而是我就是做不到。正确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似乎永远不会是同一件事。

我是个毫无吸引力的男孩。圣塞浦里安很快就让我明白了这些，就算我以前并没有察觉。不过，一个孩子认定自己的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比方说，我认定自己“臭死了”，但这只是基于大体概率的一个猜测。不受欢迎的人身上总是有味道，因此，我应该身上有味道。还有，直到我毕业很久，我一直相信自己生来就长得丑。我的同学们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而我又找不到其它权威的标准去比照。我坚信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这个念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行为，直至成年。直到三十岁为止，我一直怀着我什么大事也干不成而且活不了几年的想法在规划自己的人生。
但这种内疚和失败无可避免的感觉被别的什么事情给抵消了：那就是求生的本能。就算是一只孱弱、丑陋、胆小、臭烘烘、一无是处的动物也想活下去，以自己的方式活得开开心心。我没办法颠覆现有的价值体系，也没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我可以接受我的失败，并随遇而安。我可以对自己听之任之，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挣扎求存。

绅士风度或许是英国文明最明显的特征。一踏足英国的土地，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在这里，巴士乘务员态度和蔼，警察没有佩枪。在白人生活的国度里，再没有哪里比在这里更适合横冲直撞，行人都会让着你走。英国人厌恶战争和军国主义，而在欧洲观察者眼中，这一点总是被斥之为“堕落”或伪善。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历史，无论是劳动工人还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对此态度都非常鲜明。延绵不断的战争动摇了英国文明，但并没有将其摧毁。如今还在世的人的记忆里，“红衫军”在街头总是被嘲笑的对象，上档次的酒吧老板拒绝士兵进去是家常便饭。在和平时期，就算有两百万人失业，英国规模不大的常备军也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这支部队的军官阶层由乡绅和中产阶级的特殊阶层担任，兵源则是农场的帮工和贫民窟的无产者。英国的平民对军事知识或传统一无所知，提起战争时态度总是非常抗拒反感。没有政治家能靠向他们鼓吹征服四夷或军事荣耀而攫取权力，没有哪首煽动仇恨的歌曲能对他们有影响。在上一场战争中，士兵们自作自唱的歌曲并没有报复情绪，而是嘲讽式的失败主义调子，非常幽默。他们口中的敌人是班长。
在英国，所有的吹嘘、摇旗呐喊和“大不列颠统治四海”的说辞，都是由一小撮人捣鼓出来的。普通民众不会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甚至根本没有察觉。他们的历史记忆里没有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和其它国家的文学一样，英国文学有很多描写战争的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总是在描写战败和撤退。举例来说吧，英国没有关于特拉法尔加或滑铁卢的流行诗歌。英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辉煌的军事胜利，而是像约翰·穆尔爵士那样率部在科伦纳殿后，浴血奋战逃出生天的事迹。（就像敦刻尔克大撤退！）最激动人心的描写战斗的英文诗是关于一支骑兵队朝错误的方向发起了进攻。在上一场战争中，真正留在人民心目中的四个名字分别是蒙斯、伊普雷斯、加里波利和帕斯尚尔，每一次战役都是一场灾难。而那些横扫德国军队的大型战役，普罗大众对此几乎毫无印象。
英国人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令外国人觉得反感，这是因为这一态度与大英帝国存在这一事实是完全抵触的。这看起来像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说到底，英国人占领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依靠庞大的海军维持统治。他们怎么还有脸说战争是邪恶的呢？
确实，英国人对自己的帝国抱着伪善的态度。工人阶级们会假装不知道有大英帝国这么一回事。但他们对于常备军的讨厌是非常合理的本能。英国海军雇佣的军事人员相对较少，而且长年在海外作战，对国内政治没有直接影响。军事独裁无处不在，但依靠海军取得独裁大权却闻所未闻。几乎所有英国阶层打心眼里讨厌的是趾高气扬的军官、马刺的叮当声和军靴的踏地声。早在希特勒上台几十年前，“普鲁士”这个词在英国就像“纳粹”这个词一样声名狼藉。这种态度持续了上百年之久，在和平时期，英国军官不在值勤时总是会穿上平民的服装。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气氛，一个迅速而且很肯定的指引就是其军队的正步走仪式。阅兵典礼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就像芭蕾舞一样，表达一种生命的哲学。比方说，迈正步是世界上最难看的事情，比俯冲的轰炸机更令人觉得胆战心惊。那是权力在露骨地耀武扬威，看到那一幕情形就像看到一只军靴肆意地在一张脸上践踏。丑陋正是其狰狞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它就在说：“对，我就是这么丑陋，你敢嘲笑我吗？”就像一个恶棍朝被他欺负的受害者扮鬼脸。为什么英国没有走正步的仪式？天知道能引进这么一个仪式有多少军官会多么开心。走正步没有被采纳，因为街上的观众会对此百般嘲笑。只有在某些国家，那里的人们不敢公然嘲笑军队，走正步的仪式才会出现。意大利人转由德国人控制之后引进了走正步，可想而知，他们走起正步来没有德国人好看。如果维希政府能延续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引进更加僵化的阅兵场纪律让残存的法国军队操练。英国军队的训练十分刻板复杂，带有浓厚的十八世纪军队的痕迹，但没有明确的趾高气扬的姿态，行军时只是正规地走方步。毫无疑问，这种步子属于佩剑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一把佩剑绝不能轻易出鞘。
但是，英国文明在温和中又夹杂着野蛮和不合时宜。我们的刑法就像塔楼里的滑膛枪一样过时。与纳粹冲锋队员相对应的英国人物是判处绞刑的法官，某个患了痛风的老恶棍，思想仍停留在十九世纪，颁布残忍的判决。在英国，人们仍然会被处以绞刑，被九尾鞭鞭笞。这两种刑罚都是残忍而且卑劣的作法，但从来没有民意要求废止它们。英国人接受了它们（还有达特摩尔流放地和博斯托尔的少年犯感化院），几乎就像他们接受天气一样。它们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变更的。

英国是一户由错误的人掌管的家庭。我们被那些富人和生来就颐指气使的人所统治。这些人其实本性并不坏，有些人甚至不傻，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我们获得胜利。就算他们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指出，他们故意装疯卖傻。别的且不说，有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老人所统治——那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年代，或他们在与什么样的人为敌。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些老一辈的人串通一气，硬要说它是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重演，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令人绝望。所有的老头都回到岗位上，比上一次战争老了二十岁，那一张张老脸变得更像骷髅。伊安·赫伊为部队加油助威，贝洛克撰写作战策略，马洛伊斯进行广播宣传，班斯法瑟画卡通画。这就像一群游魂野鬼在开茶话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灾难性的打击把像贝文这样少数几个有能力的人推上前线，但大体上，我们仍被原来那帮人所统治，他们经历了1931年至1939年那段时期，却甚至没有察觉希特勒是个危险人物。那一代教而不善的人就像一串尸体那样吊在我们的脖子上。
但凡你考虑到这场战争的任何问题——无论那是最为广泛的战略问题，还是本土组织的最微小的细节——你都会了解到，只要英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必要的行动就无法进行。不可避免的是，出于所处的位置和所受到的教育熏陶，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而战，而他们的特权又与公众利益无法协调。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战争的目的、战略、宣传和工业生产组织就像轮船的水密舱一样互不关联；事实上，上述的几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战略计划、每一个战术谋略，甚至是每一样武器，都深深带着社会制度的烙印。英国统治阶级正在抗击希特勒，而他们一直以为，有些人甚至依然以为希特勒是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保护神。这并不表示他们会主动地出卖祖国，但它意味着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总是会犹疑动摇，手下留情，犯下错误。

最近发行的《新共和报》名为《黑人：他在美国的未来》的特别增刊值得一读，但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所探讨的问题还要多。它揭示了当前黑人平心而论在美国非常糟糕的待遇。虽然战争带来了明显的需要，但黑人仍被排挤在技术工作之外，在军队中遭受孤立和侮辱，被白人警察殴打，被白人法官歧视。在南方几个州，他们被征收人头税，剥夺了公民权。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人受够了当前政府的所作所为，开始转向共和党——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大型商业财团。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世界领域内的肤色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本增刊的作者所没有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一个没有被提及的重大政治事实就是生活标准的差异。一个英国工人在香烟上所花费的金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印度农民的全部收入。要社会主义者承认或强调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你要人民起义反对现有的体制，你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生活得很惨。一开始你就告诉一个领救济金的英国人说，在一个印度苦力的眼中他几乎就像一个百万富翁，这一策略实在令人生疑。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至少在欧洲这边是这样。它使得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无法团结一致。白人工人几乎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他们正在剥削有色人种工人。作为报复，有色人种工人能被利用并正被利用以反抗白人工人。在西班牙，佛朗哥的摩尔人部落正在从事那些孟买工场中饥肠辘辘的印度人或被她们的父母卖身为奴的日本工厂女孩的工作，只是更加引人注目。根据目前的情况，亚洲和非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为破坏罢工提供劳工的储备区。
我们不能责备有色人种工人不和他的白人同志团结在一起，后者的生活标准和他自己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西方的任何生活标准的差距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亚洲人的眼中，欧洲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一场骗局。社会主义运动在亚洲或非洲从来无法真正立足，甚至在美国的黑人中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它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所取代。因此，就有了思想进步的黑人准备投票给杜威和印度的国大党成员选择支持本土的资本家而不是英国工党这一幕幕奇观。在数亿“非白人”人民的生活标准被提升到和我们的生活标准同等水平之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这或许意味着暂时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全方位地回避这个问题。

就英美关系而言，有三个问题亟须公开，但在英国的报刊里却只字未提。

一、英国的反美情绪。在战前，反美情绪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事情，原因是帝国强权和商业嫉妒，以讨厌美国口音等作为掩饰。工人阶级并不反对美国，而是通过电影和爵士歌曲在说话上迅速被美国化。现在，不管我的那些来信读者是怎么说的，无论在哪里我都很少听到对美国人的褒扬。这显然是美军抵达英国引起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地中海战役成为一场美国秀，而英国人付出了大部分的伤亡，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见菲利普·乔丹在他的《突尼斯日记》中的评论。）我并不是说英国民众的偏见总是有理，我是说它们确实存在。

二、美国的反英情绪。我们应该面对许多美国人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讨厌和鄙视我们。媒体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持反英基调，还有不计其数的其它报纸以零星的方式攻讦英国。此外，在舞台上、漫画中和廉价杂志里总是对所谓的英国习惯和举止进行嘲讽。典型的英国人被描绘成空有贵族头衔的优柔寡断的笨蛋，戴着单边眼镜，老是说着“呃，呃”。就连相对负责任的美国人也相信这一说法。比方说，资深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在一次公众演讲时说“英国人就是骑马的贵族势利鬼”。（四千六百万骑马的势利鬼！）在美国的舞台上，英国人几乎从未扮演过正面角色，就像黑人最多只能扮演丑角一样。但是，美国的电影工业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不对日本角色进行丑化，直到珍珠港事件！
我并不是在因为这些而责备美国人。那些反英媒体的背后有强大的商业力量，此外还有历史上的争端，而很多时候英国是错误的一方。至于盛行的反英情绪，这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总是把最糟糕的人给送出去。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股反英思潮非常强大，而英国的媒体一直未能引起对它们的关注。英国从未有过你能称之为反对美国的媒体，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一直拒绝回应批评，并对电台节目进行仔细的内容审查，将任何美国人可能会反对的内容删掉。结果，许多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看待的，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会大吃一惊。

三、士兵的薪水。自第一批美国部队来到这个国家已经快两年了，我几乎没看到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在一块。显然，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薪水的差别。你没办法和一个收入是你五倍的人成为真正的密友。在金钱上，整支美国军队处于中产阶级的水平。在战场上这或许不打紧，但在训练的时候英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几乎不可能相亲相爱。如果你不指望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结下友谊，那就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你希望两支军队关系和谐，要么你得支付英国士兵一天十先令的薪水，要么你得让美国士兵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薪水存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正确之举。

如今要在政治上觉得开心，你的记忆应该像一头动物那样。那些最激烈反对释放莫斯利的人是已经解体的“人民大会”，当莫斯利被软禁时，“人民大会”正在发起“停止战争”的运动，和莫斯利本人发起的运动几乎并无二致。我知道有一个女士针织圈子，它是为了给芬兰人织毛衣以示支持而成立的，而两年之后，它将手头还剩下的毛衣送给了俄国人——一点儿也不觉得矛盾。1942年初，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几条熏鱼，包在一张1940年的报纸里。那张报纸一面刊登了一篇文章，声明红军不是什么好东西，另一面则是一篇文章在吹捧那个英勇的水手和著名的亲英派达尔兰将军。但这一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每日快报》在苏联参战的几天后发表的一篇社论，声称“本报一直致力于营造和谐的英苏关系”。

有一件事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悲伤地念叨着“失败的纪律”的贝当，或是谴责自由主义的索列尔，或对俄国革命摇头叹息的别尔佳耶夫，或是在《每日快报》中为贝弗理奇摇旗呐喊的“比奇康莫”，或是躲在美国舰队的大炮后面倡导不抵抗主义的赫胥黎——那就是，他们拒绝相信人类社会能有根本的改善。人类不可能变得完美，单纯只是政治上的变革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进步只是一个幻象。这一信念与政治反应的联系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是富人最好的借口。“人不能靠立法变得更好，因此，我就可以继续敛财。”没有人会说出这么庸俗的话，但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哪怕是那些像迈克尔·罗伯茨和休姆本尊那样的人，承认人类社会也许能够取得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改善。
这些新悲观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你认为在短期内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是明智之举。改善人性的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些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有更多的机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渐渐地，那些宣扬毁灭的先知就比那些以为靠普遍教育、女性解放、国联什么的就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的人更加正确。
真正的答案是不要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新悲观主义者的诡辩就是树立一个稻草人，然后再把他打倒。那个稻草人名叫“完人”。社会主义者被斥责相信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社会能够变得全然完美，还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批驳这种信念不费吹灰之力。
答案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完美主义者，甚至或许不是享乐主义者，而且这个答案应该比平时更加大声地说出来。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他们只是说能将它变得好一些。任何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向天主教徒承认，等到经济不公得以纠正的那一天，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仍会悬而未决。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是：当普通人所关注的百分百依然是经济问题时，这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马克思已经总结道：社会主义到来之后，人类的历史才将得以开始。与此同时，那些新悲观主义者就躲在每个国家的媒体后面，在年轻人中间更有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皈依，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在阅读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上不断出现的那些关于“战争罪”的讨论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发现战争不是犯罪似乎很惊讶。希特勒似乎没有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他没有强奸任何人，也没有亲手进行过劫掠，没有亲手虐待过任何囚犯，没有活埋过任何伤员，没有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将其刺穿，没有用汽油淋湿修女，并拿教堂的蜡烛将她们点着——事实上，他从未犯下任何敌国的国民在战争时期总是被控诉的罪行。他只是促成了一场或许会让两千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而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不法行为。当合法性意味着权威，而没有权威能够拥有超越国境的权力时，违法又从何而来呢？
最近在哈尔科夫进行的审判中曾尝试对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要为下属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定罪，但连这种事都要去做本身就表明希特勒的罪行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据说他的罪行并不是创建一支进行侵略的军队，而是指示那支军队虐待囚犯。就其本身而言，暴行与战争行为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暴行指的是没有真正的军事目的的恐怖行径。如果你承认战争，那你就必须承认这一区别。然而，在一个杀害个别市民就是错的，而往住宅区投下一千吨高性能炸药则是正义之举的世界里，有时候真的会让我猜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不是一个天外世界开设的疯人院。

当你收集完元首们的相片后——那些已经是元首和想要当元首的人物，你会注意到几个贯穿整张清单的特征。首先，他们都是老人。虽然到处都在说一些关于政坛年轻化的客套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不到五十岁就坐上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位置。其次，他们几乎全都个头矮小。很少有独裁者身高在五英尺六英寸以上。第三，他们几乎都长得很丑，有时候丑得格外离奇。那套照片里应该包括大动肝火的施特莱歇尔、像是狒狒的日本军阀，长着双下巴的墨索里尼、没有下巴的戴高乐、矮胖臂短的丘吉尔、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和招风耳的甘地、露出三十二颗牙齿每一颗都是金牙的东条英机。在每幅照片的对面将会放一张该国的普通人的相片与其进行对比。在希特勒的相片对面是一张德国潜艇上的年轻水手的照片，东条英机的相片对面是一个旧时的日本农民的相片——等等等等。
但回到授勋名单。当你想到几乎全世界都已经抛弃了这一做法时，看到这一番空洞的恭维仍然在英国这个贵族观念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式微的国家继续进行，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贵族统治赖以存在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就已经从英国消失了，纯正的“名门血统”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理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赤裸裸的富豪统治。然而，我们仍然在间歇性地挣扎着标榜自己有着中世纪封建体制的色彩。
想想看，纹章院在庄严地伪造族谱，设计出独角兽或匍匐或回顾等姿态的纹章给那些戴着圆顶高帽、穿着条纹西裤的公司董事！我最喜欢的是那套按照所做坏事的多少授予荣誉的精心分级的体制——商业巨子被册封男爵，时髦的外科医生被册封为从男爵，乖乖听命的教授被册封为爵士。但这些人以为他们自称勋爵、爵士什么的，就和中世纪的贵族有共同之处？比方说，沃尔特·席特林勋爵会觉得自己和罗兰公子（席特林公子来到黑塔！）是一样的人吗？或者说，纽菲尔德勋爵会觉得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穿着锁子甲的东征十字军吗？
然而，授勋名单的这一套把戏有一个特别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头衔相当于一个上等的化名。甲先生能将自己变成乙勋爵，将自己的过去隐藏起来。这场战争中所进行的一些部长委任要是没有这一伪装几乎不可能得以进行。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的：“这些人频繁地更改名字，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就像你没办法知道小偷的身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