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公元1300年，这个地方诞生了一大批新兴作家，他们洋溢着恢复和再兴的精神。他们希望回到过去，以此来超越当下的困境，甚至是超越基督教本身的根基，然后和古罗马世界的作家们握手——这些作家的作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们所遗忘。这些新兴作家寄希望于一种古老的美好生活模式，它建立在友谊、智慧、德行以及对语言力量和口才的培养上。借助这些元素，他们在不同的文学体裁里创作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他们所运用的武器就是studia humanitatis,即人学。
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人学”的复苏迹象就已经有所显现，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想象力非凡的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他是一个托斯卡纳语言的推动者，而且还是一个擅长运用语言艺术进行复仇的大师。他用语言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地狱，然后把自己的敌人置于其中。然而，这一新时代的真正开端始于比他晚一代人的两位作家，他们也像但丁一样来自托斯卡纳。这两个人就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他们或多或少发明了接下来两个世纪的人文主义生活方式——不过他们自己并没有使用这个标签，人们是到后来才经常使用umanisti这个词的。然而，正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建立了这一形象，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应该也算合理。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开始于一个相似的步骤：背离父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赋予的期望。对彼特拉克来说，这种期望表现为从事法律行业；对薄伽丘来说，这种期望是在经商或进入教会中二选一。但是，他们全都选择了同一条全新的道路：文学生活。年轻人的反主流文化可以表现为很多种方式：在公元1300年，它意味着大量阅读西塞罗的作品并开始收集书籍。

在为资助人尽义务期间，彼特拉克经常获得奖赏，并因为自己的工作而有机会住进乡下的漂亮别墅。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漫步在树林与河畔的小径上，享受着富有创造力的闲暇时光，或是和朋友社交，或只是跟自己心爱的书籍为伴。三十五岁左右时，他在沃克吕兹（Vaucluse）的乡间获得了一间房屋。这里伴着索尔格（Sorgue）河清澈的河水，并且离阿维尼翁不远。在这之后，他又在靠近帕多瓦的尤佳宁山（Euganean Hills）中获得了一处住所。而在这之前，他还有一间在米兰附近的房屋，同样靠河，让他可以听到“不同颜色的鸟在各自的枝杈上唱着不同的歌”。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花园里种植不同种类的月桂（laurel），用来做园艺实验。
种植月桂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选择，因为月桂可能是其至爱“劳拉”的化名。在古代世界，诗人们往往会被冠以月桂叶编织的花环，以嘉奖其成就。这一习俗在当时刚刚被一位名叫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 Mussato）的帕多瓦诗人复活，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加冕。1341年，彼特拉克在罗马一个更加正式的仪式上接受了这一嘉奖。人们首先对他的长诗《阿非利加》[诗的内容是关于罗马将军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的]进行了口头审查，然后他发表了一场赞美诗歌的公开演讲。他很清楚这个习俗背后的典故及其意义，并为此感到愉快、开心和飘飘然。应该说，彼特拉克并不是一个拒绝虚荣的人，有的时候他甚至很自负。他总是声称鄙视自己的名声，表示自己被拥上家门（他不止一个家）来的爱慕者搞得精疲力尽。但是，很显然他非常喜欢这种状态。他达到了自己的极限高度——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从比喻的角度来说，这个高度都相当可观。詹诺佐·马内蒂后来描述道，据那些认识彼特拉克的人所说，彼特拉克身形高大，相貌威严。
尽管功成名就，但缺乏安全感的童年给他留下了终生的心理阴影。在感到自我满足的同时，他还时不时地抑郁，或是漠然（accidia）——无法感觉到任何事情，甚至连痛苦都感觉不到。有时候，他感觉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是不可知和不确定的。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在一封信里把自己描述为“不承认、不肯定任何事情，怀疑一切——除了那些会对怀疑构成亵渎的事情”。
但在其他时候，他仿佛又对自己很是确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自己对文学生活的向往中获得了一种目标感。长期以来，教会一直在雇用具备文学技巧的秘书人员，却没有人能像彼特拉克一样在文人这个角色上倾注这么多的心血。他似乎一直都对其背后古典历史的最高范例有着清醒的认识：它们很遥远，但却因为这种巨大的遥远而变得更有力量。在彼特拉克的心中，它们给他设置了道德任务。

通常，彼特拉克并不只是机械地进行抄录。他不仅试着把自己阅读过的东西记住，而且还会把自己不断增长的学识应用到新的发现中。他开创了辑佚编辑（sensitive editing）的先河，即运用新出现的手稿构建古代文本的更完整版本。这些文本过去只有一些片段存世，他努力把这些片段按正确的方式拼接在一起。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对李维（Livy）作品进行的编辑。李维是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著作等身，但传世的甚少。（他的作品集至今仍然不完整，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已经比彼特拉克时代多得多了。）彼特拉克发现了一些散佚的部分，它们表现为不同的文本形式。于是，彼特拉克把它们和自己拥有的现存复本合成一卷。这本书后来流传到了下个世纪的一个伟大学者手中，即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我们稍后就会提到他）。瓦拉继续完善它，给它加上了更多的注释。这正是一代代人文主义者薪火相传的热爱——扩充知识，并利用证据把文本变得更加丰富和准确。彼特拉克就是这条道路的开创者。
他研究的这些作家经常能够给此类工作提供激励，甚至是给他自己的写作提供灵感。在他最早期的工作中有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发现：西塞罗的演讲稿《为阿尔奇亚斯辩护》（Pro Archia）。这篇演讲稿发表于公元前62年的罗马，它是为诗人阿尔奇亚斯进行的一次辩护。阿尔奇亚斯是一个移民，由于法律技术上的原因，罗马拒绝授予他这座城市的公民身份。但西塞罗的论证认为，阿尔奇亚斯推动了“人类和文学的研究”，这为罗马社会贡献了欢乐和道德利益。所以，无论是否存在法律技术上的原因，他都应该被授予公民身份。彼特拉克在列日（Liège）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当时他正在和一群朋友做穿越该地区的旅行，于是他的朋友不得不全体停下来等了他几天，好让他弄一份复本带走。对当时那些想要投身于文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文本：它表明，西塞罗赞成这样的生活。

彼特拉克也是一个多产的书信作家。他把书信作为一种工具，用它来书写自己感兴趣的几乎所有事物。他通过书信回应朋友的想法和问题，搜寻平生所学给出答案或例证，讨论研究计划，提供私人建议。他发现西塞罗的书信时，刚满不惑之年，正准备做一个中年总结。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和西塞罗一样的事情。他可以找回自己的信件，旧事重提，然后复制、打磨，并把它们按照一个令人满意的顺序编排起来，分发给任何愿意阅读它们的人——这样做会带来更多的通信者和朋友，然后他又可以给他们写更多的书信。
这项工作花费了他四年的时间，但他最终还是着手实施，并制作出了第一部长篇书信集，即《日常集》（Familiares），又称《日常书信集》（Familiar Letters）。随后他又推出了另一部作品——《往昔集》（Seniles），又称《往昔岁月书信集》（Letters of Old Age）。它们共同构成了彼特拉克传播范围最广，最明白晓畅、愉悦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感情丰富，充满了温暖、悲伤、忧虑以及愤怒，偶尔还伴有一些装腔作势和不愉快，从而间接地展现了他的整个世界。有些书信讲述了一些很长的故事，比如有一篇描述了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攀登冯杜山（Mont Ventoux）的重要旅行。这座山位于阿维尼翁附近。他随身携带了一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复本，如此他便可以在山顶处引经据典地吟咏。（这封信的收信人曾经向彼特拉克赠送过奥古斯丁的书籍，而彼特拉克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感谢。）总之，这些书信集既是对西塞罗的致敬，也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创造。它们充满了生命感和自发性。

这些书信是文学产物，其主题也经常是关于文学的。彼特拉克不仅搜求书稿，而且还把其他人发现的信息传递出去。他利用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学来炫耀自己，并且开一些充满智性的玩笑。在给一位热情好客的朋友的致谢信里，他援引了很多文学史上的人物及其细节，这些人都曾经被他们的朋友倒屣相迎。当他讲述自己在孩童时期差点落水的故事时，他又会提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Aeneid）里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传说中的国王梅塔布斯（Metabus）在流放途中携带女儿卡米拉（Camilla）过河。梅塔布斯用了一种不太可能的方法把她带了过去：他把女儿绑在一支长矛上，然后扔过河面。
有些书信是写给他欣赏的古典作家的，就仿佛他们也是其朋友圈子的一部分。在需要用签名结束行文的地方，他通常会写上“来自生命之地”（From the land of the living）这样的字句。当我们今天再去阅读他的书信时，处在生命之地一方的已经（暂时）变成了我们，而彼特拉克反倒是站在另一边与我们对话。事实上，他的书信中确实有一封是写给我们的，即其最后一个书信集里的最后一封信“致未来的人”（To posterity）。（他有些害羞地写道：“也许你们会听到一些关于我的事情，不过这也不好说。”）
对彼特拉克来说，书籍是具有社交属性的：“它们跟我们交谈，给予我们建议，并且以某种活生生的和具有穿透性的亲密感加入我们之中。”对那些事死如事生的人来说，古人可以成为很好的伙伴。他写道，这是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在冰冷的空气中看到他们的呼吸。伟大的作家一直是彼特拉克家中的座上宾，他还会跟他们开些玩笑。有一次，他被自己留在地板上的一卷西塞罗的书绊倒，弄伤了脚后跟。于是，他质问道：“怎么回事，我的朋友西塞罗？你为什么打我？”也许是因为被放在地板上，所以他生气了吧！在另一封写给西塞罗的书信里，彼特拉克竟然批评了他人生中的一些抉择：“为什么你要卷入这么多争吵和明显没有意义的恩怨之中……我为你的缺点深深地感到羞耻和忧虑。”这种书信不是粉丝去信，而是与另一个深陷生活困境的、容易犯错的人进行深刻的思想交流。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犯过一些常见的错误。不过，对彼特拉克来说，他们仍然来自一个远比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加智慧也更有文化的时代。

薄伽丘还有另一部同样流传广泛而富有开拓性的作品，即《异教神谱》（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这是一部古典神话汇编作品，内容全面、学术性强，但有一点儿混乱。它是通过和博学之人进行交谈以及查阅图书汇纂而成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神话学或历史学获得严格的方法论之前。这本书表现了薄伽丘对一切古老事物的热爱。不过，他也在结尾部分表达了对现代文学的思考，并讲述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历程。
在写这本书以及其他不同体裁著作的同时，薄伽丘也一直在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中担任职务。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城市财务管理者、税务官、外交大使，还在市民委员会以及监督公共工程的部门中任职过。跟彼特拉克比起来，薄伽丘更深地融入了自己所在的共同体。彼特拉克是另一种人，他可以四海为家——或者也可以说四海无家。
正是在履行某项行政性事务的时候，薄伽丘终于见到了自己神交已久的彼特拉克。薄伽丘当时正热衷于佛罗伦萨的一项活动，劝导老一辈被驱逐家庭的后代们重返佛罗伦萨，并再次成为骄傲的佛罗伦萨人。当彼特拉克在1350年路过该地区时，薄伽丘抓住机会邀请他来到佛罗伦萨，把他安置在自己家中。毫无疑问，他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展现其魅力和慷慨。在他的运作下，佛罗伦萨为彼特拉克提供了一个大学教席——这份荣誉十分可观。不过，薄伽丘的努力失败了。彼特拉克没有迁居到佛罗伦萨，而是继续在各地之间游荡，包括米兰、帕多瓦和威尼斯等。经历了这番折腾后，薄伽丘很失望。不过，这俩人还是克服了艰难的破冰之旅，成了长久的朋友。薄伽丘会不时拜访彼特拉克散落在各地的家。他们维持关系的常用手段还是写信——书信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关于书籍的，不过也伴随着感情表达，以及一定程度上对对方的戏谑与责备。

彼特拉克无私地给予了薄伽丘一些很好的忠告，告诉他为什么不要这么做。他写道，如果一个人热爱并擅长文学，却又抛弃文学，这在道德上如何立足？要知道，通往德行的道路绝不包括无知。虽然彼特拉克非常虔诚，但他不赞同基督徒只应生活在脱离尘世的冥想之中，也不赞同他们只阅读圣文或者什么都不读。他站在知识和学习的一边，支持丰富的词藻和想法。幸运的是（从扩充彼特拉克藏书的视角来看或许是不幸的），薄伽丘很快就回心转意，保住了自己的藏书。他在自己的《异教神谱》中毫不犹豫地说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应该把研究古代世界的神或者故事看成一件“不合适”的事情。毕竟，基督教现在已经打败了这些古老的神灵，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彼特拉克也写到过，非基督教的教导——只要它们不和《圣经》产生实际冲突——为“心灵的愉悦和生命的培育”增加了“可观的助益”。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文学的热情非常强烈，他们甚至也会珍惜那些自己无法阅读的文本。他们的拉丁文很好，但跟大多数同时代的西欧人一样，他们只懂很少的古希腊语，甚或完全不会。有一些中世纪学者曾经学习过古希腊语，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经历。当修道院的抄写员在拉丁文文本里遇到希腊语词汇时，他们一般会标注Graecum est, non legitur——意即“此为希腊语，无法阅读”。在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这部剧作中，卡斯卡（Casca）曾经说他听到西塞罗用希腊语说了几句话，但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通过这部剧本，Graecum est, non legitur这个短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为人所熟知的“我完全不懂”（It’s all Greek to me）。在14世纪，如果想找到会说希腊语的人，必须去君士坦丁堡或者是今日的希腊所在地。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因为那里有一个希腊语母语者社群。但在其他地方，人们无法解读古希腊语的哲学、科学、宇宙学和文学文献。

对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来说，荷马就是这些触不可及的作家中的一位。当时，他的作品既没有拉丁文译本，也缺乏本土的翻译。但是，彼特拉克仍然为拥有一部《伊利亚特》的复本而感到骄傲。这本书是一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朋友送给他的。在答谢他的信件中，彼特拉克说他非常希望这位朋友能亲自来意大利教他这门语言。彼特拉克又写道，如若不然，荷马就只能对他保持沉默——又或者说，“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聋子。但是，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让我感到欣喜。我一边拥抱着他，一边叹息：‘啊！伟大的人！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你说话！’”（这好像在说“感谢你无用的存在”，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认定彼特拉克确实有意解锁希腊文学。）
薄伽丘也有希腊语的书籍，而且他还想到了解决语言问题的办法。在为彼特拉克求职未果之后，他再次游说佛罗伦萨当局，成功劝说他们在1360年设立了西欧第一个希腊语教授职位。他还招募了一名来自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希腊语母语者来担任该职位，此人即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因为莱昂提乌斯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很不可靠，而且从外表来看有点野蛮，长着长长的胡子，配一张丑陋的脸——正如薄伽丘所说：“他永远沉浸在思索之中，行止粗野。”彼特拉克已经和他见过面，但不是很喜欢他。薄伽丘则有理由表现得更加宽容：莱昂提乌斯是一个讲述希腊神话和历史故事的高手。因此，他是薄伽丘《异教神谱》一书的重要素材来源。 薄伽丘让莱昂提乌斯跟自己一起生活在位于佛罗伦萨的家里，并委托他逐字逐句地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译为拉丁文。然后，薄伽丘准备再对其进行打磨，以提高可读性。彼特拉克在远方关注着这项工作，并祈求薄伽丘尽快把新翻译的内容邮寄给他，越快越好，以供他抄录下来，再把原版寄回去——这种信件来去匆匆，常常让人担心。

当疫情开始的时候，彼特拉克正在帕尔马工作。疫情期间，他一直停留在那里。他没有感染疫病，但他的朋友们中招了。他失去了当时的资助人，也是他的好朋友，红衣主教乔万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不仅如此，他还（在很久以后）听说他的“劳拉”也死在了阿维尼翁。当消息传到他那里时，彼特拉克拿出了那卷维吉尔的手稿。他曾经在上面记录下他们的初见，现在他又在上面写下了更多的词句，记录她的逝去。她死于1348年4月6日——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相遇正好二十一年。他还会继续写情诗，但它们变得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哀伤。他也为自己写了一首绝望的拉丁文诗歌，题为“致自己”（To himself）。在诗中，他哀叹了无处不在的死亡、损失和众多的坟墓。
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路德维希·范·肯彭（Ludwig van Kempen）写了一封信，彼特拉克总是把他称为“我的苏格拉底”。他在信中问道：“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从哪儿开始？我应该转向何方？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皆是悲伤，每个地方都充满了恐怖。”他追问，我们的密友去哪儿了？“是什么雷电摧毁了这一切？是什么地震掩埋了他们？是什么风暴击垮了他们？是什么深渊吸走了他们？”人性自身也几乎被毁灭了——为什么？是为了教会我们谦卑吗？也许我们应该学会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是一种非常脆弱但又非常骄傲的动物，他们太安于依赖这种脆弱的根基了。”又或者，我们应该转而希冀另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随着这种疾病的反复暴发，越来越多的死亡也随之而来。1361年，这种疾病杀死了彼特拉克的儿子乔万尼，此时的乔万尼已经在争吵后跟自己的父亲和解了。当他死去的时候，还只有二十三岁。

贯穿14世纪50年代，这个十年被夹在两轮最严重的疫情之间，彼特拉克在这期间完成了一本名为《面对福祸命运的良方》（Remedies for Fortune Fair and Foul）的书。这本书是为他的一位朋友写的，这位朋友也是他之前的一位资助人，即阿佐·达·柯列乔（Azzo da Correggio）。此人曾是帕尔马一位很有权势的贵族，但当时却正处在和这场疫情无关的三重不幸之中：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敌人给监禁了；他本人走上了流亡之路；而且，他还遭受着瘫痪恶疾的折磨，无论是走路还是骑马都要依靠仆人的帮助。所以，他需要一切可以让他平静下来且积极向上的想法。
彼特拉克的这本书采取了一种两相对照的交谈方式。其中，理性被拟人化，依次回应悲伤和欢乐的拟人形象。理性的任务是用快乐的思想鼓舞悲伤，并提醒欢乐不要得意忘形。

欢乐：所有人都欣赏我的身体外貌。
理性：不过，时光易逝，你美丽的容光会改变，金发会掉落……烂朽会消磨掉你牙齿上的象牙光泽……
一些庆祝的理由跟其他理由相比更加脆弱：
欢乐：我有几头大象。
理性：我能问一下目的为何吗？
（没有记载回答）
在这本书的另一半里，悲伤发言了：
悲伤：我被流放了。
理性：开心地上路吧，这将是一场旅行，而不是流放。
悲伤：我害怕瘟疫。
理性：为什么一听到瘟疫的名字就害怕呢？有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死去，这不也是一种慰藉吗？

并非所有痛苦的根源都是明确的，内在的痛苦更难于把握：尽管有理性掌舵，我们还是会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迷失方向。不过，虽然我们遭遇了深切的痛苦，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也给予了我们同等的快乐。理性提醒悲伤，上帝赐予了我们许多礼物：从美丽的自然世界（潺潺的溪水和叽叽喳喳的鸣禽）一直到我们自身的卓越成就。由于具备发明和制作事物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修复自身。我们可以制作“木腿、铁手和蜡质的鼻子”，以及眼镜这种相对较新的发明。由于人性的存在，因而我们自身是美好的。除了眼睛能展示我们的灵魂，我们还有“一个因为心灵的秘密而闪耀的额头”。正如后来的马内蒂一样，彼特拉克在这里也歌颂了“人类的卓越”。事实上，有个朋友在那段时间给他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写点儿什么来回应英诺森三世的文章《论人类的痛苦》。他回答道，自己正在从事这项工作——指的就是写作《面对福祸命运的良方》这本书里积极向上的那一部分。不过，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平衡的，因此并没有表现得过于积极。它权衡了对立双方，以此提醒我们人类的故事既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坏的。相反，我们可以利用一方来缓和另一方。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最佳技能，即理性和智慧。彼特拉克笔下的理性形象说，在生命的历程中依赖好运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运气总是会让我们失望。一个更好的计划是转向学习、思考和友谊带来的慰藉——所有这些都是互相促进的。理性还援引了古代哲学家特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言论：“学者在所有人中是独一份的，即使在国外，他也不会变成局外人；即使丧失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他仍然能找到朋友；他是一个世界公民，用无畏的态度鄙视着命运的不公。”

回到1341年，当时彼特拉克刚把自己的诗歌《阿非利加》提交上去，作为评审桂冠诗人流程的一部分。仿佛是面对一个将要走向未来的儿童一样，他对自己的作品说：
我生活在变化莫测的风暴中，这是我的命运。但是，假若如我所愿，你可以在我之后长久地生存下去，那么你或许可以碰到一个更好的时代。遗忘如同睡梦一样，不可能永远沉睡。当黑暗消散之时，我们的子孙会重现往昔的荣光。
关于黑暗和荣光的此类说法会继续贯穿于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它形成了一种想象欧洲历史的新方式。无论是在他身后还是在他周围，彼特拉克都感到黑暗像吞噬一切的虚空，书籍和人性都沉沦其中。在很久以前，他相信古人用他们的雄辩和智慧照耀了他们的世界。在将要到来的某些历史新阶段，未来的人可能再次照亮他们的世界。希望通过保存重新发现和复制的旧藏，通过在旧形式上创造新变种，以及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对所有这一切进行保存，从而弥补其间的隔阂，以便再次点燃人类的明灯。

到了1100年，出现了大量的文本复制、研究和知识分享活动，以至历史学家们称之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得益于新的造纸技术，这项技术从中国经由阿拉伯和西班牙传至欧洲。由此，人们可以在不有损旧羊皮纸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的书写。纸张是用破布制作的，而根据马可·莫斯太特（Marco Mostert）最近提出的一个绝佳理论，当时人们可以在周围找到更多的破布，因为人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镇，而穿内衣在城镇是一种风尚。内衣比结实的上衣更容易磨损，所以经常被丢弃，由此很容易找到破布。因此，文学诞生于女性衬裤。
其他一些学习中心也在欧洲成长起来：受到阿拉伯学术机构影响而诞生的大学，以及附带有图书馆和学校的大教堂，如法国的沙特尔（Chartres）和奥尔良地区的那些大教堂。它们既采用了飞扶壁这种创新结构，上面还覆盖着许多雕塑和彩色玻璃，就好像一座座橱窗展现着艺术和建筑技术，同时也展现了人们的心灵生活。特别是沙特尔大教堂，它装饰有高大的雕刻人像，安详壮丽。其他的大教堂也装点有类似的形象。几年前在我参观巴塞尔地区的大教堂时，被一个12世纪早期的漂亮石板震惊了：上面刻有六个使徒，跟平常的殉道表现手法不同，石板上的使徒手持书籍文卷，看上去文质彬彬，若有所思，似乎正沉浸在关于阅读的讨论中。
这些大教堂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等学者提供了研习场所。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年轻的时候就在沙特尔学习，后来成了那里的主教，并把他的私人藏书捐赠给了沙特尔大教堂。他至少去意大利旅行过六次，并在那里收集书稿。跟后来的彼特拉克一样，他也是一个伟大的通信者，他在跟同事和朋友的书信里讨论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Horace）和奥维德。他的著作里也满是对古典文献的参考，而且处理的主题是高度人文主义化的：《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是关于侍臣和公务人员行为的，《元逻辑》（Metalogicon）讨论的则是教育以及其他话题。

与收藏重要书籍相伴的一个负担，就是担忧如何把它们留给后人。在某一个阶段，彼特拉克曾经达成协议，要把他的书籍捐赠给威尼斯政府，以此为根基来建立一座面向公众的图书馆。但当他去世时，即1374年其七十大寿的前一天，这些书仍然属于他的家人所有，这说明该协议出了些状况。这些书后来流散在外，经手多人，最终在欧洲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归宿，比如伦敦、巴黎以及一些意大利城市的图书馆均有收藏。
彼特拉克在其遗嘱中确实为薄伽丘留下了一份很用心的礼物：“一件价值五十个佛罗伦萨金弗罗林的冬衣，供他在晚间学习和工作时用。”但薄伽丘没有多少时间来依偎着它取暖了，因为他在次年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他的藏书留给了一个熟识的托钵会修士，在这名修士去世后，这些书就归佛罗伦萨的圣斯皮里托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o Spirito）所有。尽管在其遗嘱中，有条文提及这些书向任何想阅读它们的人开放，但事实上，这些书被储存在书柜里，几乎没有人使用过它们。
现在，“佛罗伦萨的三顶王冠”（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因为佛罗伦萨的良好宣传而知名）都已经逝去了，他们的继任者便投身到纪念他们的工作中，并传播他们的作品。其中，最活跃的一员便是佛罗伦萨的秘书长——科卢乔·萨卢塔蒂。他有着同彼特拉克一样庞大的朋友圈子和通信网络。科卢乔让他们努力找寻任何彼特拉克遗失或未完成的文本，特别是他用来写《阿非利加》这首令他赢得桂冠诗人称号的诗作的笔记本。受到启发之后，科卢乔还改进了薄伽丘为自己在位于切塔尔多的坟墓上写下的过于谦逊的墓志铭。原文只有几行字，科卢乔为其增加了十二首诗歌，其中还包括对薄伽丘的轻微批评：“杰出的诗人，你为什么要如此自谦，就好像只是个不重要的过客？”如果薄伽丘能够看到这些后加上去的言语，他一定会被感动。因为，尽管他一生中都在赞扬他人上表现得非常慷慨，但自己却经常感觉到被低估。
科卢乔也是一个伟大的收藏家，他有一个大约八百本藏书的图书馆，并通过其批注和校正得到进一步扩充。他把这些书借给任何感兴趣的读者，它们最终流入了位于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科卢乔还推进了佛罗伦萨的希腊语研究，他从君士坦丁堡请来了一位名叫曼努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的学者进行授课——意大利的希腊语研究由此肇始并走向兴盛，把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跟这门语言的痛苦斗争坚定地留在了过去。

在其抄写和写作的过程中，科卢乔、尼科洛、波吉奥以及其他人文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新式手写体，以反映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人文主义手写体”（humanistic hand），他们认为这种书写体来自古代，但其实它跟查理曼时期的手写体相差无几。它比中世纪手写体更简单易读，对那些可以设定自己阅读进度和需要大量阅读的读者，而不是在诵经台上小心翼翼、大声诵读的人来说，这种写体堪称完美。人文主义者摒弃了更加精致的写体，将其称为“哥特式”的。这是一种侮辱，有“野蛮人”之意——因为正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最早把罗马引向衰落。他们发展出的这种不同写体展示了他们对自身的一切看法：复兴旧式的简洁，横扫杂乱无章，引导知识走向光明。

图注 波吉奥·布拉乔利尼的人文主义手写体

建筑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也对罗马的起源感兴趣。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他编写了一部《罗马城市介绍》（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在同一段时间，他参与了一项位于罗马城外的激动人心的工程：跟弗拉维奥·比昂多以及其他一些人设法从附近的内米湖（Lake Nemi）打捞两条巨大的古船。
人们已经对这些船好奇很久了。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见它们的影像在水下摇曳。当地的渔民有时会发现钉子和碎木片缠在渔网上。阿尔伯蒂设计了一种方法，希望能够把整船打捞上来，对其进行检查。成群的潜水员被从热那亚港口请来——按比昂多的记载，那里“鱼比人多”——他们潜入其中的一条船，固定绳索，再把绳索的另一端固定在水面外的绞车上，后者则靠浮桶支撑着。第一阶段很顺利，但是，当绞车转动，沉船开始被拉举上来时，绳索迅速穿透腐朽的木材，就像丝线切开奶酪一样，于是船体再次沉入湖底。比昂多和阿尔伯蒂确实观察到了一些上浮的碎片，并且对它们的年代进行了猜测，然而并不准确。事实上，它们是可以上溯到罗马卡里古拉（Caligula）皇帝统治时期的豪华驳船。其中较大的一艘船长达七十米，对这么一个不大的湖来说，这条船大得有些不正常。它们配备了管道、马赛克饰片和各种奢侈品，标志着罗马在最辉煌时期取得的物质成就。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也有过其他小规模的打捞尝试。1895年，人们从其中一艘船的甲板上分离出一块马赛克饰片。经过各种奇遇之后，这块马赛克饰片被加工成了一张咖啡桌，安放在了一位不知道其来源的纽约古董商家中。后来它被归还给内米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观察到，“如果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看，仍然可以看到杯子底部留下的圆环痕迹”。
在墨索里尼时期，这艘沉船终于被完全打捞上来——当时非常流行罗马式的富丽堂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通过大量排空湖水做到的。这一壮举花费了差不多五年时间，即从1928年到1932年。其间，由于水的重量减轻，湖床上泥浆爆发，这让它经历了一场字面意义上的嗝顿（hiccup）。然而，这一举措起效果了，打捞出的船只被放在博物馆里展览。不幸的是，它们在空气中只度过了几年的时间。1944年5月31日的夜晚，整座博物馆都在美军的轰炸中着了火，包括这两艘船。有一些零部件幸存了下来，包括那块经历了纽约神秘之旅的马赛克饰片。这座博物馆目前已经重新复馆了，而且状态良好。

图注 游客们参观内米湖的发掘工作，1932年

弗拉维奥·比昂多在其《意大利名胜》里运用了这个比喻，来描述他对历史学家工作的看法。他写道，如果我不能像拯救整艘船一样重建整个历史事件，也请不要抱怨我。相反，请感谢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的部分重建——“我从如此巨大的船骸中将一些木板拖曳上岸，这些木板有的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几乎已经不能被发现。”
人文主义者中的书籍猎人和废墟猎人都喜欢这样的比喻。当他们不谈论残骸、光明或者黑暗时，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描写为从地牢中解救囚犯。波吉奥曾写道，他在圣加尔修道院发现的昆体良手抄本就像一个囚犯，满脸肮脏的胡须，头发黏结，坐在一座高塔脚下的污秽黑暗牢房之中。“他看上去像是伸出了双手，祈求罗马人民的忠诚，要求把他从不正义的判决中拯救出来。”（事实上，波吉奥不得不把那份手抄本留在那里，这有些破坏氛围。但是，他确实抄录了一份复本，因此在最重要的意义上解救了昆体良。）波吉奥在罗马的朋友钦奇奥（Cinzio），又叫钦奇乌斯（Cincius），他利用想象力，让那些他们发现的书说出雄辩的话语：“你们这些热爱拉丁语的人啊，请不要让我被这种可怕的忽视完全摧毁。请把我救出这监狱，它太昏暗了，让人连书里的光芒都看不见了。”
光明和黑暗的游戏就这样继续着。书商兼传记作家韦斯帕夏诺把无知者生存于其中的“大黑暗”（great darkness）跟由作家们带来的教化和光明进行了比较。他回应了当年彼特拉克曾经对薄伽丘说过的话，他补充道：“无知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被看成神圣的，但作为一种德行，它被高估了。”他指出，有时无知甚至会成为尘世罪恶的根源。
作家和收藏家们对古人进行了人道主义抢救，把他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从地牢中解放出来。同时，古人也对这种努力投桃报李，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重生的道德之光。在发现了昆体良手抄本以及其他著作之后，威尼斯学者弗朗切斯科·巴巴罗（Francesco Barbaro）写信给波吉奥，提到他听到“有如此多的精力被贡献给属于全人类的善，有如此多的好处将会永存”时非常兴奋——因为“为了适应美好幸福生活和得体言论而进行的文化和心灵训练”不仅可以给个人带来巨大的优势，对城市、国家和全世界来说也一样。

女性：如果这个故事在此时能有更多的女性就更好了。1984年，历史学家琼·凯莉-加多尔（Joan Kelly-Gadol）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提出了“女性是否有过文艺复兴？”这个问题。你可能已经猜出了她的结论。她论证道，中世纪的欧洲至少为某些女性提供了更多获得成就的空间。她们可以管理大量的财产，特别是当她们的丈夫去参加十字军东征时。 她们也可能在修士群体中实现辉煌，公元10世纪的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甘德斯海姆的赫罗斯维塔（Hrotswitha of Gandersheim）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在人文主义者的时代，人们发现了她的戏剧，并在一片激动中出版了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公元12世纪的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她是一名作曲家、哲学家、医师、神秘主义者，还创造了一种人工语言。
相比之下，15世纪时，人文主义者更多地参与城市生活，而非局限于修道院。人文主义者给私人牧师或贵族家庭做家庭教师，或者是为他们做秘书工作，又或者是在公共领域担任官职或是外交官。对所有这些角色来说，“人学”都是很重要的——它由五种经典学科组成：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学习交谈和写作，理解历史范例和道德哲学，这为那些想把生命贡献给公共演说、书写、政治和明智判断的人打下绝佳的基础。不过，这也正是症结之所在。因为很少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经历这种生活。人们希望出身良好的女性待在家中，与世隔绝，完全不出现在公共领域。她们不会透露自己的地址，也不会写优雅的信件；她们不需要学习拉丁文，学习做出明智选择的技艺对她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们完全没可能做很多选择。由于缺乏这种训练，她们被排除在大多数的“成人”（humanitas）之外。相反，人们希望她们拥有贞洁和贤淑的美德，而获得这些并不需要接受太多的教育。在一些最具有活力的人文主义城市里，特别是在佛罗伦萨，女性被最大限度地要求隐形。

图注 “正义进入妇女城”，选自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作品集《女王之书》（The Book of the Queen），约1410——1414年

当时，人文主义教育一度被看成一种技巧，主要用来培养口齿流利且傲慢的公众人物。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求知欲，头脑中也完全没有严肃的思想。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注意到，即使在21世纪初期的英国，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边引用拉丁文典故，一边表现得像个无赖，仍然能够走得更远。
不过，这种理想仍然是值得敬佩的，它直接取自西塞罗和昆体良等令人尊敬的榜样：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口才和推理能力，举止要中庸平正，并且在各种意义上都充满“人性”——当然也要知道一些真实的人类故事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

想象这么一座理想的图书馆会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相似的环境：乌尔比诺的宏伟宫殿。它处在意大利半岛稍南一点儿的地方。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是那里的公爵，他最初是维多里诺在曼图亚的学生之一。他是一名雇佣兵并靠此发家。从1454年开始，他把这笔财富投入一座梦幻宫殿的建造之中。这座宫殿高居山上，有着完美的建筑比例和内饰，它们一起歌颂着人文学科和人性。他的私人书房里放置着用彩色木头制造的美丽雕像，其中有受人尊敬的作家（荷马、维吉尔、西塞罗、塞涅卡、塔西佗），还有乐器、古典寺庙、鹦鹉，以及他的宠物松鼠——因为是木质的，所以它们不会四处跳动，自然就不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他的图书馆有两个大厅，都装饰着跟艺术和科学相关的壁画，还有一句关于其藏书的拉丁文铭文：“在这间房屋里，你可以找到财富、金碗、大量的金钱，这里还有成群的仆人、耀眼的宝石、数不尽的珠宝，以及珍贵的链饰和腰带。但是，这里还有一种珍宝，它远比这些豪华之物更加耀眼。”其中，大部分藏书的供应商都是韦斯帕夏诺·达·俾司迪奇。据说，他常年供养着三十四名抄写员，他们仅为乌尔比诺公爵制作手抄本。当然，所有这些手抄本都是用清晰的人文主义手写体写成的。
乌尔比诺的宫廷以其社交活动闻名于世。在这里，无论是公爵在世之时（公爵夫人和她的朋友们热爱聚会）还是之后，女性都曾经是社交中的一部分。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伯爵（Count Baldassare Castiglione）曾记录了该地稍晚一代人的时代氛围。他本人是一个士兵和外交官，也来自附近的曼图亚。16世纪的头十年里，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伯爵在乌尔比诺宫廷里度过了大量的时间，他在这里的图书馆学习，在这个时髦的环境里拥有过一段简单而快乐的时光。他的对话录《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为我们唤起了那段时光，其对话聪明机敏，言语诙谐俏皮，不乏关于爱、雄辩和政治德性的争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个壮丽的场景之下——回想一下薄伽丘在《十日谈》里表现出来的气氛，以及其中提到的聚会和游戏。但是，他们不只是在讲述下流故事，还提出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不得不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疯狂，那么我在别人眼里会是怎样的傻瓜？”
存在众多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去描述理想侍臣的品质。这个团体讨论过侍臣应该擅长哪种运动项目：网球是很好的，但走钢丝则不是必要的。此外，侍臣应该勇敢、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善于雄辩，而且侍臣还应该表现出潇洒不羁。这个单词意味着轻松和举重若轻的态度，似乎出于本性去完成困难的事情，而不流露出明显的吃力。这个词让我想起有的人随意把披风围在肩上，却恰好合适，不需要固定住或左拉右拽。

阿尔杜斯成了一个印刷风格上的大师。就某个极端方面而言，他可以为自负的作家提供华丽的表演。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499年的《波力菲罗的梦中情》（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 ）——如果把它的名字全部翻译过来，就是《波力菲罗的梦中情教育他人类的一切无非南柯一梦》（Poliphilo’s Hypnerotomachia Where He Teaches That All Things Human Are No More Than a Dream ）。其作者理论上说应该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匿名修士，但他以藏头诗的方式在所有章节的第一个字母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线索：通过这些字母我们可以拼出一个句子，其中包含他的名字，即弗朗切斯科·科隆纳。这个故事是用一种混合的拉丁化意大利语讲述的，英雄波力菲罗在古代遗迹和草地上漫游，寻找他失落的爱人波利亚（Polia）。跟阿尔杜斯一样，她在一场瘟疫期间许诺如果能够幸存下来就脱离红尘——在这个故事里，这意味着她会变成狄安娜女神神庙里的贞洁圣女。跟阿尔杜斯不同，她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当某天波力菲罗进入神庙并潇洒地昏倒在祭坛前时，有关贞洁的誓言变得困难了起来：她用一个吻救醒了他。大祭司看到了他们的行为，把他们赶出神庙。波力菲罗非常开心，但当他正要拥抱波利亚时，她却从他的怀抱中消失了。然后故事结束了——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个梦。
正如书籍史学家E. P. 戈尔德施密特（E. P. Goldschmidt）所说，这本书表达了“一个书呆子的狂喜”。他还评论道：“正如其他一些伟大的书籍，这本书也是由一个疯子书写的。”不过，这些人文主义的狂喜和疯癫，在语言和视觉美上都给人一种饱含愉悦的感觉。多亏阿尔杜斯，故事以一种清晰的字体印刷了出来，文字周围有大量留白。如果不考虑内容的话，其排版可谓清楚明了。书中附有木版画，可能是艺术家贝奈戴托·博尔多内（Benedetto Bordone）的作品。这些木版画描绘了废墟、游行和坟墓，还带有很多详细的文字介绍，让读者中的铭文收藏者也感到高兴。

微型书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公元1世纪，拉丁诗人马夏尔（Martial）就推荐那些想在旅途中携带其大作的读者买那种“压缩成小页的羊皮卷”。但是，对游移不定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这种书籍现在变成了能够负担的伴侣。为了配合阿尔杜斯干净利落的设计，格里夫也设计了一种易读的新式字体，即“意大利斜体”（italic）。它出现于1500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用于卷首插图中的几个单词上，后来在一部1501年4月版的维吉尔诗集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应用。
维吉尔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因为他赢得了人文主义者广泛的崇拜和模仿。其中，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就是 模仿其田园风格的新式作家之一，他是卡斯蒂廖内的朋友，也在乌尔比诺宫廷住过一段时间。在这之前，他还在费拉拉的埃斯特宫廷有过一段经历。他给阿尔杜斯带来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论埃特纳》（De Aetna）——这是人文主义写作和印刷结合的最佳典范。
这本书不是用意大利斜体印刷的，它出现于1496年2月，当时距离这项发明还有数年之久。 但其中的文字整洁清晰，而且还包含了一项卓越的创新：一种胖乎乎的、很吸引人的分号，人们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中断或停顿。总的来说，其书页看上去非常清新，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关于光明和解放的理想。这种装帧跟故事表现出来的令人欢欣的优雅交相辉映。我们追寻作者的踪迹，他正和他的父亲贝尔纳多（Bernardo）在河边散步。这条河位于他们在帕多瓦附近的漂亮别墅旁边，作者在跟父亲讲述自己最近去西西里的旅行。作为旅行的一部分，他和朋友登上了埃特纳火山（Etna）。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审视废墟、希腊钱币和各种树木。彼得罗回忆着他在古代作家那里阅读到的关于埃特纳火山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斯特拉波说，只有在冬天才能在山顶发现雪。彼得罗说他惊奇地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即使在夏天，仍然有冰冻的雪散落在带有硫黄气味的气体云和偶尔飞起的碎石之间。所以，古代的作家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犯错？而且，火山到底是怎么运动的？它们是否像人类的肺一样，吸入气体然后再喷出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印刷术同时服务于世界和书籍：科学和人文学科。它吸引了像彼得罗·本博这样的修辞大师，也吸引了更多的实用主义者，因为他们希望更快更远地传播自己的发现。阿尔杜斯的印刷店对他们全都热情开放。它吸引了那个时代学术群体中的精英，业务范围涵盖了写作、编辑、翻译，以及印刷设计和版式设计全流程。他们几乎像在一个公社里生活，经常以顾客或工人的身份拥进阿尔杜斯的房子，或者同时具有这两重身份。 在这许多参与者中，有一位来自北方的作家和学者，即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507年，他跟阿尔杜斯在一起住了大约八个月，并在那里进行自己的工作。在他的《格言集》（Adages）中，他描述自己坐在一个角落中写作，每完成一页就把它递给排字工人——他说，当时太忙了，以至没时间去挠耳朵。
阿尔杜斯让朋友们到处翻找自己收藏的手抄本，以及富有的资助人的收藏，以便找到更多的文本来出版，或者是找到更好的版本用于编辑校正。他开始用希腊文印刷经典著作，因为此时的意大利已经可以找到很多希腊语专家。很多希腊学者都来到意大利进行教学。当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基督徒的事情，甚至引发了一次特别的移民潮：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于是，难民们不得不逃离那里。但在走之前，他们显然还有时间去拿上他们的藏书，其中有各种关于哲学、数学、工程学等领域的希腊文著作。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意大利的文化、知识和技术领域的发展，并且为阿尔杜斯的小圈子提供了养料。他本人也通晓希腊文，并用希腊文印刷书籍，甚至还会举办一些小型聚会。聚会规定，如果有人不小心犯错或者忘记说希腊语，就必须在壶中放一枚硬币。每当壶满，他就会用壶里的钱举办一场派对。
随着合作伙伴圈子的扩大，他的读者范围也在扩大。伊拉斯谟说，阿尔杜斯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图书馆，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本身。不过，或许连这种限制也是不存在的。除了这个真实的星球，阿尔杜斯的书籍还让一个想象出来的乌托邦岛屿呈现出来。正如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所言：《乌托邦》的叙述者给岛上的居民带来了阿尔杜斯版的便携式希腊文书籍，于是他们进行着如饥似渴的阅读。

大约在公元315年，君士坦丁大帝患上了麻风病。他准备按照传统的方法，用儿童的鲜血进行沐浴，来治疗自己。正当此时，一个梦提示他去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ylvester Ⅰ）那里寻求帮助。他遵循了梦境的指示，教宗祝福了他，于是他的麻风病痊愈了。为了表示感谢，君士坦丁大帝把欧洲西部所有领土的统治权授予了教宗及其继任者，其中也包括意大利半岛。皇帝把这项礼物记载在一份名为《君士坦丁御赐文》（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的文件之中。后来，签署这份文件的场景被拉斐尔的学生们在公元1520年的梵蒂冈绘制成了一幅壁画，由此永垂不朽：你可以站在这幅壁画面前，亲眼见证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其实一切并没有发生过——这一事实早在绘制壁画时就已经广为人知了。那个关于麻风病的故事只不过就是个故事，而那份文件也是伪造的。显然，它是公元8世纪才被制造出来的。后来，这份文件被用于强化教宗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日耳曼皇帝也用它来辩护自己的愿望，因为他们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份御赐文件曾一度引发人们的怀疑，不过，最彻底的拆穿则是由一位15世纪的文学人文主义者完成的。他把那个世纪所有的理智热情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图注 洛伦佐·瓦拉

他的名字是洛伦佐·瓦拉，他在1440年的论著《论〈君士坦丁御赐文〉》是人文主义者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把精确的学术攻击和从古人那里学来的高超修辞技巧结合在一起，并辅之以肆无忌惮。所有这些对瓦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正试图攻击教会在当时最核心的主张之一：教会有足够的理由宣称对全西欧拥有全部权力。由此出发，瓦拉只需要一小步便可以开始质疑教会在其他方面的权威性，包括它在人们心灵世界中的权威性。

瓦拉知道，作为一名拉丁文专家（他还通晓希腊文，后来翻译了荷马、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作品），他的论证很充分。在他的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本关于优美拉丁文的手册，即《拉丁语言的优雅》（Elegances of the Latin Language ）。这本书后来成为一代代学生在写作时所依赖的作品。在受益于这本书的人中，有人曾经盛赞道：“瓦拉实在是太有才华了！他从野蛮人的束缚中把拉丁文上升到了辉煌的境地。愿泥土轻轻地覆盖在他的身上，春光永远照耀着他的坟墓！”
《拉丁语言的优雅》承担了这么一项任务，它刮除掉了生长在古代语言身上的中世纪藤壶，重新采用更真实、更有原创性的学习范例。这个观念也推动了《君士坦丁御赐文》的研究项目，只不过这整个文本都是一个藤壶。我们也可以把对这个过程的另一个印象描绘成掘除野草。在开始《君士坦丁御赐文》的研究之前不久，瓦拉曾经写过一部作品，就传达了这种印象：这部作品的名字很震撼，叫作Repastinatio dialecticae et philosophiae ，意思是对辩证法和哲学进行刈草或翻耕。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的土壤被耕作成了更加肥沃的田野，真理得以在其中生长。不过，这会导致一些曾经平静熟睡的权威人物走下神坛，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一直备受尊崇。对于更受同时代其他人文主义者尊崇的一些文本，瓦拉也进行了重新挖掘。比如，他针对现存的李维著作做了一系列的修订——他手头上有彼特拉克的私人校订复本。他甚至对《圣经》也做了修订。在其《新约注释》（Annotations to the New Testament ）中，公元4世纪时哲罗姆（Jerome）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标准《新约》拉丁文本就经受了瓦拉的一番校勘。同样地，瓦拉也利用了自身从历史角度思考文本源流的能力，不仅指出其错误，还推测了这些错误是如何慢慢产生的。比如，有些混淆就是来自相似的希腊字母。

早在1431年，瓦拉就已经开始提笔著述，在危险的边缘讨论这一话题：这是一本题为《论快乐》（De voluptate）的对话录。它刻画了三个谈话者，他们依次给出了关于该话题的观点。首先，一个斯多葛主义者说，人生一切都是痛苦，对人类来说全无快乐可言。“哦！如果我们生为动物多好，何必生而为人！如果我们从未出生，那该有多好！”
接着，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说，生命中充满了愉快且美好的经验。例如，聆听女性甜美的嗓音，或者是品尝美酒（他偏题说道，我自己就有酒窖，里面装满了最好的酒）。此外，还有一些更加深切的快乐，如拥有家庭、担任公职和做爱（对于最后一项，他有很多话要说）。更进一步的快乐则是知晓自己的德行何等高尚，这一点足以产生自我满足的光辉：不过，这是一种另类的快乐。
第三个谈话者为基督教的观点做出了辩护：快乐是好的，但我们应该追求神圣的快乐，而不是世俗的快乐。基督徒做的是最终陈述，所以他赢得了这场争论。但是，我们不难注意到，伊壁鸠鲁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受到同情的对待。特别是在某个时刻，一个名叫洛伦佐的书中人物（其实就是作者本人）曾悄悄对他说道：“我的灵魂静静地倒向了你的方向。”

也许，西塞罗主义（Ciceronianism）是近现代基督教世界中心位置的一个隐秘、颠覆性的“异教主义”（paganism）标志。
异教徒（pagan）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农民”或“乡巴佬”。基督徒们用它来指所有前基督教的宗教，特别是跟古罗马神祇相关的宗教。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早期基督徒的狂热使得他们把罗马的神庙和雕像从大地上抹除。然而，这种关系随着时代变迁缓和了下来。很显然，欧洲文化中的异教传统跟基督教传统紧密交织在一起，难以把它们再次完全分开。从起源上说，罗马的基石是异教的，而且罗马和希腊神话充满了美好的故事，艺术家们对它们尤其没有抵抗力——特别是当爱神身着轻薄的半透明衣服从贝壳里出现时。也许，与其努力抹除异教传统，不如试着吸收它们，并将其基督教化。
实现这个过程需要动一些脑筋。彼特拉克自我安慰道，如果西塞罗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其他人则试着重新阐释经典作品，把它们看成新宗教的预言。维吉尔很适合这项工作。他的第四首诗作《牧歌》（Eclogue）提到，有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有一个特别的男孩将要出生：这不就是耶稣吗？还有《埃涅阿斯纪》里埃涅阿斯经历的地下死亡世界的来去之旅：这不就是一个关于耶稣复活的寓言吗？回望公元4世纪，有一个女诗人名叫法尔托尼娅·贝提提亚·普罗帕（Faltonia Betitia Proba），她出生于一个从异教徒改宗为基督徒的显赫家庭。她努力收集足够的维吉尔片段，组成完整的叙事，讲述了创世、堕落和大洪水，以及耶稣生平和死亡的故事。然而，维吉尔还是不幸出生得太早，以致不能得到拯救。这也是但丁在《神曲》中以他为向导穿过地狱和炼狱，却不能继续依靠他到达天堂的原因。他告诉我们，维吉尔常居于地狱边缘（Limbo），其他好的异教徒也如是。这里是地狱的第一层，还不是非常令人痛苦。像伊壁鸠鲁（以及他所有的跟随者）这种坏异教徒，他们则居住在更深的第六层。

无论是好是坏，罗马的人文主义者都尽量跟教会事务保持联系。然而，住在意大利半岛更北部的托斯卡纳地区的人文主义者则有一系列不同的职责，也有不同的主人要去取悦（当然，由于人文主义者有流浪的倾向，所以有些人文主义者在两个地方都有停留或保有职务）。托斯卡纳的人文主义者更有可能在纯私人性的岗位上工作，如教师或秘书，但他们也有可能在托斯卡纳的大城市里担任市政、外交和政治方面的职位。这些城市想把自己呈现为自由、开放、和谐的灯塔。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在14世纪30年代末为锡耶纳制作了一幅壁画，从视觉形式上刻画了它们的理想形象。这幅壁画对比了好政府和坏政府。其中一个画面展示城市中充满快乐的舞者和商人，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是肥沃的田野和肥硕的农民，这是好政府造就的成果。和它形成对比的则是空旷的田野，荒无人烟，只有军队在交错行进，城市满目疮痍，一片废墟，这是坏政府在执政。喜爱好政府而不是坏政府，这就意味着喜爱秩序胜过混乱，喜爱和平胜过战争，喜爱富足胜过饥馑，喜爱智慧胜过愚蠢。

图注 普拉蒂纳和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身处梵蒂冈博物馆的众多收藏之中

在所有托斯卡纳城市里，佛罗伦萨是好城市的典范。这座城市的人文主义执政官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为此做出了论证。在写于1403年的《佛罗伦萨城市颂》（Praise of the City of Florence）里，他刻画了这座城市的自由，以及它与自身和谐相处的能力——就仿佛竖琴的琴弦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在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比例失常，没有什么东西发出不和谐的音调，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它的居民在所有成就上都高人一等，他们“勤奋、慷慨、优雅、和善，最重要的是文质彬彬”。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写的，人文主义研究——也就是说，“最好、最杰出的学习领域，同时也是最适合人类的”——在这里自然蓬勃地生长：
任何一个可以说得出名字的诗人，无论古今，哪一个不是佛罗伦萨人？除了我们的人民，有谁把公共演讲这项曾经完全失传的技艺重新找回并付诸实践？拉丁文曾经卑微倒地，匍匐不前，濒临死亡，如果不是多亏了我们的城市，谁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并让它起死回生、恢复旧貌？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希腊文知识在意大利已经被废弃超过七百年，即便如此，我们的城市还是把它们找了回来。由此，我们才得以思考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和令人尊敬的演说家。”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是这个群体里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利用美第奇家族收藏的书稿翻译了柏拉图的作品，并撰写了自己的研究著作，即《柏拉图的神学》（Platonic Theology）。在这部著作里，他提出了一种哲学，把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融合在一起。由于不幸出生于基督之前，所以柏拉图也是一个倒霉的“异教徒”。不过，他确实提及了宇宙和理想的“善”之间的和谐，长期以来，一些基督徒都认为这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们信奉的神学。费奇诺当然不是第一个探索此道之人，但他在这项工作上提出了一种新式的学问。此外，他还准备大胆宣称人类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他强调了人类在文学上的成就、创造力、学识以及政治上的自我管理，并借此问道：“谁能否认，人类拥有与天国的作者几乎相同的才能？谁又能否认，只要能够获得工具和神圣材料，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创造天国？……”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只要我们拥有恰当的工具和原材料（当然，它们都具有很高的等级），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上帝这位造物主相竞争。
佛罗伦萨“学园”圈的另一个成员也做出过相似的推断，他就是风度翩翩的年轻贵族和收藏家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他阅读十分广泛，既包括基督教传统之内的书，也包括该传统之外的书。他还深入研究了各种秘传和神秘主义思想：他收集了此类主题的材料，并在1486年去往罗马，想组织一个大型会议，让与会者们在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九百个论题或命题。这项盛事最后没有举办：教会不喜欢这种论调，所以压下了这件事。皮科逃回佛罗伦萨，因为他害怕自己也可能会被“压下去”。但这些论题保留了下来，后来他还为它们写过一篇介绍性的文章，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标题：《论人类的尊严》（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篇文章被看成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某种宣言。它造就了这样一个时刻，文学学者所从事的人文学科研究从此变成了更伟大的东西：一种自由、普遍且极具人性的哲学视野，以平等的地位自豪地面对宇宙。

把皮科的《论人类的尊严》还原到其原始语境，这是一种有益的修正，把人们从过度兴奋中扭转了过来。不过，这并不能否定该文本前几页中造成的情感影响。皮科在这几页中跟费奇诺一样，富有雄心地讨论了一种关于人类能力的观点。就跟比他久远很多的普罗塔哥拉一样，他通过讲述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皮科的说法，上帝在一开始创造了所有存在物。他在固定的架子上安排它们的位置，按其所是，或植物，或动物，或天使生物，各得其位。不过，上帝也创造了人类，而且没有给他们预定层级。上帝告诉亚当：我将给予你成为所有存在物的种子，而不是给你一个单一的位置或本质。至于成长为什么样的存在物，选择权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选择了体内的低级种子，那么你就会变得跟动物一样，甚至也可能变得像植物。如果你选择了较高等级的种子，你就有可能达到天使的高度。如果你选择中间等级的种子，你就会实现属于你自己的类型，即人类的本质。因此，上帝说道：“我们把你造得既不神圣也不低贱，既非可朽也非永恒。所以，你是自由且非凡的自我塑造者，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任何形式塑造你自己。”皮科评论道：“有谁会对我们这种变色龙不感到惊讶呢？”并且，他还提到：“谁还会再高看其他存在物一眼呢？”

与此同时，有人也会问：像这种多面向、自主、自由、和谐的奇迹之人真的存在吗？在佛罗伦萨，有多少这种人类变色龙呢？
显而易见，如果你想找到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佛罗伦萨的确是个正确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经常会把列奥纳多·达·芬奇这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科学天才看成全能型人类的典范，除此之外还有建筑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不过，这两个名字其实是19世纪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选取出来的。他把这两人看成范例，认为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物特色：uomo universale，意思是“普遍的人”。这种人没有定型，几乎可以在一个持续变化的流动社会里达到任何成就。
选择列奥纳多确实有道理，因为他的兴趣范围惊人地广泛（我们稍后会提到他）。选择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也是恰当的，特别是当我们读到同时代人对其成就的精彩记载。这篇传记的作者是匿名的，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相当确定他是谁了——他其实就是阿尔伯蒂本人。在传记中，他不无道理地把自己描绘成多面手，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很有能力，在各种品质上都非常优秀——除了谦逊。

阿尔伯蒂就是这样一个典范，沐浴在时代的阳光下，有着辉煌、自由且有所成就的人生。的确，他非常有能力。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展现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想人类形象。所有在他身上得到彰显的品质都属于“人学”：理智和艺术上的卓越，美德和坚毅，善于社交，谈吐良好，潇洒不羁，有礼貌地“取悦所有人”。与此相伴的是他出色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比例反映出了他的精神能力。凡是读过这些描述的人，都会想起那个时代的另一个形象：“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

左上：维特鲁威著，《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1521年，插图为 Cesare Cesariano 所绘
右上：乔弗雷·托利（Geoffroy Tory）著，《鲜花遍地》（Champ fleury），1529年，图中展示的字母是托利为让·格罗里耶（Jean Grolier） 设计的字体
右中：弗朗西斯科·迪乔治·马蒂尼（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著，《论民用和军事建筑》（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civile e militare），约1470年，图中的教堂设计与人类形象相匹配
右下：人文主义的标志“快乐人类”，这是一个形象较为圆润的变体
左下：达·芬奇《维特鲁威人》，约1490年

“维特鲁威人”是一个男性形象，他有着完美的身材比例，目光坚定，身形匀称，完全是按照数学比例设计的。他图解了人类身体各部位之间的距离之比：从下巴到头发根部，从手腕到中指的指尖，从胸部到头顶，等等。这些比例的计算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完成的，相比于解剖设计，他对建筑学的兴趣更大一些：对他来说，男性身体的这些比例是庙宇形制的最佳基础。因此——正如普罗塔哥拉所说——人类应该在字面意义上成为“尺度”或标准。维特鲁威给出了得出这些数据的方法。如果一位男性平躺，手脚张开，那么你就可以以他的肚脐为中心画一个圆形，其圆周与他的手指和脚趾相碰触。当他把双脚并拢时，你还可以基于他的臂展和体长画出一个正方形。
15世纪和16世纪的艺术家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实现这种维特鲁威式的理想。即使是印刷字体的设计者，也根据维特鲁威的身体来构建字形。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延续了这一神庙主题，他根据这样的尺寸为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设计了外观——不过，由于无法获得他想要的大理石石材，他从未将之付诸实践。
1490年前后，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了此类型作品中最有名的一幅画。画面显示一名男性同时处于这两种形态，其身体尺寸框在两个形状中。以他的肚脐为中心，此人被圆围住，同时也被另一个方形围住。他皱着眉，但显得很平静，有着一头秀发。他的一只脚侧立，展示了它的尺寸跟全身的和谐程度。他是完美的——唯一的缺点是手脚太多。

对人类复杂性的类似兴趣引发了另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类型的复兴：传记。这种文学体裁对个体生命过程中的因和果提出了疑问。保罗·乔维奥也是这些新型传记作家中的一员，但跟历史学家相比，他的作品显得较为温柔。就像那些想远离骚动和混乱的人一样，他北上回到离科莫湖（Lake Como）很近的故乡，在那里建了一间别墅。他根据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这一对叔侄对古代别墅的描述进行了设计，这两位古人在该地也有过别墅。后者甚至写过，他的卧室窗户正好靠近这个湖，所以他不出门就可以钓鱼：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创意。乔维奥并没有这么建造他的房屋，不过他却让自己的房屋变成了一扇向生命敞开的非凡之窗。他把房屋打造成了一间博物馆，向游客们开放。博物馆里放满了人物肖像，他希望激发参观者们向画中人学习的热情。他还为这些肖像出版了一本书，为其中的每一幅木版插图写下简介。别墅里的原始收藏已经不存于世了，但克里斯托法诺·德尔·阿尔蒂西莫（Cristofano dell’Altissimo）为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Cosimo Ⅰ de’ Medici）绘制了这些画像的复本。这些画像如今高悬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第一走廊（或称东走廊）的整个墙上。不过，虽然它们占据了这么荣耀的位置，但很多游客却经常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而是匆匆赶去参观波提切利（Botticellis）的作品。
在一次晚宴上，乔维奥提到他想为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写一本书。画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恰巧坐在离他不远处，他对艺术界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过，为什么不找个真正的专家来咨询一下建议呢？桌上的宾客们插了一句：乔尔乔，你就应该来做这件事情！
于是乎，他就做了这件事请。瓦萨里在1550年发表了《伟大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人生》（Lives of the Grea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 ）。这是一座宝库，充满了各种流言蜚语和赞扬，同时它也是一份由专业人员撰写的技术评价。

在《伟大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人生》这本书中，瓦萨里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推进了“复兴”和“重生”这一理念，而这种理念正产生于这群诗人所处的时代，因此，他实现了彼特拉克的梦想。不过，他是用视觉艺术实现的，而非文学艺术。但是，瓦萨里也看到了学术界的重生：他将自己的工作跟新一代敏锐的历史学家的成果进行了比较，这些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事实是人类生命的一面镜子——而不只是对历史事件所做的干巴巴的叙述……它是一种方法，指明人类的判断、建议、决定和计划，同时还指出其行为成功与否的原因，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
人类的行动、做出正确判断的困难、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主题都继续吸引着16世纪的作家。他们将会见证西欧的宗教分裂，也会发现世界远比古人所预期的要广阔和复杂。这将会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有更敏锐的理解。其中，少数人将会意识到，没有什么事物比个体人类更加复杂以及更自我分裂的了。

我最喜爱弗拉卡斯托罗的地方在于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把对世界的真诚探索和自娱自乐的文学雅致融合在了一起。他的作品类似于彼得罗·本博的对话体著作《论埃特纳》——所以，本博对此实在是功不可没。弗拉卡斯托罗的诗歌目前有两个英文译本，可以让不善拉丁文的读者也能欣赏弗拉卡斯托罗的想象力。我个人非常喜欢杰弗里·伊托（Geoffrey Eatough）1984年版的译本。尽管该译本采取的是散文体，但译者确实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热情来处理弗拉卡斯托罗对文字的狂热。让我们来看看此书向梅毒患者提供的一则饮食建议：
虽然猪肠很嫩，但一定不要吃，也不要吃猪的肚子部位，那里脂肪厚重，猪的脊椎骨也不应该成为你的选择。无论你在狩猎中捕获多少次野猪，都不要吃它腰部的肉。此外，不要让难以消化的黄瓜和菌块引诱到你，不要用洋蓟和美味的洋葱满足餍欲。
他还在最后赞美了树胶：
我们赞美它，这是上帝之手播撒下的神圣种子，它生长成了参天大树，垂下万缕丝绦，并因为新的德行受到人们的尊敬：它是人类的希望，是从异域而来的骄傲和辉煌；它是最令人愉悦的树木……普天之下都在歌颂你，无论人类走到何方，缪斯女神都会借人们的口舌传扬你的功绩。
除了纵情挥洒自己的文学才能，弗拉卡斯托罗还是一位医生，他真心想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可惜的是，树胶虽然能让人出汗，但对治疗梅毒却无甚疗效。（它在今天获得了另一个用途：由于它可以和血红蛋白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被用来标记尿液和粪便中是否有血液存在。）然而，弗拉卡斯托罗只能依赖他那个时代可以获取的材料。如同今日的研究者和从业者，他研究文学，力图在其从事的领域达到优秀水平，向所有医学的共同目标前进：消除痛苦，改善人类的生活。不过，他是用六音步诗来实现的。

19世纪的科学家、教育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提到他）也推荐人们去研究人类的生理，并认为这是接受所有其他教育的最佳基础：
理智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被它囊括其中，人类知识的任一领域要么属于其根茎，要么属于其分支。这就仿佛横亘在新旧世界之间的大西洋一般，它的波浪同时冲刷着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两岸。

跟其他领域相比，医学人文主义者对这种工作的需求更加迫切，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你对荷马史诗的一句错误解释而死亡。哪怕像《君士坦丁御赐文》这种伪造的法律或政治文件，虽然对它的利用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但也不会直接致命。然而，对医学文本的误读确实会导致他人死亡。
尼科洛·莱奥尼切诺是第一个有力地指出这一点的人，该观点出自其首次发表于1492年的著作《关于普林尼和其他医学作者的错误》（On the Errors of Pliny and Other Medical Writers ）。在各种形形色色的话题之外，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还是公元1世纪各种草药和健康信息的二手资料汇编。即使老普林尼本人对内容质量控制没有做过任何声明，但人们还是经常过分相信这本书。就像中世纪的前辈们一样，人文主义者十分热爱老普林尼。彼特拉克在他收藏的普林尼手抄本上做满了笔记，其中一部复本现藏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上面有科卢乔·萨卢塔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巴托洛梅奥·普拉蒂纳的笔记，并因此而出名。老普林尼收集的信息包罗万象，这也很符合人文主义者的胃口。如果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什么错误，只会礼貌地把它归咎为抄写员的失误，而不是批评老普林尼。然而，莱奥尼切诺却直斥他的错误。他说，老普林尼的错误几乎遍布全书，特别是在鉴别医用植物方面，他的错误尤其严重。莱奥尼切诺写道，老普林尼的错误不只是词句方面的，更是内容方面的。人们的生命健康需要依赖医学语言的正确使用。
跟瓦拉一样，当莱奥尼切诺发现真理更重要时，他毫不惧怕批评古代权威。也像瓦拉一样，他乐于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糟糕的版本上引开，带他们回归到更早、更真实的文本上。对莱奥尼切诺来说，这也意味着亲自观察真实的植物。他用这样一段话为其著作结尾：
如果不是为了让我们亲自观察和探究真理，大自然为什么要赋予我们眼睛和其他感官？所以，我们不应总是跟随他人的脚步，但自己却什么都不去关注：因为这是在用他人的眼睛去看东西，用他人的耳朵去听东西，用他人的鼻子去闻东西，用他人的心灵去理解东西。如果我们什么决定都不做，一切只靠他人的判断，那么便与木石无异。

图1 帕多瓦大学的解剖教室，透视画

帕多瓦大学的阶梯教室在今天已经变得整洁又空旷。即便如此，它仍然会让人回想起但丁描绘的圆形地狱。不过，这里不需要任何标志告诉来访者在进入时要放弃希望。相反，这里发生的一切正是关于希望的。有一行铭文刻写在阶梯教室的入口处：Mors vbi gavdet svccvrrere vitae，意即“在这里，死亡乐于帮助生命”。
在开展这种新型教学方式的早期，无论尸体多么真实以及不符合传统学说，人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对得上书本的描述。阶梯教室下面会有一位地位较低的理发师或医生负责切割尸体，还有一位“展示者”（ostensor）指出尸体的各个器官。同时，教授则会站在比他们都高的讲台上背诵盖伦的理论（一般情况下都是如此）。
但糟糕的是，尸体有时很不配合。例如，盖伦曾经描述过一个位于大脑底部的器官，他把它称为rete mirabile，即“神奇网络”。人们认为，它在生命体中把“至关重要的精气”融合进血液，然后经由神经将其扩散。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痰状残留物，后经大脑和鼻孔排出。（我们可能都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故而该理论因人们的熟知听起来更加可信。）但是，“展示者”却会为此感到脸红，因为每当人们叫到rete mirabile时，他们根本指不出它在哪里。一位名叫雅各布斯·西尔维乌斯（Jacobus Sylvius）的巴黎教授甚至绝望地怀疑，这个器官曾经存在于盖伦的时代，但在现代人中已经退化消失。

图2 铭文“在这里，死亡乐于帮助生命”，位于帕多瓦大学的解剖教室

图3 一个人坐在田间的椅子上，手中是一本摊开的书，他正在指挥他身前进行的解剖，约1493年

图1 维萨里收藏的盖伦讨论呼吸的著作复本，书名页上有签名“And. Vesalius”

最终，维萨里在1543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论人体的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他在这本书里一劳永逸地否定了人类具有rete 这个说法。他批评说，自己和其他解剖学家都太依赖盖伦了：“我不去过多地批评别人，而是拿自己举例子。我惊讶于自己曾经竟如此愚蠢，盲目信任盖伦和其他解剖学家的著作。”在结束这一部分的时候，他督促学生们要依赖自己的细心观察，而不是奉任何人的话语为圭臬——甚至也包括他说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维萨里自己也不可能事事都对。比如，他对阴蒂的识别就是错误的，他把它看成了阴唇的一部分。另一个名叫瑞尔多·科伦博（Realdo Colombo）的帕多瓦解剖学家纠正了他。瑞尔多甚至还知道阴蒂的用途，这说明他不只是在解剖台上进行过观察，还在一定的场景中注意过它。他把阴蒂命名为“amor Veneris, vel dulcendo ”（“维纳斯的爱，或快乐之物”），详细描述了它在女性性爱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瑞尔多评价道：“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如此多的著名的解剖学家都对这个可爱的器官一无所知。它出于实用目的而存在，却在艺术上臻于完美。”

图2 安德烈亚斯·维萨里

除了少数这种错误，维萨里的《论人体的结构》在细节上做得都很好，他还在书中对准备尸体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对古典权威的错误之处做了明智的评价，这些都让该书显得十分出色。除此之外，它在人文主义书籍制作和视觉艺术方面也是一部杰作。这本书采用了一种清晰易读的字体，而且包含了八十三幅版画，极具特色。这些版画是让·范·卡尔卡（Jan van Calcar）在维萨里的指导下完成的，制版过程历经多人之手。雕版在意大利本土制作，采用的木材来自梨树，然后由商行穿越阿尔卑斯山将其运往巴塞尔，在那里有维萨里指定的出版商——约翰内斯·奥普瑞努斯（Joannes Oporinus）。维萨里紧随其后，不想错过参与任何一个流程。而且，他也在这本书里亲自出镜了。书里有一幅他的画像，画中的他正在展示手臂上的肌肉，相貌严肃，带有挑战的神情。除此之外，扉页上还有一幅版画，描绘了他在一个拥挤的阶梯教室里解剖尸体的场景。尽管有栏杆挡着，周围还是有很多学生和名人——如盖伦、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甚至还有一条狗——他们全都急切地想要看上一眼，以致几乎要掉了下去。整部作品都充满了这种雅致的笔触：有小天使们围着柱子飞行，也有一架人骨斜倚在坟墓上盯着一个骷髅看，还有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痛苦地向后仰着头。大多数人物形象的背景要么是自然景观，要么是很多人文主义者热爱的残破古典建筑。当需要展示肌肉的结构时，他们一般会摆出英雄的姿势。

图注 安德烈亚斯·维萨里，《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 ），第164页

在这之前，其他艺术家也做过解剖学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他不仅研究人类身体的美与和谐，也对其生理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详细绘制过一个人类头骨以及一条强壮的人腿。不久，他又研究了不同年龄段人类的临终状态。他解剖了一个两岁的儿童和一个百岁老人。后者是一个贫民，住在佛罗伦萨圣玛利亚诺瓦（Santa Maria Nuova）的慈善医院里。此人在临死前告诉列奥纳多，自己一切都好，只是感到有些虚弱。列奥纳多写道：“我对他进行了解剖，寻找导致这种甜蜜死亡的原因。”
虽然做了如此多的工作，但列奥纳多只是将其结果记录在笔记本中供自己参考。所以，同时代的人很少意识到他是许多门科学的伟大先驱。尽管他经常用omo sanza lettere（文盲）描述自己，但他在古典文化方面其实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曾经补习过拉丁语，以弥补年轻时在这方面遗留下的欠缺。而且，他还拥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其中包括普林尼的手抄本）。列奥纳多曾想写一部完整的解剖学专著，但只完成了一个提纲：“这部著作应该以人类的概念开篇，然后描述子宫的形式，以及胎儿是如何在其中生存的……在婴儿出生后，我们可以描述其哪部分身体生长得比其他部分更大，并在他一岁的时候，对他的身体尺寸进行测量。随后，我们再描述成年男女以及他们的身体尺寸……”以此类推，这种测量可能一直延续到百岁老人为止。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出生、成长，然后安息。正如卢克莱修所言，精神和身体都有“生日和祭日”。在这两者之间，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心灵当然也不例外。身为精神性的存在者，我们常为此产生各种崇高感。但是，酒精会把我们的自我意识搞得晕头转向，疾病也会让它变得虚弱。假如石头掉落头顶，即使是最有智慧的圣人也会失去理智。卢克莱修和他的前辈德谟克里特都曾注意到，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感官和事件会对心灵和身体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提醒到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终点。在那个终点，我们会悄无声息地分解成原子。16世纪和17世纪的作家们不仅延续了这样的思考，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新的感受力。最终，这种感受力将表明书籍和身体都不完全可靠。

有一个早期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过程——为此我们需要往前追溯一段时间，挖掘康拉德·策尔蒂斯的生平。他于1459年出生，当时他还叫康拉德·皮克尔（Konrad Pickel，像很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后来把名字转换成了拉丁文形式）。策尔蒂斯曾跳上一条木筏沿美因河顺流而下，逃离自己处在巴伐利亚的家乡，那是一个名叫维普菲尔德（Wipfeld）的小地方。他先后在科隆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求学，然后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意大利。在那里，他跟威尼斯、帕多瓦、费拉拉、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等地的人文主义者多有交往——特别是后两个城市的“学园”成员。然后，他再次北上，有了一段辉煌的职业经历。他曾在很多学校教书，并在多地建立自己的“学园”。他还设法让自己的经历造福于同胞，比如，他斥责醉酒的学生，并建议身为教师的同事学会正确的言谈方式，而不是“像鹅一样乱叫”。
同时，策尔蒂斯也对日耳曼文学抱有很大的兴趣和自豪感。正是他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圣埃梅拉姆（Saint Emmeram）修道院发现了10世纪的修女作家赫罗斯维塔（Hrotsvitha）的戏剧手抄本，并对其进行了宣传。他帮助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修订了《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历史和地理研究。他还编辑出版了一部在当时刚刚发现的历史著作，即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这本书赞扬了日耳曼人的朴素、诚实，以及他们野蛮却相当性感的行事方式。
这全是典型的意大利式人文主义者的活动，只不过应用到了一个不同国度的新材料上。不过，策尔蒂斯也提出了些新的研究形式。他敦促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提升自己的理智水平，而这不仅是指文学追求方面，还指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属于科学的领域：
去发现无形式的混乱的本质……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发现个体事物的原因：探究风的吹动和汹涌大海的潮汐……探究地球上的黑暗洞穴为什么会产出硫黄和浅色的金属矿脉，以及温泉为什么可以恢复病体的健康……学习一些世界上不同人群的知识，了解他们的语言和习俗。
这种对于不同类型知识的渴求也出现在其他人的建议中，比如一个名叫鲁道夫（Rudolf）的北方人。他也叫鲁道夫斯·阿格里科拉，出生时的名字是鲁洛夫·胡伊斯曼（Roelof Huysman）。这两个名字的姓氏都是“农民”之意。在写给一位老师的信中，他建议学生们探究“大地、海洋、山峦和河流的外貌和性质，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民族的习俗、疆界和环境……树木和草药的药用属性”，等等。当然，他们也应该学习文学和道德课程，因为这将帮助他们良好地生活。但是，学习“事物本身”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非常“有趣”。

数个世纪后，E. M. 福斯特也对自己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时遭受的苦难做出评价：“他们对我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让我相信学校是一个微型世界。这妨碍了我发现世界原本可以如此可爱、欢乐和友善，可以如此简单易懂。”伊拉斯谟可能会对此表示赞同。
伊拉斯谟对其学校经历评价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修士的态度总是远离世俗，跟现实生活毫无联系。人文主义者普遍抱怨此类机构过时、迂腐，并与现实脱节。对伊拉斯谟，以及对阿格里科拉和后来的福斯特等人来说，年轻的心灵应该从这些无知大师们教授的没有意义且无用的知识系统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大师就像过时的邮票一样，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其实，伊拉斯谟接受这个观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他确实走上了人们对他期许的道路，接受了一所修道院的任命。他甚至写过一篇论文来称赞修道院的存在：《论对世界的蔑视》（On Contempt for the World ）。不过，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又写了另一篇论文，并大胆地题为《反对野蛮人》（Anti -Barbarians ）。这篇文章攻击了缺乏教育的修士，以及他们忽视道德哲学、历史和拉丁文等人文主义课程的倾向。伊拉斯谟显然在着手尝试不同的观点，展示其在文学领域的多才多艺，而也正是这种写作技巧为他赢得了逃跑的机会。当时，康布雷主教选他担任秘书，陪同自己旅行。但出发以后，伊拉斯谟就再也没有回到这座修道院。该主教还安排他前往巴黎，到索邦大学进行学习。
但这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安排。原因是相似的，索邦大学在当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镇。其他欧洲大学逐渐对人文主义者的学习理念表示欢迎，但巴黎则不：在那里，教师仍然是一群在社交上无能的古怪之人，天天沉迷于悖论和三段论。伊拉斯谟在巴黎的住所卫生状况堪忧，经济上也十分困窘。由于缺乏文明的居住条件，伊拉斯谟已经抛弃《论对世界的蔑视》里的观点，而秉持另一种态度。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在家感”，教会人们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并提升交友能力，以明智的方式行事。同时，还要待人以礼，分享知识的光辉。也就是说，教育为“成人”的发展助力。

伊拉斯谟也教授了理智生活所需的生活习惯，指出其关键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格局尽可能高且知识丰富的心灵。这不仅可以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判断，还能让人以知性、优雅的方式表达自己。他推荐人们阅读好书，并且运用一个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技巧：分门别类地记笔记，这样既可以帮助人们记住阅读过的内容，还能以有用的方式跟其他想法结合在一起。如果手边没有纸笔，就把笔记画在墙上，甚至也可以将其画在窗玻璃上。最重要的是，要在你的头脑中建一座“宝库”（treasure house）——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座“词库”（thesaurus）——如此一来，它便可以作为一种资源长久存在。
他在自己的论著《论丰裕》（On the Abundant Style ，拉丁文题为De copia ）中给出了大量构建此类宝库的材料，该书同时让人们想起了抄写和丰饶。（在英语中，copious 一词也有“丰裕”之意。）这篇论著列出了各种方式来改变和扩充你的说话方式，其遵循的原则来自修辞学家昆体良的一句名言：“大自然最喜欢多样性。”（Nature above all delights in variety.）例如，你可以从因果的角度对某事件提出一个解释，也可以从与其相关的生动细节处进行扩展。伊拉斯谟以普鲁塔克举例，因为后者曾费很大力气从不同角度描写埃及艳后那条以豪华著称的大船。伊拉斯谟的大部分著作都由各种列表组成，这些列表有些是关于短语的，有些是关于不同表达方式的，你可以借助它们传递诸如“习俗”、“怀疑”或“哄骗”等概念。举例来说，假如你的鹦鹉死掉了，那么编号195的内容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mortem obiit： 他来到了自己的终点。
vita defunctus est： 他的生命已经死去。
vixit： 他的生命结束了。
in vivis esse desiit： 他不再与生人为伍……
concessit in fata： 他迈过了命运的终点。
vitae peregit fabulam： 他上演了人生的最后一幕。

旅行为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新朋友，新朋友们带来了新的计划、新的会面和可供深入研究的新想法；而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新的旅行，如此循环往复。伊拉斯谟追随着这些机会指引的方向，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有时则只是简单路过。正如他自己曾说的：“我的图书馆到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瑞士城市巴塞尔是伊拉斯谟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之一。对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有一所极好的大学，以及大量的出版商——这也是维萨里选择于1543年在此地付印其《论人体的结构》一书的原因。更早一些的伊拉斯谟时期，约翰内斯·弗洛本（Johannes Froben）是这座城市里最重要的印刷商。此人十分有学问，而且跟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一样，他还领导着一个由爱书者组成的共同体。伊拉斯谟搬进弗洛本的家中，兴奋地给一位朋友写道：“这里的人全都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大多数人也懂希伯来文。他们中既有历史专家，也有经验丰富的神学家，还有人精通数学，有的人则热衷文物收藏，有的人是法学家……在过去，我从未有幸跟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群体一起生活过。更不要说，他们还这么坦诚率真、充满欢乐，他们相处得是何等融洽啊！”他欣赏弗洛本，因为他乐于为文学做出贡献：“每当看到他手中拿着某本新书的头几页，看到被他认可的作者，都会让人感到愉快。而他的面容则洋溢着欢愉的光芒。”

1517年马丁·路德于维滕堡贴出九十五条反对教权的论纲，随后与罗马决裂，教皇将其开除教籍。自此，西欧开启了漫长的宗教冲突。断断续续的血腥战争持续数个世纪，并因为政治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都足以撕裂各种共同体，给人们带来痛苦。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希望安稳度日之人，他们完全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受到神学的影响。伊拉斯谟和他后来的欣赏者、追随者在一切场合明确反对这种破坏。但是，他们通常也会发现自己很难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最开始时，伊拉斯谟对路德的遭遇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认为，教会应该用更明智谨慎的方法来处理对其权威地位的挑战。伊拉斯谟在1519年提出，在这种时候徒呼“异端”能得到什么呢？
任何让他们不高兴、让他们不理解的人都是异端。懂希腊文的人是异端，言谈优雅的人也是异端。一切他们没做过的事都是异端……谁不明白这些人的立场和他们想做的事情呢？一旦放松对其邪恶激情的约束，他们就会开始不加区别地攻击每一个好人。
另一方面，他也遭到了路德的谴责和攻击。路德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和战士，但伊拉斯谟不是。他认为，“用礼貌的方式来处理一个本质上十分尖锐的问题，远比以恶意对待恶意更有意义”。对伊拉斯谟来说，谦恭有礼就是一切：它并不只是社交场上的假面具，而是所有相互尊重与和谐的重要基础。他跟路德在神学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在关于人类的自由意志方面。（伊拉斯谟仍然跟教会保持一致，相信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或善或恶；路德则认为，我们没有这种意义上的自由，而且通向拯救的唯一道路在于上帝的恩赐。）

伊拉斯谟最讨厌的就是战争。早在宗教改革之前，他就在《愚人颂》里把战争描绘成魔鬼、野兽和瘟疫。在1515年版的《格言》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维吉提乌斯（Vegetius）的一句名言：Dulce bellum inexpertis——把这三个简洁的拉丁单词翻译成英文会变得很冗长，意思是“战争只对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人才是甜蜜的”。在这本书和1517年的《和平的抱怨》（Complaint of Peace ）里，伊拉斯谟给出了规避战争的理由。在他看来，战争从根本意义上违反了我们的真实人性，而我们原本应该要努力去提升和完善它。

跟过去的普罗塔哥拉和皮科一样，他用一些幻想叙事来表达自己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他说，设想一下，自然女神降临人世，看到一个满是士兵的战场，于是她惊呼道：“你们从哪里弄来了这些恐怖纹饰，那些闪闪发光的头盔、铁质的角和那些带翅的护臂？还有那些鳞状胸甲、黄铜色利刃、金属盔甲和致命的飞镖？为什么这里充斥着野蛮的声音和堪比野兽的面容？”这些不是人类该有的特征，她补充道：“我当初可是把你们创造为一种近乎神圣的生灵。”那么，是什么进入了你们的身体，把你们变成了野兽？

图注 两位15世纪时期的着盔骑士

伊拉斯谟带我们进行了一场身心之旅，指出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特征都更适合过一种互助、善良的生活，而不是战斗的生活。公牛有角，鳄鱼有坚韧的皮肤，但人类有的是柔软的皮肤、适合拥抱的臂膀，以及“可以展露灵魂的友好的眼睛”。我们能够欢笑，能够哭泣，这说明了我们的敏感。我们有语言能力，有理性，并借此进行交流。我们甚至对学习有着天生的热爱，被它吸引，它是“编织友谊的最伟大力量”。
当然，我们是自由的，所以可以选择忽略自己身上的这些特质。不过，只有顺应天生的人性，我们才能做得更好。伊拉斯谟让我们回想起洛伦泽蒂为锡耶纳创作的壁画《好政府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Good Government ）：精耕细作的田地，庞大的畜群，工人有的在建造新建筑，有的在翻修旧建筑，各项艺术都在繁荣发展，年轻人努力学习，老人享受闲暇时光。这是一种平静的生活，伊拉斯谟给了它一个美好的定义，即“存在于许多人之间的友谊”。

我们并没有过上这种生活，战争的狂暴及其丑恶后果在人间回荡：强奸，劫掠教堂，“践踏庄稼，焚烧农场，火烧村庄，抢夺牲畜”。这不是许多人之间的友谊，而是许多人之间的谋杀。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伊拉斯谟的答案跟锡耶纳壁画上的答案如出一辙：这些都是坏政府导致的。战争肇始于统治者的愚蠢和不负责任，是他们煽动起人们最恶劣的情感。律师和神学家本应为寻求和平而殚精竭虑，但他们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状况升级至一发不可收拾。战争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它的存在就是在表明人类的失败。在普罗塔哥拉的故事里，宙斯赋予了人类建立快乐社会的技能，但对这些技能的提高和完善则取决于人类，否则它们便毫无用武之地。伊拉斯谟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的本性中早已具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仍然必须学习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和政治。人们从彼此身上获得这种学习，并应使其永远传承下去。所以，教育在人文主义者的观念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公民和文明所需技艺来说更是如此。
后来的评论者悲伤地指出，伊拉斯谟似乎低估了暴力、非理性和狂热对人类的强大吸引力——这可能是由于其热情真诚的人格所致。他对战争的刺激感和激进思想带来的沉醉感是免疫的，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认为它们无比强大。当解读战争起因的心理（包括政治和经济）机制时，伊拉斯谟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他时代的一些人文主义者也有类似的盲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无助，想知道为什么周围的人看上去像发了疯一样。不过，他们并非总是错的：伊拉斯谟式的精神时有回归——哪怕时间比较短。当它归来之时，通常都是为了抗衡其对立面所造成的痛苦。

事实证明，回避政治是一件难事，那么宗教呢？在这方面，蒙田与伊拉斯谟迥然相反。更早一些的人文主义者大都跟宗教思想以及学术有很深的渊源，蒙田却很少往这方面想。无论是精读或编辑、重译《圣经》，还是重振基督教以提高欧洲人的道德水准，蒙田都没有显露出太大的兴趣。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宣称自己乐于相信教会告知他应该相信的一切。他解释说，这种做法在战争期间曾确保了他的安全，保护他不受打扰。
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真正的宗教信仰可以用其书中最后一篇文章结尾处的一段话进行总结：
我热爱生命，上帝把它赐予人类，我将按照上帝所乐见的方式成长……对于大自然的恩赐，我心中满怀感激。我对自己感到满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骄傲。如果我们拒绝伟大全能造物主的礼物，毁坏它，让它变得丑陋，那将是大错特错。
如果说这段话总结了蒙田的神学，那么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则表达了他的哲学：
以良好和正确的方式成就人这一角色——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且正当的事情了，同样，以顺应自然的方式好好度过一生——没有什么知识比这更难获取了。鄙视我们自身的存在，这是人类所有弊病中最野蛮的一种。
这些思想再加上充斥于《随笔集》里的怀疑、文学和文明精神，无疑使蒙田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不过，作为人文主义者，他远没有那么简单。

蒙田花费了数百页的篇幅来驳斥人类自诩的理性和优越：“这种生物可悲且微不足道，暴露在所有事物的攻击之下，且对宇宙中最细微处一无所知，更遑论对它发号施令。他连自己的主人都不是，却号称是宇宙的主人和皇帝，我们还能想象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他甚至对普罗塔哥拉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他在做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论断时肯定是在开玩笑，因为就像我们一样，他甚至无法就其自身获得任何确定的尺度。
其次，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蒙田跟书的关系也不同于彼特拉克以降之所是。他确实对经典非常了解，也对喜欢的作家有深沉的热爱。他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把它们收藏在塔中，里面有贴合圆形内壁的书架。他在塔的横梁上绘制了典故名言，以便时时能够看到——这也许就是受了伊拉斯谟的影响，把笔记刻在固定设施上。其中，处于首要位置的名言就是泰伦斯的那句“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之事没有什么与我漠不相关。”《随笔集》里充满了辛辣的古典名言，就像橘子里放着蒜瓣。这本书的学究气不能更浓郁了，因为它完全浸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化气息。