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福德先生在评论《白鲸》时是最不开心的。他很有鉴赏力，而且有高贵的情怀，但他过于热切地想要探寻内在的含义。事实上，他要求我们认为《白鲸》首先是一个譬喻，然后才是一首诗歌：
“《白鲸》……在本质上是一则关于邪恶的神秘与宇宙的不仁的寓言。白鲸代表了凶残的力量……而亚哈是人类精神的写照，渺小而软弱，但意志坚定，以弱小对抗强大，以目的性去对抗混沌而愚昧的力量……”
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但遗憾的是芒福德先生却钻了牛角尖。他继续说，捕鲸是存在和生存象征，普通的鲸鱼（与白鲸作对立）是容易驯服的大自然，裴廓德号的船员是人类的象征——等等等等。这是从字里行间追寻意义的老错误。下面是一个过度敏感的诠释的例子：
“……在《哈姆雷特》中，无意识的乱伦的欲望使得主人公无法与他喜爱的女孩缔结连理……”
你会觉得这番话很有见地，但要是不说出来会更好！你会想起菲尔丁笔下的地狱里的幽灵，他们折磨着莎士比亚，想知道“熄灭灯火，然后消灭光明”这句话的含义。其实莎士比亚先生本人已经忘记了——谁又会去在乎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句美妙的话，就这样吧。《白鲸》也是一样，对它的手法进行解析要更好一些，因为手法是诗歌的重要内容，而不要去理会“含义”。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饥饿与爱情》并不像是小说，更像是关于贫穷的独白。它的主角亚瑟·菲尔普斯是一个生于贫民窟的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他先是给人家跑腿，每星期挣12先令。后来他自学成才，当上了书店的店员，周薪涨到了27先令。这时战争爆发了，结束了他的一生。他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年轻人，但周薪才27先令，你还能想要他怎么样。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确实是从周薪27先令的角度去诠释生活的。大部分小说是由饱食终日的人为饱食终日的人描写饱食终日的生活。这本书是吃不上饱饭的人写的书，一个没有技术的工人眼中的世界——他的头脑很清醒，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像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日日夜夜都在琢磨这个世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也展现了布里顿先生的有趣的风格）：
“他们一直在折磨你，永远让你生活在堕落和肮脏中——领子磨破了脖子、鞋子扭曲了脚趾，早上起床没办法洗澡，穿着满是汗臭体味的衣服，水槽是臭的，厕所是臭的，生活、睡觉、工作，干着卑微的工作，消磨着生命的活力：你能过着这样的生活而对这一人性的丑恶毫不知情吗？”
像这样的想法反反复复地出现——类似一种精神上的溃疡，永远对卑劣的事情感到不满。对于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来说，抱怨靴子太紧似乎是怯懦的行为，因为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如果靴子太紧了大可以换一双，他们的思想不会被琐碎的不舒服所扭曲。但当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以下时，小事就会将大事排挤掉，你不会去专注于艺术或宗教，而是关注糟糕的食物、板硬的床铺、辛苦的工作和被解雇。“当你失业时，文化、爱情和美都是扯淡。”一个寒冷国度的穷人不可能感受到宁静，就连他活跃的思维也只会去进行毫无意义的抱怨。

——「评莱昂内尔·布里顿的《饥饿与爱情》、曼恩的《阿尔伯特·格洛普》」

「评赛珍珠的《大地》」

这是一本极不寻常的书。开头不知所云，风格蹩脚，就像对《奥德赛》拙劣的模仿。但读者不用为此感到担心，因为它的故事直接切入了真相的核心。书中没有情节，没有一个多余的事件，没有抒情的描写，只有对生活的忠实白描，扼杀了乐观。对一座东方城市的黄包车苦力的描写尤为打动人心。任何见过黄包车夫像老马一样跑在两根车辕之间的那丑陋一幕的人都会认同这一段描写。显然，对于作者来说，中国就是她的故乡，却又远离了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注意到一个中国人会忽略的事情。《大地》可以被归入讲述东方故事的为数不多的一流作品之列。
它讲述了关于一个中国农民王龙的故事。王龙出身贫寒，靠一把木锄垦地，只能喝热水，因为茶叶太贵，逢年过节才有肉吃。他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方人，思想狭隘，老实本分，出奇地愚昧，又像牲畜一样卖力地干活。他对土地的渴望远远胜过其它一切，其它一切——所有的恶习和所有利他的行为——完全不放在心上。有的男人爱美女，而他则爱土地。他的思想总结起来就只有这么一句话：“有地万事足，卖地大傻瓜。”他终究是一个农民。
或许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王龙和他的妻子欧兰的关系。欧兰是一个婢女，因为长得丑而被挑中，因为漂亮女人（小脚女人）在地里根本干不了活儿。她为王龙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直到分娩前还在他身边干活，就像狗一样听话。王龙对她的感情根本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爱情，只是责任。有些事情就是得由她去干，就像有些事情得由牛去干一样，在这种事情上他从来不会弄错。她只是一件工具，爱上她会让他有点难为情，就像鬼迷心窍一样，好比爱上一头牛。一个人怎么能爱上一个大脚女人呢？爱是留给妾侍的。当欧兰由于操劳过度和生了几个孩子，最后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时，王龙看着她，觉得她是那么丑陋。他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妻子，甚至心里暗暗觉得他或许会为她感到难过，但他并没有难过。他实在是太讨厌她那双大脚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为她买了一副昂贵的棺材。

这本书尝试从纯粹的文化和非政治的角度去描写法国对文明的特殊贡献。它的作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德国人，但对生命和思想的整体态度带有浓厚的英国色彩。库尔修先生对法国的批评是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思想格局较小，但更加完美精致，而且或许更加成熟，就像你与古人碰面时的感觉一样。因此，“法国诞生不了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们会摧毁文明的花园和人性的王国。无限的概念无法在法国的哲学中自由存在”。换句话说，法国文化是人本古典主义，对于那些身处古典传统之外的人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件精美的紧身衣。这就是库尔修先生的结论，除了书中所展现的博学之外，可以说这是任何英国人都会得出的结论。
但是，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的真正价值在于历史。假定法国思想确实是古典和静态的，而且比起英国或德国，法国更停留在十八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库尔修先生将一部分原因追溯到古罗马（法国人传承了古罗马文化），一部分原因追溯到法国人混杂的血统造成的人种差异。无疑这些都有其影响，但近代生活，特别是近代的经济生活要比远古的凯尔特人或拉丁人影响更大，难道不是吗？如果你去了解十九世纪的历史，你会发现法国一直是一个政治动荡不安的农业国家，无法发展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十九世纪，英国等国家迅速完成了城市化和高度整合，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被逐渐剥夺财产，而法国直到不久前仍然生活在先前的时代——政府孱弱，公共舆论有很强的影响力，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即便是现在，法国仍比我们更像是一个农业国。而农民总是有更好的品味但没什么新思想，而且他们对大自然并不感兴趣——这符合法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你在法国生活得出的结论就是：法国人与我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有点落后于时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则不得而知。

——「评厄尼斯特·罗伯特·库尔修的《法国的文明》，奥莉弗·怀恩译本」

「评鲁丝·皮忒的《冥府的珀尔塞福涅》」

这是一首有点不同寻常的诗：一首以真正的古典风格写成的诗，而不是虚有其名的矫揉造作的仿古诗。举一节诗为例：
寒冬突至，万林皆倒，
浸透了泪水，被狂风蹂躏，
四野苍茫，藤萝凌乱
肆虐着苦苦支撑的榆树。
 
这是一首不过不失的诗，所有的形容词都是精心挑选的，以避免带来低俗的效果。但是，它并不是一首仿作，而是传承——似乎是从蒲柏一脉相承。这么一首诗唤起了混杂的感情，你会钦佩它的韵律之精妙，但你又会忍不住觉得如今这种古典诗太斯文、太没有活力了。事实上，形式主义的整个传统与不过不失的要求与我们的心灵格格不入。在最活跃的时代，古典主义总是伴随着世俗甚至粗鄙的思想，而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天性。几乎每一位十八世纪的作家都会让你本能地觉得他有一个大家庭，而且能够找到一份优差。这或许并不适合每个人，但十八世纪的人正是从他们不讲究灵性这一特征中获得力量。他们与玛丽·科雷利完全不一样，要么比她更低俗，要么比她更高雅。一个现代英国人绝不会罔顾灵性，而且如果他坚持古典主义的话，他就将自己的一部分思想割舍了。但是，掌握古典主义的技巧还是有好处的——它本身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在这首诗里你能体验到一种清冷的感觉，几乎让人战栗，当华而不实的作品消逝后，它仍有可能流传下来。像下面的诗句：
黄花飘香引群蜂，
银盘寂寥空余蜜。
 
任何有耳朵的人都听得出这两句话蕴含着真正的才华。这是一首不同凡响的诗，在技巧上很让人钦佩。

「评《雷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歌》，詹姆斯·布莱尔·莱斯曼翻自德文的译本」

从一首译文诗里你基本不可能了解到原来那首诗的意境，当你不懂原文的语言时更是如此。但是，有时候译本能够精确地表达原意，而且本身就是好诗。英语很缺乏韵脚，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词语（“死亡”、“自我”、“爱情”、“受伤”等）都没有韵脚，因此，译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富有才华的韵文诗人。莱斯曼先生肯定通过了这个考验。他的韵文非常精彩，而且他还有其它优点。这本书的开头那首诗就是非常好的译本：
在那茅屋渐稀的地方，
竖起了新的窄腰房屋，
穿过凌乱的脚手架和呛人的灰尘，
彼此询问田野到底在哪里：
 
只剩下苍白惨淡的泉水，
支架和篱笆后是炙热的夏日，
孩子们和樱桃树病恹恹的，
秋天还有待时日才能带来慰藉。
 
请注意第二节的那些精妙的韵脚，它忠实于传统，却又避免了英文十音节诗句的拗口效果。同时还请注意“ailing”与“reconciling”顺耳的谐音。无韵诗《俄尔普斯、欧律狄刻、赫耳墨斯》是一首杰作，而《亚香提》也是，它开头的那节诗隐约让人想起波德莱尔，但“lithe”这个词用得不怎么好。
这是一本光凭自身就能够带来愉悦的好作品，但并不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雷纳·玛利亚·里尔克。你所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淡淡的哀愁——忧郁，希望这个词不会让人想起《漂亮的乔》——或许任何时代或国家的任何诗人都是这样。

不久前我为一本不同寻常的名为《北回归线》的书写了书评，我提到它对待生活的独特态度源于死亡就是终点而不是新生的起点这个现代观念。这个星期摆在我面前的书也是一个美国人写的，更加直接地描写同样的主题——事实上，死亡就是它公开承认的主题。
不幸的是，我发现我几乎看不懂《私生子之死》。《北回归线》除了结构略显散漫之外，大体上采取了普通的小说形式。《私生子之死》几乎不是一部小说。它由一系列独立的、彼此之间没有明显关联的段落构成——其实是微散文——这些或许是一部小说的骨架。我随意挑选出两三个段落：
“我匆忙走过荒凉的街道，我的眼睛被刺痛了——我的面前是一片古老、萧条的景象。我不敢去直面他们……男人、女人、孩子、狗、猫、小鸟、树、水、房子。那是惨不忍睹的苦难。”
“光线渐渐昏暗下来，他走过山丘，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距离的伤痛，他乡的伤痛。”
“要变得强壮，要保持现在的力量，那是不可探测的深邃、神秘与圣洁。现在是自我实现的时刻，让自我获得圆满的死亡。”
你会看到，这些内容很晦涩难懂，那些就像章节的标题一样散布于页边的注解也没能让它们好懂一些。我希望我能说我对这本书的整体理解要好于对个别篇章的理解，但我做不到。在我看来，作者的主旨似乎是尝试达到更完整的对于死亡的理解——完全地实现作为绝对存在的死亡（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绝对存在）；其次，不再让自己进行寻常的思维过程，让思考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我能表述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我作为书评家的职能就是向比我更具备抽象思维的人指出有这么一本书。我愿意冒险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而亨利·米勒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能够理解他的文字，他的看法让我觉得这么说心里很踏实。

——「评迈克尔·法兰克尔的《私生子之死》、保罗·该隐的《诡计》、约瑟夫·希尔琳的《金紫罗兰》、穆丽尔·海恩的《一个不同的女人》、奈欧·马什与亨利·杰尔利特的《看护院的谋杀》」

为什么大家都说典型的英国小说呆板拘谨，而典型的美国小说总是吵吵闹闹，充满“动感”和暴力呢？我想根本原因是在美国，十九世纪的自由传统仍然还活着，虽然那里的现实生活和这里一样死气沉沉。
在英国，生活是顺从和拘谨的。每件事情都由家庭纽带、社会地位和谋生难易所决定，而这些事情是如此重要，没有哪个小说家能够忘记它们。在美国，它们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小说家很容易摆脱它们。因此，一部美国小说的主人公不会是社会机器的一个齿轮，而是一个无拘无束、没有责任感、争取自我救赎的个体。如果他想去西雅图，或当一个卖花生的小贩，或和妻子离婚寻找一个精神伴侣，他总是可以这么做，只要他有钱——而到了那个时候他似乎总是会有钱。

——「评瓦迪斯·费舍尔的《我们被背叛了》、乔治·布雷克的《大卫与乔安娜》、尼古拉·古斯盖的《离奇事件》、伊丽莎白·詹金斯的《凤凰巢》」

《失乐园》结尾的诗句有一个很长的譬喻：
荒凉的平原，
塞里卡纳平原，中国人在那里
乘风扬帆，藤制的货船轻快出发。
 
这句话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唤醒了对古时古地的缅怀，几乎就像肉体上的疼痛一样真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喜欢拿它来折磨自己。或许这是一种有害的情感，但我们都对它很熟悉，如果一本行记没办法唤醒这种情感，我们不会认为它是一本好书。

——「评卡尔·拉斯旺的《阿拉伯的黑帐篷》、劳伦斯·格林的《神秘的非洲》、威廉姆斯的《在最光明的非洲和最黑暗的欧洲》、埃里克·穆斯普拉特的《入乡随俗》、爱德华·亚历山大·鲍威尔的《飞一般的奥德赛》」

事实上，我们这个年代并不适合那些关于破败屋子里的疯子的神秘浪漫作品，因为你无法漠视当代的现实。你无法忽视希特勒、墨索里尼、失业、飞机和无线电广播。你只能假装看不见，这意味着砍掉你的意识的大部分内容。回避日常生活并操纵着黑纸剪影，假装自己真的对它们感兴趣，这是一厢情愿的游戏，因此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在黑暗中讲鬼故事一样。

——「评斯克勒姆·阿希的《纸牛犊》、朱利安·格林的《午夜》，维维安·霍兰德从法文的译本」

我不愿意说梅拉特小姐的文风很“女性化”——对于能够徒步骑马穿越中亚的女人来说，她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柔弱性别，如果真有柔弱性别这种事情的话。但她的态度更加被动，思想性没有那么突出，而且更加宽容。或许她是最完美的旅行家，那种希望旅途一直不会结束的人，对横穿空旷的草原和行经荒废的庙宇比在家里写书更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保持着一个文明人在荒野中的疏离感。
“我只是在延续我在俄国突厥斯坦的旅程。我熟悉了骆驼的味道和它们反刍时臭烘烘的气息。我们在灌溉地点休息，我见过收集粪便当燃料……我了解夜晚的静谧，当你的眼睛经过一天的风吹而发疼时。我喜欢原始的生活方式，重新让我将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化为切实的满足感。”
能够忍受这一切并去欣赏它是一种非凡的天赋。这种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周游世界，只有他们能在边远的国度旅行，而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失望。当然，他们的秘密一部分在于强健的身体，但不能说他们坚强绝情。如果你在旅行时要求过得舒服，那是最要命的，那只会意味着曾经充满魅力的名字勾起的回忆只有臭虫和无聊。

——「评埃拉·梅拉特的《禁断之旅》，由托马斯·麦克格里维从法文翻译」

避免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钻牛角尖。以任何合乎情理的结论为例——譬如说，女人没有胡子吧——把这个结论加以扭曲，强调个别情况，再旁敲侧击混淆视听，你就能推翻或动摇这个结论。把一块桌布撕成布条，你就可以似是而非地否定它是一块桌布。

——《深奥的诱惑》

「评伯特兰·罗素的《力量：一则新社会的分析》」

如果伯特兰·罗素先生的这本书《力量》里有某些部分看上去很空洞，这只是表明现在我们已经沉沦到重申明显的事情成了有识之士的第一要务的地步。情况不仅仅是目前以赤裸裸的武力进行统治几乎遍及每一个国家，或许情况一直都是这样。这个时代与之前的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时代缺少自由的知识分子。披上各种伪装的暴力崇拜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宗教，而“机关枪就是机关枪，即使它的扳机被一个‘好人’扣住也一样”这样的自明之理——而这正是罗素先生所说的话——已经变成了说出来会有危险的异端思想。
罗素先生的书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前面几章，他对各种力量进行了分析——宗教的力量、寡头统治的力量、独裁的力量等等。在分析当前的局势时，他的话不是很让人满意，因为和所有的自由派一样，他更擅长于指出什么是好事，而不擅长于解释如何去实现它。他清楚地看到今天的根本问题是“驯服权力”，除了民主体制之外我们不能信赖任何体制不会让我们陷于无以言状的恐怖。而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和倡导宽容与坚强意志的教育，民主体制毫无意义。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去实现这些事情。他只是表达出一个虔诚的期盼，认为当前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他指出历史上所有的暴政最终都土崩瓦解，“没有理由相信（希特勒）会比在他之前的暴君统治得更加长久。”
这番话下面隐含着“真理终将获胜”的理念。但是，当下的恐怖特别之处在于，我们不能肯定情况会是这样。我们有可能落入一个领导一发话，二加二就等于五的时代。罗素先生指出，独裁者所依赖的那个有组织地撒谎的庞大体系使得他们的追随者无法了解事实，因此与那些知道事实的人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情况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证明独裁者所希望实现的奴隶社会将不会稳固。很容易想象这么一个社会，它的统治阶级欺骗了其追随者，但自己并未遭受蒙骗。有谁敢肯定这种事情没有成为现实吗？你只需要想想教育被电台和国家控制这些可怕的事情的可能性，就会意识到“真理必胜”只是一个祈祷，而不是一个公理。
罗素先生是当代最富可读性的作家之一，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让人觉得很心安。只要他和像他这样的人还活着，没有被关进监狱，我们就知道世界仍然没有完全陷入癫狂。他奉行中庸思想，在句子的交替之间，他能写出忽而肤浅忽而深刻而有趣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有时候他并没有像其主题那么严肃。但他的思想正派而得体，像一位精神上的骑士，这要比只是聪明更为难得。过去三十年来，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一直不受时下流行的消极言论的影响。在一个恐慌和谎言变得十分普遍的时代，他是一个很好相与的人。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没有《自由与组织》那么好，但非常值得一读。

「评露丝·皮特的《灵魂在凝望》」

下面的内容出自一首描写一只欧鸽之死的诗：
时代不会让我，
为如此卑贱死去的人哭泣，
我将为所有不应有的苦难，
承受百年的忧伤。
温柔的眼眸和蓝色的羽毛，
比雨更温柔的叫声，
踩着露珠的双脚，
我们在田野上洒下有毒的谷粒。
 
正是它们与“时代”的联系，使得皮特小姐的诗歌总是很另类，并让很多人在推崇之余内心会感到困惑，就好像你对一根冰柱或一朵天南星百合的感觉。它们立刻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们的主题，即使在韵文诗中也不能被忽略的主题，与当今时代并没有关系。过去几年来，最广泛阅读和最好的英文诗大体上都以政治为题材，不是因为失业、内战等本身是好的题材，而是因为人们在描写当时他们心里真正所思所想的事情时，能够写出最好的作品。皮特小姐似乎真的可以不去理会当代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去理解它。这本书里有几首诗，其中最好的一首诗（《渔民》）大概写于1910年。有必要将这本书里的那首“政治”诗《1938年》与奥登的那首内容相似的作品《欧洲1936年》进行比较。我不是说我更喜欢奥登的创作手法，在这个例子中我更喜欢皮特小姐的手法。如果你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她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的冷漠令人印象深刻。
在如今这个时代，这种“超脱”是正当之举吗？答案是，如果不是在装腔作势的话，它就是正当之举，而在一位作家身上，你总是能够辨别得出那是不是在装腔作势。皮特小姐无疑有权利继续耕耘她那块孤独的田地，继续留恋那些在梦魇开始之前似乎很重要的事情。与如今大部分从事写作的人不同，她或许不会去描写她没有体会的感情。在手法上，她的韵文诗总是有一种朴素的特征，这种特征被误认为是古典情怀，因为它在部分程度上有赖于对形容词非常敏锐的运用。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过分地追求精致或“诗意”的词语。（第一首诗《痛苦的神秘》，第三首诗里的“昨年”，而《恐惧的结束》这首诗的结尾是典型的豪斯曼的手法。）我认为这本书里最好的一首诗是《军队里的琴师》：
他扬起双手，那个古旧的杯子是大卫王的饮具，
他全身贯注于诗歌，是国王也是天真的诗人，
在沉睡中歌唱着扫罗王，
古代的恶魔惊慌失措，被天使的大军追赶。
他来到了没有拇囊炎的地方，
那里没有烟土的气息，也没有人咒骂，
他穿着浆硬的睡衣，
戴上黄铜桂冠，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不需要油腻腻的抹布，也不需要“士兵之友”。
 
或许诗歌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带到没有拇囊炎的地方——或许不是这样。皮特小姐显然相信这就是诗歌的作用，由于她的信念是真诚的，而且她有非常精妙的听觉，她继续写出能在读者的回忆里一直萦绕的诗歌，而不是写出在五分钟内造成强烈的冲击，然后就被遗忘的诗歌。

事实上，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当你看到他的照片时，你会再次感觉到这一点——我强烈推荐赫斯特与布莱凯特出版社的版本开头那幅照片，是希特勒在组建褐衫军时的早期相片。那是一张可怜兮兮的狗一样的脸，是一张遭受了无可忍受的冤屈的男人的脸。它以更有男人味的方式重现了无数的耶稣受难相的神韵。显然，那就是希特勒对自己的观感。他对世界不满的最初个人原因我们只能揣测，但不管怎样，他确实心怀不满：他是受难者和殉道者，被绑在岩石上的普罗米修斯，抱着牺牲自我的决心挑战不可能的任务的孤胆英雄。如果他杀死的是一只老鼠，他知道怎么将其吹嘘成一条恶龙。你会觉得，就像拿破仑一样，他正在和命运进行抗争，他无法获得胜利，但那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这一姿态确实很有吸引力，你所观看的电影里有一半都是基于这一主题。
而且他抓住了享乐主义生活态度的虚伪本质。自从上一场战争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想，当然包括所有的“进步”思想，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人类的追求不过就是舒适、安全和逃避痛苦。这种人生观与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不相容的。当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的孩子在玩玩具士兵时，他总是会觉得不高兴，但他想不出用别的什么替代那些铁皮士兵，总不能拿铁皮和平主义者代替吧。希特勒本人不知道快乐为何物，因此他以非凡的能力意识到人类不仅想要舒适、安全、缩短工作时间、卫生、生育控制和理性，他们还希望斗争和自我牺牲，愿意在鼓点和旗帜中进行表忠心的游行，至少时不时愿意这么做。虽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经济理论，但在思想上它们比任何享乐主义的思想都更加高尚。独裁者通过向民众施加无法忍受的负担，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当社会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对人民说道“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时，希特勒对民众们说的是：“我将带给你们斗争、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都匍匐在他的脚下。或许到后来，就像上次战争的末期那样，他们会对此感到厌倦并改变想法。经过几年的杀戮与饥荒，“最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一句很动听的口号，但当下，“一个恐怖的结局胜过没有结局的恐怖”占了上风。我们要对抗的是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我们不应该小觑这句话所蕴含的情感上的煽动力。

——「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事实上，只要肤色情感依然存在，白人就无法把黑人当人看待。他们只会认为他是一个奴隶或宠物。那个男孩从小到大一直觉得白人横亘在他与太阳之间，让他丝毫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
“你知道白人住在哪里吗？就在我的肚子里，我能够感觉到他们。”
“是的，而且在你的胸口和喉咙里。”古斯说道。
“就像被火烧一样。”
“有时候你喘不过气来……”
他“知道”迟早他会杀人。换句话说，他总是想要杀人。只有在犯罪和逃亡的那24个小时里他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在采取行动而不是被主宰。他所作出的可怕的事情让他获得了解放的感觉。没有白人能够理解这个事实，除了那个为他辩护的犹太律师，而他拒绝承认这一点。

——「评理查德·赖特的《土著之子》、特拉文的《丛林里的桥》与《死亡之船》、弗雷德·厄克特的《我爱上了水手》、菲利普·乔丹的《她已经走了》、莱昂·福伊希特万格的《巴黎公报》、杰弗里·特里斯的《天生如此》」

「评《新的启示：批评、诗歌和故事选集》、亨利·特里斯的《三十八首诗》」

新的文学运动总是以尝试屠杀他们的前辈作为开始，而启示派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敌人，正如你可以猜想到的，是和他们最为接近的人：超现实主义者。这次文学运动的目标在詹姆斯·芬德利·亨德利的引言和亨利·特里斯的一篇文章里得以阐述，而那似乎大致就是有节制的超现实主义。潜意识被释放了，但只是假释——听上去就是这么一回事。
文学手法的改变总是和政治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文学流派的作品其实并没有价值，却能留下回忆。达达主义仍然被缅怀，但达达主义者写出的那些垃圾早就被遗忘了。或许达达主义是对世界大战的反应，而超现实主义是对过去二十年来肤浅的“常理”的反应。启示运动似乎对极权主义进行了萝卜鬼灯式的刻画。据亨德利先生所说，它的目标似乎是：
通过瓦解主体—客体关系而实现哲学上的人与物的结合，通过极权主义的崩溃和“国家”成为超人概念实现人与政府的融合，通过将艺术带入生活，实现人与艺术的融合。
这个群体的实际成就，正如这两本书所展现的，在我看来并没有多了不起。那些短篇小说（迪伦·托马斯、詹姆斯·芬德利·亨德利、亨利·特里斯和多利安·库克）和诗歌与“现实”脱节了，但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写得很糟糕。有许多似乎有某种“含义”。下面是两首诗的节选：
闪亮的言语之喙比以往更尖锐，
在一张时间表中，诱惑着我纤细的手指，
即使我的脑壳萌发出了词语，
在我的梦境中像小鸟一样啼叫呜咽，
在沙漠里迷失，或像是曼德拉草的惨叫，
在午夜的墓碑中，是一篇华丽的墓志铭。
（亨利·特里斯）
飞狐的狞笑覆盖着大地，
在鲸鱼的鳍肢尖上的瓶子中翻滚，
我会寄给你一包交叉的手指，
抱着一只兔子的爪子蜷缩在角落里，
举着一个招牌抵御寒冷。
（诺曼·麦克凯格）

莱蒙托夫是一个世纪前的俄国作家，和他的导师普希金一样，他年纪轻轻就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决斗。他去过高加索地区，那是俄国人占有但几乎没有了解的地方，就像我们占有印度一样，差不多是第一位描写高加索地区的幻想作家。这本书的译者将他与吉卜林相提并论，但为他辩护说他不是“帝国主义者”。事实上，那时候他不可能是吉卜林式的“帝国主义者”。他属于一个对我们来说就像金字塔那么遥远却又有趣得多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是一本奇怪的书，事实上它是一系列故事和思考的零碎合集。它的魅力在于它对高加索山脉和居住在那里的野蛮的穆斯林的描绘。他们是马上民族，挥舞着镶嵌宝石的匕首，热爱自由，既有骑士风范又匪气十足，就像今天摩洛哥山区的柏柏尔人。但这并不是莱蒙托夫真正要写的。书名的“英雄”是一则反讽，那个出现在大部分故事里的年轻人显然就是莱蒙托夫本人的写照。他是拜伦时代的失望的知识分子，1840年版的乔伊斯的《一个年轻画家的肖像》里的史蒂芬·迪达勒斯。
这本书自始至终弥漫着强烈的拜伦式气氛，无疑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他的直接影响。故事里的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莱蒙托夫本人，就像是从《唐璜》里走出来的。他年轻勇敢、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英俊潇洒、机智聪明——事实上，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可他就是不能体体面面地做人。就像拜伦笔下的主角一样，更像拜伦本人，他发现自己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做出一些自己知道很卑劣可恶的事情。如果他对一个女人感兴趣，那只是因为别人爱她；如果他进行决斗，那一定是因为某件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他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情感就是他知道这么做对不起自己。
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在一百年前它却非常普遍，一个表现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词形容它：“spleen”（乖张暴戾），现在这个词已经不用了。无疑，真正的解释在于宗教信仰的消失，又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它的地位。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其中最要紧的是对于灵魂不朽的信仰的崩溃，使得欧洲的生活失去了“意义”，结果就是，十九世纪许多最杰出的思想者被空虚感所困扰。直到不久前，另外一个“意义”才开始显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是一本有趣的书，气氛和问题如此久远，或许它应该被归入“逃避文学”的范畴。

——「评米盖尔·尤勒维奇·莱蒙托夫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格兰特·威尔逊的《祭司岛》、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电影故事》」

马克·宾尼是年轻一辈作家中比较有趣的一个人，但在这里“年轻一辈”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六十岁以下”。我敢说他的年纪大约是三十岁。他的有趣之处在于他的局限性：他对其他同龄人深有感触的重大问题完全漠然。
譬如说，他似乎毫无政治意识。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他毫无影响。他没有描写现代小说中司空见惯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极权主义手段摧残的题材，而是为你描绘了由下等人、破落户和臭味相投的一无是处之人构成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所有的社会都同样残暴，而且说到底他们都同样没有力量去进行抗争。他的第一本书《下等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作品。它描述了对社会现状犬儒式的逆来顺受，而这正是罪犯和无赖的特征之一。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压迫你，你的存在就是为了犯法，这就是生活的正常秩序，你不会想去反抗它。众所周知，窃贼通常会投票给保守党。感化院和监狱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拥有大型图书馆，风味独特的监狱文学就此诞生了。当然，它所描写的世界是非理性的，但并不比股票经纪或专利药品贩子的世界更加疯狂。

——「评马克·宾尼的《大风车》、艾丽卡·曼的《黯淡的灯光》、乔治与韦登·格罗史密斯的《小人物日记》」

怀特海德教授曾经评论说，每一种哲学都带有隐秘的幻想背景的色彩，但那并不是它的正式教条的一部分。显然，这番评论更适合小说，但或许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最适合所有非常低俗的“轻松”小说，那种由埃德加·华莱士和埃塞尔·梅·戴尔这类“天生的”作家信笔写出的东西。在这两个作家身上你会发现他们的故事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奢迷梦幻的生活，但或许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这一点。大体上，越低俗的小说家会越彻底地暴露自己，就像那些每天吃早餐时讲述自己做了什么梦的人一样。譬如说，司汤达幻想自己是一位公爵的儿子，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天生的势利心态，不会让它毫无掩饰地暴露在纸上。在他的小说里，势利的动机要么被颠倒过来（《红与黑》），要么以精神贵族的姿态重新出现（《帕尔玛修道院》）。像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本森、“萨基”、迈克尔·阿尔伦这样的作家没有这么隐晦，只会将自恋倾注于纸上，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结果就是，无论他们是多么蹩脚的小说家，或许他们会是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流行幻梦的可靠向导。

——「评佩勒姆·格伦威尔·沃德豪斯的《快速服务》、安吉拉·瑟克尔的《幸福突如其来》、奥尔加·罗斯曼尼斯的《乘客名单》、弗兰克·贝克的《哈格里夫斯小姐》、达玛利斯·阿克罗的《一如所惧》」

有谁不知道廉价文具店的橱窗上的“漫画”，那些卖一便士或两便士的彩色明信片呢？那些明信片上面总是画着胖乎乎的女人穿着紧窄的浴袍，笔触粗糙，而且用色俗不可耐，通常是麻雀蛋的灰色和邮筒那种红色。
这么说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奇怪的是，许多人似乎不知道这些事物的存在，或隐隐约约以为它们只有在海滨才能找得到，就像黑人歌手或薄荷糖。事实上，它们到处都有得卖——比方说，在任何一间伍尔沃斯超市都能买到——而且显然它们是批量生产出来的，总是推出新的系列。不要将它们和其它众多插图明信片——比方说，画着猫猫狗狗的煽情明信片或以刻画少男少女的恋爱为卖点、接近于淫秽作品的色情明信片混为一谈。它们自成一类，专门卖弄极其“低俗”的幽默——以岳母、婴儿的尿片、警察的靴子为主题的荤笑话。它们与所有其它明信片的区别就在于没有做作的艺术派头。有六七家出版社出版这些明信片，不过画这些漫画的人似乎在任何时候人数都不多。
这些漫画让我特别想起了一个名字：唐纳德·麦吉尔，因为他不仅是多产的作者，而且是当代最出色、最具代表性而且最完美地体现传统的明信片画家。我不知道谁是唐纳德·麦吉尔。显然他是一个商业名字，因为至少有一个系列的明信片专门以“唐纳德·麦吉尔漫画”之名出版，但毫无疑问他真有其人，其绘画风格一眼就能认出来。任何大批量地研究他的明信片的人都会发现它们当中有许多的画工并不差，但要说它们有美学上的价值的话，那就过于浅薄了。一张卡通明信片只是简单地展现了一个笑话，毫无例外都是“低俗”的笑话，它的成败取决于能否逗人发笑。除此之外就只有“意识形态”的价值。麦吉尔是个聪明的画匠，在画脸的时候有真正的讽刺画家的笔触，但他的明信片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们极具代表性，似乎代表了幽默明信片的范式。它们不是山寨作品，是过去四十年来幽默明信片的典范，从它们身上你能了解到幽默明信片这种创作形式的意义和主旨。

——《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

狄更斯是一个主旨明确的作家，所有严肃的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对于他的“主旨”是道德抑或是政治则存在分歧。在一头是切斯特顿，他几乎成功地将狄更斯描述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中世纪主义者，而另一头是托马斯·阿尔弗雷德·杰克逊先生，他认为狄更斯不仅是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这是一件难度更高的事情——极端的自然主义者。威尔逊先生则处于这两种看法的中间，但更倾向于杰克逊的看法。他指出狄更斯的小说的主题首先体现了他的信仰，然后是他对商业中层阶层的错误认识，这无疑是对的。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他最后一本完成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展现了之前从未展现过的对小贵族阶层（雷博恩、特温姆罗）和无产阶级（莉齐·贺萨姆）的同情。但他并没有补充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的思想回到了原地，回到早期的认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是包治百病的药方的观念，显然，他对任何政治方案都感到绝望。或许他还过度强调了狄更斯的作品中的象征主义元素，而低估了商业故事创作的技术层面。但除此之外，它是目前评论狄更斯的最好的文章之一。

——「评埃德蒙德·威尔逊的《创伤与鞠躬》」

亨利·米勒再也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了。就像不再结果的果树还会继续长出叶子那样，作家并不会停止创作，但米勒是又一个例子，表明即使是最好的作家也只能写出几部作品。由于他的作品带有自传体的色彩，他或许只能写出一本值得阅读的作品，但事实上他写出了两本，或许能写出三本。我希望就这几本书进行评述，而不是后来他那些炒冷饭的作品。因为写出一本七年后仍被怀念的作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米勒的早期作品由于几个原因一直在这个国家得不到应有的尊敬。
米勒最好的作品是出版于1935年的《北回归线》。向任何人推荐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巴黎的纳粹分子和这个国家的警察让这部作品没有多少本剩下，但我想它将会一直流传下去。值得一读的书籍迟早会得到尊重。与此同时，引起人们关注它的存在并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黑色的春天》和《马克斯和白细胞》也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

——《亨利·米勒的结局》

伪善是很罕见的事情，真正的邪恶或许就像美德一样难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它的两极总是互相变换不定。在这个世界里，和平主义者发现自己崇拜的是希特勒，社会主义者成为了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变成了卖国贼，佛教徒为日本军队的旗开得胜祈祷，而当俄国发起进攻时，股票指数立刻上扬。虽然这些人的动机在局外人看来再明显不过，他们自己却当局者迷，毫无觉察。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想象的邪恶的富人坐在小小的密室里筹谋着剥削工人的方案这一幕情形并没有在现实世界里发生。剥削的确存在，却是由梦游者做出来的。如今，富人们用于对付穷人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心灵”。如果你能引导一个工人相信他对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渴望是“物质主义”，你就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样地，如果你能劝导印度人保持“心灵纯洁”而不是组织类似于工会这样的俗事，你就可以保证他们一直会是苦力。费尔登先生对西方工人阶级的“物质主义”充满了愤慨，指责他们在这方面比那些有钱人还要糟糕，不仅要收音机，甚至还想要汽车和皮衣。答案显然就是，这样的愤慨出自一个自己已经过着舒适的特权生活的人并不合适。但那只是一个答案，而不是确切的诊断，因为如果这只是寻常无奇的口是心非的话，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

——「评列奥内尔·费尔登的《以邻为壑》书评」

要评判王尔德并不容易，因为要将他的艺术成就与他的生平分开非常困难，而且他本人一直无法完全肯定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王尔德声称信奉“为艺术而艺术”——即艺术的理念与宗教、道德或政治无干。他将这句话作为他的信念（“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彻底没有意义的”）的基础之一。但在实际创作中，他所写的几乎所有内容都直指某个道德问题，违背了这一宗旨。还有一个矛盾是，他从来不能肯定自己是在抨击当时的道德要求还是在捍卫它。他的戏剧和故事的对话几乎都是优雅的俏皮话，将主宰着维多利亚社会的是非观念撕成碎片。但奇怪的是，它们的中心主题总是指向某个老掉牙的道德规范。譬如说，他的小说《道林·格雷》是一本带着深刻的道德色彩的作品。虽然当时出版时它被斥为愤世嫉俗和轻佻浮夸，其实它是一则宗教寓言。很多时候王尔德是在以轻喜剧的语言表达陈腐的格言。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变得聪明起来，但并不确切地肯定自己想要在什么方面变得聪明。与此同时，他一直未能完全摆脱维多利亚中期的教养的影响。将他从思想的泥沼中解救出来的事情是，他终究是一个真的很有才华的剧作家：他能构思出一部精妙的戏剧，而且他拥有爱尔兰作家总是比英格兰作家更常有的轻松笔触——和大部分英国剧作家一样，王尔德就是爱尔兰人。

——「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谈话」

虽然马克·吐温写过的书种类之多令人惊讶，从矫揉造作的《圣女贞德的生平》到一本诲淫诲盗从未公开发行的小册子，但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围绕着密西西比河和西部偏僻的矿镇这两个主题。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他出身南方家庭，家道小康，拥有一两个奴隶），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的初期适逢美国的黄金时代，当时平原刚刚开发，财富和机会似乎无穷无尽，人们觉得自己是自由人，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自由人，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后几个世纪，都不曾也不会再有那样的自由了。《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和上文提及的另外两本书都是大杂烩，收录了趣闻轶事、风景描写和既严肃又诙谐的社会纪实。但它们的共同主题或许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就是人在不怕丢饭碗时做出的事情。”马克·吐温在写这些书时，心里并没有想将其写成对自由解放的赞美诗。他主要看重的是“性格”描写，当经济压力和传统约束统统都不见时，人性会变得多么光怪陆离，乃至步入疯狂。他所描绘的筏工、密西西比河的引航员、矿工、强盗或许并没有过于夸张的描写，但他们不同于现代人，而且彼此也不一样，就像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千姿百态的石像鬼雕塑。他们的个性是如此奇特，有时甚至可用“狰狞”加以形容，因为没有外部的压力对其进行约束。那时候国家几乎等同于无物，教会势力软弱，而且众口不一，土地可以予取予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你大可以往老板的眼睛揍上一拳，然后继续向西边进发。而且，钱多的是，流通中最小的货币价值相当于一个先令。美国的拓荒者不是超人，也不是特别勇敢的人。几个强盗就足以震慑整个镇上那些硬朗健壮的淘金矿工，因为他们缺少公益精神制服那些歹徒。他们甚至没办法摆脱阶级差别。那些在矿镇上横行霸道的亡命之徒马甲口袋里别着一把德令加手枪，身上背负着二十桩命案，却穿着长礼服，戴着光亮的礼帽，坚称自己是一位“绅士”，非常讲究餐桌礼仪。但至少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一出生就被决定了。当这片土地仍是自由的时候，“从小木屋到白宫”的神话就可能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巴黎的暴民攻陷巴士底狱，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你在阅读马克·吐温、布雷特·哈特和惠特曼时，你会觉得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马克·吐温——御用小丑》

伯恩汉姆先生从这些作家的教诲中所勾勒出的世界图景是这样的：
在很大程度上，进步只是一个幻觉，民主不可能实现，不过是欺骗群众的有用的工具。
社会不可避免要由寡头政权统治，他们依靠暴力和欺诈窃居高位，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任何革命都只是意味着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
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只会为了自私的动机而行动，只是他一直受到谬误的摆布。
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采取有意识的经过规划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群体都只想着为自己谋利益。
政治只不过是争权夺利，人类的平等和友爱都只是空洞的言辞。
所有的道德法则，所有“理想主义的”政治概念，所有的未来会有更美好的社会的宣传都只是谎言，以掩盖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评詹姆斯·伯恩汉姆的《马基雅弗利的信徒》」

在这个时代，人性已经被太多的钢铁和巨人所戕害。巨人践踏侏儒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多去关注普通人是一件好事。

——「评阿尔弗雷德·海森斯坦的《钢铁时代的巨人：戴高乐将军的故事》」

他的书以金边页面印刷，读者得多花三十先令，但内容却只不过是一团乱麻。很大一部分内容一连串的抨击，矛头指向对威尔斯先生称为“普世人权”的文件不是很感兴趣的那些人。其它的指责（比方说，对天主教会、国防部、海军和共产党）似乎没有来由，而是出于性情乖戾。但就该书的统一主题而言，它是那个如今为人所熟悉的理念：人类必须组建一个世界国度，否则就会灭亡。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在几本书里大谈其美妙之外，威尔斯先生从未提起过如何构建这个世界国度。也就是说，他从未劳神思考过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是谁，他们为什么和怎么样能够获得权力，以及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交出权力。在阐述“人权”时，他甚至没有提到这么一份文件将如何在俄国或中国传播。他将希特勒斥为疯子：这就将希特勒打发了。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数百万人愿意为一个疯子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这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除了威胁说“智人必须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否则就会灭亡”之外，他一直重复着1900年的那些口号，似乎它们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比方说，在1944年的时候听到“世界如今是一家”是让人很惊讶的事情。你或许还会说世界如今是平的。关于当今世界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它根本不是一家，而且每一年都变得越来越不团结，无论是现实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

——「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42年至44年：世界革命危机中的人类行为当代回忆录》」

这本书的精彩部分是1919年的爱尔兰行记。吉尔是一位皈依的天主教徒，有点仇视英国，热爱农业社会，自然而然地，他将爱尔兰理想化了，甚至声称爱尔兰的农民没有英国的农民那么面目可憎。但当他接触到一个爱尔兰的工人，比方说，一个工会组织者时，他不悦地留意到爱尔兰人似乎和他们的英国工友思想一致。也就是说，他们所想的是机械化、效率、更短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不是很感兴趣。他说道：“他们似乎满足于提倡共同财富和合作化，没有私人产权或个体责任——也就是说，工厂体系应该由公共掌控，而不是由私人掌控。”在这本书的其它地方，他对此进行了解释，并说工人们接受了他们的雇主的价值体系。他没能了解到，工人的态度是建立在艰苦的体验之上的。中产阶级人士没有权利去质疑它。
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中多愁善感的屋大维和司机埃纳利·斯特拉克之间有一段一针见血的对话：
屋大维：“我信奉劳动的尊严。”
斯特拉克：“那是因为您从来没有劳动过，屋大维阁下。”
埃里克·吉尔是一位雕塑家，显然认为手工劳动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劳动，在思考过去时，他总是忘记了低下阶层的人口。他想象中的世界是工匠的世界——自耕农、木匠、纺车织工、石匠等等——那是一个几乎没有机器的世界。但是，在一个没有机器的世界里，普通人当然不会是工匠，而是奴隶，或比奴隶好不到哪里去。不靠机器从土里刨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必定会让许多人就像牲畜那样干活。我们忘记了前工业时代生活的这一方面，正因为最可怜的阶级干活实在是太辛苦了，因此没能留下他们的纪录。在今天的许多原始国家，普通人从十岁开始就像奴隶一样劳动，就连他似乎高人一等的审美情怀也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去审美。只有吉尔极其厌恶的机器、劳动分工和经济集中制才能真正地改善他们的处境。

——「评埃里克·吉尔的《陌生的土地》」

切斯只是借鉴了威廉·福克纳的《避难所》中的故事情节，这两本书的精神氛围并不相同。切斯真正的源头在别处，这处情节借用只是象征性的。它象征着一件一再发生的事情——理念的粗俗化，在印刷发达的时代，这个过程或许变得更快捷。切斯被称为“大众的福克纳”，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大众的卡莱尔”。他是一位流行作家——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但他们在英国仍然是异数——他们学会了如今被时髦地称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就是“强权即公理”这一理念。“现实主义”的兴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施虐、受虐、成功崇拜、权力崇拜、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对它的探讨却只是隔靴搔痒，甚至连提到它都被认为是低俗的事情。就只列举我第一个想到的例子吧。我相信没有人指出过萧伯纳的作品中有施虐和受虐的成分，更没有人指出这或许与萧伯纳崇拜独裁者有关。人们总是将法西斯主义与虐待狂等同起来，却不认为最奴颜婢膝的斯大林崇拜有什么不妥。当然，事实的真相是，无数对斯大林阿谀奉承的英国知识分子与那些效忠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少数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和二十年代那些讲究效率，大谈特谈“劲头”、“动力”、“个性”和“学会当一个强权人物”的专家或更老一辈的拜倒在德国军国主义脚下的知识分子如卡莱尔、克里希等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在崇拜权力和获得成功的残暴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崇拜总是与对残忍和邪恶本身的热爱联系在一起。一个暴君如果是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恶棍会更值得顶礼膜拜，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演变成为“手段卑劣又有何妨”。所有认同极权主义的人的世界观都带有这一色彩，并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在纳粹—苏维埃签订条约时那么欢欣鼓舞。这一行动能否有利于苏联仍有待思考，但它是完全没有道义的行为，这就是值得膜拜的原因。接下来将会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辩解为它开脱。

——《莱福士与布兰迪丝小姐》

我们现在生活在噩梦里，任何想要寻找摆脱它的方式的人会发现自己陷入这么一个两难境地——在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人是不会变好的；而人没有变好的话，环境是不会有改善的。
社会需要获得重生，但重生必须由被社会败坏的个体去实现。由于进步确实发生了（因为说到底，我们的生活或许要比石器时代好一些，甚至要比黑暗时代好一些），这个恶性循环似乎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严重，但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假装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至少，它意味着认定法律比人更重要抑或肉体比灵魂更重要。

——「评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亚当与夏娃》」

乔治继续说道：“我发现在每个国家的富人都拥戴自由，喜欢自由的人都希望别人臣服于他的意志。”

——「书籍与民族：奥利弗·古德史密斯的《维克菲尔德的牧师》」

他承认现在无法实现理想化的社会，但他拒绝接受形而下的世界或放弃人可以变得完美这个信仰。而且他接纳了机器时代，并从美学的基础上为机器的产品辩护。在这本书的几篇散文里，特别是《艺术与闭关自守》和那篇关于埃里克·吉尔的文章，他几乎没有进行正面回答，但基本上他坚持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与高度的技术发展是不相悖的：
无政府主义暗示着全面的对权威的去中心化，以及全面的生活简化。像现代都市这样的非人性化的实体将会消失。但无政府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回归手工艺和户外厕所。无政府主义与电力，无政府主义与空中教堂，无政府主义与劳动分工，无政府主义与工业效率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功能团体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工作，不是为了其他人的利润或共同毁灭，对效率的渴求将成为幸福生活的尺度。
最后那句话的模糊含义回避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自由和组织如何进行调和？如果你考虑到合理性的话，你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低水平的生活。它不一定意味着吃不上饱饭或过着痛苦的生活，但它不可能享受到那种现在被认为是美好的，进步的，由空调、镀金铬盘和机器主宰的生活。比方说，制造飞机的过程非常复杂，只有在有计划的集权化社会中才能制造出来，其它有代表性的机器也是一样。除非人的本性发生了不可预料的变化，自由和效率一定是互相排斥的。里德并不承认这一点，而且他没有完全承认机器已经扼杀了创造性的本能和降低了审美意识。

——「评赫伯特·里德的《千色衣：散文节选》」

当今的问题是找到那个更宏大的意义和被物质世界矮化的生命的尊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消灭纳粹主义只不过是让世界的动荡不安少了一个迹象而已。

——「评康拉德·海登的《元首》」

哈罗德·约翰·马辛汉姆先生在序文中花了很多篇幅对“农事”加以定义，并发现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耕种土地。
“如果我们对‘农事’这个词进行深入了解，我们可以试着对它进行定义，即有爱的经营。它意味着人是万物之灵，但以对待家庭的态度去对待大自然。没有什么能比现代科学所宣扬的‘征服自然’更加偏离这个理念，它不仅背离了自然规律，而且是一个荒谬的说法。”
“现代世俗主义将人类贬低为彻底的世俗动物，没有超越个体的命运。与此同时，它把这头不完整的动物抬高到大自然的征服者的地位——这是一个极其幼稚的想法——而有爱的经营确切地定义了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并尊重自然法则，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但和万物一样，臣服于造物主。”

——「评哈罗德·约翰·马辛汉姆编撰的《自然秩序：关于回归农事的文集》」

这本书的书名源于比亚图心中那个自己当家作主和不欠别人债务的愿望。多年来他一直不肯加入农民的合作社，因为他觉得这么做侵犯了他的独立。
你能隐约察觉得到冰岛的政治模式，它的基础是内陆的农民被海港的商业利益所束缚，他们对世界事件懵懂无知。
经过多年与艰苦环境和低价的对抗，比亚图和数千个像他一样的农民取得了成功，但他们被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引起的虚假繁荣摧毁了。突然间，所有参战的国家都需要鱼、羊毛、石油和腌羊肉，农民们发现自己可以将农产品卖出前所未闻的高价，甚至能够开始偿还债务。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环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不明智地进行商业扩张，而战后的萧条使得冰岛比以前更加不景气。最后，政府被迫卖掉这个岛国唯一的财富：它的渔场。
比亚图被毁灭了，因为他冒失地决定建造一座真正的房子，有坚固的墙壁、锡皮屋顶和玻璃窗户，代替他那座茅屋。结果这座房子很冷而且很不舒服，建造成本耗尽了他的财富。
在最后一页，他在60岁的时候只剩下一小块田地，那是他岳母的财产。
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或许冰岛那些牧羊的农民的生活并不像书里所描写的那么悲惨；或许他们没有那么原始，也没有那么富于诗情画意，和我们更加相似；或许里面所描写的情景与现实的关系就像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与当代英国乡村的关系。
但这本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没有哪个读过这本书的人会忘记它。
它再一次表明这个可悲的事实：如今当你读到一本好的小说时，它通常是一本译著。

——「评霍尔多·拉克尼斯的《独立的人》，安德森·汤普森从冰岛文的译本」

作为一个书评家不应该摆出高人一等的傲慢姿态，但是，如果他没有时不时地指出如今书籍的整体水平之低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那是对公众的失职。
过去一两年来，英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可以说水平屡创新低。无疑，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因为情况到处都几乎一样。不仅是法西斯国家，而且那些刚刚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国家，无论是秘密出版还是在解放后出版的书都非常少，而里面没有几本是有价值的。
在苏联，文学创作成果依然丰硕——根据哈钦森先生源源不断的译本进行判断——着重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只有在有闲暇、有宁静的心灵和有充足的纸张的美国，文学水平在战争年间才没有滑坡。
就英国而言，现在出版的大部分小说在和平年代都没有出版的价值，因此，当你看到某本书被称赞为“好书”或“优秀读物”时，你得记住平均水准下降这个事实。

——「评肯尼斯·雷丁的《彼岸》、薇琪·鲍姆的《哭木》」

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这本分量十足的书（640页，有30页是参考书目）探讨了人文主义的问题，而且它还尝试对自青铜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行总结。作者本人是一个并不坚定的——或者说是不安的人文主义者。他看到宗教信仰由于人类的解放而逐渐消亡，而且他接受进步和进化的原则，否定在任何时代都有所谓不变的“人的本质”。事实上，在这本书中最有趣的章节里，他反对马克思和其他类似的思想家，认为我们现在认为几乎是本能的动机其实是直到不久前才发挥作用的：
一些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证明早在古巴比伦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但他们所发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财富和动产，并不等于与挣钱和借钱，甚至并不等同于投资生产。所有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因为所有这些都服从于一个生命原则，而不是为了经济上的目标。它或许是为了一个人文的目的，一个人道的宗旨，让人类能够去享受。
这段文字的背景是最早一批真正的资本家富格尔家族的小传。他们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财库和控制者，但他们与意大利的富商不同，他们只会用金钱去创造更多的金钱。在另一个内容很相似的章节里，卡勒先生解释为什么在古代物理科学未能发展。他认为原因不在于智力缺陷或技术落后，而是因为思维习惯不同：
拜占庭的数学家与建筑家安特米乌斯……甚至清楚地知道蒸汽压力的技术应用。他本来可以轻松地发明蒸汽机，但他只是运用他的知识弄出了一场人工地震当作一场玩笑吓唬他的朋友……前提条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与工业飞速进步在于当代的思想观念，而阻止古人形成这一观念的因素是宗教……宗教是技术和经济的大敌。
贯穿这本书的始末，卡勒先生认为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被当时的人的思想所塑造和主宰，而不是像现在更时髦的观点认为的，思想只是外部条件的反映。它的结论是，世道的改善必须先有思想上的改变，单是提高机械效率并不能改变什么。就连让每个人都能吃上饱饭这个简单的问题没有“思想上的深刻改变”也是无法解决的。

——「评埃里克·卡勒的《人的尺度》」

幽默是对人性的揭露，只有在与人类有关的情况下它才有趣。比方说，动物只有在它们是对我们自己的拟人化戏仿时才有趣。一块石头本身不会有趣，但如果它打中了一个人的眼睛或被雕成人的模样，那它就是有趣的。
但有比扔奶油蛋糕更加微妙的揭露方式。还有纯粹幻想的幽默，嘲讽人类自诩不仅是有尊严的生物，还是理性的生物。刘易斯·卡罗的幽默的主要方式是嘲笑逻辑，爱德华·利尔则喜欢和常理玩恶作剧。当红桃皇后说“我见过的山丘，你所看到的那座山丘和它一比，就变成山谷了”时，她和斯威夫特或伏尔泰一样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的基础发起抨击。在利尔的幽默诗《向咏吉—邦吉—波求爱》中，幽默的诗篇总是在于营造一个梦幻的世界，那个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很相似，以此剥夺了后者的尊严。但它更经常依赖反高潮的手法——即一开始用高雅的语言去写，然后突然间直转而下，重重地摔个跟头。例如：卡尔弗利的这几行诗：
曾经，我是一个快乐的孩子，终日
在绿色的草坪上欢乐地歌唱，
心满意足地穿着
一套有点紧身的小蓝衣。
 
这首诗最开始的两句会让人觉得这将是一首关于童年的美好的抒情诗。贝洛克先生在《现代旅行者》中对非洲的祈祷：
噢，非洲，神秘的土地，
被许多沙子包围，
尽是草原和树木……
遥远的俄菲乐土，有黄金的矿藏，
那是尊贵的老所罗门王的财产，
向北驶向丕林岛，
带走了所有的黄金，
留下了许多洞穴。
 
布雷特·哈特的续篇《致玛乌德·穆勒》，有这么两句话：
但在他们结合的日子，
玛乌德的哥哥喝得酩酊大醉。
 
用的是同一种手法，而伏尔泰的嘲讽之作《圣女》和拜伦的许多散文则以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好笑，但并不低俗》

伦敦深受“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影响。他的作品《在亚当之前》——一则不是很准确但很有可读性的史前故事，在里面猿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同出现——希望推广达尔文的理论。虽然达尔文的主要思想没有被动摇，但过去二三十年来，思想界对它的阐释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十九世纪末，达尔文主义被用来证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对被征服的民族进行剥削的正当性。生命是一场自由竞争，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适者生存的证明。对于成功的商人来说，这个思想带来了安慰，而且很自然地延伸到“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的概念，虽然这并不非常符合逻辑。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再倾向于将生物学的思想用在政治学上，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目睹了纳粹做出了那种事情，做得如此彻底干脆，造成了可怕的结果。但在伦敦创作的时代，达尔文主义的低俗版本广泛传播，一定很难将其摆脱。他自己甚至有好几次屈服于种族主义的歪理邪说。他曾一度不是很严肃地思考过类似于纳粹种族理论的思想，而“日耳曼神话”的烙印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它一方面与他对拳击手的崇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与他拟人化的动物观有关联，因为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动物夸张的爱通常是与对人类抱以残忍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伦敦是一个有着掠夺者本能和受过十九世纪功利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他的故事背景并不是工业化的社会，甚至不是文明世界。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大牧场或南海的岛屿、轮船、监狱和北极的荒原之上：在那些地方，人要么是孤独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要么生命本来就是由自然支配的。

——「介绍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和其他故事」

写完《黑色的春天》之后，很多人认为米勒会蜕变为一个庸俗的作家，事实上，后来他所写的东西有很多的内容就好像在敲大鼓一样——从空洞中发出的噪音。任何人只要读一读这本书里的两篇文章《死亡的宇宙》（关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书评）和《致每一个地方的超现实主义者的公开信》就明白了。在长达70页的篇幅里，他所写的内容如此贫乏，却又说得很气势磅礴。那个引人注目但事实上几乎没有意义的短语“死亡的宇宙”带有鲜明的特征。米勒的一个手段就是总是使用启示录式的语言，每一页都写着像“宇宙—逻辑的变迁”、“月光的魅力”、“星际的空间”或类似于“我所运行的轨道带着我渐渐远离孕育我的死去的太阳”这样的句子。评论乔伊斯的那篇文章的第二句话是：“自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后，文学的发展都是在死亡的另一边进行的。”当你去琢磨这句话时，就知道它根本就是一句废话！这种文章的关键词是“死亡”、“生命”、“诞生”、“太阳”、“月亮”、“子宫”、“宇宙”和“天灾”，并肆意滥用最陈腐平凡的语言使其听起来很独特生动，而根本没有意义的内容则被蒙上了神秘深奥的色彩。就连这本书的标题《宇宙哲学的眼睛》也没有切实的含义，但听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
当你从这些华而不实的语言中发掘出含义时，你会发现米勒的大部分想法其实很平庸，而且总是有反动色彩。它们归根结底是虚无寂灭主义。他声言对政治不感兴趣——在这本书的开篇他宣称自己变成了“上帝”，对“世事毫无兴趣”——但事实上他总是在发表政治言论，包括不值一哂的种族言论，什么“法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等等。他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却又渴望暴力，前提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就行了。他认为生命是精彩的，却希望在不久之后就将一切炸得粉碎，并大谈什么“伟人”和“贵族的灵魂”。他拒绝探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如今这已经成为一种熟悉的态度，如果顺着它的逻辑延伸下去，将会是一个很体面的态度，它意味着在战争、革命、法西斯主义或其它事情面前逆来顺受。事实上，那些说着和亨利一样的话的人总是会小心翼翼地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里，拿它当保护伞，却又不愿意为它负责任。另一方面，当必须作出真正的选择时，寂灭主义者的态度从来不曾存在。说到底，米勒的世界观只是不承认对任何人的义务的个人主义——不对社会负任何责任——甚至认为不需要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的后期作品有许多内容只是以更铿锵动听的文字去阐述这一点而已。

——《文字与亨利·米勒》

《生命的主人》里面的诗大部分属于“乔治亚时期”——即1910年到1920年的作品。通读全文之后你会意识到，关于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作品，至少就韵文诗而言是这样。被选中的诗人有约翰·马斯菲尔德、西格弗里·萨松、威尔弗雷德·威尔逊·吉布森、约翰·斯奎尔爵士、哈罗德·门罗、约翰·德林沃克、威廉·亨利·戴维斯和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有趣的是，劳伦斯的诗与其他人的诗截然不同。作为一位诗人，他太草率和随性，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无论是写散文还是韵文诗，当他描写动物时，他写出了最好的水平，因为他捕捉到了最根本的真相，那就是动物并不是人。当他看着一头动物时，他会尝试去想象它愚昧的意识是什么样子的，而大部分其他作家要么是在表达“大自然的美”，要么将人的思想植入了动物的脑袋里。
比方说，约翰·高斯华绥写过一首多愁善感的蹩脚诗，里面有这么几行（“他”指代的是人类）：
他由于悔恨而日渐憔悴，
当他拒绝了使命的召唤，
他剪下每一条马尾，
雕刻出一头头无助的动物。

——「评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凯旋门》、德里克·吉尔平·巴恩斯的《生命的主人：动物诗选集》、唐纳德·布鲁克的《五位伟大的法国作曲家》」

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成为一个圣人，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是超越尘世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圣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是质的区别，而不是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不能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不完美形式。圣人，至少在托尔斯泰心目中的圣人，不会尝试去改善世俗生活，而是要结束它，并以别的事物去取代它。关于这一点，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宣称独身比婚姻更“崇高”。托尔斯泰表示，如果我们能停止繁衍、战争、斗争和享受，如果我们不仅能洗清自己的罪过，还能将俗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解除——包括爱情——那么整个痛苦的过程就会结束，天国就会降临。但一个正常人并不会期盼天国，他希望人世间的生活能继续下去。这并不只是因为他“软弱”、“罪孽深重”、耽于“享受”。大部分人从生活中获得了许多乐趣，但总的来说生活是悲苦的，只有年纪尚轻或无知愚昧的人才会觉得不是这样。在本质上，自私和追求享乐恰恰是基督教的态度。它的目的是摆脱人世间生活痛苦的挣扎，在某种天堂或极乐世界中获得永久的安宁。而人道主义的态度是，斗争必须继续，而死亡是生命的代价。“人必须忍受他们的逝去，就像他们迎来生命一样。成熟就是一切。”——这是一种反基督教的情感。人道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之间似乎达成了休战妥协，但事实上他们的态度是不可调和的：你只能在今生和来生之间做出选择。大部分人如果了解这个问题，会选择今生。他们确实作出了选择，他们继续工作、生育、死去，而不是意气消沉，希望在别的地方获得新的生命。
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所知不多，他的作品很难证明他是否有宗教信仰。但至少他不是圣人，也没有想过成为圣人。他是一个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不是什么好人。譬如说，他很喜欢结交达官贵人，以最谄媚的方式巴结他们。当他说出不受欢迎的意见时，他虽谈不上胆小怕事，但也非常审慎小心。他几乎从未让可能会被认为是他本人的角色说出离经叛道或愤世嫉俗的话。在他的所有戏剧中，尖锐的社会批判家，那些不接受已被接受的谬误的人，都是丑角、恶棍、疯子或装疯卖傻歇斯底里的人。

——《李尔王、托尔斯泰与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