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语中使用的Egypt一词，来自中世纪法语词égypte，法语中使用的该词来自拉丁文Aegyptus。其实该词更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统治埃及之后，他们把位于埃及古都孟斐斯城内的一座古埃及人最重要的神庙“普塔神灵之家”（Hwt-Ka-Ptah），按照希腊语的习惯，转译称为A.γυπτo.，后来希腊人逐渐使用Aigyptos来称呼埃及。
在古代埃及，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河水冲刷河岸，泛滥过后在河的两岸沉积成一层厚厚的肥沃的黑色土壤，这正是埃及赖以发展农业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现象，古代埃及人把他们的国家称为“凯迈特”（古埃及语中意为“黑土地”），从而区别于周围的沙漠“红土地”。不过，古代埃及人对自己国家的19世纪末的尼罗河景色称呼，随着古埃及文明的衰亡、外族的入侵，而逐渐销声匿迹。
阿拉伯人则把埃及称为Misr（“米斯尔”），意思是“辽阔的国家”。据学者考证，该词很可能源于公元前2000年代亚述楔形文字文献。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后，即以“米斯尔”相称，至今埃及和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仍沿用这一名称。

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全长6650公里，从南向北贯穿埃及。尼罗河从古至今都是埃及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尼罗河有两个源头，即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海拔1840米的塔纳湖，埃塞俄比亚高原沟壑纵横，故导致青尼罗河水流湍急，河道曲折，为尼罗河提供了70%的泛滥洪水。白尼罗河发源于中非维克托里亚湖，其流势流量与青尼罗河相比都大为逊色。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经过各自长途跋涉最后相会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二流归一，被称为努比亚尼罗河。努比亚尼罗河在北纬22度线附近流入埃及境内，埃及境内的尼罗河长1350公里。尼罗河在埃及人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沟通上下埃及的天然大动脉。另外，尼罗河为干旱少雨的埃及提供了充沛的水源，故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希拉康坡里斯（Hierakonpolis，又译希拉孔波利斯）位于卢克索以南尼罗河西岸，这里是前王朝时期末期兴起的具有政治和宗教意义的重要古城之一。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重要的希拉康坡里斯王有3位。他们分别是卡王、蝎子王和那尔迈王。卡王究竟是不是历史人物，目前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不过，后两位则是人们所公认的。
蝎子王（ScorpionKing，约公元前3150年左右）的霸权活动主要表现在蝎子王权标头上的图刻中，权标头现保存于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林博物馆。
权标头共分3栏：中间一栏的中心部位突出刻画了一个头戴白冠的大人物。
他身穿长及膝盖的束腰外衣。在他头部的前方有一只蝎子和一枚玫瑰花结的符号，通常认为蝎子是象征国王名字的符号，玫瑰花结是头衔，读作“王”。因此，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读作“蝎子王”。蝎子王站在水渠之上，手中握着一把锄头。在蝎子王的面前站立着一个小人物，他伸出一个篮子准备接受挖掘出来的泥土。这幅情景可以解释为国王在举行农业仪式，挖掘土地，以便耕种。
这些情况表明蝎子王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首领，正在执行领导者的职能。在蝎子王的身后有两个小人举着带有标志的盟邦旗帜，这又有可能说明蝎子王是盟邦的邦主。蝎子王身后有几株纸草图案，或许象征着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区。在权标头的上栏有一排象征着上埃及几个诺姆（或城市国家）的不同标志的旗帜。每支旗杆上垂吊下来一条绳子，套在每个田凫的脖子上。在古埃及文字中符号田凫表示“被征服的人民”。因此，蝎子王权标头可以解释为，在蝎子王的领导下战胜生活于绿洲和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人的情景。
在希拉康坡里斯除了蝎子王的权标头外，还发现了那尔迈（Narmer，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调色板和那尔迈权标头。那尔迈调色板分正反两面。

在希拉康坡里斯除了蝎子王的权标头外，还发现了那尔迈（Narmer，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调色板和那尔迈权标头。那尔迈调色板分正反两面。
调色板正面上端刻有两个牛头人面的哈托尔（Hathor）女神形象，形象中间刻有两个古埃及文字符号，读作“那尔迈”，即国王的名字。调色板正面中央有一个头戴白冠的高大人物，他身穿紧身衣和短裤，手里拿着权标头，充分表明了他的王者身份。那尔迈的左手抓住敌人的一绺头发，右手则紧握权标头准备击打敌人。这个姿势是征服的象征，它成为表现古埃及法老征服敌人的典型姿势。在敌人头部的上方有一只鹰，鹰是荷鲁斯神（Horus）的象征。画面上这只鹰牵引着一个人头，他的身躯连接着6棵纸草，纸草（Papyrus）是盛产于下埃及三角洲的植物，无疑也是下埃及的象征物。这样一来，整幅画面可以解释为“鹰神荷鲁斯带来了下埃及的俘虏6000人”。
那尔迈调色板的反面也分成了3栏。在第一栏中，那尔迈头戴红冠，左手握着权标头，右那尔迈调色板正面
手握着梿枷，身后跟着随从，随从的手里拿着鞋子。那尔迈前面有4名旗手，他们手里举着不同标志的旗帜。右边是两排被斩首的10名敌人的尸体。因此上栏的图像可以解释为国王那尔迈在4个不同盟邦的联合引导下，前往视察被斩首的敌人。中间一栏，两个人分别牵引着一只狮头怪兽，怪兽细长的脖子交叉形成一个圆形。学者认为这种怪兽来自西亚地区，因此，这无疑反映了早期西亚艺术对埃及的影响。这一图像的寓意有可能象征着上下埃及统一大业。
国王那尔迈的形象在调色板正反两面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他分别头戴上埃及白王冠和下埃及红王冠，显然是在说明国王统一埃及的伟大业绩。那尔迈开创了古代埃及统一的肇端。
公元前4世纪的埃及祭司兼历史学家马涅托（Manetho）在所著的《埃及史》中，讲到美尼斯进行了对外远征并获得了声望，并第一次把上下埃及统一起来。不过，美尼斯究竟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实在的历史人物，目前尚存疑问。习惯上，学者常常把那尔迈与美尼斯（Menes）等同起来。但是根据考古证据，我们更喜欢把那尔迈称为第1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胡夫（Khufu，约公元前2589—约公元前2566年在位）在历史上以其大金字塔而闻名于世。他是第4王朝的第二个国王。关于胡夫个人的事迹我们所知甚少。最著名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根据希腊弯曲金字塔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胡夫“当政的时候，人民大倒其霉……他封闭了所有的神庙，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胡夫在位期间曾远征西奈半岛，那里留下了他的铭文“胡奴姆·胡夫，伟大的神，穴居人的摧毁者”。
胡夫统治埃及23年，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杰德夫拉（Djedefre，约公元前2566—约公元前2558年在位）和哈夫拉（Khafre，约公元前2558—约公元前2532年在位）先后继承了埃及王位。杰德夫拉系胡夫与王妃所生，他可能谋杀了他的长兄篡取了王位，他是古代埃及国王中第一个自称“拉之子”的国王。

哈夫拉的儿子孟考拉（Menkaure，又译孟卡拉，约公元前2532—约公元前2504年在位）继承埃及王位后，统治比较开明，他“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是国王中最公正的审判者”。孟考拉也修建了一座金字塔，该金字塔与胡夫大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组成了位于吉萨（Giza）3座最著名的金字塔群。
第4王朝末期，埃及王权与日益显赫的祭司集团发生了矛盾，同时地方贵族势力也不断壮大，国家面临危机。尽管国王舍普赛斯卡夫（Shepseskaf，又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英国画家大卫·罗伯兹绘）
译谢普塞斯卡弗，约公元前2504—约公元前2500年在位）绝非平庸之辈，但是他最终未能力挽狂澜。他在吉萨为父亲孟考拉完成了金字塔综合建筑，但他本人却不愿意为自己修建金字塔，而是在远离吉萨的萨卡拉地区建造了一座马斯塔巴墓。舍普赛斯卡夫的名字中没有“拉”的字样，他可能以此方式来表示对当时日益强大的宗教势力的抵制。但是，祭司贵族集团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第4王朝不久寿终正寝。
保存在德国柏林博物馆的一篇古埃及文献《韦斯特卡尔纸草》（WestcarPapyrus）上，记载了关于第5王朝起源的传说。魔法师杰迪预言说，太阳神庙一个僧侣的妻子鲁德德特怀有3胎在身，这3个孩子将成为第5王朝（约公元前2498—约公元前2345年）的前3任国王。他们分别是乌塞尔卡夫（Userkaf，又译乌瑟卡夫，约公元前2498—约公元前2491年在位）、萨胡拉（Sahure，约公元前2491—约公元前2477年在位）和尼斐利尔卡拉（Neferirkare，又译内弗尔卡拉，约公元前2477—约公元前2467年在位）。该传说把这3位国王描写成太阳神拉的儿子，反映了第5王朝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皈依者。他们继位后不断向祭司集团捐赠大量的土地，兴建太阳神庙，竖立方尖碑。

萨胡拉是第5王朝中最有作为的国王，他创建了埃及的海军，曾派遣舰队到达篷特（Punt，今索马里一带）和巴勒斯坦附近地区进行贸易。《巴勒莫石碑》（PalermoStone）上记载了他从篷特带来的“芳香树脂、琥珀、长方木”等。他还从西奈半岛开采绿松石，从图拉（Tura）采石场开采优质石灰石，以及开采阿布·辛拜勒（AbuSimbel）的闪绿岩。他大力发展建筑艺术，在阿布西尔尼斐利尔卡拉在位时积极从事军事远征，并在阿布西尔建筑了金字塔。他的两个直接继承者舍普塞斯卡拉和尼斐勒弗拉，在历史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淡薄，没有什么惊人之举。第5王朝最后的两位国王杰德卡拉（Djedkare，约公元前2414—约公元前2375年在位）和乌那斯（Unas，约公元前2375—约公元前2345年在位）颇有作为。杰德卡拉以开采哈马马特干河（WadiHammamat）和西奈（Sinai）半岛的采石场和矿山而著名，他的名字被刻在马格哈拉干河和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的哈拉发干河的岩石上。显然他的势力已扩展到努比亚。乌那斯统治时期进行了商业远征。在埃雷风坦尼的纪念物上，描写了他巡视南方的情景，他接见努比亚首领，并带回了一头稀有的长颈鹿。在地中海东岸的毕布罗斯港（Byblos），还发现了刻写有他名字的陶瓮，陶瓮壁上描绘有战争的场面。另外，乌那斯金字塔的墙壁上还刻有铭文，这是迄今我们所知的埃及最早的金字塔文。文中祝福乌那斯像奥西里斯神一样，“复活又生存”。

在第一中间期，埃及发生了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尼罗河洪水泛滥不足，由此引发了广泛的大饥馑。严重的大饥馑发生于第7、第8王朝，在流传下来的某些传记中保留了有关干旱和大饥馑横行的报道：“全部埃及是垂死的饥饿，以致每个人开始去吃他的孩子……全国变成了一只饥饿的蝗虫……”
除了第7、第8王朝时期的大饥馑外，在第9—第11王朝时期，饥馑现象仍延续不绝。《聂非尔提预言》（NefertiProphet）中讲到：“埃及的河流空了，人可以徒步涉过。人们找不到能行船的水，河床变成了沙滩。”
在人民面临这种危机状况下，官僚贵族们却趁机巧取豪夺。官僚机构臃肿，官员们营私舞弊，国家税收繁重，人民苦不堪言，因此埃及终于爆发了人民大起义。这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大起义。《聂非尔提预言》中描述了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人们拿起了武器，大地变得混乱。”
经过百余年的分裂对立，第11王朝国王孟图霍特普一世统治时期，他以底比斯（Thebes）为中心，将上下埃及重新统一起来，结束了混乱、割据的第一中间期，埃及历史进入了中王国时期。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便确立了国王拥有绝对权威的专制主义统治。古埃及国王被赋予种种神性，其人格被神圣化，从而确立王权神授的思想。古埃及的国王通常具有5个头衔：荷鲁斯、涅布提、金荷鲁斯、尼苏毕特、拉之子。荷鲁斯头衔是古埃及国王所采用的最早的头衔，早在第1王朝时期就出现了荷鲁斯头衔。古埃及国王常常称自己为荷鲁斯的继承者，以此来说明自己拥有的王权的合法性。涅布提头衔是使用兀鹰和眼镜蛇来表现的，兀鹰是上埃及的守护神，眼镜蛇是下埃及的守护神，两者结合在一起代表了上下埃及。金荷鲁斯头衔争论较大，其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尼苏毕特头衔用蜜蜂和菅草表示。菅草和蜜蜂分别代表了上下埃及，因为这个头衔是国王继位时采用的，故又称为王位名。拉之子头衔最早从第5王朝开始使用，一直延伸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期。拉之子头衔说明了国王的权力来自太阳神拉，它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埃及国王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国王委任了各类高级官员，特别是任命宰相为助手。此外，国王还掌握了军队、宗教事务的一切大权。
最能体现古王国时期特征的是金字塔，因此古王国时期也被称为金字塔时代，金字塔是古埃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金字塔是埃及国王的坟墓，是一种呈角锥体的建筑物，每一面看上去都特别像汉字的“金”字，因此我国把它称为金字塔。现代西方使用的术语，英文pyramid，德文Pyramide，法文pyramide，都来自古希腊语pyramides，意思是“小麦饼”，因为金字塔的外形与古希腊人经常食用的呈三角形状的面饼非常相似。埃及所有的金字塔均分布在尼罗河西岸，因为西方是太阳落山的方向，象征着来世。从开罗附近的吉萨至上埃及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金字塔100多座。
金字塔这种建筑起源于马斯塔巴墓，经历了阶梯金字塔、真正金字塔两个发展阶段。位于萨卡拉的阶梯金字塔（StepPyramid），是第3王朝国王乔塞尔在位时期修建的。阶梯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造大型建筑物，它的发明归功于天才的设计师伊蒙霍特普。伊蒙霍特普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吏，后来成为乔塞尔的宰相，并负责设计了乔塞尔的阶梯金字塔。阶梯金字塔最初是只有一层的马斯塔巴墓。为了体现君主的威严，伊蒙霍特普别出心裁，又在上面修建了5层逐层向上缩小的重叠的马斯塔巴，从而最终形成了阶梯状的金字塔。乔塞尔的阶梯金字塔整个建筑高约60米，通过甬道可以直达地下墓室，室内葬有乔塞尔的木乃伊。目前，这座阶梯金字塔外表风化严重，不过，乔塞尔的阶梯金字塔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迈向真正金字塔建筑之路。

随着古王国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古埃及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宗教信仰方面，古埃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他的文化艺术创作也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古王国时期对太阳神拉的崇拜得到了加强，拉神成为众神之中至高无上的大神。拉神最初仅仅是赫利奥坡里斯（Heliopolis）的地方神，它有不同的名字，早晨时叫“凯普利”，中午时叫“拉”，傍晚时叫“阿图姆”。古埃及人对拉神的崇拜最早开始于早王朝时期，至第5王朝时达到了顶峰。第5王朝的9位国王中，有6位国王的名字中含有“拉”，显示了他们对拉神的依赖。规模浩大壮观的金字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古埃及人对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巍峨高耸、直插云霄的金字塔，每天可以接收来自太阳的第一束光芒。此外，层层高升的金字塔也象征着死去的古埃及国王可以沿着升天的台阶去见太阳神。

古王国时期最早的教谕文学作品是《对卡盖姆尼的教谕》（TheInstructionAddressedtoKagemni），文中告诫人们说要学会克制，“就餐时戒贪”，“保持谦虚的美德”。《普塔霍特普的教谕》（TheInstructionofPtahhotep）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别具代表性。普塔霍特普是第5王朝的一位宰相。他告诫儿子说：“不要因为你有知识而骄傲，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而自信，智者和愚者你都应该请教。”他还教导儿子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你应该爱护你的妻子，让她得到饱暖，以膏油浇点她的身体，当你在世的时候，要让她欢欣，她是一块可耕之地，对她的主人有益。”
古王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传记。贵族显要们经常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功名成就等辉煌的一生，刻录在石碑或坟墓墙壁上，从而为自己树碑立传。传记中往往不乏夸大溢美之辞。古王国时期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是《梅滕传》、《大臣乌尼传》、《哈尔胡夫传》等。《梅滕传》刻录在梅滕墓的墙壁上，传记中详细记载了他的官职履历、功名成就，特别列举了由他继承和获得的土地、牲畜等财富。这些传记对我们研究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国家机构、阶级关系，以及土地制度等问题都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第11王朝（约公元前2134—约公元前1991年）约由6位国王组成，统治埃及约143年。但严格说来，统一后的中王国时期是以第11王朝的第四位国王孟图霍特普一世（MentuhotepI，约公元前2061—约公元前2010年在位）为开端的。他之前的3位国王的统治只是局限于南部底比斯地区，尚没有建立起对上下埃及的全国范围的统治。孟图霍特普一世率领军队占领了曾经作为第9、第10王朝首都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结束了埃及南北对峙的局面，将埃及重新统一在第11王朝之下。在孟图霍特普一世统治的第三十九年，他把名字改为斯玛托威（Sementowy），该词在古埃及语中意为“两地的统一者”。孟图霍特普一世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成为中王国的缔造者。
中王国时期的初期，埃及国家统一的局面刚刚完成，中央政权还不够巩固，地方贵族势力没有完全被摧毁。孟图霍特普一世面对这种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和消灭地方贵族势力，以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他开始着手行政方面的改革，首先通过驻扎于城市中的钦差大臣管理国家。其次，中央政府的要职，如宰相、财政大臣等由底比斯人担任。他曾先后任命戴吉、贝比和埃皮这3个底比斯人担任宰相。此外，政府机关中新设“下埃及总督”职务，负责下埃及的贡赋徭役的征收以及土木建筑工程，削减其他官员的权力。孟图霍特普一世还任命亲信担任国王总管、东部沙漠监督等职务。这些措施有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但是，孟图霍特普一世的统治遭到了地方世袭贵族的反对。为了巩固边境，孟图霍特普一世发动了对渗入到三角洲的利比亚人的战争，并对西奈的亚细亚人用兵，还恢复了对南方努比亚的远征。

文献《伊普味陈辞》（TheAdmonitionsofIpuwer）反映了中王国崩溃后，埃及人民大起义的情况。在这次起义中“国王被废黜，长官被驱散各地，政府机关被打开，官邸被拆毁……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起来”。人民大起义获得了胜利，最终改朝换代。同时，喜克索斯人在动乱之际趁机侵入埃及。
所谓喜克索斯人（Hyksos），即古埃及语“外国统治者”的希腊化转译，并不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的名称。关于他们的来源问题学界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根据近年来对喜克索斯人的主要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喜克索斯人的文化与青铜时代中期巴勒斯坦地区的迦南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喜克索斯人很可能是起源于巴勒斯坦的迦南人的一支。
喜克索斯人侵入埃及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逐渐渗入的结果。早在第一中间期，一些亚细亚人就越过尼罗河三角洲，特别是在第二中间期逐渐渗入到三角洲地区。喜克索斯人以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阿瓦利斯（Avaris）为中心建立了政权，即古埃及历史上的第15、第16王朝。他们的主要势力范围在下埃及。

中王国是在结束了第一中间期分裂割据的状态下建立起来的。虽然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国家在中央政权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地方世袭贵族具有强大的势力。由于经历了第一中间期几百年的动乱，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时期的宗教、建筑、文学和艺术等领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古王国的覆亡从根本上动摇了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国王的权威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宗教领域，王权的保护神拉的崇拜逐渐式微，相反，对地方神的崇拜开始流行起来，主要有孟图（Mentu）神、阿蒙（Amun）神和索贝克（Sobek）神等。
孟图神起源于南方底比斯附近，形象是鹰头人身，他是战争和胜利之神。第11王朝的埃及国王对孟图神崇拜有加，他们不仅为孟图神建造神庙，而且还把孟图神的名字纳入自己的名字之中，称为孟图霍特普，意思是“孟图神满意的”。于是，孟图神由地方神一跃而成为国家第一大神。
不过，对孟图神的崇拜是短暂的，随着第12王朝的建立，埃及又确立了一位新的国家神阿蒙。阿蒙最初只是赫尔摩坡里斯“八神团”中的成员之一。早在第一中间期，阿蒙神还是底比斯地区的一个不出名的普通神。在第12王朝时期，阿蒙神与赫利奥坡里斯的太阳神拉融合为一体，成为阿蒙·拉神。第12王朝时期从阿蒙尼姆赫特开始有好几位国王都将阿蒙的名字纳入自己的名字之中，使之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
由于第12王朝迁都至法尤姆以北的伊特托威，因此造成地方神索贝克开始流行起来。索贝克神呈鳄鱼形象，主要崇拜中心在法尤姆地区。
中王国时期，对奥西里斯（Osiris）神的信仰和崇拜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该时期，古埃及人形成了死后要在地下世界经历奥西里斯神审判的信念。他们认为死者要想进入来世，必须经过冥王神奥西里斯的审判。审判时，死者的心脏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放置真理女神玛阿特（Maat）的羽毛，若天平两端平衡，则说明死者生前做事公正，可以进入永恒的来世；若天平两端不平衡，则说明死者生前作恶多端，不能获得永生的资格。这时死者的心脏就会被守护在天平旁边的豺狼吃掉。
为了帮助死者在来世幸福地生活，古埃及人在坟墓中常常放置一些小雕像，称作“乌夏勃悌”，古埃及语意为“应答者”。他们作为死者的佣人伴随死者进入地下世界，并代替主人答应冥王神奥西里斯的要求，去完成各种服役，从而免去主人劳动之苦。古埃及的乌夏勃悌雕像常常采用木乃伊的形式，但形体比较小，一般十几厘米左右，但数量通常却比较多，多达几百个，这样他来世审判图们可以每天轮流为主人效劳。

教谕文学是古埃及文学中的一种重要体裁，早在古王国时期已经出现，在中王国时期，这种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教谕文学作品。
《阿蒙尼姆赫特的教谕》（TheInstructionofKingAmenemhetIforHisSonSenusretI）是以第12王朝的创建者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名义写的。它描述了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本人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谋杀的经过。这次政变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在另一篇作品《辛努海的故事》中，我们也得知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很可能死于宫廷政变。在教谕中，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告诫儿子说：“不要信任一个兄弟，不要认识一个朋友，不要结交密友，因为那是无用的。当你躺下时，自己要小心，因为在危险的日子中没有人有跟随者。我救济乞丐，抚育孤儿，我让贫乏者和富足者都成功，然而那些受我供养的人却起来反抗，我所信任的人利用这点来谋反。”
中王国时期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文学作品，《能言善辩的农民》（TheEloquentPeasant）的故事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故事保存至今的共有4片纸草残片，都是中王国时期的抄本。故事讲述的是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个农民，用驴子驮着本地区的物产，去交换所需要的食品。农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小官僚，他抢劫了农民的驴子以及其他物产，还将农民毒打一顿。农民无奈之下去京城向长官廉西申诉冤屈。农民以他那优秀的口才，能言善辩的特长，机智巧妙的申诉，最终取得了胜利。古诗文采斐然，措辞讲究，堪称古埃及文学的经典之作。农民说：“对于懒惰怠慢者，绝没有明日可言；对于真理充耳不闻者，决没有朋友相伴；对于贪婪自私者，绝对没有吉日祥天……你的疏忽会使你步入歧途；你的自私会使你哑口无言；你的贪婪会使你结敌生怨。”
从某种角度讲，该故事可以说是一件典型的诉讼案，它通过农民之口谴责了社会的黑暗，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农民说：“我向你陈情，请你悉心聆听！坚持真理，赞美应受赞美之人。请驱除我的悲伤，瞧！我已被烦恼所累。请审查我的冤情，瞧！我已经惨遭损失……官僚们正在作孽，做事的标准正在发生偏误。法官们正在掠夺别人拥有的东西。左右舆论的人歪曲了正义。给予生命者却身衰力竭，颓然倒地。安泰平静者却使人气喘吁吁。调剂分配者难平自己的私欲。救济危难之人却是制造危难的祸首。”

《辛努海的故事》（TheStoryofSinuhe，又译《辛奴亥的故事》）是中王国时期最著名的一篇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抄本很多。该故事中大量使用对句，营造韵文的效果。这种对句的手法是埃及文学的一大特色。辛努海是第12王朝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大臣，他在一次宫廷政变前，偶然听到了阴谋的计划。由于担心自己受牵连，他便逃到巴勒斯坦一带。当地统治者友好地款待并重用了他。辛努海娶妻生子，生活美满，但是他眷恋故土，思念家乡，因此决定叶落归根。于是，他向神和埃及国王祈祷，在国王的应允下，辛努海终于回到了故土，并受到了埃及国王的欢迎。
富于冒险的传奇故事《水手遇难记》（TheTaleoftheShipwreckedSailor），讲述了一次失败的航海经历，唯一幸存下来的水手恍惚中被海浪抛到一个岛上。他发现“岛上绿树成荫，果树成片，姹紫嫣红，琳琅满目，煞是诱人”。当水手睁开眼时，他发现面前有一条巨蟒，巨蟒不仅没有伤害他，而且还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不要如此恐惧，你现在已经来到了我这里，我想这一定是神保佑你的结果。你看，这里就是天堂，一切都应有尽有。你在这里生活下来吧，4个月过后，就会有埃及的船只来接你回国。”
水手听后非常感动，许诺将来要带贵重东西来酬谢巨蟒。但是巨蟒告诉他说：“一旦你离开这个岛，你将再也不会找到它了，因为它将变为一片汪洋。”

除文学作品外，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还保留下来一些关于医学、数学等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属于中王国晚期的《拉宏纸草》（PapyrusofLahun）上记载了有关妇科疾病的常见问题，例如，月经不调、流产不孕，以及分娩期间所受伤害等。该纸草文献上提到了月经不调的治疗方法：用一种芳香剂冲洗阴道，这样就可以使经血流得更为顺畅。古埃及人认为，骨盆中的器官，包括子宫，如果在腹腔中移动，妇女就会生病。古埃及医生对此是通过熏蒸疗法来处理的，即让妇女蹲下来，用油和乳香等物做成的混合物熏蒸妇女的下体，促使她的子宫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拉宏纸草》给出了3种检测妇女能否怀孕的方法。第一种是观察妇女的乳房，如果妇女乳房的血管扩大了，那么她是可以怀孕生育的。第二种方法是让妇女坐在啤酒和椰枣的混合物附近，如果她呕吐，说明她是可以怀孕生育的，而且呕吐的次数可以表明她将来能生育几个孩子。如果她不呕吐，则说明她不能生育。第三种方法是，把一段洋葱塞入妇女的阴道中进行试验，到了第二天如果妇女的呼吸中可以闻到洋葱的味道，说明该妇女是可以生育的，如果闻不到洋葱的味道，则说明该妇女不能怀孕生育。
《拉宏纸草》还给出了古代埃及人常用的几种避孕方法。例如，在阴道中塞入用蜂蜜和苏打做成的胶状混合物，或者使用鳄鱼的粪便和酸奶混合而成的一种药膏。蜂蜜和苏打的胶状物会降低精子的活动能力。使用鳄鱼的粪便也不是什么愚蠢之举，因为它具有良好的吸收作用，可以起到充当一个栓塞的作用。
《拉宏纸草》中还包括有某些数学问题，反映了古埃及人已经精通四则算术的运算，而且能够运用分数。几何学方面能够计算各种几何形图案的面积和体积。

从出身上讲，哈舍普苏特本是第18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她与异母兄弟图特摩斯二世结婚而成为王后。为了保持王室血统的纯洁性，古埃及王室往往实行内婚制，兄妹之间的通婚现象在古埃及王室中比较常见，它与我们现代观念上的乱伦是毫不相关的。
哈舍普苏特是一位颇富政治野心的女强人。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的第二年，哈舍普苏特公然自称为王，僭取了埃及王位。在古埃及，法老作为国家的主宰，竭力鼓吹王权神授。法老把自己说成是神的儿子，他们受神的女王哈舍普苏特的头像派遣，作为神的代理人来统治埃及。人性的法老被赋予神性化，王权从而也得到神化。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有趣的是，哈舍普苏特竟然别出心裁，创造了自己作为阿蒙神的女儿出生的神话。在位于戴尔·埃尔·巴哈里的哈舍普苏特的葬祭庙中，大量的浮雕和绘画记载了她神秘出生的整个经过。
伟大的太阳神阿蒙·拉神召集众神灵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下一任埃及王位问题，即由谁来做下任埃及法老。阿蒙·拉神对其他神灵说：
“我想把下一任埃及王位赐给一个女子，我已经给她选定了名字，她的名字叫哈舍普苏特。我许诺她将来做埃及的一国之君，统治上下埃及。你们看怎么样？”
其他神灵都位居阿蒙·拉神之下，绝对服从于阿蒙·拉神，他们哪敢违抗呀！于是，众神灵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尊敬的主，您的决定太英明了，埃及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位女王，现在的确需要一位。您的决定太伟大啦，我们非常赞同您的决定！”

哈舍普苏特女王统治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在女王统治期间，她大胆任用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森那穆特（Senenmut）。他是女王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一尊他的雕像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是国王的心腹之人……他完全理解国王的心思……他独自做了一些有利于众人的事情。他是国王所有建筑工程的管理者，他指挥着众人，他熟悉每一个秘密，他指导那些不知道如何做事的人们……”
接着，铭文直引森那穆特的语言说：“让我继续得到神之妻哈舍普苏特的
宠信吧！愿她长寿、富有！我是出类拔萃的，她让我做宫殿的管家，整个宫殿
都在我的掌管之下，我还是阿蒙仓库的管理者。”
另外，根据位于卡尔纳克神庙中的有关记载，森那穆特曾亲自前往阿斯旺的采石场，采得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石块作为女王制作方尖碑的材料。有的学者猜测，女王很可能与森那穆特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暧昧关系，甚至怀疑他是公主尼斐鲁拉的亲生父亲。因为在一尊雕像中，森那穆特怀抱公主尼斐鲁拉（Neferure），充满深情，甚为亲密。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女王统治的第十九年，森那穆特却突然鐀声匿迹了，曾刻在雕像和墓碑上的名字皆被抹掉，只是在女王墓室的侧间为他留出了一个位置。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女王在统治期间，还派遣森那穆特率领商队前往神秘之国篷特。篷特的具体位置尚不清楚，大致位于今天的索马被铲掉的女王哈舍普苏特的形象。卡尔纳克神庙里。在位于戴尔·埃尔·巴哈里的女王的葬祭庙的墙壁上，生动地描绘了有关这次远征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到多艘长长的埃及船只，它们扬帆南航。当埃及的船只抵达篷特时，篷特国王亲自迎接。当埃及船队离开篷特时，带回的篷特土特产多达千箱。篷特的脚夫一边装货，一边高喊着：“注意，站稳呀，当心呀！”远征队满载而归。埃及远征军带回的东西包括香料、乌木、象牙、黄金、化妆品、木材、貂皮、猿猴和狗等，以及“许许多多开天辟地以来埃及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远征军把从篷特带回来的东西献给女王陛下。黄金、象牙和乌木把宫殿和神庙装点得金碧辉煌。由篷特带回来的香樟树，在埃及长得茂盛非凡。
此外，女王还在推广阿蒙神崇拜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她在麦第那特·哈布确立了对阿蒙神的信仰。据学者统计表明，女王统治时期，持有阿蒙·拉神相关头衔的人数显著增加。遗憾的是，对于女王晚年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在她统治的第二十年，女王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女王是寿终正寝，抑或是死于政治谋杀，我们不得而知。此后，图特摩斯三世独自统治了埃及。

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前可能与父亲共同执政过一段时间。但是，他与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无论是形体还是气质上都鲜有相似之处。阿蒙霍特普三世年轻时高大威猛，神采奕奕，颇具有法老的风采，然而阿蒙霍特普四世却没有遗传其父的特点。可能是遗传基因出了问题，他表现得十分怪异和丑陋，下巴突出，猫似的眼睛，肥大的两臀，可谓古埃及历史上最丑的法老。
虽然阿蒙霍特普四世丑陋无比，但是他却娶了古埃及最美丽的女人为妻。她就是奈斐尔提提（Nefertiti，又译娜芙蒂蒂）。在古埃及语中，奈斐尔提提的意思是“美女到来”。
关于奈斐尔提提的身世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她肯定不是王族出身，因为她从来不具有“国王之女”、“国王之姐妹”这样的头衔。不过，这种出身并没有影响到国王对她的宠爱。虽然阿蒙特霍普四世还娶有其他妻子，例如，一名叫珂娅（Kiya）的女子，但是奈斐尔提提却是他的“第一夫人”。奈斐尔提提在国家的政治和宗教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丈夫统治的早期，奈斐尔提提便充当着重要助手的作用。在一些雕像和壁画上奈斐尔提提经常伴随丈夫阿蒙霍特普四世一起出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在反映王室生活的一些浮雕上也经常可以看到阿蒙特霍普四世与奈斐尔提提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嬉戏，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景。
在卡尔纳克以及其他地方发现的石碑上给予奈斐尔提提许多封号，如“伟大的关爱者”、“甜蜜的女主人”、“拥有两块土地的女主人”，等等。
阿蒙霍特普四世与奈斐尔提提生有6个女儿，很可能没有生下儿子，因为在描述他们家庭生活的浮雕中从来没有出现他的儿子的画面，相反，几个女儿总是频频出现。
在阿蒙霍特普四世统治的第十二年以后，奈斐尔提提却神秘地消失了，国王身边再也看不到奈斐尔提提的身影。相反，国王的女儿梅丽塔吞
（Meritaten）替代了奈斐尔提提的位置陪同国王频频亮相。学者怀疑，很可能是因为阿蒙霍特普四世与奈斐尔提提在一些国家事务上发生了龃龉，导致意见分歧，从而她被放逐于阿蒙霍普四世新建的都城阿玛尔纳（Amarna）北部的宫殿里。阿蒙霍特普四世继位16年之后驾崩。

阿蒙霍特普四世用一个古老的神“阿吞”（Aten）代替了阿蒙神，将阿吞神提升为全国最高神。他下令关闭阿蒙神庙，不允许崇拜阿蒙神和其他一切地方神，只有阿吞神是唯一可以崇拜的神。他为阿吞神建造新的神庙，没收阿蒙神庙和其他一切神庙的财产，将其转交给阿吞神庙。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名字也改为埃赫那吞（Akhenaten，又译阿肯那顿），意为“阿吞的光辉”。
埃赫那吞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对阿吞神的崇拜，阿吞是栩栩如生的太阳圆盘。在阿玛尔纳出土的界碑以及柏林博物馆保存的家庭石碑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阿吞太阳圆盘伸出的带有生命符号的手掌，分别指向埃赫那吞和王后，似乎表明阿吞对他们的祝福。
另外，埃赫那吞还下令营建新的都城埃赫塔吞（Akhetaten，意为“阿吞的地平线”）。他用4块界碑将埃赫塔吞整个城市围绕起来。埃赫那吞在新都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和阿吞神庙等。在埃赫那吞统治的第六年，埃赫那吞迁都至新都埃赫塔吞。埃赫塔吞就是现在埃及的阿玛尔纳遗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贫穷的乡村。
埃赫那吞的改革习惯上称为宗教改革，其实改革并不囿于宗教领域，还涉及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他的改革促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诞生，这种风格一改过去埃及艺术死板和枯燥的特点，呈现出一种自由、生动、写实、浪漫和优美的风格。埃赫那吞企图以对阿吞神的崇拜完全取代原有的对阿蒙神的崇拜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埃及，对阿蒙神的崇拜与王权的结合已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非一日之久。埃及人民对阿蒙神的崇拜已在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埃赫那吞突然下令禁止对阿蒙神的崇拜，人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另外，阿蒙神祭司集团势力煊赫一时，想彻底铲除他们的势力不太容易。据记载，改革的反对者甚至组织过暗杀埃赫那吞的行动，但没有得逞。埃赫那吞在阿玛尔纳的生活是不平静的，他的生命曾受到威胁，保存在阿玛尔纳警察总长马浒的墓碑上有记载，他为自己制止了这次阴谋行动而自豪。

以维齐尔阿伊为代表的大臣们，上表年幼的国王图坦哈吞，一致要求将首都迁回底比斯。于是，图坦哈吞放弃了埃赫那吞的改革。保存下来的《复元碑刻》上，记载了图坦哈吞为了稳定政府、恢复神庙作出的巨大努力。他将首都从新都埃赫塔吞迁回了旧都底比斯，图坦哈吞废除了埃赫那吞的一切改革，补偿了阿蒙神庙的所有损失，为阿蒙神庙彻底平反。图坦哈吞（意为“阿吞的鲜活形象”）的名字也改为图坦哈蒙（Tutankhamun，又译图坦卡蒙，意为“阿蒙的鲜活形象”）。当图坦哈蒙十八九岁，业已长大成人，开始有番作为时，他却突然神秘地死去了。他的王后给小亚细亚的赫梯（Hittite）国王苏皮鲁流马什一世（SuppiluliumasI，又译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约公元前1344—约公元前1322年在位）写信。信刻写在一枚泥板上，至今仍保存了下来。“……我的丈夫死了，听说您有几个成年的儿子，请派给我一个吧，他将会成为埃及的国王……”
赫梯国王收到这封信后半信半疑。于是，他派遣一个使臣出访埃及调查事情的真相。当真相证实后，苏皮鲁流马什一世派去了自己的王子詹南扎（Zannanza）赴埃及成全婚事。但不幸的是，詹南扎却在赴埃及的途中被杀害。这一系列事件如同侦探小说一样迂回曲折，跌宕起伏。

拉美西斯一世（RamessesI，约公元前1293—约公元前1291年在位）是第19王朝（约公元前1293—约公元前1185年）的创建者。他曾在法老赫伦希布的身边参加战斗，因战功显赫而深得国王宠爱，被提拔为维齐尔。赫伦希布死后，他便登上了埃及王位。拉美西斯一世登基后不久，他就指定他的儿子与他共同摄政，这就是塞提一世。
塞提一世（SetiI，约公元前1291—约公元前1279年在位）曾担任过军队的指挥官，热衷于战争。他继位后着眼于恢复埃及帝国，开辟了历史的新篇章。塞提一世远征西亚，掠夺了巴勒斯坦，直到叙利亚地区，重新占领了在国外的埃及的堡垒和驻防的城市。在西方，塞提一世击败了利比亚人。同时，塞提一世着手于国内的建设计划，他在卡尔纳克神庙扩建了一些建筑，在阿拜多斯建筑了奥西里斯神庙。他还在帝王谷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陵墓，他的陵墓是帝王谷最大的陵墓。
塞提一世娶了图雅（Tuya）为王后，生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塞提一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他就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II，约公元塞提一世的木乃伊（头部）前1279—约公元前1213年在位）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征服者，他在先辈军事征服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重振了埃及帝国的霸权，他基本上恢复了图特摩斯三世时代埃及在西亚的霸主地位。
在小亚细亚地区，日益强盛的赫梯与埃及展开争霸。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五年，他组织了共有4个师组成大约2万人的特遣部队进攻赫梯军队，率先发动了卡叠什战役。赫梯军队事先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联合了周围的埃及附庸国纳哈林等，组成了一支约有2万人的庞大阵营共同抵抗埃及的进攻。由于赫梯派遣的两名侦探故意让埃及军队捕获，并向埃及人提供了假情报，拉美西斯二世误以为时机已到，于是下令进攻卡叠什（TheBattleofKadesh，又译卡迭石战役）。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赫梯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埃及军队切成两段各个击破，拉美西斯二世陷入了赫梯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幸亏埃及援军及时赶到，拉美西斯二世才幸免于难。

拉美西斯二世既是雄心勃勃的征服者，又是伟大的建筑者，他在阿拜多斯（Abydos）建造了一座神庙，并在卡尔纳克神庙完成了多柱大厅的建设。在卢克索神庙，他增建了一座塔门和中庭。这些伟大的建筑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拉美西斯二世最著名的建筑当属他在阿布·辛拜勒（AbuSimbel）修建的神庙。拉美西斯二世还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营建新都培尔·拉美西斯（Per-Ramesses，意为“拉美西斯之家”）。
拉美西斯二世非常长寿，一直活到91岁。他也是古埃及历史上统治时间很长的一位法老，统治埃及67年。他妻妾成群，共生有100多个儿女，他的许多子女比他去世得还要早。虽然拉美西斯二世妻妾成群，后宫佳丽如云，但他最宠爱王后尼弗塔丽。尼弗塔丽（Nefertari，又译尼斐尔泰丽）被授予一系列头衔，如“伟大的王后”、“两土地的女主人”。这些头衔显示了她在国家中的重要政治地位。另外，尼弗塔丽还得到了“神之妻”、“神之母”的头衔。在尼弗塔丽作为王后的20多年间，她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在努比亚的阿布·辛拜勒神庙中，尼弗塔丽的地位是其他王后可望而不可即的。在这里，拉美西斯二世建造了两座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岩窟庙：一座是给他自己和埃及诸神的；另一座则是献给王后尼弗塔丽和哈托尔女神的。
除此之外，尼弗塔丽还拥有全埃及最精美的陵墓。该陵墓位于底比斯的王后谷（ValleyofQueens）内。1904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座陵墓。陵墓内绘有精美的壁画。遗憾的是，尼弗塔丽的陵墓正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由于陵墓是在石灰岩中开凿成的，里面含有盐分，当墓穴里的空气湿度超过一定限度时，盐就会渗出来，并在岩石、灰泥和油彩的中间产生结晶体，从而导致画面脱落。1986年，埃及古物保护组织与美国的洛杉矶盖蒂保护协会合作成立了国际保护组织，挽救这份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

根据12世纪阿拉伯医生埃尔－拉提夫（El-Latif）的记载，“木乃伊”一词来自波斯语“木米亚”（mumia），意为“沥青”。这种物质最早产自波斯的“木米亚山”，它们在从山顶上流下来的过程中，与水相混合，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医疗效果的特殊液体。早在公元11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木米亚已经成为一种急需的医药物资，从而名声远扬，供不应求。由于古埃及的干尸看起来黑不溜秋，好像是经过木米亚浸泡过似的。因此，当时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古埃及的干尸无疑也具有木米亚的疗效。因此，古埃及人的干尸从此也被称为木米亚。木米亚发展成为阿拉伯语的mumiyah，中古时代阿拉伯人所称的mumiyah是指涂过香膏的或用蜜浸过的尸体，即所谓蜜人。我们汉语中的木乃伊一词则是阿拉伯语的音译。随着时间的发展，木乃伊一词的外延，又进一步得到扩展，现在凡是保存下来的带有皮肤的人类的遗体都可以称为木乃伊。古埃及木乃伊的起源，与古代埃及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埃及大部分面积是沙漠，气候干燥而炎热，早在前王朝时代，古埃及人就意识到将尸体自然干燥的古埃及木乃伊放到沙漠里，尸体与干热的沙砾接触后很快就可以脱水，自然风化变干，不仅骨骼完整，外皮无损，而且面貌依稀可辨。尸体的这种状况使古埃及人对死亡产生了独特的看法，他们想象死亡不过是生的延续，从而形成了只要保存完整的尸体，死者的灵魂就会返回躯体使之复活的来世观念。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详细地记载了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方法和过程。希罗多德共提到3种制作木乃伊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为昂贵的，一般为王室贵族所采用。其制作方法是这样的：“首先，从鼻孔中用铁钩掏出脑髓，清洗脑腔。然后，用石儀在侧腹上切一个口子，把肠子、胃、肝脏和肾脏等内脏取出来。”不过，死者的心脏是不能摘除保存尸体内脏的坛罐的。因为将来死者在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时还要接受奥西里斯神的审判，而审判的主要依据则是称量死者的心脏。将取出的内脏清洗干净并浸泡在泡碱中，然后用热树脂处理，用亚麻布缠起来裹住，分别放置在4个坛罐中。4个坛罐的盖子各不相同，分别代表荷鲁斯的4个儿子：伊姆塞提，长着人头，负责守护肝脏；瓦姆泰夫，长着豺狼头，负责守护胃；凯伯塞努夫，长着鹰头，负责守护肠子；哈皮，长着猿头，负责守护肺。内脏取出后，将腹腔清洗干净，并用一些临时填充物填满。接下来，尸体用泡碱进行干燥处理。经过一段时间后，把尸体洗净。然后，将死者的脑腔用树脂浸泡过的亚麻布填满，鼻孔也要塞住，再把腹腔内的临时填充物取出，用装满木屑的亚麻布袋，或者用树脂浸泡的没药填满，并把腹部的切口缝合起来。在尸体的表面搽上杉树油、蜡、泡碱和树脂的混合物，并用熔化的树脂浇盖整个尸体，以收住毛孔和保护表层。
最后一项工作非常精细而耗时，那就是用亚麻布包裹尸体。先用亚麻布把四肢分别缠起来，再包裹躯干，裹完后常常再给尸体套上一件完整的寿衣。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念诵咒语，并放入心脏形的、甲虫形状的各种各样的护身符。
希罗多德还记载了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不如第一种完美，价钱也比较便宜。其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制作木乃伊的人先把注射器装满杉树油，然后把它注射到尸体的腹部去，既不切开尸体，也不掏出肝腑。注射是从肛门进去的，但注射后肛门便被堵上以防流出。然后在规定的日子中间放在硝石里，而到了规定的日期，他们就叫杉树油再流出来。正是杉树油作用的关系，整个内脏和肠子都被溶化而变成了液体。这时硝石已经分解了肌肉，因而这个尸体剩下的便只有皮和骨了。”
最后一种方法即第三种方法则是最便宜的，“把腹部用泻剂清洗一下，然后把尸体放到硝石里浸70日”。

爱情是各民族文学中描写得最多的主题之一。新王国时期创作了大量的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它们运用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些情诗主要保存于切斯特·贝蒂纸草（ChesterBeattyPapyrus）、哈里斯纸草500号（PapyrusHarris500）、意大利都灵纸草（TurinPapyrus），以及开罗博物馆的一些陶片上。下面这首情诗描写和赞颂了女性的形体之美，并且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
妹妹，举世无双的妹妹，无可媲美的人！
她像一颗晨星，升起在幸福年华之初。
她的皮肤白皙，闪光明亮，
一双讨人喜欢的眼睛，
甜蜜的双唇，不多讲一句话。
挺直的颈项，耀眼的乳房，头发宛如天青石，
她的手臂赛似黄金，手指犹如莲花的苞蕾，
宽宽的臀，纤纤的腰，两腿走路美丽无比，
高雅的步子踩着地，步步踏着我的心。
她令所有的人引颈翘望，
她拥抱的人多么幸福，
除了她，我心中别无他人。
另外一首表现了埃及人追求爱情、不怕一切的精神：
对岸有着我的爱，尽管鳄鱼成群。
尽管波涛汹涌，我仍浮水而行。
勇气高过波涛，渡河如履平地。
我爱令我坚强，我爱令我沉醉。
爱人向我走来，使我心花怒放，
张臂拥着我的爱，仿佛在登仙界。
轻吻我爱朱唇，我爱醉我香津。
从此不饮啤酒，香津比酒还醇。
古埃及人民在劳动中还创作了《庄稼人的歌谣》、《搬谷人的歌谣》、《打谷人的歌谣》等作品，它们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愤慨。《搬谷人的歌谣》中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整天搬运白净的麦子，大船满满的，而谷场向外溢出，还逼迫我们搬运。好像我们的心真是由铜铸造的！”

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可谓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埃赫那吞的改革在文学和艺术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结束了过去那种死板和枯燥的面貌，代之以自由奔放、生动写实和浪漫优雅的风格。因此，人们往往把阿玛尔纳时期的艺术风格称为阿玛尔纳风格（AmarnaArt）。阿玛尔纳文学作品广泛采用口语的形式，以便更贴近生活，更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在阿玛尔纳文学中诗歌占有重要地位，内容主要是献给阿吞神的颂歌。
《阿吞颂歌》（TheHymntotheAten）中这样写道：“你作为阿吞的光辉，你驱逐了黑暗，你把光芒洒向人间……当你破晓时，人们开始生活，船只南航北往，当你升起时，所有的道路延伸，水中的鱼儿在前面游弋，你的光芒在大海中闪烁，种子在女人身上萌芽。”
埃赫那吞与王后、公主在一起。浮雕在雕刻方面，阿玛尔纳时期的雕刻一改过去法老形象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相反充满了诙谐的现实生活气息。当时的艺术家善于捕捉国王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雕刻出各种“写真”的画面。在浮雕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埃赫那吞全家浮雕图。画面上法老和王后在阿吞神的光芒照耀下，怀抱和逗引孩子玩耍，充分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和家庭美满生活的情趣。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建立了横跨西亚和北非的帝国，进入了古埃及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早王朝的建立，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千余年的发展，尤其是新王国初期国王的开疆拓土和南征北战，埃及发展成为一个横跨亚非大陆的军事帝国。帝国时代的埃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进入了古埃及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还具有一个通常不被人们注意的特点，即该时期“女权高涨”、“群芳荟萃”。新王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埃及王室女性，如著名的女王哈舍普苏特，著名的王后泰伊、奈斐尔提提、尼弗塔丽，著名的母后阿赫摩斯·奈弗尔塔丽、泰伊，著名的公主莎塔蒙、梅丽塔吞，等等，她们在埃及历史上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有时既充当公主，又充当王后，也充当母后。在新王国时期，埃及王室内婚制十分盛行，一些埃及国王娶了自己的姐妹（同父异母姐妹）为妻，甚至有的国王还娶了自己的女儿为妻，目的旨在保持王室血统的纯洁性。
在新王国时期，母后、王后和公主三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像一个连环锁链，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在这个“三位一体”中，王后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是古埃及历史上
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为了应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
古埃及国王必须加强王权，捍卫自己作为国家甚至世界之主宰的地位。古埃及的王权观念是与女神尤其是哈托尔女神密切相连。为了提升王权，国王显然必须提升王后权，因为王后不仅是国王的保护者，而且是国王的合作者，“王后权与王权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可
以使得他们更好地服务神灵，统治国家，同时可以挫败混乱和无序”。

第26王朝的复兴，除了表现为经济繁荣外，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埃及在经历了第三中间期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以及南方努比亚王朝的统治后，到了第26王朝时期，埃及再度统一并恢复了独立。在经济复兴之际，古埃及人在文化上也力图恢复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在宗教思想方面，人们的复古思潮明显。早已不使用的《金字塔文》和《亡灵书》，这时又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古埃及人常常将咒文夹杂在一起重新使用。这一时期，埃及艺术的特点是追求和模仿古王国时期的艺术传统，但很快又转为以新王国第18王朝为榜样，出现了短暂的艺术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埃及与周围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产生了深远的意义。由于这段时期，埃及与西亚和希腊交往密切，因此埃及的艺术、宗教思想和习俗对其他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移居在埃及的希腊人，首先接受了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地下世界和来世生活，也把尸体制作成木乃伊。同时，埃及的文化也吸收了外来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的成就。埃及人学会了希腊人的壁画技巧，创作了具有希腊风格的人物肖像。另外，在第26王朝时期，古从圣书体文字到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埃及文字的另一种新的字体—世俗体文字开始出现了。它书写比较潦草，主要用于书写民间书信、契约和日常文件。世俗体文字的产生是与第26王朝时期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分不开的。

被人称为埃及艳后的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VIIPhilopator，公元前51—前30年在位）。她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跌宕起伏，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克利奥帕特拉以聪明美丽、阴险毒辣而著称于世。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年）这样说：“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然而，从现有的雕像和铸币头像来看，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而是相貌普通，长着椭圆形脸、大眼睛、鹰钩鼻的典型希腊人。罗马作家普鲁塔克说
她的容貌并非十分出众，但她的谈吐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抵御的魅力。“她出现在何处，说话总是那么娓娓动听……她的声音极为甜美”。此外她具有惊人的语言天赋，能讲多种语言，如埃及语、米底语、埃塞俄比亚语和帕提亚语，等等。
克利奥帕特拉生活的时代，托勒密王朝江河日下，岌岌可危。公元前51年，克里奥帕特拉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去世，她的弟弟继位，即托勒密十三世。不久，克里奥帕特拉与弟弟结婚，共同执政。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兄妹、姐弟婚配相当普遍。由于宫廷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姐弟失和。公元前48年，托勒密十三世将克利奥帕特拉逐出王宫，罗马元老院指定庞培（Pompeius）为托勒密十三世的合法保护人。不久后，罗马执政官恺撒（JuliusCaesar）为追击庞培，来到埃及。恺撒召见两方代表出面调停托勒密王室内部纠纷，弥合姐弟之间的矛盾。克利奥帕特拉让人用毯子把她裹起来，从密道扛进王宫，突然出现在恺撒面前。恺撒惊愕万分，深深地被她的美貌和智慧所征服，她成为恺撒的情妇。古典作家在记述这一情景时，非常精辟地套用了恺撒向元老院报告塞拉之捷的名言：“她来了，看见了，征服了。”恺撒开始干涉托勒密王位继承，立克利奥帕特拉的异母兄弟即位，即托勒密十四世，克里奥帕特拉成为王克里奥帕特拉与小恺撒在崇拜神灵。浮雕。库姆温贝神庙后，并共同摄政。克利奥帕特拉与恺撒仍旧保持暧昧关系。《恺撒传》中这样记载：“恺撒最喜欢的还是克利奥帕特拉，经常与她欢饮达旦。”克利奥帕特拉为恺撒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小恺撒。
公元前44年，恺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克利奥帕特拉当时正在罗马，于是她带着小恺撒迅速逃回埃及。克利奥帕特拉谋害了托勒密十四世，将小恺撒扶上王位，即托勒密十五世。克利奥帕特拉与儿子共同摄政。

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语是当时的官方语言，通行于军队、法庭以及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希腊语是托勒密王朝上层社会的语言，埃及语则降至从属地位。许多埃及人为了跻身上层社会，努力学习希腊语。尽管语言掌握了，但他们往往还要发出“我不知道举止如何像一个希腊人”的感慨。在法律上，托勒密王朝存在两套法律系统：希腊人的城市法和埃及人的土著民族法。托勒密王朝的主体民族是希腊人，虽然他们的数量远不及埃及人，但他们都是享有特权、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团体。他们大多居住于亚历山大港、诺克拉提斯等城市，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希腊生活方式。起初，希腊人的城市法与埃及人的土著民族法并行不悖，后来，希腊人的城市法逐渐取得统辖埃及人的土著民族法的支配地位。

在埃及的希腊人受埃及文化影响最直接的领域是宗教。事实上，希腊人从埃及吸收的许多文化大多与宗教有关。托勒密王朝新建和重建了许多神庙，它们大多是按照埃及原有的风格建造的。菲莱岛的伊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西斯（Isis）神庙、埃德夫（Edfu）的荷鲁斯神庙、丹德拉（Dendera）的哈托尔（Hathor）神庙都是托勒密时代新建的重要神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菲莱岛（Philae）上的伊西斯神庙。伊西斯是埃及神话中的重要女神，在埃及家喻户晓，深受埃及人民的景仰和崇拜。在托勒密时代，伊西斯赢得了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女神并列的崇高地位，成为光明和正义的化身。菲莱岛上的伊西斯神庙建于托勒密三世时期。神庙雄伟壮观，水平高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20世纪60年代埃及政府由于要修建阿斯旺高坝，菲莱岛面临永久被淹没的命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伊西斯神庙被切割成块，搬迁到距离原址500米远的阿基利卡岛上，然后按原貌复原。
托勒密王朝宗教信仰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埃及神与希腊神的认同合一，塞拉匹斯神崇拜是这一特点的最集中的体现。塞拉匹斯是埃及的奥西里斯神与阿匹斯神相综合的产物，同时又注入了希腊神宙斯、狄奥尼索斯、哈得斯和赫利奥斯等神的诸多特质。塞拉匹斯神崇拜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广为流行，其崇拜中心是孟斐斯和亚历山大港。
埃及传统崇拜的一些神祇，例如阿蒙、哈托尔、托特、荷鲁斯和阿努比斯等神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仍被人们所崇拜。埃及诸神往往被希腊人认同为自己的神，如阿蒙神被等同于宙斯；荷鲁斯等同于阿波罗；托特等同于赫尔墨斯；哈托尔等同于阿佛洛狄忒，等等。
埃及人崇拜信仰的神祇中有不少是动物神，如鳄鱼神索贝克。动物崇拜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也很盛行。埃及的希腊人由于对它的尊敬和恐惧而继续崇拜。20世纪初，在埃及的泰布图尼斯发掘出数千具鳄鱼木乃伊。
埃及人有重视来世的传统信仰，在托勒密王朝时代，无论是在埃及人还是希腊人的生活中，来世信仰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富裕的人死后木乃伊制作非常奢华，尸体要涂上香料，缠上亚麻布，戴上镀金面罩，装入木棺。普通人的木乃伊制作就比较简单一些，一般是以布裹尸，涂上沥青，葬于公共坟场或大坑中。《亡灵书》这种埃及人传统的丧葬铭文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仍然沿用。

希腊人作为征服者，在文化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自认为是优等的民族，他们想方设法使希腊文化传统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在托勒密王朝早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移民无论在血统、语言、习俗和宗教等方面都还保留着希腊文化的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两种文化交汇的广度和深度却不断增加，希腊移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在很多关键的文化层面，较多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表现出了“埃及化”的倾向。因此，“希腊化时代”实际上也是希腊人“东方化的时代”。
文化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难解的过程，它是多种文化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希腊人统治埃及的300年间，埃及和希腊两种文化在同一时空交汇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很难说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或希腊文化被埃及化了。著名历史学家贝尔曾这样说：“希腊主义的外在形式，即希腊语、希腊习俗、希腊宗教、希腊的社会生活、希腊的教育、艺术和文学，所有这些都被传输到新的环境中，但希腊文化的灵魂，即思想自由、完整的人性、微妙的平衡、面对残酷现实表现出的无所畏惧，这些希腊人的荣光，却没有被输送到埃及，反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枯萎了。”
综观希腊人统治埃及的300年间，埃及和希腊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但是，这两种文化的融合并没有最后完成，公元前30年罗马人的到来阻断了这一进程。

基督教传入埃及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宗教一向在埃及人民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埃及文明是在宗教的笼罩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与埃及的传统宗教有许多契合之处。基督教宣扬死而复活，追求美好的来世生活的思想与埃及传统宗教中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神话传说如出一辙。基督教中圣母马利亚与圣子耶稣的形象可以在古埃及神话伊西斯与荷鲁斯的故事中找到原型。基督教本身在形成的过程中就融入了许多东方神学的内容，特别是埃及的传统宗教对基督教的完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与犹太人可谓同病相怜，都深受罗马统治之苦。基督教宣扬普救众生的救世观念，正好满足了埃及人力图摆脱罗马人奴役的愿望。因此，基督教一传入埃及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另外，移居埃及的犹太人为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起了先导作用。早在公元前3世纪少数犹太人就开始定居埃及，他们在亚历山大港建立教堂。托勒密王朝时期，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为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公元115—117年的犹太人战争之前是基督教传入埃及的初期，活动中心主要是亚历山大港和乔拉两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影响巨大的人物斐洛
（PhiloofAlexandria，约公元前20—约公元50年），他将犹太教神学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融合起来，力图在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提出在神与人之间存在着逻各斯。基督徒将斐洛学说中的逻各斯与犹太教救世主观念结合起来，演化成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斐洛也被誉为“基督教之父”。基督徒按照斐洛的著述规定了基督教在埃及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弥合了积之已久的希腊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怨恨。

拜占庭时代的埃及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显著特点，即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的确立，罗马帝国教会在埃及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基督教教派之间存在着分歧和冲突，亚历山大教廷与拜占庭之间关系紧张，拜占庭政府要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埃及，结果导致埃及人反抗拜占庭帝国的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
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时期，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的影响已失去强劲的势头，政府倡导的罗马文化在埃及各地传播开来，但罗马文化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绝对优势。埃及法老文化在埃及人的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又给埃及增添了新的文化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埃及文化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现象。4世纪的埃及至少广泛使用3种语言，即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官方语言希腊语、戴克里先改革时引进的拉丁语和埃及人使用的土著语—科普特语。5世纪以后，科普特语在修道士和土著埃及人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到了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后期，埃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科普特语的使用越来越广，甚至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教会中的一些高层人士也讲科普特语，而不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基督教外，埃及传统宗教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埃及的民族传统仍然得到了发展，崇拜古埃及神灵仍然很有市场。
6世纪末期，拜占庭帝国在埃及的统治走向了穷途末路，内忧外患使得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风雨飘摇，连绵不断的埃及人民大起义，特别是阿萨利亚领导的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拜占庭帝国在埃及的统治。

法蒂玛王朝（FatimidCaliphate，909—1171年）的兴起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对立，以及什叶派的支派伊司马仪派在北非的宣传有很大关系。伊司马仪派传道士艾布·阿卜杜拉·侯赛因（AbuAbdullahal-Husayn），为法蒂玛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法蒂玛王朝的创始人。
9世纪末叶，艾布·阿卜杜拉·侯赛因转到北非传播什叶派。他在柏柏尔部落中间积极传播伊司马仪派教义，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现有秩序，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伊斯兰社会。经过3年的神秘活动，艾布·阿卜杜拉·侯赛因网罗了大批信徒，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于是开始在北非大肆扩张，夺取了突尼斯的大部分领土。909年，柏柏尔人发动起义推翻了艾格莱卜王朝（Aghlabids），将艾格莱卜王朝国王放逐境外，并宣布建立哈里发王朝，拥戴伊司马仪派首领赛义德·伊本·侯赛因为哈里发。赛义德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的子孙，什叶派第七代伊玛目伊斯玛仪的后裔，号称伊玛目欧拜杜拉·麦海迪（Abdullahal-Mahdi，873—934年），故历史上称为法蒂玛王朝。
因法蒂玛王朝崇尚绿色，我国史书上称之为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的建立是什叶派的巨大胜利。王朝建立后法蒂玛人不再满足于北非一块小天地，积极准备向外扩张。法蒂玛人一开始就决心把王朝建立在埃及的领土上，因为埃及地处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以埃及为中心很容易统治伊斯兰世界。王朝初期，法蒂玛人几次进攻埃及未果。到法蒂玛王朝第四代哈里发穆仪兹（Al-Mu’izz，约932—975年）在位时，他派西西里籍的大将昭海尔（Jawharal-Siqilli）出征埃及。昭海尔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才能过人，他以2400万第纳尔（金币）作为出征埃及的军费，并作了充分的准备。969年，昭海尔率领10万大军东征埃及，一举攻下亚历山大港，很快占领了埃及，实现了法蒂玛人多年的夙愿。

马木路克（Mamluk，又译马木留克）一词意为奴隶。马木路克王朝是由外籍奴隶（主要是突厥人）出身的将领在埃及建立的军事寡头政权。马木路克王朝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马木路克（约1250—1382年）主要是突厥人和蒙古人，因为他们驻扎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一个绿洲上，所以称为河洲系，或伯海里系（BahriMumluk，埃及方言把尼罗河称为伯海里）。后期马木路克（约1382—1517年）主要是来自高加索山以北地区的塞加西亚人，因为他们驻扎在开罗郊外的碉堡，所以称为碉堡系，或布尔吉系（Burji，意为碉堡）。由于马木路克王朝缺乏明确的苏丹继任制度，马木路克军团首领相互倾轧，轮流操纵政局，苏丹更迭频繁。马木路克王朝期间共有47位苏丹相继执政，平均执政时间不足6年。尽管如此，马木路克王朝不失为中古埃及的鼎盛时期。
马木路克人属于突厥族，要了解马木路克在埃及的历史，必须先追溯突厥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突厥人最早聚居在中亚细亚的阿姆河一带。5世纪时突厥人从中亚西迁，过着游牧生活。8世纪初，阿拉伯人向东方扩张，统治了中亚，大量突厥人沦为奴隶。由于他们吃苦耐劳，勇敢善战，因此被阿拉伯人编入军队，称为马木路克军团，即奴隶军团。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贵族之间矛盾日深，而波斯贵族的势力日大，于是，阿拔斯王室重用突厥人。从哈里发麦蒙时代开始，这些马木路克人便成为封建王室的支柱。他们镇压国内暴动，抵抗外来侵略，其势力不断壮大。埃及的突伦王朝和伊赫西德王朝都是由突厥人建立的半独立王朝。13世纪中叶，阿尤布王朝衰落的时候，马木路克军团的首领经常使用武力反对王室。他们还企图推翻阿尤布王朝另建自己的王朝。
1250年，阿尤布王朝灭亡，马木路克军团首领伊兹丁·艾伊贝克（Izzal-DinAybak，1250—1257年在位）出任苏丹，成为马木路克王朝的第一任苏丹。艾伊贝克死后，由他的儿子曼苏尔·阿里（Al-MansurAli，1257—1259年在位）继位。由于阿里年幼（只有十几岁），实际权力操纵在大将古突兹（Saifad-DinQutuz，1259—1260年在位）手里。古突兹废黜年幼的阿里，篡夺苏丹大权，成为马木路克王朝第三任苏丹。马木路克王朝的真正奠基人是第四任苏丹拜伯尔斯
（Baibars，又译拜巴尔一世，1223—1277年），他素以抗击蒙古军和十字军而著称。

图1 制作精美的马木路克铜壶

马木路克王朝时期，埃及手工业发达，有纺织业、制陶业、玻璃制造业和制革业等，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特别是金属工艺品，如瓶饰、香炉、铜壶、铜盘和铜烛台等，琳琅满目，在马木路克王朝时期十分流行。14世纪埃及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埃及地处国际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对外贸易就很发达。十字军战争结束后，东西方交通畅通，埃及的对外贸易更加扩大。14世纪中叶，外国在埃及设立了处理自己利益的领事馆，埃及方面修建了旅馆和房舍为西方商人提供方便，并向他们提供种种优惠条件。马木路克王朝垄断了由东方通往西方的商道，东方的丝织品、香料、胡椒和药品等，经过印度、埃塞俄比亚和亚丁进入红海，经埃及运到亚历山大港，再输运到地中海东西各地。埃及从中征收商品关税，使埃及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据统计，14世纪末15世纪初，埃及控制这条商道获得的捐税，每年达7万第纳尔。
马木路克王朝重视通讯事业，设置了巴利德（邮务部）机构，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通讯网。开罗西南部莫干丹山上的萨拉丁堡垒为

图2 伊本·赫勒敦

全国通讯中心，辐射到红海西岸、地中海北岸，甚至远达巴勒斯坦的加沙港。萨拉丁堡通讯中心与各地通讯每周两次。
马木路克王朝提倡教育，重视学术，出现了大批的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年）著有《伊本·赫勒敦史》，共7册，其中的《绪论》则为本书精华。他是突尼斯人，长期居住在埃及，对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学的贡献甚大，被称为历史哲学的开创者。

作为古老文明创造者的埃及，不管其遭遇如何曲折，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始终表现了独立发展的力量。在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埃及较早摆脱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著名的突伦王朝（868—905年）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它却是埃及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突伦在位16年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颇有建树，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富庶的、实际上独立的王朝。突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埃及自托勒密王朝以来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埃及其后又经历了伊赫西德王朝、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马木路克王朝等许多王朝的更迭，但它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基本上维持了自己的独立。法蒂玛王朝时期的埃及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繁荣昌盛的国家，阿拉伯文化在埃及绽放出艳丽的花朵，首都开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三大中心之一。阿拉伯语已经发展成为埃及全民的语言，埃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马木路克王朝时期是埃及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马木路克王朝重视城市建设、提倡教育、赞助学术，促进了埃及文化的繁荣。中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年）曾这样写道：“人们能够想象的东西总是超过其看到的东西，因为想象的空间更大；但在开罗除外，因为它超过人们能够想象的一切事物。”

随着拿破仑的入侵，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政治观念、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等像一股决堤的洪流，冲击着这个古老的金字塔国度。埃及与西方文化的突然接触使得埃及人从中世纪的酣梦中惊醒过来，由此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漫长历程。
法国入侵埃及是一次以强凌弱的殖民战争，是法国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但是拿破仑在殖民埃及期间，对埃及文化作出的贡献却功不可没。拿破仑敏感地意识到埃及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精心挑选了175名有学问的文职人员，组成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他们都是各领域、各专业最拔尖的专家，精通数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制造、天文、地理、医学、植物、建筑、水利、考古、文学、艺术和语言等学科。1798年8月23日，拿破仑建立了埃及研究院，由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蒙日任院长，拿破仑自己担任副院长。研究院分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四个部，配备有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定期出版一份学术刊物。拿破仑在埃及还建立了几家医院，创建了阿拉伯文印刷厂。同时，东征军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对埃及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们用了多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巨著《埃及记述》（Descriptiondel’égypte）。《埃及记述》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涉及埃及的历史、地理、农业、手工业、贸易、动物、植物、矿藏、风土人情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是研究埃及的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
拿破仑远征埃及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同时无意中也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大门，这就是被称为开启古埃及文明之门钥匙的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它的发现从而诞生了一门学科—埃及学。
1799年8月，法国士兵在尼罗河西支流罗塞塔（Rosetta）入海口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工程兵军官布沙德指挥一群士兵挖战壕时，偶然挖掘出一块布满稀奇古怪文字的石碑。当时，法国士兵对《埃及记述》一书的封面这类埃及古物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在场的许多人对这块残碑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就是这块似乎司空见惯的石碑最终成为打开古埃及文明迷宫的钥匙。
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约有桌面大小，长约115厘米，宽约73厘米，厚约28厘米。碑体为磨光的黑色玄武岩。在石碑的一面镌刻着3段文字，经过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比较潦草的世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布沙德对希腊文略知一二，断定这件埃及古物可能非同寻常，便下令把它扛了回去。他哪里知道他面前这块不起眼的石碑，竟成了一把解开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之谜的钥匙。

罗塞塔石碑的内容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托勒密五世（PtolemyV，公元前204—前181年在位）刻写的颂词公告。公元前204年，托勒密五世继位后，曾对埃及祭司广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庙、赠与谷物、减轻神庙赋税等。出于对国王的感恩戴德，公元前196年，埃及境内的祭司们云集圣城孟斐斯，决定在全国各地神庙竖立托勒密五世的雕像以示纪念，并把国王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为节日。
罗塞塔石碑内容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历史意义。铭文的最后一段话说，祭司们想将此消息晓喻天下，决定把他们的决议原文用埃及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三种文字，即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发布出来。这段话非常关键，学者们极为兴奋，他们知道，罗塞塔石碑是一种官方文告，它刻写的三种文字对照的碑文，目的是让各族人群都能看得懂。碑文证实了学者

图注 罗塞塔石碑

的猜想：用埃及文和希腊文刻写的内容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是这样，凭借当时欧洲学者熟练掌握的希腊文知识，对此进行准确无误的翻译，就有可能探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重新展现埃及所有被遗忘的历史，了解这个一度强大的东方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思想。
《埃及信使报》曾经说过，罗塞塔石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与那些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罗塞塔石碑恰好为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学者们喜出望外，跃跃欲试。罗塞塔石碑的发现鼓舞着他们去作出新的努力，从而揭开古埃及文字之谜的面纱。

阿里发动的侵略扩张战争损伤了埃及的元气，加重了埃及人民的苦难，给英法两国进一步侵略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地区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穆罕默德·阿里是埃及近代史上一位杰出人物。阿里虽然是阿尔巴尼亚人，但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完全与埃及联系起来，关心的是整个埃及的兴衰。阿里统治埃及期间，他用极端的手段消灭了在埃及肆虐数百年阿里清真寺的马木路克势力，结束了埃及长期动乱和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埃及的统一和安定。阿里在埃及国内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了第一批近代机器工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从而使埃及变成“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这些为埃及的独立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阿里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富国强兵，对外扩张，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他的穷兵黩武，连绵不断的战争耗尽了埃及的人力和物力，将埃及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埃及人民这样评价阿里说：“他建造了一座宫殿，但毁掉的是整个埃及。”综观阿里的一生，应该说他是埃及近代史上一位杰出人物。马克思赞誉他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指土耳其苏丹）的人”。

伊斯梅尔帕夏奢侈豪华，好大喜功。1869年11月，全长166公里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华，抬高自己一国之君的地位，伊斯梅尔帕夏邀请各国元首前来埃及参加苏伊士运河通航庆祝仪式，花费了140万埃镑。
伊斯梅尔帕夏的改革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改革后的埃及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使埃及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似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一夜之间就赶上了欧洲国家的发展步伐。然而，这一切仅黄粱一梦而已，很快就破灭了。伊斯梅尔帕夏的改革有其致命的弱点：改革完全脱离埃及国内实力，企图通过接受西方贷款，大举外债，来实现埃及的欧化。这恰好为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地侵入埃及敞开了大门，最终导致埃及财政破产，国家主权丧失。
由于赛义德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债已经成为埃及沉重的负担，伊斯梅尔帕夏即位初期在财政问题上比较谨慎，他曾表示要“建立财政制度和厉行节约”，但是伊斯梅尔帕夏不切实际地企图通过欧化改革，实施振兴埃及的计划，使他很快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随着改革措施接二连三地出台，一项一项工程陆续上马，加上宫廷生活的奢靡，对外战争，等等，使得国家预算日益膨胀。伊斯梅尔政府根本无力应付各项庞大的开支，国家财政愈来愈困难。于是，伊斯梅尔帕夏不顾国家安危，大举内债和外债，内债大多是强制性的，如期不还，使埃及人民深受其苦。外债利息高昂，条件苛刻。埃及政府每年必须拿出国库的大部分收入去偿还利息，财政日益恶化。1864年，伊斯梅尔帕夏以下埃及3个省的土地税为抵押，借进第一笔外债570万埃镑。从此开始，埃及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埃及政府先通过发行公债借进短期贷款，然后再以政府收入或王室田产作抵押，举借长期贷款，来还清短期贷款，接着再发行公债，借进短期贷款，循环往复，终于使埃及债台高筑，无力偿还。
埃及财政陷入困境，挥霍浪费的伊斯梅尔帕夏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英法等列强的扩张和渗透。英法等列强都是出于剥削和掠夺之目的才向埃及提供贷款的，绝不是为了帮助埃及发展经济，走上欧化的道路。英法等国发放的贷款利息极高，还附有控制性的条件。不仅如此，英法等国还通过提供贷款和认购公债的手段，攫取了种种经济特权，为他们进行直接投资、开辟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伊斯梅尔政府从这些国家获取贷款后，便授予他们建筑工程的承包权，而外国承包国则乘机大肆向埃及政府勒索，获利甚多。例如，埃及政府为铺设铁路付给外国公司32500万法郎，而实际费用只有7500万法郎。英法等列强通过这种间接投资，逐渐控制了埃及的财政大权，使之深陷泥潭不能自拔。伊斯梅尔政府别无他途，只好进一步走向出卖国家主权和继续借款的道路。因此，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伊斯梅尔是导致欧洲经济控制埃及的祸首。”

塔哈塔维主持翻译了《拿破仑法典》等数百部西方著作，对埃及人民接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他著书立说，在1834年出版的《巴黎游记》中，记述了他对欧洲社会文化的观感和印象，阐明了立法机构应监督执行机构等立宪原则。1869年出版的《埃及的本质问题》一书中，他强调了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埃及曾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埃及的文明古迹可追溯到4300年以前……用现代文明来恢复埃及的古代光荣已成为每一个爱国者的奋斗目标。”塔哈塔维对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东方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哲马伦丁（Jamalad-Dinal-Afghani，又译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1838年，哲马伦丁出身于阿富汗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他博学多才，对宗教学、历史学、逻辑学和哲学都有精深的研究，通晓阿拉伯语、阿富汗语和波斯语。他痛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号召东方伊斯兰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恢复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哲马伦丁是近代伊斯兰各国政治意识的鼓动者，埃及受其思想影响最深。1871年，哲马伦丁应伊斯梅尔帕夏的邀请前来埃及讲学，任爱资哈尔大学教授多年。他打破了爱资哈尔大学那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陈规陋习，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哲马伦丁呼唤埃及人民的觉醒，1878年，哲马伦丁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进行了这样的演讲。他说：“埃及人正在奴役中生活着！在暴政下生活着！埃及人民面临着残忍的、贪婪的外国侵略！埃及哲马伦丁人民正在身受侵略者的烈火焚烧……埃及同胞们，你们应当起来反抗！君不见伟大的金字塔，巍峨的寺庙和寺院，瑰奇的古代遗迹，坚固的古代堡垒……这一切不都是埃及祖先不朽的光荣吗？”
哲马伦丁吸引了一大批学生慕名而来，其中包括成为埃及民族运动领袖人物的阿拉比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

随着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如何充分地激励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旧时的语言晦涩难懂，不能很好地表情达意，动员群众，于是出现了革新阿拉伯语的运动。在这方面，1870年阿里·穆巴拉克（AliMubalak）建立的师范学院发挥了积极作用。师范学院把简明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古典文化遗产教授给学生，培养了一批新的语文人才。
语文的革新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诗人们对那种传统的内容平淡，毫无生气，窒息人民精神，不能表达人民自由愿望的腐朽诗歌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早期诗歌简洁明快的风格，因而被称为复兴派。复兴派诗人使诗歌恢复了生气，诗歌成为滋润人民心田的甘霖。最有影响的复兴派诗人有巴鲁迪（MahmoudSamiel-Baroudi，1838—1904年）、艾哈迈德·邵基（AhmedShawqi，1868—1932年）和哈菲兹（HafezIbrahim，1872—1932年）等。
巴鲁迪曾任内阁首相，后因参加阿拉比运动而被流放锡兰。他的诗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是埃及近代著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邵基出生于一个豪华的贵族家庭，在宫廷工作20多年，因此被称为宫廷诗人。他的诗铿锵优美，享有“诗王”之美誉。他还写过几部抒发民族情感的话剧，如《克利奥帕特拉之死》、《阿里贝克》等。哈菲兹勤奋好学，自幼喜欢诗歌。他的诗通俗豪放，具有浓厚的人民性和时代特色，被称为“尼罗河诗人”。
这个时期的埃及散文打破了过去僵硬和死板的格局，恢复了自然流畅、简洁明快的特点。杂文、戏剧和小说等新的文学体裁应运而生，一批反映阿拉伯文化成就的作品应时而生。这一时期的历史作品和文学作品鲜有严格的界限，历史作品大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文学作品又常常采用历史故事的体裁。
迁居埃及的黎巴嫩作家朱尔吉·泽丹（JurjiZaydan，1861—1914年），著有5卷本的《伊斯兰文明史》，是一部史料翔实、观点新颖的伊斯兰文化史专著，被译成多种文字；编有4卷本的《阿拉伯文学史》，被选为大学教科书，具有广泛影响力。他还利用创办的《新月》杂志，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故事。这些作品情节曲折生动，颇富吸引力，在当时对促进埃及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世纪的埃及比以往更欢迎西方造访者，随着埃及国门的打开，空前多的西方旅行者利用这种开放机会，蜂拥而至。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因为被古埃及的陵墓、神庙和金字塔所吸引。大多数人来到埃及参观游览后就离开了，但也有一些人试图进一步了解埃及，因此在埃及居留下来。
英国学者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GardnerWilkinson，1797—1875年）爵士，被公认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者。1821年威尔金森来到埃及，在埃及逗留了12年之久。威尔金森对前人所没有勘察过的埃及古迹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其中包括对阿玛尔纳的勘察，他绘制了第一张阿玛尔纳城市的草图。在哈瓦拉，他找到了中王国时期的国王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金字塔附近迷宫的位置。他是第一个细致描摹贝尼·哈桑墓室壁画的人，由于他对古埃及艺术的法则具有深入了解，使得他对古埃及的壁画、雕刻和铭文进行的描摹和复制非常准确。威尔金森最著名的著作是《古埃及的风俗和习惯》一书，该书共分3卷，其价值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用作者亲身考察的证据研究古埃及文明的第一部严肃著作。该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望，作为最畅销的古埃及文化通俗读本历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该书的写作手法上，威尔金森也作了重大的突破，他是按照主题，如建筑、艺术、宗教和日常生活等不同主题，系统讲述古埃及文明的第一人。威尔金森综合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和证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世人描绘了一幅古埃及文明的历史画卷，无人能够比肩。1839年，鉴于他对埃及学作出的突出贡献，威尔金森被封为爵士。
爱德华·威廉·李恩（EdwardWilliamLane，1801—1876年）是英国著名的阿拉伯学者。1825年，他开始赴埃及考察，1826－1827年间沿尼罗河进行旅行。李恩对埃及古迹绘制了大量的草图，其中一些现收藏于牛津大学的葛里菲斯研究院。李恩对埃及学最重大的贡献是1836年出版的《现代埃及的风俗和习惯》一书。这部书描绘了当代埃及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等，与威尔金森的《古埃及的风俗和习惯》一书形成了姊妹篇，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可谓交相辉映。
曾跟随威尔金森一同去埃及考察的还有一位英国旅行家詹姆斯·波尔顿（JamesBurton，1788—1862年）。波尔顿最初是作为穆罕默德·阿里政府请来的外国专家来到埃及的。他在埃及的任务是进行地理勘探，寻找煤矿。幸运的是，由于他邂逅了威尔金森，从而萌发了对埃及学的兴趣。1824年，他跟随威尔金森在埃及东沙漠进行考察，第二年他又跟随李恩在底比斯进行发掘。波尔顿在埃及期间描摹了大量的准确的古埃及纪念碑铭文，以及一些建筑物的草图多幅。现在他的一些作品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是由沙伊赫哈桑·班纳（Hassanal-Banna，1906—1949年），于1928年建立的一个宗教团体。起初它是一个温和的世俗穆斯林的宗教协会，20世纪30年代开始向暴力政治运动演变。班纳预言将来他要领导一个完全摈除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把神秘主义的传统方式与现代组织方法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影响渗透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青年埃及协会（YoungEgyptParty）成立于1933年，是一个主要由大城市的中学生组成的社团，其创始人是律师艾哈迈德·侯赛因（AhmedHusayn）。该组织宣扬埃及辉煌的过去，主张对埃及社会和政治进行彻底改造，希冀埃及有一个辉煌的未来。1934年1月，它在公布组织的纲领和基本原则中宣称：作为新一代的埃及青年人应创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埃及帝国，与阿拉伯国家结成联盟，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还要求取消外国人在埃及的特权，把外国公司收归国有，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发展民族经济，要求协会成员把信仰与行动结合起来，为了建立强大的埃及帝国，不惜牺牲生命。1938年，青年埃及协会改组为正式的政党。
这两个组织崇尚暴力，宗教狂热，反欧排外，反对现有的立宪制和议会制是他们政治上的突出特点。

1946年2月，为庆祝国王法鲁克一世的生日，埃及政府机关以及开罗的大街上张灯结彩。开罗大学的学生便到大街上捣毁各处的灯火。2月7日，埃及各大中学生组织了“埃及学生联合委员会”。2月9日，埃及大中学生数千人组织示威游行，涌向阿比丁王宫，高呼“英国军队滚出埃及”、“打倒法鲁克”、“反对与英国谈判”的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阿拔斯大桥的时候，英军早已将大桥封鐁，大批军警向学生开枪射击，制造了阿拔斯大桥惨案。在这场惨案中，50多人受伤，数人被杀死。
阿拔斯大桥惨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埃及各大城市相继举行示威大游行，反对英国的暴行。努克拉希无力应对，只好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被迫于2月15日辞职下台。
1946年2月16日，英国捧出老牌政客、大买办资本家西德基再次出来组阁。西德基上台后对英国只谈合作，不提撤军，并继续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2月17日，工人和学生共同组织成立了“工人学生联合会”，决定以2月21日为“英国滚出埃及斗争日”，号召全国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总罢市。1946年2月21日，开罗举行了10万人的示威大游行，要求“废除英埃条约”，“埃及真正独立”。当游行队伍到达伊斯梅尔广场时，遭到英国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射，民众纷纷倒地，被杀者23人，重伤者数百人，英国装甲车碾压着民众的尸体扬长而去。
埃及首相西德基为了掩盖他的反动罪行，公开诬蔑工人暴动，并挑拨工人与学生的团结。工人和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抗议首相进行卑鄙的挑拨。全国各地还印刷了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号召全国人民从革命中争取自由。有的宣传册上这样写道：
埃及只有在革命中才会解放，
不可能在妥协和恳求中获偿。
昨日的斗争仅是火花灿烂，
今天必须让它变为爆发的火山！
……
奋起吧！兄弟们！
把过去的泪痕擦干，
投入到生活的战场！
1946年3月4日，工人学生联合会举行全国追悼会，哀悼2月21日牺牲的烈士。早晨，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关门，开罗数十万民众游行。当游行民众经过英国海军居住的地方时，他们看见悬挂的英国国旗，群情激愤，将英国国旗扯破。英军立即开枪射击，埃及民众死28人，受伤342人。西德基政府受英国指派，大规模地逮捕工人和学生，埃及笼罩在血腥的恐怖之中。

埃及封建统治阶级上层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内阁更换了5次，但仍旧不能安定局势，更不能缓和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埃及全国被恐怖和黑暗所笼罩，这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这时，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自由军官组织登上了埃及的政治舞台。
自由军官组织的创建者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1918—1970年）。纳赛尔1918年1月出生于亚历山大港。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父亲是邮电局小职员。3岁时，纳赛尔跟随父亲来到艾斯尤特市。7岁时，纳赛尔因父亲工作调动被送到开罗上学。1936年，纳赛尔中学毕业，立志报考皇家军官学院，实现自己的凌云壮志，但由于主考鄙视他的出身，结果纳赛尔名落孙山。1937年3月，纳赛尔如愿以偿辗转进入了开罗军事学院学习。1938年夏，纳赛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任命为陆军少尉，后被派到苏丹服役3年，1941年年底调回埃及，1942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尉，重返苏丹，1943年2月调回开罗，被任命为军事学院教官，不久结婚成家，有了美满家庭。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埃及军队屡屡受挫，但战争结束后，国王法鲁克一世却堂而皇之地举行阅兵式，庆祝凯旋。纳赛尔对国王掩饰战败事实、愚弄百姓的行为十分气愤，并认识到埃及战败的根源在于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败。纳赛尔和战友们发誓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政权。
1949年12月，纳赛尔与其他军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即自由军官组织。纳赛尔与萨达特等10名军官组成执行委员会，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青年中下级军官。自由军官组织准备于1954年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统治，赶走英国军队，在埃及建立民主议会制度。

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使埃及彻底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埃及发展成为颇具国际影响的主权国家。尤其是苏伊士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政权在国际社会中声威大震，纳赛尔不仅被视作埃及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而且俨然成为全体阿拉伯人的政治领袖。纳赛尔恰合时宜地抛出了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纳赛尔认为阿拉伯各国人民同属于一个民族，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团结的民族，阿拉伯民族因受殖民主义的统治而四分五裂。他深信在其召唤下，阿拉伯国家能走向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重现昔日阿拉伯帝国的雄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纳赛尔的指导下，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靡一时。1956年埃及宪法明确宣布“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当然，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对于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纳赛尔在这方面的功绩不容抹杀。
但是，纳赛尔不承认阿拉伯各国人民是一个多元的分裂的民族，不承认阿拉伯国家因长期分裂而形成的巨大差异。在实践中，埃及又以“老大”自居，不尊重别国人民，夸大埃及在阿拉伯国家反帝斗争中的作用，称埃及为阿拉伯斗争的“先锋”和阿拉伯统一的“核心”，把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比喻为“头颅和躯干”的关系，妄图称霸于阿拉伯世界。其结果导致结为盟友的阿拉伯国家反目为仇，埃及与叙利亚的统一与分裂就是最好的例证。叙利亚自1946年独立以后，国内政局动荡不稳，军事政变不断发生，内阁更迭层出不穷。1956年，叙利亚成立国民联合政府，奉行中立的不结盟政策。叙利亚拒绝参加英国操纵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同时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中东政策。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叙利亚民族主义政府视为眼中钉，阴谋推翻叙利亚的国民联合政府，同时拟订武装入侵计划。
叙利亚各政党在如何摆脱困境上意见分歧。复兴党坚持仿效埃及，建立“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张与埃及组成统一的联邦国家。1956年7月，叙利亚与埃及就组成联邦事宜进行磋商。1957年10月，埃及率领国民议会代表团到叙利亚进一步磋商组成联邦事宜，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纳赛尔虽然大肆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但是在对于埃及与叙利亚的统一问题上态度比较谨慎，因为他目睹叙利亚政局十分不稳定，两国统一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纳赛尔非常担忧，坚持不要匆忙行事，提议暂缓合并。

在短短6日的阿以战争（以色列称之为“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称之为“六月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整个西奈半岛、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被占领。41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军队伤亡、被俘和失踪人数达2万人，损失坦克约1000辆，飞机约450架，其中埃及损失最大。据纳赛尔称，埃及80%的军事装备被毁，1万名士兵和1500名军官阵亡，5000名士兵和500名军官被俘。而以色列死亡人数仅809人，损失坦克394辆，飞机40架，然而却占领了68500平方公里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比战前所占面积扩大了两倍。
阿以战争的失败是纳赛尔当政以来蒙受的最大打击和耻辱，号称阿拉伯世界第一大国的埃及竟被区区200万人的以色列打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这不能不令广大埃及民众感到震惊、愕然和悲愤。
1967年6月9日傍晚，纳赛尔在电视中露面。他神情沮丧，面容憔悴。他以颤抖的声音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他对战争的失利负有全部责任，决定辞去一切职务。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并说：“这是行动的时刻，而不是悲伤的时刻。”
开罗人民听到纳赛尔宣布辞职的消息以后，显示了少有的理智和空前的团结。埃及人民原谅了纳赛尔的过错，体谅他的艰难处境，期盼他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振作精神，带领埃及民众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于是，埃及历史上实属罕见的一幕发生了，开罗数百万群众自发地涌上街头，人民高呼“纳赛尔，纳赛尔，不要离开我们，我们需要你”等口号，震耳欲聋，其间还夹杂着人们悲戚的哭泣声。开罗人民把纳赛尔的宅邸围得水泄不通，恳请他收回辞呈留任总统。
纳赛尔在电视中宣读完辞职声明后回到家中，他服了几片安眠药，以期在睡梦中忘掉一切，但开罗民众的呼声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经过慎重考虑，纳赛尔决定顺应民意，收回辞呈。广大埃及人民欢呼雀跃，他们热切期待着纳赛尔总统汲取教训，重整旗鼓，尽快恢复国家的尊严。

纳赛尔坚信“用武力夺去的东西只有用武力夺回”。于是，埃及决定对以色列发动消耗战。埃军频繁潜入西奈半岛，偷袭以军，使以军伤亡不断，困顿不堪，运河两岸炮声隆隆。但是，以色列仰仗美国支持，获得了大量美式先进战斗机，然后凭借空中优势侵入埃及领空，轰炸运河两岸的埃军营地，还深入埃及腹地进行狂轰滥炸。于是，纳赛尔亲赴苏联，请求苏方提供可与敌机相匹敌的新型战斗轰炸机，但勃列日涅夫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埃及因无法对付强大的以色列空军，1968年9月，被迫停止炮击，以减少以军的轰炸，保护埃及国内的重要设施。
1969年3月9日，埃军总参谋长里亚德在苏伊士运河前线视察时被打死，埃及举国上下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当局恢复军事行动。
1970年1月，纳赛尔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告诉苏联整个埃及缺乏保护和安全，随时有遭以机空袭的危险，请求苏联向埃及提供萨姆III型导弹。苏联领导人婉言拒绝。纳赛尔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坦白地告诉苏联领导人说：“我是一个每天在自己国家挨轰炸的领导人，我的军队无所掩蔽，人民赤身裸体，毫无防卫。我有勇气把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告诉人民：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美国人是世界的主人。我不准备做一个向美国人投降的人，但是接替我的职位的人将不得不这么做。”
苏联领导人唯恐失去埃及，只好勉强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1970年4月，苏联向埃及提供了萨姆III型导弹，4架米格25型飞机以及技术人员，这些先进武器对以色列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以色列空军不再敢闯入埃及腹地。

纳赛尔在埃及高高举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的同时，也将埃及推向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泥淖。他把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国际任务。1956年埃及宪法中明确指出，“埃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正式宣布了埃及的阿拉伯属性。此后，纳赛尔多次强调埃及的阿拉伯属性，提醒埃及人民绝不能忘记他们的阿拉伯属性。埃及虽然是伊斯兰国家，但是广大埃及人并不愿意把自己视为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于7世纪征服了他们，他们视阿拉伯人为游牧人或者贝都因人。另外，埃及人也鄙视奥斯曼土耳其人，因为他们曾经奴役埃及人数百年，并在埃及缔造了顽固的等级观念。
纳赛尔拥有绝对权威的秘密在于，军队是埃及的真实力量。他依靠军队，因而处处照顾军队，结果使军人地位不断上升形成一个特权集团。于是，在埃及社会中，“军人资产阶级”成为流行的术语。纳赛尔政府是独裁的权力主义政府，他建立政权后即取消一切政党。1952年革命最大的失败在于民主的缺失。埃及从1952年革命至今，从来就没有真正经历民主的洗礼。
纳赛尔无力解决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也无力消除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差异。他一生既有喜剧，也有悲剧。他不仅留下了历史性的记录，而且留下了历史性的负担。纳赛尔并没有解决革命之后埃及国家的发展方向问题，他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并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影响，但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上，并未取得显著的进展，而且带来许多消极影响。无论是纳赛尔，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没有解决好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改革之间的矛盾。纳赛尔为了缩短现代化进程，选择了强化民族意识和动员全民族热情的道路。他时而把传统当作阿拉伯革命这台机器的燃料，时而又加以修正，最后以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文化和权威的方式，套用外国计划化、国有化模式，并将此与传统结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在埃苏关系恶化的同时，埃美关系却逐步得到加强。萨达特认识到阿以冲突90%的牌掌握在美国手中，也只有美国才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因此，埃及要摆脱困境，就必须与美国改善关系。萨达特上台后，曾采取一系列行动向美国表示友好，但由于美国态度敷衍，埃美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72年7月，埃及政府驱逐苏联专家这一惊人举动，为建立新的埃美关系铺平了道路。美国看到“苏联的军事存在正在从埃及消除，萨达特在向我们靠拢”。1973年2月和5月，萨达特先后两次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美，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会谈，期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并发展埃美关系。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一度被认为不敢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阿拉伯人居然发起两路进攻，在战争一开始把一向号称无敌的以色列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使得美国惊愕不已。美国开始意识到对阿以冲突不能再甩手不管，单靠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以色列的长久安全。于是，美国致力于阿以之间实行停火。由于美国居中调解，埃以之间实现了停火，并于1974年1月达成了第一次脱离接触协议。由此埃美关系迅速发展。1974年2月，埃及与美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1974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埃及举国欢迎，双方决定加强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1975年6月，萨达特作为访问美国的第一位埃及总统，他要求美国向埃及提供军援和经援。美国对经援立即作出响应，答应给予7.5亿美元的项目援助，但未同意提供军援。
1976年3月，埃及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后，美国立即宣布在下两个财政年度向埃及提供1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开始向埃及提供军援，同意向埃及出售6架军用运输机。这是美国向埃及提供的第一批军事装备。埃及从此开始大幅度地向美国靠拢，为美国提供机场和港口设施的便利。萨达特甚至建议美国考虑更新和使用红海的巴纳斯角海军基地。1976年，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埃美关系的改善促使萨达特作出了耶路撒冷之行的大胆决定，从而开创了中东和平之路。美国对此十分欣赏，1978年9月和1979年3月，美国总统卡特先后两次邀请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前往美国谈判，并居间调解，促成埃以双方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埃以和约》签订后，埃及更加向美国靠拢，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20多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埃及成为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援国。1980年1月，埃及国防部长阿里宣布，美国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埃及则同意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军过境便利。1981年9月，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是埃及最友好的国家。”

1977年1月18日，埃及政府为了得到西方的贷款，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政府和美国银行的压力，不顾国内通货膨胀和社会贫富扩大的现实，宣布取消或大幅度减少对大米、面粉、食糖和茶叶等基本食品的政府补贴，并大幅度提高其价格。18日和19日两天，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19年反英起义以来所未有的。示威者高呼“反对剥削人民的政府”、“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迫使物价下降”的口号。尽管当局出动大批治安部队，甚至下令开枪射击，但因示威者人数众多，局面仍无法控制。萨达特采取软硬兼施手段，一面取消涨价，一面调遣军队镇压群众。据官方统计，在持续两天的冲突中，至少有80人死亡，200人受伤，财产损失约10亿埃镑。外电则估计有300人死亡，1000人受伤。骚乱过后，埃及当局继续进行镇压，共逮捕了1200多人。
一月事件给萨达特政权蒙上了一层阴影，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这充分暴露了萨达特政权的真面目。这种镇压行动大大降低了萨达特政权的威信，增加了民怨。从此，萨达特政权更加依靠强力机关来维持统治，埃及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

埃及是一个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国家。萨达特深谙借助宗教势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大力倡导伊斯兰教，以争取宗教势力和广大群众的支持。萨达特宣称“科学和宗教信仰”是国家的两大支柱，要在埃及建立一个“基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的新社会”。1971年《宪法》首次规定“伊斯兰教法律体系是立法的主要来源之一”。1980年宪法修正案改为“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来源”，进一步突出了伊斯兰教法在立法方面的地位。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大学和工厂中建立伊斯兰教委员会，以取代社盟的青年组织；电台增加了播放《古兰经》的节目时间；电台和电视台每天必须按时中断节目5次，召唤人们进行祷告，议会也要暂时休会，以便议员叩头祷告。萨达特坚持在每次演讲中引用一段古兰经文作为结束语。
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伊斯兰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群众组织。萨达特年轻时曾加入穆斯林兄弟会。1954年10月，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成员企图暗杀纳赛尔，导致近3000名成员被捕。萨达特执政初期，深感势单力孤，他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希望能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鼎力相助。于是，他主动与穆斯林兄弟会和解，逐步释放了其全部被关押成员，允许其逃往国外的成员回国，批准穆斯林兄弟会的喉舌《宣教月刊》复刊，企图借他们之手剪除异己，加强个人统治。穆斯林兄弟会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学生和政府机关中大量发展成员，萨达特对此深感不安。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年轻一代成员对老一代成员表示不满和失望，希冀另谋出路，这一切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组织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萨达特打开“潘多拉盒子”后，欲收不能，这些秘密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组织对他构成了最大威胁。在萨达特时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组织主要有伊斯兰解放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和新圣战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是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裂出来的极端分子。
随着萨达特政权推行的开放政策和对以色列媾和，伊斯兰势力与萨达特政权逐渐疏远，并不断与当局发生冲突和对抗。伊斯兰极端组织更是磨儀霍霍，策划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面对濒临失控的政局，萨达特再次作出了激烈反应。1981年9月2日，萨达特突然下令大逮捕。一夜之间，“凡是曾经和萨达特发生过激烈争议的人全部被捕”。据萨达特本人讲，共逮捕了1536人，包括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组织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804人，科普特教领导人107人等。但也有人称，被捕文职人员共约5000人，军官约50人，而遭软禁者竟达4万人之多，紧张气氛顿时弥漫全国。
这次大规模镇压行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毋庸讳言，萨达特精心树立的民主形象轰然倒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更是对他恨之入骨。萨达特总统的杀身之祸已日益逼近。

“我杀死了法老！”据媒体报道，这是一名刺客在向萨达特开枪时口中高声呼喊的一句话。法老一词，埃及人听起来是如此熟悉，他们是法老的后代，生活在法老的国土上。然而，凶手口中所说的法老一词，显然有其特殊的含义。
穆斯林曾对前伊斯兰时期的埃及历史抱有敌视的态度，并对前伊斯兰时期的建筑和艺术充满紧张情绪。在《古兰经》中，如同《圣经》中所描述的那样，法老是充满邪恶的压迫者，他强迫其臣民像对待神一样来崇拜他、服从他。后来的穆斯林传统往往将一些法老的故事描绘成暴君原型—他们迫害百姓，充满邪恶，愚昧无知。因此，在阿拉伯语中，法老一词是彻头彻尾地与邪恶相联系的。在阿拉伯语中，farauna动词包含有“骄傲、自大、傲慢、妄自尊大”的意思；派生的名词包含有“残暴、暴虐、法老王”的意思；派生的形容词含有“残暴的、暴虐的、霸道的、法老的”等意思。出自刺客口中的“我杀死了法老”，显然是对现代埃及人对法老一词的最好的诠释。
纳赛尔制造了一场革命，萨达特巩固了这场革命，并使埃及国家适应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因此他们两人对埃及的贡献都是至关重要的。按理说，萨达特的葬礼与纳赛尔的葬礼之间的差异不应该太大。但是，现实却如此骨感。纳赛尔去世后400多万埃及人挤满了开罗的大街小巷，赶来参加他的葬礼。当萨达特的葬礼举行时，参加他的葬礼的人数却少得可怜，除了稀稀疏疏的安全部队人员外，开罗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埃及人民对待萨达特总统之死态度如此冷漠。阿拉伯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苏丹和阿曼，派出代表出席萨达特的葬礼，其他诸如叙利亚、黎巴嫩和利比亚等国家，却在庆祝萨达特的死亡，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萨达特是阿拉伯世界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